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玉,明朝初建时期一员骁勇善战的猛将,战功仅次于常遇春、徐达。此人身材高大,面如重枣,看上去有点像蜀将关羽的样子。他是常遇春的妻弟(小舅子),常遇春多次向朱元璋称赞这员部将,“临敌勇敢,所向皆捷”。常遇春去世后,蓝玉追随徐达、傅友德,在征战中屡建奇功
南征北战的大将军徐达去世,蓝玉脱颖而出。多次统率大军北伐、西征,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洪武二十年,他被提升为大将军,驻扎在长城边的蓟州。逃亡蒙古的元顺帝孙子脱古思帖木儿,不甘心失败,经常南下骚扰。朱元璋命令蓝玉统领十五万大军前往征讨。蒙古军队退至捕鱼儿海(贝加尔湖)附近,满以为蓝玉的军队缺乏水草,不可能长驱直入,毫无防备。明军在沙尘暴的掩护下,如同神兵天降,突然袭击,蒙古全军覆没,脱古思帖木儿与太子,在几十名骑兵保护下逃跑,其余八万人被俘。朱元璋得到捷报,大喜过望,把蓝玉比喻为汉朝的卫青、唐朝的李靖,进封他为凉国公。
战功显赫的蓝玉是个粗人,没有文化,性情暴躁,刚愎自用,得到皇帝的赏识宠信,愈加骄横恣意,做出种种目无法纪的事情。
他蓄养了奴仆、义子几千人,作为随从亲信。这批人依仗主人权势,横行乡里,霸占民田。负责纪律检查的御史,接到民众投诉,要依法惩办这些奴仆、义子。蓝玉藐视王法,把御史赶走。
他北征回师,连夜赶到长城喜峰关。此时关门已经紧闭,守关官吏在关城上查明情况,没有及时开门,他竟然纵容士兵毁关闯入。
他北征回来,贪污缴获的大量珍宝,把元朝的皇妃据为己有。朱元璋获悉后勃然大怒:蓝玉如此无礼,怎么配得上大将军的称号?那个皇妃听说皇帝动怒,惊惶自尽。蓝玉上朝时,朱元璋当面严厉责备,要他今后加强道德修养,痛改前非。朱元璋本来打算进封蓝玉为“梁国公”,鉴于这些劣迹,改为“凉国公”。
更为严重的是,他竟然无视皇帝的威权,恣意骄纵。皇帝召见,赐坐交谈,或随侍宴饮,他一言一行总是傲慢而粗鲁,一点没有“人臣之礼”。他带兵在外,常常超越权限,擅自决定将校的升降,不向朝廷请示报告。为了显示自己的威权,任意对军士施加黥刑在脸上刺字,以此来挟制部下,使军队成为自己的私家武装。西征回来,皇帝赏赐给他“太子太傅”的头衔,其实这个大老粗根本不可能成为太子的老师,只不过是一个荣誉而已。蓝玉居然不识相,大发牢骚:难道我还不配当“太师”吗?
这就激化了将权与皇权的矛盾,是朱元璋绝对不能容忍的。早在洪武六年,朱元璋目睹开国元勋飞扬跋扈,倚功犯法,特地命工部铸造铁榜,写上申戒公侯的条令,警告他们不得倚仗功劳过于放肆。这个禁令已经隐约透露了日后铲除的方针,胡惟庸党案爆发后,蓝玉自然难逃一劫。当时就有人揭发蓝玉属于“胡党”,朱元璋没有予以理睬。《明史纪事本末》的作者谷应泰解释其中的原因:皇上因为他功劳大,不予追究。其实,内中另有隐情。
洪武四年,常遇春的女儿被册封为太子妃,常遇春成了太子的岳父,蓝玉以常遇春妻弟的身份成了太子的舅舅。蓝玉的女儿则被册封为蜀王妃(蜀王是朱元璋十一子朱椿)。因为这些关系,朱元璋投鼠忌器,暂时不对蓝玉下手。
其中还有另外一层纠葛。当年蓝玉北征归来,发觉分封在北平的燕王表现异常,对皇太子说:据臣看来,燕王在他的封国有“不臣之心”;又听看相先生说,燕王有天子气象,希望殿下审慎对待。太子听了毫不在意,燕王知道了以后,怀恨在心。洪武二十五年,太子朱标英年早逝。太子一死,朱元璋已无所顾忌,决意对蓝玉下手。一向与太子以及蓝玉有矛盾的燕王朱棣,要父亲继续清洗异己分子,说:在朝诸公侯,恣意妄为,将来恐怕尾大不掉,含沙射影地指向蓝玉。据《明通鉴》说,朱元璋听了这话,“益疑忌功臣,不数月,而(蓝)玉祸作”。
一张陷人于法的罗网悄悄地向他袭来。他自己也隐约有所预感,多次请示报告,皇帝都不接见,怏怏地对亲信说:皇上怀疑我了。
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八日,早朝时,锦衣卫指挥蒋某突然控告蓝玉“谋反”,说他勾结景川侯曹震等公侯,企图趁皇帝到郊外举行“藉田“仪式时,发动兵变。蓝玉当场被拘押,突击审讯。官方公布的“狱词”是这样的:“(蓝)玉同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舳舻侯朱寿、东莞伯何荣,以及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谋为变,将俟上(指皇帝)出耤田举事。”
次日,蓝玉连同家属一并处死。株连处死的高官,有公爵一名,侯爵十三名,伯爵二名,连坐处死的功臣及其家属达一万五千人。史家感叹道:“于是元功宿将相继尽矣!”
最为奇特的是,吏部尚书詹徽随同皇太孙朱允炆一起审讯,蓝玉不服“谋反”罪,詹徽斥责道:速吐实话,不得株连他人!蓝玉大喊:詹徽就是臣的同党!詹徽于是莫名其妙的成为“蓝党”。靖宁侯叶昇,以“胡惟庸党”的罪名被杀,由于他是蓝玉的姻亲,蓝玉处死后,他又被追究为“蓝党”。这样“名隶两党”的怪事,足以表明罗织罪状的随意性。
一些与军队毫无关系的文人学士,也被卷进了“蓝党”。苏州名士王行,与高启比邻而居,另外一些名士如徐贲、高悬志、唐肃、宋克、余尧臣等人,都卜居相近,号称“北郭十才子”。王行原先是学校教师,辞职后隐居于石湖,前往南京探望两个儿子。蓝玉慕名聘请他为家庭教师,并且多次向皇帝推荐,朱元璋曾经召见他,留下印象。蓝玉处死后,王行父子竟然被作为“蓝党”处死。另一文人孙蕡,参与编写《洪武正韵》,任翰林院典籍,曾经为蓝玉题画,也被当做“蓝党”处死。
朝廷专门公布《逆臣录》,以显示“蓝党”谋反证据确凿。其实全是诬陷不实之词。朱元璋要处死骄横跋扈的蓝玉,就如同处死胡惟庸一样,易如反掌。但是要株连一个庞大的“蓝党”,必须罗织“谋反”的罪状不可。然而《逆臣录》编得仓促,漏洞百出,反而露出了罗织罪状的马脚。
《逆臣录》搜罗了近千人的口供,唯独没有凉国公蓝玉、景川侯曹震的口供,也就是说,这两个主犯根本不承认“谋反”。据野史记载,蓝玉不仅为自己申辩,而且没有诬攀其他功臣宿将,所谓“蓝党”完全是凭空虚构的。
细细翻看《逆臣录》,当时罗织罪状的伎俩实在拙劣得很。由于审讯者心思不够细密,留下了许多破绽。比如,一个证人蒋富招供:蓝玉出征回来,在酒席上对他说:“老蒋,你是我的旧人,我有句话和你说知,是必休要走了消息。如今我要谋大事,已与众头目每都商量定了,你回去到家打听着,若下手时,你便来讨分晓,久后也抬举你一步。”这个老将是蓝玉家“打渔网户”。另一个证人张仁孙招供:蓝玉对他们说,要成大事,吩咐他们置备军器,听候接应,日后事成都让你们做大官。这个张仁孙是乡里的染匠。蓝玉身为统领三军的大将军,如果要谋反,断然不可能和无足轻重的“打渔网户”、“染匠”之流去商量。《逆臣录》的胡编乱造于此可见一斑。
这些拙劣的编造恐怕连朱元璋自己也不相信。洪武二十八年十一月,他在和翰林学士刘三吾谈话时,这样指责蓝玉:“迩者逆贼蓝玉,越礼犯分,床帐护膝,皆饰金龙,又铸金爵为饮器,家奴至于数百,马坊廊房悉用九五间数,僭乱如此,杀身亡家。”从他的话中隐约透露出这样的信息:蓝玉功成名就之后,追求奢侈,讲究排场,是确有其事的,至于是否有所谓“金龙”、“九五”那样的规格,或许是夸张,即使有,充其量不过是意图“僭越”而已,与“谋反”毫不相干。值得注意的是,朱元璋在指责蓝玉罪状时,只字未提发动军事政变之事。可见以“谋反”罪处死蓝玉以及“蓝党”分子,是一桩冤案。
蓝玉处死七个月以后,朱元璋似乎意识到“胡蓝二党诛杀过当”,下了一道诏书:“自今胡党、蓝党概赦不问。”其实杀了四万多人,功臣宿将死得差不多了,“概赦不问”云云不过是一句显示皇恩浩荡的废话而已。
胡蓝党案的后果是严重的,洪武三十年正月,朱元璋任命长兴侯耿炳文为征西将军,武定侯郭英为征西副将,坐镇西北边防。史家评论道:“诸勋臣坐胡蓝二党,诛戮且尽,(耿)炳文以开国功臣榜列其名”,“是时,元功宿将无出其右者”;“上(指朱元璋)自起兵以来,存者仅(耿)炳文与(郭)英二人,而(耿)炳文亦年逾六十矣”。不久,燕王朱棣打着“清君侧”的幌子,发兵南下时,建文帝无将可派,不得不命年迈的长兴侯耿炳文率军出征,败局已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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