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祖藉广东南海,1940年生于云南省昆明市。1961年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后获得哈佛—燕京奖学金赴美留学,在哈佛大学相继取得硕士博士学位,1976年加入美国籍。先后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柏克莱加州大学,1981年始任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和哲学教授并曾担任该校宗教研究委员会主席、东亚语言和文明系系主任。1988年获选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自1996年开始出任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社长至今。1990年借调夏威夷东西中心担任文化与传播研究所所长。1995年应印度哲学委员会之邀,在南亚五大学府发表“国家讲座”。
杜维明_杜维明 -人物简单介绍
杜维明
杜维明,祖藉广东南海,1940年生于云南省昆明市。1961年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后获得哈佛—燕京奖学金赴美留学,在哈佛大学相继取得硕士博士学位,1976年加入美国籍。先后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柏克莱加州大学,1981年始任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和哲学教授,并曾担任该校宗教研究委员会主席、东亚语言和文明系系主任。1988年,获选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自1996年开始出任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Institute)社长至今。1990年借调夏威夷东西中心担任文化与传播研究所所长。1995年,应印度哲学委员会之邀,在南亚5大学府发表“国家讲座”。杜维明的研究以中国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为中心,被称为当代新儒家的代表,出版英文著作11部,中文著作16部,发表论文数百篇。由于其杰出的贡献,杜维明在2001年和2002年分别荣获第九届国际T’oegye研究奖和联合国颁发的生态宗教奖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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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现代新儒家学派的新生代学人,杜维明把自己“看作1个五四精神的继承者”,将儒家文化置于世界思潮的背景中来进行研究,直接关切如何使传统文化与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接轨,从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通过借鉴哲学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比较文化学、比较宗教学、知识社会学等跨学科研究的方法,比较多地阐发了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和儒家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勾画了当代新儒学理论的基本构架,在东亚和西方世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杜维明_杜维明 -学术发展过程
杜维明
杜维明将自身思想的发展分为3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学术起步到七十年代上半期,他决心鼓起心力对儒家的精神价值作长期的探索,以此作为自己专业上的承诺。他努力诠释儒学传统,主要“反映了当时为推进1种既有群体性又有批判性的自我意识所做的努力”;
第二阶段即1978年至20世纪80年代末,他的关怀重心在阐发儒家传统的内在体验和显扬儒学的现代生命力。这一时期,他所关注并拓展的论域有“传统与现代”、“儒学创新”、“儒学三期”、“工业东亚”、“东亚核心价值”、“轴心文明”等。“我关怀的重心在阐发儒家传统的内在体验和显扬儒学的现代生命力”;
第三阶段,指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进1步拓展论说领域,更加关注“文明对话”、“文化中国”、“全球伦理”、“人文精神”、“启蒙反思”、“印度启示”、“新轴心文明”等问题。“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中以及全球化及本土化交互影响的氛围里,如何为儒学第三期的展开拓展理论和实践的空间,是我近来的思想焦点”。
这些论域与“儒学创新”紧密相关。第一阶段是他的思想形成期,第二阶段是其发展成熟期,第三阶段是其进1步发展期。尽管杜维明的思想在不断的变化发展中,但他的思想活动始终关怀着1个主题,即儒学思想的现代命运。
杜维明_杜维明 -学术评价
杜维明对儒学精神的现代认同与显扬,做了大量艰苦而又颇具开拓性的工作。这集中体现在以《人性与自我修养》,《儒学思想:以创造转化为自我认同》,《中与庸:论儒家思想的宗教性》等为代表的一系列著作中“包容的人文主义”。因此,杜维明极力倡导的儒学第三期发展决非1种出自个人喜欢的非理性意愿,而是其学术理性在深思熟虑之后自觉创造的结果。
杜维明站在人类现代文化发展的基线上,用世界文化多元发展的开阔眼光审视传统儒学,力图通过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使中国文化走在世界文化发展的康庄大道上,这表达了一位海外华裔学者对中国文化的留念之情。他“希望中国文化能实现其现代化与世界化,希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内圣之学’得以发扬”,实际上,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对传统儒学的“照察”对儒教中国及其命运的分析,对“儒学第三期发展”前景的展望,不乏真知灼见,具有理论创新的意义。
儒学传统应是文化认同的基础,不仅是中国现代化的源头活水,而且是全球文明健康发展的内在资源。我们应“真正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和西方比较杰出的思想家进行公平的对话”。所谓“真正的立场”是在儒家具有超越意义的基础上而言的,而儒家的终极关怀是自我转化。
杜维明_杜维明 -儒学理论的主要方面
杜维明
杜维明早年以研究宋、明儒学思想而成名。但是进入80年代以来,他讲得最多的是儒家思想所具备的现代意义,和儒学发展的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因此,用“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来形容杜维明的努力,无疑是最贴切不过的。
五四以来的“工具理性”使儒家精神价值、传统中国文化、东方文明顿然成为糟粕,弃之惟恐不及。因此,重新揭示蕴含在儒家传统中的心性传统的意义与价值,就成为杜维明著作的中心论题之一;
另一方面,“要想从价值根源处寻求扭转此一状况的途径,我们必须深沉反思代表现代西方精神的启蒙心态并从其基本的生命取向掌握其论据的来龙去脉”。这是杜维明为新儒学的出路所设计的方向。因此,杜维明的儒学研究,实际上都是这样的1种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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