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鲁迅曾说，鲁镇的早晨是在摇橹声中醒来的。那份静谧和温馨为鲁镇所独有，而对于大多数凤翔人来说，每天清晨，一定是伴着浓浓的豆香醒来的。这豆香味，来自一捧捧黄豆熬成的浓浆，点成了豆花，配上了锅盔，凤翔人的一天便从豆花泡馍这独有的香味中开始了。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豆腐是成不了一道菜的，更不用说成为主食。很多时候，豆腐在餐桌上的主要作用是为了展示某位厨师的刀工。一个豆腐雕花，迷倒了万千人，难倒了万千人。
凤翔的豆腐，是没有这种媚态的
硬，是凤翔豆花泡馍中豆腐的真本质。“咱说的硬，就是说豆花泡馍中的豆花，要能用筷子夹起来，不像其他地方做的豆花，筷子一夹就碎了。碎了的豆花，明显是没有豆花泡馍的真功夫。”做了十多年豆花泡馍，时林娟仍旧保持着传统的对豆花泡馍的要求，她家的豆花泡馍，有很多“会吃、能吃”的人难以割舍的味道。“咱这豆花就是没有人家的白、光，但咱这啥化学制剂都没有，吃得放心，豆味浓。”说这些话的时候，时林娟眉毛一挑、下巴一扬，显得无比自信。
与豆腐不同，豆花泡馍中的馍，却不似其他馍一样讲究入口即化、温软甜香。再泡都不软，馍中有豆香是其要旨所在。这样的馍，像极了古雍城地区人们的性格——即使手无缚鸡之力，但仍有一副傲骨，再配上豆花，凤翔人亦文亦武，阳刚中不失柔美的性格就这么一天天地培养出来了。
豆花泡馍好吃，营养价值高，起源于哪朝哪代已经无从考证，但在古代它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金玉琼浆”。传说，大文学家苏轼在凤翔任判官时，尝过豆花泡馍后，赞不绝口。身为美食家、大文豪的他对这种将南北风味巧妙融合为一体的百姓日常饮食连呼惊奇，竟不知道如何用语言来形容，只好套用当地俗语：“东湖柳，姑娘手，金玉琼浆难舍口，妙景、巧人、佳味，实乃三绝也！”
西府独创
凤翔的豆花泡馍是出乎很多人意料的东西。豆花里还能泡馍，是很多人听到豆花泡馍这个名字时候的第一反应。
吃惊的背后，是很多做豆花泡馍人的艰辛制作。
凌晨四点，时林娟已经穿戴整齐，开始在灯下细细地翻动水中泡好的黄豆。这个时候的时林娟，是不能被打扰的。“泡好的黄豆要微微发胀，瘪豆、烂豆，色泽不好的豆子，这个时候都要挑出来，要不会影响整个豆花的味道。”
洗完豆子，就该磨豆了。
很久以前，磨豆是要在石碾上进行，将豆子从石碾中间的小孔中慢慢放进去，随着石碾转动，白色的豆浆便从石碾缝里流出来，浓浓的豆香扑鼻而来，整个人都浸在了这香味中。现在早已经不用石碾了，带电的磨豆机，能让时林娟这样靠豆花泡馍为生的人，稍微晚起床个把小时。在市区工作的张浩说，在他记忆中最早将豆花泡馍引入宝鸡市区的，是一位白师傅。那时候全靠手工，一点一点磨出来，豆花含在嘴里，整个人都是香的，可惜现在早已觅不到这样的感觉了。
虽然磨豆靠机器，但豆浆是浓是稀，则要靠磨豆人来掌握。时林娟手里拿着马勺，眼睛紧盯着出浆口，该舀水还是该倒豆，全在于几十年的经验。
打好的生豆浆全部倒入铁锅，烧浆的工序就要开始了。为了保证自己烧的豆浆香甜可口，时林娟一直站在熊熊燃烧的炉火旁，用马勺将豆浆不断地舀起来，再倒进锅里，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时林娟要重复近千次。烧好的豆浆即将倒进保温桶里，这时候，时林娟会先在保温桶内倒入一些医用石膏做成的汁，这一步就叫点豆花了。
就在时林娟在店里忙碌的时候，时林娟的老公早已在用铁桶做的炉膛里塞上木棒等硬柴，用火点燃。硬柴啪啪作响，火苗升腾而起，浓烟渐渐小了，炉膛里的火越烧越旺，闪闪的火光照得人满脸通红，一口约摸二尺大的铁锅架在炉子上，只等时林娟烧出白生生的豆浆倒入锅内。熊熊的火苗舔着锅底，咝咝作响，不大一会儿，锅里的豆浆就热气腾腾，开始翻滚了。
不一会，保温桶中的豆花也已经成型，一丝丝香味不断从保温桶盖的缝隙中飘出来，飘到了房子里，飘到了大街上，闻着香味，很多人就来吃豆花了。
吃喝有道
要开始一天的营业了，只见时林娟端坐在支好的豆浆锅后面，左手边是一桶鲜嫩爽滑的豆花，右手边的案台上则是馍片和盐、红辣子以及一摞摞大老碗，一切尽在她的掌握之中。
刚摆好摊子，就有客人来了。时林娟麻利地把碗中的馍片倒入滚烫的豆浆锅中，稍微一热再迅速用漏勺捞入碗中，身子稍微一侧，豆花就从保温桶里舀出来了，不需多，只要两三片热豆花放在馍片上面，然后撒上盐，再舀两勺豆浆浇在豆花上面，最后顺着碗边淋上油浓色鲜、殷红飘香的辣子油，不到两分钟，一碗香喷喷的豆花泡馍就好了。再细看，碗里白中有红，红中透白，一股特殊的豆香味儿和着油泼辣子的香味扑鼻而来，让人忍不住端起大碗，津津有味地享受起来。
那豆花，软硬恰到好处，吃一口，鲜嫩爽滑；那馍片，软香耐嚼，回味醇厚；那豆浆，汤色乳白，如琼浆玉液。豆香浓郁，此刻就只有一个字：美！
“好不好吃，全靠辣子。”
据时林娟介绍，豆花泡馍中的辣子多是秘制，要选本地头一料的上好辣子为主材，在泼辣子之前，辣子粉里早已加入了很多材料。据了解，最早时候，为了隔离豆子的苦味，辣子需要先切片腌制，经过一段时间后才能做成作料，可惜现在这样的工序已经被简化了。
美食各有特色，吃法更是不同 “豆花整块子，馍是整条子。”这是豆花泡馍最初的状态。“吃的时候，先夹一块豆花放在馍上，然后用筷子夹着一起放到嘴里慢慢嚼，咽下去之后要喝口汤，这才正宗。豆花少、馍多，剩下的馍怎么办呢？当然不让你光吃馍，我们豆花泡馍里的辣子红油鲜亮，碗边会沾上不少，这时候就用馍刮着碗边的辣子，就着汤喝。”早起的食客林翔一边比划一边介绍。据他讲，吃豆花泡馍的高手吃完之后，碗里的豆花、锅盔、豆浆全部干净，一滴也不会剩，碗边的辣子也早已全下了肚子。“现在有的人要求在豆花泡馍里放麻花、榨菜等，虽然口味不同，但其实这些东西会覆盖黄豆本来的鲜香，吃豆花泡馍，讲究的就是闻着豆香，嚼着劲馍。”对于坚持了几十年的豆花泡馍手艺，时林娟很有感触，“这就像岐山的面皮从来不放菜，吃的就是那个味道。” 舌尖上的宝鸡之岐山名小吃擀面皮 冷淘热蒸的西岐美食
麦粒归仓之后，岐山县凤鸣镇北寨子村八亩沟组老汉王生福舒坦地歇下了，一千多斤麦子足够明年的吃食和生意。新麦是西府媳妇制作各种吃食的最佳食材，但在八亩沟人的眼里，新打的麦子要放一放，陈年的麦子才是宝，与臊子面齐名的岐山擀面皮正是从这陈麦里诞生的。
祖辈传承的“御京粉”
流淌着周秦血脉的西岐人把这道面食叫得朴素、随意，擀面皮、凉皮子、酿面皮，以至于忽略了它京味儿十足的原名——“御京粉”。
82岁的王生福做了一辈子擀面皮，对于他来说，擀面皮诞生于王家祖辈，是祖上传下来的活命饭和养家手艺。“御京粉”的来源，王生福讲得有头有尾。
相传清康熙年间，八亩沟人王同江在京城做御厨。康熙曾对饮食不满，指责御厨们“早上馒头晚上面，天天都是样板饭”。王同江绞尽脑汁研究新吃食，他把目光放在家乡主食麦面上，经多次实验提取出面粉精华，最终用冷淘热蒸的办法制出了擀面皮，一经制出就受到康熙和宫廷众人的喜爱，得“御京粉”一名。王同江晚年返乡后，把“御京粉”带回八亩沟，招雇乡亲，开设“御京粉”店铺广授制作技艺，在本村代代相传。
全国擀面皮以岐山擀面皮为最，岐山擀面皮中要数八亩沟擀面皮最为地道。八亩沟家家会做擀面皮，以王家和邢家的擀面皮最出名。
王生福从门前井里打来凉水，和上面粉揉团，再将面团放入水中揉洗。面是瓷白细磨的好面，水要冰凉彻骨的井水。面团洗至仅剩面筋为止，瓷盆里白腻的面浆经冷淘、过滤后，就是做擀面皮的唯一材料。
这时，王生福的儿子王红兵搬来大盆和缸瓮，舀出面浆盛放稳当。燥热的六月是面浆发酵的好天气，只几个时辰，稍加搅动，面酸味儿就开始在农家小院弥漫。
八亩沟的擀杖和男人
如果说制作臊子面是考量一个岐山媳妇是否合格的标尺，那制作擀面皮就是考验八亩沟男人是否健康有力的直接方法。
八亩沟人的家中都少不了木榻榻和擀杖，木榻榻是用坚硬核桃木制成的带手把的方形木块，枣木枝被老人们用镰刀刮净磨光做成擀杖。面浆倒入小火烧热的铁锅中之后，女人只有烧火的份儿，因为面浆一开始凝块，就要用木榻榻使劲揉压，女人的力气总是不够用的。面团推压好之后，再用擀杖使劲擀薄后方能蒸食，男人的力气造就了擀面皮劲道的口感。
在这揉搓擀压中，擀面皮与八亩沟的男人有了无法割舍的牵连。八亩沟很多男人们依靠擀出的一张张面皮，养活着爹娘、女人和孩子。
八亩沟男人的力气和勤劳是出了名的，除过王同江，已经过世的邢广善至今仍被八亩沟人念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一米九高个的壮实汉子邢广善挑着担子沿街卖面皮，他的面皮薄而韧，劲道香辣，是岐山擀面皮中的翘楚。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邢广善已将“广善面皮”发展至六家分店，在岐山形成当时颇具规模的产业。
邢广善孙子邢登科回忆，那时家中十几亩地只种一类名为蚂蚱麦的麦子专供制面皮。除过家人，另雇长工近 10人，有的磨面、有的洗面、有的擀面皮，各管一行。在邢登科的童年记忆中，长工人来人往，满屋满院放满了面浆缸子、蒸笼、一摞摞面皮和油泼辣子……“爷爷是典型的西府汉子，身体壮实、勤快肯干，给干苦力活的穷人卖面皮时，总是刻意加大分量，没钱或钱不够爷爷从不计较。”正如邢登科所说，邢广善金子一样的人品和技艺成就了“广善面皮”的口碑和“照壁背后”邢家擀面皮等名店。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擀面皮从岐山人的饭桌上彻底消失了十几年，成分不好的邢广善被安排去挑大粪。当擀面皮正慢慢回到岐山人的生活中时，邢广善却没熬到那个时候。 1977年 8月一个雨天，六十多岁的邢广善准备去县印刷厂给工人们制作面皮，一跤摔倒在水泥地上，当场没了命。
老人过世不久，擀面皮就在岐山人的饮食中再度热闹起来……
满城面皮担子吱呀吱呀响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八亩沟专做擀面皮的人家超过半数，达 35户之多，擀面皮承载了无数“邢广善”的家庭和命运。
王生福用扁担一头加上当天晚上做好的面皮，一头放瓷碗和调料，每天五点钟挑着上百张擀面皮出去卖。尤其是逢周公庙庙会时，带多少擀面皮都能卖完。王生福每次赶庙会都带着儿子王红兵，乡亲们就称呼他家面皮为“兵娃面皮”。吼秦腔的乡村戏子在后台吃擀面皮，喊着“兵娃多放辣子”；年轻姑娘在鞋袜铺子边端着碗，叮嘱着“兵娃再倒点醋”；小孩子边捏着泥巴，边叫嚷“要吃兵娃面皮刮刮（锅巴）”。
太阳落山，集会散去，王生福带着儿子，挑着吱呀吱呀响的面皮担子往回赶，这一天的收入让他满足。
回到家，妻子发酵好了面浆、烧好火，等待着丈夫和儿子用劲擀出第二天的面皮，木榻榻在面团上的摔打声又开始了。在这摔打声里，王生福一家过上了虽不大富裕却也安乐的生活。
劲道和激香的智慧如今，沿着父辈的制作经验，王红兵家的兵娃面皮仍然门庭若市。
在王红兵的眼里，八亩沟擀面皮的美味不仅来源于劲道的擀面皮，还来源于红亮香辣的油泼辣子。辣子是凤翔人种的细辣椒，又红又 辣，炒干后碾成鲜红的辣椒面。王红兵用大火烧沸一锅上好的清油，待油温稍降，倒入芝麻和香料，一时间油香四溢。再待油温降到微热倒入辣子面，红辣子在金黄色的油锅中翻滚，辣香扑鼻。最后，一两勺香醋在油锅里噼噼啪啪地飞溅，用醋激香赋予油泼辣子出奇的香味。
制醋是岐山女人的专长，田野里一半的小麦、高粱被她们碾料拌成了醋，在淅淅沥沥的秋雨里，在手制的棉被里，在“醋婆神”的保佑下，女人们淋出了一坛坛的好醋， 醇若石榴。这醋不仅激香了油泼辣子，在调制面皮时，也是最主要的调料。
男人的力气擀出了擀面皮的劲道，女人的醋激出了调料的香辣。一碗色香味俱全的擀面皮是面粉与 辣子的完美结合，也是夫妻两人合理分工创造出的美食，离了谁也不对味。
一碗擀面皮的念祖情怀
老一辈制作擀面皮的八亩沟人逐渐离世，爷爷教给父亲，父亲再传给儿子，擀面皮成为八亩沟人从父辈手中继承下来的最大财富，制作擀面皮的锅台也成为父子交流情感最多的地方。
擀面皮养出了身体壮实、性格温厚的八亩沟儿郎，这些儿郎多是孝敬父母的孝子。在年轻人的照料下，老人们爱笑、长寿，过得舒坦、无忧。
现在的八亩沟人突破了“只传本村”的传承习俗，广授学徒，把擀面皮推广到全国各地，使岐山擀面皮声名远扬。
乌鲁木齐饭店老板小王在王红兵家搭了架子床，不当老板做学徒帮工，八亩沟擀面皮的滋味让他挪不开步。像小王这样的年轻学徒，王红兵一年要带出几十名，他热衷于这种倾囊相授的技艺传承。
邢登科制作的擀面皮也登上了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和各大报纸媒体。在电视上看见一碗碗擀面皮的时候，邢登科不忘给儿孙们讲述面皮担子的模样，以及爷爷辈与擀面皮的故事。
舌尖上的宝鸡之岐山名小吃锅盔 散发麦香的千年美食
《诗经》上说“周原 月无月无，堇荼如饴”，夏收后的麦粒确实饱满诱人，厚实的土地上长出的庄稼，保持了土壤的本色却改变了土壤的味道。麦黄前的麦穗是娃娃们的最爱，偷偷在地里拔一把，用火燎过，捋下麦粒，在手掌上一搓，吹去麦皮，剩下的麦仁往嘴里一塞，满满的麦香，不需任何调料，足令调皮的娃娃满足。岐山老式的大锅盔就是保持着麦子原有的香味，只需一点盐和小茴香，这种香味便在传说中，从周文王时代飘到今天。
既当干粮又当“兵器”
岐山县凤鸣镇朝阳村的王玉良，今年 69岁，从他记事起，小院里就一直飘溢着锅盔的麦香。王玉良的父亲王子明靠做锅盔的手艺养活着全家，锅盔对他们来说不仅是一种吃食，更是一种活命饭。说起锅盔的渊源和故事，王玉良头头是道。
锅盔又称“文王锅盔”，相传它的起源与周文王相关。商朝末年，纣王昏庸无道，在听信奸人挑唆后，将西伯侯姬昌囚禁在羑里，后来姬昌设法逃生，归国后整顿军队，扩兵练武。在征伐扰乱边境的犬戎部族时，因为要长途行军，为了给士兵带足食物，姬昌命火头军烙制一种大饼发给每个士兵，并用麻布包好背在背上。这样的大饼经久不坏，不仅解决了士兵的口粮，还成为盾牌，挡住了敌人从背后射来的暗箭。姬昌见这种大饼功用奇特，就在军中大力推广。周武王伐纣后，追谥姬昌为文王。崇尚和平的周人虽不再行军打仗，但是那种散发着麦香的大饼却令士兵们不能忘怀，为了纪念文王，这种大饼被称为“文王锅盔”，并代代相传，香飘千年。
锅盔起始于周文化的发源地岐山，岐山的锅盔做得也最地道。王玉良说，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父亲王子明做的“马马”锅盔，在县城最有名，手艺传给了他，他又传给了儿子王小波，麦子的原始香味始终在这个农家小院中弥漫。
“马马”锅盔不需要招牌
天刚麻麻亮的时候，岐山的王子明就挑着襻笼，来到县城的一棵大槐树下，扁担两头的襻笼随着他步子的节奏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这是勤劳的庄稼人早起的歌谣。襻笼里前一天下午烙好的锅盔，依然散发着诱人的麦香，不用任何招牌，不用任何吆喝，闻着这香味老主顾们就知道这是“马马”锅盔，只一上午时间，五六个大锅盔就换成了毛票票，王子明知道娃娃读书用的纸笔钱有了。“'马马’是父亲的小名，主顾们都认这个。”在王玉良的讲述中，父亲襻笼里的锅盔不仅是骄傲，更承载着他读书的希望。
“现在做锅盔用的面粉虽然都是上好的特级粉，但是不如过去用的'紫麦’磨出的面粉那样香。”王玉良说。
“紫麦”是岐山箭括岭下面产的一种麦子。其实，这种麦子和普通麦子的品种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它是在头年种过苜蓿的地里种下的小麦。这种麦子麸皮略微发紫，磨出的面粉颜色却与正常的麦子相同，只是吃起来“紫麦”磨的面粉更显筋道。
一方水土，养出一方特别的食材。在王玉良的记忆中，小时候，每隔三五天，父亲就会从粮集上买回“紫麦”，麦子要自己磨，随着石碾子转动时响起的“咯吱咯吱”声，母亲便在旁边用细罗筛出白花花的面粉和淡紫色的麸皮。麸皮是喂牲口的好料，卖了还能换钱再买“紫麦”，白花花的面粉就是做锅盔唯一的主料。王玉良说，那种面粉特馋人，做出的面条软和又筋道，可惜那时只能用来做锅盔换钱。 大力气与小细节在“较真”
“紫麦”面粉磨好后，就要看父亲的手艺了。头道工序是和面，将酵头用水化开，一边向面盆里倒一边用手搅拌和匀。这道工序看似简单，因为西府的媳妇们都是和面的好手，但是和锅盔用的面可是实打实的力气活，媳妇们可受不住。岐山的老锅盔一个有五六斤重，男人的力气才够使。
面发酵好后，第二道工序就是用大杠子压面。传说文王给士兵背的锅盔，连箭都射不穿，虽说不乏夸张的成分，但是说岐山锅盔硬那是绝对有的，窍道就在这压杠上。杠子有近两米长，直径四五厘米，杠子的材质十分讲究，必须是较硬又细腻的木头，当地的青槐树是做杠子的最佳材料。
杠子的一头镶在一面墙上，面案子就沿墙搁着。王玉良说，那时的父亲正值壮年，抬着杠子的一头，将腿骑在杠子上，用整个人的体重来回碾压，将面压成一个边薄心厚的圆形饼，再撒少许盐、小茴香和芝麻，再次用杠子将作料压入饼中。压好一个锅盔要十五六分钟，这绝对是考验男人力气和技艺的活儿，锅盔的瓷实与西岐男人分不开。
烙锅盔需要用黑老锅，这是过去农户人家常用的又大又深的锅。虽说现在烙锅盔已经改用先进的电烤箱，但是黑老锅的味道没有散去。
王玉良说，烙锅盔一般的柴火不行，必须用麦草，麦草烧出的文火一点点烤热了黑老锅，在锅底擦一点油后，就将锅盔放在锅中，一边用手轻压一边慢慢转动，这叫“上花”，这可是个细致活，上得不好叫“一朵云”，上得好叫“天女散花”。“上花”影响着锅盔的“卖相”，会吃的人凭借“花”就能判断锅盔的好坏。上过花后，把锅盔翻过来，用锥子扎些孔用于透气，再盖上麦草。用文火约莫烙四十多分钟后，就可出锅。一个老锅盔有五六斤重，直径有三四十厘米。
麦草燃烧的火舌舔着老锅，老锅上又盖着麦草，两层麦草中的锅盔在热力的作用下，尽情吸收着麦子的香味，成就着最地道的岐山锅盔。
如今，王玉良的儿子王小波仍然坚守着祖辈的技艺，只是在现代工艺的催生下，老式的大锅盔，已经改成更受现代人喜爱的油酥锅盔。油酥锅盔个头小了，还加入了清油，吃起来更酥香。主料虽稍有改变，但技艺未变，长长的青槐压杠仍在家中“ 口邦 口邦”地响着。 圆锅盔“扣”住的西岐风俗
岐山人吃锅盔有不少讲究，关于锅盔也有不少习俗。老式的锅盔，因为压得瓷实，吃起来不能一次咬得太多，一次咬一小口，嘴里越嚼越多，香味也越嚼越浓。
常说“就着臊子面吃锅盔”，臊子面浓烈的酸辣味，伴着锅盔清淡的麦香味，这种浓淡的结合，从三千年前武王伐纣的兵营中，传至现今西岐人的饭
桌上。
谁家的娃娃出满月，舅家的人会送来一个大锅盔，利用锅盔中间凹下去的地方，在娃娃身上扣一下，这一扣就“扣”住了娃娃以后的幸福，保证他以后不愁口粮，丰衣足食。
谁家搬了新屋，会在老房子里烙一个简易的锅盔，再连锅端到新房的灶台上，家里的主妇手伸到锅里拿着锅盔，问全家人：“翻过来没？”全家人齐声道：“翻过来了！”主妇笑呵呵地应声将锅盔翻过来。把锅和锅盔从老屋端进新屋，这是将福气接过来，在全家人的企盼中翻了个儿的锅盔，表示新屋的生活将变得更好。
当然，也有一些地方的习俗是谁家搬了新屋，亲朋好友来祝贺时，都会送一个锅盔，祝福主家丰衣足食。
岐山的锅盔传向整个西府地区，西府的儿女又将它带到全国，有关锅盔的美好祝愿也同样延续着。在缺衣少吃的年代，能饱饱地吃一块锅盔是最馋人的事，在物质生活丰富的今天，这种透着醇厚麦香的锅盔就是家乡的味道。 舌尖上的宝鸡之眉县名菜十大碗 盛满西府人的粗旷豪迈 说到十大碗，其中是有很多道道的。
碗中盛放的美食品种，上菜的先后顺序，摆放的不同位置，菜名的不同寓意，这些都有着独特的讲究。而仅以十大碗闻名的，就有眉县十大碗、长平十大碗、天堂寨十大碗等等。眉县十大碗独有西府人的粗犷豪迈，洒脱中不乏细腻，细细品味恰如见到了一位“大口吃肉、大碗喝酒”的真汉子。
招待贵客的“硬菜”
眉县十大碗有着悠久的历史，只有在重大喜庆之时，如娶媳妇、嫁姑娘、孩子过满月、子女考上大学、新建房上梁等大喜之日招待客人又或者来了特别贵客才会上席，那时的席上可谓水陆杂陈，盛菜所用的家什也不是细致的盘子，而是用碗，大老碗，方显主人的热情与豪迈。
如今我们能见到的眉县十大碗，大多是民间红白喜事的酒席，因其有十碗主菜而得名。据了解，它始于清代，最初是秋后农民为庆丰收宴请乡邻亲友举办的，以后发展为婚娶、祝寿、迎春以及办丧事时聚宴应用的筵席。一般多用猪、鸡、鸭、鱼和自产的蔬菜瓜果为原料，烹制成丰盛而朴素实惠的菜肴。上席的菜肴以蒸扣为主，习惯称为“三蒸九扣”或“十大碗”。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后来许多菜被一些餐馆吸收消化，成为大众菜，如：清蒸杂烩、攒丝杂烩、扣肉、扣鸡、甜烧白、咸烧白、夹沙肉、酥肉、清蒸肘子等。 “十大碗在城里并不常见，主要是在农村待客用。和普通菜不一样的是，十大碗的菜基本都是'蒸熟’的，因为蒸碗的制作成本相对较低，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农村待客才逐渐有了炒菜。”在眉县姜眉公路边经营餐厅的田长耕说，“以前的人们生活水平低，一顿饭很少能有几样菜，可以说吃一回十大碗，嘴里能香个把月。”
正是因为十大碗是压席面的肉菜，不可多得，所以将十大碗制作好，让受邀而来的乡党们吃好成了关键。据田长耕介绍，在农村吃酒席，有一个词叫“硬菜”，说的是最后端上来的压轴菜，也是撑场面的菜，一般都是鸡肉或者鱼肉，而在十大碗中，肉菜就有四、五个之多，足见主人待客之诚心。
“在农村吃酒席，还能见到十大碗的另一种形式叫十三花。十三花比十大碗多出了三样，也是待客的主要方式。十三花由五肉、四干果、四素菜组成，肉菜占到三分之一还多，可见招待的客人有多重要。其实十大碗和十三花内容差不多，显示的就是咱本地人的性格。”田长耕说道。
独具匠心的“美意”
眉县的十大碗待客，主要是在酒席上，而这个时候，往往亲朋好友都会来，有的地方更有“宴客三日”之说。
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招待亲朋好友前，后勤工作早已开始了：任“总管”的长辈、掌勺上灶的大师傅、帮忙的亲朋们早早就得上门来，召开“预备会”。谁帮厨、谁传菜、谁领客、谁记情，一一敲定之后才能放心。
次日，众人用过早饭后又开始了忙碌：圆桌子、长条凳眨眼间就从各家各户搬来摆满了门前的席棚；厨房中的“火头军”更是炒勺抡成风车使，毡板当着响鼓擂，不多时，众多的鸡鸭鱼肉变或成块，或成条放在了碗里……
待到中午，三三两两的客人从四面八方前来，男主人会给男客敬上一支烟，给女客塞上几个水果，引到屋里休息，转身又往小孩兜里塞一大包糖果瓜子，任他们满地乱跑。不一会儿，院子里谁喊了一声“上席了”，客人们你谦我让半天，依长幼顺序把几张桌围满，就有传菜的轮流端上十大碗，于是就推杯开吃。
热闹的席面上，暗含着一定的规矩。
十大碗的上菜顺序有讲究，普通的十大碗必须有“四柱”，是先端上来的。所谓的四柱就是四个肉菜，两碗是肉片，两碗是肉块，必须摆放在席面上的四角，意味着整个席面撑起来了。第九道上的菜是四喜丸子，丸子端上来就意味着所有的菜已经上齐。而此时，掌勺大师傅也歇了手，从灶台往外瞅，看见桌上大碗里的菜肴已被吃了多半，吁口气，脸上就写满了得意，转身去烧“滚蛋汤”，喝了汤宴席就结束了。 “在红事的时候，肯定会有一份甜米，寓意着甜甜蜜蜜，而如果是白事，甜米是不能出现的。”田长耕边比划边介绍，“在我看来，之所以叫做十大碗，取的就是十全十美的意思。在十大碗之外，有时候还会添上两碗，被称为吉庆有余。”悄声无息的“转身”两碗肉片、两碗肉块、一份炒菜、一份甜米、一份小酥肉、一份糟肉，再加上一份四喜丸子、一个大碗汤就是十大碗的所有内容。
看似花样繁多的菜色，其实做起来并不十分复杂。菜品都是提前切好，然后直接在碗里摆好形状，汇集好一席所需要的菜后，直接放到蒸笼里，大概几十分钟后，肉的醇厚和当季蔬菜的清香，就从蒸笼里散发出来了。
做了几年十大碗的厨师何建国说：“有一些菜需要先用锅炒一下，然后到蒸笼里蒸，这样出来的菜更清香，肉菜吃起来也不会腻。”
纯正的十大碗，现在人是很难吃完的！这是田长耕在经营了几年以十大碗为主题的餐厅后得出的结论。
“现在的人不缺吃穿，能来我们店里吃饭的，大多是城里出来玩的人。这些客人图的不是吃饱，而是饭菜的特色。虽然十大碗的名字很吸引人，但是从制作工艺到菜色品种，都已经无法满足客人的要求了，特别像四柱这样的菜，本来是体现咱们当地人的热情与淳朴，但很多客人点了之后却吃不了，反而浪费了。”
事情已经在悄悄地起变化
“记得以前看《乔家大院》时候，里面总会出来个八大碗、十大碗的，没想到眉县也有，不过和我想象的并不相同”。来自西安的项飞一家，在前往太白县游玩的路上，来到田长耕的店里品尝。“不是说十大碗吗，结果我发现，一个碗都没有，全是碟子。”
其实从大碗装菜换成碟子，只是变化的一小部分。
“虽然现在流行吃粗粮，但餐具还是细腻点好，毕竟吃饭也是个享受的过程。”田长耕说道。据他介绍，除了餐具变化之外，将十大碗中的三四个代表菜做细做精，然后在搭配上本地的其他美食，成了附近不少商家经营的新特点。 舌尖上的宝鸡之太白县美食洋芋糍粑 棒槌砸出的古朴美食
这时节，太白县的“白花芋”和“神仙芋”开始成熟。太白县咀头镇咀头街村的张明明赶早上了自家的坡地，瞅准土豆秧苗的根茎，只一锄头就刨出半篮子土豆。
今年土豆收成不错，足以应付一年的吃食和生意。媳妇已经刷洗好石臼，梨木棒槌被打磨光滑，儿子们都在。中午，张明明准备打一窝糍粑，给远道而来的客人尝鲜，顺带尝一尝新土豆的质地好坏。
土豆也是粮
在太白，土豆不仅是一种菜，更是家家户户不可或缺的主食，几乎是太白人一半的口粮。洋芋片片、洋芋面、洋芋丸子……都是从土豆里诞生的美食，尤其是太白人祖辈相传的洋芋糍粑，更是将朴实无华的土豆作为唯一食材。
张明明用清水洗去土豆上的泥土，挑出品相圆润、表皮微黄、大小适中的土豆直接上笼蒸。张明明的舌尖对土豆很挑剔，在他看来，如今集市上卖的新品种土豆做不出好糍粑，太白当地的“白花芋”等老品种高山土豆才是绝佳食材。咀头镇海拔 1500多米，气候温和湿润，土豆生长时间长，个头小，淀粉含量比甘肃一带的土豆要高，或单做、或入汤都有滋味。 不消一个小时，土豆就在黑老锅里蒸裂了表皮，媳妇和女儿趁热把土豆皮剥掉，土豆被剥成一个个白白的“小胖团”。再把土豆摊放在案板上或瓷盆里，静待土豆凉凉。热土豆做出的糍粑没有黏性，急不得。
太白人最会吃土豆，与土豆的感情也最为深厚。在张明明记忆中，饥荒年月里，土豆是充饥的干粮，养活了全家老小；父辈们上山干活前，总不忘在火塘里埋两个土豆给他做吃食……太白人拿土豆当“宝贝疙瘩”，说它好成活、产量高，浑身透着实惠的好处。
棒槌与石臼的碰撞
除过优质的高山土豆，一份好糍粑还离不了两件老物件——石臼和棒槌。
石臼是太白人的另一口“锅”，被当地人称为“石窝窝”。男人们在河道碰到石质坚硬、外形美观的石块，总会忍不住将其搬回家，打一口漂亮的石窝。被河水冲刷过的石头，石质硬、光滑、不易掉沙石渣。有了好的石材，主家会请来村里的石匠师傅，顺着石块轮廓将其打磨成漂亮的柱形或方形，中间凿出较大的窝眼。咀头镇的赵志国说，以前每个村几乎都有一个技艺娴熟的石匠师傅，靠走村串户打石窝养活一家老小，村里到处都是“叮叮咚咚”的凿石声。
棒槌取自山上的梨木或铁匠木等坚硬木材，太白山上不乏各种优质木材，取一段刮皮打磨成榔头状，安上手把，便是做洋芋糍粑的好家伙。 张明明家的石窝和棒槌已经用了很多年，凉凉的土豆倒入石窝的窝眼里，轮到两个儿子出力了。打糍粑的主要工序就是用棒槌捶打石窝里的土豆，需要不停地翻打，直至土豆粘成一团，扯出长长的面状黏条才能停。一窝糍粑需要两三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轮番上阵，或抡起棒槌捶打，或手握棒槌把往下蹾压，没有任何讨巧、省力的办法，老人和孩子只有围观的份儿。不出力气，石窝里的糍粑就不筋道，没有嚼头，所以谁家的男劳力多，谁家的糍粑必然好吃。一窝糍粑打下来，小儿子张坤的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水，嘴唇也因出力时牙齿抿咬显出齿痕。母亲给儿子擦完额头上的汗水，立马将石窝里的糍粑舀出，配一点大白菜，浇上炝好的醋水，这时的糍粑嚼起来最是柔韧醇香，多放一刻都会变味儿。
地道的洋芋糍粑出锅时十分筋道，拿筷子夹不断，需要用刀切成丁状才能食用，入口后还得耐心地嚼一嚼才行，单纯的土豆香味夹着梨木的清香，有着说不出的质朴滋味，一碗接着一碗，在棒槌和石窝的撞击声中又是一窝糍粑…… 食用时有多种方式，可以切成块状煮入酸菜汤内，浇上红红的辣椒油，色鲜味美，妙不可言，此种吃法称作烩糍粑。
还有另外一种吃法，把糍粑盛入碗中，再把大蒜、花椒、海椒等各种调料放入另一碗中，再加上热的酸菜汤，用洋芋糍粑蘸着吃。配制好的醮水和金黄又剔透的洋芋糍粑真叫人馋不忍嘴。
涂在墙上的“救命粮”
这看似简单又费力的洋芋糍粑，主家可以不断端上很多碗，让来客尽情品尝。但是，唯独不能剩，不能糟蹋，这与太白人对洋芋糍粑的感恩情怀有关。
太白县黄柏塬镇核桃坪村的武宗宽称洋芋糍粑为“救命饭”。黄柏塬一带全是山民，祖祖辈辈吃洋芋糍粑，一天至少要吃一顿。有时候赶上好年景，土豆丰收，但土豆不易储存，变绿长芽后就无法食用，为了更好地储存土豆，聪明的乡亲们就把吃不完的土豆全打成糍粑，再把糍粑一层一层涂在房屋墙壁上，任其自然风干。由于糍粑黏性强，山民的房屋多是用木头搭建，糍粑只需轻轻一涂就粘在了墙上。远远望去，白花花的一片十分壮观，就像给房子穿了一层衣服。
清康熙年间关中大旱，田地龟裂，凤翔、扶风等地几乎颗粒无收，当时有《荒年歌》传唱：“正月旱到九月半，水井池塘 全 枯干，死人又是一大片，十室九空断人烟。”而居于深山中的黄柏塬人却活了下来，据武宗宽的父辈讲，黄柏塬竟无一人饿死。原来，在灾荒年间，黄柏塬人没东西可吃时，就把房屋墙壁上粘的糍粑撕扯下来一块，放入开水中煮熟吃，风干后的糍粑十分耐饥，味道也不赖，在艰苦年代，一批批的村民被干糍粑片儿养活了。上世纪三年自然灾害的饥荒时期，黄柏塬人又用这个方法渡过了难关。此后，每逢旱涝灾害，麦子无收时，洋芋糍粑就“挺身而出”发挥关键性作用。家庭困难的农家，更是靠洋芋糍粑养活着儿女和双亲。
如今，生活水平提高了，乡亲们再也不需要把洋芋糍粑涂到墙上去风干。但吃洋芋糍粑的传统却一代代留传了下来，乡亲们也养成了珍惜粮食的饮食习惯。
糍粑里的“返璞”哲学
太白人爱吃糍粑，还与这片土地的气息有关。武宗宽的家远离城市处于山中，村民们沿袭着较为原始的生活方式，白天在地里种粮种菜，晚上儿孙绕膝唠家常，离繁忙、焦虑、快节奏的都市生活格外远。
洋芋糍粑性温，吃出了自在、憨厚的太白人，纵使在河边遇到一个钓鱼的白发老人，他也会捋一捋胡须，笑着说出“不求利来不求名，太白山里度余生”的逍遥句子来。温和的性格使他们制作洋芋糍粑的过程也变得缓慢，他们继承了父辈们的石窝和棒槌，数十数百年没有改动洋芋糍粑的制作工序，仍然凭靠家中小伙子的力气来捣食，不用机器，不加配料，没玩多余的花样。
武宗宽家喜欢用糍粑蘸着蜂蜜吃，蜂蜜是自家养的土蜂产的， 50箱蜜蜂散放在屋后的山上，几乎不用管理，蜜蜂围着柴胡花、党参花采蜜打转，酿出的蜂蜜满口清香。在山上收完蜂蜜回来，武宗宽泡上一杯自采的药王茶，听着两个儿子在院子里打糍粑的“啪、啪”声，悠长而缓慢…… 吃过太白洋芋糍粑的人，在甘肃吃到机器打制的洋芋糍粑，两地制作原理几乎一模一样，但总觉得不对味儿。或许，是缺少大山里石头、木棒槌的天然气息吧！
黄柏塬的这份缓慢、诗意和不入世，反倒招来了大批的外地游人，摄影爱好者来了，喜欢吟诗作对的文人墨客来了，在都市忙碌了一周的上班族也来了，洋芋糍粑成了游玩黄柏塬必食的特色饮食，也为武宗宽带来了每天 300多块钱的收入。石窝、棒槌和小伙子也忙碌了起来，游人焦急地希望赶快通过一碗洋芋糍粑沾染这里的诗意和山林气，但这砸糍粑的声响还是依照老旧的频率“啪、啪、啪……”地响着，丝毫快不得。
舌尖上的宝鸡之西府名小吃搅团 粗粮细作的功夫美食
关中人爱吃搅团是出了名的。“油泼辣子油泼蒜，辣辣儿个吃一碗搅团。”正值盛夏时节，炽热的太阳炙烤着大地，干了一天活儿的人们口干舌燥、汗流浃背，这时候，若是能有一碗光滑如鱼、酸辣可口的搅团，那种味道定能让人回味无穷。
用杂粮打成的“糨糊”
西府人将“做搅团”叫做“打搅团”。生活困难的年月，精细的麦面很少，老百姓常吃五谷杂粮，玉米面、高粱面，只要能填饱肚子，就没有人嫌。但即便是这些秋谷面，也要婆娘们粗粮细做，结构粗糙疏松的杂粮很难成团，自然无法做成面条，打搅团便成了婆娘们的首选。
西府地区的媳妇大多是打搅团的好手。扶风县法门镇美阳村的姚乃莉就是从小趴在锅台边看着母亲打搅团长大的，从她记事起，她的饮食中就没缺过搅团。她说那时候的搅团是用杂粮打成的“糨糊”。 每年到了秋收季节，劳作了一季的人们刚刚经历了丰收的喜悦，这时候，用在生产队磨坊里新磨好的玉米面、高粱面或豆面打一锅搅团是对家人和自己最好的犒劳。只要远远地听见灶房里传来“吱啦”一声响，捣碎的蒜泥被那滚烫的菜子油泼过的香味便弥漫了整个院子，搅团就是配上这鲜美喷香的味道，让人美美地解馋。可搅团是没有“筋骨”的饭食，打好的搅团在锅中黏成糊状，如糨糊一般，虽然能大口大口地吃上两三碗，但经常是还没等尝到滋味就已滑下了肚皮，过不了多长时间，肚子就饿得“咕咕”叫了，特别是在地里干活的男人们。所以长辈们常说，吃搅团是“哄肚子”，刚吃的肚皮撑，架子车还没拉上坡，裤带就松了。
然而，这糨糊般的搅团并不可小看。现在细细想来，正是这“无筋无骨”的饭食，以它的软体支撑了祖祖辈辈那样一群刚强的人。在它的支持下，祖辈们移山填海，创造了不同时代的辉煌。
马虎不得的“三百六十搅”
搅团是古已有之的饭食，在西府地区，提起搅团，人们是不会感到陌生的，但要想吃一顿质量上乘的搅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俗话说：“搅团要好，搅上三百六十搅。”姚乃莉告诉我们，搅团的做法虽然不算复杂，但却是个体力活，打搅团时搅动的时间越长，搅团就越劲道，色泽也越亮，吃时口感便更好。这足以印证人们常说的“搅团，搅团，功夫在'搅’”。
姚乃莉的小姑子周莉莉和嫂子一样，也是个打搅团的能手。还没到晌午，她就开始围着锅台转——给黑锅添上水，划根火柴，点把麦草，转身开始用凉水和面芡，面芡和好的时候水也刚刚滚锅，她麻利地舀来一碗麦面和少量玉米面放在锅台上备用，只见她一只手端起和好的面芡均匀地往开水锅里倒，宛若一条细细的蛇穿过雾气，另一只手则拿起长把铁勺不停地搅拌，让面和水充分融合。她说，面芡和干面粉下锅的时候都不能一猛子全倒进去，面芡须是从碗口沿上慢慢地一点点地往下倾散，干面粉则要一把一把抓着“天女散花”般往锅中撒，这样才能搅得更均匀，不结一点疙瘩。
锅台前的周莉莉，已经丝毫没有了女人的柔弱，她手上暗暗使劲，那纤细的胳膊在黑锅上方抡圆了画着圈，一圈一圈，让一堆生面一层一层地熟透，这一搅就是几百下。细细的汗珠从她的额头慢慢渗出来，和氤氲的水汽连成一片。不多时，锅里的搅团开始“咕嘟咕嘟”地冒泡泡，周莉莉笑了，她说，冒着泡泡的搅团自然有它的劲道。 农家院子里的“花样饭”
过软过硬或满锅面疙瘩都不算上好的搅团，搅团的软硬以在凉开水中能迅速凝结为适宜。经验丰富的姚乃莉和周莉莉则不需要这样鉴定，她们只需用长把铁勺在锅中勾起一勺，高高地提起来，稍稍倾斜，黏糊的面浆便顺势而下，如丝般绵长、玉般明透。这时候，匀称、光亮、细腻的搅团便可出锅了。
在西府农村，有一种说法是“谁家娶的媳妇贤不贤惠，就要看她打的搅团好不好”。所以，打一锅好搅团对于媳妇们来说绝对是值得炫耀的一件事。“你瞧，这锅搅团打得多光！”说话间，周莉莉已经将几勺热搅团摊晾于案板上，待冷却定型。
姚乃莉也不闲着，操起铁勺舀一下，一团白玉似的搅团滑入陶瓷碗中，浇上事先准备好的“水水”（即调料汁），糊状团块经特制的“水水”浸泡后，吃起来入味可口，沿着碗沿送入口中，来不及咀嚼便能顺着喉管和食道咕噜直入胃肠。“这种吃法叫'水围城’。”姚乃莉说，搅团的吃法很多种，这只是其中一种。 趁锅里的搅团还冒着热气，姚乃莉把事先准备好的一盆凉开水端到灶台边上，周莉莉熟练地将一勺又一勺的热搅团盛于漏盆里，搅团便通过漏盆底上指甲盖大的孔漏入水盆中，变成“搅团鱼鱼”，西府人管这也叫“漏鱼儿”、“粉咕嘟”，捞出后配上一些颜色翠绿的野菜，或将自家院子里长势正好的韭菜割一镰，嫩嫩地炒了，放于其上。谁说那状若凝脂般的白色搅团和青翠翠的绿色蔬菜不是象征着西府人的一清二白？夹一筷子油泼辣子，顺汤搅匀，调得碗里红如血，吃罢嘴角一片红，谁说这不是西府人生活红红火火的预兆？ 不到半晌，案板上的搅团已经晾凉定型，姚乃莉用刀尖轻轻划拉几下，软玉般的搅团便被分割成了若干小块，她小心地拿起一块切成薄条，像拌凉粉一样凉调了吃。剩余的一块一块放整齐，她说这要留到下顿再变个花样吃。 显然，搅团虽然做法单一，但吃法却并不单调，乡里人总是费尽心思把它弄得花样百般。它的吃法之多，是令其他的农家饭食望尘莫及的。也许，打一锅搅团，就能摆一桌不重样的“搅团宴”吧。
一碗搅团就是一丝乡情
也许在有些人看来，“土地掉渣”用来形容搅团再合适不过了，但在更多西府人的心中，搅团早已超越其他饭食。
西府人对搅团的感情，大多是从母亲那里沿袭来的。很多农村典型的家庭主妇对农家饭几乎样样精通，可唯独对搅团情有独钟——隔上两三天不吃一回，心里总是闹得慌。
很多在农村长大的孩子都有这样的体会：小时候，每次看着母亲打搅团，都会趴在锅台边，等锅底舀不完的面糊变成可口的小吃——“刮刮”。想吃到“刮刮”，就要央求母亲用锅膛里尚存的温度将糊在锅底的那薄薄一层面糊焙干，不多时，“刮刮”就“炸”开了，金灿灿的颜色，馋死人，伸手撕下一块，咬在嘴里“嘎嘣嘎嘣”直响，比现在的锅巴还香脆。即便是火候没掌握好，“刮刮”被烧焦了，大人们也会哄着孩子说：“黑刮刮吃了能拾钱，有福气！”孩子们便又争抢着吃。长大后才知道，大人们这样说，是为了让孩子们不要浪费粮食。如今，就算出门在外也总忘不了母亲站在锅台前打搅团的样子，每次回家，母亲都像过节似的，准备这准备那，其实，一碗搅团足矣。 搅团是粗粮细做的艺术。而今，它早已从乡间的农家小院走进了城市，“住”在了杂粮店和农家乐，和那些苜蓿菜、荠荠菜一起，摆上了豪华大宴，身价百倍。但不管在哪里，那一碗碗或凉或热的搅团都包含着一丝丝化也化不开的浓浓乡情。这朴拙的玩意儿，只需一碗，仿佛就能闻到黄土地的芳香，又仿佛回到了魂牵梦绕的家乡。
舌尖上的宝鸡之扶风名小吃鹿糕馍 饱蘸西秦文化的经典名吃
扶风的物产是丰富而质朴的。勤劳的扶风人在享受着自然的馈赠时，用智慧创造着独具特色的扶风美食。鹿糕馍便是扶风传统小吃中的典范，它以丰富的营养和美好的祈愿而颇受当地人推崇。
代代传承的“商标品牌”
南方吃米，北方食面。精白的面粉是自然赠予西府人的财富，数千年来，面粉制成的各种美食生动地讲述着西府人的主食故事。
关中平原自古就是盛产优质小麦的“粮仓”，扶风地处关中平原西部，北三乡所产的小麦品质尤为优良，磨出的面粉精白、筋道，是制作各种面食的绝佳材料。在这个地区，人们把精白的面粉也做到了极致，仅面条的种类就多达几十种。除了面条，还有一种亲切的主食——那就是馍。和面条一样，馍也可以衍变出各种花样，鹿糕馍就是其中的一种。这种馍直径大约七八厘米，小巧的外形，惹人喜爱。
相传一千多年前，武则天来法门寺拜佛，路经扶风县城时，看到路边有人在卖一种叫“柱顶石馍”的干粮，外形好似鼓形的柱顶石，中间还有一个凹坑。武则天被这四溢的香味吸引，便拿起一个放到嘴边，未入口时先闻香，入口后香甜酥脆，吃完余香在口。龙颜大悦的她，从旁边一个刻图章的商贩那儿拿起一个鹿羔的图案，印在馍的凹坑里，并当即给这种小干粮取名“鹿糕馍”。而武则天的这一举动，也恰似给鹿糕馍赐予了一个“商标”，千百年来，让西府人喜爱并沿袭着它。
县城东关的扶东村曾经是制作鹿糕馍的“专业村”，已至耄耋之年的王浩义是村里如今为数不多的鹿糕馍传统技艺制作者之一，他的祖上几代都是制作鹿糕馍的好手。“我自小就是看着父亲做鹿糕馍长大的。”从王浩义的讲述中，我们了解到，过去，他的先辈们都以制作鹿糕馍为生，从最初的选料到制作过程中的每项工艺，祖辈们从不马虎。在他爷爷那一辈，制作鹿糕馍的规模最大，名声也最响。爷爷共兄弟三人，为了制作鹿糕馍，到老都没分过家。家里还为此专门养了三头毛驴，整天轮换着拉磨、驮馍。如今，王浩义所掌握的鹿糕馍传统制作技艺也是从祖上代代传下来的。 “京里走”的小吃典范
“岐山的挂面，凤翔的酒，扶风鹿糕京里走。”这是西府一带流传的关于名特产品的民谣。字里行间足以见得，西府人对传统美食的关注和重视。
扶风人性急、直爽，但做起美食却丝毫不马虎，普通的面粉在他们手里被“任意”创造。“圆如饼，形似鼓，色如金，香味扑鼻，外硬里酥，甜香爽口。”说的正是鹿糕馍。在扶风，大多数人对鹿糕馍的钟情，超过了城里人钟爱的“汉堡包”和“比萨”。
王浩义因年事已高，所以很少再亲自下厨制作鹿糕馍，但提起这个久负盛名的地方风味小吃，王浩义还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他说，这是他们祖祖辈辈引以为荣的资本。过去，由于交通不便，出远门往往需要费些时日，临行时，家人都会为出行者准备一些鹿糕馍，可管出行的人一路上不受饥饿之苦；一些本地人如果到了外地，不服水土，或是吃不惯外地的食物，出门时还会多带些鹿糕馍，吃上多日也不馊不霉。特别是在唐代的时候，人们前往京城（今西安）办事，往往会携带足量的鹿糕馍作为路上的干粮，所以留下了“扶风鹿糕京里走”这流传千年的美名。
有需求就有供应。在王浩义的记忆中，过去，全村 60多户人家，有 40多户都是做鹿糕馍的。下足了工夫制作的鹿糕馍，第二天一大早挑着担子出去卖，“鹿——糕馍，鹿——糕馍……”那抑扬顿挫的吆喝声此起彼伏，将睡梦中的人们唤醒，不多时，便有人寻着浓郁的香味来了。
传统技艺也讲究营养搭配
也许是“烙”这种烹饪方式能够有效地保存住食物本身的营养成分，所以扶风人似乎对它情有独钟——锅盔、煎饼、鹿糕馍……这些美食不外乎一个“烙”字。
但要烙得色泽金黄，烙得外硬内酥，烙得营养丰富，却又属于灶房里的秘密。鹿糕馍之所以受到人们的推崇，不仅是因为它特别的制作工艺带来的美观外形和香酥口感，还在于它用料讲究，营养搭配合理。 在扶风关中风情园，有一个专门制作鹿糕馍的作坊。当我们慕名来到这里的时候，面点师傅淮新锁正忙着给锅中的鹿糕馍“翻身”。“制作鹿糕馍的面粉要选用上等的精白粉，我们讲究'隔年麦子头罗面’。但如果只有精白的面粉，那也做不出上乘的鹿糕馍。按比例加入鸡蛋、牛奶、菜子油和白糖是必不可少的，这样一来，制作出来的鹿糕馍不但口感好，而且营养丰富。”淮新锁边忙活边说。
说话间，淮新锁并不闲着，他要为下一锅的馍坯子做准备。只见他转身娴熟地将和好的面放到案板上，顺手拿起一个长约两米的杠子，将一头塞进稍高于案板处的一个圆窝儿，人骑在杠子的另一头，一腿悬空，一腿着地，跳跃式地快速腾跳，左右移动，使面团各处受压，同时不断往里掺干面粉。
淮新锁说，这道工序最累人，但这样挤压和成的面团，又硬实又有韧劲，做成的馍坯不走形。面压好后，坐在一旁的冯建利和李凤婷，熟练地将面团搓成条，等分切成块后，用双手揉成一个个圆球，拿起小刀，快速地旋转“切花”。普通的小刀，到了她们手里，像被赋予某种魔力一般，那娴熟的手法、利落的动作令我们眼花缭乱、大为叹服。“切花”后的面团变得匀称又漂亮，再用“偎偎”（一种类似于空竹的木制品）使劲在圆球的上端一压，圆球便自然向四下扩张，形成一个有厚度的水平圆，最终在馍中间留下一个小凹坑，再在小凹坑里印上鹿羔印章，呆板的面团便瞬间“改头换面”。
锅里的鹿糕馍已经散发出阵阵醇香，不断挑逗着我们的味蕾。淮新锁转身将锅中黄灿灿的鹿糕馍逐一起锅，刚出锅的鹿糕馍，边沿白如雪，底部鼓起的地方黄如金，散发着扑鼻的香味。咬一口，酥脆得掉渣；再咬一口，便是又酥又甜的味道了。
至此，精白的面粉、浓香的菜子油和新鲜的鸡蛋、牛奶以及白糖便达到了和谐统一的境界。
好的口感永远离不开优质的原料。对于扶风人来说，制作鹿糕馍的传统技艺以及对选材的挑剔是不容商榷的。正是这样的严苛，才使这一传统小吃保持了强大的生命力；也正是这样的严苛，将扶风人对事物的认真细致刻画得淋漓尽致。
一个地域的标志和象征
如今，很多在外的扶风人，回到家乡都要找机会买些鹿糕馍吃，嘴里嚼着，脑海里便能想起小时候那熟悉的味道。眼前这些平常无奇的馍馍仿佛已不再是普通的饭后点心，而是凝结了历史文化的、能够引起文化认同感的“精神食粮”。“由于鹿在民间被誉为是吉祥、长寿的象征，而鹿糕馍又是扶风特有的传统小吃，所以很多当地人或在外的扶风人，甚至外地人都把鹿糕馍当礼品馈赠亲友。”淮新锁说，正是因为这样，他们每天做上千个鹿糕馍还常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 面对这些造型朴素、寓意吉祥的鹿糕馍，我们不由得赞叹当地人灵巧的双手和无穷的智慧，同时也深深地感悟到，鹿糕馍俨然和方言一样，已经成为一个地域的标志和象征。
如今，尽管鹿糕馍的制作已经从最初的平底锅换成了电饼铛，但它始终以一种最亲切、最质朴的味觉感受向食客传递着当地人对生活的热爱与追求。
扶风人亦如这滋味悠长的鹿糕馍，在固守着历史传承的同时，奋进在时代的征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