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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就不停地要求父亲讲童话故事。大多数时候他总是很疲倦，因为他是个电力工程师，每天得工作十小时。我们的邻居也常请他修电子烤炉、冰箱或吸尘器。他留给我的时间很少很少。有一天，他拿出一张纸开始静静地写，我则在他身边静静地看着。
“这是什么，爸爸？”我问。
“这是保加利亚文字，我的女儿。”他回答。
“那你为什么写这个呀？”我失望地问道，“你答应给我讲童话故事的，爸爸，我不要写这些文字。我要听美丽公主的故事。你为什么写这个呀？”
他慢慢地露出笑脸，他的笑容就像春天一样温暖明亮。
“因为保加利亚文字能知道世界上所有的童话故事，我的小宝贝。”他说。我相信爸爸说的，他从不骗我。
“那就教我学字母吧，爸爸！”我叫起来。那时候我才三岁。
四岁的时候我能看懂很短的单词了，并开始自己编造一些长句。母亲是数学家和经济学家，对此她很生气，但父亲大大的温暖的笑容鼓励着我继续胡编。只要童话故事里有一个喜欢的字，我就围绕着这个字编个故事。当听到别人说了一句我特别喜欢的句子，我就再编个讲这话人的故事。
“你长大要做个诚实的人。不要总胡编乱造的。”母亲说，“我们家讨厌撒谎。”
“这不是撒谎，”父亲对母亲说，“她刚才只是在讲故事，有些故事还挺美的。”
“我女儿一定要做个医生，能救人性命的医生，”母亲反对道，“我们这么辛苦工作赚钱就是为她能接受教育。编故事不能带给她任何好处。”
“你错啦，”父亲反驳道，“故事能让人类生活更美好，这可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上的。”
二十五岁时，我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与孤独抗争的故事》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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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去学医，但准备了化学和生物的考试。在我成了一个保加利亚语和英语专业的学生时，母亲非常的失望。父亲则万分激动，在酒吧他要了最好的白兰地来招待他所有的朋友——他为他唯一的女儿能学习这个能讲述世界上所有童话故事的保加利亚语而自豪。
在我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出版后，父亲说：“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现在我知道我女儿能听到别人无法听到的故事了。我一直都想提笔写写，宝贝，我经常有这个念头。但我必须要努力工作，帮助别人，才能学着听故事，帮着疗伤。宝贝，记住我教你的保加利亚文字，用你的故事让你的读者在读完你的作品后变得更强壮、更好。”
“垃圾！”母亲说，“学英语，这么努力地学，整天地学，就像没有书，不搞翻译就不能活似的。那好，将来你皮夹里一定得有钱，等我老了，好照顾我。你的小说什么都带不来，也不能让桌上多点面包。”
在我的短篇集获得一个小奖项后，母亲又说：“我怎么告诉你的，写作没什么好处。如果你的作品很好，就应该赢个大奖来，我们也可以买个大点的电视机。”
“你写得很好，宝贝，”爸爸说，“这些故事都是讲述我们村庄的故事，还有那条我教你游泳的斯图马河。它们能告诉世上所有的人在保加利亚还有这么一条美丽的河。”
“谁会关心那条河，”母亲说，“世上比斯图马河又大又漂亮的河多得很呢。”
“是的，”爸爸附和道，“但我是在斯图马河上遇到你的，心肝。”
第一次，母亲不再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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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很高兴我生了个儿子。现在儿子也长大成人，做了医生。
儿子也爱能讲尽世间所有故事的保加利亚文字，但他也是母亲最宠爱的孙子。在他还在蹒跚学步、牙牙学语时，母亲就灌输给他要做个医生的思想。两年前儿子从德国的医学院毕业，那是我母亲最幸福的时刻。她招待她所有的朋友和亲戚喝白兰地，整个街道都酒气冲天，而且整整一星期都能听到她的歌声。我儿子也写短篇小说。每次只要母亲发现他也在写，她就哭哭啼啼，过来和我说：“请让他不要再写了。不要让他像你那样。你总是一刻不停地写，浪费生命。不要让他毁了自己。”
“那些观点都是错误的，”父亲说，“我们的女儿从不孤独，故事陪着她呢，她的寿命可要比我们长十倍，她小说中的人物和她一起活着。”
2012年父亲去世，我知道母亲会很孤独，她非常依赖父亲这么个好男人。父亲有时候会没钱买面包，但他知道该把什么样的花在即将开放之前放到我们的桌上，他懂所有电灯泡、老式的烤炉或是厨房里的旧式橱柜的修理。这些甚至是我毕业于医学院的大儿子都无法搭上手的。父亲常在晚上打电话给我：“给我读一篇你的小说，宝贝。”我照他的话做了，他说：“记住，如果这个故事不能让你更坚强，不能帮助你忍受疼痛，这样的作品就没有意义了。”
有一晚，母亲告诉我：“我读了篇你的小说给他听。文章里到处都是胡编的，是的，满篇都是。但都是些善意的谎言，就像圣诞老人那样。我们都知道他不存在，但又都喜欢听他的故事。”
“你错了，心肝，”父亲说，“这些故事真的可以缓解疼痛。”
在我写小说时，常常想象父亲会在那儿听。我能肯定，他一定在寻找能舒缓疼痛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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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离去是我与长长的2012年交会的最初。之后在我普尼克的家乡发生了一场大地震。我做医生的大儿子从德国赶回来做志愿者帮助那些受伤的人；母亲把她去年夏天储存的罐头水果分给那些还没有食物的人们；我还在读经济专业的女儿和灾民一起清除断瓦残壁；我丈夫，作为一个机械工程师，连续两星期在遭毁坏的修理厂帮忙并分文不取；我的小儿子，一个软件研发者，买来计算机送给邻近的小学。
我想他们做的那些还远远不够。我想保加利亚的每个公民都须团结起来以消除地震所带来的一系列不良后果。我到电视台呼吁寻求帮助。我明白这突如其来的地震危机在迅速扩散，人类自身很难再提供什么，我们已做得很好了。
我们这个社区的妇女收集衣服、鞋子、毯子和书籍给学生们，我们将这些东西堆放在学校的体操房里。 第二天晚上，有人砸坏体操房的大门，偷走了一切——我们仔细洗涤过的旧衣服、擦拭过的皮鞋、熨烫过的毯子。唯一留下的是书本。小偷们对文学不感兴趣，他们才不关心保加利亚语文字能讲述世界上所有故事的事实。可能他们已经计算过这些偷来的东西能卖多少钱来快速致富。
“现在你明白了吧？我坚持让你做医生的道理，”母亲说，“没人在意这些书。大家现在最关心的是温饱。”
母亲是个固执己见的人，她不关心这书那书的，但她腾出唯一的一间房给一个房屋倒塌了的家庭住。
“他们总得有地方住啊，”母亲说，“我有你和孩子们。”
“你是个作家，我不喜欢作家，”母亲说，“你父亲对事实真相有过说法——但同样一件事有时有不同的真相。偷走体操房里衣服和鞋子的小偷会说，‘我很饿所以搬走了这些东西’。那也是事实。你，还有其他的作家并不明白这点。看在你给我生了孩子们的分上，我原谅你做了作家，你的小说不能帮助无家可归的人，但你可以帮助他们重新修建被毁的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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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独自一人生活、被人遗忘又没法动弹的帕维尔大伯是最艰难的事。大伯家的一面墙倒了，没人想起要去确认一下是否有人。在微弱的呻吟声传来时，我们正在清扫一幢五层楼的公寓。因为屋顶随时都会坍塌，继续清理非常的危险，但我们三个女人继续向传出声音的地方走去。起初还以为是宠物，一条没从房间里逃出来的小狗，然后我们发现了他。
“我儿子在西班牙工作。他和他的家人都在那边，”帕维尔大伯喘着气说，“如果他在这儿，我也不会一个人躺在这里。我儿子是爱我的。”
大伯瘫痪了。
“你儿子不在西班牙，”一个妇女说，“有天我还在超市看见他呢。”
帕维尔大伯一声不吭。
他摆了摆手，一滴泪珠从他满是皱纹的脸上滚落下来。
老人已在他这间狭小的屋里待了五天。他喝的水，吃的干硬的面包都是邻居在地震前给他买来的。
“闭嘴，”母亲对那女人说，“你看见的那人不是帕维尔大伯的儿子，他儿子是在西班牙呢。”
“但……那天就是他儿子呀！”那妇女还嚷道。
“别担心，大伯，”母亲坚定地说，“我们会照顾你的。我们给你干净的衣服。他们都是凡斯拉家族的人。你知道凡斯拉是我已故的丈夫。”
“凡斯拉是我朋友，”帕维尔大伯抽泣道，“我认识他，请告诉我儿子的情况，他还好吗？”
到了晚上母亲对我说，“可能你父亲是对的，有时候比起医生来，语言更能帮助人。”
我不相信地看着她。
“是的，你父亲是对的。斯图马河是世上最美的地方，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摇摇头。
“因为我就是在那河边遇到他的。”
“宝贝，”父亲曾说，“不管有多黑暗悲惨，文字都可以抚慰人。你不需要做了作家后才明白这点，你只需要有颗善良的心。”
母亲是个强硬的人。我从没听她抱怨、哭诉过。
那晚她说：“宝贝，我好想你父亲啊。”
眼泪从她的脸颊上滑落下来，但她很快用拳头擦拭掉了。
这就是我在2012年所有的记忆。
现在我明白了：你生活在这个世纪，可能从洪水或地震的灾害中幸存下来，但最重要的是你能够说你想念一个人—— 一个教会你认识了一种文字的普通人，这种文字能讲尽世上所有的故事。
摘自《文汇报》2012年11月7日
作者简介：
保加利亚女作家兹德拉夫科·伊蒂莫娃于1959年出生，在创作之余亦从事英、法、德语的文学翻译工作。她的短篇小说被30多个国家的文学杂志和文选登载，并在多国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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