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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唐入宋，中国传统审美文化发生了巨大转变。在这一背景下，宋代美学以自己的独特视角重新解读了杜甫：将其刚健的人格精神和诗学风貌沉潜为整个时代的美学底蕴；以其沉郁气质约束自我重塑了一个老朴、平淡而不乏典雅的老杜形象，随着时代的发展，杜诗的世俗化倾向也得到进一步发扬。这些貌似不相协调的侧面有机融合为一个整体，折射出了宋代美学的绚烂多姿。两宋美学对杜甫的多层面接受，是在时代文化制约下一种合理的再“发明”。
关键词：宋代；美学；尊杜传统；杜甫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5）04-0119-06
由唐入宋，中国传统审美文化发生了一次巨大转型，热烈开放、自信闳放的大唐精神逐渐被理性内敛、淡雅幽邃的宋代美学所取代。这一转型酝酿于中晚唐，拓展于北宋前期。宋初，革故鼎新，文化界亟需典范，有唐巨擘诸如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李商隐乃至“姚贾”等，均被作为“候选人”重新加以审视，而只有杜甫，以其高尚的人格精神及地负海涵、千汇万状的作品契合了宋代文化的衡量标准，最终成为宋调的不祧之祖。
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曾指出：“一组最混乱地结合在一起的行动，由于被吸引到一种整合完好的文化中，常常会通过不可思议的形态转变，体现该文化独特目标的特征。”[1]作为前代遗存的文化因子，宋人在将杜甫奉为表率的同时，也对其重新加以考量和改造。宋代审美中的杜甫，其诸多侧面或被强化、变异，或被淡化、摈弃，最终定格为承载其时代精神的美学范式。
一、凌云健笔意纵横――刚健的美学底蕴
赵宋王朝是在经历了唐末五代的长期战乱后建立起来的。五代时期，王朝急遽更替。53年间，易八姓十三君，而亡国被弑者八，伦理纲常，特别是君臣一纲，遭到严重破坏。为重整伦常，统治者大倡儒家学说，旌表了大量忠孝节义之士，甚至包括政敌，如在赵匡胤登基时为后周死难的韩通等。士大夫们也以此为契机试图复兴儒学，重新建构理想的审美人格。
在儒家伦常、仁义学说影响下，宋代美学首先呈现出一种道德化的审美形态，推崇至刚至坚的人格之美，即具有忠义精神和道德上自觉、自律的楷模。宋人审视过很多“典范”，如李白、韩愈、白居易等，但只有杜甫完全满足这一需求。杜甫传承了先秦以来士人重节操的品质，不仅忠君爱民、富有使命感，而且其廷争、弃官、不赴召，终漂泊以死等，更是以实践的品格，体现出儒家士人的刚健精神。杜甫具有相当的牺牲精神和自律品质。他自己是：“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岁暮》）劝勉朋友亦云：“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奉送严公入朝十韵》）他写《太子张舍人遗织成褥段》诗婉言谢绝别人送的一床锦褥，颇显安贫若素、守志不移品质。明人沈周《题杜子美像》感叹说：“贫莫容身道自尊，先生肝胆照乾坤。”杜诗是对士人知识阶层“道尊于势”高尚品格的生动阐释。
宋代士人正面接受、强化了杜甫的刚健人格精神，士风丕变。杜甫在宋代美学中的最初定格就是“一饭未尝忘君”[2]、“蔼然有忠义之气”[3]的忠爱形象，终成就“诗圣”之说。宋人以杜甫精神自我砥砺，认为操守和气节比金钱、权位乃至生命更值得珍视。苏轼《马正卿守节》载：“杞人马正卿作太学正，清苦有气节。学生既不喜，博士亦忌之。余偶至其斋中，书杜子美《秋雨叹》一篇壁上，初无意也。而正卿即日辞归，不复出。至今白首穷饿，守节如故。”[4]《秋雨叹》是杜甫于天宝十三载（754）所作，感叹秋雨伤稼害农，而奸臣弄权，蒙蔽天听，表现出穷且益坚的精神，马正卿因受杜诗感发而守节终生。在国难当头之际，杜甫精神更是迸射出耀目光彩。爱国名将宗泽因受投降派掣肘，忧愤成疾，吟杜“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之句含恨而终；李纲在决心以死报国之际，书写了杜甫《魏将军歌》赠义士王周士，以激其气；文天祥被俘在燕京狱中凡三年余，杜诗时刻陪伴着他，他作《集杜诗》凡五言绝句二百首，《自序》云：“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
在宋人眼里，高尚的人格精神贯注于作品，也会呈现出刚健的艺术风貌，所谓“士之致远，先器识，后文艺”、“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者则发为文章者辉光”[5]。这是一种“德”性美学观。宋人最初对杜诗的体认很独特，以“雄肆豪放”谓之，实启刚健风格先声。如孙仅状杜诗风格雄峻：“其�殄愀咚剩�则若凿太虚而��万籁；其驰骤怪骇，则若仗天策而骑箕尾；其首截峻整，则若俨钩陈而界云汉”[6] ，范仲淹赞石延年诗之雄奇乃“大爱杜甫，独能嗣之”[7]，欧阳修言杜诗“豪放”，至张伯玉亦形容杜诗道：“诗魄躔斗室，笔力撼蓬莱。运动天枢巧，奔腾地轴摧。万蛟盘险句，千马夹雄才。”[8]
宋初，崇杜尚没有形成风尚，在当时为数未丰的评述中，“雄豪”论杜却成为一种颇为普遍的论调[9]。杜诗风格多样，毫无疑问以雄浑壮丽的阳刚之美为主，所谓“才力之大，笔力之高，天风海涛，金钟大镛，莫能拟其所到”[10]。然而这不等于“雄豪”，后者更多了一些峻急粗豪之态。杜诗之所以被如此解读，实是时代使然。宋代嘉�v（1056～1063）前后，社会上有一股尚“豪”的风尚：“皇�v已后，时人作诗尚豪放，甚者粗俗强恶，遂以成风。”[11]在时代风尚的变迁中，宋人不断调整自我的美学定位，将老杜之“豪”、“健”融会、渗透于怪异、平淡、瘦硬、奇峭等风格中，使刚健逐渐沉淀为一种基调。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宋人逐步跳出了唐体的藩篱。以“雄豪”称杜乍看有些突兀，但实质上符合时代文化需求，是宋代审美发展的基础和必经历程。
二、才思沉潜迫中肠――典雅的美学气质
宋人早期以“雄豪”接受杜诗于美学形态有奠基之功，但也因其过于发露渐被摈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相对缓和、敦厚、自制的“典雅”观。正如黄庭坚所说：“诗者，人之情性也。非强谏争于庭，怨忿诟于道，怒邻骂座之为也。其人也忠信笃敬，抱道而居，与时乖逢，遇物悲喜，同床而不察，并世而不闻，情之所不能堪，因发于呻吟调笑之声，胸次释然，而闻者亦有所劝勉。比律吕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诗之美也。其发为讪谤侵陵，引颈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者，人皆以为诗之祸，是失诗之旨，非诗之过也。”[12] 《毛诗序》言诗：“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黄庭坚“诗者，人之情性也”亦由此而来，却将其他内容一概略去，单取“情性”二字，实质体现了其论诗主张的根本转变，即对诗歌批判功能的消解，将关注现实之意、愤怒嫉邪之情化为忠信笃敬之性，体现出“温柔敦厚”的诗教观。在这一代表性观念观照下，整个两宋推崇一种典雅的中和之美。
“古人为诗，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也。近世诗人惟杜子美最得诗人之体，如‘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山河在，明无余物矣；草木深，明无人矣；花鸟平时可娱之物，见之而泣，闻之而悲，则时可知矣。他皆类此，不可遍举。”[13]
司马光不以诗著称，对杜诗之议论尤少，上引对杜甫诗艺的唯一讨论却成为宋人论杜的共识，和者甚众：“其词曲而直，其意肆而隐，虽怪奇伟丽，变态百出而一之于法度……独得古人之大体。”[14] “语意涵蓄不迫切，使人咀嚼而自得之，可以亚《国风》矣。”[15]这也是在两宋文网渐酷、党争日盛的时局中，宋人为避诗祸而重新调整诗歌功能，从而彰显典雅、中和诗歌风貌的体现。
杜甫《进雕赋表》自言创作“沉郁顿挫”，严羽《沧浪诗话》也指出：“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沉郁”的确是杜诗重要风格之一，也是宋人以“典雅”解读杜诗的重要前提。沉郁，是儒家修养的沉淀，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则是一种自我克制、深沉低回的美学形态。作为一位系念家国、百姓的诗人，无论是写民生疾苦、怀友思乡，还是自己的穷愁潦倒，杜诗都深沉悲慨，蕴涵着一种厚重的感情力量。然而，杜诗是外向的，直指社会现实，多有讽喻批判之辞，非“典雅”可括。如杜甫身历玄、肃、代三朝，而对这三代皇帝都有所讽喻和批判。他抨击玄宗穷兵黩武的开边政策：“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兵车行》）、“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前出塞》其六）他揭露玄宗、杨妃奢靡生活：“宫中行乐秘，少有外人知。”（《宿昔》）他还敢于大胆揭发肃宗宠信宦官李辅国和受制于后宫张良娣的隐私：“关中小儿坏纲纪，张后不乐上为忙。”（《忆昔二首》其一）他的《往在》诗更是连续批评了玄宗、肃宗和代宗。
承载着鲜活现实内容的杜诗，带有强大的气势和力量，呈现雄浑郁勃之貌。然在宋人视野中，杜诗却“发源以治心修性为宗本，放而至于远声利、薄轩冕，极其致，忧国忧民，忠义之气，蔼然见于笔墨之外”[16]，其情感抒发含蓄蕴藉，是以治心修性为根本的，其气质“典雅文华”[17]、“主优柔而不在豪放”[18]，这实际是对杜诗沉郁精神的变异。如同是咏玄宗与杨妃事，唐人多有讥刺，杜甫于其事乃至杨妃姐妹淫侈生活亦深加指责，但宋人却偏离老杜源于现实、富于批判之精神，以主文谲谏、含蓄蕴藉解读之：“杨太真事，唐人吟咏至多，然类皆无礼。太真配至尊，岂可以儿女语黩之耶？惟杜子美则不然，《哀江头》云：‘昭阳殿里第一人，同辇随君侍君侧。’不待云‘娇侍夜’、‘醉和春’，而太真之专宠可知，不待云‘玉容’、‘梨花’，而太真之绝可想也。至于言一时行乐事，不斥言太真，而但言辇前才人，此意尤不可及。如云：‘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笑正坠双飞翼。’不待云‘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而一时行乐可喜事，笔端画出，宛在目前。‘江水江花岂终极’，不待云‘比翼鸟’、‘连理枝’，‘此恨绵绵无尽期’，而无穷之恨，‘黍离’麦秀之悲，寄于言外。题云《哀江头》，乃子美在贼中时，潜行曲江，睹江水江花，哀思而作。其词婉而雅，其意微而有礼，真可谓得诗人之旨者。《长恨歌》在乐天诗中为最下，《连昌宫词》在元微之诗中乃最得意者，二诗工拙虽殊，皆不若子美诗微而婉也。元白数十百言，竭力摹写，不若子美一句，人才高下乃如此。”[19]
较之元白，杜诗自然更为蕴藉，然其讽喻之意仍很明显，以至后世王嗣�]、钱谦益诸人多番致意。但宋人却对杜诗现实精神极力回避，消解了其批判锋芒，将其叙述微婉、含蓄处放大，以期使之成为典雅敦厚的典范，贴近宋人“诗教”的审美标准。
两宋不崇怒张，不尚直露，偏取一种既格力劲健又涵蕴深厚的外柔内刚审美形态。沉郁顿挫、直面现实的杜诗，在宋代诗教观偏取下，显示出一派沉潜典雅，与其本来面目有些偏离了。
三、老树著花无丑枝――老朴的美学风貌
在后人眼里，杜甫的形象可谓清瘦老苍、穷愁潦倒，如元代绘本《子美戴笠画像》、清代张骏所摹《诗圣杜拾遗画像》及今人张大千《杜陵浣溪行吟图》、蒋兆和《杜甫像》等，杜甫莫不老瘦清癯、愁苦刚毅，而这一形象的定格受到宋代美学的极大影响。
宋人眼中的杜甫，堪称贫病老丑，绝无少年潇洒风流之态：“杜陵头白长昏昏，海图旧绣冬不温”（杨时《向和卿览余诗见赠次韵奉酬》）、“扬云倘许客载酒，杜陵安得钱买驴”（苏�s《次陆放翁韵》）、“穷杜甫，当时西游乘蹇驴”（郑清之《碧扇行》）、“青衫老更斥，饿走半九州。瘦妻僵前子仆后，攘攘盗贼森戈矛”（王安石《杜甫画像》）；至若杜诗，宋人亦惯以“老”称之，若“少陵失意诗偏老”（ 梅尧臣《依韵和王介甫兄弟舟次芜江怀寄吴正仲》）、“句法老益练”（苏�s《夜读杜诗四十韵》）、“子美骨格老”（ 徐积《还崔秀才唱和诗》）等不胜枚举。
宋代哲学融合儒、释、道，以“性、理”为中心，是一种高度抽象化、理性思辨色彩浓厚的精密哲学体系，它大大激发了宋代士人的理性精神，使得宋代审美超越了青春的躁动而臻于成熟之境。两宋时局艰危，士人虽受到优厚待遇，但一直处于党争的漩涡中，其忧惧心态亦少有朝气，而颇呈“老”态。摈弃浮华，崇尚理性，得老境返璞归真之趣成为贯穿两宋的美学风尚。对杜甫其人其诗以“老”解读，正体现了成熟期特定的审美心态。
“老朴”言杜还是宋代文化发达背景下，对渊深学问、深刻思力的体认，是对一种质拙高古之美的刻意追求。宋人极力推崇杜诗老朴之处，特别是其后期拗体诗。据《瀛奎律髓》统计，杜甫159首七律，其中拗体19首，多见于晚年。而“江西诗派”代表人物黄庭坚有七律311首，其中拗体153首，均老朴瘦硬，把这种老健的形式进一步发扬光大了。《岘佣说诗》言：“少陵七律，无才不有，无法不备……山谷学之，得其奥峭”[20]，此乃宋调典型，宋诗正沿此径一路开拓。 “老朴”言杜本是题中应有之义。在杜甫1 400多首诗中，“老”字出现370余次，而白首、衰年、迟暮等含有“老”意的字词更是比比皆是。然而，细究起来，宋人在强化杜甫“老朴”风貌时，其人其诗颇多变异。中唐至宋初，杜甫多以“落魄诗人”、“狂士”形象出现。杜甫自言“狂傲”：“我生性放诞”（《寄题江外草堂》）， “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壮游》）、“欲填沟壑唯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狂夫》）；他理想高远、自视甚高：“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他藐视流俗，不屑矩�E：“顾惟蝼蚁辈，但自求其穴。胡为慕大鲸，辄拟偃溟渤”（《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杜诗亦多洒脱不羁之处，从早期的《望岳》、《画鹰》至后期《百忧集行》等，均恍惚有“健如黄犊走复来”（《百忧集行》）郁勃之风，此正盛唐气象之回响。
杜甫之狂早在唐代已为人所瞩目：“郎官丛里作狂歌，丞相阁中常醉卧”（任华《杂言寄杜拾遗》）、“王维证时符水月，杜甫狂处遗天地”（杨巨源《赠从弟茂卿》），这是对杜甫个性的褒扬。至宋，渐鲜有人提及，至新、旧《唐书》均以否定语气存杜甫之“狂”，后更以老成持重、思虑深沉目之。在宋人眼里，杜甫早已不复年少不羁、“狂傲”之态。
青春“狂傲”是杜甫性情极具个性和生命力的部分，是成就一部伟大杜诗的重要支撑，是大唐盛世开放进取文化精神的载体。然而，随着中唐至北宋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三次转型，政局迁替、经济变革、文化嬗递，士人文化心态日趋收缩、内敛，不符合其审美标准的杜甫之“狂傲”被摈弃，其老成朴拙的一面则被片面放大了。
四、风微烟澹雨萧然――平淡的美学理想
平淡乃两宋重要审美范式。有宋一代，不论是文的纡徐、诗的澹荡、词的清淡，还是书法的重意、文人画的简净、瓷器的素雅等，均昭示着一种素朴韵深的美学追求。与唐代的热烈浓艳相比，平淡是宋代审美文化的新质。
平淡不是简单枯淡，实质上是一种文人化的美学观，带有浓厚的书卷气：“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王安石《题张司业诗》）。若想达到这一境界，必须久经打磨，将学识涵养内化其中。杜甫曾言：“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上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其诗讲求锤炼和用典，被宋人目为“无一字无来处”。宋人以此作为学杜重要门径，讲究出处、故实，提倡炼字、炼意，均透露出浓厚的书卷气息，带有文人雅趣。在宋人眼里，读书、用书是创作的重要手段。要具有雅人深致，“探经术未深，读老杜、李白、韩退之诗不熟”[21]是不行的。
当然，宋代平淡美的理想范型是陶渊明。一直声名隐晦的陶潜，在北宋后，被推为“屈原后杜甫前一人”[22]，其影响深远。宋人杜、陶并尊，葛立方谓：“陶渊明、杜子美皆一世伟人也。”[23]张戒亦云：“自建安七子、六朝、有唐及近世诸人，思无邪者，惟陶渊明、杜子美，余皆不免落邪思也。”[24]陶、杜并尊之际，杜诗在宋人那里也显现出“简淡”的特质来。宋人论杜，言“张籍得其简丽”[6]，其诗 “有平淡简易者”、“有淡泊闲静若山谷隐士者”[25]，亦非完全无据。杜诗确有平易处，其440余首怡情悦性的自适诗，大都简淡自然，用语也颇通俗流易。然宋人对老杜的“发现”不止于此，更在于挖掘出其后期诗作的“平淡而山高水深”。
黄庭坚《与王观复书三首（其二）》云：“所寄诗多佳句，犹恨雕琢功多耳。但熟观杜子美到夔州后古律诗，便得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无斧凿痕，乃为佳作耳。好作奇语，自是文章病，但当以理为主，理得而辞顺，文章自然出群拔萃，观杜子美到夔州后诗，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章，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矣。”[12]
欧阳修《病告中怀子华原父》谓：“狂来有意与春争，老去心情渐不能。世味唯存诗淡泊，生涯半为病侵陵。”这堪为杜甫后期心境写照。历辞官寓陇后，入蜀的杜甫虽雄心未老，然国势日衰，豪情消磨，细碎琐屑的日常生活逐渐成为其诗料。若《水槛遣心二首》、《秋兴八首》等，脱略奇险，工拙相半，虽无奇崛的词汇、炫目的字眼，然融合了杜甫多年的学养、历练及晚年国势艰危、孤寂漂泊等复杂感受，极耐咀嚼，表面平淡而内蕴极为深厚。杜诗风格多样，然学杜奠定宋调基础的“江西”诸人，却觑定此处下手，卓然为两宋美学典范。
杜诗整体绝不平淡，然正如美国学者萨丕尔《语言论》指出的：“语言只有外在的形式是不变的；它的内在意义，它的心灵价值或强度，随着注意或心灵选择的方向而自由变化。”[26]在宋代平淡审美理想的选择下，杜诗风貌也发生了“自由变化”，其“平淡”的意蕴日益“凸显”出来。
表面看来，平淡和“刚健”、“沉郁”、“老朴”等似乎相矛盾，实际上，它是后者发展的必然结果。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几乎都经历过由早期的豪健清雄到后期的淡婉从容。“淡极始知花更艳”，平淡美正体现了宋人外枯中腴、沉潜韬晦的文化精神。
五、陶冶村夫成新赏――世俗的美学取向
鲁迅曾指出：“我总觉得陶潜站得稍稍远一点，李白站得稍稍高一点，这也是时代使然。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还活在我们堆里似的。”[27]这话的含义丰富，但至少可以说明一点，杜甫身上有更多的世俗生活气息。
老朴、典雅、平淡是文人化的审美理想，代表了宋代忌俗尚雅的文化指向。然而，宋人在雅俗之间，并非只有非此即彼的单一选择，而呈现出“以俗为雅”、俗中求雅、亦俗亦雅乃至大俗大雅等多元化取向。闻一多《文学的历史动向》一文指出：“中国文学史的路线南宋起便转向了，从此以后是小说戏剧的时代了。”[28]“小说戏剧”代表着一种世俗化的审美取向。从整个美学文化史的发展演变看，宋代处于由雅向俗倾斜、转变的重要时期。
莫砺锋曾指出：“在六朝时代，诗坛几乎成了高门贵族的专利品，诗歌题材大体上被局限于以宫廷为中心的狭小范围之内。”少量山水诗体现的也是“雅人深致”，“至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则是诗人们不屑一顾的，经常写到鸡犬桑麻的陶诗在当时完全被诗坛遗忘”[29]。到唐代，虽有人开始注意到生活中的平凡题材，如王维歌咏樵夫牧童，孟浩然描绘了田园风光，但那只是诗人静谧心境的点缀，本身不具备独立的审美价值。只有杜甫在庶族崛起、社会巨变之际，以审美的目光观照了平凡的生活，从世俗化视角为诗歌开拓了广阔的新天地，成为引领由雅入俗的拓荒者之一。 所谓“俗”，包括内容的世俗性和形式的通俗化。杜诗笔端，包罗万象，农夫、村妇、征夫、戍卒等下层民众及其生活纤毫毕现，庶几可以尽天下之事。若其《逼仄行赠毕四曜》句云“逼仄何逼仄，我居巷南子巷北。可怜邻里间，十日不一见颜色”，又“速宜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等，《杜臆》卷二谓之：“信笔写意，俗语皆诗，他人所不能到。”尽天下之情事，到他人所不能到，正成就出一代宋诗。杜诗表现，既多“当时语”，更多叙事，破体为文，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多戏题剧论，皆开通俗化先声。黄彻语：“数物以个，谓食为吃，甚近鄙俗，独杜屡用”，而宋人模之，不加拣择：“但见其粗俗耳。”[30]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中，杜甫是相当关键和重要的一章。他认为杜诗风格诙谐平易，其入蜀后诗更“纯是天趣，随意挥洒，不加雕饰”，杜甫晚年多用“最自由的绝句体，不拘平仄，多用白话。这种‘小诗’是老杜晚年的一大成功，替后世诗家开了不少法门；到了宋朝，很有些第一流诗人仿作这种‘小诗’，遂成中国诗的一种重要风格”[31]。
北宋喜爱李商隐的杨亿说杜甫是“村夫子”，谓其多反映卑琐的人生和情感，辞藻村俗，不够华美。然而，随着宋代美学的定型，杜诗的世俗化得到宋人的全面认可、传扬，就连理学大师周敦颐、朱熹等人的语录，也毫无例外地通俗化起来。所谓“少陵甘作村夫子，不害光芒万丈长”（戴�m《有妄论宋唐�体者答之》），“村夫子”正是宋代美学中杜甫形象的又一定格。
六、结语
杜甫作为内涵丰富的文化典范，其美学特质是多层面的。宋代美学以自己的独特视角，重新演绎了杜甫：把杜甫刚健的人格精神和诗学风貌，沉潜为整个时代的美学底蕴；以其沉郁气质约束自我，并重新塑造出一个老成朴拙、平淡清雅兼有世俗化倾向的杜甫。这些貌似不相协调的侧面有机融合在一起，折射出了宋代美学的绚烂多姿。宋代美学对杜甫的多侧面解读，有的乍一看似有“误读”的成分，然而以发展、辩证的眼光来分析，又是一种合理的再“发明”。接受者随着社会的发展，从不同的期待视野出发，对经典的丰富内涵做出富有时代特色的阐释，使经典的生命力得以延续，使其文化价值和意义得到持续发扬，也推动了传统文化的不断传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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