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提拔了一大批干部 他提拔了一大批干部,却没人说他“搞圈子”


推荐、提点了很多干部,却又不搞小圈子,在古代官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历史上一代名臣范仲淹却做到了这一点。详读《宋史》中相关故事,颇为感慨,也颇有启发。


文︱关山远

本文摘编自新华每日电讯旗下微信公众号“新华每日电讯评论”(ID:dianxunpinglun),转载已获授权



1


 

说范仲淹之前,先说其他几位同时代的名人。


狄青,北宋一代名将,出身贫寒,骁勇善战,在对西夏战争中,他每战披头散发,戴铜面具,冲锋陷阵,立下卓越战功;平定南方侬智高一役,率军夜袭昆仑关,大败叛军,追击五十里,斩了数千首级,取得关键胜利。他还富有战略远见,当初交趾人请求出兵帮助北宋朝廷讨伐侬智高,朝廷同意,但狄青以避免引狼入室为由,竭力阻止了这一计划,事后人人佩服他有远略。


富弼,北宋一代名相,为政清廉,好善嫉恶,历仕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四朝,官居宰相,除了治理朝政、关心民瘼外,他还是一个杰出的外交家,辽国屯兵北境,要求遣使谈判,划地与辽,当时无人敢担当使臣之责,富弼挺身而出,两度出使辽国,表现了高超的谈判技巧,致使辽帝自知理亏,遂息兵宁事,宋辽由此数十年不见战事,天下称善。


张载,北宋一代名儒,关学学派创始人,尊称“张子”,封先贤,奉祀孔庙西庑第38位。他用一生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著书立说,教书育人,在关中兴教,使“关学”大盛,以德育人,使学者辈出,关中民风为之一变。他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浩然大气,历代传颂不衰。


一代名将,一代名相,一代大儒,他们之间有什么交集?都是范仲淹发现和推荐的人才!


范仲淹比富弼大15岁,两人认识后,范仲淹对富弼的才华大加赞赏,认为他是“帝王的辅佐之才”,把他的文章推荐给当时的宰相晏殊。晏殊可不是一般人,不到20岁就考中进士,成为大家,“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即出自他的手笔。晏殊一读富弼的文章,立马刮目相看,认定他前景无量,于是问范仲淹:这位帅哥还单身不?范仲淹说:还单着呢。他做媒,让富弼成为晏殊的东床快婿。


范仲淹比狄青大19岁,狄青本是一个代替兄长去坐牢的小青年,脸上被刺了字,后来参军到边境打仗,很勇猛,积累了军功,得到提拔。当他还是一个低级军官时,认识了范仲淹,后者不但不嫌弃他有“前科”,反而厚礼相待,教他读《左氏春秋》,对他说:“将帅不知古今历史,就只有匹夫之勇。”狄青从此改变志趣,读起书来,终于精通兵法,如虎添翼,后以武官任枢密使,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长。


范仲淹比张载大31岁,两人首次见面时,张载是个渴望到战场立功的儒生,喜欢谈兵,还试图拉一支队伍去边境收复失地。范仲淹看人眼光何等独到,告诉张载:“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劝他走儒生治学之路,一定可成大器,不必去研究军事,勉励他去读《中庸》,在儒学上下功夫。果然,张载创立关学,与宋代二程的洛学、周敦颐的濓学、王安石的新学、朱熹的闽学齐名,共同构成了宋代儒学的主流。


在宋朝,范仲淹识才爱才荐才是出了名的,他既有地位,又有名望,还有“伯乐”之美誉,所以官员能否得他的推荐、提点,自是大不一样。他在任杭州知府时,城中文武官员,很多得到过他的推荐,唯有苏麟,因在外县担任巡检,不在城里,未得提拔。于是,苏麟就向范仲淹献诗一首,其中有两句为:“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范仲淹何等聪明,了解到苏麟人不错,为他写了一封推举信,后来苏麟也得到升迁。


2


 

古代官场,最讲关系,谁是谁的靠山,谁在谁的圈子,很关键,入圈子,拜把子,拉关系,搞宗派,结下人身依附的官场病根。范仲淹如此热衷于推荐、提拔官员,历史上形成了“范党”否?


有人曾指责范仲淹搞“山头”“小圈子”——1036年,仁宗景祐三年,当朝宰相吕夷简就上奏弹劾范仲淹,指出他三宗罪:“越职言事、勾结朋党、离间君臣”,引发了一场官场动荡。


这事其实是范仲淹挑起来的:当时宰相吕夷简执掌朝政,朝廷内外官僚的升迁往往都掌握在他手中,一些士大夫因巴结吕夷简而得晋升。范仲淹因不满吕夷简把持朝政,培植党羽,任用亲信,向仁宗皇帝进献《百官图》,对宰相用人制度提出尖锐批评,劝说皇帝制定制度、亲自掌握官吏升迁之事。


吕夷简自然怒不可遏,“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既然你范某人说我用人唯亲,我就攻击你拉帮结派,于是在仁宗面前拼命攻击范仲淹。范仲淹说话以“大炮”著称,连上四章,论斥吕夷简狡诈,因言辞激烈,遂被罢黜,从首都贬到饶州去了。


但这场风波并未平息:当时慑于宰相淫威,很多人都不敢为范仲淹说话,唯独秘书丞(管理国家图书的官员)余靖打抱不平,上书陈述范仲淹是无辜的,不应被贬。结果余靖被打成范党,也给赶出首都,贬到江西高安去收税了。


这事还没完,又有一个太子中允(给太子服务的官员)尹洙跳出来,上书陈述:给范仲淹加上朋党罪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他还说:余靖与范仲淹私人关系极为一般,如果冠之以朋党的罪名而被贬,那么,尹某作为范仲淹的朋友,就难逃其责了,因而请求朝廷发落。吕夷简大怒,又把尹洙贬到湖北钟祥去收税了。


其实,尹洙确实是范仲淹的朋友,但余靖与范就扯不上什么关系了。余靖此人颇有意思,不修边幅,作为谏官,说起话来很激动,有一次,盛夏季节,他在皇帝面前滔滔不绝地说某件事,唾沫飞溅到皇帝脸上,皇帝进后宫休息时,郁闷地说:“被一个臭汉薰煞,喷唾在吾面上。”这么一个耿直人,跳出来给范仲淹打抱不平,纯属眼睛里揉不得沙子,见不得范仲淹这么好的人受委屈。


事实证明,范仲淹确实不是个搞小圈子的人,更不会以识才荐才之名让下属、学生对己人身依附,苏轼的弟弟苏辙后来评价范仲淹说:“范文正公笃于忠亮,虽喜功名,而不为朋党。”


这么一个细节颇能说明问题:某一次因为剿匪之事,富弼不同意范仲淹的意见,情绪激动,拍桌子摔凳子,脸红脖子粗地跟自己的恩师吵起来了,别人都说:你小子太过分了,范先生可对你恩重如山啊。富弼回答说:我和范先生是君子之交,先生举荐我,并不是为了让我什么观点都跟他保持一致,我难道因为要报答他而放弃自己的主张吗?


对那些在“老大”面前惯于唯命是从、唯唯诺诺的“圈中人”来说,富弼的独立人格,确实令人赞叹。当然,更值得赞叹的是范仲淹的气量。史载,他一点都没因为富弼顶撞他而生气,反而开心得很:富弼不同俗流,我欣赏他,就是因为这呀。


培养只效忠自己的家臣,还是培养国家栋梁?在选拔干部方面,自私与无私的关键区别,就在于此。范仲淹是个无私的人,所以他没有自己的朋党,没有自己的山头。


3


 

范仲淹欣赏富弼,因为他自己也是这样的人——他一直没有丢失说真话的勇气,多次因谏被贬谪,他的朋友梅尧臣还特地作文《灵乌赋》,力劝他少说话、少管闲事、自己逍遥就行,范仲淹回作《灵乌赋》,强调自己“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没有人否认,范仲淹是个流芳千古的好官,无论得势还是失意,无论在朝主政还是出帅戍边,均系国之安危、时之众望于一身,为国为民,忠心耿耿。后人论宋朝人物,甚至“以范仲淹为第一”。他所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代表了中国古代士大夫精神追求之大境界,传诵千古。但范仲淹并不只会说大话,他是个言行如一的人,诚如欧阳修所言:范仲淹“每以天下为己任”,他真性情说话行事,不懂见风使舵、左右逢源,认为对的,就去坚持。


1036年范仲淹与吕夷简交恶,其实源于三年前“废皇后”一事:宋仁宗的郭皇后是一名悍妇,严密监视皇帝行踪,使他不得亲近其他宫女妃嫔,可怜堂堂皇帝,只能“偷情”,他喜欢后宫尚氏、杨氏二妃,郭皇后就常常跑去这两个美女的居所破口大骂。某次仁宗临幸尚氏,尚氏趁机发了几句关于郭皇后的牢骚,恰好郭皇后杀来,扑上去就打尚氏,皇帝自然拉架,结果郭皇后收不住手,一把抓在皇帝脖子上,女人打架,全凭指甲,顿时把皇帝脖子挠出血来。


实事求是说,宋仁宗是历史上少有的厚道君王,但这回遭遇家暴,颜面无存,勃然大怒,要废掉郭皇后。废皇后可是一件大事,吕夷简因为与郭皇后有隙,揣摩上意,落井下石,竭力推动废后一事,坚定了仁宗的决心。

他提拔了一大批干部 他提拔了一大批干部,却没人说他“搞圈子”


消息传出,群臣议论纷纷,都认为废后不合适,范仲淹带头向皇帝进言劝阻。皇帝不听,又架不住范仲淹这大炮筒子,便派吕夷简与范仲淹辩论,吕夷简理屈词穷,辩不过,约好翌日再辩。结果第二天,诏书下来,贬范仲淹出京任职了。郭皇后还是被废了,过了几年,宋仁宗特后悔。那是后话了。


今人说古人,最亲切的往往不是古人的丰功伟绩,而是他说过的真性情的话、做过的真性情的事。范仲淹曾三次因直言被贬,深得时人之敬佩,每贬一次,时人称“光”(光耀)一次,第一次称为“极光”,第二次称为“愈光”,第三次称为“尤光”。


但范仲淹跟明末清流不一样,逞口舌之快去博一虚名,他每遇国家大事,总是慷慨直言,完全不考虑一己之私利。第一次被贬是因为谏言太后还政,他的朋友晏殊特别紧张,批评他过于轻率,不仅有碍自己的仕途,还会连累举荐之人。范仲淹凛然回复:“绝不逊言逊行、阿谀奉承,有益于朝廷社稷之事,必定秉公直言,虽有杀身之祸也在所不惜。”


范仲淹之无私,改良了当时的政治生态,培养了一批好干部,拼命做事、为国分忧的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少,范仲淹一手提拔的富弼临终前,还亲手封存遗奏,让儿子敬献给朝廷,批评皇帝用奸臣败坏官场,提醒皇帝在选拔干部时要分清楚君子和小人。当时的宋神宗阅毕,深感震撼,落下热泪。


4


 

1057年,从四川第一次来到首都的苏轼中了进士,此时范仲淹已去世,苏轼读了范仲淹的碑文,热泪长流,后来他在《苏轼私识范仲淹》一文中不无感慨地写道:“吾得其为人,盖十有五年,而不一见其面,岂非命也欤?”意思是说:他知道范仲淹的为人已经十五年了,却没有见到他一面,难道是命中注定的吗?


没有遇到范仲淹,确实是苏轼人生的巨大损失,他俩是同一类真性情之人,可惜范仲淹已逝,没法推荐苏轼,让他成为第二个富弼。


在苏轼的时代,宋朝的官场生态已经迅速恶化了,朋党之争,愈演愈烈,用今天的话来说,干部队伍出了大问题。1101年,苏轼病逝,而此时,一颗政治新星正冉冉升起,他名叫蔡京。


宋徽宗刚登基时,蔡京已被贬出京城,他搭上了太监童贯这条线,极力巴结,日夜陪伴,二人开始结成同盟,凡是蔡京画的屏障、扇带等物,童贯每天都送到宫中,并附上自己的评论,于是文艺爱好者徽宗开始留意蔡京,他得以逐渐进入权力核心,开始排除异己、陷害忠良,培植个人势力,最终自己的党羽遍布朝廷,卖爵鬻官,肆无忌惮,蔡京家的仆役有做大官的,陪嫁的婢女有封为夫人的……


《水浒传》中有一个细节,说的是童贯征讨梁山,大败而归,回京后不去朝廷禀报,而是径直去了高俅高太尉那里密谋,然后两人又去找蔡京,蔡京道:“明日只奏道天气暑热,军士不服水土,权且罢战退兵……”果然,如此军机大事,居然就被蔡京翌日轻描淡写掩饰过去了。


一个多么可怕的小集团!


蔡京与童贯、王黼、梁师成、朱劲、李彦结狼狈为奸,时人称为“六贼”,在这六贼折腾之下,官场龌龊,国家糜烂,终于导致了靖康之耻,北宋灭亡,与其说北宋亡于金国铁骑,不如说亡于腐败官僚团伙。此时距离范仲淹逝世,正好75年。


天崩地裂之际,蔡京逃过一劫,但是他在赴儋州贬所时,虽然身上携带大量金钱,沿途百姓恨他入骨,不愿意卖任何食物给他,他最终饿死在半路上,天下人仍以没处死他为恨。相形之下,范仲淹备受爱戴,“死之日,四方闻者,皆为叹息”,甚至“羌酋数百人,哭之如父”。


他也泽被后世,范氏家族创造了中国的一个家族传承奇迹,近千年而不衰,人才辈出,家风纯良,在中国历史上,像这样有洪福大德的人家并不多。史书记载或民间流传有多种关于范家子孙的故事,或即将被皇帝问斩,或遭遇强盗剪径,但危险之际,被对方得知是范仲淹之后时,均得以脱离困境,可见范仲淹的美誉度。


这就是自私与无私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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