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每年的高考被认为是千军万马过过独木桥，而随着高校规模的扩大，独木桥也越来越宽了，将近一半的高中生有机会进入各种大学读书。令人奇 怪的是，经过高考炼狱的学子们到了大学之后反而没有读书的热情了，仅仅谴责学生的懒惰或者高校体制并不能解决问题，而需要从“学习”这种公共事务的管理来 寻求救赎之道。
笔者一个小外甥在一所名牌大学读车辆工程专业，入学一年，他同寝室的同学要么沉迷于游戏，要么嗜 睡，除了一两个学生按时上课、自习之外，多数都从“厌学”变成了“不学”，而期末考试后，挂科的同学越来越多。在这个“故事”中有值得推敲的经济学秘密， 正是关于“学习”的制度供给不足，让“学习”这种事情陷入了一种“公地悲剧”。
从高中到大学，“学习”已经发生 了根本性的变化。在中学，学习是每个学生的“职责”，而且是通过一套强制系统来实现的，从班主任到任课老师，还有家长，构成了“海陆空”的监督与强制体 系，有些学生可能会讨厌学习，但是却没有选择不学的权利，除了极个别逃课的学生，多数人都是“在场”的，也是学习的被动参与者。这个强制性系统可能是低效 的，也可能压制了学生的个性，但是没有人是局外人。
到了大学之后，高中时代形成的“学习”强制体系已然崩溃，家 长、老师都不能有效地监控学生了，家长很可能在千里之外，只是“衣食父母”而已；老师与学生之间几乎是“生人社会”，尤其是几百人的大课堂，老师只是个外 来者，除了点名这种随机性的检查之外，老师对学生实时监控的体系不复存在。强制体系的崩溃，让多数学生很难适应大学里自由和自觉的学习气氛，有些人到毕业 了还没有进入大学这种“学习”的系统之中，一直游离于大学之外，殊为可惜。
如果把“学习”看作是一个公共行为， 所有学生都从中受益的集体行动，那么怎么才让彼此独立的大学生们去主动做这件事情呢？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中 提出一套破解之法，制度的供给、监督、激励、分级制裁等因素共同促成了集体活动，避免了“三个和尚没水吃”的悲剧。
从制度供给这个角度来看，进入大学之后，在如何学习这件事情上各位大学生并没有一套基于共识的制度，课程表是一种无形的约束，但是每个人都有偷懒的机会。比 如说冬天的暖被窝要比冒雪上课更有诱惑力，每个人都有“违约”的动机，随着时间的推移，逃课的人越来越多，而“不学习”反而成为“默契”。有一则消息灵引 起笔者关注，有一个大学班级内部约定：在“学习”的时间内，男同学不打网游，女同学不上淘宝，这也算是一种内部的约定与共识，算是一种制度的供给。在一个 比较自由的环境中，基于成员共识之上的约定是建立自下而上的秩序的柱石，而现在大学生之间几乎没有这样的共识。
监督是保证制度执行必要条件，如上文所述，高中的“强制体系”崩溃了， 大学中既缺少外部监督，比如说月考或者中期考核等机制，最终的考核是学期末的考试， 这种监督的时效性过弱。另外，内部监督体系付之阙如，同学之间的相互监督才是真正的监督体系，高中时代，同学之间在成绩上“较劲”，这也是一种内部监督。
激励和分级制裁是一体两面，高中阶段的学习有很强烈的激励，那就是进入大学，而进入大学之后的激励呢？由于激励不够强烈，很多人失去了目标。大学之后，或者 考研、或者工作，而目标是多元化的。分级制裁也是制度执行的关键一环，大学中的“制裁”只有到期末考试，而制裁的烈度过高，一旦挂科几乎就丧失了评奖评优 或者保研的机会，这样的制裁无异于让大一挂科的学生自我放逐于“学习”之外。
学习，不只是个人的事情，而制度供给与执行的缺失让“不学习”成为集体行为，看来，改善大学生的学习还需要进行更缜密的制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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