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什么是人类文明的历史？人类文明的历史，即是大量单个不断生死轮替的人在社会的交往中，渐次留下的智慧状态（水平）不断向上（也包括停滞、倒退）的总过程的记录。所有的人都在不断交往的“验”中。围绕着这个“验”，每一个人都有“先验”、“经验”和“超验”的轮回，并在这种轮回之中，渐次显示出个人的先验的推动力、经验的维持力和超验的导向力。个人具有这三种原动力，社会的整体也同样具有这三种原动力。这也就是人类文明历史发展的原动力。
下面，我们就来逐个定义这三种最基本的历史原动力。
第一种，先验知性唯真的推动力。按照康德的说法，一切形而上学的、哲学的、逻辑的、道的、数学的，乃至一切理论性观念的东西，基本上都属于先验的范畴。这些东西都具有某些不证自明的原理作为自己的“唯真”的基础。这是大自然惟独只赋予人类的潜能，所以是人类先验的能力。对于这种潜能，人类只能去发现，去体悟，或去向他人学习。这种历史的原动力集中地反映在人们关于逻辑、道、理论等等的观念之中，是一种带有一定绝对性的观念性的力量。
第二种，经验理性唯善（有用）的持动力。这是人们在自然、社会中与外界交往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习惯性的，乃至制度性的维持性的原动力。这种原动力比较集中地反映在人类为权力、权利、财富、金钱、名望、荣誉等等而进行的种种斗争实践之中，是一种带有明显相对性的实践行为性的原动力。
第三种，超验感性唯美（未来目标）的导向力。这是人们在向往未来时所逐渐形成的克制自我意志的某种具有导向的原动力。比较集中地反映在宗教信仰方面，或某种带有终极性道德追求目标的学说中。由于其经常的独断性，故超验性也属于绝对性范畴。
一切人类的历史，都是在上述三种基本原动力互相摩荡的过程中，在最终合力的作用下发展变化的。
一般而言，先验动力是向前的推力，经验动力是维持现状的持力，超验动力是导向的牵引力，导向不必向前，也可能向后，或者原地循环造成实际上的停滞。说得更直白一点，先验逻辑的（思维的）力量是最重要的向前发展的推动力，经验的政治的、经济的乃至文化的实践力量是维持现状的最重要的维持力，超验的宗教的、道德的力量是向着乌托邦、美好未来导向的牵引力。
上述三种力量彼此之间相互错杂，对于它们全都存在着三种最基本的判断，即：真存在的必然性判断、善（有用）存在的实然性判断和美存在的应然性判断。但更主要的，真存在的必然性判断主要针对先验性推动力，善（有用）存在的实然性判断主要针对经验性持动力，美存在的应然性判断主要针对超验性导向力。
先验性推动力、经验性维持力和超验性导向力，这三种力量在每个人身上或每个社会中的出现，一般来说顺序均为：首先出现的是经验性维持力，接着是超验性导向力，最后出现先验性推动力，然后再彼此相互循环或轮回形成影响。尽管如此，可是对于不同的个人或不同的社会来说，这三种动力之间彼此出现的时间间距，或早或晚，显然不会相同，而且这三种动力之间的互动的合作用也显然不会相同，这样一来，每个人的智能发展，每个社会的文明发展，都会有各自非常不同的历史表现。作为个人来说，有的人更聪明一些；作为社会来说，有的社会更文明一些。但聪明、文明不是命定的，能够及时反馈信息、及时总结经验教训的人或社会，将一定可以后来者居上。
刚才介绍了一些基本的历史发展动力理论，下面，我们就用这种理论来具体分析、比较西方和中国的已经获得了基本确认的历史，并借此来得出我标题中的结论：“独尊儒术”是中国历史“中世纪”之“钉”。
西方的历史主要分为四大段：希伯来—希腊时期；罗马时期；中世纪时期；近代时期。
中国历史主要分为三大段：先秦时期；秦汉至清末（中国的中世纪）时期；近代时期。
公元前十二世纪在希伯来人中产生了一神论信仰，神的信仰固然具有超验感性，但希伯来人更关心此生的救赎，而且惟一神的高度抽象性也使之具有一定的先验知性的启示。
公元前八—五世纪，希腊人中产生了元素论、原子论、逻各斯、理念、逻辑、公理等等哲学的观念，这些显然是人类中较早出现的先验知性的观念。
希伯来—希腊时期（公元前12世纪—公元元年）是西方人的超验感性导向力和先验知性推动力各自独立发生的时期。重要的现象是第一，一神论犹太教的诞生和较后基督教的出现，这是西方超验感性导向力较早产生的标志；第二，古希腊哲学的诞生，是西方先验知性推动力较早发生的标志；第三，经验理性维持动力主要表现为城邦制奴隶社会中民主、法治的演示，以及相应的经济、文化活动。
罗马时期（公元元年—公元470年）分三期，前期是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扩张，集中表现为受希腊先验知性推动力和奴隶制度下的政治权力斗争的经验理性的持动力的合力作用。中期，基督教传入，超验感性的导向动力开始动摇罗马帝国的奴隶制度，同时也表现为罗马统治者对基督徒的迫害和屠杀。后期，超验感性导向动力的基督教影响趋强，罗马帝国政治腐败，经验理性的持动力转弱，先验知性推动力更是趋弱，加上北方日耳曼蛮族的入侵，西部罗马帝国灭亡。
中世纪时期（公元470年—公元1517年）是超验感性导向动力趋于超强的时期，压过经验理性持动力并取而代之，先验知性推动力几乎近于消亡，其现象即神权压过俗权，乃至取代俗权，成为西方世界神权的极权专制时代。所以可以认为，神权独大，教皇制度的确立，是西方历史的“中世纪”之“钉”，这颗“钉”子把西方人的历史钉牢了整整一千年。这颗“钉”子，西方人自己在近代时期把它拔了。
近代时期（公元1517年—现在），文艺复兴运动是复兴希腊时代的先验知性推动力的运动。新教改革运动则直接瓦解了教皇的极权专制，也是拔“钉”子的最重要的运动。启蒙运动则是先验知性推动力超出错误的超验感性导向动力，宣告人类新纪元诞生的运动。正是在这近代时期的五百年中，西方人在全人类的历史中脱颖而出，成为了世界文明的最亮点。
再来看看中国的历史。
先秦时期，尤其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是奠定中华文明基础的重要时期，类似于西方的希伯来—希腊时期。老子的“道”、“德”，墨子的“名、实、合、为”、“表”等观念，其实已经为中华民族奠定了最初的先验知性推动力的萌芽，与古希腊人的逻各斯、理念、逻辑、公理等概念相当。孔子的“仁”、“义”、“礼”、“乐”等观念虽然源自经验，但其中“仁者爱人”的独断，的确具有一定的超验感性导向的意义，尽管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而韩非子等法家的“法、术、势”等观念则标志了经验感性持动力的形成。由此可见，中国在先秦春秋战国时期，所拥有的文明动力源在全人类中是最完备的。
秦汉—清末（中国的中世纪）时期（公元前221年—公元1911年），中国的中世纪整整两千多年，是西方中世纪的两倍时间以上。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激起了后来儒家的极力的反弹。汉武帝时期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老子、墨子的先验知性推动力的观念萌芽被摧毁，几乎完全从中国历史中消失。老子的“真正”宇宙的“道德”完全被孔子的人心的“真诚”的“仁义道德”所取代，墨子的“真实”的“名、实、合、为”和“表”的逻辑的知性，也同样被“仁义道德”的知性所取代。这实质上等于说，秦汉之后直至清末的中国，几乎只具有经验“礼”性的儒家和经验“法”性的法家的经验性持动力和不完全的儒家的“孝悌忠恕”的超验感性的导向动力在维持着中国的历史，而完全丧失了先验知性推动的最最重要的“唯真”的历史原动力。正是因此，中国在这两千多年的“中世纪”时期，几乎完全丧失了历史前进的动力，中国的历史在这两千多年中几乎完全被“钉”在了一个位置上不得动弹。而这颗“钉子”，正是极权专制统治者为中国人选择的“独尊儒术”，类似于西方中世纪的“钉子”——宗教神权的独一性。不幸的是，西方历史中的“钉子”，西方人有能力自己拔掉它，例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而中国历史中的“钉子”，中国人却无力自拔，因为中国人压根就把自己传统中的先验知性的推动力消灭得干干尽尽，而惟一只剩下了超验感性导向动力的伪学——汉代以后的儒学。这种伪学惟一只维护极权专制本身，然后再给人们加上一点点虚伪的“道德”安慰。中国历史中的“钉子”，只有等待西方人的手来帮助我们拔掉它。也正是因此，西方人凭借“船坚炮锐”打进了中国。即使如此，一些迷信、愚顽的中国人，在这颗“钉子”面前，还依旧是那么恋恋不舍，似乎没了它，就丢了自己的魂。
近代时期（公元1911年—现在），“五四”运动是中国人的第一次启蒙运动，最初惊醒的中国人喊出了拔“钉子”的口号——“打倒孔家店”，虽然这对孔子是一大误解，让他做了汉代以后儒家伪学的替罪羊。可是后来的新中国，选择了缺乏先验知性推动力，但却具有新法家的新经验性持动力的“苏维埃”。六、七十年代，一部分中国人（主要是港台和海外华人）重新又扯起了“新儒家”的旗号，它更多继承的是宋明理学的伪学，他们错误地为“独尊儒术”再一次叫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国内兴起了从西方引进先验知性推动力的新的启蒙运动……。可惜“八九”风波之后，相当一部分人在失望中仍旧依附了“新儒家”。直至今天，人们又在叫嚣“读经”、“国学”，甚至“儒教”了。已经进入新的世纪了，迷信、愚昧的人们仍在怀念和舍不得那颗把中华文明长期钉牢在耻辱柱上的“钉子”。是不可悲，孰为可悲？我期待新的世纪第三次启蒙运动的到来，为拔除这颗“钉子”，为中华民族文明真正的崛起做好充分的准备。
现代的中国，先验知性推动力依然非常薄弱，超验感性导向动力也同样薄弱，惟一强大的是经验性的金钱持动力和习惯性的权力持动力。如此的历史原动力状态，中国的未来将怎么崛起呢？将崛起什么呢？真正的崛起应是先验知性推动力的崛起，也就是中国人掌握真理的力量的崛起。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批判儒学（但不抛弃孔子的价值），要彻底取缔“独尊儒术”，要为老子、墨子伸冤，要为中华民族的真正伟大的传统正本清源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