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拖雷（赵耀东）的中篇小说《叛徒》原刊于《草原》2013年第10期，被《小说选刊》2013年第11期选登为头条，这在近年来草原文坛上是少有的事情。我想这不是偶然现象，能够被《小说选刊》的编辑看重，一定有令人信服的理由。拿到小说，熟悉的乡音一下子勾起了我的阅读欲望，大青山、毕先气、九峰山这些耳熟能详的地名，勾勒出小说发生的环境，故事围绕着敌、我、匪三方展开，以虚实两线贯穿全文，巧妙地将土匪唐五的摇摆不定、我方的深度猜疑、日寇的阴险狡诈交织在一起，使得人物性格饱满，故事情节险象环生，格外引人。
一、在熟悉的土壤中寻找突破
小说故事发生在上世纪40年代的土默川平原上，这里是作者拖雷的故乡。虽然自小离开了乡村，但他对故乡怀有深厚的感情，故乡的影子始终在他脑海中徘徊并深深影响着他。乡音是连接故乡最直接的通道，作者从熟悉的土默川方言入手，在人物语言上找到了突破。小说中唐五粗犷豪放的语言令人感受到他的直率，一出场就抓住读者的眼球，使得唐五这一人物形象深入人心。
当“我”受组织委派去策反唐五时，他相面一样地看着我，突然从炕上一下跳到地上，趿拉着鞋，他认出我脸上的青痣，抓住我的手说：“这不是我的后锋吗？日你妈的，这么多年你圪泡还没变，老子认人就是认脸，你圪泡的这张脸就是烧成灰，老子也能认出来。”多年未见面的兄弟之间特有的亲近，通过唐五这一番话生动地传达出来了。“圪泡”一词蒙古语意为“私生子”，是内蒙古西部方言中特别解气的骂人话，而对特别亲近的人说这个词却没有这层意思，正因为关系特别好才能说出这样的话。这个唐五没受过多少教育，表面上语言粗鄙，真正支撑他的却是内心重义气、富有正义感的热血男儿本色。人物语言原就不分好与不好，只有符不符合人物性格，这些话虽然粗俗，但足以体现这一人物的粗犷、直爽。当读到这些粗俗的话语时，会释放内心的一些压抑，突出了人物语言的张力。
作家就是靠语言来征服读者的，一部作品要想使人印象深刻，恐怕得依仗语言这一有力武器。作者拖雷在《故乡病》这一简短的创作谈里道出“是那遥远的土默川口音在折磨着我”，正是植根于土默川这片广袤的大地，对故乡怀有特殊感情的人才会有这种感觉，这大概就是这篇小说最初的创作冲动。我常常想起王朔在《动物凶猛》开头那一段精彩的话：“我羡慕那些来自乡村的人，在他们的记忆里总有一个回味无穷的故乡，尽管这故乡其实可能是个贫困凋敝毫无诗意的僻壤，但只要他们乐意，便可以尽情地遐想自己丢失殆尽的某些东西仍可靠地寄存在那个一无所知的故乡，从而自我原宥和自我慰藉。”故乡是一个可以依靠的坚强后盾，它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无形的创作资源，我有时甚至怀疑一个作家就是为故乡而生的。
艺术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对一个作家来说，要想创作出高于生活的作品，就必须反复挖掘作者熟悉的人和事，在熟悉中去寻找某种陌生、某种突破，而于此莫过于熟悉的故乡。一个作家如果放弃了故乡这一文学生长的土壤，就会失去根基，注定不会走得很远。那些令人难忘的中外小说无一例外地都是植根于故乡这一肥沃土壤之中的，就像沈从文之于湘西世界、莫言之于高密东北乡、福克纳之于约克纳帕塔法、马尔克斯之于马孔多小镇……
二、 塑造人物与观照现实的契合
《叛徒》这篇小说不是在简单讲述一个抗日的故事，而是在叙写某种可能性和不确定性。在敌、我、匪三方的漩涡中，唐五作为一个土匪头子，他爱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但为了生存不得不投靠日本人，当以许政委为首的游击队不接纳，自己的弟兄们又惨遭屠戮，他找不到归属感，重新当了土匪。在这个漩涡中不能怪唐五意志不坚定，为了弟兄们的命，在夹缝中求生存，他只能这样去做选择。这就是人性，特殊年代的人性，也即人物的某种不确定性。唐五内心一直存在着矛盾和斗争，他“不想活着被人骂，死了也被人骂”，但苦于找不到出路，正如他自己说的，处于“姥姥不亲，舅舅不爱”的尴尬境地。
“我”两次策反唐五都能成功的关键在哪里呢？就是靠朋友之间的情谊和信任，只有真诚和充满信任才能完成这样的任务。也许有人会质疑唐五这个人摇摆不定，一会儿土匪，一会儿投敌，一会儿八路，可我要说，正是这种不确定性才使整部作品的人物塑造灵动起来。鲁迅在评价《红楼梦》时说：“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 作者拖雷塑造的人物正是跳出了“非黑即白”的类型化模式，才引发了读者的思考，这也是小说的生命力所在，不仅要靠故事本身吸引人，更要引人深思，只要做到这两点，无疑就是好小说。毛姆说过：“只要一个小说家能通过个性来观察他的人物，只要他的人物个性鲜明，而且鲜明到足以让人错以为他是一种独创的人物，那么这个小说家就已经很成功了。”《叛徒》这一小说显然做到了这一点，《小说选刊》的编辑在卷首语中称土匪唐五“在当代人物画廊里委实不多见”即是明证。
如果不是这种可能性，人物就会僵化，缺少立体感，许政委这一人物就是如此。这个人觉悟很高，原则性很强，但思维僵化、行事偏执，甚至冷酷得令人生厌。原因就是性格没有发展，没有可能，已经限定死了――他只会怀疑。这个人的内心是封闭的，满脑子充斥着怀疑精神。作为整个故事的亲历者，“我”是八路军的高级政工干部、立场坚定的共产党员，绝不可能是叛徒。即便如此，在组织面前也是毫无独立人格可言，难逃被怀疑、被审查、被拷打的“程序”。
唐五是杨区委派“我”做策反工作好不容易争取过来的，但是杨区委受伤换成许政委之后，不但对唐五，连对“我”也是高度戒备，苦苦相逼，对待自己的同志一定得用鞋底子和发潮的柳条。后来“我”被无数次盘问、调查，写详细的材料。最后连“我”自己都被折磨得搞不清在写什么了，“我”到底是不是叛徒，多少个夜晚“我”被这样的问题折磨得整夜睡不着，有好几次我想过“死”……“我”对这种痛苦生活产生过怀疑，但相信终有澄清的时候……
当然在战争年代这种怀疑也许是必要的，但许政委这一人物给人以猥琐的印象是确定无疑的。杨区委和许政委这两个当权者之间缺乏必要的交接和沟通，致使组织工作出现失误。换了领导就不认人，说明制度层面存在着严重缺失，因此只能根据领导个人的好恶决定某件事情。组织工作的失误不能由个人利益的牺牲承担责任，这恐怕是这部小说的现实意义所在。 当许政委手中的权力足以左右一个人的命运时，他以怀疑一切的精神对待自己的同志，唯独不怀疑自己的行为是错的。在我看来，这种内耗比叛徒更可恨。个人在组织面前是渺小到微不足道的东西，殊不知组织是由个体组成的，如果个人的生存权利得不到保障，那么何谈组织呢？
小说的社会作用是衡量其价值的方法之一，作者在塑造这一“绊脚石”时，表象是人性中诚信的缺失，实质上触及到了制度层的缺失这一根本性问题，我想这不是随意而为的。好的文学作品都要观照人生与现实，其实这是文学的一项义务，那种不能打动人心的文学作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正在于疏离了现实。
三、 想象和虚构技巧的发挥
文学艺术从本质上说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可是现实生活本身就是丰富多彩的，为什么还需要文学来反映呢？原因就在于文学艺术形象和环境更集中、更典型，更能反映艺术的真实，照相机拍出来的向日葵没有梵・高画的向日葵更有艺术感染力大概也源于此。文学除了运用语言艺术反映客观世界，还要表现主观世界，想象和虚构就是作者的一种再创造，是表现力的一种，它融入了作者本人的生命体验，从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创作者的水准。
小说整体上采用了虚、实两条线索贯穿的手法，实线是“我”对唐五的策反，如果顺着“叛徒”这一虚线追索，作者会把你引入一个无底的深渊，想寻找叛徒，结果必定是徒劳无功。因为这是作者的障眼法，故意设置了这一悬念，将小说的阅读空间大大拓展开来，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小说家都是讲故事的能手，可是个体无法经历那么多真实的故事，这就无疑需要虚构。可是光有这种能力还不够，只有当一个故事顺着自然的逻辑往下发展，叙述的故事近乎客观的描述，既在情理之中，又高出生活本身，我们甚至分不清到底是真实还是虚构的，这个小说家才是成功的。
这部小说在结构上虽然环环紧扣，安排有序，但还是能看出作者编造故事的痕迹，诸如老罗在狱中通过我们外面的同志帮助，成功地杀死了黑川太史，还有老罗在范家营的亲戚被杀。前者离奇得令人莫名其妙，后者纯属于切断线索的需要。当然，用这一标准来要求作者也许是苛刻的，但我坚信这是小说创作的一条标准。对一篇小说，最起码的衡量标准，就看它是否能使人在轻松愉悦的情况下读完；如果还能够再让人有无限的想象空间，那就毫无疑问向优秀靠近了一步。
那么，到底谁是叛徒呢？作者在最后并没有给我们揭出这一谜底，这样既避免落入俗套，也颇耐人寻味，突出了作者的匠心，使得这一追问成了近乎哲学意义上的探寻。
〔责任编辑 阿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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