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39年曾万里任职常德水雷制造所前后，当时中国海军正处于最艰难的时刻，连军服也无从置办，只能借用陆军的服装。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海军的布雷队依然不断出击，严重威胁着日军占领区的水上交通线，为第一次湘北大捷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九四四年四月十四日，以中国的传统而言，已经是一个极不吉利的日子，偏生那一天还是星期五，在西方也被认为不祥。这种恶兆对其他地方的人而言也许只是迷信，但对印度孟买的居民来说却是真实的诅咒。就在这一天，斯基金堡号军火运输船在孟买港发生大爆炸，一千七百吨本来应该用于对日军作战的弹药将半个孟买城夷为平地，造成一千三百余人死亡的惨烈灾难。
一名中国海军高级军官这一天正在孟买的船坞进行考察，不幸重伤殉难。此人便是时任中国驻东南亚盟军总司令部联络官的海军上校曾万里，终年四十二岁。8月25日，国民政府追赠曾万里为海军少将，东南亚盟军总司令蒙巴顿勋爵向其家属发出慰问电。1947年6月，国民党海军主办的《中国海军》杂志曾以专辑《悼念曾万里同志》详述其生平，以示纪念。
《中国海军》1947年第3期对曾万里的悼念专辑这位优秀的海军军人在殉难之前正在努力与盟军沟通，试图为中国海军的战后重建争取更多条件。他的努力为战后英国海军赠送重庆号巡洋舰等舰只给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其生平也可以看出他在国民党海军中的工作堪称呕心沥血。
曾万里，1902年生于福州，自幼才华横溢，早年就读于烟台海校，与宗巩，万青等八名同宗兄弟合称曾氏海军“九骏”。1931年进入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留学，回国后先后服役于应瑞，宁海，自强，通济等舰，担任练习舰队总教官等职务，抗战爆发后积极参战，并一度进入国民党政府中枢，1943年奉调前往印度，担任驻盟军总司令部联络官直至遇难。在《悼念曾万里同志》中，国民党海军方面给了他“在本党工作期间是忠实的党员，在国民革命军是革命的海军先锋”这样的评价。
然而，当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审视这名民国海军中坚的时候，会发现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 -- 中共秘密党员，而且是1924年入党的老党员。要知道，贺龙元帅还是1927年才递交入党申请书的呢。此事要从另一名埋伏在国民党海军内部的共产党员说起，那就是邓中夏，恽代英在烟台海校发展的“烟台第一个共产党员”郭寿生（一度脱党，后直接在周恩来总理领导下工作，并策动了国民党海军海防第二舰队起义）。郭寿生在入党之后，积极发展组织，先后发展曾万里，叶守桢成为秘密党员，并成立了烟台地区第一个党小组，曾万里即其成员之一，此后他曾与郭共同策划过多起行动，包括推动‘新海军’运动发展，策应上海工人起义等。此后“长期潜伏，开展革命斗争”。就在1943年赴任孟买之前，他还“行前将妻小送回福州，与党内战友相约回国后继续在海军内开展革命工作”。
考虑到那两位的身份，梁总司令到底是个什么背景足以让人出一身冷汗；而考虑到曾万里一度进入蒋介石的侍从室工作，他的位置和真实身份更足以让国民党方面惊出第二身冷汗。真是共谍无所不在。
然而，仔细看曾万里的生平，又会感到这种评价对于他来说并不是足够全面的。
1937年9月24日，日军空袭已经重伤的中国海军巡洋舰宁海号，航海长林人骥中弹脑裂而死。在该舰上参战的一名中国军官腿部被子弹打穿，仍然大呼酣战，这就是曾万里。
1943年，因为积劳成疾，曾万里在工作中吐血，后经积极调养才得以复原。
这让我想起了所谓的“最大共谍”郭汝瑰将军。在淞沪战场上一直率部死战在最前线，当师长霍揆彰询问战况时，郭汝瑰写下了这样一封信 --
“敌攻势未衰，前途难卜。若阵地存在，我当生还晋见钧座；若阵地失，我也就战死疆场，身膏野草，再无见面之期了。他日抗战胜利后，你为世界名将，乘舰过吴淞口时，如有波涛如山，那就是我来见你了。”
在抗日的战场上，我们似乎很难分清他们是否每一时刻都在想着是为哪一党派而战。
也许，他们只是为了这个民族的生存。
不知道还有谁有机会去孟买。如果您去了，可否找寻一下这个中国将军的墓地，已经七十年矣，不知道曾将军的墓顶上，可仍然开放着长盛不衰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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