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的近二十年间,中国处于一个政治高于一切的年代,对政治的狂热最终也在婚姻上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政治以压倒一切的优势成为了婚姻的主导力量,它不仅决定了人们对婚姻的选择,而且它把婚姻变成了个人与“组织”之间的事,其次才是个人之间的事,在政治面前,个人的幸福微不足道。
由于某些细微观点的不同,夫妻反目为仇的比比皆是;由于某一方被打成反革命,而另一方要求离婚划清界限的,随处可见;由于政治出身很好,而不问有无共同的爱好趋向便可以结为夫妻的婚姻,更是举不胜举,也荒谬至极。在这当中,储安平无疑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位。
▲储安平(1909年-1966年?),江苏宜兴人,中国学者、知识分子。民国时期著名评论家,《观察》社长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出任新华书店经理、光明日报社总编、九三学社宣传部副部长等职。1957年因在《光明日报》发表《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著名的“党天下”发言),反右运动开始后迅速被作为典型打倒,其家人和诸多相关人士均受牵连。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1966年9月失踪(或死因不明),时年57岁。
储安平在新中国成立前与前妻离婚。鳏居十四年后,与原籍上海的易女士结婚,共同生活仅四年,储安平就被打成“右派”,名声、地位丧失殆尽,易女士立即与他离异,后来嫁给了原国民党将领宋希濂,并移居美国纽约。从上述描述中可以看出储安平的婚姻是极其失败的。而让人更加悲哀的是,突破储安平精神崩溃最后一道防线的,恰恰是来自这些他曾经爱过并一起生活过的亲人们!
▲储安平与子女们
1957年,储安平被打成“右派”时,他的大儿子随即在《文汇报》上公开表示与之断绝父子关系,划清界限。“文革”开始时,储安平再次被批斗,并且要被下放。听到这个风声,如惊弓之鸟的储安平首先想到了自己还有一些东西需要安顿,至于是资料还是钱物,到今天也没有人说得清楚。反正他曾去找过他的次子,请他保管,这个孩子竟然一口拒绝了。对未来极端恐惧的他希望能够不被下放,哪怕是就这样苟延残喘度过余生,可是他身边没有一个人愿意跟他接触、帮他说话。从第二任夫人易女士功利的表现,储安平已不抱任何希望,因为她是为他的名声与地位而来,自然会随着他名声地位的丧失而去。储安平的小儿子把他的苦苦哀求向有关部门转达了一下,便算敷衍了他,但这名年轻的音乐学院钢琴系教师却始终拒绝见他。
于是万般无奈之下,他找到了第一任夫人,毕竟他们一起生养了四个孩子。第一任夫人倒是如实地向统战部汇报了储安平的想法,结果得到的答复是明确而坚决的:“储安平,大‘右派’,保护起来,不合适,必须放到社会上经受锻炼。”汇报的结果反而加速了储安平下放的进度。但是令储安平意想不到的是,第二任夫人竟然当着他的面,对那些前来揪斗他的造反派们说: “轰出去,一定得把他轰出去!”说得又清脆又利索,他听得很真切。
这最后的打击是沉重的。或者换句话说,他此时已经受不住哪怕轻微的一击——特别是来自他曾经爱过的人。万念俱灰的储安平把行李卷儿卷好,面对着一张张写满了忏悔及恳请组织保护的认罪书,长时间发呆,最后走了,踪影全无……
今天我们再来品味这样的情节,真的让人酸楚不已,心绪难平。
那个年代,婚姻与政治的隶属关系被深深刻在几代人关于婚姻的记忆里,而“血统论”在其中直接发挥着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当时社会广为流行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话语,就是对这种理论最为通俗的解释。
家里出了像储安平这样的大“右派”,不仪仅是他个人的悲哀,更是整个家庭妻儿不幸的开始,甚至会牵连到父母兄妹、旁亲外戚跟着受累遭殃。为了改变受人凌辱、遭人鄙视的命运,“黑五类”和与他有血缘关系的人们不得不用“根正苗红”或“划清界限”的逻辑去考虑婚姻家庭之事了。他们大致有四条路可走,第一种,就是希望能与“红五类”联姻,以便借此获得免于政治迫害的“丹书铁券”,此为最好的结果。少数“黑五类”男女的努力获得了回报,于是一些政治婚姻在两个素昧平生的人之间得以缔结的同时,婚姻中的每一个人也会为此付出青春与幸福的惨痛代价。第二种则铁下心来,六亲不认,主动与“黑五类”断绝关系,以此宣誓自己对革命的忠诚和对“敌人”的憎恨,用沾满血腥的悲情感化革命者,以达到争取进入进步阵营的目的,即使暂时进不去也可明哲保身,然后伺机而动,储安平妻子的离婚、儿子的决绝即为此。第三种,就是缺乏魅力的“黑五类”男女则只能与落败的“黑五类”结合。最后一种,就是命途更加不济的“黑五类”,甚至永远也没能获得结婚的资格。
当整个社会的人际关系形成如此可怕的怪圈,婚姻家庭走向如此荒谬的境地时,我们真的不应该全都怪储安平前妻的冷酷与孩子们的无情,因为那个年代人人自危,他们的所作所为其实也是被逼无奈之下保护自己的唯一方式,只是这样极不正常的婚姻与家庭悲剧,一再地在记者们身上发生,真的让人欲哭无泪,无限地悲伤了。正因为如此,我们也就更加对那些一同挨批斗、一同被下放、一起被劳改却始终不离不弃的记者中的患难夫妻们心存敬意,他们对于婚姻的执著坚守给那个灰色的年代增添了一抹悲壮但却温暖的情愫。
我们今天重述这些往事,并不仅仅只是把它作为一段阴暗历史的见证,而更多的是为了我们能从昨天的历史中捕捉到一些真谛,使我们能够在现在和将来不会再重复昨天的愚昧与人间的悲剧。正是因为如此,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中国开始拨乱反正,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便显得极其的正确,也越发地弥足珍贵。
尾声 · 储安平衣冠冢落成仪式
2015年05月18日上午,储安平衣冠冢在江苏宜兴落成,储安平的儿子储望英、储望华、储望德等参加落成仪式,寄托哀思。储望华在作为子女代表发言“今天不是一个悲伤的日子,今天是一个纪念、追思和怀念的日子。”著名学者章诒和作为储安平子女邀请的亲友代表发言,其中有“英雄献祭在国,魂兮归来在乡。于今唯留衣冠,何其悲也”的表述。
(摘自《花边新闻——另类中国记者史》,并节选收录于《读者参考》1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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