爱华网
如果不迁就中国教育的国情，仅就价值而言，江成博同学的“红旗下的演讲”是很好评价的：一个正面的事件。没有比一个少年按照自己的心愿向成人社会作出的表达更正面的事情了。
但也正是在特殊国情之下，江成博同学的表现，才难能可贵。一个学生在如此“正式”的场合发表“个人观点”，不仅需要诚实，而且需要勇气。
学校应该为这样的学生感到荣耀。但是，江成博注定不会受到学校和整个教育体制的正面评价。这跟他讲得好不好没有关系。下一代的心愿不会被我们的教育倾听。我们的教育跟诚实不接轨。成人社会也不会向诚实的孩子认错。如果安徒生生在今天的中国，他可能会在那个著名的童话后面再写一节，即说出真相的孩子是如何成为另类，受尽冷落和歧视的。
中国教育已经虚伪到这样的地步：尽管绝大多数人在扪心自问的时候，都不免为教育担忧，都不同程度地承认中国正在实施错误的、扼杀青少年的聪明智慧和美好天性的教育。但是，人们却共同维护着这样的教育，从老师到校长，从局长到部长，安之若素。
事实上，那个在红旗下演讲的孩子，可能真把裸奔在教育大道上的诸公吓坏了。但是，诸公宁愿去捂孩子的嘴，也不愿改变自己。江成博不出意外地被认为“言论不当，用词过激”，受到学校的严厉处置，要求停课“认错”。而对外界，学校大言不惭地表示，“已对其进行批评教育，但本着宽容的态度，不会对其进行处分”。这就是说，错在江成博，错的是诚实本身。这真是一个冷幽默。
也许中国绝大多数中学遇到这样一位诚实勇敢的孩子都会深感头痛，并且觉得有义务压制他。中国的中学生必须用假装激昂的语调，朗诵他们并不理解的和早已厌烦的干瘪口号，才算“言论恰当”——尽管这些言论就其字面意义来说，实在是相当“过激”的，但它们已经把孩子们天生敏感的大脑皮质刺激到麻木，感觉不到其中重大的所指。即如学校感觉不到，孩子的动情演讲，是对自己以及整个教育的“批评教育”。
江成博已经到了高中二年级，他已经知道，如此庄严的场合，只能说套话，说假话，说空话，而不能说实话，说有用的话，说自己的心里话，否则会承担某种难以预料的后果。庆幸的是，他还知道，说自己的心里话是自己的权利，他的思想尚未被统一到学校要求的格式，这真是一个罕见的例外。
他用了多大的勇气，才向社会发出了这声呐喊和呼救。可爱的教育官员和所有官员们，沉闷的麻木的社会，你们看到了吗？这孩子满含热泪。他稚嫩的呐喊和呼救声中传达的，不只是一代少年的命运，也是一个民族的宿命。你们没有权利责怪他，他倒有权期待你们的回应。如果你有爱心有责任心，你一定会回应这孩子，当然也是回应社会，你一定会反思教育一定会想改变点什么不是吗？
然而，这只能是一厢情愿。这一只想站起来做人的猴子的命运，也许就此被按下去。也许他从此不再表达他的想法，给教育部长的信将永远埋藏在心里，成为一段青春的记忆。我们的教育鼓励虚伪、惩罚诚实已经成为一种传统。这个时代的伟大创造之一，即是把社会体制的病毒输送到学校，使下一代提前成为驯服的工具，成为携带病毒的合格接班人。学校要培养什么样的人，目标相当明确。它不需要江成博这样“不听话”的孩子。
“做美好的自我”，每一个少年原本都曾有过这样的向往。当一个少年说出这句话，心里一定流淌着春天般的阳光。可是，求学的过程会谋杀美好志向。“红旗下的演讲”不过是投向腐朽的教育深潭里的一粒小石子，一丝涟渏之后一切都将复归于无。亿万少年的命运就是继续着《做美好的自我》里所谴责的求学生涯。这一切不知道要延续到什么时候。
国旗下演讲的高中生
本刊记者 赵佳月 发自江苏启东
汇龙中学操场（某赈灾活动上）
徐辉 校长
汇龙中学
“虽然已经是春天了，但是孩子们闻不到花香，看不到绿色！”杨丽极为担忧：“我总觉得我们家孩子弱弱的，吹弹得破的样子”
4月15日，江成博的QQ签名是：“我决定了，爸爸，希望你能支持我！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在偷换演讲稿之后一周内，江成博一度沉默甚至躲避外界，这个1995年出生的孩子对突如其来的关注显得冷淡，倒是其所在的江苏省启东市汇龙中学表现出了过度紧张。
6天前，江成博在升旗仪式上换掉老师为其准备的演讲稿，他决定这么做时，事先并未声张。
一周后他作出了又一个重要决定：和同学们一起，给教育部领导写一封高中学子的公开信。在过去的一周里，他一直在考虑的问题是：“所有的支持都没用，我还能做些什么来改变目前学生的高压状态？”最后，他决定和支持他的同学一起行动起来。
换了稿的演讲
江成博最近读了一本名为《我不原谅》的书。在这本书中，90后作者钟道然抨击了中国的教育体制：
咱中国不仅有机器制造业，还有“人才制造业”。中国教育的实质，就是用工业时代制造机器的方法去制造“人才”，你进来时是人，出去则成了机器人。然后这些个“人形机器”们还要摇身一变，成为祖国的栋梁。我思考是为了服从别人思考的结果，这算屁思考啊！在中国，你长了个使你能够批判创造而不人云亦云的脑袋是莫大的不幸，因为那些都是你“学习”的障碍。……大学要杀死的，就是你的梦想。
江成博是在读了这本书之后，开始反思自己所处的教育环境的。沉浸在与《我不原谅》的共鸣中，江成博接到了学校升旗仪式的演讲通知。“演讲的稿子是老师之前就写好的，我的任务只是在升旗仪式之后读一遍。”
在过去一个学期，江成博获得了学校演讲比赛一等奖，此后代表学校参加启东市少年宫组织的演讲比赛，拿了二等奖。江成博觉得是因为自己有过这些荣誉，才被选为“国旗下的演讲者”。
接到演讲通知的瞬间，“要把老师的演讲稿换掉”这个念头就在他脑海中萌生了。
4月8日是周日，按照学校两周放假一天的规定，他们没有放假。这一天的某节课上，江成博一直埋头奋笔，“其实好多是抄书里的内容”，写完后，没有交给老师审核。
这个决定几乎是在他心中悄悄形成的，他只告诉了两个关系最好的同学，没有和父亲商量。他预想了一下可能的后果：“我想我应该会有处分，但没想到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
4月9日上午，第二节课结束后，按照惯例是全校三千多名师生一同参加的升旗仪式。这是一直以来江苏省地区大部分中学的“必修课”。唱完国歌、升完国旗后，作为新一周的开始，会有一位品学兼优的学生在国旗下发言，发言内容大多为鼓舞人心的话。尤其是高中，基本围绕着考试和升学。
副校长徐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在“演讲开始就发现这个孩子的语气不对”，他以为接下来就会发生“转折”，但这个“转折”像是淹没在愈加激昂的慷慨陈词之中，迟迟没有到来。
江成博的同班同学小江（化名）听了一上午的课之后，脑袋有些发晕，升旗仪式对他来说“更多的是形式化，很少用心去听”。他站在有些扎眼的阳光下，听到江成博的声音，像是从另一个世界飘过来的“嗡嗡”声，“开始并没有在意他说什么，只是觉得声音越来越高昂”。
直到听到那句话：“我们是人，不是机器，就算是机器，就算是机器也不是学校为了提高升学率的机器。”他情不自禁地为这句“天籁之音”鼓起掌来，而此时全场已经掌声四起。小江混沌的脑袋一下子清醒过来：“他是在骂学校啊！他不要命啦！”
小江瞥了眼站在前排的老师，他出乎意料地发现老师也在“暗笑”。在雷动的掌声中，江成博结束了演讲。全场同学几乎是怀着暗喜的心情回到教室的，“不敢大声讨论，一边窃窃私语一边偷看路过的老师”。
当晚就有同学将这一天的“欢欣鼓舞”发上了微博。很快网上流传出了江成博的演讲稿，但江成博表示流传的那份演讲稿与其所说的并不相符，真正的演讲稿全文一周后贴到了他的QQ空间里：
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上午好，今天我在国旗下讲话的题目是：做最好的自己。
首先我想说一段材料：在2009年教育进展国际评估组织对全球21个国家进行的调查显示，中国孩子的计算能力排名世界第一，想象力却排名倒数第一，创造力排名倒数第五。真是让人难以想象，竟然有4个国家的创造力比我们还差！看来我们的想象力的确匮乏，然而这就是我们接受16年教育的结果。
我再想请问各位同学，你们是否有自己的理想，而不是我们父母的，或者说我们大家坐在教室里承受着变味的教育带给我们的痛苦为的是什么？仅仅为了考一个好大学？为了一纸文凭？再然后呢？为了一个好工作？为了有好多好多钱？难道这些就是我们用整个青春作为交易所换来的？这不是生活，这仅仅只是生存。然而可悲的是，我们之中有多少人即使付出了整个青春，也换不来这些庸俗的东西。
这就是我们的悲哀，因为没有理想，别人这样，我们也就这样，因为没有理想，我们沉默，我们屈服，我们麻木。
同学们，我想我们可以醒来了，问问你自己，你喜欢什么，你想从事什么，而不是父母让我们喜欢什么，父母让我们从事什么。
同学们，我并非排斥学习，而是希望我们大家可以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学习，学习自己想学的知识，我们是人，不是机器，就算是机器，就算是机器也不是学校为了提高升学率的机器。这是一个多么简单的道理，然而有多少人不明白这个。
同学们，不要再去倾听枯燥乏味的说教，也别试图去补救无望的过失，别再愚昧庸俗的事上浪费生命，那些是我们这个时代病态的目标和虚假的理想，去过你美妙的生活吧，去做最好的自己！
我鼓起了勇气，私自改变了原来要说的内容，希望大家能有所思考。
谢谢，我的讲话完了。
惊恐的学校
演讲结束后，江成博成为了同学心目中的英雄，但同时也成为了学校的难题。
升旗仪式散场，江成博被年级主任叫到办公室“训导”，他记得老师用的词是“犯了很严重的政治性错误”。他被要求回家反思，停课。
江成博不以为意，“我觉得我就是不高考，也能生活得很好。”当然，在拥有80%二本升学率的江苏省启东市汇龙中学，江成博觉得自己考二本是没有问题的。
江成博遭遇停课后，父母开始担忧，“他们觉得我说的都是对的，但又不支持我，尤其在我停课后。”
很快班主任给其父亲打来电话，要求江成博写一份检查，写完后才可以回学校继续上课。江成博写了，“但不是检查，只是事后的反思，没有提及我做错了什么，只是继续陈述了我的观点”。“反思”交到副校长徐辉手中，徐辉说：“写得不深刻。”
江成博并没有重写“反思”，但是在回到课堂上课之前，还是要经历从校长到班主任的逐一谈话。“他们不停地说，我一语不发。”在众多谈话中，江成博只记住了副校长顾学冲的话，“他跟我谈了目前的教育环境，我们学校的情况，挺语重心长的。”
但是要恢复上课，还得经过徐辉的同意。江成博记得徐辉在他回校后对他说：“你不是要自由吗？我给你自由。让你回家。”最后徐辉要求江成博写一篇关于理想的文章，但是至今江成博也没有写。
重新回到课堂后的江成博以为恢复了平静。他不知道自己就像投入平静河面的石子，涟漪已经荡向了全国。媒体纷至沓来，江成博避而不见。在汇龙中学的百度贴吧里，出现了以“江父亲”为名的帖子，帖子表示了对学校的支持。但是江成博和同学一致认为这是校方冒名所为。
在网络影响扩散之后，江苏当地一家颇有影响力的晚报随后采访了该校副校长徐辉。徐辉向媒体表示，学校并未处分江成博，而是“宽容”的让其继续上课。该报还配发了评论文章《力挺江成博“讲真话”，先让谣言走开》。
惊恐很快降临该校。不少班主任在课堂上叮嘱学生：“不要接受采访，看到记者要走开。”此后江成博听说有同学因为接受媒体采访被停课一天。一位家长称，该校一位高二17班的同学，和另一位艺术班的同学在事件发生后被停课一天。
原本贴在每个教室墙上的课程表被班主任撕去，“但是课程依旧按照那张被撕掉的课表在继续，每天上14节课。”
“作息时间表也被老师藏起来了。”4月15日这一天，按照老师几天前的布置，是不放假的，该校的学生一致认为是因为江成博的演讲，让学校迫于舆论不得不放假一天。
本刊记者按照学校主页公布的几位负责人的联系方式，并未成功取得联系，正副校长不是不接电话，就是接了电话，听说采访，忙不迭说：“我不是，我不是！”
学校禁止学生接受媒体采访，让学生不要到网上发表言论，学生们的吐槽地就只剩下了QQ空间。他们在QQ空间里相互转发江成博的演讲稿，发表对学校反应的意见，但是很多学生仍然惴惴不安：“我们都是冒着被学校处分的危险。”
高中生那样的生活
高二学生的母亲杨丽（化名）每天早上6点以前要喊儿子起床，为他准备好早饭，“6点20分一定得到学校了，超过6点半那就是迟到了。”一天里，他再度见到儿子，通常是晚上10点。
学校的夜课一直到9点40分下课。“回到家，洗漱一下，躺到床上一定是深夜11点。”
法国思想家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引用过一份17世纪“巴黎少年犯监管所”规章：“犯人作息冬天从早上6点开始，夏天从早上5点开始。每天劳动9小时，学习2小时。作息日冬天晚上9点结束，夏天晚上8点结束。”启东市汇龙中学的作息表与此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江苏这个教育大省，启东市的升学率历来居于“排头兵”的位置，而汇龙中学则是仅次于启东中学的重点中学。一位家长称，多年来，启东市汇龙中学努力的目标是：争评四星级重点中学。新崭崭的校园里，隔三差五有省内各地的学校领导和老师前来参观学习。
江成博所在的高二年级一共有22个班级，每个班级有学生60名左右。考上这所学校已属不易，大部分学生为了方便上学，都在附近租了房子，父母则一起在出租屋内陪读。
从早上6点30分开始的早读课引领了这些高中生的一天，之后的时间周期在45分钟一节课和10分钟课间休息之间周而复始地循环，在学生眼中这是一个“无限循环小数”。上午4节课，一直到午饭时间。几乎和十多年前一样，“孩子们还是打着冲锋冲向食堂”。
不放心学校伙食的家长，会送午餐到校门口，没有父母照顾、又不喜欢食堂饭菜的孩子则出校门随便买个方便面对付了。因为每天中午，总有一张试卷在等着他们。
在完成试卷的前提下，学生被允许趴在课桌上睡上几十分钟，紧随而至的又是4节课，和午饭一样匆忙的晚饭，然后是4节夜课。这就是江成博所说的“机器人”生活。
哪怕是一天的假期都是奢侈。“每两周放一天，有考试的时候要一个月才能放假一天。清明前逢小高考，连续上了40天课，没有休息过一天。”
“作业好像永远也没有尽头，学校一直在收钱给学生买各种试卷，上个月刚刚交了275块钱，只说是买材料的。”杨丽很想让孩子多休息一会，“但是不安心啊，你让孩子休息着，别的孩子在课堂里学习啊，你总是害怕落后了。”
杨丽说话几乎带着哭腔：“我只想让孩子多休息一会，让学校考虑一下他们的健康。”小江留意到，全班60位同学中，只有3位同学眼睛是不近视的。
课程表上偶尔会有一两节体育活动课，“但很多时候是取消的。”
“虽然已经是春天了，但是孩子们闻不到花香，看不到绿色！”杨丽极为担忧：“我总觉得我们家孩子弱弱的，吹弹得破的样子。”
江成博试图挣脱教育“生产线”，他希望将来能学心理学，“我想知道人们想什么，知道怎么和人沟通。”
他是个球迷，为西班牙的球队欢呼。虽然戴着深度近视的眼镜，他还爱打网球，“但是，时间太少了”。
上一次放假，是小高考之后的清明节，“我和爸爸去农村种树，爸爸身体不好，我一个人种的，还搬木头，好重啊，手臂疼了一整天。”江成博的父母在离学校不远的地方做生意，“他们很辛苦。”江成博觉得自己喜欢干些体力活，远远胜于在校读书。
江成博打算出国读书，“但也要等苦逼的高中完成，又或许应该移民，这样自己将来的孩子也不会这么苦。”但是他还是听父亲的劝说：“学点有用的，回来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在江苏省教育厅2011年9月公布的“五严”规定中，有一条颇为细致的规定：
严格控制学生在校集中教学活动时间。坚持“健康第一”，切实保证师生法定休息权利。小学、初中和高中学生每天在校集中学习时间分别不得超过6小时、7小时和8小时。不得组织非住校学生上晚自习，住校生晚自习每天不超过2课时，并严禁用来组织文化补习或考试。小学一、二年级不得布置书面家庭作业，小学中高年级、初中和高中学生每天书面家庭作业分别控制在1小时、1.5小时和2小时以内。中小学生每天在校体育活动时间不得少于1小时；保证学生每天睡眠时间，小学、初中和高中分别不少于10小时、9小时和8小时。严禁中小学组织任何年级学生在节假日（含双休日和寒暑假）集体上课，或以补差、提优等形式变相组织集体上课。
在这些高中生的生活面前，这一条规定显得苍白无力。
江成博有个愿望，他希望自己所做的一切，能够改变这些现状，“哪怕救不了我们这一代，也能拯救下一代甚至几代人”。他的愿望得到了父亲的倾力支持，他再一次鼓起了勇气。
中学历险记
本刊记者 林珊珊 实习记者 梁爽 麦静文 发自广州
郑州市十九中，学生在宿舍的床上复习功课
不少家长都喜欢拿彼此的孩子进行对比，习惯将理想强加在孩子身上
他把中学生活当作一场游戏。要拿到游戏的奖品，就必须按照游戏的规则。可游戏系统如此强大，系统不会在乎少几个玩家。他为自己制定了最低的目标，尽管他仍想拿到大奖，为的是，有一天，能以胜利者的姿态骄傲地宣称：这个游戏糟糕透顶，这个战利品一文不值
冲关开始了
它是一场游戏。奇特的庞然大物。一串人人想反抗又不得不服从的指令。无论这群孩子如何描述他们荒诞的中学生活，应试教育，这台已显老朽的机器，仍在顽强地向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孩子发出召唤。
对12岁的小徐来说，他第一次接受这样的召唤是在一年前。那时他刚从无拘无束的小学升上初中，尽管家就在学校附近，但为了“方便管理”，他还是被要求住校了。
开学第一天，学习生活不到7点就开始了，直到傍晚的钟声响起，自由时刻终于来临。小徐想冲出教室奔向操场，却看见教室一片安静——同学们继续捧着课本，也有人开始走动，但他们似乎只是去喝一口白开水。
第一晚住进集体宿舍，他拥有了一张属于自己的“德育量化表”。以后，这张表格将如影随行，为他的每一个行为打分，构筑他的道德形象。“怎么会有这样的东西？品德怎么能够用分数来衡量？”他忍不住表达了困惑，却只换来了周围疑惑的眼光，“看起来，奇怪的是我，好像他们早就知道有这样的分数。”
以后的日子里，小徐的“德育”形象在考核中显得相当可疑。在坐姿这个选项上，他屡屡丢分。当数学老师讲解解题步骤时，小徐喜欢抢在老师之前说出此后几个步骤。后果是，德育水平又下降了——上课讲话是必须扣分的。直到低到一定的水准，家长被叫到学校，接受老师的指导。
让老师觉得诧异的是，家长竟表现出对品德考核的诧异，不仅如此，他们还申请让孩子每天迟到25分钟上晚自修，好抽空练习钢琴。这样的请求也超出老师的理解范围——几乎班上的所有同学，在学校期间都放弃了业余爱好，全心投入到学习当中。
在这个初一的重点班里，学生对学习表现出高度的自觉。在这里，小徐看到同桌一天到晚在背英语单词，他把英语字母从指尖一直写到胳膊上，为的是随时随地地记忆。另一位同学，总是匆匆吞下晚饭。在他看来，吃饭是对时间的浪费。
孩子们对于排名异常敏感，每当公布成绩的时候，新一轮的竞争又开始了。作为一名成绩一般大方开朗的同学，小徐经常成为大家倾诉的对象。他说，第二名的同学会表达决心：我一定要超过某某同学。而排名第一的则压力重重：我一定不能让人超越。
听着这些故事，小徐觉得很“雷人”，他心里暗自希望大家都减少学习， 陪他一块玩。在这里，学习不只是学习，它还是一种竞争，是一种表明存在的方式。并且，竞争成为了一种无限蔓延的习惯，比方说跑步、打球……一旦人群形成，竞争就成了主导关系。这让小徐很不适应。
“为什么一定要第一呢？”他想。可是，他却不可避免地被带着走。“排名太落后也会很羞耻，我只能往前冲。”可每当冲到了前列，他又会发现自己的人缘似乎没有那么好了，朋友表现出了疏远。他这才意识到，原来友谊是有秩序的，原来拔尖就会产生孤独。
慢慢地，他对学校的这一切规则有了更深的理解，他甚至和它们玩起了游戏，他依然“坐姿不端正”，依然“上课讲话”，但每当分数跌得太低，他又会为自己加分。
他有着一个十几人的朋友圈子，大家相互约好不许谈成绩。可是“公开没有说，私下还是偷偷比较的”，每当周末，伙伴们全都上了补习班暗自准备竞争的筹码，小徐则练钢琴、补觉，慢悠悠打发一个上午。
这个早上，小徐不刷牙，也不做作业，静静呆着，以为他不想每天如此重复，希望今天能过得有点不一样。他为自己感到幸福，也珍惜自己的幸运。他不参加高考，想到国外去读。在他的想象中，那里没有逼迫，也没有重负。
“如果来生投胎，我一定不做中国人。”在春风吹拂的周末下午，在美好的花园里，小徐这样说。
压抑中的游移
3年初中冲关成功，陈圆如今已是广东省一家重点高中的高一学生。过去3年，高中是她唯一目标，如今，她觉得自己要面对的是高考以及人生。
入学一年，她始终有一种疏离感。军训期间，她听到一名同学向另一名同学借手机，得到的回应是：如果我明天起来记得去买新手机就把这部送你。她觉得很神奇，说得像买白菜一样。而周围的同学今天还在讨论某名牌产品，第二天就各自把实物带到了学校。这样的信息让她很崩溃，让她看到命运的不公和改变命运的迫切，“如果不好好学习，根本没法和富二代竞争。”
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中，却每天6:45分被铃声吵醒，直到晚上10点钟，一天的学习才告一段落。日复一日，睡眠不足，她压抑，诸多不满，却依然希望自己能够做一名认真刻苦的学生。因为，在环境中的压抑和在群体中的失落感，后者更难以忍受。可她总无法控制地神游、发呆。
高一学生要学9门课程，永远有做不完的作业。几乎每天晚上，她都能看到同学把练习试卷揉成一团，丢到地上。过了一会，又捡起来，抚平卷子，把习题做完。
有时候，陈圆看到排名滑落，一个声音会告诉她：放弃吧，发呆吧，去玩吧，然后再重读一年……她也会忍不住想，为什么非得考大学？考到一个好大学意味着什么？母亲告诉她，要到层次更好的人群当中去。更优质的人脉资源，是进入社会系统的核心竞争力。
好朋友则对她说，要在这个世界活下去，最后连自己都要利用，她将这句话理解为对自我情绪的压抑，以最大程度的理性去自制，适应当下的学习环境。
“难道人和人的关系是利用关系么？”面包店里，同学刘林打断了陈圆的话。一年的高中生涯让他对人性有了一些观察。“当我成了一块肥肉，就会有很多人盯上来，”刘林感慨。他是班长，一次班会上，他提出制作班服。很快，几十个人找上门来，加他QQ，在微博关注他，给他塞传单，声称可以帮其制作班服。他第一次有了权力的恐慌。可在另一些场合，他向一名优等生请教习题，对方连头也不抬起来。这让他感到冷漠，直到有一次，这名优等生突然对他说：优秀的人注定是孤独者。
刘林感受到，应试教育下的中学生活，不过是社会大系统中一环。他特别不能理解，为什么企业把学历置于如此重要的位置，“从哪一所大学毕业，只能看到这个人4年前的状态，甚至是高考那3天的状态。而只是用几天，来衡量一把剑利不利，我觉得很危险。这种危险让我们高中生很有紧迫感。”
刘林说自己的压力主要来自于父母，父母的兄弟姐妹喜欢拿彼此的孩子孜孜不倦地进行比较，甚至成绩不好的时候，过年的心情会因此受到影响。
所以，刘林依然用功读书，在上周期中考那3天里，他只睡了8个小时。在这周末，他依然要去补习。但他学会了取舍，比方说，他基本不听政治课，而是选择在课堂阅读《鲁迅全集》、《柏拉图对话录》、龙应台，甚至是关于旅游的书目。他喜欢旅游书中那种生命的偶然和散淡。
他不断告诉自己，要把中学生活当作一场游戏。“要拿到游戏的奖品，就必须按照游戏的规则。这个游戏的系统如此强大，系统不会在乎少你们几个玩家。”他为自己制定了最低的目标，尽管他仍想拿到大奖，为的是，有一天，能以胜利者的姿态骄傲地宣称：这个游戏糟糕透顶，这个战利品一文不值。
反抗与沟通
“高中生活的设置，让你没有办法喘一口。”高二学生何亦华总结3年的设置:“高一为高二分班挤进重点而拼命。高二则卷入了各种成绩排行榜。每一次排名次序的变化，都让人直接想到未来。然后，就是高三了。”
高二分成了省班、重点班和平行班，这似乎奠定了各自命运的大致格局。“重点班和普通班的同学几乎没有交集，价值追求也截然不同，”何奕华说，而省班集合了来自全省各地的中考状元，过着异常艰苦孤独的生活。老师总爱对他们说，省班同学5点起来背单词，你们能行么？
在何亦华的经验中，中国的素质教育，不只是一句口号，还是一种负担。他说，在他那所以社团活动闻名的中学里，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的接受者基本上是不同的学生群体。而每逢学校的各种文艺科技节日，往往会停课让学生参与，以显示对综合素质的重视。但是作业并没有因此减少，课程也从未停下步伐，这意味着你必须牺牲更多本来就很少的休息时间。
形式主义往往大行其道，比方说，作为学生报纸的负责人，校方会通知他文联的参观计划，有敏感内容的不许展示出来，而让他们把主要精力花在接待上。
制度带来的规训和紧张无处不在。在宿舍里，环境卫生检查不达标就要扣分，扣满6分就发放一张停宿警告。累积两张就会受到停宿处分。这样的紧张让学生们难免借机“暴动”，何亦华说，有一年天气太热没开空调，一千多名学生走出房间，呼喊、起哄、跺脚。
另一次大规模反抗是社团呼吁关灯响应地球一小时活动，但校方禁止关灯，要求正常晚自修，老师还跑到教室守着。学生们涌出教室，高喊“关灯、关灯！”终于有学生找到总闸，成功熄灯，校园一片雀跃。
反抗同样发生在课堂上。何奕华记得，有一次英语老师批评了一种表达方式，一名学生站起来指出，自己使用的是国际用法，老师提倡的只有高考才会使用。老师只能劝说，没办法，咱们要高考。“我们有能力超前于这个体制时，老师又会把我们拉回来。”何亦华感慨。
何亦华从小熟读四书五经，他喜欢文科，想过上“有人情味”的生活。他难以忍受政治课。“政治课的观点明显是背离时代的”，不仅如此，他还没法忍受在习题上表达诸如“行政效率低下只是少数现象”这样的观点。
事实上，在他看来，学校的沟通效率就相当低下。他们习惯于在微博揭示问题，表达观念，并要求及时地互动沟通，“而不是通过学代会的方式，一个问题要沟通一两年”。而那些表达心声的微博，转发总会成千上百。
作为学校的出版人，他们会刊登热门微博，要求校方给予回应，甚至批评学校办分校的失败之举。于是，他们与学校的审查老师多年来持续着沟通和斗争。有一次，校方要求他们把已经印刷好的一则消息用贴纸遮住。学生们特意交代印刷厂使用最容易撕开的贴纸。结果，“越贴越想撕开”，爱发呆的陈圆说。
他们似乎并不轻易相信。在宿舍，他们突破互联网的限制，翻墙寻找自由的新闻。他们聚集在一起，大声朗读。
不久前，他看到了江苏学生在国旗下的讲话，很激动，说那是自己一直想做而没有机会去做的事情。“我们只是想表达，可是人们对学生却喜欢堵截。要么认为学生只是小孩，要么害怕学生，特别是一群学生。”在他看来，要求表达的学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群学生毫无目标地压抑地聚集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
在这所学校里，高三学生黄家祺告诉我，一个多月前，高考百日誓师大会上，他作为学生代表上台演讲。他心里也冒出修改讲稿的念头，但后来没有这么做。看到国旗下的演讲稿，他想，“如果是两年前，我可能跟他差不多。”
（应受访者要求，小徐、陈圆、刘林、何亦华为化名）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