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湖南和四川两地的文化结构和人口结构都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它的人口损失量要少得多。这预示着它保存种子的可能性，至少比成都平原地区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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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二十世纪的远东就没有这样的条件了。在大清帝国解体以后，建立了维持会性质的中华民国。可以说这个中华民国是大清帝国各族群和各政治主体，为了解决未来的宪法问题而设置的一个缓冲性的临时委员会。它对外要维持列强的平衡和条约体系；对内要维持有产阶级的权利和原有的社会秩序，不侵犯大清原来设计的族群结构。但这是一个临时性的安排，可以说是一个比较粗枝大叶的安排，留下了很多具体事务留给以后人解决。而以后人解决的结果就是，内外因素相互勾连，破坏了和平演变的可能性。在袁世凯以后，北京政府的原有的组织力量基本上消失了，北京政府依靠越来越少的外国贷款支持，几乎连公教人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对各省完全丧失了号召力。同时辛亥以后，各省的财政资源基本上已经掌握在自己手里面，它们已经具备建立独立共和国的所有资源。中华民国政府也由一个名义上的联邦政府，渐渐退化到邦联甚至连国家联盟都不如的地位。
hhh开始的时候，1911年以后的几年，到第二次黎元洪政府的时候，列强还愿意跟北京的中华民国政府打交道，希望中华民国政府继承大清的条约体系，节省列强在远东进行交涉的交易成本。但是黎元洪政府倒台以后，特别是曹锟政府倒台以后，北京政府实际上已经处在瘫痪状态。这时列强必须由抽象的跟北京政府打交道，变成具体的跟各省的实力派人物打交道，他们必须跟张作霖这种人物签署条约。尽管张作霖，理论上讲，他还不是一个独立国家的领袖，他宣布东三省独立，那还是后来的事情，但是早在那以前，列强已经跟他签署像奉俄协定、奉日协定、五路协定这样的条约了，而这些条约也像真正的国际条约一样能够得到执行。同时英国人负责主管的中国海关必须跟广东政府、福建政府、江苏政府和北京政府打交道，根据各省交纳关税的比例分配关税的具体用途。
hhh在以前，大清帝国时期和中华民国初期，关税，根据原有的条约，是由英国人征收好了，整体性地交给北京政府的。关税和盐税构成了北京政府的主要收入。但是在民国逐渐瓦解以后，关余问题就变成了主要政治问题。关余就是，关税，一方面是北京政府的主要收入，另一方面就是北京政府偿还债务和赔款的主要担保。北京政府在缺钱的时候就要借钱，借钱不能没有担保品，而海关是主要担保品，以未来的海关收入作为担保，就可以借到更多的钱。当然这样，未来海关就要拨出一部分海关收入去偿债。关余就是海关的收入在每年偿还原有债务以后，剩下来可以供北京政府使用的部分。
海关总税务司旗
hhh对这部分的处理，最后在二十年代初期变成这个样子了，根据孙中山提出的建议，变成一个按省分配的做法：英国人收到关税以后，根据关税征收的来源，把关税分成不同的比例，返还给各省。因为孙中山的理由是这样的：我们广东交纳了很多关税，但是这笔关税经过你们英国人的手交给了北京政府，北京政府拿了这笔关税以后用来购买武器，反过来打我们广东，这是我们广东人绝对不能容忍的，而且也是极其不公平的，如果英国人不肯交出关税的话，我们就要打你。经过了围绕着广州海关的两次武装冲突以后，英国人最后决定采取妥协政策，按照各省交纳关税的比例把关税返还给各省。
hhh这是中华民国解体的第一波信号。这样搞下去的话，因为关税是政府的主要收入，盐税本来就是地方性的，土地税早就被各省接管了，可以说中央政府也只剩下关税和贷款这两项资金来源了。而贷款要能够贷得动的话，又需要关税作担保，没有关税以后，你借钱都没地方借的。事实上情况也就是这样。后来的北京政府就有了三位太上总统，就是张作霖、吴佩孚和孙传芳三位太上总统，对北京政府发号施令，因为北京政府一点收入都没有了，只有靠着几位大帅用各种方法给他们借钱，让他们勉强维持。钱到哪儿去了呢？土地税和地方税早就被各省截留了，关税再分配以后的话，各省实际上已经完全具备了独立建国条件了。
hhh但是具备了独立建国条件不一定能够建国成功。真正能够搞建国成功、制定宪法成功的，也就是我刚才描绘的几省。而湖南的省宪法是特别成功的，这跟谭延闿、赵恒惕两人的功劳特别有关。这个我不去详细介绍了，因为作为湘人来说的话，如果连自己伟大的民族英雄谭赵两人都记不住的话，那就太可笑了。他们制定的省宪法，无疑是近代东亚历史上的光荣。如果湖南的地理位置也像北美一样好，哪怕说像大哥伦比亚共和国（存在于1819-1830年间，其疆域包括今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巴拿马，后解体）一样好的话，很难想象他们的共同体会崩溃。但是湖南的地理位置天然就不好，这是一开始就决定的。我最开始就讲过，即使是史前时代，湘水流域都是南北两条主要的通道的过渡地带。近代它也是一个过渡地带，它是西南势力和北洋势力的一个通道：西南势力以滇桂为核心，以广东为财源，不断企图染指长江流域；北方的北洋势力，以保定的北洋军为中心，不断的南下控制长江流域的财源。对于这两方面的势力来说的话，湖南都是必争之地。可以说如果湘人的战斗力不是特别强的话，这块地方早就被打得稀烂了。但是即使是湘人的战斗力特别强的话，民国初年的湖南仍然是兵家必争之地，仍然是四战之地，经过了多次冲突。
赵恒惕
hhh最后省宪法的垮台，也不是因为它自身的原因，而是因为北伐军要想北伐就非要从湖南过境；而吴佩孚为了保护他在保定和武昌的基地，也非要染指湖南不可。南北两军都要进入湖南，那就没有办法了。在这种情况下，湖南处境就更接近于比利时。我们可以说，比利时论宪法来说不比英国差劲，它倒霉的地方就是，英国在海上，比利时在陆上，法国人、德国人和西班牙人必然要争取比利时这个兵家必争之地，所以你的宪法制定得再好也没有用。近代的湖南共同体就处在这种地位。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张作霖的满洲或者是陈炯明的南粤能够有湖南湘军共同体同样美好的宪法的话，它们很可能就会搞成功了。它们的地缘处在安全得多的位置上，基本上是只在一个方向有敌人。它们内部的共同体如果能像湖南一样稳定的话，基本上是立于不败之地的。但是恰好是，地缘上有利的共同体，它在宪法上不够稳定；宪法上足够稳定的共同体，在地缘上又处在极度危险的处境。
hhh这样阴差阳错之下，几个最有希望的共同体，满洲、浙江、闽粤、南粤、湖南、滇黔都在二十年代末期的动荡中一个一个地垮台了。有生命力的自治共同体垮台，就意味着整个东亚大陆就要变成像伊斯兰国一样，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客军的一个战场了。这些客军，他们跟任何一省、任何一个地方社会都没有特殊的关系。我们要注意，陈炯明是很大程度上能够代表广东地方利益的，但是蒋介石却代表不了浙江的地方利益，他对浙江士绅和浙江的银行家是极其残酷的。这些银行家和士绅在同样是外来人的北洋军阀统治下，受到的待遇还好些。而蒋介石无论是要钱的胃口还是镇压的力度，都比他们大大升级了。虽然没有赶上后来的共产党，但是无疑他已经是通向共产党的一个过渡了。就是因为后期建立的新国民党，它在根本性质上就是敌视地方共同体的，有它存在，湖南或者是广东就不可能变成远东的马萨诸塞和弗吉尼亚，只能够变成远东的莫斯科和阿尔汉格尔斯克（位于北德维纳河河口附近，历史上是俄罗斯重要的港口，18世纪后因圣彼得堡开埠而衰落）。
hhh在这个过程中间，可以说各省的自治共同体都已经处在注定崩溃的局面，但是从崩溃的方式和时间还是很能看出组织度的强弱的。可以说，江浙的士绅和工业家尽管拥有全国甚至是整个东亚最多的钱——我想上海的资本家，毫无疑问，不仅比中华民国各省要有钱，而且比日本人和韩国人都要有钱得多，这一点你从韩国流亡者的记录就可以看出，他们是在韩国和东京都混过的，等他们跑到上海和苏州来，他们的感觉就是，上海和江浙一带比起韩国和日本大多数地方更富裕，直到四十年代，情况都还是这个样子的——但是他们不能有效利用自己的财富。在蒋介石的压力下，他们最先崩溃了。接下来崩溃的就是闽粤和江西两省。这两省有一定的地方势力，但在客军的压力下，也是基本上没有做出任何抵抗。作为过渡地带的江汉平原，抵抗也是很少的，无论对蒋军还是桂军还是冯军，还是张作霖张学良的部队，都没有做任何抵抗。
hhh湘军的抵抗，其实相对而言是比较好的。像何键这种，可以说是虽然是已经归附了国民政府、但是还留有北洋时代一系列地方性质的军阀，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够维持湖南的完整性。这就是为什么后来红军长征的时候，在渡湘江的时候损失最大的原因。红军是在哪个地方损失最大，就说明当地的土豪的共同体组织度最强，抵抗意志最坚决；在红军比较如入无人之境的地方，就说明当地，要么是在故意放水，要么呢就是抵抗力很微弱。红军长征的过程给我们留下的记录是什么？两个地方的抵抗是最坚决的，一个是云南，一个是湖南。滇军和湘军给红军造成了最大的人口损失，而湘军造成的损失是最大的。湘江之役，红军折损过半。没有被打死的，在指挥系统瓦解的情况下，成群结队跑回赣南去领救济去了。红军经此一战以后，基本上是溃不成军了。这个事实就充分表明了，湘军的组织度直到当时还是高于赣军，高于鄂军，高于大多数地方军，甚至不一定比中央军差劲到哪里去。中央军对红军基本上是采取了追而不打的政策，尽可能把它赶进西南各军阀的势力范围去，以剿共为借口，接管西南各军阀的地盘。所以它没有真打，以追为主。真正抵抗的还真是湘军、滇军和川军。但是川军的战斗力明显不行，在没有滇军的情况下，它的战绩是很糟糕的。滇军和湘军的战绩都非常出色。这种战绩就说明了地方共同体的潜力。
hhh而蒋介石的抗战呢，它与其说是针对日本的，不如说是针对各地方共同体的。这种行为很像是诸葛亮的隆中对，你如果注意看诸葛亮的隆中对，就可以发现，他打出来的大义名分是什么呢？消灭曹操，兴复汉室。但他开出的具体方案是什么呢？曹操太强大了，我们要打倒曹操，是一个理论上的远期目标，但在近期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赶紧把刘表和刘璋的势力消灭掉，把他们的地盘抢过来。刘表和刘璋都是汉室的本家，他们是汉室传统的最后残余者，刘备集团名义上要兴复汉室打倒曹操，但是我不去碰曹操的一根汗毛，我首先打的就是我们刘家最后剩下的两块苗裔。这就是诸葛亮建议刘备干的事情。蒋介石的抗战也就是这样的，他的大义名分是，为了中华民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但他没有碰日本帝国主义一根汗毛，他的做法是以抗日为借口去打倒阎锡山，打倒刘湘，打倒何键，打倒龙云，把你们这些根深蒂固的地方势力统统打倒，把你们的人力、财力和兵源都调出来为我蒋介石所用。这一步不成功，抗战是不可能产生的。如果他不能够把刘湘的川军调出来的话，陪都重庆建立不起来，资源委员会进不了重庆，一切都要免谈。滇军、晋军情况也都是这样。
hhh为此，他甚至对阎锡山说，如果阎锡山不帮他抗日的话，他宁可跟共产党联合，派共产党去进攻阎锡山。阎锡山其实是非常亲日的人，他不仅在意识形态上是日本式军国民主义的主要引进者，而且也是一个非常清醒的现实政治家。他多次觉得，与其联合共产党打日本人，还不如联合日本人打共产党比较好。但是要干这件事情非要蒋介石配合不可。而蒋介石既然铁了心要联合共产党，那他也就没有办法了。他明明知道，只要把国军和共军的任何一支放进了山西，那么他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山西模范省就要彻底完蛋了。这种事情果然发生了。他明知这种事情会发生，但是还是无法阻止。这就是东亚地缘政治的悲剧之处。
hhh在这方面，蒋介石其实扮演的是一个非常破坏性的角色，本来各地方共同体是很难打进去的。后来李宗仁回忆说，共产党在哪些地方能够搞游击队呢？就是中央军控制的地方。中央军把地方土豪打光了，红军就可以控制了。湖北的红军之所以多，就是因为蒋介石和李宗仁在这里不断争夺，谁都没有能够建立稳定控制的结果。江西的红军为什么多？因为江西没有强有力的地方势力。从朱培德开始，江西的地方势力就被客军所占据。中央军打倒了各种客军，又压制了江西的地方势力，但是自己又不能实施有效统治，留下的政治真空给红军构成了一个很好的发展机会。
hhh像何键，李宗仁是特别瞧不起何键的，认为何键是一个土老帽，一点现代思想都都没有，但是他先说了何键二十分钟不是以后，说他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但是他接着说，湖南尽管是毛泽东的老家，是共匪最先起来搞暴动的地方，是共产国际派来发卢布发得最多的地方，又是江湖会党最多的地方，但是在何键的治理之下，共匪居然站不住脚。何键没有中央政府给的钱，湖南就是个穷省，就凭他闭关自守的本领，居然能使红军站不住脚。而中央军直接管制又非常有钱的武昌汉口一带，出了城门就是洪湖游击区。他说这句话的意思是黑蒋介石多么的无能。其实呢，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明中央集权政府破坏了地方原有的管理体系，留下了政治真空的缘故。
hhh我们都知道法国人有一个说法叫做法兰西荒漠，就是说法兰西中央集权的结果是把外省的精英都给搞到巴黎来了，把外省的政治生态环境给破坏了。其实任何中央集权都是这样的。蒋介石能够有效统治吴越和湖北，因此吴越和湖北的地方精英就站不住脚，当地就留下了重大的政治真空。而湖南的地方精英能够站得住脚，当地就没有政治真空。而红军能够渗透进去的地方就是政治真空比较大的地方。在这方面李宗仁、张国焘和毛泽东都是看准了：湖北是适当的游击区，而湖南不是。为什么呢？因为湖北原有的共同体是支离破碎，而中央军又在里面进行了有效破坏，所以给再多钱，他都镇压不了红军；而湖南呢，尽管自己没有多少钱，中央又不给钱，但它的地方共同体的残余势力仍然足以一方面镇压本地的红军，一方面能够对过路的中央红军进行迎头痛击。
hhh共同体的强大有一部分就是来自于蛮族的强大。我们都知道民国时期，针对湘桂两省蛮族的战争进入了最后阶段。这可以说是明清以来长期战争的结果。明代有两个长城，一个长城是北方我们都熟悉的那个万里长城，另外一个长城就是南长城。南长城就在湖南境内，是用来对付谁呢？就是用来对付山地的各部落的。这些部落彪悍善战的程度，不比蒙古人和满洲人差到哪里去。湘军的战斗力有一部分是从他们来的。一方面湘军的战士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刚刚归化的前蛮族，他们跟那些蛮族之间的差别很小。就像是台湾的山地人当中，高山族和平埔族的差别一样。平埔族其实也是当地的土著，只不过是住在比较接近于汉区的地方。他们的战斗力还没有丧失殆尽。
hhh另一方面就是，任何军队的战斗力都是取决于你的敌人的。如果一支军队以警察行动为主要任务，对付的就是上访群众的话，它的战斗力比上访群众强不了多少；如果它是日本军队的敌人，那么它的战斗力跟日本军队差不多；如果它是蒙古人的敌人，那么它的战斗力跟蒙古人差不多。以此类推。湘军的战斗力强，部分原因就在于，它平时是经常跟那些山地部落作战的，所以它的战斗力至少要跟山地部落差不多才能维持得住。而吴越人呢，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作战机会，没有什么训练机会，他们跟这种比较长期打印第安人战争的湘军或者桂军比起来，战斗力就明显弱一些。湘军和桂军的战斗力都是依靠平时打这种山地战争来维持的。
hhh而对山地部落破坏得最彻底的就是国民党。国民党通过抗日战争，对湘省的共同体和其他共同体都进行了毁灭性的破坏。因为它使用了大义名分，如果你不跟着我抗战的话，就算是你对中华民族不忠，如何如何，迫使你消耗你的实力去抗战。抗战一旦开始的话，各省的军队要出省作战，出省作战不仅仅是一个地理调动的问题，而且涉及到给养的问题。例如川军为什么会在抗战中损失如此之大呢？就是因为战争性质不一样了，它原有的后勤补给体系垮台了。原有的四川是实行防区制，各路军阀有自己的固定的防区。我的防区，比如说在绵阳，绵阳的地主士绅就要筹当地的粮饷来养我这支军队，我一般不会离开防区太远。我跟其他军阀打仗也是费厄泼赖的战争。
hhh当时打仗的情况其实是表演性很强的，两支军队约期打仗，从早上打到晚上，天一黑大家就说不打了。打仗的过程中间，当地父老还会出来看，都知道双方的军队都是本乡本土的，不会向观战的老百姓开战。天黑了老百姓不愿意看了，大家也就回军了。照民国初年留下的回忆录，当时四川各路军阀的战争就是以这种方式打的。后来国共两党的历史学家把这种战争描写成为暗无天日的军阀战争，其实这种战争哪里算是暗无天日？除了欧洲中世纪战争以外，人类历史上很少有像这样文明的战争。是国民党和共产党把破坏性很强的野蛮战争给引进来了，破坏了这种非常文明的战争。
hhh而川军一旦出省作战，原有的补给体系和文明战争的游戏规则就结束了。川军到上海作战，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在送死。因为国军没有足够的钱给他们供应给养，而且恐怕是根本不愿意给他们给养。送到这里来，就是让你填到前线上。你的炮火没有日本人的炮火射程远，你打不到日本人，而日本的炮火会立刻打到你。你的用处就是当人肉盾牌，消耗一个团，补上一个团，消耗一个师，补上一个师，反正四川人多，几百万几百万人向上补，打光算完。打光了以后，四川的地方势力就不复存在了。能打仗的年轻人死光了以后，四川的地方势力就不足为患了。
告成都市壮丁同胞
hhh湘军也是这个样子的。就像沈从文说的那样，湘军绝大部分都离开了湖南省，到各个战场，从越南一直到华北的所有战场，到处都布满了湘籍军官，他们大多数都在失去原有的补给系统和信任习惯的情况下被消耗殆尽。经过抗战以后，湖湘的共同体再也没办法有效地组织起来了。1947年战争爆发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出，程潜、陈明仁这样的湘军将领，他们被派到哪儿去了？被派到长春、四平这样的地区。这些地方不是他的本乡本土，他跟满洲那些原有的居民没有血肉与共的关系，因此他不可能发挥华盛顿那种民兵优势。当地的人觉得他们是外来人，他们也不信任当地人。从四平围城就可以看得出来，四平的居民很抱怨陈明仁那些人，为了守城，把他们的最后一点大豆和油都拿出来用掉了。如果是本乡本土的军队的话，这样的事情可能就不会发生。
hhh而陈明仁在能够打仗的时候打得很勇敢，一度击退了林彪；但在不能打仗的时候，他叛变得比谁都快。这也就说明他保卫的不是自己的土地，他是在为别人打仗，因此湘军原来在乡作战的那种顽强性就表现不出来了。地方军在乡作战的顽强性不是表现为特别强的远征战斗力。这种地方性很强的军队，无论是湘军、晋军还是川军，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在省外作战的时候好像是很不禁打，动不动就想逃回去；但在靠近自己家乡的地方就非常勇敢，因为他们已经没地方可逃了。
hhh蒋介石拆散湘军的结果，实际上就是损失了他最重要的军事精华。最后等到林彪的军队在武汉附近渡过长江南下的时候，湖南已经没有本省军队可以作战了。而湖南的大批军官，其实是湖南长期实行军国民教育给民国贡献的最主要政治资源，早已经在抗战和内战中，在山战区、在关外的战场、在越南、在浙东各个地方消耗殆尽。他们在那些地方极其不利，最终消耗殆尽。结果等到保卫本乡，最适合发挥战斗力的地方，本乡的军队反倒没有了。所以林彪的军队南下的时候，反而只有桂军在湘西进行了保卫，而湘军本身的势力已经微不足道了。
1950 年10 月25 日， 川黔湘鄂民众自卫军
hhh最后等到林彪的军队南下的时候，湖南进行有效抵抗的势力，也就只有湘西的各少数民族，就是我们所谓的《湘西剿匪记》。其实这个“匪”是应该颠倒过来，因为那些少数民族自古以来就居住在他们的地方，在楚国的时代就居住在他们的地方，在汉朝的时代就居住在他们的地方，在唐朝、宋朝、明朝和清朝的时候都居住在他们的山地，国民党企图把他们赶出去也没有成功，他们只是在保卫自己祖传的家园。如果有谁是匪的话，那毫无疑问共产党才是匪。共产党的话都必须从反面理解，这一点也并不例外。共产党在平原地区搞土改，这跟其他地区搞土改和镇反一样，也就是为了摧毁当地的社会精英，使他们不可能再重新组织起来。在平原地区他们遇到的抵抗力是很小的；也只有在山地，遇见汉化不久的半蛮族和尚未汉化的真正蛮族，他们遇见了强有力的抵抗，遭遇了长达十几年的游击战争。
hhh这些游击战争的历史，至今仍然留在各省的公安志诸如此类的文献中。只要你把它编出来，那保证是比波兰抵抗力量和爱沙尼亚森林兄弟（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在苏联入侵和占领时期出现了坚持抵抗的游击队）更加可歌可泣的事迹。这些事迹本身就可以说明什么问题？说明一个组织度高低的比例。在南京、苏州这些地方，基本上没有进行任何有效的抵抗，成都平原这些地方基本上没有进行任何抵抗。山地的各部族或者没有部族但还有家族的地方，仍然保留了组织度的种子，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仍然能够维持自己的利益。
hhh但是总的说来，尽管他们抵抗的时间比较长，共产主义的来临，对于整个东亚社会来说，都意味着组织资源的彻底毁灭。至少到人民公社的时代，所有残存的居民，如果没有被枪毙或者是饿死或者是其他，都已经变成赤裸裸的生物资源，要你怎么干你就怎么干。你顶多是饿极了以后，像饿极了的动物一样，有点抢粮的冲动。其实这样的生物基本上已经不能算人了，失去了一切社会联络的纽带以后，不能采取任何有效的政治行动以后，与其说是算人，还不如说算是资源。在六、七十年代的时候，整个共产主义的统治世界都陷入了这种状态。
hhh但是即使是在共产主义这种极度高压的状态之中，多多少少仍然会有点种子，而且种子的情况，仍然跟各地共同体的强弱有很大的关系。例如西南地区的山地仍然是保存种子最多的地方，近代的传教士留下的种子也只有在这个地方才存留着，也只有在湘西、桂北、滇黔一带这些地区，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最暴烈的时期，这个地方教会的祈祷和敬拜活动始终没有停止过。共产党轻易地毁灭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毁灭了资本家，毁灭了有钱的绅士，他唯一无法毁灭的力量就是教会和蛮族这两种力量。
hhh在1978年以后，极权主义进入后极权主义阶段，统治成本渐渐上升，基层的组织逐步瓦解。在这个情况下，有种子的地方恢复的程度和没有种子的地方恢复的程度就立刻表现出很明显的差别。组织度比较高的地方，像是广东，和组织度比较低的地方，四川，它们死人的差别就非常大。凡是在大饥荒时代死人特别多的地方，肯定就是组织度比较低的地方。像四川、河南这些地方，之所以死人特别多，从侧面上就反映了它的居民的散沙化特别强，原有的社会组织解体得特别彻底。而湖南呢，它的特殊性在哪里呢？它尽管在极左路线方面也受到了不亚于四川和南方各省的重要压力，而且它也是一个重要的产粮区，按说的话，重要的产粮区是容易散沙的地区、容易遭到重大人口损失的地区，而湖南和四川两地的文化结构和人口结构都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它的人口损失量要少得多。这就是一个暗示，预示着它后来保存种子的可能性，至少比起成都平原那些地区要大得多。
hhh1978年到现在，我们都已经看到了，成都平原地区现在又变成了一个涸泽而渔的开发型经济增长地区。这个经济增长，数据上讲，比起周围的山地要快得多，但是这不是好事。这种GDP的高速增长恰好说明当地政府对当地进行公司化治理的能力比较强，而能够公司化治理，恰好就是说明当地居民的组织度比较差，比较符合托克维尔说的统治者能够像工厂老板管理工人一样管理他所有臣民那种情况。如果当地的居民组织度比较强，你把他组织起来，就会困难得多；同时，组织困难得多，那么把他们的劳动力以廉价方式接入国际贸易的可能性也要低得多。你从各地的经济发展情况就可以看得出，成都的经济发展显然是远远超过川西、川南的民族地区，也远远超过湘西。
hhh而在各省省会当中，长沙相对而言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地区。从这点你就可以看出，从共同体的角度来讲，湘人这个共同体还不是毫无希望的。它在极左时期至少表现了一些实质运动进展迹象；在破坏性经济开发的时期，用摧毁共同体的方式为代价来维持高速经济增长的欲望，也比成都或者是上海附近一带要低得多。这些事情，在经济学家看来可能是负面因素，但从组织的角度来看，恰好是正面因素。再加上它本身还留有很多蛮族的种子和教会的种子，像湘雅就可以成为教会的种子，教会在湖南经营多年。
湘雅医学院
hhh湖南在清末的时候，既是儒家极端保守主义和排外主义的大本营，同时又是传教士和改革派的大本营；在现在，它既是毛派和极左派的大本营，同时又是汉奸和思想解放的大本营。这种矛盾的现象，恰好说明它的共同体还不是毫无生命力。真正毫无生命力的地方，不是说是害怕它有冲突，而是害怕它激不起冲突，无论如何都是一派死气沉沉的样子。能够出现极端的甚至是带有暴力色彩的各种思想势力激烈交锋，恰好就说明本地的野蛮的血液和组织的生机还没有完全灭绝。
hhh所以认真说来，我有的时候对于毛派并不是极端的厌恶：如果是一个纯粹领工资的五毛的话，那没有什么意思，这种人多了是堕落的象征，毫无疑问；但是如果是民间自发的狂热分子的话，那么无论是毛派的狂热分子还是伊斯兰国的狂热分子会出现，那么能出现这种狂热分子的社会土壤，还不是完全绝望的。一个地方能够同时出极端的皇汉分子和基督教徒，又同时能出极端的自由思想家和毛派分子，这样的地方，它的土壤还没有完全枯竭，它还有一定的组织生长的余地。
hhh但是任何机会窗口都是短暂而宝贵的，再好的土壤也不可能经得住一而再再而三的糟蹋。我说它保存得比较好，只是说相对于共产主义的长期破坏、长期沙漠化以后，它在沙漠化运动的过程中间，多多少少没有像最严重的灾区损失那么惨重，绝不是意味着它像韩国和台湾这样没有经历过共产主义的地区一样的美好。如果不能抓住机会来保存文革都没有能够破坏彻底的最后这一点水土的话，也许后列宁主义时期保留下来的这个缓冲期，就是暴风骤雨以后、森林砍光以后，水土还没有冲刷完的那个时期。森林砍光以后，原有的水土不会马上消失，但是如果你不立刻保存的话，裸露的水土会很快冲刷殆尽。列宁主义就是一个砍伐森林的运动，它砍伐森林以后，有些地方就只剩下沙漠了；有些地方呢，像湖南这些地方，虽然还剩下一些水土，但这些水土已经没有大树的保护了。
hhh你现在保护它，很可能就是最后的机会了。也可能再过二、三十年，顶多两、三代的时间，如果没有新的树木保护的话，凡是被砍伐过树木的地方，即使现在不是沙漠，将来早晚也是沙漠。这个机会窗口也许就是上帝留给你的最后一点点机会了。不抓住这个机会的话，也许未来的湖南将永远变成一个地理名词，不再会是曾国藩、罗泽南，不再会是杨度和蔡锷曾经为之自豪的那个共同体了。谢谢。
· 未完待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