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37年7月7日，由岳麓书院绵延而来湖南大学获批从省立改归国立，成为当时中国第十五所国立大学。然而，喜悦并没有持续太久，当晚，日本侵略者发动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从那一刻起，千年学府的命运又一次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既遭受了史无前例的劫难，五次惨遭日军炮火轰炸，校区建筑仅留下三分之一；又因西迁辰溪，用教育赓续了民族文明命脉，为抗战救亡培养了人才，树起一座民族精神的丰碑。
1945年9月15日，湖南大学作为唯一一所举行抗日战争胜利受降仪式的中国大学，见证了中华民族“雪百年耻辱，复万里河山”的历史时刻。
红砖灰瓦的湖南大学行政楼在烈日中静静矗立，偶有游人驻足看着门前的介绍：“原湖南大学科学馆，1945年9月15日，长衡地区侵华日军投降仪式曾在此举行。”
在不远处的老图书馆遗址前，石碑上赫然记录着：“湖南大学老图书馆，1929年12月始建，当时华中华南最大的图书馆。1938年4月10日，侵华日机第四次轰炸长沙时被毁，仅存石柱数根。”
“岳麓书院是我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抗日战争时期，部分被毁……”
“第一、第五学生宿舍被炸毁，一院、二院等处被震毁……”
这样弥漫着无边战火与血光的记录，在作为文化教育机构的湖南大学就有好几处。七十载的岁月呼啸而去，历经的劫难仍是“言者悲怆，听者敛容”。
悲惨、愤怒，这一切，一直横亘在湖南大学数学院肖伊莘教授的心中：“我那时是湖大的讲师，午后2时左右，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随着飞机的轰鸣声越来越逼近，3架轰炸机从长沙市北面飞过来，并不断地在学校图书馆上空盘旋。飞机在转了几圈后，突然扔下了很多燃烧弹，接着就看到图书馆冒起了阵阵浓烟和刺眼的火光。”据他回忆，飞机经过几轮轰炸后并没有立刻返回，而是在学校的附近盘旋，疯狂地用机枪扫射在地上躲避的学生和市民。等到已经看不见飞机的踪影，肖伊莘才走到图书馆，“只见整个图书馆都已经倒塌，冲天的火光还在肆虐，散发出阵阵热浪。在现场，惟一站立着的只有图书馆入厅前的四根立柱，附近躺着尸体，有的人被炸碎了，肠子挂在电线杆上。大火整整烧了5个多小时才渐渐熄灭。”
侵略者对湖南大学的这一次轰炸，共投燃烧弹50余枚，炸弹40余枚。湖大四年级学生黎圭、三年级借读生曾友松、工友陈玉泉被炸死，师生及平民死伤百余人。时为中南地区最大的图书馆霎时变成一片废墟，54091册古籍善本和最新外文图书惨遭火劫，而这一天，离南迁的故宫国宝从湖南大学图书馆地下室撤离才过数日。同时被炸的，还有湖南大学科学馆、第一院（岳麓书院旧址）、第二院、第一、二、四、五学生宿舍及工厂等处，共计财产损失在200万银元以上。
当天，湖南大学在《被敌机炸毁后正告中外文化界宣言》中这样描述了这场文化之殇：“本大学继承岳麓书院，有千年历史，……寸瓦片石几皆于文化史有重大之价值。……今强敌处心积虑之集恨于文化，明眼者自能辨之。”
血和生命，是这世间最难抹去的痕迹和记忆。在湖南大学校史上，关于这段烽火岁月的记录更为详尽和悲恸。
“1939年9月21日和1940年10月11日，日机两次轰炸湖南大学辰溪分校。死一人，伤三人。炸毁校舍10余栋及实验仪器设备等百余件。中国著名武术家、湖大体育教授王润生重伤身亡。”
“1941年4月18日日机7架，5月7日日机9架又再次轰炸岳麓山湖南大学本部，共投弹70余枚，使具有千年历史的岳麓书院御书楼、半学斋、静一斋等处均中弹倒塌，文庙大成殿及孔子像被炸毁。”
五次轰炸，烈火冲天；生灵涂炭，师生罹难。古迹碎为瓦砾，校舍几尽崩颓，图书化为灰烬，仪器尽为损毁。
湖南大学，蒙难；文化教育，蒙难；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时刻。
“本大学虽罹此浩劫，却以血染为荣；虽不在前方，却以与前方将士及我民众分受牺牲为幸。全体师生决本百折不回之精神，誓与倭寇相周旋，不迁校，不辍课，使我华中仅存之国立大学，不因暴力而炸毁，湖南之高等教育，不因暴力而中断……”这是1938年4月10日被轰炸后，湖南大学学生向全世界发出的怒吼。
湖南大学化学系谭云鹤教授慷慨宣示：“四月十日，余在科学馆，觉敌人之轰炸，并不足畏，故未惊惶出走。是日面部虽受伤流血，而研究科学之人，其血流在科学馆，是流得其所，虽死亦无愧恨。”
湖南大学原校长曹典球先生愤然赋诗：“吾华清胄四千载，礼义涵濡迄无改。诗书虽毁心尚存，人人敌忾今何待。嗟余衰老闻恶声，枕戈待旦思群英。誓扑此獠度东海，再集铅松起百城！”
这是手无寸铁的书生发出的抗日怒吼，而不辍课、不因暴力而中断高等教育的宣言，本身就意味着信仰、勇气与力量。
日寇轰炸既非军事机关，亦无军事机关借驻的湖南大学，蓄意摧毁中国文化和智识青年的暴行，激发了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坚强意志。
时任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将军于4月11日通电全国：“湖大为本省最高学府，设备较善，敌人本其破坏文化机关及轰杀平民之一贯政策，加以重大毁灭，此种暴行，为文化恶魔，人类公敌。”
茅盾先生撰写了《记两大学》一文，发表于4月12日的香港《立报》，文中写道：“湖南大学以前是湖南境内的最高学府，在今日，因为临时大学西迁，湖大仍是湖南境内最高的学府；今春敌机屡袭长沙以后，临大是西迁了，但湖大依然在原地开学，且已为流亡青年在华中所能得的唯一的转学借读之所；两个月前，黄河阵线颇觉吃紧的时候，听说湖大当局准备于万一之际，迁往湘西，现在前线反攻胜利，方幸湖大可以始终不动，屹然为华中唯一学府，给东南战区里流亡出来的青年就近得一求学的机会，却不料敌人摧残文化的魔手始终不肯将它放过！岳麓山是长沙近郊一名胜，山上除了两大学外，惟有农舍，惟有坟园和庙宇，所以敌机的轰炸无非是蓄意摧残我们的文化机关罢了。中国的民众将永远不忘记这新添的血债！”
湖南大学国外通讯工作团还出版了《The Student Voice》，寄赠世界学联，以英、德、法、日四种文字向国外广泛宣告，使各国人民了解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和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引起国际间广泛的同情与支援。
其实，湖南大学的血性师生们一直就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早在1931年9月25日，九一八事变之后，湖南大学全体学生就曾通电全国：“日本帝国主义者乘我国家多事之秋，借口毫无根据之中村事件，突然率其狼贪羊狠之师，逞彼残暴，霸据我封壤，虏刬我疆吏，炮毁我城郭，枪杀我军民，恶耗频传，拊膺永痛。……请中央集中全国武力，对日宣战，大张挞伐，遂彼凶顽。凡我同胞，义愤所激，投袂并兴，前仆后继，生死以之，蹈火赴汤，其甘如荠。” 随后，湖大同学组织了抗日救国会，发行《抗日会刊》，宣传抗日主张。
1932年10月，著名教育家、冶金学家胡庶华先生出任湖大校长。面对民族危机空前深重的时局，他指出：“对于一个深陷泥潭的民族，文化的力量甚至比物质大过许多”，“欲恢复民族固有之地位，必先恢复民族固有之精神”，于是以岳麓书院讲堂所存宋代朱熹手书“忠孝廉节”及清代欧阳正焕手书“整齐严肃”八字书院院训为湖大校训，并亲书《校训释义》。1933年，胡庶华亲自作词，并请著名音乐教育家萧友梅谱曲，制定了《湖南大学校歌》：“麓山巍巍，湘水泱泱。宏开学府，济济玱玱。承朱张之绪，取欧美之长。华与实兮并茂，兰与芷兮齐芳。楚材蔚起，奋志安攘。振我民族，扬我国光。”胡庶华还总结湖大及岳麓书院在人才培养方面的经验与特色，提出以“耐劳肯干、为国牺牲”作为校风。他继承了中国传统教育思想注重道德教化的主张，注重立德树人，培养文武全才，他指出：“大学生在求学时期，重在修身”, “人格救国，当与科学救国并重”。他鼓励学生通过发展教育与科研充实抵抗实力，应付现代的科学战争，担负民族复兴的责任。他多次号召学界总动员，根据所学专业组织各种服务队服务后方，更鼓励身体强健又富有军事智识的知识分子投笔从戎，为民族奋斗牺牲。胡庶华指出：“吾国古昔，文武同途，而教育尤重视文武合一。吾人为复兴民族计，当首先恢复古代文武合一之教育制度。”自1935年起，湖大新生皆受军事训练，并以体育及国术充实身体上之锻炼。抗日名将齐学启就曾担任湖大军事教员。
抗战全面爆发后，1937年8、9月间，湖南大学就有一批学生投笔从戎，有的直接参加前线作战部队，更多的报考了属机械化部队系列的交辎学校。1937年10月，湖南大学校长皮宗石及教授伍薏农、杨卓新、皮名振和校友1926届电机系毕业生吕振羽、1937级化学系毕业生李静等发起成立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皮宗石当选为理事、吕振羽当选为常务理事。1937级化学系毕业生李颖生出任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湖南分会理事。1937年冬，为抵御日本侵略，湖南省发动知识分子到基层去组训民众。湖大学生闻风而起，投笔应征者几乎达全校人数之半。服务期为半年，所缺课程，只能第二年的暑假补授。有的服务地点在偏僻地方的，无法补课，只能休学，学生们也义无反顾。
国土沦亡，山河破碎，触动着青年学生敏感的心。他们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追求光明。
1938年春，中共湖南大学支部成立。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先后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党的外围组织“明日社”，出版《明日旬刊》，宣传抗日主张，组织学生读书会阅读毛泽东《论持久战》等进步书籍；发动党员广交朋友，动员党员、“民先队”队员和“明日社”社员深入群众组织，扩大进步影响；争取党员和进步力量入选学生自治会，打破国民党的控制；发动地下党员开展对第二十集团军战时步兵干部训练班国民党军官的工作，使他们支持抗战；邀请八路军驻湘代表徐特立、进步人士茅盾来校公开讲演，讲解大众哲学、革命人生观和抗日救亡等问题。自此，湖大打开了抗日救亡活动新局面，并吸收了一批进步学生入党。徐特立同志在给中共中央的工作报告中特别指出：“这里的工作完全是湖大学生同志活动建立起来的”。国民党顽固分子也惊呼：“共产党在岳麓山挂起了红旗”。
西迁辰溪后，党支部坚持在学生中发展组织，在湘西僻壤点燃了抗日救亡的烈火。每当元旦、春节及“九一八”等日，湖大学生都到当地的伤兵医院慰劳负伤将士，为负伤将士代写家信。1940年1月，学校师生为前方抗日将士征募寒衣，并给抗日将士汇出1000元，女同学也在城乡募捐500多元救济难民。同学们还经常到学校附近村庄宣传抗日救亡及防空知识，并绘制了国家形势图及作战图报告前方战事消息，让闭塞的湘西人民清醒地知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学生自治会还组织歌咏戏剧队，排练抗日话剧《放下你的鞭子》《古城怒吼》《重逢》《凤凰城》等，一批青年教师陈世骧、金克木等积极支持这些活动，陈世骧还担任导演。这些话剧于1941年先后在辰溪和沅陵县城公演，演出时观众如云，轰动一时。公演所得之款，除去开支，尚余2000多元，均邮汇征募总会作慰问前方将士之用。1939年10月，时任中共中央青委委员胡乔木同志专程到辰溪调研湖大学运与青年工作。
抗战期间，湖大广大毕业校友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26届电机系校友吕振羽经中共中央批准，建立了被誉为“南方抗大”的塘田战时讲学院；1927届政治经济系校友甘泗淇任八路军一二O师政治部主任，参与领导开辟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1936届教育系毕业生刘彬、政治经济系毕业生王德恒等校友奔赴延安参加革命；1939届毕业生易祖洛、伏嘉谟、齐寿崑、余华厚、高开明、王有福、周伯颐、伏煇艺等13位校友由学校保送奔赴长沙第九战区前线参加抗战；文法学院院长李寿雍教授志愿调往第三战区任政治部主任；其他毕业生志愿从军者百馀人，在敌后从事游击者也不少，仅1945年2月，就有七十三位同学应征参加远征军。1926级法科校友康德、1935级政治经济系校友严怪愚等创办了长沙《力报》，宣传抗日救亡。严怪愚更是深入徐州前线采访，开湖南报纸派战地记者的先例，撰写了大量战地通讯，热情讴歌中华儿女英勇抗战的事迹。1939年4月19日，他从重庆国际新闻社负责人范长江处获悉汪精卫投敌卖国，率先在《力报》以《图作小朝廷之大傀儡，汪逆实行降敌卖国》为题发表消息，是国统区第一篇公开揭露汪精卫投敌卖国的新闻报道，产生极大影响。1945年8月，严怪愚和冯英子作为湖南新闻界的唯一代表参加了芷江受降采访。
为有牺牲多壮志！青年时期曾经三度寓居岳麓书院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毛泽东同志一语中的。近代学界盛赞的“湖南人精神”，其实所指就是这一种自岳麓书院衍绪而来的为国牺牲、敢于担当的书生血性。这种血性，在关键时刻，总会从湖大师生的胸中喷涌而出。
湖南大学遭日机狂炸后，“一时校中情形，至堪惊心怵目。幸赖全校师生之振奋，当局之努力，只一星期之停顿，随即恢复课业。迩后战事益趋紧张，长沙时虞空袭，甚且有时日夜在警报声中生活，省会各级学校已先后各自迁乡，湖大为教学安全计，于是亦不得不有筹设分校之计议。”
1938年7月，日寇侵华的战火逼近湖南，省会长沙的机关、学校纷纷搬迁。湖大根据教育部的指令开始内迁，最初议迁芷江，因被军事机关佔用，考虑到辰溪有火电厂，能源充足，交通便利，遂决定迁往辰溪。10月12日起，湖南大学正式西迁，随同学校迁往辰溪的，有教授46人、讲师17人、助教19人、体育军训教师5人、学生535人，加上职员、工人及家属，总人数超过1000人。长沙麓山原址则设立湖南大学留守处，由第九战区军官干部训练团借用。
西迁初期的办学条件极为艰苦。1949届政治系毕业生伏嘉谟曾在《血泪酸辛话抗倭》一文中对湖大师生的西迁生活有一段生动的描述：“1938年11月文夕大火，全城一片焦土，满目疮痍，位于岳麓山之湖南大学图书馆，先已被炸。湖南大学乃迁往湘西之辰溪县，作为临时校址，因搭汽车困难，余乃与同学颜君步行，由长沙至辰溪，沿途数见骷髅悬于树林间，极为惊心动魄。湖大初迁，以毛木板搭临时宿舍，无桌椅；我睡上床，在床上墙边钉一木板作书桌，点着茶油灯（无电），荧荧蟠坐床边，苦读至夜深，如此一年多，寒假留校不归，赢得毕业第二名，也可说苦到了极点。”1941年出版的《抗战以来的湖南大学》一书也有详细记载：“在这个艰苦的时期，各位教授及全校学生都能体谅一切，于行装甫卸之日即展开书本，从事研究。那时的教室，是枯黄的草地上或大树底下用木板子做几块小黑板，背起便走，好比传教士传教一般，一面晒太阳，一面谈学理，一组一组、一群一群，布满了龙头垴，这种艰苦奋斗、努力研究的精神，湖大师生可以引以自慰的。”
尽管条件异常艰苦并时常有日军的袭击威胁，但学校以“于艰苦中谋恢复，于安定中求团结”的办学方针，迅速地恢复了正常办学。
为了建设基本的教学硬件设施，师生员工一边露天教学，一边自己动手赶建教室、宿舍、办公室等。到了1939年1月，先后建成了办公室、宿舍及1万平方英尺的教室。学校每争得一笔经费，就主要用于添置图书、仪器，图书由抵达辰溪时的14919册，1941年11月增至58866册，到1947年统计达79158册。实施设备也由轰炸后的基本被毁变成迁校各大学之冠。
与学校硬件设施一并发展的，还有教育教学和学术研究。在辰溪办学期间，先后担任校长的皮宗石和胡庶华秉持“定天下之乱者才，成天下之才者学，教天下之学者师”的办学主张， 利用许多大学内迁，辰溪相对比较安全、交通比较便利等条件，极力邀请知名学者来校任教。1938年西迁辰溪时，教师仅为87人，到1945年为160人，其中教授71人，副教授15人。当时在湖大任教的著名学者，有中文系的杨树达、曾运乾、宗子威、王啸苏、刘永济，政治系伍薏农、曹绍濂、周荫棠，经济系任凯南、周德伟、丁洪范、潘源来、曹廷藩、向绍轩，法律系李祖荫，数学系杨卓新、陆慎仪、余潜修，物理系熊正理、田渠，化学系张光、杨开劲，土木系萧光炯、唐艺菁、柳士英，机械系李蕃熙、钟伯谦，电机系曾昭权、刘乾才，水利系何之泰，矿冶系黄国瀛、胡伯素等……，一时间龙头垴上名师荟萃，讲席生辉。期间，著名经济学家樊弘、曹廷藩等都曾在经济系讲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在当时国统区的国立大学，是不多见的，也是要担风险的。
西迁期间，湖大的教授及学生研究兴趣非常浓厚。教授的日常生活，除了有警报及上课外，其馀的时间都是闭户自修，研究学问，这一种风气，所谓以身作则，所以学生们也特别的富于研究性。如中文系教授杨树达，他“一生两见倭侵国”，“迫于迟暮，不能执干戈卫国，以《春秋》一经设教”，撰《春秋大义述》一书，阐述“复仇”、“攘夷”大义。在“晴空啸警笛，奔走不遑驻”的寇机威胁下，在“纸窗灯火微如豆，板屋规模小似舟”的艰难困苦中，夜以继日地读书著述，乐英才而教育，即使避敌机入防空洞，仍手不释卷。青年教师周荫棠撰写了《台湾郡县建置志》、张秀勤撰写了《日本史正名篇》等。此外，基本上每个学科都有学术会，各学会出版的刊物更是百花似锦，彰显了师生思想的活跃。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西迁期间，湖南大学师生校友蒿目时艰，系心天下，以笔杆为武器，创作了大量诗词、楹联、文赋，用富含民族韵味、极具时代精神的表现形式，真实记录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和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更歌颂了中国人民坚苦卓绝、顽强不屈的战斗精神和民族气节。1940年4月，杨树达、曾星笠、王啸苏、熊正理、赵曾俦、曾威谋、吴绍熙、陈兆畴、谭云鹤等教授成立了五溪诗社，以吟咏宣其忧思，同仇敌忾，佳作甚多，堪称“抗战诗史”。
在教学上，学校更着眼于民族复兴大业，“不求量的发展，但求质的提高”，保证了人材培养的质量。根据《湖南大学组织大纲》规定，学校实行选课制与学分制进行的教学制度，还严格依照《招生章程》招生，由于录取新生坚持“宁缺毋滥”，有的专业甚至仅有一名学生，也是照常开课。70年过去了，一个教室一个教授给一名学生上课的情景，仍让年逾90的工友彭国波屡屡提起。“工学院李蕃熙、何之泰、唐艺菁、萧光炯等教授上课都非常认真。李蕃熙是机械系主任，他检查学生的机械制图时，每条尺码都亲自复量，做到一丝不苟。” 1942年考入湖南大学数理系的苏仲湘也曾回忆：“回溯到四十年代，我在湘西辰溪垄头垴荆榛小山上求学的日子。当时旧中国的科学山林是多么的艰困和寂寞啊，大学的一个数学年级往往只有一二人，何况又是在那抗战烽火正酣、国内夜气如磐的时节！但是，师友数人，日夕相对，却一直相期共勉：勇于求真，安于贫艰，不可自已。在轧轧作响的小楼上，在仅施素纸的板窗前，我们曾经多次度过探讨和思辨的时光。爱因斯坦和罗素的命题曾经多少次闯入我们的话题。……师友们身丁子夜，却一直憧憬着祖国的光明，憧憬着科学的春天。”据统计，1938年西迁辰溪学生数为535人，到返校的1945年达1341人，增加了2.5倍，7年间毕业人数总计1273名，这其中，不乏中国巨型计算机事业主要创始人慈云桂、第一个登上南极的中国人张逢铿、联全国开发计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顾问卢滨峰、著名新闻工作者苏仲湘等校友。
湖大的教师在坚持为国育才的同时，也以自己的学术专长实现着报国救国、服务社会的素志。自太平洋战争爆发，烧碱来源断绝，日常需要之肥皂奇缺，化学系谭云鹤教授利用湘西土碱及植物油，试制软皂成功，投入生产。计算尺为工科学生所必须，过去全仗舶来品，土木系主任萧光炯与机械系教师汤荥合作，利用白木及邵阳竹器，试制计算尺成功，满足了工科学生的需要。矿冶工程系王子祐教授研究改良土法炼铁，提高生铁质量，指导师生研究金矿洗选方法，提高金的采收率。为了满足战时本地区的需要，湖大师生校友还筹办了湘华铁厂、纺织机械厂、制革制鞋厂，并设立了云麓中学以便利周边乡邻子弟就学。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辰溪八年，湖南大学在艰难中奋力前行，并不断壮大发展。1939年，文学院改称文法学院，增设法律系；1942年，奉教育部令设立工科研究所矿冶学部，招收了千年学府的首届研究生；1943年，于工学院增设水利工程系，文法学院增设外国语文学系；1945年，文法学院分立，文学院除中国文学、外国文学系外，增设史学系，其余法律、政治、经济三系均隶法学院，又于工学院增设化学工程系及矿冶专修科，并设有当时国内仅有的矿洞工程专业。
“雪百年耻辱，复万里河山，秦汉无此雄，宋元无此壮；写三楚文章，吊九原将士，风雨为之泣，草木为之悲。”这是70年前，悬挂在湖南大学科学馆的一副对联。
1945年9月15日，湖南大学作为唯一一所举行侵华日军投降仪式的中国大学，见证了中华民族“雪百年耻辱，复万里河山”的历史时刻。是日正午，抗日战争中国战区中国陆军第四方面军长衡地区受降仪式在湖南大学科学馆（今湖南大学办公楼205会议室）举行。侵华日军第二十军司令坂西一良代表长衡地区日军，向中国陆军第四方面军司令王耀武呈递投降书。对此，当年报纸曾如此评述，“这其实不只是岳麓山下湖南大学一所学校的荣誉，更是我们这座城市的骄傲。”
1945年10月，湖南大学开始从辰溪复员长沙。由于校舍损毁严重，师生们就用从辰溪拆迁过来的木料搭建临时校舍。“复临舍”，意谓“复员后的临时校舍”，这也就是今天湖大复临舍教学楼得名的由来。
1945年12月10日，湖南大学召开复员长沙后的第一次校务会议。这次会议做出了一个郑重决定：“为景仰长衡区受降典礼起见，特在科学馆内设受降堂，陈列受降时各种纪念物品及战利品，并在科学馆前面，建立奏凯亭，竖碑以纪其事。日后如能建一较大之科学馆时，即将现在之科学馆，改为胜利博物馆。”
岳麓山复苏了，千年学府历经日寇五次轰炸和四次长沙会战的炮火劫难后，又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生机。
今天，蒙难的校园、怒吼的校园、播迁的校园、雪耻的校园都永远地定格在历史的画卷中，唯有这校园里随处可见的记录，向人们诉说着千年学府弦歌不辍的不易与艰辛。
既然“复临”，岂能相忘？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