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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原定每周一定期刊载的《骑行非洲》游记系列因为作者更新较慢，所以小布将其改为每两周更新一次，与易老先生的文章交错放出，各位读者请留意时间变化~
本文作者易如成，曾任中国驻丹麦、菲律宾、巴基斯坦使馆文化参赞，中国翻译协会资深翻译家，中国哈尔滨商业大学客座教授。易老先生年轻时曾参加援建非洲工作，至今仍对当年的经历记忆犹新，特撰写成文，与各位波布非洲的读者分享。
下放农村去耕地
一纸调令忽传来
1969年4年，作为对外文委（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下放“五·七”干校的先遣队员，我到了河南明港，为迎接即将下放“五·七”干校大批人马做准备。当时我患了胃病，刚出院没多久，但为了响应“五·七”干校的号召，我还是决定报名，充当先遣队员到明港筹备办校事宜。
▼五七干校：文革时期将干部、知识分子等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的场所。
浩浩荡荡的下放大军抵达明港后，我被分配到拖拉机排开拖拉机。那时虽过着头顶青天，脚踩田地，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耕种生活，却也觉得蛮有意思的。大家生活在一起，白天下地劳动，晚上回来开会学习，彼此间和睦相处，很少谈论以后会怎样，无忧无虑的。
有时我们也会弄出一些笑话来。记得有天晚上，我的老上司，延安时代的一位老处长在看一本农业知识的书时大声的叫了起来：“同志们，你们看，马铃薯原来还有一个名字叫土豆！”老处长的“大发现”弄得大家哈哈大笑。
▲图片来源见水印
日子过得很快，转眼就是半年。一天中午，军管组办公室的一位解放军同志突然找到我，说要跟我谈话。我开始以为我做错了什么事，但从这位同志轻松带笑的表情看出，也有可能是什么好事情。果然，他说：“易如成同志，根据你在五七干校的表现，经过政审，组织上决定将你借调到交通部，去非洲赞比亚当中国公路组的翻译，你有无意见？”
我当时是毫无思想准备，心理正忐忑着是不是犯了错要被处罚呢，没想到居然是个好消息，自然是万分高兴。在“五·七”干校待这么短时间就调出国去工作，当时对外文委有一千二百多名干部在劳动锻炼，只有少数人能获得这种信任，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只能感激的说：“感谢军管组，感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
▼从上世纪开始，中国就在非洲进行大规模援建活动。图为坦赞铁路修建现场。
政审牵扯香港人
中央派人暗摸底
作为当时对外文委“五·七”干校被确定派出国的第一人，我也算是出类拔萃、百里挑一的人选了。没曾想，那次出国的政审却出了一个小插曲，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奇闻吧。只是我当时一直蒙在鼓里，回国后才知道了这件事。
我从非洲完成任务后，回广东老家探望我的母亲时。老家的人对我说，在我去非洲之前，从北京来了两位解放军同志，说是要调查我在厦门大学读书时，和一个香港人的关系。
▼上世纪六十年代，香港还未回归，牵扯到香港人的事难免会让人联想到“资本主义”这个词。图为罗湖口岸旧照。
原来，读书时我曾托一位香港人为我购买过一本英国出版的英语学习词典（Learner’s Dictionary）。那位香港人是我老家同村的人，去香港几十年了，与我家庭及我本人毫无关系。我托他买字典之后，所需费用全数交给了他家里仍在村子里的亲属。去外调的两位同志查清情况后就回北京了。至此我才知道，原来还有这一出。
弄出这么件小题大做的麻烦事全怪我无知。毕业前夕，学校曾要我填一张分配志愿表，其中有一栏是有无海外关系，我便填上了那位香港人给我买字典这件事，谁知道它竟导致了我的那次出国政审。事情已经过去30多年了，现在想起来依然觉得挺可笑的。
▼厦大学生旧照
当然，以上那些事我当时是并不知情的。接到奉调的通知后，我就直接回到北京去交通部援外办公室报了到。经过三个月的出国学习，终于到了我们出发的日子。不过那时候交通可没现在这样发达，想去非洲可以说是兜兜转转。
我们先于1970年5月1日从北京坐上飞机飞往上海，再从上海改乘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飞机，经东巴基斯坦省府达卡（现孟加拉国首都达卡）转机，飞往巴基斯坦大商业都市卡拉奇。次日再从卡拉奇换乘东非航空公司飞机，飞往我们在非洲的第一站：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
虽然旅途艰苦，耗时良久，但也总算到达非洲了。我的多姿多彩，惊心动魄的非洲之旅自此开始。一段援非中国人在非洲的青春回忆，就此拉开序幕。
附录：袁江磊骑行回顾：
骑行非洲【1】出发，向着未知的旅程
骑行非洲【2】睡村长，赠水果，非洲人民真善良
骑行非洲【3】大叔大叔别开枪，我真没钱……
骑行非洲【4】平和的君子之国——布基纳法索
骑行非洲【5】这一次，我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
骑行非洲【6】再见，君子之国；再见，让我怀念的姑娘
骑行非洲【7】在科特迪瓦，我看见贫穷背后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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