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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搞乱了中国足球全文阅读 作者：陈培德 《谁搞乱了中国足球》由www.aIhUaU.com集整理于网络，如文章内容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或者是侵犯了其他的法律法规，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考虑删除谁搞乱了中国足球全文阅读页面。
陈培德揭秘中国足球背后黑幕：谁搞乱了中国足球(选载) 作者：陈培德
目录
前言（1）
思议篇
1黑哨问题说到底就是党风、政风和世风的问题（5）
2反观阎世铎——看看那些诉诸媒体的文字（8）
3阎世铎的话（15）
4从龚建平说起（18）
叙事篇
1“5·19”球迷冲突（25）
2甲B五鼠案（28）
3北京三人会（34）
4杭州揭黑会（37）
5悔过书问世（42）
6元旦夜话（46）
7“总局某人士”的责难（49）
8阎世铎杭州行（52）
9鲁松庭汪庄款待阎世铎（59）
10临别时的承诺（61）
11各方的关怀（62）
12被拒上海座谈会门外（66）
13专案调查组来杭取证（70）
14司法介入黑哨（73）
15龚建平被抓（84）
16换岗省人大（89）
附录篇
1“体育战线要刮反腐败的龙卷风”的建议（97）
2整顿中国足球谏言书（99）
3对“国家体育总局某人士”的公开答复（100）
4以法治体从足球开始（104）
5对国家体育总局及中国足协的质询（108）
6“说真话，我不需要勇气”（110）
7陈培德：足球是这样变形的（113）
8黑哨是怎么吹出来的（120）
9《东方时空》实录（124）
10阎世铎表明：现在是下决心解决“黑哨”的最佳时机（128）
11陈培德：这是无政府主义对机会主义的惩罚！（132）
12陈培德再轰中国足球（136）
13悲壮的角色（138）
14陈培德令人敬佩（140）
15陈培德：我什么都不怕（142）
16陈培德为自己辩护：“我不是哗众取宠,沽名钓誉”（143）
17讲真话不需要勇气——陈培德“浙江在线”访谈选粹（145）
18陈培德网上直言扫黑（148）
19官员揭黑幕体坛第一人：大义陈培德（151）
20今天算是沟通——阎世铎陈培德杭州采访实录（153）
21陈培德：中国体育的良心（155）
22虚假、公正、金钱、兴奋剂……硝烟散尽六问九运（159）
23举国体制需坚持全运会要停办——陈培德谈中国体育（168）
24陈培德：真正把参赛者视为英雄（171）
25科学发展观与人文奥运及未来体育走向（173）
26反黑英雄陈培德再曝当年足球反黑内幕（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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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1)
陈培德发生在2001年，历时一年多的那场足球打假扫黑风暴，曾经是当时体育界的最大热点。那场景令所有参与过或是关心过那场风暴的人们，至今想起仍还历历在目。而就是这一风暴的推动，导致了司法第一次介入足球，然而这一大好形势却在龚建平被判之后“突然死亡”。它的直接效应，一是使曾经是不报道足球打假扫黑就似乎没有热点，就觉得没有受众的媒体（除中国体育报外）都不约而同地退避三舍，偃旗息鼓，但也有少数媒体不甘寂寞，一有机会（比如龚建平之死）就要重新提及几句；二是验证了人们说的“要辛苦，去旅游；要生气，看足球”的说法，那些不想再生气又割舍不下足球的球迷以不再看中国足球的实际行动来回应这“突然死亡”，曾经是人山人海的球场出现了3个警察陪两名观众看球的场面。足球打假扫黑似乎“在沉默中灭亡”了。在众多言语沉默思想并没沉默的世人中，我当是最痛心疾首的一个。因为我毕竟是这一风暴的推动者，我为此付出的心血、付出的劳动只有我自己最清楚，到头来，却是一场正义行动的流产、夭折，怎能不让我仰头问苍天：这是为什么？回过头来，我不得不佩服当时香港大公报的那位记者头脑的清醒，他当时就预言这将是一场
作者在广州九运会央视《体育局长论坛》评点九运赛风
不会有结果的悲剧，料定“陈培德是官场游戏规则下的悲剧性人物”。看到这则评论，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只要足球运动不成为悲剧，我个人的悲剧又算什么？如果需要的话，我甚至可以用个人的悲剧换取打假扫黑反贪的胜利。当亲人们都在为我的安全担心的时候，我坦然地告诉他们：如果鲜血能擦亮更多人的眼睛，我就是死也在所不惜。可惜这位城府颇深的香港记者只说对了一半，打假扫黑的确没有结果，但陈培德并没有成为悲剧性人物，只是结果和我希望的相反。虽然结果令人失望，但过程却是悲壮的、动人的。我和浙江省体育局的义举，不仅得到省委省政府的支持和保护，更得到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时至今日，从省内外的领导到素昧平生的平民百姓，仍然给我以理解、关心和支持。最令我感动的是，我在江苏搭乘出租车，被司机认出来，他说：“您就是我们常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浙江省体育局陈局长吧？我今天能给您开车是我的荣幸，就让我免费送您吧。”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还有什么比组织的信任和人民群众的理解更宝贵更值得珍惜的呢？理解万岁！这就足够了。
作者对扫黑局势的担忧不经意间被敏感的记者逮个正着在斗争最艰难的那些日子里，当时分管体育工作的浙江省副省长鲁松庭始终和我们在一起，并且直面媒体公开表明对打假扫黑的态度。在九运会期间也是他向我传达省长的指示：如果弄虚作假，奖牌再多也没有意义。如果赛风得不到根本好转，浙江今后不再参加全运会！这才有后来我在九运会上的那一声吼。他还指示体育局要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以对历史负责。省体育局曾为此多次召开党组会议研究，聘请体坛报总编李烈钧组成9人写作班子，进行大量采访、资料收集和整理工作，形成了36万字和25万字的两个版本的书稿，书名暂定《变形的足球》。好事多磨，最后终因一些出版社的不愿多事和我的离任而尘封在省体育局的档案室里。时过境迁，我能说什么？
时间转眼又过去了3年，一些朋友又出来鼓动我自己出书。我曾几次婉拒，因为我想，热点已经冷却，关心那段历史的人可能已经不多，还有多少人来看你这老皇历？何况我已离开体育局长的岗位3年了，已经没有了以前便利的条件。但是在朋友的启发下，我的心又动了。换个角度思考，虽然风暴已经过去，足坛依旧太平，但我相信有正义感的中国人毕竟是多数，球迷和媒体虽然不再多说，但不说不等于不想，想知道事件的前因后果、是非曲直的有良知的读者不会是少数。一听说我要出这本书，马上就有好几位企业家要为我慷慨解囊，出资资助。《中国新闻周刑》披露了我要出书的消息，一下子就有80多家媒体争相转载。这些不正说明人心未泯？更重要的是，我作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当事者和见证人，有责任将一些当时不为人知的事实向世人作一交代，对历史负责。我虽然不能像《变形的足球》那样大视角地反映当时的大场面，但可以以我的亲身经历昭示国人。这对今后体制改革的思考和研究，对法制的建设与健全，对今后体坛的纯洁，对北京奥运会的人文思考与人文实践，或许会有所裨益。于是写下了这部回忆录。
取《该我说了》为回忆录的书名，我有3个考虑。一是我所记录的都是事实，文责自负，不涉及他人。二是既然是历史事实，以第一人称讲述,更具备真实性、唯一性和法律性，可作为我不能预见的将来的哪一天编写中国足球史、中国体育史的这段历史事件的史料。三是改革开放后许多类似档案性质的材料、事实不再神秘，不再尘封，公开不属于国家机密的档案让世人共享，可为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法学等多学科提供研究的材料，甚至可以作为以足球为题材的文学创作的原型，发挥档案最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前言(2)
全书分为3个部分：《思议篇》、《叙事篇》、《附录篇》。《思议篇》是对整个足球，以至整个体育的现状及其走向的宏观思考，有许多也是过去我见诸报端的言论，本身也具有史料的价值。把《思议篇》作为篇首，是基于这样的考虑：2001—2002年的那场足球打假扫黑毕竟是局部的相对微观的事件，只有把它放在全局的宏观的大背景下才能更清楚地看出它发生的必然性和价值，从而得出整治中国体育的腐败、维护体育的纯洁、使中国体育真正得到健康发展，必须宏观与微观双管齐下的结论。《叙事篇》是本书的主体，记录当时事件发生的始末，记录的主要是发生在浙江的事件。其中大部分是首次公开、至今还未见诸报端的事件。《附录篇》收集了与事件有关的部分文件、文章和媒体有代表性的报道，是对叙事篇的补充和佐证。
《该我说了》的出版发行，使我能够有机会向一直给予我关心、理解、支持、指导和帮助的领导、球迷以及新闻界、司法界、企业界、体育界、离退休的老人还有像出租车司机这样的普通百姓公开表示我最诚挚的谢意，尤其要向和我休戚与共、并肩战斗的省体育局的领导及同志们表示我最崇高的敬意，你们是我最亲密的战友！
谨以此书献给2008年北京奥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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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球迷冲突
2001年5月19日，取得七连胜的浙江绿城足球队坐镇杭州主场，迎战前来挑战的上海中远。
赛后冲突一幕
5月19日下午，6万坐席的杭州黄龙体育场几近座无虚席，从上海来的专车送来了1000多名球迷为中远助阵。为了安全起见，杜兆年副局长与上海足协联系，要求由上海足协组织，统一购票，有专人负责带队，并把上海球迷集中安排在两个区块看球，和杭州观众隔离开来。一走进体育场，就令人感到浓烈的刺激神经的挑斗气氛。看台上，到处是“绿城必胜”之类的大幅标语。不知从哪辈子开始，杭州人对总把外地人看成乡下人的上海人就有一股怒气，再加上杭州球迷得知徐根宝在上海夸下海口：中远不赢球，他跳黄浦江！于是，“徐根宝，跳黄浦江吧”一类不文明挑逗性的刺激眼球的标语也出现在看台上。比赛开始，绿城在上下半场各进了一球，2∶0，绿城眼看胜券在握。正当进球的绿城外援加西亚和他的队友们还在前场与球迷为进球狂欢的时候，主裁判张宝华却突然吹响了中远中场开球的哨声。绿城的球员还没摆好阵势，一眨眼球已传到绿城的门前并进了球，创造了足球比篮球更快的进球记录。“进球有效！”紧接着中远又进了一球，2∶2。全场观众沸腾了，饮料瓶、小喇叭、硬币使劲往场内砸，能用来出气的手段几乎都用上了。杭州球迷与上海球迷展开的口水战很快升级成用旗杆的短兵相接战，要不是警察及时拉起人墙，一场肉搏在所难免。绿城俱乐部司机王立新上前打了边裁张丰年一拳，员工谈晓东闯进赛场狠踢主裁判张宝华。
当晚，比赛结束后，我陪观赛的副省长鲁松庭离场，但心一直放不下，怕情绪激动的球迷引发骚乱。不出所料，没过多久副局长杜兆年打来电话，称上海球迷被围困在场内，走不了。我立刻赶回黄龙体育中心。
黄龙体育中心外围仍聚集着数千球迷，情绪十分激动，各个出口的大门紧闭，杭州观众死守在门外不走；场内，上海球迷在草地上受困无法突围。眼前的情景令我震撼，一时间真切感到了形势的严重，也真切地感到了体育的巨大凝聚力，足球运动一旦失去公平将是怎样的悲哀。
事件过后，我对浙江省足协副主席王之海说：“这件事情，肯定要惊动中国足协。球迷闹事，显然不对，追根溯源，事出有因，责任在于裁判，你们要向上级申诉，讲清情况，表明看法。”次日，我督促省足协有关同事，整理了一份书面申诉材料。
5月21日，我在马鞍山参加体育战略研讨会，心却还在“5·19”的不平上，我终于下定决心，拨通阎世铎电话，没有寒暄，直奔主题：
“球迷不冷静的行为，浙江愿承担责任，以后要加强教育，保证不再发生。但是，事出有因，导火线是裁判。”
阎世铎的回答，却有些火药味。“我们整整看了11遍慢镜头录像，谁也没有发现你所说的情况。”
我顿了顿说，“一盒录像带，能包容全过程、全空间吗？当时，摄像机对准的是在狂欢的进球球员，根本来不及切换镜头……难道4万多双眼睛，还不如一盒录像带真实吗？”
也许我当时的强硬，出乎阎世铎的预料，他稳住音量，说：“这件事，影响很大，中央领导也过问了，我们不能不对你们处罚。听足协同志反映，陈培德局长直面媒体，说中国足球改革的当务之急，不是请洋教练，而是请洋裁判。我对这个人说，这种话，不会是陈主任说的，是媒体有意编造的。”
我坚定地说：“不！这正是我陈培德的原话，媒体一分也没有夸张。”
电话那头的阎世铎一时无语。
我愤然挂断了电话。
第二天，5月22日，中国足协作出处罚决定：绿城助理教练周成贵、王长太停止比赛工作4个月，各处罚人民币4万元，助理教练员赵俊华停止比赛工作2场，处罚人民币2万元；谈晓东和王立新，从处罚公布之日起至年底，禁止参与各项足球活动，罚款人民币各5万元。给予浙江绿城足球俱乐部警告处分。
6月3日，浙江省副省长鲁松庭在“5·19”事件情况通报上批示：“观众要正确引导，各种防范措施要加强。‘5·19’比赛，我作为一名观众，在场观看了全过程，如此裁判，如此水平，现在如此处理，怎能令人信服？又怎能赢得广大群众对体育事业的热情支持？在目前情况下，我省体育界要保持一身正气，敢于抵制各种歪风邪气，并把工作重点放在群众体育上，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身体素质。”
鲁松庭再次指示：“搞体育，金牌也要，但重点要放在群众体育上，让老百姓真正得到实惠。”
甲B五鼠案(1)
2001年3月24日，全国足球甲B联赛开战，宋卫平花巨资从吉林买来敖东改编为浙江绿城足球俱乐部队第一次参赛。战到9月底，联赛出现微妙而复杂的形势。除上海中远稳操胜券提前晋级甲A外，其余各队争夺另一个名额。
9月29日，联赛第21轮，成都五牛对四川绵阳，是德比之战，结果是11∶2，创造了中国甲级联赛比分和绝对进球数之记录。引起全国媒体和球迷同声叫假，也引起中国足协的注意。9月30日，国庆节的前一天，中国足协把浙江绿城、成都五牛、长春亚泰、江苏舜天四家足球俱乐部的老总紧急召到北京。报载：中国足协副主席兼纪律委员会主席张吉龙等足协领导给四人开了个“非常严肃的会”。他指出，“中国足球正处在重要时刻，面临冲进世界杯决赛圈，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大好形势。”张吉龙特别指出：“广州吉利不理智地提前退场、成都五牛与绵阳不寻常的11∶2，中国足协不能视而不见，如有确凿证据，中国足协将严厉处罚，决不姑息养奸。”
浙江企业支持绿城打假扫黑座谈会现场
为确保联赛公正进行，中国足协决定：甲B联赛最后一轮比赛，在10月6日下午3时正同时开始。对阵的阵势为：江苏舜天——成都五牛、浙江绿城——长春亚泰、天津立飞——上海中远、广州吉利——武汉红金龙、四川绵阳——厦门红狮、广东宏远——河南建业。鉴于成都五牛和长春亚泰已经同积39分，江苏舜天积38分，这样，除上海中远之外的另一个晋升名额将在它们三个队中产生，因此，中国足协特邀韩国和中国香港裁判执法他们的这两场比赛。
比赛当天下午，我正赶往深圳准备观战九运会跆拳道预赛。在去机场的路上，我突然接到江苏省体育局局长孔庆鹏的电话，孔说“今天下午绿城对亚泰的比赛可不要让球噢。”我说不可能吧，就放下了电话，但心里不踏实，马上打通宋卫平的电话，把江苏方面的担心告诉了他。没想到宋卫平告诉我：亚泰已提前托人来要我们让球了。我一急忙问：你答应了？宋说，没有。我特别提醒：绝不能让球！输球可以，但不能输人！说完就上飞机了。
晚上我打开电视，没想到全乱套了！结果是球迷们知道的那样：
直到上半场的第44分钟，四支球队都没有一球进账。
15时44分01秒，江苏舜天首开记录，以1∶0的比分结束了上半场的比赛。
下半场，戏剧性的变化开始出现。
16时15分36秒长春亚泰攻入一球，浙江绿城——长春亚泰0∶1；
16时31分，江苏舜天又攻入一球，2∶0；
“奇迹”出现在16时33分之后：
16时33分06秒，成都五牛进球，1∶2；
16时34分45秒，五牛再进一球，2∶2；
16时38分22秒，亚泰第二次进球，2∶0；
16时47分52秒，亚泰以3∶0领先；
16时49分34秒，五牛将比分反超，3∶2；
16时50分38秒，亚泰以4∶0领先；
16时51分32秒，五牛——舜天4∶2；
16时53分29秒，亚泰以5∶0领先；
16时55分54秒，亚泰以6∶0狂胜绿城。
这个结果使长春亚泰以积42分，进39球失15球，净胜24球超过五牛，成为继上海中远之后最后一个晋升甲A的球队。
成就这一天机的是绿城在亚泰进第二个球后，认为进攻时手球在先，并立即罢赛，使同一时间开赛的四支球队的比赛，杭州赛区比南京晚6分钟。正是这6分钟，使超越时空的信息起了决定性作用，进而令长春亚泰在绿城的配合下可以疯狂进球。
杭州黄龙体育场愤怒了，观众席上，绿城的忠实球迷激愤地高喊“假球！假球！”
我佩服孔庆鹏的嗅觉，但我理解，怕别人让球的江苏也会形势骤然逆转。
看到这个结果，我马上拿起手机拨通宋卫平的电话，我愤怒地质问：“这是怎么搞的？你们这不是在打假球是什么？！”耳机里传来宋卫平哇哇的哭声，我吓了一跳。“我真没想到，我花了这么多钱，最后让我的球员给出卖了！”他告诉我，马上要开新闻发布会，他要当场开除5个球员，同时要表扬守门员高树春。
当晚，我用颤抖的手敲击着键盘，给中国足协发去谏言书。情绪和思绪在手指尖飞快地流淌：
正当国足在世界杯亚洲区十强赛上谱写中国足球史上最光明的一页，中国球迷以至所有爱国的中国人都在为中国足球新世纪的新曙光而欢欣鼓舞，欢呼雀跃的时候，国内甲B联赛却在光天化日之下演绎中国足球史上最黑暗最肮脏的一幕。光荣与耻辱并存，光明与黑暗同在，形成最强烈的反差。执著的球迷被愚弄，善良的国人被欺骗，圣洁的体坛被玷污。这是中国足球的奇耻大辱，天理难容！不严加惩处不足以平民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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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B五鼠案(2)
10月16日，中国足协对甲B最后两轮不正常现象，作出最终的处罚决定，具体处罚结果如下：
一、除上海中远队外，其他队一律取消本年度升入甲A联赛的资格；
二、取消9月29日，成都五牛对四川绵阳，10月6日，江苏舜天对成都五牛、浙江绿城对长春亚泰，三场比赛国内球员的2002年注册资格；
三、取消四川绵阳、成都五牛、长春亚泰、江苏舜天和浙江绿城俱乐部以上三场国内球员2002年和2003年的转会资格；
四、取消四川绵阳、成都五牛、长春亚泰、江苏舜天和浙江绿城俱乐部2002年和2003年的甲乙级联赛参赛引进国内球员的资格；
五、给予四川绵阳、成都五牛、长春亚泰、江苏舜天和浙江绿城俱乐部，在上述三场比赛中执教的国内主教练，以停止2002年赛季工作一年的处罚；
六、取消四川绵阳参加2002年全国足球甲级联赛的资格，降为乙级；
七、以上俱乐部从本决定下发之日起，进行3个月的内部整顿，并将整顿结果于2002年1月15日前上报中国足球协会，中国足球协会将根据俱乐部内部整顿的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允许参加2002年度的甲乙级联赛和足协杯比赛。
这三场比赛，被处罚的61人名单上，绿城占13席。
这个结果出乎所有绿城人的意料，更让我彻夜难眠。
当晚我思绪起伏，想起1993年刚到体委，就有人劝过我说：“陈主任呀，浙江没有足球，等于浙江没有包袱，这个东西，难玩呀。”我当时用微笑回答了他们。我的真实想法是，我不信这个邪，足球难搞就不搞，算什么作为，没有足球，算什么体育大省强省？
次日，我给宋卫平拨了电话。
“你能接受吗？”
“我能接受，我不会趴下。”宋卫平坚毅地回答。
放下电话，我放心了。
随后，我召开了体育局党组会，研究对假球事件的表态。经讨论，会议形成了浙江省体育局对中国足协处罚决定的表态书。会议决定，将表态书寄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足协，并向媒体公开省体育局的态度。次日下午，省体育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副局长杜兆年主持会议，我代表省体育局宣读了《对中国足协处罚决定的表态书》。
一、中国足协对今年甲B联赛最后三轮比赛不正之风及时果断进行严厉的处罚，它表明了中国足协打击足坛歪风邪气的决心，我们表示坚决支持。对发生在浙江省内的绿城足球队的不正常表现表示气愤，绝不护短。我们将配合中国足协敦促绿城俱乐部进行认真而不是敷衍的整改。
二、我们十分赞赏中国足协“乱世用重典”的表态，但认为只能对查有实据的违法乱纪者施用重典，而不应错伤无辜，不要造成“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漏过一个”的历史性错误。
三、中国足协是整个足协的表率，中国足协的官员又是全体足球工作者的表率。我们希望中国足协能以这一事件为开端，通过深入的调查，把反腐败的重点放在查处违纪违法的足球官员和执法裁判上，从源头上根治足球的腐败，重塑中国足协和执法者的形象。对于已经触犯刑律的腐败分子，应坚决诉诸法律，“杀无赦，斩立决”，以儆效尤。
四、这次丑闻的出现，绝非偶然，它是几年来足球界乃至整个体育界不正之风的积累和暴露。我们希望中国足协对这三场球的处罚不是足球界反腐败的结束，而是中国足球界反腐败的开始。
宣读完毕，我觉得言犹未了，又提高声音说：“这次处罚，由于时间仓促，取证难免不足，容易造成冤案。但总体说，这样的举措，顺应了民意，合乎了民情。只是，整顿的决心与姿态中，只字不提少数官员的腐败，只字不提裁判‘黑哨’问题，对此表示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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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三人会(1)
四点表态如干柴烈火很快点燃了全国的媒体，各报刊、电台、电视台竞相报道。假球事件也惊动了亚足联，亚足联秘书长维拉潘致函中国足协，表示亚足联将在中国足协打击足球界的贿赂、腐败、暴力及假球的斗争中，随时进行协助及合作。10月30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也派两名记者罗陈和徐慨，秘密来到杭州，进行调查。10月31日经商量，晚上，我约绿城集团董事长宋卫平和俱乐部总经理沈强来到浙江省体育局14楼会客室，局办公室主任郑瑶在场，央视的记者以及浙江电视台体育频道的郭晓扛着摄像机等候着。
宋卫平面带微笑，但对记者带着小心：“不要录音录像吧，还是先聊聊。”
我说，“我和宋卫平每次谈起足球，他都有许多苦衷，今天有这么个机会，大家坐在一起，先听宋总的。”
宋卫平表示他非常赞成、拥护省体育局的四点表态。并道出了足坛的黑幕：
“做裁判工作有几十场，比例大约是70%—80%；钱有一个基数，每场6万元，实际花的钱肯定在这个之上，关键场次是这个的3倍、5倍。”读者注意，这是宋卫平第一次面对媒体公开绿城给裁判送钱的秘密，比李书福要早近两个月，只是我们没让媒体公开这个秘密，媒体也信守承诺。
他还表示，阎世铎不会否认足坛的腐败，应该由我们来做掀桌子的工作，而他来做扫除垃圾的工作。但不知道阎世铎能不能下定这个决心和我们一起搞。
听完这番话，我对大家表示说，一、宋卫平当时的顾虑不是没有根据；二、我与阎世铎比较熟悉，也有一定交情。阎世铎的工作第一步由我来做，看看他的态度，我要说动他。我对宋卫平说，现在的环境，你的抱负实现不了，我们做这件事是在帮你，你做不了的事我来帮你做。
我在隔壁我的办公室与阎世铎通了电话，阎世铎说，既然宋卫平说他给裁判送了钱，也确实有裁判收了钱，说明俱乐部和裁判之间的交易是存在的，而且，这种事情不会是个别现象。
电话里我和阎世铎商定，次日，我就和宋卫平直飞北京，并对媒体说，阎世铎有决心把这个事情搞清楚，但现阶段，希望媒体不要介入。
2001年11月1日，我与宋卫平于14点10分赶到北京，我随即给了阎电话，15点30分左右，阎世铎的身影便出现在宋卫平的房间门口。
很明显阎世铎是想了解情况摸摸底，了解我与宋卫平的打算和想法，为了这个目的，他特意做了打扮：整齐后梳的头发，不打领带的衬衫，深灰色的西服便装。我一眼认出这是当年我送给他的“纲要服”——90年代末，国家体育总局来杭州起草《2001—2010年中国体育改革与发展纲要》时，我亲手送给他和其他起草小组成员的。
阎世铎说：“我今天特地穿这件西服来，就是想向宋总表明我和陈主任的关系。”
我笑了笑，便开始了正题。此次赴京，我肩负双重任务，一是动员阎世铎出来支持足球打假扫黑反贪并任主帅；二是和阎世铎一起做宋卫平的工作，让他讲清假球“黑哨”的情况，希望他能交出材料和证据。
我对宋卫平介绍说，阎主任从政法司的司长，再到办公厅主任，为提高中国足球的水平，改善中国足球的环境，受命于足球危难之时，他在足球圈子里是干净的，在复杂关系当中是超脱的，是我们在足协中最可相信的领导干部。
“今天我陪宋总来，就是想听听阎主任对这场斗争的态度，宋总手里有材料，但是不敢拿出来，他对足协有顾虑，希望阎主任能给一个明确的态度。”
听完我的这番话，阎世铎开始介绍自己是怎么来到中国足协的，来到足协的一年多时间里，为治理足球采取了哪些措施，其中还介绍了为防止中国足协的官员涉黑涉贪，采取了必要的人事调整。阎世铎结束谈话前明确表示：我一定站在惩治足球腐败这一边。你们要相信中国足协，首先相信我阎世铎，只要你们把材料交来，我肯定会一一查处。如果你们认为中国足协不可信，还有国家体育总局，总局上面还有党中央、国务院，总不能不相信吧？现在的问题是你们要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我不好办。
已近18时，宋卫平提议下楼吃饭，阎世铎表示，自己到中国足协，俱乐部老总请吃饭，他都没答应，今天也不想破例。
宋卫平就到下面买了三块三明治和三块糕点，三人边吃边聊。
宋卫平介绍了假球的情况，笼统地谈了他所感觉到的各俱乐部之间以及俱乐部和裁判之间的一些不正常交往，没有涉及具体的人和事，对给裁判送红包的金额也只提大概数字。他最后表示，回杭州后，立即准备书面材料，然后交中国足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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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三人会(2)
谈话结束之前，阎世铎对我说，这件事不要向媒体披露，免得被媒体炒作。
送走阎世铎，宋卫平对我说，我先拿两个人的材料，其中一个是北京的。
次日，我通过电话联络《新闻调查》记者，请他们暂时不要介入。
杭州揭黑会(1)
李书福在杭州新闻发布会上揭黑
李书福（右二）和宋卫平（右一）
在杭州新闻发布会上2001年12月11日，省体育局在东阳横店召开可持续发展战略研讨会。当晚，我在电视上看到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和吉利足球俱乐部总经理桂生悦在广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退出足坛，并且公开承认他们给裁判送了红包。
此时宋卫平打来电话。
“陈局长，李书福的消息你看了吗？”
“是宋卫平打来的。”我捂着手机，轻声告诉在旁的副局长杜兆年。同时，我把宋的每句话都重复一遍给杜兆年听。
“我看了。”
宋卫平和吉利俱乐部总经理桂生悦在杭州新闻发布会上
桂生悦接受媒体采访“我已经向李书福、桂生悦发出邀请，让他们到杭州来，绿城和吉利两家俱乐部联合召开新闻媒体见面会，联手揭露足球黑哨，你能不能来参加。”
“好啊，这个行动我支持。事关重大，我要向阎主任通报，通报后再答复你。我这两天正在横店召开重要会议，不可能回杭州参加这个会，回杭州以后，我可以接受媒体采访。”杜兆年听了点头表示赞成。
“那就请你替我邀请阎主席，让他来参加我们的会吧。”
结束了与宋卫平通话，我立即拨通了阎世铎电话，把这件事情向他通报，并转达了宋卫平的邀请。
“非常感谢陈主任，把这么重大的事情及时告诉我。但我不可能去参加他们的媒体见面会。顺便说一句，我不能，也不可能参加，除了我在外地的原因以外，我也不知道他们将要说些什么，我的身份不适合到场，不参加比较主动。”阎世铎这样答复了我。
我随后将阎的态度告诉了宋卫平。宋卫平表示理解。
经过商量，13日上午，在浙江省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战略研讨会的全体大会上，我对着100多位与会代表和省有关委、办、厅的特邀代表说，中央电视台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吉利集团通过央视公开揭露足球“黑哨”，现在又跟绿城联手在杭州揭露黑哨。这个事情我通报给了阎世铎，对于足球扫黑问题，我表明了我的态度：
一、体育界至今仍然是反腐败的处女地，体育界反腐败应该以足球为突破口，足球反腐败应该以甲B为突破口，甲B应以绿城为突破口。足球反腐败有三大任务：打假、扫黑、反贪。
二、我们支持吉利集团董事长对裁判收黑钱、吹黑哨的揭露。对中国足球腐败的严重性以及竞赛环境恶化的程度不可低估。我们支持绿城以自己的所作所为剖析甲B的黑暗。
三、浙江的吉利和绿城为净化足球环境带了个好头，我们呼吁全国各俱乐部为了中国足球的未来，为了求得公平公正的竞赛环境，舍弃自己的得失安危，揭竿而起，向腐败宣战。
四、这一把火一但烧起来，肯定会成为燎原烈火。俱乐部和球员将在烈火中净化，“黑哨”将会在烈火中熔化，贪官也将难以幸免，足球官员们将在烈火中接受考验。是真金就不怕火炼，是贪官咎由自取，罪有应得。
五、我们揭露问题的目的不是为了炒作，而是为了解决问题。从揭露问题到解决问题有个程序，特别是涉及到人，是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所以我们要依靠中国足协，这场斗争对足协也是个考验。中国足协如果靠不住，还有国家体育总局，总局如果还靠不住，还有党中央、国务院。我们特别强调足球反腐败、体育反腐败必须有司法介入。
当夜，我回到了杭州，了解了媒体见面会的情况后，就答应第二天接受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采访。
15日下午，天空灰蒙蒙，气温很低，我穿着咖啡色休闲皮衣，在黄龙体育中心主体育场门后的草地上，接受了只穿一身单薄的黑色西服的《新闻调查》栏目记者杨春的专访。来自省内外的十几家媒体在周边旁听。
在近一个小时的采访中，我一直坚持对绿城和吉利两个俱乐部的揭黑行动表示支援和声援，而且点明了揭黑之后，如何把这场斗争引向深入：“吉利和绿城或多或少介入了黑幕，这当然十分错误，但他们作为加入足坛不久的新人，这样做更多的是一种花钱买公平的无奈之举。”我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更多地应该放在特定环境中去看，现在他们能批判地否定自己，在不惜毁灭自己的同时站出来揭露黑幕，勇气可嘉难能可贵，应该受到支持和保护。当务之急不是要怎么样处罚他们，而是要趁热打铁彻底揭开足坛腐败的盖子，否则今后更没人敢讲真话了。”
我说，“我从上任开始，就为振兴浙江足球呼吁，直到好不容易有绿城的出现。联赛初期，我们对足球都不太了解，宋卫平、李书福他们没想到做裁判工作不仅仅是吃吃饭、送点茶叶的事，我更是到了联赛后期才知道这么多幕后的东西，才知道裁判拿钱是公开的秘密，大家都见怪不怪。正是有了这样丑陋的行规，久而久之，泛滥成灾。当歪风邪气愈演愈烈，当金钱交易越来越大，到了无以复加时，总爆发的时候也就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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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揭黑会(2)
面对着镜头，我大声发问：“那些心里有鬼、拿过黑钱的人，你们现在一定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发抖吧？”
《足球之夜》：“那些心里有鬼、拿过黑钱的人，你们现在
一定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发抖吧？”
采访时我没见到宋卫平，采访结束，我才发现，采访的全过程，宋卫平都在边上听着。我问他，我的观点你能接受吗？他照样眯着小眼，微笑地点点头。
悔过书问世(1)
2001年12月21日，李东升受足协之命来到杭州，绕过省体育局和省足协，他直接找到绿城。宋卫平把裁判的忏悔信交给了他，令李东升非常震惊，他把信带回北京，面呈足协领导。
同时，绿城也将这封信的副本和退还给俱乐部的4万元赃款呈交了我，让我处理。
早在李东升到杭州前，我就知道了裁判退赃之事。
11月2日我从北京回来后，就敦促宋卫平拿出材料，宋卫平感到，自己的良心让他不忍心这样做。我就对他说，你这样做，不仅保不了裁判，也保不了自己。水泼出去了，就收不回来了，第一步跨出去了，就没有退路了。
最后，宋卫平说，具体的事都是方信忠办的，让他来告诉你细节吧。11月8日，方信忠来到我的办公室，他说，一旦把材料交出来，他就不能再在足球圈待下去了，自己是从体育局借调到绿城俱乐部的，希望我再把他调回来，安排适当的工作。
我当即表示，只要他有实际行动，我会考虑他的退路，不必担心。
直到12月17日，方信忠才第二次走进我的办公室，交给我一个档案的卷宗。我打开一看，里面是4捆人民币，每捆1万元，上面还有出纳盖的章。里面还有一张打印的信函，没有署名。信的全文如下：
一个来杭执法裁判的自白
我是一名裁判，曾经来杭州执法过绿城主场的某一场比赛，也曾通过中间人接受（收）过绿城主场的黑钱，对吉利和绿城两个俱乐部就目前敢向中国足坛的黑暗势力发起挑战的勇气，表示由衷的敬佩和赞赏。特别是绿城，因为他们明年还要参加甲B联赛。
我执法足球联赛多年，吉利和绿城说的假球和黑哨的确存在，我自己就有过这样的亲身经历。虽然我执法的初衷不是这样，也不愿意这样。但一旦进入这个所谓的“圈子”，就身不由己，参与了这种罪恶的交易。每参与一次那种罪恶的交易，我都会受到一次良心的谴责。现在两个俱乐部不惜受到打击报复，敢于向中国足坛的黑暗势力发起挑战的行为，深深地震撼了我。在我心底的良知还没有完全泯灭之前，我也要站出来就这件事谈谈我个人的感受。
现在写的这份材料，我不知道会给我带来怎样的结果！但我还是愿意从我做起：
1退回通过中间人收取杭州主场的“黑钱”。
2对吉利和绿城现在向中国足坛的黑暗势力发起挑战表示坚决的支持。
由于我深爱足球这项运动，所以请谅解我以匿名的身份写这份材料。通过这次事件，我相信包括我在内的足球裁判都会从自我做起坚决抵制假球、黑哨，这样中国足球才会真正有希望。
一个还有良知的裁判
2001年12月17日
我仔细看后把钱和信函放回卷宗。然后拿起笔，在卷宗的封面上写下这么一句话：
12月17日下午3时20分收到方信忠送来的4万元钱和一封没有署名的信。
陈培德（签名）
方信忠走后，我立即把党组成员及监察室主任潘善泰、办公室主任郑瑶请到我的办公室，把刚刚发生的事告诉大家，又叫规财处长孔建军将卷宗存放在会计室的保密箱。
同时，我还打电话将此事向阎世铎作了通报。
不知谁走漏了风声，媒体纷纷找到体育局办公室和我，要了解真相。我认为此时将事情公开不妥，我们的目的是要解决问题，不是要炒作。后来，办公室主任郑瑶告诉我，新华社浙江分社的方益波想给中央写内参，建议接受采访，我同意了。
不到半小时，方益波就赶到了我开会的所在地紫云饭店。我向他出示了悔过书并表达了对这封忏悔信的四点意见：
第一、这封信说明吉利、绿城对裁判“黑哨”问题的揭露和浙江省体育局的表态，绝不是空穴来风，其严重程度不可低估，而中国足协过去对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总是对裁判的问题采取遮遮掩掩的办法，客观上对裁判的问题进行袒护，正是中国足协这种放纵的态度，使“黑哨”有恃无恐，官员助纣为虐，对足球环境的恶劣状况，中国足协起码要负管理和领导责任。
第二、中国足协至今主张内部解决问题，不让媒体介入，但这封来信恰恰证明，媒体为足球反腐败营造了强大的舆论攻势。舆论的声势，对足坛“黑哨”产生了巨大的震慑作用，管理部门应与媒体很好地合作，充分依靠媒体，才能打好足球反腐败这场政治战。
第三、中国足协一直强调要和国际足联接轨，按行规来处理足球的问题，不要司法介入，这是法盲的表现，中国共产党尚且声明自己的一切活动都必须在法律范围内进行，足球的活动岂能成为法律的特区和盲区？只有司法介入，足球反腐才可能走向彻底。
悔过书问世(2)
第四、为了彻底揭开足坛腐败的黑幕，应该对敢于主动公开承认自己有行贿和受贿行为的当事人给予保护，处理上应尽可能从轻，这样，才可能有更多的人出来说话。
接受采访后，新华社浙江分社记者方益波随即写了新华社内参。
“自白书”和4万元人民币
2001年12月27日，《男人》杂志记者采访了我，当时谈到了公正的话题，我笑了笑说，公正是体育的价值与魅力，是体育的生命。公正的规则起源于体育，而现在这种公正在被扭曲、被异化，竞技场成了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名利场。
当时还谈到此次“黑哨”运动，我对这位记者表示，“我认为我的行为与党的方针政策是一致的，我的思想绝不是自由化的思想。什么叫天下为公？什么叫大同世界？不就是要求我们要公正公平，要讲真话办实事吗？我希望我和更多的人一起来打破这种不公正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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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夜话(1)
元旦，每个单位都放假了，我却从晚上8点多整整忙到第二天凌晨才回家。
那天晚上就是与李书福谈话。当时我认为，尽管有了一封裁判的匿名忏悔信以及退回的4万元，但中国足协和舆论都有一个共同观点，认为电脑打印的匿名信根本不能当做原始证据，治理黑裁，绿城和吉利必须尽快拿出一份证据。宋卫平当时表示手里还掌握着另外的证据，但时机不到不公开。于是，李书福成了推动“黑哨”事件进展的突破口。
李书福曾是浙江举重队的赞助商。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占旭刚为中国代表团捧回一枚宝贵的举重金牌，李书福和吉利就找上门来，表示有意与举重队合作，双方一拍即合。5年合同，吉利投了100万元。为此与举重队教练陈继来一直保持联系，面对司法的迟迟不能介入，李书福对陈继来说，今后会把精力专心放在汽车生产上，“黑哨”的事他们不管了。
1月1日早上，全国人大代表、省举重队总教练、两届奥运会举重冠军占旭刚的教练陈继来获悉李书福在上海谈生意，晚上要途经杭州回宁波。他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我非常高兴，认为成果要进一步扩大，李书福是最佳的突破口。此前，我已几次请陈继来把李书福邀来谈谈，一直未能如愿，今晚是个机会。
李书福听说是我要找他聊聊，爽快地答应了。保证一定在晚上10点半左右赶到杭州。
晚上8点刚过，陈继来就在省体育局大院里等。此时还有2个多小时，可他怎么也坐不踏实。
10点还差几分，一辆黑色奔驰驶进大院，已经在寒风中冷得哆嗦的陈继来一眼就认出是李书福来了。
10点整，我在自己的办公室见到李书福。一阵寒暄后，陈继来给我们泡上茶，在沙发上落座后，我首先开口说：“李总，我们很敬佩、很支持你的揭黑行动，但你不能长时间地只打雷不下雨啊，你什么时候能交出材料？”
话题很直接，李书福却笑嘻嘻地反问我：“陈局长，材料交了，我会有什么后果？我不也得去坐牢吗？我坐牢了，我企业的职工怎么办？”
“那你当初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开承认给裁判送钱的时候，就没想到这个问题？”
我的话触及李书福的软肋，他天真地表示说，那次开新闻发布会，是经过包括律师在内的骨干会议研究的，当时只打算公开宣布退出足球圈，给广州人民一个交代，因此由律师专门给他写了一个稿子，由他照着稿子读，但他越读越气愤，越读越别扭，越读越激动，“那个稿子不能真实表达我的心情，所以我在会上说，这样搞足球，我们搞不下去了，我们玩不起。比赛就是比赛，还要给裁判送红包，不送礼就别想赢，我们是送了。”李书福没有想到这句话会像一颗炸弹，把整个足坛炸开了。
接着是一阵短暂的沉默。我打破僵局说，“无论怎么说，你已经走出了第一步，而且是成功的一步，正确的一步，你就必须走第二步，要退是不可能的了。你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的话，从法律上说算是自首，你公开承认了，就收不回去了。你得对法律负责，对自己负责。你第一步走得很主动，如果以后的路不继续主动，就是前功尽弃。”
陈继来也帮着做工作：“陈局长这是为你好，你应该听他的。”
李书福沉思了片刻说，“我不知道应该找谁，也没人来找过我。要不，你陈局长给我指条路，你怎么说我怎么做，我都听你的。”
“那好，我给你出个主意。”我继续说，“现在司法还没正式介入，但司法介入只是时间问题。我们是法制国家，足球不可能成为法律的真空。你应该提前把材料准备好。材料准备好了，你最好马上交。不马上交，等司法宣布介入，你就交，这样主动权还是你的。”
李书福立刻表示这就让当事人去写材料。此时已接近午夜，李书福兴致很高，提出想和方益波聊会儿。
我立刻拨通了方益波手机，告诉他我今晚和李总谈出结果了，李总现在想和你聊聊。
方益波告诉我说，他和杨明在望湖宾馆的7楼六合居茶室把宋卫平的工作也做通了，要我们快过来。我听后很高兴，今晚双丰收。我们原班人马坐上李书福的大奔直奔望湖。
后半夜这场正义的聚会令人兴奋，宋卫平说换个大点的茶室重新泡茶吧。在新的茶室里，杨明和方益波把他们前面谈的结果向我们说了一遍，我也把我们谈的情况向他们作了通报，大家都很高兴。不过李书福就像宋卫平那样，也表示对具体名单和数字不清楚，要让桂生悦具体和我谈。我点点头，催促他们行动要快。送别李书福已是凌晨2点了，望着疾驰而去的车影，我开心地对一起给李书福送行的陈继来说：“新的一年开局太好了，打假扫黑有希望。”我的心中对陈继来这个全国人大代表充满了感激。
元旦夜话(2)
但是后来的事实表明，李书福和宋卫平在交出证据时，仍然保留了太多的内幕，元旦夜谈的种种承诺并没有给扫黑带来实质性的改变。李书福还是没有拿出具体材料。
“总局某人士”的责难
12月29日这天，我的办公室人来人往，电话响个不停，有的电话是远在北京的球迷打来的，说的都是同一个问题。他们告诉我，北京的报纸、甚至《重庆商报》，我们自己省内的小报，还有网上都有对你不利的言论，是总局批评你的。我吃了一惊，因为我一点都不知道，连忙打开电脑，上中华网查寻。果然，“组织扫黑还是个人泄愤——陈培德扫黑‘越俎代庖’”的醒目标题跃然于屏幕。是《重庆商报》12月29日09∶07发的。全文如下：
本报讯：浙江省体育局局长陈培德最近接二连三地接受记者采访，炮轰中国足协，揭裁判的老底，他的举动引起了国家体育总局领导的高度重视，并密切关注他下一步动作。
体育总局某人士告诉记者，陈培德是一个正厅级领导干部，他接受采访，究竟是以个人名义，还是以组织名义？如果是前者，必须向媒体说明，但是从这几天他的所作所为（举办新闻发布会等）来看已经不能用个人名义来解释了，包括他提出的四点意见等。如果是后者他必须经体育局党组讨论才能接受采访。同时，按组织程序，他必须将他的意见上报国家体育总局，并抄送中国足协。可是，他根本没有这样做。
这位人士还指出，打假扫黑是组织行为，陈培德作为一个党的高级干部应当懂得这一点，如今，他始终没有向总局汇报，而一再在媒体上露面，这样做，不符合组织程序，也不符合党的纪律。目前，某裁判的退款和忏悔信都在浙江省体育局，如果他们和违法裁判私下接触，并私了，那都是违反党纪国法的。
这位人士认为，浙江省体育局和绿城俱乐部连行业管理都谈不上，可他们却联手打假，这实在有些风马牛不相及。体育局是国家行政机关，不应过多地介入一个俱乐部的具体事务，尤其不能介入过深，否则的话，就从根本上混淆了行政机关的职能。
这位人士反映，陈培德一再声称要打假，那么，对于绿城方面的问题却只字不谈，假若没有绿城行贿，哪来的裁判受贿？如果陈培德是为了中国足球事业的健康发展，那应该同时谈两个方面的问题，不能只谈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如果陈培德明知绿城有问题而不去举报，那也是违反党纪国法的。而且，体育局把材料“私藏”，而不及时向上级单位及司法部门举报，这也是一种违纪行为。
几乎所有大的网站，如新浪、雅虎都报道了这条爆炸新闻，《华西都市报》、《天津日报》、《南方体育》等报纸都做了转载。省内多家报纸不仅转发这条消息，有的还配发评论。有篇署名“七贤”的评论说，李书福、宋卫平、陈培德是“铿锵三人行”，“将本该歌舞升平的岁末搅得乌烟瘴气”。反击终于来了，这正好给那些没有立场、没有是非、唯恐舆论不热闹、只想炒作的小报提供了炒作的猛料。我和省体育局给总局及足协写了那么多信，他们一字不回，今天算是通过媒体公开答复？是总局的发言人在传达总局的声音还是媒体制造假新闻？不管真相如何，我和体育局得做两手准备，真理在手，如果是真，为什么不能公开澄清？白天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下班回到家，吃罢晚饭，我便敲起键盘。先打出标题：对“国家体育总局某人士”的公开答复。再一想，先让总局知道我们的反应吧，别一下子直接捅出去，于是又加上（征求意见稿）。激愤、委屈、一定要讨回公道的情绪直激指间，几乎是一口气打完答复信，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第二天一上班，杜兆年副局长就来找我，他气愤地说：“这简直是颠倒黑白嘛！”并建议召开党组扩大会，商量对策。他是二把手，他的建议正合我意。没多久，党组成员杜兆年、李云林、应祖明和办公室主任郑瑶、训竞处长傅百炼、体坛报总编李烈钧、省足协专职副主席王之海先后走进14楼会议室。我给大家人手一份《组织扫黑还是个人汇愤——陈培德扫黑“越俎代庖”》和公开答复信。
会议没有不同意见的争论，只有激愤写在每个人的脸上。杜兆年的发言代表了大家的想法，他说，打假扫黑是浙江省体育局一致的要求，陈培德作为局长，是浙江省体育局打假扫黑的代言人，他的所作所为不是个人行为，某人士的讲话不仅否定了陈培德，也否定了浙江省体育局，必须据实澄清。其他领导也纷纷表示，无论某人士的讲话是不是总局的态度，浙江的打假扫黑都不能屈服于高压。为了慎重，回击分两部走。首先由办公室负责把某人士的讲话传真给总局办公厅，并加上“请总局办公厅甄别此消息的真伪”，以探虚实。同时，为顾及总局的权威，答复信以征求意见稿的形式寄给国家体育总局，让他们了解浙江的态度，如果总局没有回音，再对外公开，但只能登报刊，网络发展还不成熟，不能像某人士似的走网络，要抱着严肃的态度给社会各界一个实事求是的交代。根据大家的意见，我起草的答复信由体坛报李烈钧同志修改后定稿。看到大家意见如此一致，还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我无比欣慰。会后，我亲自给总局办公厅主任刘元福打电话查问此事，刘元福否认了这件事。（公开答复信见《附录篇》）
阎世铎杭州行(1)
2002年1月5日，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白岩松上午主持央视东方时空的陈培德、宋卫平、张斌连线访谈，下午又采访阎世铎。阎世铎也是马不停蹄，下午刚接受采访，傍晚就风尘仆仆飞来杭州。经党组研究，省体育局副局长、省足协主席杜兆年亲自到机场接机。他们“冲出”记者的重围，钻进了轿车。车子停在省体育局大院，阎世铎在杜兆年的陪同下，乘电梯直上浙江体育大厦14楼，来到1410局长办公室。
我迎向前去紧紧握住阎世铎的手，热情又有分寸地说：“欢迎阎主任来杭州。”
宾主落座，阎世铎告诉我说，由于他工作太多，明天晚上就要返回北京。我们双方就在杭一天的日程安排进行了商量确定：上午8时30分考察黄龙体育中心；9时与绿城足球俱乐部董事长宋卫平会谈；下午2时与浙江省体育局会谈……
我告诉阎世铎，得知他要来杭州调查，省体育局党组认为是一件大事，专门召开了党组会议，研究接待和配合方案，并认真做了安排。为了方便，就请阎世铎住在省体育局自己的宾馆——紫云饭店。
简短的会面后，我请阎世铎一行吃宵夜。阎世铎说这几天得了重感冒，胃口不好，简单吃点就行。
我们要了一大锅杭州名点——片儿川（雪菜肉丝面）和几个杭州特色的冷盘边吃边聊。我对阎世铎提了个建议：“你这次来调查，不知什么渠道走漏了风声，引起媒体的很大关注，希望你能够满足一下媒体的要求，和记者见见面。”
阎世铎没有答应。
而此时各路记者已在省体育局大楼和紫云饭店到处打探消息。
省体育局为接待做了充分准备。为了确保调查工作的顺利进行，饭店总经理和办公室主任亲自负责具体的接待。从阎世铎入住开始，所住的三楼不再安排住客，并派专人进行24小时巡视。
这种超规格的接待，之后中央调查组来杭调查，同样住紫云饭店，也没有享受过。
1月6日早晨，我早早等待阎世铎，随即他在我和杜兆年等省局同事的陪同下来到了黄龙体育中心体育场内。记者们早已恭候多时，一看到阎世铎和我不约而同地都穿着一身黑色风衣，第二天媒体上就有“两个人俨然黑社会老大”的说法。阎世铎看了体育场的草皮、主席台、环场走廊和场地，一路上阎世铎关心地问了不少问题，来到贵宾室，阎世铎发现了一个问题。
“陈局长，这里很有特殊意义。这里什么世界冠军的照片都有，就是没有足球。我能不能提个建议，以后也在墙上挂一些足球的照片。”
我对阎世铎开了个玩笑，“阎主席，你今天作为中国足球的最高长官视察这个地方，明年女足世界杯你再来，这里肯定都是你的照片。”
我的这番话引来一片笑声。
阎世铎连声说：“我没有资格，我没有资格。”
视察完黄龙体育中心，在返回紫云饭店的车上，我再次向阎世铎提出，下午会谈完以后，抽出一小段时间，与记者见见面，这样比较好。
阎世铎依然没有答应。
我只好加重语气对他说：“阎主任，我的面子不够大，你不肯给我面子，这件事情你就看着办吧，我也不勉强，但我绝对是为你好！”
9点15分，阎世铎回到紫云饭店，早已等候多时的绿城足球俱乐部董事长宋卫平快步走上来和他紧紧地握了手，然后来到阎世铎所住的323房间闭门密谈。
密谈后，宋卫平向守候在饭店的记者们透露，双方就很多问题达成了共识，相互间更加信任了。而据我了解，宋卫平谈话时未将最为关键的涉黑裁判人员名单直接交给阎世铎，他还在等待，还在观察。
中午吃饭我没有作陪。在家吃饭时接到省足协专职副主席王之海的电话：阎世铎同意在下午会谈后与记者见面，并接受简短的采访。我会心地笑笑：“他到底得给我面子。”
下午两点差10分，我带着浙江省体育局党组成员及有关人员在紫云饭店4楼会议室等候阎世铎。
此时的阎世铎，脱掉了长风衣，穿一套深蓝色的西装，平时不大系领带的他，今天系了一条缀着五彩碎花的蓝色领带。
我系统地向阎世铎通报了浙江省体育局提出足球打假扫黑反贪的指导思想、目的和迄今已做的一些主要工作。并重申了此前浙江省体育局给中国足协关于整治足球环境谏言书的几个观点，支持中国足协对包括绿城在内的涉假俱乐部的处罚。
之后我话锋一转，“遗憾的是，我们的一番好意和苦心，却遭到了总局某人士在媒体上的公开指责。我们有权利对应地在媒体上进行公开答复和批驳，但是，为了总局的威信和影响，我们没有这样做。但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公开答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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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世铎杭州行(2)
局办公室主任郑瑶站起来，将打印的公开答复信等一叠材料递给了阎世铎，“还未公布，请你看看，是不是事实。”我说。
阎世铎用最快的速度浏览了一遍。
我口述了公开答复信的一些主要内容，列举了在公开观点和主张之前，整整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多次向总局领导写信反映足球和其他项目赛风不正的问题。我问他：“这算不算无组织无纪律？”
我还对他特别提到，浙江从省委、人大、政府、政协包括省纪委和各个厅局以及社会各界，无不支持我们的行动。我们这里的工作环境很好，讲到这个问题我想再表达两层意思，第一，我们希望总局对我们行为的功过是非有一个公开的评价。如果是过，过在哪里？不要言语不沟通。该批评的就批评，只要说得有道理，我们肯定会听。如果不给评价，也不要紧，我们最看重的是人心所向，这比什么都宝贵；第二，即使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只要对事业有利，对这场斗争有所推动，我们受些冤屈也微不足道。
接着杜兆年、应祖明、李云林等几位副局长也纷纷谈了自己的看法。
阎世铎面对眼前这种局势，感到问题严重，气氛凝重，应该赶快把气氛缓和下来。这方面老阎驾轻就熟，很老到，一上来就感情激动地说，“今天很高兴也很感动，浙江省体育局的所有领导一块接见我们。与陈局长的情况沟通，确实出乎我的预料，这恰恰说明浙江体育局党组班子对这件事的重视，对足球的重视，对中国足协的支持。”
他接着说，“根据我在总局工作多年的经验，总局的人，不要说是评价一个体育局的局长，就是对我们整个体育系统犯了事的干部，他们都不敢说三道四。”
“报上的东西我现在是不怎么看了，网上的就更不能信了。对于这件事，作为局长的您姑且可以不去理会。”
“黑哨事件披露以后，我的第一反应，这是一件好事。实际上，这个事情长期以来在足球界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或者可以讲是一个毒瘤，反响很大。所以说这个事情的揭开，只是时间问题，我与陈局长的想法是一致的，早揭比晚揭好，可以说，现在是最好的时机，因为现在足球有一个比较好的外围环境，加上中国男足又出了线，同时，也正是处在中国足协下决心进行赛风整治的当口上。”
“你们刚才谈到中国足协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迟迟没有表态，我做一个实事求是的解释。过去，像这种事情已出过多次了，比如1998年的沈渝之战，媒体球迷大喊假球。当时足协用了一两个月的时间，花了几十万的费用来调查。开始时，也有人说自己有证据，等到真的找他们调查的时候又不说了，最后搞得全国人民都追问中国足协的责任，弄得相当尴尬。基于以前的情况，我们这次准备低调出击，想以‘黑哨’为突破口，踏踏实实地工作”。
对于总局迟迟不表态，阎世铎的解释是，总局历来十分强调按程序办事，“黑哨”事件以后，总局领导很明确，足球的事就要由足球管理中心处理，就是天塌下来中心也得顶着。当然，总局对这件事是非常关心、非常重视的，经常听取足协的汇报。
阎世铎强调，“这次杭州会面不是我自己想来的，也不是浙江方面邀请我来的。不是陈主任（他还是习惯用体委主任的称谓）说要我到浙江来看看吧，我就来了。此次赴杭调查，是受了总局的指示来的，也带来了总局领导对浙江省体育局、对陈主任的支持。这个事件中，浙江省体育局，陈培德主任以牺牲自己为代价，体现了自我牺牲精神。总局和中国足协都是看得很清楚的。如果这次斗争能取得全面胜利，这对中国足球将具有历史性的贡献。”
听了这番话，我们当然很高兴也很宽慰，该见好就收了，我顺势把皮球传了过去，说：“我们该做的事情都做了，该尽的责任也都尽了，今天就向你阎主任交差。接下去的事情就由你们去做，如果有什么需要配合，我们一定全力以赴。”
阎世铎连忙笑着摆摆手说，“不不不，我们的合作才刚刚开始，现在这场斗争到了关键时期，希望陈培德主任、浙江省体育局和绿城俱乐部能继续积极配合中国足协的工作，帮助我们进一步做好取证工作。”
会谈结束，会议室的门刚打开，早已在门外挤得水泄不通的记者就像决了堤的洪水涌了进来，抢先占据有利位置，有的干脆跳到会议桌上，把桌上的花瓶、茶杯碰了个稀里哗啦。阎世铎和我站在记者面前，杜兆年等站在我们后面。我和阎世铎在记者们的镜头前再一次紧紧握手。
阎世铎和作者在杭州记者见面会上
记者提的第一个问题是：“阎主席，你这次杭州之行有何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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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世铎杭州行(3)
阎世铎情绪极好地笑着说：“这次杭州之行收获非常大，得到了浙江省体育局和绿城俱乐部的大力支持，收获比来之前预想的要大得多。”
记者提出司法介入问题，阎世铎表示需要继续探讨，足协会积极努力，但时间很难定。在取证方面取得突破后，还要进一步核实，还有很多艰苦细致的工作要做，足协会抓紧时间的。
记者关心足协如何对待主动站出来的俱乐部和裁判，阎世铎说：“政策非常重要。要想把这个事情处理好，没有政策是不可能的。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区别。这次在打假和处理俱乐部与裁判之间给钱和收钱的问题上，并不在乎查出几个人，关键是要大家知道这样做是违法违纪的，提高大家的自律意识，为中国足球创造一个良好健康的环境。”
阎世铎最后特别夸了一通媒体，他说：“中国足球有今天，中国男足能冲出亚洲，有全国众多媒体的帮助、支持和贡献。包括这次绿城揭露裁判收取黑钱的事件，媒体也给予很多的报道。目前，这个问题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其中，媒体发挥了很关键的作用。”
我用外交辞令说了这次会谈的成果：“阎世铎主席到浙江来，到足球打假扫黑反贪的第一线来，引起了媒体广泛的关注。无论是阎主席与绿城的意见交换，还是与省体育局、省足协的沟通，都非常圆满，在一系列的重大问题上形成了共识。双方认为，在净化足坛的各方面工作中，我们的目标、目的、方法、步骤都是一致的。省体育局欣然接受了阎主席的要求，在把这场斗争引向深入的过程中，继续配合中国足协做好应该做的工作。省体育局不会辜负总局和足协的信任。”
我的话音刚落，董华立即宣布：记者见面会到此结束。等候了足足两天一夜的记者见面会历时15分钟就结束了。
我看出记者们显然不能满足这15分钟的信息捕捉，下了楼，他们又在院子里把我团团围住，我也爽快地满足一下记者的要求，单独接受他们的补充采访。
我告诉记者，阎主席的杭州之行，不是浙江邀请来的，也不是他主动要来的，而是受命而来。他带来了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足协对浙江方面在打假扫黑反贪斗争中所做工作的感谢。我向记者说这番话的目的，一是通报阎世铎的来意，二也是借机对“国家体育总局某人士”对我指责、攻击的不实报道的公开驳斥。
我告诉记者，那封裁判的匿名信和4万元现金我们已当面交给了阎世铎，阎世铎收下了匿名信，但钱他说不便带走，请浙江方面在方便的时候带到北京。浙江方面表示将进一步做好配合工作，不是取证一个，而是更多。也希望足协以绿城为突破口，进行一次地毯式的大搜查，把绿城以外的问题俱乐部和问题裁判查清楚。关键是要司法介入，只要司法一介入，口肯定能撬开。
我透露：阎世铎在会谈时保证，一定会给像绿城、吉利这样的俱乐部以保护。说他们站出来揭自己同时揭别人，这需要勇气，甚至需要付出牺牲的代价，精神令人钦佩。在这场斗争中，绿城、吉利立了功，立功就应该受保护。
我最后表示，在打假扫黑取得阶段性胜利后，浙江将退出。我们唯一能做的是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而不可能去干涉其他俱乐部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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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松庭汪庄款待阎世铎
会谈结束，我马上把情况电话向鲁松庭副省长作了汇报，他也很满意。按原定计划，会谈成功，他出面会见并宴请阎世铎一行。傍晚，副省长鲁松庭在西子国宾馆汪庄“夕照厅”会见和宴请阎世铎一行。
从担任省政府副秘书长开始，鲁松庭就开始负责联系体育方面的工作，直到担任副省长，联系、分管体育工作已有十多年了，对体育工作有着深刻全面的了解和理解。
席间双方谈吐甚欢。鲁松庭对阎世铎来杭表示欢迎，对中国体育取得的成就给予充分肯定，对中国男足打进世界杯表示祝贺，然后着重强调，足球的风气问题确实严重，国人很不满意，不抓不行。浙江省委省政府对体育局和陈培德同志打假扫黑反贪的行动是支持的，浙江人民是支持的。这次阎主席亲自来杭调查并和体育局当面沟通、交换意见并取得一致，很有成效，很有价值。
阎世铎在答词中强调，国家体育总局对浙江省体育局和陈培德局长在这次打假扫黑斗争中对中国足协的全力支持、密切配合及卓有成效的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对绿城、吉利两家俱乐部主动出来公开揭露足球黑幕表示应充分肯定。席间，他盛情邀请鲁松庭在6月足球世界杯赛期间，作为中国代表团的特邀嘉宾，赴韩国观看世界杯。鲁松庭欣然应允并表示感谢。
晚宴前，我问阎世铎，那4万元你们是不是就带回去？阎世铎转身问身边的董华，董说可以，于是由杜兆年副局长和董华办理交接手续，董华把钱带走了。
当晚阎世铎8时45分离开杭州，我对阎世铎说，这次我们谈得很成功也很高兴，我要送阎主任上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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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别时的承诺
在去机场的路上，阎世铎显得对一天的行程非常满意，特别是对浙江省体育局的全力支持和配合，以及副省长的接见和宴请很高兴。他对同车的我和杜兆年表示，“真想不到，我这次来，你们接待的规格这么高，这在其他地方还没有遇到过，足见你们的一片诚心。”
阎世铎说，以绿城的表现，我们绝不会让它吃亏，要和其他受处罚的俱乐部区别对待，回北京后，我马上对绿城“大赦”。新赛季的甲B联赛，允许代表浙江打全运会的队员参加比赛。我用这个办法来解决绿园队队员参加绿城队比赛的问题，这个问题不需要搞什么民主，集体讨论。这不是专门给绿城的政策，其他受罚的俱乐部，如果也有绿城这样的表现，同样可以享受这个政策。他让我告诉宋卫平，他现在就可以让绿园和绿城的队员一起备战新赛季。阎世铎还特别强调，这个事情不用讨论，就这么定了，但对外不要公开。
我高兴地说，有你这个态度，宋卫平一定会很高兴的。说完我马上在车上当着阎世铎的面给宋卫平打电话，转告阎世铎的上述表态。宋卫平在电话那头连声说，好好！谢谢！谢谢！
回想往事，我当时真是没有料到，阎世铎回到北京后，会音讯全无，连一个电话都没有打来过。他当时对鲁松庭的邀请，对绿城俱乐部的保护，对绿园队员参加绿城队打新赛季的承诺，都未兑现。之后，为了绿园队员参赛一事，杜兆年和王之海还曾专程赴北京与阎世铎沟通。他们是从机场打车去中国足协，又打车回到机场。在足协，与阎世铎谈完话，阎世铎只把他们送到办公室门口，连说一句吃了饭再走的客套话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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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的关怀(1)
并非只是在任的厅局长才高度关注体育，一些老同志也同样关注。
打假扫黑斗争刚开始不久的一个晚上，我就在家里接到打假扫黑风暴以来第一位老领导打来的电话，他是原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彬。
“培德同志，你做得很对，足球的黑幕和腐败，过去大家都感觉到，但就是没人出来说话。你第一个站出来说话，很不简单，我对你表示支持，我们很多同志也都支持你。有什么情况要向上反映，如果不方便，可以把材料给我，我有办法给你转上去。”
听了老主任的话，一股暖流涌上心头，热泪不知不觉就溢满了眼眶，拿着电话的手也在微微颤抖。
春节前，省网球协会组织老领导干部网球比赛，我赶来参加活动，一走进球场，人们都笑着对我说，我们的“反黑局长”来了，纷纷上前与我握手问候。我心中一时感激万分。
“陈局长，你很有勇气，我们很敬佩你。”
“培德同志，你为领导干部树立了一个榜样。”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泽民也来参加比赛，看到我，走过来握着我的手说：“培德，你辛苦了。压力大不大？不要怕，你做得对，我支持你。”
徐志纯是我1993—1998年任省体委主任时分管体育的副省长，98年以后转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至今。我到人大后，每次在向上级来的领导或兄弟省区市的客人介绍我的身份时，总是要特别提到我的“反黑局长”身份。
令我深受感动和鼓舞的是来自国家体委老领导们的理解和支持。
在全国足球打假扫黑风头正劲的时候，足球和整个体育运动的首脑机关——国家体育总局机关里，却是万马齐喑，没有人在公开场合谈论足球，但却有很多人打电话、寄贺年片来，出差到杭州的同志，都要向省体育局、向我表示支持和敬意。为了保护这些有正义感的同志的政治安全，请读者原谅我不能把他们的名字和说的话公开。但是我可以大胆地公开地提到这样几位德高望重的老领导，因为我如果也把他们的义举隐去，那不但无以表达我对他们的感激之情，甚至是对他们的大不敬。
2001年10月，原国家体委主任李梦华同志到浙江安吉观摩全国山地公路马拉松赛，我专程赶到杭州萧山机场送行。在机场贵宾室，李梦华主任主动对我说：“你这次足坛打假扫黑，这个头带得好，我支持你。中国足球这样搞不行，水平肯定上不去，还要坏了一批人。你不要怕，你做得对，没什么好怕的，就是要和腐败斗到底。”当时，随行的新华社体育部主任记者李贺普听了也对我说：“这次来不及了，等到广州九运会的时候，我再对你做专访。”
到了广州九运会，正如大家都知道的，我又发起对不正常赛风的抨击，使一些人很不高兴。《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江正茂对我的采访，刚上网不到两小时，就因为一下子得到众多网友的支持，反响太大而被勒令撤下。事后我听说，《人民日报》某领导还要他和部主任做检查。这位硬汉硬是不肯屈服，为了捍卫真理，他顶住了。在九运会结束前一天晚上，组委会举行盛大酒会，原国家体委副主任徐才同志端着酒杯，从主桌专门走到我的面前，当着大家的面，向我敬酒。他说：“培德同志，我敬你一杯酒，你是中国体育界反腐败的斗士，我们老同志支持你。”今年4月20日，在成都的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上我又见到了他，徐老又对我鼓励说：“你还年轻，我已过80了，你要继续和腐败斗争到底。”
何振梁老人对中国体育外交、对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贡献人所共知，他是有口皆碑的资深老前辈，深受广大体育工作者和爱好者以至全国人民的爱戴。他几次到浙江来，都专门找我，对我的行动给予很高的评价，表示特别的支持。
我的母校厦门六中（初中）、厦门一中（高中）和北京大学的老师和校友都为我自豪。北大班主任陈志尚年已古稀，还为出版《变形的足球》四处奔波。
那段时间，来自全国表示慰问和声援的电话、书信、明信片直至条幅，如雪片飞来，我都一一珍藏着。
范匡夫是浙江省军区副政委兼金华军分区政委，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2002年元旦，他和原部队作家、现省建材集团副总经理张廷竹给我寄来贺卡，上面写着：
培德局长：
我们支持你，向你致敬！
祝您新春健康快乐，万事如意！
金华军分区范匡夫
省建材集团张廷竹
2002年元旦
甘肃省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魏庆同、副主任张维国赋诗一首，副主任刘炳年题写并表成大幅条幅，专门托省体育局副局长孙公平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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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的关怀(2)
怒斥黑哨有大旗，拂云百丈轻松柯。
玉宇澄清万里埃，东方高唱正气歌。
浙江星韬律师事务所主任是李书福的吉利集团的常年法律顾问，他主动上门表示他和他的浙江星韬律师事务所的12位律师愿意当我的义务法律顾问团，为我和浙江省体育局无偿提供法律服务，并和我签了协议书。今年春节，他还给我发了一个手机短信，是一首小诗：
滚滚钱江东逝水，
浪花卷起无穷；
功名利禄全都空，
健康依旧在，
朋友情更重；
长年累月江湖上，
惯看世间种种，
唯有短信祝珍重；
过去多少事，
全在记忆中。
楼韬新年小词一首
现在已经时过境迁，我可以说了，国家体育总局领导班子对我和浙江省体育局的态度并不是一致的，许多领导内心是支持和理解的，只是他们不能公开说。有事实为证：
一位总局领导带着课题组到杭州来，省体育局当晚设宴招待。席间，这位领导专门端着酒杯走过来向我敬酒，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培德同志，你是聪明人，一定知道我此行的真正目的。”我回答：“感谢领导的理解。”后来，杜兆年同志把两年来我们给总局主要领导的信的复印件送给他。
另一位领导到浙江搞调研，一见面就关心地问我：“感到有压力了没有？……”
读者可以从这里体察到民意，倾听到民声，体会到民心。读者从中能够进一步感受到，对于无论是领导层的腐败，还是足球界、体育界的腐败，全国人民是深恶痛绝的，党中央反腐败的决策人民是最拥护的。
被拒上海座谈会门外(1)
2002年新年伊始，为了准备全国体工会议，袁伟民要亲自到上海召开座谈会，华东六省一市体育局长中，除了浙江和另一个省的体育局长外都参加。
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凉了半截。因为我知道，这个座谈会是为全国体育工作会议做准备，而由国务院出面召开建国以来首次全国体工会议，和我及浙江省体育局的努力密不可分。
北京申奥成功后，浙江省体育局在温州做东召开华东六省一市体育局长协作会，会议根据我的建议给国务院领导写了一封建议信，建议国务院以北京申奥成功为契机召开全国首次体育工作会议。
国家体育总局转呈李岚清副总理：
继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悉尼第27届奥运会上取得历史性突破之后，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又获得了圆满成功。作为地方体育部门，我们在激动和自豪之余，也在思考我们肩负的责任：今后的体育工作该怎么做才能有更大的作为，才能协助国家体育总局在2008年奥运会上再铸辉煌，让北京奥运会为中国和世界留下独一无二的宝贵遗产，才能使我们的体育事业得到全面、快速地发展。为此，我们提出如下两项建议：
期盼国务院趁着北京申奥成功的时机，召开高规格的全国体育工作会议，对新世纪全国体育工作和北京奥运会的准备工作进行全面部署，并期盼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全面加强新世纪全国体育工作的若干意见，以指导全国体育工作。上一次国务院召开全国体育工作会议迄今已近20个年头，那次会议和会后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加强体育工作的通知》，为体育工作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对改革开放时期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在20年后的今天，我国体育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迫切需要党中央、国务院对新世纪体育工作制定新的方针、政策，以促进体育工作更好地适应新时期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同时，我们建议将国家体育总局改为国体部，纳入政府序列，以加强体育工作的领导。
紧急呼吁中央和国务院对地方体育机构改革给予进一步的重视和关心，为地方体育机构的保留开绿灯。目前，我们华东区的地方机构改革正在进行。除了省、市体育局和部分市级体育机构单列外，部分市级和绝大多数县级体育部门已有合并意向。有的将与###门合并，有的将与文化、广电等部门合并。从有利于体育发展的角度考虑，我们和市、县体育部门一致的意见是：希望国务院允许市、县体育部门单列，或允许市级和经济大县、体育先进县体育部门单列，这些单列的机构，能进政府序列当然最好，如果有困难，可列为事业单位，但要赋予行政管理职能；其余要合并的，也以统一与###门合并较为理想。其原因为：历次的体育机构改革业已证明，市、县体育机构被合并，势必削弱对基层体育工作的领导，削弱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从上一轮机构改革的实践看，与###门合并的市、县对体育的重视程度和发展速度明显减弱，对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情况略为好一些，但总体上与体育部门单列时的情况有不少差距，而与文化、广电等部门合并的，则这些地方的体育发展和业余训练水平总体上大大下降，群众体育发展情况略好一些。再从比较现实的角度考虑，2008年我国参加北京奥运会的主力和基本队伍是在10—18岁的青少年，这些苗子现在大多数还在基层，倘若市、县体育部门被合并，对业余训练的冲击将不可避免，要实现铸造北京奥运会新辉煌的愿望将异常艰难。为此，我们恳请国务院能就地方体育部门的机构改革有一个新的明确意见。专此建言，供领导决策参考。
上海市体育局局长金国祥
江苏省体育局局长孔庆鹏
浙江省体育局局长陈培德
安徽省体育局局长张荣国
福建省体育局局长蔡天初
江西省体育局局长刘鹰
山东省体育局局长于学田
2001年8月8日
国务院领导同意了这个建议，责成国家体育总局筹备会议。这样的座谈会，无论从上述缘由还是从我平时的影响，我都应在应邀之列。现在被排斥在外，原因已不言自明，我已经直接感受到来自上面的无形的压力。阎世铎说的什么总局对我和我们体育局的行动是支持的，完全是屁话。
次日一上班，我就请党组成员到我的办公室，将这件事情原原本本向他们通报。大家都感到这是一个信号。
我拿出前一天晚上写好的信对大家说，我准备以个人的名义给袁伟民写信，表明立场和态度。尽管是以我个人名义写信，但还得经党组审定。
最后，大家决议，该信以浙江省体育局党组的名义来写，语气也要婉转一些。后来，浙江省体育局办公室在我这封信的基础上，重新拟了一稿，以贺信形式发往上海市体育局，再转给袁伟民。其目的都在不言中，就是想让与会者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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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拒上海座谈会门外(2)
贺信全文如下：
上海市体育局转国家体育总局袁伟民局长：
获悉总局专门为全国体工会议做准备的座谈会在沪召开，谨表示祝贺。由国务院召开全国体工会议是新世纪体育工作发展的需要，也是各省、市、区体育局的共同愿望。我局陈培德局长曾于去年华东区体育局长会上建言，并和兄弟省市局长一起联名给李岚清副总理写信，建议提请由国务院召开全国体工会议，为推动此一愿望能成为现实尽了绵薄之力。座谈会的召开使我们既感欣慰，亦使我们因无缘赴会而深感为憾！
自从第九届全运会上我局陈培德局长多次亮明反兴奋剂观点开始，一直到前不久陈培德对足球打假扫黑反贪的屡次鲜明表态，我们局党组始终是支持的。我们深知，现在说大真话、大实话非常不易，尽管我们是遵照总局的要求来做，但有些话，如揭开腐皮连带肉，难免会因此得罪一些人，我们有这个思想准备。当然，我们更相信总局领导在这个问题上会有公正而客观的评价，绝不会因此而将浙江打入另册——这不应是我们的隐忧！更相信浙江的无缘赴会不至于是因为浙江的直言无忌所致。
虽然无缘赴会，但我们对新世纪中国体育发展问题的关爱和执着依旧。
祝本次座谈会取得圆满成功！
浙江省体育局
2002年1月18日
上海市体育局长金国祥把浙江省体育局的信亲手交给袁伟民局长，袁伟民也在会上解释了为什么没请陈培德。请哪些局长参加座谈会，名单是办公厅提的。办公厅主任刘元福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不，是有苦不能说，“我办公厅主任有这个权力吗？”
此事虽然最后没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复，但与会者都心知肚明。“太明显了”，有人在餐桌上悄悄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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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搞乱了中国足球全文阅读 作者：陈培德 《谁搞乱了中国足球》由www.aIhUaU.com集整理于网络，如文章内容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或者是侵犯了其他的法律法规，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考虑删除谁搞乱了中国足球全文阅读页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