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大儒中,较有代表性的可举“唐宋八大家”为例,这八个人是韩愈、柳宗元、王安石、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与曾巩。虽然他们都是历史上的正面人物,文章千古流传,人们读了他们的诗、词、文章肃然起敬,可是从现在可以找到的资料分析,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都很风流、好色。
韩愈
韩愈是“唐宋八大家”之首,“文起八代之衰”的名气实在是够大的。他是唐代的一个高官,官至吏部侍郎,相当于现代的副部级干部,主张尊儒排佛,强调自尧舜至孔孟一脉相承的道统,维护儒家的传统思想。可是,这个人很纵欲,妻妾成群,以致性功能大为衰退。他经常服用壮阳药,古代的壮阳药中多有硫磺成分,多食有害,于是韩愈听了他人建议,把硫磺研成末喂公鸡,等公鸡长大后再食鸡肉,使公鸡先吸取了硫磺的毒性,从而间接获得硫磺的壮阳功效,可是这样吃多了还是使他死于此。宋人陶穀《清异录》上说:“昌黎公逾晚年颇亲脂粉,故可服食;用硫磺末搅粥饭,啖鸡男,不使交,千日,烹庖,名‘火灵库’,公间日进一只焉”,但是,“始亦见功,终致绝命”。
欧阳修和苏轼
这里应该提到的还有欧阳修和苏轼(苏东坡),他们都是宋代的大学问家、大政治家。在当时都是以“正统”面目出现的大人物,而欧阳修的政论文章《朋党论》、《五代史伶官传论》是多么铿锵有力,他的《食糟民》诗对农民是多么同情,可是另一方面他写出的一些享受女色、描写女性的浮艳之词,简直判若两人。苏轼也一样,他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以及“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和反映嫖妓生活的浮艳之词完全看不出出自同一人之手。这可能反映出一些封建士大夫的两重人格和双重道德标准,也反映出他们推崇的“孔孟之道”和“人欲横流”的矛盾。
欧阳修、苏轼私生活的浪漫是出了名的:
《避暑录话》说:“欧阳文忠知扬州,建平山堂,壮丽为淮南第一。每暑时,辄携客往游,遣人至邵伯取荷花千余朵,以画盆分插百许盆,与客相间,遇酒行即遣妓取一花传客,以次摘其叶尽处,则饮酒,往往侵夜,载月而归。”《宋稗类钞》云:“欧阳修间居汝阴时,二妓甚颖,而文公歌词尽记之,筵上戏约他年当来作守。后数年公自维扬果移汝阴,其人已不复见。视事之明日,饮同官湖上,有诗留撷芳亭云:‘柳絮已将春色去,海棠应恨我来迟。’”可见,他对妓女是多么眷恋。
正因为有这种生活情趣与经历,欧阳修写过不少旖旎、缠绵、香艳的描写男女之情的诗词,其中也不乏佳作。例如他写的《南歌子》描写一对新婚夫妻甜美、热烈的爱情:
凤髻金泥带,龙纹玉掌梳。去来窗下笑相扶,爱道:画眉深浅入时无?弄笔偎人久,描花试手初。等闲妨了绣工夫,笑问:双鸳鸯字怎生书?
这首词写得非常细腻、生动,充分表现出作者的性兴趣与性体验,可是,却被指责为“浅近”、“浮艳”,引起“群小”的“暧昧之谤”。更有人“为尊者讳”,说作为一代儒宗的欧阳修不会填这类词,“当是仇人无名子所为”,而列在欧阳修的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