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王安经常会干出一些出人意外，让人吓一跳来的事来。
上一次，大概是快过年的时候，他开辆大吉普满大街给人送钱（稿费），其中也包括在下。寒风中看他那花白的头发，憨厚的笑容，我当时就被感动得不行，说：“只要是王安找写文章，保管答应。”
这一次王安又出了一本书，让我又吃了一惊。王安写财经的书那是没得说，像玩儿似的，轻松中透着智慧，纯中国风味，自成一格，我称之为“另类王安”。不过，写这种时政社会类的书，我没有留神他还有这个本事。不过，想一想也不奇怪，《股爷您上坐》就是出自王安之手。王安有写史的天赋！
相比一般的历史书，王安的书大有长处和独特之处。我略略将其概括为四。
一是趴在地上，近距离写历史。
凡过去的皆可称历史。历史有几种，一是久远的历史，二是时近的历史，三是。画卷飘然而去，却又历历在目，清晰可辨。这样的历史看似好写，其实却难。其原因，画鬼容易画人难。写三皇五帝盲然不不可考之事要好写得多，就像当年郭沫若闭着眼都能考证出几千年中国历史是一部儒法斗争史，儒家代表落后，法家代表先进。
写近史尤其是则不同，人人皆知的事，你何敢胡编，尤易遭诟。别看王安憨，可是胆大，越是近的他越敢工笔描画，也不怕人指摘。
二是个人修史，破“历史崇拜”的禁，续中国当代私家修史之新风。
过去写历史，据说首先要“信”，即真实可信。很长时间内，弄得我以为凡历史书上写的都是必定真金白银，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到后来，才惊呼上当，至少中学到大学所学的历史原来只是官家乃至特定时期的某人需要我特别知道的历史而已，哪里谈得上“信”？哪里谈得上“史”？这样的历史课不如不学，免污了我的脑子。
历史是否可信？外国史家早有高论：历史并无什么真正的信史，有的只是主观的人眼中主观的历史，亦即所有的历史其实都是主观史。心理学实验表明，一人持枪从课堂上呼啸而过，所有学生和老师虽都是历史见证者，但对于这持抢者的描述，却是千差万别、相去甚远，就如同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如何谈得上“信”呢？我们不如说历史不过是每个人眼中的历史，每个民族眼中的历史而已。
我这样说，不是说王安的时政史不是信史，我只是强调，王安写史，虽未必信，亦未必较官家史更不信。
论到历史的书写，在中国过去一度形成习惯，是后朝写前朝，但只有官家可以修史。后来是以官家为名的权势人物修史，如某个接班人一上台，第一件事就是改定历史，仿佛历史是件衣服，非要裁剪得合已身不可。但官家妄为，老百姓却禁写历史，否则就有捣乱之嫌，也算是中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之一例。
如今是开放时代，又是商业时代，百姓写史，写自己眼中的历史应非新鲜事，世界万事，任人评说，民间修史，为一时之盛，实在是中国兴起的气象。古人相信“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之类的大话，就今人而言，只不过我手写我心而已，有何不可？
王安时政史是小老百姓的写史，用王安式的眼看人看事，拣拣挑挑，圈圈点点，不必强令谁阅读，更不必强求谁接受，至于描摹了几分、刻画了几分，不劳权威费心，自有公众评说。
三是夹叙夹议，不让一堆史料堆砌，而是辅之以评点——是那种体察深刻而老到，颇有独特王安风味的史评。
笔者读《史记》，最喜欢的是读太史公曰如何如何，有一种爬上高山后拨乌云见天日的感觉。王安的评论却是顺手拈来，简短睿智，轻松幽默，叙事与评说相交融。我不知道这样的文字是写史还是评史？
其实，笔者相信，王安咀嚼陈事的心态，是坐在什刹海边的老人的那种看透世事、智慧快乐的心态，浸透着王安的忧患与关怀、辛酸与甜蜜、光荣与梦想，是那种特别耐琢磨的蚕丝。
四是文字一流。
正如书家字与画家字有别，政论家写史与史家写史亦有其不同。我曾经说过，王安的财经评论是另类，其中的一大特点是像崔永元，天大的事在他那里都变成了小事，另一大特点是意想宏阔、发散，能将许多在常人看来完全不搭架事的联在一起找说法，真个是修炼成仙，自成一家。王安固有的叙事风格沿袭了去年他出的另一本书《25年》，但有更多的思考和评述，这也就要求他更加小心谨慎，如履薄冰。
《圣经》“彼得后书”第3章第8节有“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语。历史与现实、现实与未来，原本是一条河，是一个奇妙的交融过程，你永远无法真正搞清什么是历史，你也永远无法将你所经历的一切与历史分割开。王安的书总让我联想到此前的中国和此后的中国。所谓“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岁月和历史从来也就是这个样子罢。
王安不容易。
赵 晓
2003年1月
李海仓
●山西海鑫钢铁集团董事长
●富豪遇害
李海仓47岁，和柳传志等是同事，官至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在2002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上，李以1.95亿美元列第27位。
2003年1月22日上午，在山西省闻喜县东镇海鑫集团李海仓办公室，冯引亮用土枪将李海仓杀害，接着“连位置都没移动”，开枪自杀身亡，前后两分钟，共开两枪。据事后调查，冯引亮是闻喜县私企人士，也是李海仓的童年伙伴，凶杀的直接原因是冯多次要把自己企业的地皮出售给海鑫公司，遭拒绝。
李海仓在闻喜县，在山西赫赫有名。闻喜县县委书记董鹏翔曾在干部会议上说：“你们每天的3个馒头，有两个就是李海仓给的。”
2001年海鑫集团拥有总资产30亿元，年销售收入29亿元，实现利税4亿元，员工7000余人。2002年8月24日，李海仓在闻喜县学习浙江经验加速民企发展动员大会上报告了海鑫集团15年的发展，其中提到：2001年海鑫集团给国家交税1.5亿元（包括口岸税），山西全省非公有制企业交税的82亿元中，海鑫占18％（原文如此）。在山西，除了太钢，海鑫是第二大钢铁企业，且已涉足焦化、水泥、炼铁、炼钢、金融、保险、地产等。
据称，李海仓是闻喜县东镇川口村农民，看其事业的发展轨迹，确系依托于良好的社会关系，特别是政府、银行、铁路等。1986年李出道时，就是从信用社贷了5万元钱开了个小卖部。这第一个项目是亏损的。据报道，1989年，李海仓同三门峡铁路部门签约成立三铁焦化厂，由闻喜县批地40亩。由于有污染，建厂时遭到当地居民反对，100多人签名给中央写信上告。当时李在南方办事，急速赶回，从银行贷款10余万，半月后，建厂的合法土地批文就办下来了。
李海仓良好的社会关系还可以从闻喜县县委书记董鹏翔处得到印证。李遇害后，《中国企业家》杂志记者问董：“2月18日海鑫在北京召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听说您也参加了，您是列席还是股东？”董大笑，说：“我不是股东，政府干部不能入股的。但我得去，而且不是去旁听，我去是要左右这个会，我要统一股东单位的思想，海鑫是我在闻喜这10年期间发展起来的，县里对海鑫很支持，有关职能部门在海鑫的现场办公会就不少于100次。我是海鑫建设指挥部的总指挥，副书记、常委、人大主任、政协主席都是副总指挥，李海仓是排在最后的副总指挥。”
也许是有良好的社会关系，李海仓可以借到许多钱。《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接到一份举报材料，称李欠银行和国企共25亿元，欠其他款项也达10多亿。这些数据未得到海鑫集团证实。
李海仓确实有良好的社会关系，但没有处理好与冯引亮的关系。有些企业与政府搞关系显然不如海鑫，但也走得不错，比如万科的王石。靠关系还是靠规则，李海仓与王石走了两条道。
对民营企业办钢铁，有政府部门提出质疑，主要是低水平重复建设，受资金技术限制污染环境严重。在全国钢、铁、钢材产量中，民营企业占了10％到19％。
李海仓有兄弟6人，但海鑫集团董事长最后由李的小儿子李兆会接任。一把手的交替，不论在政界还是商界，不论在国企还是民企，都发生着许多故事，存在着难以预料的变局。李兆会是在澳洲读书时接到李海仓的死讯的。接着，22岁的李兆会成了中国最年轻的富翁。2003年10月公布的胡润百富榜上，李兆会以24亿元人民币列第19位。
2003年死于刑事案件的富豪还有：2月12日，浙江乐清富豪周祖豹在家门口被剌14刀身亡。周在北京办有4个市场，据称拥有亿万，春节回家过年且给两个儿子办喜事，办喜事第二天便遇害。8月17日，甘肃长青置业老总刘恩谦被枪杀，刘25岁的儿子刘乃畅继承父业。9月6日，河南黄河实业集团董事长乔金岭猝死，被猜测的死因之一是受债务纠纷拖累而在自家后院的树上自缢身亡，乔素有河南首富之称，生前担任河南省工商联副会长和长葛市人大副主任。另外，泰国亿万富豪陈世贤4月18日在澳门葡京豪赌时遇刺身亡，700万现金及筹码被劫，凶手也是中国内地人。
富豪死亡当然是天大的事，富豪的一颦一笑也闹哄哄被炒作，甚至自命清高的文人也对企业家竞折腰。9月14日，由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等单位发起的首届“中国时代十大新闻人物”评选结果出来了，10位中有6位都是企业老总，还不是特有名的。让文人高看一眼，不易。
但过去不是这样。早年间上海大众汽车公司中方总经理方先生跳楼自尽，媒体只是一带而过，完全没有今日这般重视。从这一点上来说，企业家，特别是更具财富明确指向的民营企业家，今日确实受到媒体和公众的空前关照——虽然在关照时不忘了戴上红帽子，标题要这样写：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李海仓遇害。而不是某企业家李海仓。
2003年2月
王选
●旅日中国公民
●为中国受害者索赔
王选不像马立诚在日本只呆了一个月，到2003年，王选在日本已经16年。王不一定同意马立诚的观点。也许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相比就是不合适的。
作为一场旷日持久的跨国诉讼案的原告团团长，王选被国内众多媒体评选为“2002年年度人物”。2003年春节后，王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同公众已不陌生。王选1952年生于上海，祖籍浙江义乌市崇山村。1987年赴日留学并取得硕士学位，几年前在日本就有了稳定的工作和生活。
1942年的一天，一架日军飞机低低飞过崇山村的上空。十几天后，村子里暴发了可怕的瘟疫，400多名村民在痛苦中死去，这其中也包括王选的8位亲人。村里人当时并不知道这场灾难的原因。不久之后，一支自称防疫部队的日军来到了崇山村，但是他们并没有给染病的村民看病，却把农民拖到别人看不见的野地里活体解剖，农民也看到日本军把刚死的人从棺材里把内脏取出来，或者是把臂、腿割了，把淋巴的部分割了，砍了拿走。
王选说，我是1995年偶然看到一则报道，在我们家订的英文报纸《THE JAPAN TIMES》上有一条新闻，提到第一届有关731部队的国际研讨会在黑龙江哈尔滨召开，有两个日本人报告了去浙江义乌崇山村调查731细菌战引起鼠疫流行的情况。我一看那个报道就很激动。我父亲就是从崇山村走出来的，然后到上海去读书工作，后来参加革命。我很小的时候，我父亲就跟我说过日军侵略中国时的暴行，在崇山村发生的鼠疫……我父亲心情非常沉重，好像是非常痛苦、恐怖的记忆。
二战结束后，731部队头目石井四郎和其他细菌战战犯没有受到任何惩罚，日本政府也没有对中国受害者作出任何赔偿和道歉。半个世纪之后，一群富有良知的日本民间人士展开了对这段历史的深入调查，并帮助中国受害者准备起诉日本政府。看到报上的消息后，王选和这群日本老兵的后代取得了联系，加入调查。
王选说，这对我来说是无从选择的一件事情，必须要去做的，不管挣得到钱，挣不到钱。一个人有些事情是不能说不的，你是有义务的。因为我是崇山人的后代，我是惟一在日本受过教育的人，了解日本这国家，这个事情当然应该我来做。
从1996年开始，王选正式参加了日本民间细菌战调查团，她又一次回到了故乡崇山村。因为她既精通日语又会说当地的方言，调查团里只有她能和当地村民没有障碍地交流。农民很害怕，农民惟一的联想就是日本鬼子，他怕说错了连累整个村子里的人。他们跟日本方面提出来，说要王选作为全权代表进行诉讼。
1997年8月11日，王选代表108名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后原告增加到180位）第一次走进了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将日本政府告上了法庭。2002年8月27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对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对日索赔诉讼案作出判决，首次判定日军曾在中国实施过细菌战，并承认细菌战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但驳回了中国原告关于谢罪并赔偿的诉讼请求，中国原告团提出上诉。
王选还透露了许多诉讼之外的细节。
王选说，在这些年27次出庭中，一半的时间里只有我一个中国人，其它都是日本人。我感到孤独，我觉得太冷清了。我当然希望中国人能够把这个法庭都坐满了，这要中国人自觉来。留学生一个一个都挺忙的，个性很强。年轻人说，他们不感兴趣，我真听他们说过，我很吃惊。
王选说，从我收到的一些电子邮件来看，中国年轻人里有两种比较典型的：一种人说我们年龄很小，年轻人就该是风花雪月，他们说以前根本不知道有这样的历史，觉得我讲的东西跟他们很远。当然这个人还算给我写了电子邮件，还有很多风花雪月的人不会给我写电子邮件。还有一种人仇日，对日本人有种族性的仇恨心理，跟日本右翼一样。我觉得很多中国人仇恨日本人，不是平白无故的，是有历史原因的。人的情感应该得到尊重，不能简单化说这些人都是狂热分子。另外，任何一个民族不能用种族作为标准判断这个民族是好是坏，中国在战争中也有很多汉奸。
王选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在1999年的时候，支持了一个议案，要日本政府向在日本企业中受害的美国人谢罪，对受害者进行经济赔偿。我认为，美国可以在本国起诉日本企业，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呢？但现在没有细菌战受害者的起诉被中国法院受理过。这里可能涉及到中国没有对日本政府的管辖权。但我认为，严重违反人权的行为，不应该属于主权范围之内。如果在中国可以起诉，有成千上万的案子在中国起诉，对日本政府就是一个很大压力，那日本政府就会感到这个问题确实很严重。
王选目前在一家日本企业做中国商务方面的研究，收集有关资料，还要跟中国对口单位搞交流。这是她主要的生活来源。王选的老板对她很客气，王给他看诉状，看在法庭上的发言。“我想让这些日本人都知道我在干什么，这样他们实际上也就是我的支持者。”
虽然王选的努力暂时还没有结果，但另一个中国受害者告日本政府案终于取得胜诉。
日本当地时间2003年9月29日13时30分，日本地方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全面支持李臣等13名中国原告。判决书判决，被告日本政府需要向原告孙景霞、刘振起、李臣、邢世俊、仲江、司明贵及孙文斗各支付2000万日元（约合154万人民币），向原告张淑云、齐正刚、齐广春各支付1000万日元（约合77万人民币），向原告祁淑芳、刘敏、刘波各支付666万日元（约合51万人民币），此外，被告还需向13名原告支付从1997年5月8日开始至支付完毕止的利息（5％/年）。
2003年李臣已经59岁了。29年前，1974年10月20日凌晨，李臣、肖庆武、刘振起、吴建宁4人正在松花江佳木斯市河段做除泥工作，猛地两声巨响后发动机停了下来，李臣等4人将抽水泵的盖子打开后，顿时传来一阵刺鼻的芥末臭，被刺激得流泪不止。他们发现，在抽水泵里有一枚炮弹。
事发30分钟后，4人开始感觉呼吸困难，恶心想吐。下午4点左右，李臣疼痛难忍，双手又红又肿，并起了很多水泡。第二天，李臣住进了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3日又转至沈阳202医院。入院时他全身已起满水泡，无法脱下衣服，医生只好将他身上腐烂并和衣服粘在一起的皮肉一点一点地切除。五十几天后出院，但出院不到两个月病情突然恶化，不光是两手，连肛门、咽喉也肿了起来。最后，他到北京解放军307医院住院。之后又再次发作，再次住院，总共历经5次。直至现在，李臣仍经常往医院跑。而一起受害的肖庆武早已不治身亡。
李臣和同伴的胜诉，离不开1994年成立的“中国人战争受害索赔要求”日本律师团，尾山宏是律师团团长。
尾山宏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是日本知名律师。1963年，33岁的尾山宏认识了家永三郎。家永三郎是史学家、日本历史教科书编撰者，他在发现文部省删掉了历史教科书中由他编撰的南京大屠杀、731细菌部队等内容后，决定起诉文部省。为此，他找到了尾山宏。
这场诉讼持续了32年，以家永三郎的胜诉而告终，此时他已去世。在这32年中，尾山宏说，没有谁比他更理解家永三郎曾经发誓诉讼到底的目的：忏悔自己国家曾经的罪行，才是真正的爱国。
律师团代理的第一起诉讼是1995年8月的山西慰安妇案件。同时起诉的还有731人体试验案、南京大屠杀案和浙江永安无差别轰炸案，后来陆续有刘连仁劳工案、遗弃化学武器及炮弹案、李秀英名誉权案等一系列案件。
中国律师苏向祥与日本律师团接触已有8年，日方律师的锲而不舍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们几乎天天都在撞南墙，但绝不回头。”
在诉讼中，尾山宏始终保持着冷静。他说：“这么多年不论什么诉讼，其他律师哭，我不哭，在整个律师团里必须有一个人保持绝对冷静……但有时候我会发怒，在法庭上猛敲桌子，这样对法官会有影响，让他想一想：是不是自己的判断出了问题，否则律师怎么会那么愤怒?”
2001年7月13日，律师团在刘连仁案上迎来第一场以日本政府为被告的胜诉。这是中韩民间对日本政府和企业提起的60件战后索赔案中，第一件确认日本政府损害责任的全面胜诉的案件。尾山宏听到审判结果后当场瘫倒在法庭上，而其他律师则兴奋得“像疯了一样”。
2003年9月29日的胜诉，当是中国人的第二次胜诉。但日本政府不高兴，提起上诉。日本时事社评论道，这是“一次非常严厉的判决”。日本《读卖新闻》认为，这次判决的特征是，原日本军队遗弃的毒气武器造成的伤害是“现在进行时”。判决严厉指责说，直到事故发生时日本政府一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这显然是“持续不作为”。
中国受害者索赔之路还很长。
2003年3月
孙志刚
●广州某公司平面设计师
●被收容致死
孙志刚27岁，湖北黄冈人，2001年7月从武汉科技学院毕业，2003年春节后孙来广州工作，从他借住的地方到单位，路上要花一个多小时。在广州工作的20多天，孙志刚只迟到了两次，每次不超过5分钟。
在孙志刚去世前，一个月试用期的2000块钱他还没拿到手。20多天的试用期里，老板看孙翻来覆去似乎只穿一件衣服，便问他是否需要钱。第一次被婉拒了，老板后来又问起几次，孙不好意思地跟老板提出先预付200元工资。家里人后来在孙志刚的遗物里发现了没被动过的100元，收容站的记录证明，当时孙身上还有52元。这意味着，孙志刚十几天里只花了不到50元。
2003年3月17日晚，孙去网吧上网，因未带暂住证被收容，遭毒打于3月20日死亡。孙身上有七八个圆形黑印，“肯定是火烫的”。
接下来的事情就司空见惯了——孙父和孙弟赶到广州，派出所、公安局、收容站、医院、卫生局，哪哪都不理。孙家先后联络过5位律师，一听这事都不敢接。一个公民被打死了，天大的事，整个社会机构却集体不作为，这里面一定出了什么问题。
后来孙家亲戚朋友凑了4000元，作为尸检费用。4月18日，法医做的尸检有了结果，孙志刚死前72小时曾遭毒打。4月25日，《南方都市报》率先报道了这一消息。4月26日，市公安局督察队前来慰问，表示一定给家属一个满意答复，同时希望他们不要再上访。4月27日，广州天河区公安分局送来了2000元慰问金，但孙家没有接受。
孙志刚死了，而《收容遣送办法》这个恶法（实际上只是一个行政法规）将使每一个公民不能设身局外：这种以行政的名义限制人身自由的法规在不断地扩大边界，甚至延伸到所有出门不带证件的公民。自我拯救，匹夫有责。
5月14日，3位公民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对《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这3位公民是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俞江、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腾彪和北京邮电大学文法学院许志永，3人都是法学博士。这里有一个细节：以法学博士之尊，如何与全国最高立法机构沟通?有什么合法且常设的渠道?没有。他们找到人大法工委的一个传真号，把建议书传了过去。这样，如果建议书被一个不负责任的职员甚至清洁工随手扔了，而后被问起时说没收到，全国人大也来个不作为——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9天后，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和沈岿，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盛洪和萧瀚，国家行政学院何海波，这5位知名法学人士又一次上书全国人大，提请启动特别调查程序。
《收容遣送办法》确实大失民心。1月14日，北京市公安局一位负责人在北京市人大会上透露，2003年北京将取消外国人定点住宿的限制，外国人来京可自由选择住宿地点，甚至连居民家里也可住宿。有评论说，外国人可以享受到国民待遇，甚至好于国民待遇的待遇，比如说，对于外地来京的民工和其他人员，他们需要办暂住证，需要接受这样那样的检查，需要缴纳这样那样的费用，甚至有时候还免不了要被收容遣送。人们就要问了：凭什么给外国人超国民待遇?
恶法所恶，已经不仅是国民待遇，而是危及生命——
1998年12月11日，广西初三学生黄钟声与同学一起到南宁时走失，黄钟声向警方求助，派出所却把他送到收容遣送站，在收容站，黄钟声遭到多人殴打，并被抢走手表、银链。2000年12月，北京警方在石景山区的金宝酒家解救了十余名被强迫卖淫的三陪女，这些三陪女都是酒店老板从江苏徐州收容遣送站“采购”来的。2001年6月，在604次列车上，一名27岁的女青年因未买车票、未带身份证而被乘警捆绑，后女青年跳车身亡，原来，乘警与一个收容所有约定，一旦发现无票、无身份证的人员，即送交收容所，每送一人，乘警可得到200元的“工作经费”。同年4月9日，海丰收容遣送站一辆中巴在深汕高速公路惠东县段起火，车上牟朝阳等25名被收容人员全部遇难。同年，陕西省白水县果农景晓智，运苹果到广州后，景的家人突然接到专门收治盲流的广州白云区精神康复医院的一封电报，称景晓智已在该院病重身亡，令景家震惊的是，法医鉴定景晓智竟是饿死的……
当行政权力被利益收买后，再良好的初衷也会被鬼魅缠身，公理变成了恶法，恶魔张开了獠牙大口，这种嗜血本能全然无法扼制。据媒体报道，湖南涟源市收容遣送站从1996年开始，通过给回扣与当地派出所勾结收容外来人员，并向每个被收容的人员收取500元至800元遣送费后放人。收容站原党支部书记郭先礼是这则报道的消息来源，郭已退休，据他统计，从1996年到2002年11月止，涟源收容站已经从一万多名农民身上获取320万元。
郭说：农民多数是不知道啥叫收容遣送的。他们来接人，看见我们这像是牢房，加上我们打了电报到村里，村里人就会传，某某人的小孩子被抓起来了，还要几百块钱去赎他呢。他可能是在外面犯了什么罪，要是不犯罪为什么会被抓起来呢，不犯罪为什么要拿钱去赎呢?农民很朴素，歧视坐过牢的人，其实那些被我们收容的只是看起来像坐牢。我们抓人最多的是“双抢”（抢种抢收）季节，一天送来收容站的有五六十人。
新中国成立已经50多年了，农民外出干活竟还要受到这等待遇，竟还不明白自己凭什么要被收容。明白了又怎么样?大学毕业的孙志刚倒是明白，但太明白了，结果却如此悲惨。
6月5日，孙志刚案在广州开庭审理。此次庭审只有5家新闻单位被邀请参加旁听，来自北京的《中国青年报》等5家中央报社记者均未能入内。在邀请通知上，规定所有记者旁听时不得携带包裹以及照像、记录、录音器材，不得采访此案，宣判后统一采用有关部门提供的稿件。当天庭审休庭和结束后，为本案18名被告提供辩护的律师，婉拒了记者采访的要求，他们曾被某部门告知不得接受记者的采访。在白云区法院，一名中央级通讯社记者和一名来自成都的记者在申请旁听被拒绝后，就在法院门前采访两名无法进去旁听的犯罪嫌疑人的家属，被看门的法警发现，当即将他们驱散，两名家属则被法警劝到了法院里面。
孙志刚案已闹到这种地步，庭审的公开还如此僵硬，其执政执法能力令人不敢恭维。倒是后来公安部的表态，与之形成对照。在8月7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公安部副总长白景富透露，公安部部长周永康曾就孙志刚案7次作批示。白还代表公安部、代表周永康部长感谢新闻界的朋友们对孙志刚事件的披露和报道。
6月初，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林培坤等人受到行政处分。6月27日，打人凶手乔燕琴被执行死刑。6月18日，《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取而代之的是《救助管理办法（草案）》。
如果孙志刚不是大学生，如果不是媒体冒险披露，如果没有形成全国性的舆论声势，如果没有引起中央高层的关注，在3个月内，一部法规会因为一个人的死而被废止吗?
孙志刚是为亿万人死的。
2003年年底，成都、南京、北京等城市都发出了禁止乞讨令，其中苏州说，“对屡劝不听者，可以进行罚款、治安拘留、移送回原籍……”于是有媒体喊道：警惕禁讨成为变相的收容遣送。身怀利器，杀心自起。最重要的是必须掌控、限制甚至时刻警惕、监督身怀利器的人，他们被赋予了身怀利器的权力，他们的心态就异样了。不能指望他们的个人休养，不能寄希望于政治教育，必须以制度防范职权的滥用。更须时时清理、销毁那些扯蛋的利器。
孙志刚的价值仍然存在。如果一个孙志刚刚刚去了，大家就忘了他，就对变种的行政权力的侵害视而不见了，这个民族就太没出息了。提高警惕，保卫自己。
2003年4月
王岐山
●北京市代市长
●临危赴京
SARS张狂。党中央麾下良将成千上万，为何单单急调王岐山入京?早多少年，知道王岐山的人就说他有背景。王是有背景，背景很重要，但王觉得靠着背景就是上了某个台阶也没意思。
1989年“六·四”之后，许多人很沉闷，觉得改革没出路了。王岐山是学历史的，惯以史为鉴，反没那么悲观，那些日子到处给人打气鼓劲。1990年1月19日，王在一个证券人士（当时沪深交易所尚未建立）的聚会上说：“我们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既然这件事对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势在必行，我们就不要太顾及眼前的气候呀，挫折呀，或者谁同意，谁不同意，因为事情是人创造出来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当时也没有谁给一个上方宝剑，说你先上井冈山将来可以坐红旗，没有，所以说学习老一代的革命精神，应该从这一点学起。上次我和大宫带着联办的同志一起学习邓小平的文件，讲的就是这个。如果江泽民同志讲，你们干吧，王波明任交易所所长，那你王波明也会觉得没多大劲，因为没你的劳动，没多大意思。”
当时王岐山是中农信首任总经理，之后不久便转任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中农信是国务院直属的五大公司之一。1997年中农信经营亏损关闭，总经理翟新华入狱，中农信由建行接管，此时王已任建行行长，中农信重回老东家怀里。王在建行任内，建立了中国第一家合资投资银行中国国际金融公司，中金公司如今已鼎鼎大名。
看王岐山的经历，每每以救火队长的身份出现。1998年1月，王岐山南下广东，当选为广东省副省长，主管金融事务。当时，亚洲金融风暴后，广东的银行不良贷款比率达50％，全国最高。在中央的支持下，王岐山妥善处理了广国投清盘和粤海债务重组，化解了广东的金融危机。
1999年1月11日，曾被誉为商业上一艘航空母舰的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了破产申请书。此前一天，1月10日，广国投总经理麦智南向境内外债权人发出通报：1998年10月6日，经中国人民银行同意，广东省政府决定对广国投进行为期3个月的行政关闭清算。初步结果是，广国投总资产214.71亿元，总负债361.45亿元，资不抵债146.74亿元。
广国投数百亿元人民币的债务80％以上借自包括日本、美国、德国、瑞士、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130多家著名银行。广国投破产的消息犹如石破天惊，立即在全球金融市场上掀起巨大波澜，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债权银行态度尤为强硬，有些银行甚至联名致函给广东省政府、中国人民银行及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对破产及偿还债务安排“感到非常遗憾及强烈反对”。
在王岐山主持下，中国政府按规则出牌，最终赢得了国际上的尊重和理解。广国投债权清偿率平均超过20％。美国《华尔街日报》曾就此发表评论：“当金融议程中移去了道德风险之后，中国的主权信用和整个投资环境会更加健康。”
2003年初，粤海重组结果也出来了，偿债率为12％。据说以往案例中，平均为8％。2000年11月，王岐山回京升任国务院体改办主任。2002年11月，王岐山南下主政海南省。一般认为，王岐山转任海南，显然负有收拾海南房地产泡沫烂摊子的使命。12月底，王岐山就任海南省委书记一个月后，国务院宣布，批准海南关于处置积压房地产的方案。至此，王岐山在海南解决烂尾楼的使命更为明确，惜乎这个使命还未完成，便被SARS拽回北京。
2003年4月20日回到北京，王岐山以其招牌式的语言“说句实话”吸引了公众眼球。北京零点调查公司2003年11月17日公布的《二○○三年中国二十县市首长表现民意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城市市长的市民支持率均超过了50％，在那些能够准确指出市长姓名的市民中，北京市长的支持率为70.5％，高居第一位，较2002年同期高出约7个百分点。支持率有所上升的还有上海(67.4％)、西安(51.2％)，其他城市的市长支持率有微降。
王岐山入京仅半年多，对其评价尚嫌过早。但已有迹象表明，北京对古旧房屋的拆迁速度在放缓，局外人尽可以猜测这是因为王是学历史的，对旧物有感情。当然，人们还可以怀疑，一个有历史教育背景的人，一个搞金融的官员，怎么会有把握把北京从SARS中拯救出来?其实，这样的“专业不对口”已有许多，做外贸的吴仪当了卫生部长，搞石油的周永康去抓了公安。
2003年5月
木子美
●广州某杂志编辑
●网络女性霸权
一个人，抽烟，喝酒，然后上陌生人的床，然后把上床的细节写下，然后公布在网上。
而且，这个人还是个女人——正因为是个女人，引起轰动，许多人在网上骂她，骂完了上网看她的文字。
木子美真名李丽，25岁，广州某杂志编辑，性专栏作家，在圈内以体验式xing爱写作闻名。木子美在她的网络日记《遗情书》里，描述了她与广州某歌手(用了此歌手的真名)的一次性经历，引起关注。这个25岁的女孩不断地展示自己和不同的男人在床上的种种细节。她不讳言自己是一个霪乿的女人，因为“比我厉害的还有更多”。
从写性专栏始，木子美就尝试研究男人。她以为看透了男人。“不要相信忠贞。男人一有机会就去乱搞。”许多有女朋友和有老婆的男人陆续进入她的生活，上了她的床。木子美说他们将自己的工作安排得然有序，将家庭安排得纹丝不乱，尔后来找女人，发生一夜情和多夜情。“再卑琐的男人也相信自己可能完美地掌控一切。可以使情人缄默不语，可以使自己放纵的生活看上去平静如水。”
男人们就感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侵犯，和木子美交往就可能会被写进日记，公之于网络公之于众。但仍然有许多男人“主动送上门来”。一天，一个男孩跑来说，“木子美很有名，所以我想和你上床。”后来，木子美把他们的床笫之欢写进了日记，他看了说，“你写得我不够美。”
一个男孩对木子美说，“我了解你是什么样的女人，我想和你结婚。”木子美很感动，说，你一定要想清楚，“我和你结婚后，肯定还要搞婚外性。”男孩还是坚决要娶她，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没过两天，他就不再提结婚的事了。“他是后悔了。他没勇气陪我玩。”木子美笑着说。
一个著名的段子是，木子美对一位男记者说：“要采访我，必须先和我上床，在床上能用多长时间，我就给你多长时间的采访。”
木子美现在一定很骄傲，因为她是男人的男人。其实，以前木子美还是很女性的，是男人把她教坏了。
大学二年级时，木子美喜欢上了别人的男朋友，这个比她大5岁的男人告诉她一个游戏规则：“如果你爱了我，就得出局。”本来，一切就这样结束了，但是她怀孕了。她给他打电话，他先是关机，后来消失了。从此之后，木子美认为，自己没有义务给任何男人保密——这也是她坚持写《遗情书》的重要原因。
男人是有原罪的。木子美想另类，其实还是落了俗套。
木子美的故事在生活中有许多，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上了网。这不比自己闷在家里看黄碟，公开传播就得有人管了，因这肯定要影响他人，还不是仨俩的。别拿文学、体验、研究说事儿。至于传播者是男是女也不重要，做个手术并不难。
木子美出名后，有北京南北通公司把“木子美”注册成一种避孕套的商标，后被河南商丘大卫鼠药厂以3万元买走，大卫鼠药厂厂长朱禾丰表示，他们不会使用木子美商标，不能让一些投机取巧的厂家用这个商标去污染大众的心灵。
在木子美之前，一本《天亮以后说分手——19位都市女性一夜情口述实录》亦引起轩然大波，面市仅4个多月销量达到近15万册。作者之川26岁，香港某报驻京财经记者，另一位作者是 27岁的漆峻泓。
之川很同情那些愿意对他讲故事的女人，因为她们无所适从。“大多数男人选择一夜情的原由过于简单明了，性是他们的出发点，但是女性则不大相同。”这个“不大相同”里面有情感，有道德感，有社会给予的重重压力，还有自身的不安全感。要是说女性得到一次性高潮远较男性为难，那可不只是指生理机制——社会律条一直在妨碍女性享受身体。被采访的女人们的抱怨是，即使自己在行动上摆脱了束缚，也无法在心态上承认自己的自由权利。从经济角度讲，大多数女性还是要仰仗某一特定男性的资助；从心理角度讲，女性更害怕被周围人群窥见隐私；从伦理角度讲，女性更难以拒绝家庭——她们自己就这么认为，那还怎么轻松得起来。
看到这些说辞，木子美一定会笑起来。如果看到如下调查，木子美一定更会理直气壮起来——英国杜蕾斯全球性调查报告显示，全球成人平均一年性行为次数为97次，美国人则高达124次，而中国的成年人年平均次数仅为63次，中国男性在性健康水平已明显处于衰退状态，与美欧发达国家远不可相比。
也许中国男人的性商较差，但结果不差，性的结晶往往是富余的。从1990年代初期至今，已有5万名中国孤儿被外国人领养，最多的是美国人，其次是加拿大、西班牙和法国。在广州白天鹅宾馆或南京香格里拉饭店，常常可以看到金发碧眼的老外呵护着黑发黄肤的中国孩子。
每收养一个中国孩子要花费大约1.5万美元，其中给中国福利院和收养中心的费用约3500美元，而付给美方机构的钱则超过5000美元。如果收养一个美国孩子则贵得多，要2万到5万美元，时间也要等得更长。
2003年6月
周正毅
●上海农凯公司老板
●上海首富崩盘
5月26日夜，周正毅被带走时，只有极少数人知道。渐渐地消息传开了，真正炒开了是在6月，犹如一块巨石砸进黄浦江。接着，刘金宝也出事了，刘是中国银行港澳管理处常务副主任，正是中银香港为周正毅提供了21亿港元贷款。9月5日，周正毅被上海市公安局正式逮捕。周涉嫌虚报注册资本罪和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
周正毅1961年4月生于上海杨浦，家境贫困，上有三个姐姐一个哥，靠做工的父亲养活一家七口，经常吃不饱穿不暖。他17岁出来打工，第一份工是在街道工厂做会计，月薪30多元。他改变生活的欲望很强烈。
1978年，17岁的周正毅将打了半年工的积蓄在杨浦区开了家小馄饨店。其后，他与太太毛玉萍分别去了香港和日本。1989年周正毅翻回上海，开设美通饭店，并且经营桑拿和卡拉OK，这些都是当时上海滩的时髦生意。
1995年周正毅从个体户向投资家迈出关键性一步。趁着国企职工股上市流通的高峰期，周正毅倾囊投资，获利数亿。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让香港股市一片低迷，连蓝筹股都跌得无人问津，周氏夫妇刚刚在当年10月成立了农凯集团，一头扎进香港股市。他们大量购买长江实业、和记黄埔等老超人旗下的蓝筹股，不久股市强劲反弹，周氏夫妇获利数亿港元。与此同时，周正毅还看中正处于低潮的上海房地产。他的农凯集团一成立，就以每平方米6000多元的价格收购了江宁路上的烂尾工程兴业大厦，增资一亿元完工并装修，现市价已达五亿元。另一个经常提及的手笔则是以每平方米4100元的价格收购了古北新区的烂尾楼伦敦广场，追加一个亿完工并售卖，据说也获利5亿元以上。
周正毅真正成为一个财经明星，是从2002年出手收购两家香港上市公司开始。2002年1月，周以6180万港元收购了盈荣集团74％股权。收购后，毛玉萍走上前台担任董事局主席，股票名称也改为上海商贸。2002年5月，周宣布斥资15亿港元，从李嘉诚旗下的和黄以及爱立信等公司手中收购香港上市公司建联通59.98％的股份。
周正毅还大量投资上海房地产，跑马圈地，但资金吃紧，许多项目动作迟缓。2003年5月28日上午，上海静安区“东八块”58号地块的2159户拆迁代表沈俊生等6人，控告静安区政府土地管理部门与周正毅涉嫌违法交易一案，在静安区法院开庭。可以肯定的是，周正毅案的导火索正是由于周在上海的地产项目以及贷款问题，而香港成为周把在上海涉嫌非法获得的资源进行公开操作的平台，香港中银则涉嫌为这些活动在沪港两地遥相呼应提供了通道。另外，毛玉萍在香港被扣，也促使北京动手。
其实，周正毅崩盘的迹象早已显现，周本人亦有察觉。被拘前几天，周的2000万元人民币的现金捐助到达上海科委。就算这2000万元能救周逃过一劫，下一回周还是要崩盘。这个崩盘的基因深植于周正毅体内，与生俱来。
2000年《福布斯》大陆富豪榜估算周当时资产为0.66亿美元，名列第94位。周不屑地说：“不止这么少!我家族在上海总资产近150亿元人民币，我投资了一些公路项目，数十亿元……”2001年周正毅的排名上升至第41位，当时评估周正毅的财产是3.2亿美元。据说，2002年当胡润再次编制富豪榜时，周主动找到了胡润。这一次，周得以名列第11。2003年，周又被《新财富》杂志评为“中国400富人榜”第13名，当时评估的资产是25.8亿元人民币。
周正毅这是怎么了?很像当年的刘晓庆嘛。人不能太膨胀，胀大发了就崩盘了。
周正毅案之所以引人注目，从时间上讲是大家刚刚从SARS阴影中喘过一口气，从地点上看是发生在上海。上海有一个强势政府，而且是一个最接近与国际接轨的大都市。开埠160年了，黄浦江的每一丝江风都飘着洋味，这让上海人自豪，让全国人民羡慕。
《经济观察报》评论说：周正毅事件暴露出上海经济体制在新旧转轨中存在的硬伤。在“三年大变样”和解决旧城改造问题的激流勇进中，土地批租成了上海发展的神来之笔。但是迄今为止，上海的房地产市场并不是一个充分透明的市场。资料显示，从1995年到2001上海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利润总额是272个亿。利润如此可怜，所有者权益收益率仅1.85％，资本金利润率仅2.5％(2000年指标)，惹得房地产老总一直在喊“没利润”。既然大家都喊不赚钱，为什么这个产业照样红红火火?为什么新介入者照样趋之若骛?上海的房地产业是否有隐蔽的利润增长点?
评论说：上海房地产业的微利其实是利润流失后的表现，更多的利润已经被富豪与大亨们通过各种手段和渠道瓜分。现在，人们已经不难理解，当时周正毅等人为什么要跳出来反驳上海房地产出现泡沫的说法。如果不能维持模糊的“上海概念”，这些上海富豪们就会丧失从中套利的机会，而一旦资金链绷断，“大厦”必然倾颓。一个官商合谋的群体介入了一个前景远大的行业。
评论说：上海缺少一个独立的商人阶层，这个阶层的缺失由来已久。旧上海独立的商人阶层事实上是从维新变法始，到1927年终，那也是中国自由主义从产生到没落的全部过程。上海从此丧失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经济传统。一个独立商人阶层的缺失，就意味着红顶商人阶层的勃兴，意味着政商之间有一条生生不息的利润输送渠道。
其实，何止在上海，在哪里能找到“独立的商人阶层”?如果非要找，也许浙江勉强还能找到相近的。
2003年12月2日上午，从公众面前消失了近半年的毛玉萍出现在香港西区裁判法院第一法庭的被告栏里，神情憔悴。41岁的毛玉萍曾任上海地产(0067.HK)总经理。香港廉署诉称，2002年6月1日至2003年5月31日期间，毛玉萍与钟秀玲、林启声和张柏友一起与周正毅串谋诈骗，制造上海地产股票交易活跃的假象。
一位知情人士道出个中原委：周正毅以全面收购的方式，以每股0.83港元收购上海地产后，拿到87％股权，但按香港交易所规定，单一大股东的股权不能超过75％，超过部分段按市价配售给投资者。显然，市场行情越好，交投越活，周正毅就越容易以好价格售出该部分股权。毛玉萍等涉嫌的就是利用2个或2个以上的证券经纪行进行虚假交易，“就像打乒乓球那样”。
至年底，周正毅全无消息。就像他来时神秘，走亦莫测。
2003年7月
杨受成
●香港英皇集团主席
●乐坛买奖丑闻
7月16日，香港廉署出动近300名警员，展开“舞影”行动。8时许，香港英皇集团主席杨受成被廉署带走，截至中午12点以前，廉署先后邀请28名人士“喝咖啡”。这28人均为时下香港娱乐圈风云人物。
英皇娱乐近年旗下所包装歌手几乎个个大红大紫——谢霆锋、陈奕迅、陈冠希、容祖儿、Twins均在短期内迅速成腕，英皇旗下30个签约歌手在2002年度拿到的奖项达到100个，正是这令人咋舌的100个奖项惊动了廉政公署。
在香港，唱片公司捧红旗下新人的交易已持续多年，贿赂的手法包括代交税款、提供家居装修费和修理汽车费、在名店购买衣物等，但很少以现金行贿。由于隐蔽，廉政公署的取证相对较难。
其实，类似这种花钱上排行榜的例子在内地并不少见，但多属于行业不正之风。香港廉政公署何以会给娱乐界人士扣上贪污的帽子?在内地的司法解释中，贪污罪的主体资格是国家工作人员，而这次香港廉正公署调查的22人中，有广播公司的高级行政人员、娱乐业主席、副总裁、董事、职员、歌手，好像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政府公职人员。
然而，据香港《防止贿赂条例》，香港三大电视台及三大电台均属公共机构，其雇员同属公职人员，所受监管远比私人机构严格，倘任何人向他们提供任何利益以助歌手争取奖项，即等同贿赂公职人员。
反观2002年的龚建平黑哨案，从发生到2003年1月29日一审判决差不多历时一年时间，实在是因为法律上有太多的盲点，其间还多次引起法律界的纷争，很多专家认为龚建平没有受贿罪的主体资格，因为作为裁判他不是国家工作人员，另一些专家认为最多只能勉强以商业罪案来定论。
电视台和电台属公共部门，报刊记者算不算?
2003年2月1日，电影《2046》拍摄期间，壹传媒旗下《忽然1周》杂志记者梁崇基潜入片场，向片场保安员谢辉要求入内拍摄，拍摄后给谢100元“茶钱”报酬。2月5日梁再次要求多拍几张，谢又答应，梁事后又给谢200元报酬。同日，梁交一部数码相机给谢，要求谢在片场代拍该片的戏服和演出场景，声言会给谢500元报酬。3月14日出版的第398期《忽然1周》，刊登了8张《2046》片场的照片，标题是《梁朝伟张曼玉偷情房曝光》，场景虽没有演员，但文中详细分析场景的摆设，房间内的黑胶唱片、化妆桌、装饰及怀旧留声机等。
5月26日，香港廉政公署人员搜查了《忽然1周》办事处，并将梁崇基拘捕，涉嫌受贿的谢辉也受到拘捕。8月25日，梁崇基被判入狱3个月。
在内地，类似的案件会以侵犯名誉权问罪，而不大会以“钱”涉案。教师是不是公职人员?在政府系列中，曾标明吃皇粮的人有3300万，除公务员800万外，其余便是医务人员和教师。但同样吃皇粮的教师犯了事，却不会以公职人员身份严查之，而是按一般的刑事责任惩处。
2003年4月12日，重庆市渝中区初三女生丁某因上学迟到，被班主任汪宗惠叫到办公室批评教育，当着同学的面侮辱丁某：“你学习不好，长得也不漂亮，连坐台都没有资格。”当天中午，丁某留下遗书，从学校教学楼8楼跳下，经抢救无效死亡。事后，丁父母向法院起诉。8月，重庆市渝中区法院一审以侮辱罪判处汪宗惠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
2003年8月
刘涌
●沈阳黑社会老大
●三审死刑
如果辽宁省高院知道自己2003年8月11日的判决在4个月后，被最高人民法院打翻，法官们还会如此审理吗?能惹得最高法院亲自出庭的机会是不多的，此前的惟一一次是1980年代初的公审江青“四人帮”。那时最高法院没有审判庭，便借公安部礼堂审“四人帮”。如今最高法院已有了审判庭，但法官们仍不辞劳苦，远赴锦州开庭。
刘涌何等人物，能与江青“四人帮”相比?
2002年4月17日，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伤害罪一审判处沈阳黑社会老大刘涌死刑。2003年8月11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改判刘涌缓刑2年，维持一审对刘涌副手宋健飞的死刑。辽宁省高院的解释主要有两点，一是“不能从根本上排除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存在刑讯逼供的情况”，二是“鉴于……本案的具体情况”。
判决一出，“老大不死老二死”，场面大哗，正反皆有，反对者远大于赞成者。反对者称，我们要一份阳光下的判决书，要一份有着严密论证详尽说理的判决书。赞成者多为学者，称“刘涌案改判是为了保障人权”，是“法治的一大胜利”。
田文昌是刘涌的辩护律师，是京都律师事务所主任，给众多“大恶人”做过辩护，包括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中国第二富豪杨斌、华夏银行原行长段晓初等。田文昌说：什么叫正义?为好人说话就叫正义，为坏人说话就不叫正义?我为坏人辩护，同样是在维护正义，维护司法公正，司法公正不正是体现了正义么?没有辩护，只有指控，能体现法律公正吗?
谈到刘涌案，田文昌说：刘涌案之所以改判，是在办案过程中有逼供行为。普通百姓之所以对刘涌改判义愤填膺，是因为被舆论所误导，对真相缺乏全面了解。田文昌提供了一份《沈阳刘涌涉黑专家论证意见书》，认为“本案的证据方面存在严重问题”，可能不构成黑社会犯罪。法律意见书是由14位一流法学家作出的，包括中国法学会诉讼研究会会长陈光中，以及王作富、陈兴良、王敏远等。
田文昌说，一审中没有认定刑讯逼供，在定案时，又把不真实的口供作为定案的依据，其中最关键的部分为刘涌是否涉及命案。刘涌没有直接参与命案，但他是否是幕后指使是其能否被判死刑的决定性因素。在预审时，参与命案的七八个人都说，是刘涌指使了的。但在庭审时却全部否认，而且还有相反证据证明，刘涌不但没有指使，还表示反对。刘涌案折射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就是维护正当程序非常重要。程序的不正当直接影响到司法的公正和结果的公正。把判决改过来，这应该说是中国法制环境进步的一个例证。
刘涌案改判使田文昌名声又一次大振。但最高法院在锦州再审时，田文昌没有出庭。也许他已预料到了什么。
经过3天审理，刘涌案又翻了回去，2003年12月22日，最高法院认为，“刘涌系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首要分子，应对该组织的全部罪行承担责任”，宣判刘涌死刑，立即执行。据说，10时宣判，12时执行死刑，12时40分刘涌家属就拿到骨灰。
最高法院的法官肯定也考虑正义，考虑司法公正，考虑程序正当，但他们也会顾及政治，会更高层次地看待正义。
刘涌案的三次审理，法官们都没有给出详尽说理的“阳光下的判决”，甚至不如董建华对梁锦松事件所做的说明。当然，如果法官们给出详尽的说明，也许会引来更多的质疑和说法，这对法官的素质是个考验。但公众心里会舒坦些，他们会觉得自己懂一点法律了，有一些能力来使用、消费甚至左右法律了。
刘涌刚刚去了，放走远华走私主犯赖昌星的福州市公安局原局长庄如顺又被福建省高院二审从死刑改判为死缓，原因是庄如顺主动交代了收受赖昌星一辆小轿车的事实。
有人问，是不是还要最高院再来个三审?
2003年9月
鄯宝红
●新华社驻山西分社采编部副主任
●金元宝封口
2003年9月15日，新华社自曝家丑：在2002年山西繁峙县矿难过程中，11名记者受贿瞒报，其中4名是新华社记者。
2002年6月22日下午，繁峙县义兴寨金矿区0＃ 脉王全全井发生特大爆炸，38名矿工死亡。矿主将矿工遗体冒雨掩埋，破坏爆炸现场。事后几天，当地官员和矿主联手做假，以“2死4伤”的结论上报。6月28日和29日，《华商报》和《中国青年报》先后披露了隐瞒真相的内幕。
其实早在6月24日，新华社山西分社的鄯宝红、安小虎、王东平、谭旭等4名记者已赶到繁峙，但他们未去矿难现场，而是先找上了繁峙县委、县政府，并受到县里盛情款待。县委书记王建华还专门把忻州市委宣传部胡某请到繁峙商量对策。胡某说：“这事需要打点打点。”于是，县长王彦平从县财政出钱来安排。
酒足饭饱后，胡某开吉普车将鄯宝红等4名记者送往太原。事后新华社披露说，“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鄯宝红、安小虎分别收受现金2万元、金元宝1个(价值约2400元)。记者王东平、谭旭各收受金元宝1个(价值约2400元)。”
事后还有传闻，那金元宝是假的，只是镀了层金。
金元宝堵住了新华社记者的嘴，但没能堵住《中国青年报》的嘴。看到中青报报道后，新华社总社问山西分社记者：“如此矿难，为何新华社只字未发?”鄯宝红等人不得不重返繁峙，当遇到中青报的记者时，鄯宝红说：“你们的报道给我们的压力很大呀。”何止是压力，简直是捅了一刀!
除了新华社的4位记者，其余7名记者供职于《山西经济日报》、《山西法制报》和《山西生活晨报》，11名涉案记者受贿金额合计7.46万元人民币。
有知情者透露，受贿记者绝不止11名，也绝不止7万多元人民币。矿难发生后，有人在繁峙、忻州甚至太原的长途汽车站、火车站、机场四处布下眼线，只要是外地记者，一经搭上，议定价码，就用金钱和金元宝打点，有的外地记者一下火车就被打点回去了。
记者吃贿，20年来已成了行规，去铲个什么事，不给钱反倒不正常了，闹不愉快了。改革了开放了，一边在计划体制里吃国家的，另一边在市场经济中吃厂家的。高明点的，钱也拿了，但不把黑的说成白的，最多说成灰的，这就是有良心的了，就算对公众负责的了。中央大报记者在报纸上连载试车手记，堂堂正正宣告是受外国车商的资助，绝不隐瞒其国际走穴——难道这有什么问题吗?
至于繁峙矿难，如果有黑白分明的界线，如果潜意识里总高悬着一柄惩戒之剑，鄯宝红是不会伸手的。新华社记者都是人精，这点危险还是看得出来的。但恰恰是不计划不市场的环境把大家心里的黑白之辩搅灰了，当金元宝出现时，鄯宝红迷糊了，瞬间短路了，否则无法解释，在危险之时危险之地，中央通讯社记者敢伸手——何况才这么一点钱!
如果纯是市场经济，鄯宝红也不大容易出事，传媒老板盯着紧呀，他可不喜欢记者吃里扒外自己捞小钱，而损害传媒损害资本的利益。
这11位记者受到了党纪行政处分，但没听说受到司法审判。
2003年1月23日，杭州市拱墅区法院判决一起被新闻单位聘用的临时记者利用采访便利收受贿赂案。宗纪胜26岁，2001年8月应聘到中央电视台中国房产报道栏目组。同年9月，宗受栏目组委派，到浙江东阳市对一起房产纠纷案作前期采访。采访中，东阳市吴宁房地产开发公司用10万元与宗达成私了协议。宗纪胜回京后，将已拍摄的录像带锁进抽屉。2001年11月，宗纪胜再次前往杭州，提出拿50万元销毁录像带。吴宁公司只得拿出15万元现金，并写下35万元的欠条。事发后，宗纪胜被判11年有期徒刑。
新闻记者算不算公职人员?此事似可参考香港做法。
2003年10月
杨利伟
●船天飞行员
●中国人首次飞入太空
中校杨利伟自我把持很好，开口说话，亮相敬礼，均中规中矩，无从挑剔。甚至，杨显得很老实，他说，我没有看到我们的长城。否则，38岁的冷藏骄子瞬间名扬天下，要遭人嫉妒的。
2003年10月15日9时9分，中国自行研制的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准确进入预定轨道。10月16日6时23分，神五降落在内蒙古四子王旗主着陆场。杨利伟走出返回舱举着V字手势的亮相，肯定是2003年中国经典形象之一。
杨利伟是辽宁绥中人，“从小就看出是个当飞行员的料”。1992年夏天，杨在新疆训练，飞机突然空中停车，杨驾着没有动力的飞机完好迫降在机场跑道，飞行服已被汗水湿透。“团长激动地当场宣布，给他记三等功一次!”
如果迫降不成功，杨利伟牺牲了，记特等功又有什么用?而杨保住了飞机和自己的生命，没有辜负这许多年国家的培养，记一个三等功是不是小了点?并且，记功只是团长当场激动时碰出的一句话，没有经过群众评议组织考察，这事就算成了——功是组织，过也是组织，作为公家人，杨利伟就是在这个环境中长大的。
虽然杨利伟是中国航天工程中的一个大个儿的螺丝钉，作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形象人物，杨还是被安排外出亮相，作报告，在香港唱《真心英雄》。11月7日，中国最高层举行庆功大会，此时杨利伟已升为上校。从合影照片上看，杨利伟着一身蓝色航天服站在深色西装和军装中间，极抢眼。照片上共有72人，30人穿西装，41人穿军装，余1人就是杨利伟。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军委领导坐在第一排，杨站第二排正中间，右前是胡锦涛，左前是江泽民。
神州五号的成功，使中国与俄罗斯、美国一同成为世界上三个能够独立开展载人航天活动的国家。自1961年4月12日加加林首飞太空至今已42年了，对中国人来说，航天不是能力问题，而是要不要、要了之后干什么的问题。
除去政治军事目的，如今人们更关心的是经济效益，关心的是在和平时期如何不使航天事业成为只投入不产出的烧钱机器，如何使事业变成产业。
《21世纪经济报道》社评认为：与海洋文明时期一样，未来的太空文明时期亦存在对国家太空探索能力的竞争考验，而这种探索能力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未来的生存空间。国家对太空的探索需要量力而行，要与国民经济发展形成良性的循环互动。昔日制海权兴起时期，有保护远洋贸易的需要，才有远洋舰队的发展；而远洋贸易的兴盛反过来使远洋舰队更为强大。今天也是一样，必须要让航天科技的发展来带动经济的成长，再通过经济的成长来反哺国家的太空探索能力。缺乏互动的片面发展有太多的历史教训。晚清政府的北洋舰队没有远洋贸易的推动力与给养，单向的军事发展也就备受阻滞；前苏联勒紧腰带搞太空军备竞争，最后导致经济被拖垮。
《中国青年报》评论员认为：由于历史局限性，计划经济体制下两弹一星的科技成果很难充分市场化，另一项国家重点科技工程863计划同样存在市场转化的体制瓶颈。实践证明，科技要真正成为第一生产力，除了远见和决心，还需要市场化。以美国为例，当年耗资240亿美元的阿波罗登月计划，其科技成果转化为民用后衍生出数千亿美元的市场。另有资料显示，空间探索迄今已经为美国创造了两万亿美元的财富。据报道，本次承担飞船研制和生产任务的中国航天集团，其收入三分之二来自市场，他们研制运载工具的经费也大都以银行贷款等方式自行筹集，国家拨款只占很少部分。体制上的变化已经显现。一个国家的雄心，不仅仅在于把她的一个航天员送上太空，更在于她通过这种努力试图改变什么；而她努力想要改变的东西，又依赖于体制上的不断探索和完善。
神州五号发射成功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谢名苞披露，神五飞行花费不到10亿人民币，载人航天工程到现在已经十多年了，使用资金180亿人民币左右。据悉，美国发射航天飞机的成本为每次100亿美元，俄罗斯每次也要花费数十亿美元，而中国的发射成本“离这些国家的零头都不到”。
中国航天产业瞄准了商业发射。2002年全世界共进行了24次商业发射，估计创收约19亿美元，而2001年是15亿美元。一位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认为：“美国对华卫星出口许可证的禁令在5年之内可能解除，长征系列火箭在商业发射服务市场上肯定要再展身手”。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一位研究员估计，中国的航天产业至2005年将达到1000亿人民币的规模。在卫星的产业链中，国际上对制造与发射有个大概算法，平均每发射一颗卫星，卫星制造费用约1.2亿美元；火箭费用约为卫星造价的25％，约0.3亿美元；发射费用为卫星的25％，约0.3亿美元；保险费是这三项的20％，0.36亿美元。
或许中国的航天产业会成为另一个姚明，杨利伟也不能总穿军装，时常也要穿西装夹皮包了。正当中国人愉快地做着金钱梦的时候，一些老外却睡不着了。英国《星期日电讯报》10月19日载文称——赫鲁晓夫1956年在莫斯科气势汹汹地警告一个西方外交官代表团：“无论你们喜欢不喜欢，历史都站在我们这一边。”尽管前苏联从来没有能够埋葬西方，但共产主义中国可能会。拿破仑曾将中国称为“沉睡的巨人”，并预言说，“一旦中国醒来，她将使整个世界为之震撼”。而现在中国已经完全醒过来，而且拥有被人们广泛猜测到2025年将超过美国的经济实力。此外，中国现在正在恶狠狠地盯着她认为曾在帝国主义时期使其落后的英语文明。第二次义和团运动已经开始，不过这次是在贸易领域(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现在高达1000亿美元)。中国拥有一支230万人的军队，因此中国邻国们的害怕是可以理解的。现在是我们必须清醒地面对一个苏醒的中华帝国对全球所构成的威胁的时候了。
英国人提到了义和团，其实中国学界也时常以批判色彩提到义和团，但今日中国的崛起以及外贸的扩大，与百年前的义和团是两码事。如何认识这个问题，与学识和修养不相干，惟屁股怎么坐。
中国神五成功之前，加拿大众议员迪派克·奥布莱(Deepak Obhrai)就在加拿大媒体上频繁露面。“中国人把该国的第一名宇航员送入太空，他们还有耗资更加巨大的探月计划。我的困惑是，如果这个国家有能力在这个领域支付如此数目的开销，那么我们是否还有必要继续给他们国际援助?”奥布莱要求尽快停止对中国援助。据了解，近年来加拿大年均对华国际援助支出为5100万美元。
10月21日，日本财务大臣谷垣祯一在一次内阁会议后向新闻界表示，针对中国发射载人飞船成功以及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日本政府内部已经出现了削减向中国提供“政府开发援助”(ODA，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的呼声。
自1979年以来，日本政府向中国提供了总额约2.9万亿日元(约合1551亿元人民币)的政府开发援助，占中国接受外来援助的60％多，日本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援助国，而中国也长期居于日本对外援助的前两位。
但是，中国人并不把这种援助看作是日方的单边示好，也许把它看作是日本对中国放弃政府索赔的一种变相感谢更准确些。1945年二战结束后，据国民党行政院赔偿委员会按照当时价格的估计，中国的战时损失不低于620亿美元。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前曾表示，如果中方索赔数目适当，将考虑对华赔偿问题。但当时的中国政府着眼大局，放弃了国家赔偿要求。
1992年,日本内阁发表了新的《ODA大纲》，对援助原则进行了大幅度修改。2000年，日本政府取消了对中国的资金优惠划拨方式，开始大幅度地削减对华ODA贷款的资金额度，减幅每年在20％以上。尽管中国经济连年发展迅速，但人均年GDP离日本停止贷款的5000美元基准线，甚至离停止无偿援助的1500美元的平均基准线还有相当距离。这是常识，与学养无关。
2003年对中国航天事业来说是标志性的一年，但对其它国家就不同了。2月1日，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在回家的路上失事，7名宇航员遇难。此前的1986年1月28日，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也有7名宇航员遇难。
2003年8月22日，巴西阿尔坎塔拉发射场上空突然升起一团巨大的白色蘑菇云，卫星发射工具3型火箭的一个固体燃料推进器突然意外点火，40吨燃料在数秒内燃烧爆炸。21名在火箭附近工作的技术人员死亡，多人受伤。这个火箭耗资650万美元，原定25日发射升空。
2003年11月
陈忠和
●中国女排主教练
● 17年重捧冠军杯
22年中，既没有不恭不敬被休了，也没有耐不住寂寞红杏出墙，陈忠和多年的媳妇终于熬成了婆。17年后，2003年11月15日，中国女排又一次拿到世界冠军，此乃第九届世界杯女子排球赛。
陈忠和很早就是中国女排的媳妇。1981年前后，当时在国家体委宣教司工作的鲁光采写报告文学《中国姑娘》，他对陈忠和的印象是“很腼腆的一个小伙子”。陈忠和那时从福建队退役后被调到中国女排当陪练，“他很谦虚很踏实，整天扮演打手的角色，扣球扣得人都爬不起来”。《中国姑娘》中有一部分叫《女儿国中的小伙子》，就是讲陈忠和，但是每家报纸发表时都会把这一段删掉。
陈忠和一直生活在女排光环下的暗影中。在22年间，陈为8任中国女排主教练担当副手，直至2001年2月2日出任第9任主教练。
陈忠和不是强悍之人，也颇有自知之明。“我从来没想当主教练，没野心，所以领导们都很放心，也喜欢我。”陈忠和的前任，袁伟民，胡进，郎平，都颇强悍。据说，老女排都爱袁伟民，但大家怕他；新女排也爱陈忠和，但大家不怕他。
如果不是陈忠和，而是请袁伟民重新出山，会怎么样?这批1980年代以后出生的小女子们会听袁大爷的话吗?老女排周晓兰就不会像新女排赵蕊蕊这样说话：“我从不反感别人叫我美女球员。”孙晋芳也不会像冯坤这样放松：“说实在一点就是自己的饭碗，既然吃了这碗饭，就得想办法把它干好。”如果干不好怎么办?上学、出国、演电视、做模特、当职员、经商、嫁人、在家歇着，怎么着都比老女排的路子野。
而且，女排拿不拿冠军，已经不会再令人痛心疾首了，冠军又不是台湾，丢了就成了千古罪人了?
女排挣钱不多。上海排球队是目前国内惟一一家完全由俱乐部专职人员管理的俱乐部，应该算是大款，主力队员的月收入可以达到5000多元，替补队员月平均收入则将近2000元。北京女排国手冯坤在队中的工资只有1000多元，加上比赛训练费和奖金也就3000多元。八一队赵蕊蕊和王丽娜的收入大概在4000元到5000元，但是球队中还有四五个球员都是普通战士，没有提干，她们一个月的工资只有200元，加上训练比赛费也就1000多元。
在11月15日的冠军颁奖典礼上，中国女排举起了一块标有100万美元的牌子。其实，100万美元是本次大赛的奖金总数，中国女排在预赛阶段获得了第3名，可以获得3万美元的资金，决赛阶段中国队5战全胜，奖金数为6万美元。这么一来，中国女排在这次大奖赛上获得的奖金总数应该是9万美元。而国际排联规定，参加大奖赛的每支球队必须向组委会上缴5.5万美元作为胸前广告的提成。因此，中国女排实际上只能从国际排联领到3.5万美元。此外，按国家体育总局的规定，中国运动员参加国际比赛获得奖金的一部分须上交，比例在一半左右。就是说，中国女排所剩的3.5万美元，最后分到队里的，只有1万多美元。
钱还是很重要的。到什么时候，打球是我喜欢，受伤我乐意，那时候中国人就真是有钱了。
风水轮流转，今天就该到陈忠和家了。好在陈忠和在等待的日子里不惹事，“让领导放心”，中间还有那么多热心人一层层铺垫，终于让陈忠和修成正果。现在有一句话叫作“中国和平崛起”，说白了就是向陈忠和学习，手上加劲扣着，脸上挂着笑，让领导喜欢放心。现在怕的是另一个姓陈的不答应，此人叫陈水扁。
2003年12月
马富才
●中石油集团总经理
●开县井喷夺命243条
年了年了，还闹出这么大灾难，几小时内夺去243条生命!
中石油总经理马富才肯定也没有料到会出这惊天大难，当时，假如他就是在现场，也不一定就能避免灾难。但作为总经理，马富才的领导责任是难以推脱的。搁谁也推脱不掉。
2003年12月23日夜，位于重庆开县的一座天然气井发生井喷，当时，含硫化氢和二氧化碳的天然气喷至30米高，非常猛烈，空气中弥漫着像臭鸡蛋一样的硫化氢气味。硫化氢为有毒气体，吸入会导致人死亡。井喷导致200多人死亡，4000多人中毒就医，10万人连夜疏散，开县高桥镇一度瘫痪。
发生井喷的矿井是罗家16号矿井，属于中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川东北气矿。
中石油是国家的长子，2002年实现销售收入3792亿元，上缴税费644亿元，实现利润536亿元，利润额在中国企业中居老大。小煤窑出了事会被关闭，但对这个老大，恐怕没有人会提议让中石油停产整顿。上一次石油行业出大事故是在1979年，渤海2号钻井船在渤海海面翻沉，72人遇难身亡，当时的石油部部长宋振明被解职。
事后，国务院调查组认定开县井喷是一起责任事故，违章操作是导致井喷失控的直接原因。钻井专家介绍说，井喷对于石油系统不过是平常之事，但井喷失控造成事故的概率应该是非常低的。但就是这种小概率事故，却造了大孽。
新华社《了望东方》周刊有八问中石油——是否有紧急预案?甚至在抢险汇报材料上都没有这几个字；为何出事后井队没有立即致电所在地政府?开县政府是在1个半小时之后才得到通知的；为何井口附近居民如此密集?最近的民居离井口不到50米；为何剥夺当地公众知情权?如果村民知道气体有毒就不会死这么多人；为何井上没有保护措施?井喷时工人不知该怎么办只好四散逃命；质量管理体系是否真正得到施行?国际国内普遍实行的规章制度形同虚设；为何不早些点火除毒?点火是在井喷18小时之后；是否责任事故?国务院调查组已有定论。
到2004年1月15日，已有四川石油管理局川东石油钻探公司副经理吴华等6人被捕。吴华是2003年12月23日22时13分接到井喷紧急电话的，他在24日14时才从重庆赶到高桥镇，期间对下面的几次点火的请示都没有答应。
对于硫化氢气体，只要点燃便能使之无毒，便可能避免对生命的伤害，但这将烧毁价值数千万元的钻井设备。一边是老百姓的性命，一边是像自己孩子一般的钻井设备，超级大企业当如何选择？
出事后几天，中石油向死难者家属支付了3300万元赔偿，中石油员工也捐献了1165万元。但逝者长已矣。
2003年其它较大的灾难还有——
2月24日上午10时，新疆巴楚—伽师地区发生6.8级强烈地震，截至22时，已造成257人死亡，上千人受伤。
3月16日至3月23日的一周内，发生5起特大安全事故，死亡和失踪137人，其中4起是交通事故，1起是吕梁煤矿瓦斯爆炸。
5月13日，安徽芦岭发生煤矿瓦斯爆炸，81人死亡，5人失踪。
7月11日22时30分，一场特大泥石流袭击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巴底乡，正在当地一个休闲山庄载歌载舞的51人瞬间被吞没死亡。
7月28日下午，河北省辛集市郭西烟花爆竹厂发生爆炸，29人死亡，91人受伤。
12月30日，辽宁铁岭昌图县发生烟花爆竹爆炸事件，38人死亡。
此外，2月18日，韩国大邱市地铁被人为纵火，130人死亡，140多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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