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也是中国封建文化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而又急剧转入衰落的时期。武英殿修书处适应时代的需要,在刊刻图书的种类和质量上,都超越了以前各代。其在系统整理、保存古籍和清代文献档案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清廷编刊书籍时,充分发挥和利用了全国著名学者的研究成果。因而,不少著作代表了当时学术发展的最高水平。同时也培养了一批以乾嘉学派为代表的学术队伍。他们在校勘、注释、考证,辩证,辑佚乃至分类、目录、版本学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显著成就。尤以哲学。天算、舆地、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等诸多方面,都有总结性的论著出现。
乾隆中期以后,文字狱的严重发展,文化典籍遭到残酷的毁坏,全国思想受到钳制,内府编刊图书也受到了不良影响。尽管如此,清内府的编辑出版事业取得的高度成就,还是应该充分肯定的。早在清早期就有不少人士赞美内府刻画之精“可与宋并”,因而竞相珍藏和摹刻。清亡以后“殿板”书逐渐为更多的人所认识。
关于清内府刻书的研究始自清中叶以后,如金埴的《不下带编》,于敏中等的《国朝宫史》及续编、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皇朝文献通考》及续编,以及后来的《啸亭杂录》《清史稿·艺文志》等,都有著录和评价。然而,更全面深入的研究则是清亡以后,成绩卓著的陶湘先生以四十年的精力,注意收藏“殿板”书中的精品,并潜心研究。著有《清代殿板书始末记》,编辑了《清代殿板书目》《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等多种目录书,至今仍为人所用。此后又有陈垣,王重民,谢国桢、王钟翰等先生,就武英殿修书处,扬州诗局等许多具体问题作过研究并有论著问世。近年来,从事研究的人日益增多,如金良年《武英殿修书处述略》,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台北学者吴哲夫《清代殿板图书》,昌彼得《<四库全书总目>纂修考》及其他专家学者在研究中国文化史、古代书籍史,出版印刷史等有关著作中,都以重要的篇幅论述过清内府编刊书籍等事,足以代表了当今这一领域内研究的高度水平。随着清史、文化史等学科的深入发展和文献档案资料的进一步挖掘和运用,这个领域的开垦定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清代宫廷刻书
清代宫廷刻书处,一般专指武英殿修书处(修书处编刊的书籍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武英殿本、殿本、殿版),但其外延,还包括了中央六部以及诗局等隶属内务府管辖的刻书机构。这是一个宫廷刊刻书籍的系统,所编刊的书籍,称为清代内府刻书。
清内府刻书的历史,大体经历了初创、发展、繁荣和衰落的阶段。入关之前,刊书由内三院(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宏文院)承办。入关后,初由前明司礼监经厂承刻。康熙以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则以武英殿修书处为主,包括中央六部监院及苏州、扬州二诗局奉敕承刻、以及某些内外臣工学者编刊的书板进呈钦定后交武英殿刷印或刊印的书籍。清末,随着中央机构体制的改革,内府刻书多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等单位承办,并以铅印、石印等技术刷印。由于刻书多属内务府主管、内库输资而统称之为内府刻书或中央官刻书。又因武英殿修书处承刻数量最多。时间最长,故又称之为殿板书。实际上,清内府刻书的涵义应包括入关前后直至清朝灭亡这样一个完整的历史时期。包括由上述诸多单位和个人奉敕承辨,以木刻、铜、木活字摆印。多色套印、拓印、石印、铅印等多种印刷技术出版的各种汉文和满、蒙、藏、维等其他民族文字的书籍。
以康、雍、乾三帝为代表的清代统治者,继承了中国历代汉族统治者的基本经验:“帝王敷治,文教是先”,在稳定政局、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同时,积极发展文教事业。于是,清代历朝广搜典籍、系统整理总结先秦儒学和宋明理学等经史著作、编纂本朝史志,刊刻颁行,用以教化全国上下,成为首要任务。因此,大力加强和发展以武英殿修书处为主的中央出版印刷机构,便成为历史的必然。
清统治者是以满洲贵族为主体的统治集团,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全面吸收汉族传统文化精神。在入关之前,就责令精通汉文的满族儒臣翻译经史和文学著作,刊颁八旗贵族们习诵。入关后不久便设馆修书,交前明司礼监经厂承刻。数量不多,如《御纂内则衍义》《御纂内政辑要》《御制人臣儆心录》《劝学文》等。所刻各书尚具晚明内府刻书的风貌。
康熙初年,内三院撤销,成立内务府。刻书任务由其属下的武英殿造办处承接。康熙十九年,武英殿造办处增设修书处,奉旨在武英殿设立修书处,由内务府大臣总管。设有书作、刷印作,书作司界划、托裱等职.有拜唐阿十九名,委署领催四名。另设匠役若干,分别为书匠、界划匠,平书匠、刷印匠等,共八十四人,分办各作之事。自此之后,武英殿便成了清代内务府管辖之下的一个专门修书刻书的机构,其所刻之书便称为内府刻本。又由于其在武英殿进行,故又称为(殿本)或(殿版)。
从康熙十九年,开始了武英殿校刻书籍的历史。初创之际刻书能力有限,所刻内容又多以翰林儒臣们编纂进讲的经史为主,如《日讲易经解义》《日讲书经解义》《日讲四书解义膳。康熙四十年以后,编刊书籍日益增多,除武英殿修书处承刻外,还发交扬州诗局承刻,并准两淮监政曹寅、李煦等人输资督理。当时将《全唐诗》发交扬州刊刷,因称扬州诗局本。康熙四十三年至五十五年间,由诗局承刻的书多达十余种。卷帙浩大,写刻精良,为时人所爱,被誉为“康版”。这时武英殿刻书日益增多,质量好,卷次宏大,刻印技术也很全面,并有不少优秀图书问世。所刻各书摆脱了前明经厂本的影响,并日益形成了清内府刻书工致,端庄、典雅的特有风格。这些标志着清廷刻书进入了迅速发展的时期。
雍正七年,武英殿修书处准予铸给图记,使之成为校刻书籍的专门机构(此前是隶属在武英殿造办处下),并从体制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为内府刻书走向繁荣提供了有利条件。其间,除完成了康熙尚未告成竣的书籍外,如铜活宇摆印的巨著《古今图书集书集成》和《律历渊源》等,还充分利用本朝文献档案,编刊诸如《上谕内阁》《朱批谕旨》及《子史精华》《骈字类编》《二十八经同函》和汉文《大藏经》等百卷以上的巨著。在写刻、刷印和装潢上都达到了更高的水平。
乾隆皇帝擅长诗文、书画。在编刊图书上显示了非凡的气魄。他充分利用各种优越条件,整理古籍、编纂新书,使内府刊书迅速走向繁荣。从校刻、整理、辑佚、汇刻,到纂修本朝史事、翻译汉文典籍等,其种类之繁多,卷帙之浩大,都超越了他的先辈。如校刻《十
三经》《二十一史》,续修《大清会典》及《会典则例》《大清一统志》,编刊(九通)等。
乾隆三十七年始,编纂《四库全书》及《荟要》两部巨著,是对传世的宋元以来的古籍整理总结的成果。之后,又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三百余种散简零篇,择出罕见古本,以木活字陆续摆印了一百三十四种,连同初刻四种,合称《武英殿聚珍版书》。这是继康、雍之际以铜活字刷印《古今图书集成》之后,又一部大型木活字印本之书。字体端秀圆润,纸墨莹洁,刻印俱佳,装潢豪华,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地步。
嘉庆以后,内府刻书逐渐滑坡。初年,续修了《大清会典》及《会典事例》、《大清一统志》《皇清文颖续编》等几部大书。中期以后,修书各馆及修书处的弊端日益严重,加之政局不稳。国力衰微,编刊书籍每况愈下。写刻、刷印、纸墨、装帧都不如前。道光初年,道光帝曾力图重振此业,特令修补旧有书板重印发行,但只重修了《康熙字典》《二十四史》等数种,终因财力衰竭而夭折。
咸、同之际,地方官书局纷纷成立,西方印刷术东传,加之政治、经济诸多原因,武英殿刊书锐减。同治八年武英殿失火,刊书基本停顿。已编的七省《方略》等书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综理,并以铅印技术刷成。光绪九年,德宗载湉又令臣工整顿各处书板重印发行,不足月余便成泡影。当时续修的《大清会典》及其《事例》等书也以外间的石印术刷成。修书处则以修补,装潢昭仁殿《天禄琳琅》和毓庆宫等处藏书为主要任务。光绪二十年前后,为“戊戌变法”的需要,修书处还一度以突击装订康有为等人编译进呈的西学诸书为主。光绪三十二年后,清政府体制改革,增设图书编译局和出版机构,隶属于有关部门。凡经皇帝钦定的国书多交这些单位办理,而武英殿修书处逐渐名存实亡至清王朝覆灭,结束了清代中央官刻书籍的历史。 总之,清朝近三百年间,内府主持编译的图书约有千余种。其中付诸刊刻的已逾千种,约占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而康、雍、乾三朝编刊的数量计有五百余种,占清代内府刊书总数的一半以上。仅乾隆一朝刻书约三百五十余种,居清代诸朝之首。许多闻名于世的鸿篇巨著,大都出自这三朝。因此,以康、雍、乾三朝为主的内府编刊书籍事业,在整理。校注、辑佚,汇编宋元明古籍和纂修本朝新书方面,都取得了极为显著的成就。它不但在当时为我国保存古代文化典籍,促进学术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也为我们研究清代历史提供了极为丰富系统的文献资料。［资料］清代殿版古籍(中)
武英殿修书处
武英殿修书处是清代中央刻书中心。关于它的历史,《大清会典》及《会典事例》《武英殿修书处则例》等书内都有记载:康熙十九年十一月奉旨设立修书处,隶武英殿造办处下,兼承刻书等事。康熙四十四年以后,为适应日益增多的刻书任务,修书处的机构有所调整,将监造处下的砚作、珐琅作先后划归养心殿造办处,露房归并到修书处。雍正七年,武英殿造办处改名为武英殿修书处,并准予铸给“武英殿修书处图记”,使之升格成为直接隶属于总管内务府下的专门刊书机构,其办公地点也日益扩大到武英殿及其周围群房,乃至东、西华门以外的一些地方。乾隆九年,修书处裁撤铜字作,三十四年又撤销露房,三十八年增设聚珍馆。道光二十三年,又将内务府下的御书处原有的刻字、制墨、托裱、墨刻等四个作房和官员匠役一百余人全部划归修书处统理,这实际上又是一次较大的机构调整,使修书处的业务更加扩大。此后,直至清朝结束,武英殿修书处再无大变化。
武英殿修书处的机构设置主要有监造处和校对书籍翰林处。监造处下设书作、刷印作、刻字作、铜字作、聚珍馆、御书处,以及档案房、钱粮房、办事值房、值宿房、材料库、通行羽籍售卖处、督催房、查核房等部门。分别负责书籍的写刻、刷印、折配、装潢、修补及其他有关行政管理事务。校对书籍翰林处,亦称校对书籍处、校勘翰林处或翰林处。康熙四十三年奉旨在武英殿浴德堂等处设馆编纂《佩文韵府》,后来便称之为“旧修书处”,实为校对书籍翰林处的前身。该处下设提调房、校对处,专管校正文字、刊修书籍等。修书处的各级官员总数一百余人,他们除按品级食俸外,还分别享受官饭、办事公费的待遇。并有考核、奖罚、升级等制度的约束。
修书处的任务主要有:校刻、刷印、修补、装潢各种(殿版)新书和宫内旧存古籍;誊录呈览书册,钩摹、拓刻皇帝御笔序跋、诗文、法帖等;缮录、刻印除夕、元旦及婚丧嫁娶等用的礼单式和懋勤殿等处需用的簿册;誊录呈览本时宪书、中星更录、万年书、及其他零星任务;采买刊刷书籍所需而内库无存的纸墨、板片等物料;存贮(殿版)剩余书、刻石、墨迹、法帖、书板等;发售通行书籍;派出界画匠五名,分赴懋勤殿、方略馆、圆明园等处常驻听差,承办有关应急任务;承应各种零星杂活,如赴东、西陵和各处行宫,维修联匾、牌坊等;每年八月,派官役去文渊、文源二阁抖晾、整理《四库全书》一次。在完成上述任务中,监造处和校对翰林处各有分工。监造处专管刊刷、装潢书籍、拓刻、钩摹御书及催查支领钱粮,采买、发放物料等。翰林校对处则专管咨取纂修校勘书籍。凡更改板上字画、刊刷部数、校正板样、装潢书册式样、添补聚珍木字,领取刷书纸张等,翰林处行文监造处各作照办。嘉庆十七年后,简化办事程序,改由翰林处直接传唤各作匠役做活,但仍向监造处备案。凡有刷印、修改正本等事,两处共同派人一起监修、监刷。样书装潢、校勘后,再经总理大臣覆校,方可奏呈皇帝钦定刷印数量和装潢规格。
快门:1/0s
修书处刊刻的各种书籍刷印的数量少则几十部、多则几百部乃至千部以上。其发行渠道大致有六个方面:一是专供皇帝览阅的呈览本。亦称黄册或样本。一般为每种一部,是刷印、纸墨、装潢的精品。二是供内廷、苑囿陈设用的书籍。亦称为陈设本。每种约十至二十部不等。由懋勤殿草拟陈设处所,交皇帝钦定后送往各处陈设。其纸墨、装潢亦属上乘。三是供颁赏用书,亦称颁赏本。一般每种刷印六十至一百五十部左右。由军机处草拟名单,交皇帝钦定后颁赏给内外文武大臣、宗室王公、纂修人员及外国使臣等。四是颁发各省督抚、学政作为样书,令其照式翻刻颁发所属通行。一般每种书只颁布一至二部。五是招募书商、乡绅等人自备纸墨工费利用原刻和各省翻刻书板重印流通或依式翻刻售卖。六是售卖流通。凡经皇帝钦定准予售卖的书,按内府核定价格卖给京师官员、匠役及平民百姓。有的书还交崇文门监督处,或通过都察院发交京师五城书铺依价转卖。内府对发行出去的书都记录在册,以备因政治等原因,奉旨查缴销毁或抽改。
修书处承办的任务,按月、季两种形式,将完成情况书面报告内阁稽察钦奉上谕处,由该处汇总奏报皇帝。
修书处的经费、物料来源及其奏销办法,清初规定由内务府广储司领取。康熙四十三年改由崇文门监督处税务赢银内,每月领二千两用完奏明再取。雍正三年九月,仍改由广储司支领。乾隆二十八年定,每次由广储司领五千两。后又改定第次领取一万两,用完再取。各种纸墨物料分别从内务府所属各司领取,各处无存,奏明采买。嘉、道以后,经济衰退,修书处有时采取压低官员办事公费、减少匠役津贴等办法节约开支。同治、光绪时期,财力更为匮乏,修书处经费一次只能领银二百两,甚至拖欠。售卖书籍所得归内务府广储司收存。修书处所有库存银两、物料、书籍及开支情况,按月、季、年三种分别呈报一次。年终尚需汇总缮成黄册呈览奏销。殿版书的特征及鉴定
殿版书的字体、版式和装潢特点,是在明末内府刻书风格在基础上逐渐进发展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就字体而言,清初仍沿袭晚明经厂刻书采用的仿宋字和楷写赵字。康熙中叶以后,仿宋字形日趋横轻直重的长方形,时称“方字”或“硬体字”。还有盛极一时的仿唐欧阳询、元赵孟的楷写体,时称“欧字”“赵字”,统称“软字”。多由江南的刻写高手秉笔操刀,整齐划一,端秀清丽,悦目娱神。特别是康熙四十年以后由扬州诗局,苏州诗局承刻的书独具一格,时人誉之为“康版”,并认为其精审在宋版之上,一些“好书有资之家,竟摹其本”。内府提倡刻写工人摹欧、赵字体,并在工价上有所体现:“凡书刻宋字、软字,每百字工价银八分。刻欧字,每百字工价银一钱四分,枣木加倍。凡书写宋字,每百字工价银二分,软字三分,欧字四分”。足见当时的皇帝崇尚欧字。杨州诗局承刻的《全唐诗》为欧字的优秀代表,《佩文韵府》则是其宋字的精品。此后,武英殿修书处刻书渐多,字体也略有变化。宋体硬字由长方趋向正方或扁方形。笔画由瘦劲转向丰满厚重,所刻诸书硬字增多,软字渐少。《古今图书集成》是内府铜活字印书的重要代表,其字镌刻而成,刀法匀净工致。《朱批谕旨》为硬字的杰出作品。《避暑山庄诗》则代表了康乾时期软字的风貌。嘉道以后,修书处雇用江南良匠渐少,来自京师、宛平、山西一带的工匠技术不佳,所刻诸书精品不多,字体日渐粗拙乏味,缺少生气,唯有扬州诗局承刻的《全唐文》尚具“康版”遗韵。
内府刊书的行款、版式丰富多彩。版框大致分为大、中、小三种类型;边线鱼尾单双皆有,唯以四周双边,单尾鱼、白口为多。有的边线之外之饰以蕃莲纹、回纹、八宝和万字纹花边,或附以书耳。版框内以刻印直行者居多,个别书末附牌记和写刻工匠的姓名,开本有大如尺许,亦有小如寸余。有形如手指的卷子,也有状如火柴盒的书册,书写上亦有对庙号、祖宗、国号、御名等实行单、双、三抬和避讳缺笔的规定。在三抬和避讳上的要求甚为严格,如发现有疵漏轻者罚俸降级,重则革职充军。如:嘉庆十年(1805年)进呈《会典事例》,于抬头处字样讹写,仁宗谕旨严加斥责:“实非寻常错误可比,此次书写抬头错误,既经朕指出,各总裁官安能辞咎?”这样的书写格式上的失误,导致大学士,尚书董诰等八人均被革职留任,总纂江德钺、协修杨树,核对边廷英等人均革职。嘉庆十七年(1812年)校勘《高宗纯皇帝圣训》时,发现高宗庙号讹错一字,逐将校对官曹江,内阁中书顾英,工部员外郎彭凤仪处以革职充发乌鲁木齐效力赎罪的严厉处分,提调官陈鸿墀革职,总裁英和、陈希增降三级调用;仪亲王,大学士庆桂系总理大臣均罚俸三年;董诰、曹振镛均交部察议。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南书房翰林英和、黄钺、姚文田负责编辑《石渠宝笈续编》,并从翰林中选派吴其彦等八人随同编辑事宜,书成,英和自请捐资缮录陈设本十份,英和因事务繁忙,奏明不能自行校对,仍责成吴其彦等八人分册详校,经查,发现有高宗庙号“帝”字脱落,仁宗严旨命将分校官龙汝言处以交部议处革职回籍的处分,对自愿捐资缮录的英和虽未能自校,亦难辞咎,着罚俸三年,以示警征。
以上所举几例,足以说明,殿本书在交付刊刻之前,均要严格审阅,一丝不苟,极其严谨,所以在要印本之中是不可能留有避讳、抬头这些方面的失误,这也是宫廷刻书的又一方面特色.。清代殿版古籍 (下)
□ 文/李国强
（上接第八期）
殿版书所用材料
清代殿版书所用的纸、墨极考究，其中以呈览本、陈设本为最精。顺治时多用棉、麻纸；康熙时则用浆乐纸（亦称蒋罗纸）、竹客连纸、双料连四纸、台连纸、白棉纸，棉榜纸等，乾隆时则多用开化纸，开化榜纸、宣纸和连史纸等，或洁白如玉、或色如金粟，纸质坚韧细密。墨色漆黑，香气怡人，至于颁赏和通行书，则多用粉连纸，毛太纸，用墨也非上等徽墨。
在印刷技术上，清内府全面继承了明以前的所有成就，并有新的提高，尤以铜、木活字和多色套印、版画插图最为突出。内府铜活字约成于康熙五十六年前后，字模为镌刻而成《古今图书集成》和《律历渊源》均是其杰作。
雍正四年(1726)至六年(1728)，内府用铜活字摆印《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是继明《永乐大典》之后的最大一部百科全书。此书原名《汇编》，由编修阵梦雷编纂，从康熙四十年（1701）十月开始，至四十五年（1706）四月全书告成。康熙五十五年（1716）进呈钦定，赐书名。并于同年设馆，由阵梦雷领修书人员80人继续修订，约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成。排印未及竣工，雍正即位，阵梦雷因其他原因被贬谪，改派蒋廷锡监印。全书共1万卷，目录40卷，分6编32典，6109种，共5020册。全书约1亿字，使用铜活字数在25万左右。正文用大字，注文用小字，铜字镌刻工整，刷印清晰，书中附有许多精美的插图，均为木刻版画。印刷用纸分黄纸、开化纸两种印本，白开化纸印本细密洁白，以印刷精良著称。此书是我国以铜活字摆印的最大一部类书，在我国印刷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乾隆三十八年以枣木活字摆印而成的《武英殿聚珍版书》，是在继承古代木活字印刷术的基础上加以创造的代表。内府用木活字摆印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成书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至嘉庆八年（1803）。乾隆三十八年《四库全书》开馆伊始，乾隆帝命馆臣校辑《永乐大典》中散简零编和世所罕见的宋、元善本，录目385种，交武英殿印行传诸于世。其时藏在武英殿的铜字已被熔为铜钱，刚开始武英殿仅刻印《易经八种》等四书。同年10月，总理武英殿刻书事务大臣金简奏：“不惟所用板片浩繁，且逐步刊刻，亦需时日……莫若刻做枣木活字板一份，刷印各种书籍比较刊板工料省简悬殊。”金简提出以木活字摆印，不但可以提前出书，并可大量节省工料费用。遂于乾隆三十九年（1734）共刻成大小枣木活字25万余个，并开始摆印图书。乾隆帝以“活字板”不雅，故赐名“聚珍版”。其间，用这套新造的木活字共摆印图书131种，嘉庆年间又摆印了《西汉会要》《唐会要》《农书》三种书，连同初刻的四种，共为138种。此丛书无总书名和总目录，后人称之为《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此丛书每种前均冠有乾隆御制《题武英殿聚珍版十韵诗》一首，每种首页行下有“武英殿聚珍版”六字。一般每种先用开化纸印20部，呈送内府各处陈设，后再用太史连纸印300部，留待颁发之用。如果某书应用较广，须经四库总纂商定增印部数，依成本定价发售，以体现乾隆皇帝嘉惠士林之意。乾隆四十二年（1777），这部丛书陆续颁布发到东南五省，并准翻版通行。经江、浙、闽、赣、粤五省官书局先后翻记得的仍为雕版，并非活字本。江宁刻8种，浙江刻38种，均为袖珍式；江西刻54种，福建刻123种，均依原式。故有的封面题：“乾隆丁酉九月颁布发，奉敕重字样，遂又有“外聚珍”之称。
此外，乾隆、嘉庆年间内府用此套木活字还单独摆印《大事记》《钦定平苗纪略》《几辅安澜志》《续琉球国志略》《乾隆八旬万寿盛典》《钦定千叟宴诗》《西巡盛典》《吏部则例》等书。书前也有高宗御题《武英殿聚珍版十韵诗》，但均无“武英殿聚珍版”六字，且版式、行款、字数与“聚珍版书”不同，世称为武英殿聚珍版单行本或零种。
《武英殿聚珍版书》，校刻精良，装潢划一，是清内府继康、雍朝以铜活字刷印的《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之后，用木活字摆印而成的又一大型书。它继承并总结宋明以来各种印刷术的成果和经验，在元人王桢方法的基础上加以发展与改进。王氏是先在一块整板上雕字再用细锯锯开，而这次则先做成一个个单独的字身，把字样贴于字身，把字样贴于字身头部刻字，再削竹片为界行，而这次则在一整块木板上刻成框栏和行线，时称“套格”，再印文字於套格内，故每页四周边栏接口处，不像一般活字印本留有缺口；王氏用小竹片来垫板，这次则改用纸摺条；王氏转轮排字盘，而这次则改用字柜，按《康熙字典》分子、丑、寅、卯十二支名排列字柜，每柜做抽屉200个，每屉分大小8格，每格贮大小字各4个，然后管字人听声给字，确实“检查便易，安摆迅速”，如某一类字重复出现太多，字数不敷应用，遂划行按日轮转之法，暂排别书，等木字归类后，再继续排原书。印刷时如遇酷暑，木字渗墨膨胀，即略微停手，将板盘风晾片刻，再为刷印等。金简把辨理这次印书经验写成总结，从造木字、刻字、字柜、槽板、夹条、顶木、套格、摆书垫板、校封印刷、归类等等，分别条款，一一绘图说明，用这套聚珍版木字摆印，名为《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此书比王桢《造活字印书法》更为详明具体，是我国活字印刷史上的重要文献。自此，各地官衙、私家便纷纷仿效，用木活字印书，从而把活字印刷术推向新的高度。此后《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书，先后又被译成德文、英文、日文。这两部大书在中国古代活字印刷史上都居于重要地位。
内府采用多色套印的书籍很多。其中以朱墨二色套印者居多，如《钦定词谱》《钦定曲谱》等；《唐床文醇》和《唐宋诗醇》则为四色套印；《古文渊鉴》是以朱、墨、黄、绿、橙五色套印，《劝善金科》则是朱、墨、黄、绿、蓝五色套印，色彩斑斓可爱。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
内府刻书中附版画插图的亦属不少，且多系名手绘刻，形成了清代“殿板”版画艺术的特有风格。康熙五十二年刊刻的《万寿盛典初集》120卷，共有148页将其连接便是一幅长达20丈的画卷，初为宫廷杰出书画家宋骏业、冷枚等人所绘，后由当时画坛名手王恽，王原祁等人补绘山水。全图描绘江南13府戏台及福建等6省灯楼诸景，人物密致，点缀繁复，反映了清初太平盛世的景象，刻手为名家朱圭，刀法纤细准确，不失画稿原意。康熙五十一年完成的《御制耕织图》，附耕、织各23幅，扼要地表现了从播种到收割由浴蚕到成衣的全过程。每图附康熙御制诗一首，此图为宫廷画家焦秉贞所绘，并由梅裕凤等雕刻，具有西洋绘画的意味，线条虽欠生动。精巧细密却很突出，是一幅奖励农桑、富有现实意义的作品。《圆明园四十景诗》中的插图，融合西洋古典建筑艺术的特点，作者以中西结合的技法，再现了清初宫廷建筑艺术风貌。《古今图书集成》也附有极好的版图构思新颖，富于变化，乾隆三十一年刊刻的《南巡盛典》附图160幅，记录了乾隆四次南巡的盛况，构图，生动，堪称佳品。而《八旬万寿盛典》则仿效康熙《万寿盛典图》，绘刻虽不如前者，却是一部记实性的作品。特别是完成于乾隆二十九至三十四年间的一组以战事为题材的铜版画《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16幅最著名。该图由当时供奉宫廷的西洋画家郎世宁、艾启蒙、王致和、安德义等人所绘，并由法国宫廷良匠勒巴等人刻铜版刷印。是一组融合中西画法的艺术精品，还有《授衣广训》和光绪时刻的《养正图解》《承华事略》等，绘刻的人物线条已欠生动。总之“殿板”版画题材广泛，技术丰富，构图严谨，制作精细，充分表现了清代宫廷版画作品多以繁缛精丽见长，而生动活泼不足。
书籍的装帧在全面继承明以前的传统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清代宫廷装帧艺术的鲜明特色。在中国古代书籍装帧史上有着光辉的一页。由于装潢规格都由皇帝决定，加之优越的物质和技术条件，在装潢呈览本、陈设本书籍上，从不惜工本，出现了不少精品。清初仍沿袭明内府装帧的风格，包背装居多，粗犷古拙，如满文辽、金、元三史和汉文《资政要览》等。康、雍时期，统治者有较高的文化艺术修养，崇尚典雅、端庄，书籍装帧也趋向于此，技术精湛，精品颇多。如《万寿盛典初集》《全唐诗》《古今图书集成》《佩文韵府》等可为其代表。乾隆时又多趋向豪华富丽的风格，优秀作品也很多。如藏文《甘珠尔经》《四库全书》《昭明文选》《御制诗集》等各具特色，极为罕见。嘉、道以后的装帧则远逊于前，粗劣渐多。
内府书籍装帧形式以四眼和六眼包角穿订形式为主。也有包背装、蝴蝶装、经折装、梵夹装和卷子装等。封面多饰以各色绫、锦、绸、缎、绢、布等面料，有的则多用各色笺纸并附以比例相宜的长、方签。书册之外大都配有各式书套、夹板、盒、匣、箱、柜或单、夹、棉包袱等。书套有四合套、如意四合套、字四合套、插套等种类。制作套、夹的原料有杉木板、紫檀木、楠木、香木等，也有的是六十层合背纸,或是金、银、铜等金属材料，并经镀金、雕刻、镶嵌、描金漆，雕漆填漆等多种中工艺加工制成，色彩上有严格的等级差别。其中，以明黄色最为尊贵，呈览本多饰此色面料；镶黄、红色次之大多用于陈设本；磁青、湖色、古色等多用于文集等。书册和套、匣的装裱制作都异常精致，书口栏线整齐如一，裁切、打磨光整，做工、配料极为考究，富丽堂皇，精美绝伦，具的很高的工艺水平和观赏价值。
责任编辑：叶俊
□ 文/李国强
（上接第八期）
殿版书所用材料
清代殿版书所用的纸、墨极考究，其中以呈览本、陈设本为最精。顺治时多用棉、麻纸；康熙时则用浆乐纸（亦称蒋罗纸）、竹客连纸、双料连四纸、台连纸、白棉纸，棉榜纸等，乾隆时则多用开化纸，开化榜纸、宣纸和连史纸等，或洁白如玉、或色如金粟，纸质坚韧细密。墨色漆黑，香气怡人，至于颁赏和通行书，则多用粉连纸，毛太纸，用墨也非上等徽墨。
在印刷技术上，清内府全面继承了明以前的所有成就，并有新的提高，尤以铜、木活字和多色套印、版画插图最为突出。内府铜活字约成于康熙五十六年前后，字模为镌刻而成《古今图书集成》和《律历渊源》均是其杰作。
雍正四年(1726)至六年(1728)，内府用铜活字摆印《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是继明《永乐大典》之后的最大一部百科全书。此书原名《汇编》，由编修阵梦雷编纂，从康熙四十年（1701）十月开始，至四十五年（1706）四月全书告成。康熙五十五年（1716）进呈钦定，赐书名。并于同年设馆，由阵梦雷领修书人员80人继续修订，约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成。排印未及竣工，雍正即位，阵梦雷因其他原因被贬谪，改派蒋廷锡监印。全书共1万卷，目录40卷，分6编32典，6109种，共5020册。全书约1亿字，使用铜活字数在25万左右。正文用大字，注文用小字，铜字镌刻工整，刷印清晰，书中附有许多精美的插图，均为木刻版画。印刷用纸分黄纸、开化纸两种印本，白开化纸印本细密洁白，以印刷精良著称。此书是我国以铜活字摆印的最大一部类书，在我国印刷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乾隆三十八年以枣木活字摆印而成的《武英殿聚珍版书》，是在继承古代木活字印刷术的基础上加以创造的代表。内府用木活字摆印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成书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至嘉庆八年（1803）。乾隆三十八年《四库全书》开馆伊始，乾隆帝命馆臣校辑《永乐大典》中散简零编和世所罕见的宋、元善本，录目385种，交武英殿印行传诸于世。其时藏在武英殿的铜字已被熔为铜钱，刚开始武英殿仅刻印《易经八种》等四书。同年10月，总理武英殿刻书事务大臣金简奏：“不惟所用板片浩繁，且逐步刊刻，亦需时日……莫若刻做枣木活字板一份，刷印各种书籍比较刊板工料省简悬殊。”金简提出以木活字摆印，不但可以提前出书，并可大量节省工料费用。遂于乾隆三十九年（1734）共刻成大小枣木活字25万余个，并开始摆印图书。乾隆帝以“活字板”不雅，故赐名“聚珍版”。其间，用这套新造的木活字共摆印图书131种，嘉庆年间又摆印了《西汉会要》《唐会要》《农书》三种书，连同初刻的四种，共为138种。此丛书无总书名和总目录，后人称之为《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此丛书每种前均冠有乾隆御制《题武英殿聚珍版十韵诗》一首，每种首页行下有“武英殿聚珍版”六字。一般每种先用开化纸印20部，呈送内府各处陈设，后再用太史连纸印300部，留待颁发之用。如果某书应用较广，须经四库总纂商定增印部数，依成本定价发售，以体现乾隆皇帝嘉惠士林之意。乾隆四十二年（1777），这部丛书陆续颁布发到东南五省，并准翻版通行。经江、浙、闽、赣、粤五省官书局先后翻记得的仍为雕版，并非活字本。江宁刻8种，浙江刻38种，均为袖珍式；江西刻54种，福建刻123种，均依原式。故有的封面题：“乾隆丁酉九月颁布发，奉敕重字样，遂又有“外聚珍”之称。
此外，乾隆、嘉庆年间内府用此套木活字还单独摆印《大事记》《钦定平苗纪略》《几辅安澜志》《续琉球国志略》《乾隆八旬万寿盛典》《钦定千叟宴诗》《西巡盛典》《吏部则例》等书。书前也有高宗御题《武英殿聚珍版十韵诗》，但均无“武英殿聚珍版”六字，且版式、行款、字数与“聚珍版书”不同，世称为武英殿聚珍版单行本或零种。
《武英殿聚珍版书》，校刻精良，装潢划一，是清内府继康、雍朝以铜活字刷印的《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之后，用木活字摆印而成的又一大型书。它继承并总结宋明以来各种印刷术的成果和经验，在元人王桢方法的基础上加以发展与改进。王氏是先在一块整板上雕字再用细锯锯开，而这次则先做成一个个单独的字身，把字样贴于字身，把字样贴于字身头部刻字，再削竹片为界行，而这次则在一整块木板上刻成框栏和行线，时称“套格”，再印文字於套格内，故每页四周边栏接口处，不像一般活字印本留有缺口；王氏用小竹片来垫板，这次则改用纸摺条；王氏转轮排字盘，而这次则改用字柜，按《康熙字典》分子、丑、寅、卯十二支名排列字柜，每柜做抽屉200个，每屉分大小8格，每格贮大小字各4个，然后管字人听声给字，确实“检查便易，安摆迅速”，如某一类字重复出现太多，字数不敷应用，遂划行按日轮转之法，暂排别书，等木字归类后，再继续排原书。印刷时如遇酷暑，木字渗墨膨胀，即略微停手，将板盘风晾片刻，再为刷印等。金简把辨理这次印书经验写成总结，从造木字、刻字、字柜、槽板、夹条、顶木、套格、摆书垫板、校封印刷、归类等等，分别条款，一一绘图说明，用这套聚珍版木字摆印，名为《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此书比王桢《造活字印书法》更为详明具体，是我国活字印刷史上的重要文献。自此，各地官衙、私家便纷纷仿效，用木活字印书，从而把活字印刷术推向新的高度。此后《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书，先后又被译成德文、英文、日文。这两部大书在中国古代活字印刷史上都居于重要地位。
内府采用多色套印的书籍很多。其中以朱墨二色套印者居多，如《钦定词谱》《钦定曲谱》等；《唐床文醇》和《唐宋诗醇》则为四色套印；《古文渊鉴》是以朱、墨、黄、绿、橙五色套印，《劝善金科》则是朱、墨、黄、绿、蓝五色套印，色彩斑斓可爱。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
内府刻书中附版画插图的亦属不少，且多系名手绘刻，形成了清代“殿板”版画艺术的特有风格。康熙五十二年刊刻的《万寿盛典初集》120卷，共有148页将其连接便是一幅长达20丈的画卷，初为宫廷杰出书画家宋骏业、冷枚等人所绘，后由当时画坛名手王恽，王原祁等人补绘山水。全图描绘江南13府戏台及福建等6省灯楼诸景，人物密致，点缀繁复，反映了清初太平盛世的景象，刻手为名家朱圭，刀法纤细准确，不失画稿原意。康熙五十一年完成的《御制耕织图》，附耕、织各23幅，扼要地表现了从播种到收割由浴蚕到成衣的全过程。每图附康熙御制诗一首，此图为宫廷画家焦秉贞所绘，并由梅裕凤等雕刻，具有西洋绘画的意味，线条虽欠生动。精巧细密却很突出，是一幅奖励农桑、富有现实意义的作品。《圆明园四十景诗》中的插图，融合西洋古典建筑艺术的特点，作者以中西结合的技法，再现了清初宫廷建筑艺术风貌。《古今图书集成》也附有极好的版图构思新颖，富于变化，乾隆三十一年刊刻的《南巡盛典》附图160幅，记录了乾隆四次南巡的盛况，构图，生动，堪称佳品。而《八旬万寿盛典》则仿效康熙《万寿盛典图》，绘刻虽不如前者，却是一部记实性的作品。特别是完成于乾隆二十九至三十四年间的一组以战事为题材的铜版画《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16幅最著名。该图由当时供奉宫廷的西洋画家郎世宁、艾启蒙、王致和、安德义等人所绘，并由法国宫廷良匠勒巴等人刻铜版刷印。是一组融合中西画法的艺术精品，还有《授衣广训》和光绪时刻的《养正图解》《承华事略》等，绘刻的人物线条已欠生动。总之“殿板”版画题材广泛，技术丰富，构图严谨，制作精细，充分表现了清代宫廷版画作品多以繁缛精丽见长，而生动活泼不足。
书籍的装帧在全面继承明以前的传统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清代宫廷装帧艺术的鲜明特色。在中国古代书籍装帧史上有着光辉的一页。由于装潢规格都由皇帝决定，加之优越的物质和技术条件，在装潢呈览本、陈设本书籍上，从不惜工本，出现了不少精品。清初仍沿袭明内府装帧的风格，包背装居多，粗犷古拙，如满文辽、金、元三史和汉文《资政要览》等。康、雍时期，统治者有较高的文化艺术修养，崇尚典雅、端庄，书籍装帧也趋向于此，技术精湛，精品颇多。如《万寿盛典初集》《全唐诗》《古今图书集成》《佩文韵府》等可为其代表。乾隆时又多趋向豪华富丽的风格，优秀作品也很多。如藏文《甘珠尔经》《四库全书》《昭明文选》《御制诗集》等各具特色，极为罕见。嘉、道以后的装帧则远逊于前，粗劣渐多。
内府书籍装帧形式以四眼和六眼包角穿订形式为主。也有包背装、蝴蝶装、经折装、梵夹装和卷子装等。封面多饰以各色绫、锦、绸、缎、绢、布等面料，有的则多用各色笺纸并附以比例相宜的长、方签。书册之外大都配有各式书套、夹板、盒、匣、箱、柜或单、夹、棉包袱等。书套有四合套、如意四合套、字四合套、插套等种类。制作套、夹的原料有杉木板、紫檀木、楠木、香木等，也有的是六十层合背纸,或是金、银、铜等金属材料，并经镀金、雕刻、镶嵌、描金漆，雕漆填漆等多种中工艺加工制成，色彩上有严格的等级差别。其中，以明黄色最为尊贵，呈览本多饰此色面料；镶黄、红色次之大多用于陈设本；磁青、湖色、古色等多用于文集等。书册和套、匣的装裱制作都异常精致，书口栏线整齐如一，裁切、打磨光整，做工、配料极为考究，富丽堂皇，精美绝伦，具的很高的工艺水平和观赏价值。
责任编辑：叶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