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燕山大讲堂177期 如何培养完整的人
嘉 宾：智效民（学者）
【要点1】追求升学率的本质是让中小学把单纯的知识灌输和基本技能的训练放在第一位。
【要点2】“教育不是训练”，假如教育是训练，教育就和马戏团一样，马戏团每天训练动物，比如怎么过独木桥、钻火圈，这个训练手上可以磨出茧来，但对人的“训练”很可笑。
【要点3】一个学校就好象一个工厂，一个年级或者一个班级就好象一个车间，老师好象车间的工人，学生则成了生产线上的产品。除了人为的因素以外，教育本身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也有这样的问题。为了避免这种状况，好的学校都要实行导师制。当年民国时期的老校长们对这个问题也有清醒的认识。
【要点4】学校不应该是一个工厂，大学的目的不在于学生能够赚到面包，而在于使他吃起面包来有滋有味。
【要点5】孩子的成长不要说到小学，就算是到中学、大学都应该以玩为主，就是玩。大家想想真正对人类有贡献的东西不都是玩出来的吗？比如电脑、灯泡等所有一切，都是按照自己的兴趣玩出来的。
【要点6】搞学前教育和少年班是大人的想法，为什么不考虑孩子的感受？我们只是年龄上不一样，家长只是对他有监护权，他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可中国家长总把孩子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而且还有竞争。
【要点7】“自由是最好的教育”，什么也别管，相信自己的孩子是好样的，因为有你这样的好家长。假如家长做不好，孩子可能会走上歧路，所以首先自己做好，每一代人把自己做好，那下一代不会太坏。
主 办：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承 办：腾讯燕山大讲堂
时 间：2012年9月14日（周五）晚上19：00-21：00
地 点：腾讯希格玛大厦B1小剧场
“启发式教育——一个人生下来好象种子，种庄稼把种子放在地里，自己发芽、生根、长叶、开花、结果。”
智效民：讲正题之前，我在来的路上忽然想起这么一个问题：这些天钓鱼岛问题到了一触即发的状态，今天是9月14日，离“九·一八”纪念日还有整整四天，我突发奇想，假如日本因为种种原因又发动侵华战争，那现在那些喜欢作秀的大学校长和富得流油的大学教授们能不能像当年清华、北大、南开的校长和教授们在毫无准备的条件下长途迁徙甚至绕道越南，最后到云南成立西南联大进行艰苦卓绝的战斗呢？抗战呢？我想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因为现在还是一个以“利”为师的时代，既然那些官员早已把财产和子女们弄到美国拿上绿卡，我想那大学教授、校长们也差不多。当然这仅仅是一个假设，但说两个时代的差距有天壤之别。所以我想在进入正题之前给大家提出一个问题，大家根据自己的学识、根据自己的经验判断，再根据今天的交流考虑一个问题：两个时代的大学教育究竟有哪些不同。在互动时大家可以说说，因为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有趣的话题。
言归正传，通过我的一些解释大家看看我的疑问是否还有点道理。叶圣陶在上世纪80年代曾当过教育部的副部长、政协副主席，他是一个左派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合作得还算不错。叶圣陶当时发现中国教育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发现中国教育的本质完全扭曲了，所以寨他写的一篇文章中介绍说：丰子恺在30年代画过一幅漫画，上面画着一个老师傅拿着一堆泥巴，拿着模子一个一个做泥人，按泥人，把泥巴放在模子里按一个泥人然后摆在前面，按一个摆一个。这副漫画的标题是《教育》。这种情况发人深省：我们的教育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是根据一定的程序和模式把人摁到框子里，最后搞成千人一面的产品还是其它？丰子恺对此当然持批判态度，叶圣陶也不例外。他们之所以对这个问题有所发现和批评，是因为他们认为教育人是万物之灵，我们的教育不能把人当做没心没肺的泥巴。但与他们相反的另外一种观点认为，人生下来是一张白纸，在这张白纸上通过教育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这两种截然相反、完全对立的教育观研发出两种教学方式：一种是启发式，一种叫注入式或者灌输式。我觉得启发式和注入式是大家常见的两个概念，但往往在最普通的一些词汇中包含着非常深刻的道理。
启发式是希望用提问和对话的方式激活学生与生俱来的潜能，认为一个人生下来好象种子，种庄稼把种子放在地里，自己发芽、生根、长叶、开花、结果。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说“我们的教育应该是农业。”但注入式认为人生下来什么也没有，所以他们把这种教育叫做工业生产。好在丰子恺那幅漫画所反映的是手工方式，手工生产和大机器生产不一样，手工方式毕竟祸害小一点，祸害的速度慢一点。但现在的教育是大规模的大工业生产方式。所以它对学生、对下一代，对整个社会的危害是不可想象的，我这把年纪都深受其害，在座各位都比我小、年轻，还有下一代、下下一代，这个问题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思考。
现在的教育已经到了千夫所指、万人唾骂的地步，人们把房价、教育和医疗当成压在中国人头上的“新三座大山”，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了，中国改革已经30多年了，为什么还是这样的状况？这和多年来教育领域的改革不但相对滞后，而且停滞不动的状况有关。虽然改革开放30年，中国在经济上取得很大成绩，但在教育方面，我们的教育还停留在文革或者80年代初期阶段。大家现在不要一谈到教育为恢复高考制度叫好，其实自从恢复高考制度以后，中国的教育不但没有进步，反而越来越倒退。
“教育到现在为止还是一种大一统的管理模式”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取得长足进步，但政治改革和教育改革始终没有提上议事日程。而改革开放就是要打破大一统的管理模式，但教育部到现在为止还是采取一种大一统的管理模式：他们统一教材（我们年轻时的大学还是自选教材，到了现在大学都要统一教材），要统一大纲，统一进度，统一考试，统一招生，前些年还统一分配，什么都统一，统一来统一去大家千人一面，都成了那个泥人，都被统一模式塑造。在这种教育体制下，中小学的主要目标是升学，让孩子们怎样上大学，所以他们追求升学率。教育部门考核中、小学的唯一标准是看其升学率，升学率高是重点中学，升学率高就可以扩大经费，另外收钱可以多收，以致于重点学校周边的房价飞涨。追求升学率的本质是让中小学把单纯的知识灌输和基本技能的训练放在第一位。于是前些年《南方周末》上有一篇文章说“因为这样，人们把学校比作太上老君的炼丹炉，把学生比作考试的机器。”我们的学生最后被塑造被训练成考试的机器。现在学生高分低能的现象太普遍了，不但高分，很多人没有人性，他们对家长、同学、对周围环境好一点是不适应，坏一点是禽兽不如。最近刚开学，家长很可怜：上大学还要送，送来以后家长就睡在操场上，孩子们在宿舍里。这太不可思议。没办法就搬出“孝道”，但就算拿古代“孝”的标准来说也不符合。可在抗日战争时期，当年的大学校长和教授们对这个问题，对宣传、训练有清醒的认识。那个时候有一个叫潘光旦的人（清华大学有二拐：一个瘸子是潘光旦，一个瘸子是梁思成，但他们俩人的腿都是因为意外伤害造成的，可俩人真的了不起，都是清华大学的精英）。潘光旦当时写了很多文章，文笔特别好，曾经给校长梅贻琦写过文章讲通才教育问题。他说“教育不是训练”，假如教育是训练，教育就和马戏团一样，马戏团每天训练动物，比如怎么过独木桥、钻火圈，这个训练手上可以磨出茧来，但对人的“训练”很可笑。他还说“教育不是宣传”，为此写了两三篇文章说这个事。为什么有人要把教育当做训练？要把教育当做宣传？这里面有一个根本的问题，即他们认为智慧是他们少数人的专利，几个人的专利，只有你跟着他才能享受幸福的生活，才能找到幸福。如果大家识破这一点，他们就失去统治的合法性。所以宣传、教育是他们始终不能放的，而现在教育之所以不能改，大家也可想而知了，因为一改它的根本就会动荡。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培养人还是制造工具？”
前面我是从现实角度讲教育问题，但从历史上看教育本身在发展过程中有问题。中国古代教育从孔子开始后来到书院，都是一个老师带几个学生（孔子后来带弟子三千，那是一种虚的说法）。中国古代书院制度讲究老师要带几个或者一部分学生、很少学生，他带你是希望通过私下切磋在人格上对你施加影响。所以古代书院教育有进步的成分在其中。胡适当年对这个问题做过一些介绍和研究。
现代教育变了样，自从工业革命以来搞教育的人看到大机器生产的力量，他们得到很大的启发，觉得学校的教育若能像工厂那样搞班级制，效率岂不是更好了？学校的班级制就是从工厂直接移植过来的。后来学校规模越来越大，一个学校就好象一个工厂，一个年纪或者一个班级就好象一个车间，老师好象车间的工人，学生则成了生产线上的产品。除了人为的因素以外，教育本身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也有这样的问题。为了避免这种状况，好的学校都要实行导师制。当年民国时期的老校长们对这个问题也有清醒的认识。
再一个问题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直有一种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欲望，洋务运动以来大家一直在赶，日本人改革和洋务运动起步几乎是同时的，但人家搞了30年，在甲午战争中把中国北洋水师打败，几乎全军覆没，为什么中国在战争中彻底失败？我的看法是因为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在本质上有区别：明治维新最大特点是从政治体制改革入手，而洋务运动是从经济体制改革入手（用现在的话来说）。洋务运动的本质是不要注重政治体制，只要保住大清王朝什么事也可以干，以为派留学生、派人出去学习在器物方面、军事方面学了人家就会赶上去，结果赶来赶去遭到彻底的惨败。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到现在不但没有赶上，差距反而越来越大。大家想想为什么清朝末年那么多人到日本留学？是因为到日本的花销小、路近，而中国那时候的国民生活水平、经济收入远远超过日本（我对此没研究，只是估计），可因为我们的政治体制一百多年始终没有真正的改变。
关于当年洋务派主张学习技术，在这个问题上，后来家长（到现在也是）一说就学理工科，学技术有饭吃，说理科是实用的，实实在在的，学文科没什么用。但说实在的，假如不懂历史，没有人文思想，就是工具，用爱因斯坦的话是“一条狗”。民国大学校长在这个问题有认识，办法是加强人文学科，提倡通才教育。现在很多人把通才教育叫通识教育，我觉得“通才”和“专才”是相适应的，所以我喜欢用“通才”教育说这个事。梅贻琦在30年代初当校长，这个人一生在清华，他是清华学生，在清华当教授，后来当校长。他当校长后告诫学生“学问的范围一定要广，这样让我们对世界有很好的了解，让我们的思想更为宽阔，让我们的生活更有情趣。”这些话很有道理，我经常和现在的年轻人说，钱、事业都是次要的，生活大于一切，不要为了所谓的事业、所谓的金钱牺牲了生活的情趣。梅贻琦不但这样讲，而这样做：大学一年级不分科，现在的大学一年级和以前的大学一年级没有可比性，当时的大学比现在的研究生强得多，而且当时大学学生少，水平要高很多。
相比之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也有很好的认识，他说“现在的大学教育注重各种专门知识的传授，而忽略了品性、德性的陶冶。”只注重专门知识的传授，不注重人格的培养，品德的熏陶，这不仅不利于科学精神的形成，而且还会导致社会道德和政治风气的败坏。看现在的国家就可想而知。在我年轻时杀一只鸡，后来看到鸡的生命一抖就吓得我扔到地下。生命要敬畏，当然这不是说不能吃鸡。可现在就动不动死人，文革刚结束，一个宿舍里发生杀人案，而且把人给肢解了，我特别震撼，不可思议。兽性大发、人性泯灭是很可怕的事。说到教育，从教育上寻找原因就是竺可桢所说的，容易造成社会道德和政治风气的败坏。而且现在领导人哪个不是名牌大学？哪个不是研究生学历？但他们的道德呢？就连我们的教授都有那么多丑闻，比如到天上人间，到歌厅、舞厅。若竺可桢在世，不知道他该怎么想。
竺可桢还说，“学校不应该是一个工厂，大学的目的不在乎学生能够赚到面包，而在于使他吃起面包来有滋有味。”这个观点和梅贻琦“要懂得生活情趣”是一个道理。面对学生们上大学找工作的想法，现在读工科找工作容易，家长们砸锅卖铁、负债累累送孩子上大学就是为了让孩子找到好工作，有出路。可竺可桢当年就告诫大家：千万不要有当大官、赚大钱的想法，假如你上大学还有这种想法，那么你毕业以后很可能变成贪官污吏。比照当年这些大学校长对学生的谆谆教诲，想想现在的大学校长和教授，我记得前些时间有一个大学教授居然对学生说“你毕业以后赚不到上千万块钱，就不要来见我。”我觉得这个家伙用这样的观点就是诱人入罪，教他的学生们犯罪。
为了进一步认识通才教育和专才教育的区别，不妨看看爱因斯坦的论述，他说“仅仅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有用的机器，但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现在讲和谐社会，把人变成工具、机器，社会怎么和谐？假如学生对人的价值不能有所理解的话，那么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更像一只受过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假如仅仅是读理工科（这已经成了事实），但千万不要沦为人家的工具，因为人这一生来到这个社会不容易，要精彩活出自己的个性来，千万不要沦为工具。除此以外，那些大学校长都是这样，比如胡适在上海当中国公学校长时，为了推行通才教育就兼任文理学院的院长，而且他亲自教学自然科学、数理系的课。当年他有一个女学生叫吴健雄，她的成就之一就是为杨振宁、李振道的理论做了实验证明。当时吴健雄在胡适的感召下选了作文课，因为她的作文很好，胡适给她100分。我当过语文老师没有给作文打过一百分，因为文章是见仁见智的，但为了鼓励这个学生，胡适给她一百分。这个事情对吴健雄影响很大，后来胡适成为她津津乐道的话题。吴健雄当年回台湾胡适一方面很高兴，另一方面呼吁言论自由，在激动之下突然倒地去世。
“学校不应该是一个工厂，大学的目的不在乎学生能够赚到面包，而在于使他吃起面包来有滋有味。”
大家有兴趣的话看看冯友兰先生为西南联大写的纪念碑碑文就可以明白。现在回顾民国教育，回顾民国大学其实是反思当代教育。
在这里我补充一下，1910年北京大学当年被叫做官僚养成所，那时候北京大学还不行。蔡元培1916年入驻北大后中国教育才走上飞速发展之路。为了方便比较，我们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算起，到1949年有30年，这30年是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时代。相比之下，从1949年到现在已经60多年，是民国两倍的时间，但大师有多少？是否培养出一些值得骄傲的大师？用“钱学森之问”就能回答这个问题。当年胡适让钱学森回来他没有回来，胡适当年为他申请原子能的实验基金，还专门写信给白崇禧计划请他回来。但钱学森没有回来。我想钱学森之所以有那样的“临终一问”，一方面表达了自己的悔恨，另一方面也是对一个时代的控诉。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的道理？
为什么我要讲这是历史的绝唱？我对中国的未来非常悲观，我这本书很多媒体找我，问我对中国教育未来有什么看法，我说我很失望，看不到前途。因为这和政治改革不一样，政治体制也许是一夜之间的事，今天晚上睡着，明天四人帮垮台，全国老百姓欢呼。可教育问题导致这么多年的内伤和祸害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补起来的。现在大学校长和教师都是文革成长起来的，基础没打好，通才教育之所以需要是因为基础要宽广，基础扎实、宽，楼才能盖得高。而你原来没有基础，一些专家学者胡说八道实际反映了他知识的欠缺和认识的欠缺，文革期间连小学都没念完，或者顶多上一个初中，没有接受完整的中等教育、初等教育就直接上岗，一步登天，你说他能好吗？所以人格的熏陶、知识的积累有严重的问题。
西南联大教授合影
我前面说的30年，这个30年中间经过了多少次战争？北洋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国共两党内战，在那样的环境下培养出那样的人才，所以我认为1919—1949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也是大学教育的黄金时代。我当时想把这个题目作为这次演讲的标题。这个黄金时代的形成和领导人、大学校长密切相关，既然如此，那些大学校长有哪些过人之处？在这里我讲四点：
第一，他们关心政治。关心政治和学术在胡适、蒋梦麟眼里是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他们认为不要搞政治，政治太直接，中国政治黑暗就是学术文化不行，要从根本上改变。但政治又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他们，所以胡适虽然把政治作为不感兴趣的东西，但他一生没有离开政治，办报、演讲都讲政治。这方面我觉得胡先骕有一个看法非常精彩，1949年他曾和12个教授合伙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党派，在党派宣言上说“在没有政治民主的情况下，经济平等就会失去基础。在一党专制和少数人的独裁统治下，即使有经济平等那也是赐予的，也是统治者赐予老百姓的。”因为在政治体制不改的情况下，统治者随时随地可以收回对老百姓的恩赐，所以我觉得通过这种组织政党表达政治诉求的做法，在大学校长中是史无前例的。胡先骕这个人很可爱，也很单纯。当年他去其它学校演讲时，就讲“我是世界名人，你们能听我的演讲，算是你们的福气。”这个人直来直去，什么都说。1949年以后，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他自我批判时始终不说“蒋匪”这个词，那时候的知识分子叫“洗澡”，他不愿意说“洗脑”，那很痛苦，要自我检查。胡先骕始终不用“蒋匪”这个词，很多人劝他说一个也没事，他说假如我骂了蒋介石，等于我变节了，我不能变节。可见他的单纯与可爱。
第二，无为而治。那时候的大学校长都是奉行“无为而治”的。胡适对“无为而治”有一个精彩的论述，他第一次见蒋介石在30年代初，他送给蒋介石一本书，送书的目的是想让蒋介石当一个无为而治的领导人。为什么要“无为而治”？“无为而治”是中国古代道家的一种理念。凡是“无为而治”的时代，后面往往是所谓的太平盛世。这是什么样的道理？胡适认为领导人“无为”，被领导就可以“有为”，假如领导人“有为”，被领导者就只能“无为”了。他希望蒋介石用自己的无为、无智、无能来驾驭众人的智慧。胡适认为“无为而治”是中国古代民主思想的一个范例，因此他就讲无为而治。后来他还跟蒋介石讲艾森豪威尔，说艾森豪威尔当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时，每天要见好几个人，各部门领导都来见他。见了几天后艾森豪威尔就说怎么回事，有多少个部门？副校长说有63个部门。艾森豪威尔说，天啊，我当盟军统帅时只管三个人，你让他们找副校长吧。后来更有趣的是，有一次他打高尔夫球，秘书给他送来两份一件，秘书已经给他拟好了：一个同意，一个不同意。他在两个文件上都签了字：随便挑一个吧。胡适讲这样的故事来讲无为而治是多么深刻的道理，一定要发挥众人的智慧。现在的领导人不轻易做一件好事正如不轻易做一件坏事一样，做好事往往是做坏事。我们现在的地方领导人都把为老百姓做好事当做口头禅，其实哪是做好事。今天冯骥才还呼吁要保留城市的古代建筑。他们为什么要拆？不是要把城市变得漂亮而拆，是因为拆了才有钱，不拆没有钱。过去是“大炮一响，黄金万两”，现在是“工程一拆，财源滚滚来”。在这个问题上，梅贻琦、蒋梦麟也很有趣，他们也是“无为而治”。蒋梦麟把北大比作水泊梁山，他把自己比作没用的宋江，宋江是一个无为而治的领导人，笼络那么多的梁山好汉是因为他能够发挥每个人的长处。梅贻琦开会从来不说话，当校长开校务会、教师会很少说话，人们说他是“寡言君子”，他自己说他是“王帽”，京剧里面皇帝出来很少开口，要开口也只是两句程式的话。当年的北大校长都是无为而治的，而“无为而治”正体现了民主精神、民主正义。梅贻琦还有一句话“吾从众”——我跟大家，大家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第三，反对党化教育。国民党夺取政权后，凡是通过战争夺取政权都很糟糕，加上国民党当时向苏联学习，所以奉行一党专制。奉行一党专制就搞党化教育，一党专制是少数人，蒋介石觉得自己很能干，是智慧的独有者、占有者。当年任鸿隽的夫人很厉害，是中国白话小说第一人，也是北大教授，早年的女留学生，成就很高。任鸿隽一直是中国科学社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人，他在30年代在胡适主办的杂志上写过两篇文章抨击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因为30年代初国民党正在推行党化教育），他说“好奇心对受教育的人来说是最重要的。”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没有好奇心，科学没希望》，有了知识上的好奇心才能对各种问题进行独立的研究，研究的结果才能确立你的信仰。但从党的立场来说这是很危险的，因为他们的立场是事先确定的，他们的问题是如何拥护他们的信仰，而不能自由讨论，也不能独立研究，所以不能有知识上的好奇心。你有好奇心是很可怕的，党章规定必须坚决服从党的什么什么。所以君子不党，要想成为独立的个人，千万不要加入那些东西。
他说党的观念这种情形恰恰和17世纪初年欧洲宗教专制思想相类似，所以他断言：“有了‘党化’必定没有‘教育’，有了‘教育’一定要除去‘党化’。说到这儿，我给大家讲一下，很多年轻人不知道当年学校校长不是官，学校是独立的，没有纳入行政体系，不像现在的校长都是行政级别，名片有“省部级的大学校长”、“厅局级的大学校长”，这多无聊、多可悲、多可耻！再一个是当年为了保证大学教育独立，学校没有党派进去，没有单位。党的势力进不了学校，若一个教授入党，是被人所不耻的，因为你入了党就没有独立人格，这样怎么教学生？怎么为人师表？你本来就成了一个小人，不可能人师表。
第四，体育精神。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话题，伦敦奥运会刚过。当年大学校长认为在大学里面开展体育运动，不光是强身健体、夺取奖牌，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健全的人格，他们认为“第一”只有一个，若不参与第一就不算第一。而参加体育比赛，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独立人格。假如因为你已经知道自己的情况得不到第一，今天这个借口，明天那个借口，还要作秀，那就是对体育精神的背叛，那是可耻的。所以在奥运会前夕我就说刘翔肯定跑不下来，结果不幸被我言中。不过外国人很好哄，这是因为外国人的思维是直的，不像中国人的思维拐来拐去。1948年初胡适听说李宗仁要参加副总统竞选，就把当年中国公学运动会校歌歌词第一段写信给李宗仁寄去，在信中鼓励对方“胜固可喜，败亦欣然，第一虽只有一个，还要大家加入赛跑，那个第一才是第一。”由此可见把体育和为国争光、民族振兴联系起来，其实只能造就输不起的所谓英雄，也是对老百姓的欺骗。体育比赛只有输得起才能有一个健康的人格，所以体育绝对不只是“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多浅薄和可怜啊？可这个口号于我也喊了几十年。
在我看来大学校长的可圈可点之处一言难尽，比如张伯苓用一己把南开变成一个和清华、北大变成并驾齐驱的一流学校。南开是私立的，清华、北大是公办的，抗战前成立西南联大，一开始是一个私塾发展起来的，太了不起了。所以司徒雷登把他誉为“中国私立大学的开拓者”，但只有开拓，没有后续，现在的私立大学多可怜，不入流。它是世界一流，当时中国的大学确实是世界一流，大学校长、教授也是世界一流，和国外大学教授没什么两样，现在中国要搞世界一流还很早。
另外，罗家伦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才三十几岁，但他通过对清华大学的治理，能够把清华大学办成国立大学。罗家伦入住清华大学以后，后来学校有个民谚“教师是神仙，学生是老虎，职员是狗”，这个“狗”不是侮辱性的，他们觉得当时的职员低。现在的职员了不得，你敢得罪学校的一般职员吗？前些年山西大学某个老师已经当了教授，宁可放弃教授要当一个副处长，现在的教授反而是狗。罗家伦还办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图书馆，当时是软木地板，上下是玻璃各层，资中筠等人写文章都回忆过这个事，那个地方太神圣了，因为想把学生从宿舍引到图书馆。潘光旦之所以是通才，是因为在留学时期泡图书馆，有了通才的基础后干什么都行。所以潘光旦说他搞社会学研究行，民主学研究也行。正因为如此我才用“时代的丰碑，历史的绝唱”来形容他们。
清华大学九十周年时我就写了《罗家伦与清华大学的图书馆》，后来我想真的看看清华大学图书馆的软木地板。结果去了以后，人家说得单位介绍。我在北京怎么能拿到山西社科院的单位介绍？把我气坏了。后来他们图书馆要收我这个文章，我跟他们发牢骚：你们还好意思收我的文章，我到你们那儿都不让我进去。他们说不好意思，老师您再来吧。后来这个软木被拆了，被扔了。软木地板还漂亮、高档，但他们为了拿钱、拿回扣，都扔了，什么都不要到了这个地步，无耻到这地步，简直是祸害。
我就讲到这里，我没有涉及到的地方希望大家多提意见。
网友提问互动
网友1：智老师您好，我是山西人，在上大学时讨论阎锡山治下的山西评价比较高，最近刚好看了腾讯历史频道的一篇文章说《阎锡山治下之教育奇迹》。有一个对比数据，在阎锡山治下，山西教育入学儿童是70%，排名第二的江苏只有20%。在民国年代，比如广东军阀陈炯明、广西军阀、东北军阀张作霖都很重视教育，并且教育发展得不错。我想问您，是不是像陈炯明这种联省自治的体制下国家教育才会有出路？
智效民：谢谢！先说阎锡山，我对阎锡山有一段研究，但我放弃了，为什么？因为我觉得阎锡山这个人对我没有太大吸引力。在我看来阎锡山当年在北洋时期之所以能把山西搞成模范省，给山西老百姓提供了相对安全、相对稳定的环境和他个人的努力有关系，因为他是一个有理想有能力的人，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当年他搞的规章制度有很多本，比如“六政三事”，他都有独特的说法。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我认为阎锡山的思想有很大局限性，这当然和历史原因有关，因为他属于留日一派。我曾经讲过留日学生去了日本后学了皮毛，而日本是学欧美的，日本学欧美已经丢了不少东西，你再到日本学，时间又很短，好多留学生就住了一下中国人开办的语言学校就跑回来了，鲁迅当时在仙台的一个学校。那时候的所谓留日学生都没学到真东西，用唐僧取经作比方的话最好到西天取经，而且要走到底。中国近代留学生有留学运动：一个是洋务运动派出去的，最后彻底失败。后来是留日学生，再后来又有辛亥革命以后留法的勤工俭学的学生，都是因为经济问题出去的。当时之所以去日本，是因为路近费省，更可悲的是，留法学生被苏联劫取了，这个问题是一个大问题，我特别想研究中国和苏联的关系问题。最好的、能够取回真经来的就是庚款留学生，阎锡山对西方民主制度没有真正的体会和了解，他想弄那些，但最后还是想通过独裁专制的手段推动社会进步，这个路是走不通的。
至于陈炯明我没有仔细研究，但我认为“联省自治”制度是有道理的，只不过后来被孙中山、被当时的革命风暴、国内外环境干扰、影响。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找胡适在《鲁尼周报》发表的文章，他们是支持陈炯明的，当年自由知识分子也主张中国要搞“联省自治”，这是一个很好的道路。可独裁者总想把自己的的疆域弄得很大，最想政绩有多好，其实还是自治，地方自治。另外阎锡山当时也为了搞地方自治有很多设计，但那个设计用胡适的话说应该让老百姓游泳时学游泳。民主制度没有现成的、完美的，凡是说这个制度是完美的，那是骗人的。真正好的制度是尝试着一步一步完善它，现在选举会打架，但总比开枪镇压老百姓要好。
网友2：智老师您好，想请教您两个问题：第一，您如何看待现在的学前教育和大学中的少年班。第二个问题，罗崇敏在云南搞的教育尝试，您有关注的话能否说一下。
智效民：第二个问题我没有关注，可能是老了，觉得电脑辐射对我特别厉害，在网上上网的时间比较少。我回答您的第一个问题，这两件所谓的新事物，特别是少年班用一个成语可以概括——“拔苗助长”。孩子的成长不要说到小学，就算是到中学、大学都应该以玩为主，就是玩。大家想想真正对人类有贡献的东西不都是玩出来的吗？比如电脑、灯泡等所有一切，都是按照自己的兴趣玩出来的。现在的家长和整个社会有一种急功近利的思想被所谓的“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忽悠，认为我的孩子一定要出人头地。但出人头地又怎么样？我认识一个人的孩子是“伤仲永”。他的孩子从小学拼音、识字，后来考到北大，留学。可最后不知道什么原因半途而废回来了。这种事太多。当年科大少年班的一个学生，后来恨到不能提这个事。我记得有一次记者采访他提这个事，一提他就恨透了。
搞学前教育和少年班是大人的想法，为什么不考虑孩子的感受？我们只是年龄上不一样，家长只是对他有监护权，他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可中国家长总把孩子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而且还有竞争。在这本书中我讲到所谓竞争是把达尔文学说浓缩化，以为人类社会是竞争的，弱肉强食。其实人是有理智的、有理性的，好的制度尽量避免恶性竞争。什么是输在起跑线上？你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就行了，至于你有多大的成就，对人类社会有多大的贡献是另外一回事，只有做好一个最普通的人才能谈得上其它。如果连做人都做不好，其它只能是胡说，只能是不可思议的。这是我对少年班的看法。后来少年班也无疾而终。
当年他们办少年班就是急功近利，就是为了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这和当年留美幼童是一个道理，清朝政府为了急功近利，挑选了一些优秀孩子送到美国去。还有当年为了足球打翻身仗，也挑选一些孩子到南美去，结果中国足球越来越坏，越来越黑。现在怎么样了？如果我是家长，学前班不让孩子上，凭什么让他上学前班？学校载得我们没办法，童话大王郑渊洁没有让孩子上学前班，结果他的孩子很好，当然这是个案，也不可能都像他。但大家不要迷信所谓的教育，我的好朋友谢泳说过一句话“自由是最好的教育”，什么也别管，相信自己的孩子是好样的，因为有你这样的好家长。假如家长做不好，孩子可能会走上歧路，所以首先自己做好，每一代人把自己做好，那下一代不会太坏。
网友3：您好，我有两个问题：第一，去年深圳办了一所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是朱清时，但这个学校到现在为止遇到了一些阻力，因为倡导一些不参加高考的学生，然后选拔学生。我的问题是这种学校是在作秀吗？在现在的体制下怎么生存？它对于我们现在的现实意义是什么？如果只是一种很美好的东西，离我们非常远的东西，对大部分学生有什么意义？它只能少数人的一些梦幻罢了。第二个问题，在座各位都是一个被选择的一代，我们之所以要一直追求升学率，一直要参加高考，一直要上大学，是因为如果我们不走这条路，连最基本的面包都吃不起，大部分人都挣扎在住房和工作的基本生存线的阶段，何谈有滋有味的吃面包？我们知道教育体制不好，也很羡慕民国时期有那样的教育氛围，但今天在座各位有多少人有那种魄力像郑渊洁一样让孩子不去上学自己去培养？我们没有这样的魄力，也不敢保证教育自己的孩子或者用别的模式教育自己以后的后代会过上什么样的生活，作为一个受教育者我们应该何去何从？我们是一个被选择的一代。
智效民：先说第一个问题，关于南方科技大学，朱清时是我非常钦佩的一位学者，他们有胆量做这样的事很可贵，胡适说“自古成功在尝试”，他们能够在这种情况下做这样的事情是值得钦佩的。而您的担心也是我的担心，我觉得在现在这样的体制下，他们肯定非常艰难，而且很可能失败。尝试不可能一次性成功，我觉得它的意义仅仅是给大家指出了一个方向，除了官办的统一考试、统一招生以外，还有另外的途径。这是刚才说的私立大学、民办大学，“民办”、“私立”这个名词在上层一直争论着，我不知道他们的猫腻儿在哪儿，就不让叫“私立”，我觉得很蹊跷。我对他们办的学校也不看好，但愿他们不要有意外，一旦有意外就失败，因为他们的基础太弱。
第二个问题，关于个人，每个人在这个社会上确实很难，当年号召“知识改变命运”，我曾想写一篇文章质疑，我对这个口号很反感，什么叫“知识改变命运”？这是很势力的一句话，我学好了，考好了，就能从农村奔出来了，但为什么农村和城市的差距这么大？当年山西农村的村子很好，普通老百姓的房子很好，我插队下过乡，1964年去时很多三、四层楼被拆了，上面还有城墙的垛口（当时的技术），我想这是地主吧？（当时阶级观念很强）老百姓跟我说是中农，不是地主。普通人家很好，为什么现在成了这个样子？都在骗人，整个谎言编织得很完整，现在通过早年的剪刀差、城乡两极分化闹到这个份上。当年土改给老百姓的承诺是什么？后来兑现了吗？而且利用土改来整人，是个恐怖组织，必须让你吓破胆跟着他走，目的是这样。很多老革命觉悟了也不敢说，因为一说身家性命就完蛋了。有些胆大的人也是退休以后才说，没退休以前不能说，连抱怨都没有。我们现在这个两极分化很厉害，而个人在这种情况下很可悲：考上大学最后出来了，工作找不到，房子住不起，看病看不起。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快，钱到哪儿去了？就是林彪那句话“国富民穷”，国家富得流油，把钱给人家，自己老百姓穷得叮当响。我不明白边远山区怎么会苦到那个份上，当年红军路过时人家也是支持他们的，现在那些地方比当年还要苦很多倍。陕北是很苦的，陕北刘子干从地主家抢到的白羊，我一个同事的亲戚的长辈当年是给人家管财政，说200多头驴满满的驼着白羊，陕北红军富到这个程度。以为西北很穷，其实非常富有。现在穷到那个份儿上，是怎么回事？对此要想一想。
而我们没有更多的能力，首先保持自己人格的独立，然后要学习，不要放弃学问，总有一天会有用，找一个感兴趣的东西用它。当时我什么不懂，什么不知道，后来为什么做这个？是因为我当过老师，但没上过大学，可找到了兴趣所在。各位不要把做学问看得多么深，只要你下功夫，什么事也能做成。现在不要想得太远，基本足够就行了。有时候我想那些人弄了那么多钱，怎么花？有那么多聚集那么多钱最后都不知道到哪儿去了。在我们单位我的工资很低，但我觉得活得质量高，有点钱就花，不攒钱。把今天过好，明天是怎么回事不知道，享受每一天。
网友4：老师您好，您刚开始讲的问题里有一点不是太明白，说民国教育主张推行通才教育，现在我们所理解的西方教育是以孩子哪方面长加强哪方面的教育，我们是哪方面短补哪方面，比如小学生、中学生哪方面的课程太差，并不是喜欢那方面而去加强这方面的教育，这和通才教育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智效民：通才教育和您所说的具体每个人是两回事，第一，学校要给学生提供通才教育，提供通才教育的目的是让每个学生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兴趣点。所谓通才教育是各科都开，文、史、哲、地包括自然科学都开，学生在其中找。当年梅贻琦第一年告诉学生不分科，是让你找自己的兴趣，第二年再分，比如我喜欢研究经济，喜欢历史，我想当律师研究法学，这是通才教育的真谛。
具体到每个人，是通过接受教育，再被接受教育的过程中逐渐找到你适合在哪方面发展，因为人和人的个体差异很大，一个人也许喜欢这样，但也许喜欢那样，有的爱吃甜的，有的爱吃酸的，有的爱吃辣的，在知识、学问的追求也是如此，只有一个人在接受教育过程中找到最适合的一点才可能有长足的发展，他的人生才能比较完整、完美，才能取得比较大的成绩。西方就是这样，提倡教育按学生的兴趣来。中国因为是应试教育，要求你是一个完整的人，各方面都行，数理化好语文不行就补语文，找一个写作老师教你写作。如果语文还行数学太差，就找数学老师补。补短板，不得已而为之，我觉得大家不要怕偏科，越偏越好，越偏越是奇才。沈从文是一个偏才，还有钱伟长，钱伟长当年考清华时文科第一，数学是零分，但当年的清华有这个肚量，一看他是偏才，就把收进来，钱伟长是文学院的，但在上大学期间对物理感兴趣，学了物理，最后在理科方面得到很好的发展，这是典型的事例。尺有所长寸有所短，这不可怕。
网友5：现在的大学统一招生制度很多人反对，但也有辩护者说如果取消了，腐败会大面积的发生，民国时期是如何防范腐败的？
智效民：这个话题我本来想说的，有人说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是不得已的，至少在这方面是公平的，为它的合理性辩护，有它的道理，现在找不到更好的方法。但我觉得一考定终生的弊端太大了，有些人正好在考试时发挥不好，本来是选拔人才，但因为教育资源有限才这样，可选拔人才把好的滤去了，坏的选上了。民国年间考试制度据我了解没有统一考试，很多学生今天考北大，过几天考清华，再过段时间考南开，可以在同一年参加好几个学校的招生、考试。可能有人会想，如果好几个学校都录取，岂不是给他们学校找麻烦？他们本来要录你，你却不来了。但当时的大学有备选。另外是当时的考试，老师、考官的权力很大，很多考试是按照老师的偏好、喜爱来决定生源的录取，所以教师在考试中、在学校中发挥的作用是决定性的。
怎么防止腐败？两个时代没有可比性，因为那个时代“你还是受过教育的人”，在人际发生纠纷时，假如你是读过书的，受过教育的人，你要打架还是怎样，人家是要质疑的。我记得小时候脏话是说不出口的。至于老师徇私舞弊，关照自己的亲朋好友，这个事情好像就不存在，不是问题，据我了解没有防范的做法，不需要。假如你真的那样，也是自食其果。那个时代的人，受教育本来就是提高道德，受的教育越高，道德水准就应该越高。所以很难想象那个时代者的道德境界、自律的程度是什么样的。而道德败坏、说假话、弄虚作假、任人唯亲这种风气是1949年后或者1949年以前在少数地区才有，在正常的社会里是没有的。比如中国人弄虚作假，在那里作秀，西方人不懂得，所以就没有这个概念，拐好几个弯才想到这个。我曾经见储安平写的文章介绍过英国人，英国工业革命，很多很发达，但一根筋，东南西北不知道，若英国人到北京问路，你说两个弯他们就糊涂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越是单纯的人越是真实的人，那个时代是比较简单的。简单的反而是真实的。
网友6：老师您好！我想问您两个问题，首先在问第一个问题之前，先说一点我的感受，我正好是在基础教育的一线工作者，在中学任教，教数学。听您讲注入式教学和启发式教学我特别感同身受，现在一线的数学教育在初中稍微好一点，高中基本是一言堂，教育提倡我们要启发式教学，要让孩子们多活动，以他们为主体，但给的课时以及各方面的情况不允许我们这么做，如果启发式多，课时无法完成。前段时间我在班里做了一个数学活动课，我发现原来学生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特别惊人，比我预想好得太多，中国孩子在想象力和创造力很厉害，但因为我们的教育方式慢慢把他们给扼杀了，身为一线老师我特别痛心。在我第二年工作时，数学基础教育国家做得这么好，但在全球得高端奖项却没有中国人，这是一个很大的讽刺。你说注入式教学和启发式教学，以您的多年研究经历和您个人的阅历、见解，您认为中国注入式教育有希望改变吗？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您怎么看现在学校的德育工作的现状，我想听听您的见解，谢谢！
智效民：我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在一个缺德的时代才提倡所谓德性、德育，这是我对你第二个问题的简单回答。至于第一个问题，大家都知道很多中国学生出去以后，在国外学校里和外国同学比起来他们的成绩是很好的，远远超出他的同学。但为什么真正的发明创造就没有中国人？这是中国教育的最大问题，中国教育就是灌输、填鸭式，而且训练很厉害，人的能力想象不到，可在训练的同时就把他自己的创造性扼杀了，而且让他不知道自己有这种能力。如果每个人不受这个教育会很好，教育一天就是一天的伤害，受的教育时间越长，受的伤害就越深，能力就越差，天赋就就丢失得越多。西方教育尊重个体和天赋，知道在人的成长过程中，遇到的负能量太多，不断有负能量给他施加压力。所以最理想的就是刚出生的孩子，他的天赋最高，但随着他的成长，因为没有最理想环境，比如他摔一跤包括遭受的不正确的教育都有影响。所以成年人应该用最大的能力呵护年轻人的天赋。具体到你的工作，理想的话，宁肯让教务处扣你的奖金也要保护这个孩子的天赋，这代人应该有这种想法，这个民族才会有那么一点希望。
网友7：老师您好，您刚才说过民国时期的大学校长，我个人觉得既有人格魅力，也有独立人格，中华民族一直以温良恭俭为特征的民族，那当年李大钊传播比较激进、狂热的思想是怎样为老百姓所接受的？假如只有独立人格的人当大学校长的话，那在当时的学者当中这种思潮是否为大多数学生们所接受的，如果说是一个坏的制度导致坏的文化，那这种坏的制度是人制造出来的，这些人为何会制造出这种坏的制度，这种文化为何在大中华文化土地上扎根？
智效民：我本来不想说这个事，但又不得不说，在这里我简单说说。中国20世纪的命运有一个大的转折，这个转折起源于五四时期。胡适把五四运动当做启蒙运动，我们的启蒙和西方启蒙是一个层次，我们启蒙以后才能走向征途。但可悲的是，我们在启蒙时世界形势发生了大变化，近邻爆发十月革命，后西方要组织力量破灭它。而俄国为了避免西方特别是为了避免日本，所以在中国找代理人，把中国当做俄国和日本中间的一个屏障，当年就马上派人来中国寻找代理人。我最近写过李大钊之死的前前后后，在湖南一家报纸上发表，读报的审评员提出意见，我的意思是李大钊的死很不干净。结果他说这个事实不能说。凭什么不能说，凭什么不能让老百姓知道？他们当时跑到北京来找到两个人：一个是陈独秀，一个是李大钊。这两个人都是行为不检点的人，陈独秀因为个人行为不检点最后跑到上海，李大钊因为家庭问题、自己的问题等。而在20年代初，李大钊经常跑到洛阳、郑州找吴佩孚，目的是奉组织命令拉拢吴佩孚，但吴佩孚没有上钩。最后张作霖来了，查抄了俄国大使馆，把他从俄国大使馆抓出来最后枪毙了。李大钊实际上是苏俄的代理人，在中国扮演的是这样的角色。从这里可以看出独立的人格是多么重要。因为苏俄给他们很多钱。
网友8：您好，我今天对您讲的有自己的一个问题，您今天讲的最主要是说民国时期的大学教育状况，我想说在民国时期大学教育可能对当时中国的大部分人特别是农民可能是陌生的，因为那时候一部分人去留学，一部分农民还在生存状况下挣扎，到目前为止，国内比较好的清华和北大来自农村的比例逐年下降，更不要奢望去国外接受良好的教育。您在今天的讲座有一个观点，反对“知识改变命运”，理由是这个太势力，那对于今天的农村孩子来说，在农村整个学校无论是小学、中学阶段教育不是很良好的状况下，一部分孩子跟随父母来到城里相应成了农民工子弟，去年农民工子弟小学有一部分已经被取缔，在这种严峻的情形下，我觉得教育成为一种稀缺资源，所以我的问题是，教育能为农村孩子做些什么？
智效民：教育资源本来稀缺，我从公开的报道上看就是鼓励青年人下去支教，当然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但支教背后是因为就业困难，解决不了就业问题。我觉得您有一个判断是有问题的，您说民国时期穷苦人的孩子挣扎在饥饿线上。我一直强调没有可比性，虽然我在民国时不懂事，但后来下乡了解过那个时代的状况，我听老乡们所说的，以及根据我对土改的研究，当年农村里有你说的那种情况，但那是什么样的人？一种是有疾病的，二是有天灾人祸的，三是懒汉二流子（西方也有，就不愿意干活，愿意乞讨，愿意在地铁里面向人们要点），你给他一个你觉得很好的工作，但他干两天就跑了，你让到福利院等地地方，他还是不适应，这是人的天性。
换句话说一个相对好点的社会，使普通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的，而据我所知民国民间是很好的，否则山西没有那么多大院。现在这个时代是以牺牲农民的利益来发展城市，北京现在这么大，但前些天我跑到承德，从北面回来，北京和河北交界的地方，一个村子在河北，一个村子在北京，自然条件一模一样，但行政区域不一样，生活水平差距就很大，北京村子的收入一个月能拿1000—2000块钱的收入，而属于河北区域的村子连500块钱都没有，那个贫穷是人为的。只要一个制度比较合理，相对合理，会照顾到方方面面不会那么贫困。若让河北自治，北京不要通过掠夺其它地区发展北京，中央不给北京优惠政策，大家都一样，城乡差别会小得多。现在大家都往北京涌入，北京公交才4毛钱，在河北要1.5元，北京把资源拿过来、掠夺过来，至少北京的空气好吧，山西污染得一塌糊涂，到现在太原没有一条地铁，山西贡献很大，煤弄到全国各地，炉渣却留在本地，污染留给本地，凭什么？假如地方自治哪有这个事？凭什么给你？可现在是，我的是你的，你的还是你的。当年为了和香港比，倾全国之力发展深圳，大家孔雀东南飞往深圳跑，这是人为的，而这也很荒唐。所以我觉得立足高，眼界开阔，问题小点就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