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无为而治，恰恰是旧王朝有为过头的结果。P15
儒学的政治内容，归结起来，可以列为三点： （一）天道观念。儒家言天，往往有不同含义。有的时候是指自然之天；而更多时候是指主宰之天。这种主宰并不象基督教的上帝，有一个具体形象。但是它在冥冥之中祸恶福善、安排人世间的一切，它的意志谓之天命。这种人格化了的天带有相当大的神秘性。在这一观念之下，借助于天的权威又竖起了皇帝的权威。 （二）大一统思想。儒家的大一统理论，曾经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成为凝固力。反对和制止了可能出现的分裂倾向。但是，大一统总是维护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它又排斥了一些不应当排斥的东西，并由此而阻碍了社 会的发展。 （三）纲常理论。自两汉以来这就
后有着生产力的要求和经济的动力。 但郑和出使西洋却是宣扬国威，使域外人得以一睹泱泱大国的汉官威仪。如果要说寻找，那么他所寻的不是财富，而是下落不明的建文帝。他的船队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第29页
天朝尊严是一种意识，也是一种体制。著名的广东十三行就是从这里派生出的一种特产。在那个时代，政府不会让对外贸易脱出统制，但为了天朝的体面，政府的官员又不能与夷商往来交际。这种矛盾，不能不借助于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办法来解决。十三行的出现维护了天朝的规制，却遮断了西方商人同中国民间和官方的联系。虽然这种做法常常引起西方人的愤懑，但在冲突没有激化之前，中国的君主和官、绅、商都不会觉察到其中的毛病。 从本质上来说，用虚骄来维护天朝尊严同保守防范的意识总是内在联系在一起的。“夷”与“狄”是蔑视鄙薄之称，但它又包含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惕惕戒惧。因此，天朝人物虽然不屑接触夷商，但又用一连串防范外夷条规，对西方商人的来、往、住、行都作了严格苛细的限制。第35页
由于人口过多，一部分人就不能不游离于社会生产之外，成为游民或者近乎游民，他们是会党势力的主要来源。会党崇尚忠义，虽说是按儒学本意，忠与义分别对应于“五伦”中的君与友二伦，但在会党文化中，忠不过是义的修饰词，它们强调的都是“出门靠朋友”的互济互助。在一个民以食为天的时代里，互济互助首先表现为经济上的有饭同吃。这一点对生计无着的游民有很大的吸引力。第46页
洪亮吉在乾隆末年已经指出“户口既十倍于前”，“游手好闲更数十倍于前。”积数十年之久，加上鸦片战争后南方社会经济的变动，失去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人口无疑会更多。这些人往往为谋生而脱离了乡土，也因此而脱离了宗族庇护。虽说统治阶级称他们为“游惰”，其实他们是社会中最无助和最愤懑的部分，因此也是社会中最易于被均平和互助粘结起来的部分。第71页
过去，我们常常强调西方侵略者对我们不平等，但同时又把中国封建主义以夏傲夷的不平等置于视野之外。这多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论题本身会唤起民族感情。然而，以夏傲夷的不平等，毕竟不同义于反侵略的抗争。西方资本主义的不平等与中国封建主义的不平等之间有着时代的差距，所以，带来了不平等条约的西方人却又向中国要求平等。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一种历史的鞭笞。半是势的压力，半是理的悟通，两者作用之下官场文牍和私人著述中由夷到洋的词汇变换，反映了西人西事在中国的升值。虽然那个时候的人们对此有自愿和不自愿两种感情，但这种变化发生之后已无可逆转。从夷务到洋务再到后来的外交事务，记录了中西交往刺激下中国人世界观念发展的脉络。这个过程是漫长的，每走一步都滞重而且艰难。第102页
自道光后期以来，满清王朝曾在抵御外侮的旗帜下领导过多次民族战争。这是一个对抗和失败交错的过程。多次失败导致了屈服；多次对抗又表现了逼来之势面前的不甘屈服。两者交错，反映出晚清当局者在19世纪后60年民族冲突里的矛盾心态。庚子与辛丑之交是一个转折点。 在西太后身上，民族战争的失败同时又意味着民族抵抗意识的全部丧失。她经历了八国联军之役以后的心理变化，代表了一个王朝的变化。
因此，奴颜和谀态并不是一种个人现象。 “丧心亡耻”刻画了道德自命的士大夫阶层在国难临头时的道德沦丧。但透视道德沦丧，可以看到的则是二千年历史和传统所孕结的精神支柱在分崩离析时产生的无所依傍和茫然自失。这是道德蜕变背后的深层内容。它不仅影响了士大夫群体，而且影响了其他社会阶层。 庚子年间，传统意识支撑下的猛烈排外达到了高峰。在它失败之后，则是传统意识维系的民族心理防线的解体。旧的社会力量作为反帝斗争独立主体的时代已经过了。第213页 没有良善之政治，同样不可能有真正的实业建设。
第336页以白话取代文言，并不仅仅是一场反对文言文的文化运动，而且还是一场深刻的双重意义上的语言革命：一方面改变了传统的书面语，使书面语与口语统一起来，从而克服了传统语言的内在分裂；另一方面重建了全新的文学语言，使文学内容与形式之间获得了内在的和谐与统一。语言的变革并不仅仅是形式的变革，它与思维相联系，因而又是一种思维层次上的变革。以清晰、精确的白话取代言约义丰的的文言，其实质乃是以精确性、严密性为特征的近代思维方式取代带有模糊性特点的传统运思方式。第385页
古已有之的大同思想并不等于近代社会主义。但它画出了一种没有争斗、互爱互助的境界。由这种境界产生的理想主义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也正是这种境界，使那个时候的中国人面对着社会主义思潮因似曾相识而心向往之。 有类似想法，我记得是在读李泽厚的《美学三书》时突然想到的。 第403页
陈旭麓（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读冯契为陈旭麓所作的序。知道有《陈旭麓学术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近代中国社会新陈代谢主要讲1840年－－1919年这80年的时间。中间，友谊、学术、责任……
抄下目录： 序 冯契 第一章 漫长的封建社会 1-21 第二章 东方与西方 21-37 第三章 由盛转衰的清王朝 37-53 第四章 炮口下的震撼 53-66 第五章 天国的悲喜剧 66-88
第六章 十二年之后 88-105
第七章 近代化的一小步 105-125
第八章 城乡社会在演变 125-145
第九章 日本冲来了 145-166
第十章 变与不变的哲学 166-183
第十一章 庚子与辛丑 183-214
第十二章 欧风美雨驰而东 214-230
第十三章 假维新中的真改革 230-257
第十四章 “中等社会” 257-277
第十五章 变革中的两大动力 277-296
第十六章 民变与革命 296-311
第十七章 “揖美追欧，旧帮新造311-344”
第十八章 山重水复 344-376
第十九章 新文化运动 376-401
第二十章 历史的选择 401-416
何以记下目录，原来，有些书就是需要好好研读目录的。目录就是一个总的内容。可以从每一个标题见到作者想要说什么问题。是一种很要紧的资源，在理解上面。
第一章 漫长的封建社会
“中国封建社会的显着特点就在于土地的私有和买卖。”P5
在这里，旭麓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的这种土地特点，导致了土地的不断集中与不断分散。地主集中，兼并农民的土地。而后又是分散的，一方面，是分家析产【牛bb文章网】，另一方面则是王朝更迭……因此可以说土地实际上是动态所有的。在不断的变化中，然而，我认为主要的是趋向集中。
王亚南说中国古典官僚形态有三种“性格”：延续性，包容性，贯彻性。
旭麓先生说，自从有勒民主政治的理想之后，官僚政治就一直成为人们憎恶和抨击的对象。这是理所当然的。他当然氏为勒说明，其实官僚制度亦有其合理性的。但是这个不假思索的“观点”为什么会有？民主政治怎么与官僚政治相比，人们纔有这样的“不假思索”。
可以看到“科举制度”是封建官僚制度依附和发展的重要营养。
“布衣一旦作为了公卿，不但握有政治权力，而且具备特殊身份和地位。尽管政治权利不能世袭了，但身份地位却往往可以成为一种?世泽?而传诸儿孙。”P11
在中国传统的社会中有着较强的世袭观念。这一点，我觉得是一种非常优秀的观念，强调世袭，便有一种延续性，历史感。虽然延续往往不能过三世四世。
保甲和乡镇组织都是封建国家（注：在封建问题上，是否因该考虑称作中世纪？）最基层的政治组织，同时又是社会组织。
“真正的社会组织，在农村，是家庭体系，即所谓的宗法组织。”P13
这里体现了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宗法组织。这是封建社会稳定发展和延续如许久而不衰的一个基石。“基石”乃旭麓先生谓之。
“在城市，行会是主要的组织。……行会的这个特点，使它长期成为城镇封建秩序的主要维护者。”P13
儒学的观念：天道；大一统；纲常伦理。
“上列几个方面，互相连接和支撑，构成了封建社会的整体。要说明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必须综合考察这个整体。执一端论，可能不无理由，但是，真理不会是片面的。” p19
第二章 东方与西方
“在漫长的中世纪里，东方和西方之间的空间实在是太大了。生产力的落后决定了交往方式的落后，而落后的交往方式是无法突破空间限制的。中国人称罗马为犁鞬、大秦，而西方人称中国人为丝国、支那、契丹。互相对视，但又如隔雾看花，一个世纪接着一个世纪，西方人看东方是神秘的东方；东方人看西方是神奇的西方。”P26
“在航海者背后有着生产力的要求和经济的动力。”P29
关于西方与东方15世纪的航海活动，我感到，关键的一点是，西方有一种航海外出的观念，而我们的举动则不足以形成一种航海活动（参与的主体宽度、时间范围长度）。想知道海得尽头是什么？已经了解到海的那边会有更美好的希望……而我们的中世纪显然没有注意到世界上还有什么更美好的地方（人间），这个中世纪的中国没有生存危机感，也没有扩张的概念。
“马戈尼尔说：?吾实未见中国禁止外人在北方各埠贸易之规定明文，其所云云，不过华人欲掩其真正动机而不欲宜诸口者。彼等以为苟不如此，则恐外人之交际频繁，有碍于安谧，而各界人等之服从上命，以维持皇威以不坠，乃中国政府唯一不易之格言。?”P32
商业贸易在中国始终非正道。乾隆顾虑海边防范，只许广州一地与外商来往。统治阶级与商业贸易要求者之间没有交集，中世纪的中国帝王是一个牧羊式的大地主。
“从本质上来说，用虚骄来维护天朝尊严同保守防范的意识总是内在联系在一起的。“夷”与“狄”是蔑视鄙薄之称，但它又包含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惕惕戒惧。”P35
第三章 由盛转衰的清王朝
一、盛世已经过去
“州县有所营求，即有所馈送。往往以缺分之繁简，较贿赂之等差。此岂州县私财？”直以国（奴巾）为 上官既甘其饵，明知之而不能问，且受其挟制，无何如何。间有初任人员，天良未泯，小心畏咎，不肯接受，上官转为说合，懦者千万抑勒，强者百计调停，务使受代而后已。一县如此，各县皆然，一省如此，天下皆然。于是大县有亏空十余万者，一过奏销，横征暴敛，抑新掩旧，小民困于追呼，而莫之或恤。”P40
“南方粮米通过运河北上输供京师本是从明代沿袭下来的成规。它反映了政治重心所在地北方与经济重心所在地南方之间畸形的关系。”P41
1803年运河淤塞触发首次漕运之争。
“人们对长期存在的东西发生疑问并见之奏折，说明现存秩序已经走入向下的行程了。随着世景的今非昔比，他们的议论会获得更多的社会共鸣。讥讽科举制度的《儒林外史》一书在嘉庆朝刻印问世并开始流传，正是一个明证。”P43
二、人口、移民、会党
“前所未有的人口压力直接引出了两个引人注目的社会问题。一是移民。中国农民有安土重迁的传统。但在饥饿的驱使下，他们也常常会背井离乡。这种事情历代多少都有过，但清代尤为显着。二是会党。由于人口过多，一部分人就不能不游离于社会生产之外，成为游民或者近乎游民，他们是会党势力的主要来源。”P46
“会党作为一股盲目的力量，其自发的冲动往往具有很大的破坏性。会党的病态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病态。而当中国社会带着一个秘密会党的王国走向近代的时候，在西方，资产阶级政党已经登上了政治舞台。”P48
三、“洋货”与“洋害”
鸦片：白银外流，又造成银贵铜贱，最厉害的是对中国国民的毒害。
晚清社会状况，引龚自珍一诗“四海变秋气”！
第四章 炮口下的震撼
“林则徐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最先拿起西方这把尺量出了中国的短处。……战争的权威性，在于它把矛盾置于生死存亡之中，并用暴力戳破了一个窟窿，迫使人们去认识自己的对手。”P56
震撼下第一人林则徐，后有魏源，洋务……
“鸦片战争以前，所谓国计民生，以赋税、盐政、漕运、河工为大端，议论风生。多以此诸项为中心。成书于1826年（清道光六年）的《皇朝经世文编》虽然出自魏源之手，而所列茕茕大端 皆未出旧轨。但鸦片战争后，夷务日渐渗入国计民生，成为经世之学的大题目。这种变化的痕迹，清楚地保存在后来众多续作的《皇朝经世文补编》、《后编》、《续编》中。它们表现了传统经世之学在近代的延伸。而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汇最初旧实现于这种延伸之中。”P57
旭麓先生为此论，特作一注，夷务是经世之学近代演变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鸦片战争后，夷务一方面加强了中国对西方的认识，一方面也渗入了中国近代政治的命运。
官、民、夷
“共同的民族意识和感情常常使官与民之间还有相通的一面。”P59
绅士往往是民间抗外的领袖，他们不食君禄，有自己独立的社会地位，生活基础和道德基础。旭麓先生认为绅士这种社会阶层在近代中国一直发生着很大的社会影响。
“《共产党宣言》里说：资本主义的发展，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入文明的漩涡里了。”P61 这个“卷入”二字不知是原文就是如此，还是翻译的妙处。
“这一代中国人是从地理学开始去了解西方的政治、社会、历史的。地理学中寄托了他们经世济国时的苦心，并标示了中国文化近代化的开端。”P65
这一时期，我们与日本还是同步的。旭麓先生说，在当时，对《海国图志》、《灜环志略》这两部醒世之作引起注意的不是中国人而是日本人。并说日本社会因炮声震撼而惊醒，中国社会却因炮声沉寂后又昏昏睡去。
其实在这二十年时间里，中国政府宫廷内部的关系与官僚体系的烂熟这种历史惯性作用致使它20年虚度，而日本在这20年的时间里做了维新的准备，相较而言，中国的社会状况确实比日本复杂。我也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一起承受西方文化的冲击，日本走出的路与中国截然不同？《百年激荡史》中说明了日本首先有了一个明治天皇的优秀领导，他们学习中也有文化冲突下的种种弊端但是，他们又一开始就起步了近代教育（一种教育观念，提升国民素质为基础的教育，这与中国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是迥异的，目的 不同，性质也就不同。）。
我们在这一段时期，国民陷入一种秋气，而又没有学习的希望，这个社会依靠一种惯性在运作，迟迟未见大手笔的活力。即使后来的一系列改革与革命中，也只是一种个别领袖与乌合之众的意志的结合，他
们或太急躁、或太软弱、或目的愚蠢、或行动混乱。没有一个时代经历过这样的动乱，人心惶惶又鲜有希望，抱怨或者忍受。是旧社会旧制度再难拖延，是社会理念陈旧而根深难以拔出？本身如果没有西方出现在中国的近代，中国这一个体制是否还走得下去？思想观念在中国有没有一种民主的先例可以让我们去复兴，一如西方社会的文艺复兴？商业社会的发展有没有可能独立，形成自己的阶级，武装？下一次的王朝更迭，不是地主做主，也不是农民变成地主做主，而是商人阶层统治？
似乎是旧话，定然，无数人都有过我这样的疑问。只是历史何以难以自救，我们还是可以想想的，我所经历的和平时代，我所听闻的革命时代，中国就没有自己的深刻的文学，既是一种民族文化的底蕴又是一种世界人的关怀，难道说我们的文化中没有那种思想的天分？还是思想的环境实在太恶劣了？正是觉得现在不够好，人们生活的猥琐异常，我才时常在历史的角落了，看到现代的影子。时间到底给我们这样的民族什么样的命运，总是灰蒙蒙一片。时而抬头，见到湛蓝的天空时，会觉得千百年来的我们一直这样生活着，不好不坏。
旭麓先生说读史至此，往往使人扼腕久之。陆某不禁想起有贾谊作《过秦论》中哀哀之哀说呵！
第五章 天国的悲喜剧
附注（我还是觉得天国是他们的一种口号，一种理想，所谓太平天国不过就是一群乌合之众的造反，中间多数是谋生无路，无有希望的农民、会党、无路书生……）他们无非要一些饭吃，一些衣穿，一些看别人跟自己一样倒霉的快感。至于对外的反抗，则是一种本能的冲动，爱国热情，是每一块土地上的人都 会有的，我一直感到“爱国”这种东西的诡异，激发的精神上的美感的影响力的巨大，可以模糊个人，政府只有国家观念（一种尖锐的明晰的对立，一个清晰的对立面）而不顾一切。
先生对白莲教、天地会、拜上帝教的思想及目标做了严谨的分析。但是有点我是比较疑问的就是说拜上帝教的教义与农民之间的交集有多大，对农民入教的影响是否那么大？
“当太平天国进入两湖之后，贫苦的农民、船工、小生产者和游民如山洪爆发般地涌入其中。太平天国在寻找他们，他们也在寻找太平天国。金田起义时的2万余众，到攻占武汉，沿江东下，已成为旌旗蔽日，征帆满江的50万大军了（号称百万）”P72
旭麓先生取小标题“洪秀全”的思想，我感到不妥。洪秀全无有思想，有的是一种屡试不中后对孔夫子下面的科举制度的憎恨，至于上帝之说更容易用一种精神失常及冯云山的帮助影响的。至于反清倒是有些模型。
太平天国的叙述繁杂，加之我感到诸多地方叙述不妥，读至三遍，旭麓先生对其巫术性质的理解是十分有趣的，巫术的运用本身就是一种寻找“神力”证明自己“合法”的过程。这与形而上是直接联系的。
“首先，太平天国的反孔，并不是因为儒家思想体系是封建制的精神支柱。站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它还是不可能产生这样的眼光，它与孔夫子所争夺的，是以上帝为唯一的神圣地位。”P78
这里我感到，洪秀全的反孔的目的不见得是先生所言的为了确保皇上帝的唯一权威，更近常理的解释是他认为自己在科举中不能中试做官的原因是孔老先生给定的教材范围太可恶，自己怎么都考不好。这种反孔的行为除了表现出一种对统治思想的蔑视外还有就只剩下病态的发泄意义。
至于太平军先后对四书五经及孔子的态度不一，那是可以用解释的，当洪秀全获得了一个小王国的“统治地位”时，他就需要一种思想来统治，在没有理论可以依循的时候，他那些在拜上帝思想以前的意识也就名正言顺的成为了统治的依据。正如旭麓先生所说的“当他自觉的反孔的时候，又会不自觉地被孔学牵引。” “随着造反者锐气的消退，是统治者惰气的增长。造反可以不要儒学，统治却终究以儒学更为应手。于是三纲五常都在不知不觉中回到了天朝。”P79
在我看来，首先，拜上帝教义是不足以作为一种统治思想和制度成为太平军的“建国理念”；第二，生活在实实在在的封建社会的洪秀全，实际上的思想觉悟并不高，并且引领的不过是一些农民军，他们怎么
可能获得儒学思想统治以外的别的思想呢？所以说“更为应手”是不对的，只能说是惟有儒学才能用作统治思想。
太平军的失败
北伐的四个字：偏师孤军。
“小农向往平等，但又常常造成不平等。”P83
天京的一整套规矩制度比较清王朝更有甚者。这种农民起义为什么往往造成更野蛮更不可理喻的统治呢？
“从某种意义上说，后期太平天国同满清政府的对抗。两者对比，洪秀全似乎更具有理想主义色彩，但是他的理想在现世中只是一种异端。曾国藩则更懂得中国社会，并因此而能够代表传统的中国社会。”P86 太平军在社会经济方面，促成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土地再分配。“这个过程中产生了相当数量的自耕农。而此时的自耕农面对的不再是旧时的自然经济了，他们离商品和市场近在咫尺，并时时受到刺激。这种经济环境无 疑会使自耕农的增多促进生产和消费的增多。”P86
太平军在社会政治方面的作用，旭麓先生的见解很启发我。太平军搅乱了整个封建制度，间接地促使地方政权相对于中央统制的自立倾向。削弱中央集权。
太平军的作用大于它本身所蕴涵的意义。它意想不到的影响了当时的封建制度，清王朝，地方势力，维新进程，革命教训等等。
第六章 十二年之后
1844年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第三十四款规定：“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无不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P88
我原封不动的将引文引来，是为了说明，中国对近代社会的条约规则还没有十分清楚背后其实就是还没有认识到西方是为什么而来中国，又是为什么打中国。
“叶名琛无疑更想显示传统的英雄主义……以马箭傲火炮，在强硬的同时又表现了巨变时代里充满悲怆意味的懵懂和滑稽。其心可哀，其事则不足为训。”P92
“经历了英法联军之役以后，士大夫们痛苦地名之曰：?庚申之变?。与之相比，记叙前一次鸦片战争的作品不过称为《道光洋艘征抚记》。”P96
“洋务运动，就其主观动机而言，他们未必有真心打破旧轨，但他们的主张却历史的包含着逸出旧轨的趋向。因此，洋务派的产生，意味着凝固的硬壳绽开了前所未有的裂痕，以此为起点，几千年来的封建地主阶级开始分化了。”P98
历史读到这里，往往就有种感慨，封建地主的分化是真正的中央集权势力弱化的开始。他们不在有一致的思想，一致的道路，一致的观念。这种一致在这样一个千奇百怪的社会里，慢慢的被打破，并再难聚合。
洋务运动原是以自强命名的。但是我只是惋惜洋务运动开始之迟迟，结束之匆匆。历史的契机在晚清常常只能成为后来人惋惜的对象。
关于“夷”，“洋”之变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在天津条约中被迫?不得提书夷字?。这种被迫后面，有着我们对西方的不平等的纠正，但是这种纠正却是同时伴随着西方对我们的不平等的侵略进行的。
1860年前后有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冯桂芬的《校（分耳）庐抗议》，郑观应的《救时揭要》，容闳1861年向洪仁玕提出的改良政府、军队……等七条建议。这些都是当时改革思想。
抄下旭麓先生在这个阶段的一个总结：
“百年中国所受到的纷至沓来的压力，本质上就是资本主义按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搞糟落后民族。西方民族强暴的侵略和扩张同时又不自觉地裹挟着一种不能用意志和感情化解的历史内容，那就是逼迫中国改变几千年来的传统封建制度。因此，只有在现实自身近代化的过程中，中国才能真正抵抗一个近代化了的侵略者。这是历史着意赋予近代中国反侵略和反封建的同一性。先进的人们之所以为先进，就因为他们深浅不同地体会和理解了这一历史趋势，所以，力求用自觉的改革来实现中国的自强，并以此阻止来自外国的进逼，顽固的人们之所以为顽固，就因为他们抱残守缺，一厢情愿地指望用封建主义来打败资本主义。这种改革和反改革曾经形成争论冲突，并贯穿于近代史的每一个环节而构成百年历史的主线。但中国人认真对民族战争背后的内容做出反应，并相应形成一种社会思潮而波及各个阶层，则无疑开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P104
第七章 近代化一小步
“自强以图御侮开始成为自觉意识，这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刺激的结果。”P107
“?咸丰十年，设抚夷局于嘉兴寺。奏准：于内阁、部、院、军机处各司员章京内，满汉各挑取八员，轮班入值，一切俱仿照军机处办理。又奏准：司员轮班办事，以五日为一班；满汉各四员到署，每日派一员住宿。又奏准：于司员十六名内，择满汉各二员作为总办，再择二员作为帮办、办理奏折、照会、文移等事。其机密要件，内阁各员缮写；关税事件，由户部司员经理；各站驿递事件，由兵部司员经理。?局设为久，即改总理衙门。名称的变换，反映了天朝大国观念遭到打击而动摇的事实。所以，它有被迫适应外国资本主义需要的一面，并因之而带上半殖民地化的印记。”P108
经理：经营管理之意？总理衙门的设置是中国政治形态内容方面走向世界的标志。同文馆、总税务司这些机构是在封建机构外的存在，它证明了近代社会中国政治上如何一步步的走向与西方相似的道路，种种拙劣而又痛苦的模仿，器物和制度和观念的引进杂糅，怪异的名词及它们背后的矛盾涵义。
旭麓先生说布新而不除旧是整个洋务运动的特点。
自强与求富
洋务军事企业始于60年代，在70年代到达高潮。在它高潮的同时，出现了最初的洋务民用企业。洋务军事企业催生了中国新的社会力量和生产观念。旭麓先生说是有数量意义上的整整一代产业工人的产生。
至于民用企业则是此时西学留洋的人认识到西方的世界，知道军事的强大首先是经济的发达，经济的发达则是产业化的结果。同时西方在内地的商业活动也刺激了民族保卫“利权”之说。
“在中国，很多事情老百姓都是仿效为官者的。作之君，作之师，官员不仅是政治的权威，而且是教化的楷模。这是传统孵育出来的社会心理。因此，没有权威与楷模的倡率，新的东西总是难以为人接受和效
仿的。”P112
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开始
1863年京师同文馆成立。中国近代意义上的教育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京师同文馆30年中翻译西书近200部，以史地政法为主。
1868年江南制造局附设的翻译馆，40年里达199部，以自然科学和实用科学为主。
留学，1872年到1875年，先后120名幼童赴美留学。
摘录下这些是让自己有心于此，这些年份，名词实际上就是现在的许多生活的前身。
旭麓先生说洋务运动所汲取的西方只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比十次旧式农民战争更大。
中体西用
在整一个70-80年代，中体西用是一种流行语。
中体西用是一种结合方式。
“决理易，靖嚣难”
“过去立论，多视洋务派与顽固派为一丘之貉，虽有分异，亦不过在五十步与百步之间，其实历史的真相不尽如此。两者之间不仅有辩论，而且有忿争。”P120
1866年底同文馆招收仕人进天算馆的辩论
洋务造船经费之辩
1880年末，刘铭传与李鸿章等所议修建铁路一事
朝廷中争论极大。
“但是复杂的问题在于，守卫祖宗之法是常常同民族主义，同爱国之情联系在一起的。不合理的东西被合理的东西掩盖着，于是能成为清议，成为?公论?”近代百年都是如此。过去我们总是强调洋务派与顽固派的封建主义同一性，但从两者的冲突，争论之尖锐程度来看，光说这一点是不全面的。洋务派有保卫封建的一面，但它的事业已在一定意义上超出了封建的范围。“P122
第八章 城乡社会在演变
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之间的变革世纪里，中国因条约而陆续开放的商埠有30以上：
1842年《南京条约》五口
1858年、1860年中国与英法分别签订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十一口
1876年《烟台条约》四口
1887年《中法续议商务专条》三口
1893年《中英会议藏印条款》一口
商埠有的是约开，就像上面条款中的，有的是自开，也有“特别开放”的，这些商埠将资本主义的东西渗入中国社会，城乡社会也就在这里开始演变。
社会力量：
一、买办
近代意义的买办是指一些依附于洋商的中外贸易中介人，在此较完全的意义上正式成为近代特产的comprador。
买办有些如吴健彰、杨坊那样媚气奴态。洋的都是好的，有些如郑观应、徐润后来办民族工业去了。
二、民族资产阶级
“商业资本是产业资本运动中的一种形式。因此随着商品成分的上述变化，旧式商业本身的性质也在变化。他们同产业资本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它们在流通中显示的资本主义特性也越是明显。”P131
“阶级在本质上是一个经济范畴。阶级产生后会有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的斗争，但那都是经济的派生物。我们用?买办?、?官僚?、?民族?来区分资产阶级，并赋以否定或肯定的意义，派生的东西就被强调得过了头。用过头的方法来描写历史是不免要失真的。”P132
因此旭麓先生在这里强调了一种历史的客观性，即：分类的标准其实就是占有的生产资料的多少，分成大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
“中国资产阶级从生到灭不满百年，是一个命运短促而又多舛的阶级。”P133
这句话不知道为什么在我看来是一句非常辛酸的话，感到一种哀痛的感觉。
“……他们（资产阶级）为社会的新陈代谢提供了物质基础，使最初的改革和后来的革命有所依托。但资产阶级在中国的多舛和孱弱，又使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嬗变常常走到了基础的前面，基础跟不上上层建筑。于是两者之间出现了脱节。”P133
三、工人阶级
中国的工人阶级除了我们在教科书中常常宣传的那种有觉悟，富于斗争精神等等外，还有一些别的东西，当时中国的工人阶级受剥削的程度极深，收入与国外相比“工价之悬殊几已过半”
农村的社会变化
“农村从属于城市是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特点……而这一时期的交通工具的新旧更替，则为这种推及影响提供了现实的物质途径。”P136
教民
哥老会势力（以天地会为渊源，起名于同治年间）哥老会渗入湘军。湘军遣散的散勇，失业的船工、纤夫、运丁、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甚至盐枭都是哥老会的成分。
出洋华工对国内的反馈，海外的侨汇。
第九章 日本冲来了
“1877年后任驻的郭嵩焘曾作《伦敦致李傅相》书……他因之而希望中国不仅?专意考求兵法?，也应多派留学生?分途研习?西国种种科技。……但在那个时候的中国，对日本既恨且鄙的人很多，愿意取法日本的人却非常少。”P148
从外交到战争
注：外交上的交锋，战争是隶属外交的。我觉得标题有些不妥。
日本之热衷于“征韩”，据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史而有心得的蒋廷黻分析，其理由有三：?（一）日本不向海外发展不能图强；（二）日本不先下手，西洋各国将占朝鲜；“（三）征韩能为因日本废藩而不得志者谋出路。?
朝鲜此时也是思自主独立，朝中多有亲日派。
1884年亲日派诛杀?心服中国?的?甲申政变?。
“甲午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带有近代意义的对外战争。其主要标志是海军的出场和角逐。甲午一战，以三个战役为重心，但决战是在黄海海面上进行的。……它同时又决定了此后半个世纪里中日关系的格局……”P152
为什么说海军的出场和角逐是它的关键和标志，海军除了意味着是近代战争的方式还意味了近代的科技和物质。
这里战争中，旭麓先生着重描述了水师的英勇，但是水师军舰不如日本的速度、灵活度。这里就说到那个太后的六十大寿，水师欲购炮舰不得。可见这一战，军事上的差距，更可见政治在这个时候显现出来的迥异。日本自明治维新，国家的领导人全力的支柱这种近代补课，从《百年祭当时》中我隐约的感到日本当时的政治力量比中国当时的政治力量强大许多，也明智许多。这中间的原因何在？同样有不同的声音，为什么人家可以处理好，我们往往就是变成一种党派之争的牺牲品。权力机构的反应何以如此不同？
民族精神的亟变
旭麓先生在这里强调了，甲午战争对中国的民族认识的作用：亟变。
“《易》曰：?穷则变?。但人们认识?穷?往往是从头破血流的失败开始的。因为它以痛苦、失落、屈辱和牺牲抉破了因循和麻木积成的厚膜，迫使人们追究自身，从种种熟视无睹、见惯不惊的东西中看出衰象与破洞。而痛苦的升华与认识的深化常常同步。所以，失败带来的警悟士理性思维的结果，它可以成为?变?的起点。”P154
“甲午大败，?成中国之巨祸?，中国的民族具有群体意义的觉醒也是因此而开始。这是 近代百年的一个历史转机。”P154
“在社会历史现象中，?觉醒?一词并不归结于愤激，其准确涵义应在于主体对自身历史使命的自觉意识。……可以叫做由自在到自为。”P155
在近代的一些农民反抗，先生认为都不属于觉醒的范围，觉醒的定义应当是历史主体对自我历史使命的认识。这一段解释很好。
强敌成为榜样
在明治维新以前，有不多的中国人认识到日本制的注意：洪仁玕、李鸿章。
70年代后，更多的中国人开始注意日本：
驻日公使何如璋《使东述略》，日本风土变化跃然纸上，自上而下的欧化，简化。
黄遵宪《日本国志》及积累亲见亲闻。“它是中国人用旧史体例写的第一本日本通史，凡十二志，四十卷，二百余万言。”志中皆述日本用西法兴西学。
康有为编纂的《日本书目志》和专门写给皇帝看的《日本变政考》
“这三个人的认识主要形成于甲午战争之前。但黄遵宪和康有为著作的问世，则在甲午战争之后。”P162
三个方面的反思
维新派反思：?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P164梁启超《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
洋务派的自我反思：奕訢说：?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
“但也因此，他用否定句表达出来的思想，已经溢出了我们今为洋务派划定的界限。”P164
可见今人对洋务派多有误解，洋务运动也是一种积极的探索。
实践的反思：即那些甲午战争的幸存者们的认识，力言西化。资料略。
第十章 变与不变的哲学
变与不变的矛盾。“拖泥带水地趔趄而行。”P166
“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七上皇帝书以及戊戌奏稿；梁启超的《变法通义》；谭嗣同的《仁学》；严复的《天演论》和其他文章，集中起来，就是那个时候维新派论变的哲学。”P167
维新派论变，有两个特点。一是“变”与“新”相连。不仅是布新，同时除旧。二是“变”与历史进化论相结合。“在中国传统思想里，变是以循环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西方的自然观在东来之后成了中国人独特的社会观。”P174
进化论在社会历史学上的运用。保留我对这个运用本身的怀疑，在当时这确实为“变”提供了一种重要的论据。
“一批一批的中国人接受了进化论；一批一批的传统士人在洗了脑子之后转化为或多或少具有近代意识的知识分子。?好战者言兵，好货者言商，好新器新理者言农商，好名法者言新律。?就其历史意义而言，这种场面，要比千军万马的厮杀更加惊心动魄。”P175
这种思想层面上的近代化，显现出了自发的冲动，我们看到进化论和现实的残酷相互印证成了士人愿意学习的理论，进而旧的东西一点点的消退。
不变时一种旧时代的意识形态，有政治权力，也有社会附着力。
“变与不变之争，归根到底无非是两个问题。一、怎么看待孔子；二、怎么看待学习西方。”P179
思想文化中的心潮涌动
戊戌政变后，百日维新作为政治运动是失败了，但是这前前后后的新学家形成了第一批具有近代意义的知识分子，他们忧国忧时，追求真理，寻找出路，这种社会力量是一场思想文化运动的宝贵结晶。 “他们在维新运动中的种种实践活动，为后来的改革留下了历史的起点。在那个时期的新式学堂和开设西学的属员（如两湖书院）里，出过黄兴、蔡锷那样民主革命的风云人物。而短时间里纷纷兴起的学会，则兼有学术与政治两重意义。她不但使习惯于一家一户的中国人看到了?群?的形式和力量……为广开中国的民智尔介绍西方的社会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P180
第十一章 庚子与辛丑
庚子（1900年）是19世纪的最后一年，辛丑（1901年）是29世纪的最初一年。这一个世纪之交[牛宝宝日记本]，义和团运动。先生称之为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抵抗。
三种力量
义和团，自立军，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惠州起义。这三种力量，自立军作为维新失败后的行动已然影响不大，而当时的革命派（孙中山）用旭麓先生的话说是“还没有突破历史的临界点”。因此，义和团这样的一种反帝爱国运动对中国社会和外国侵略者是具有震撼效果的。这里我们看到民族危机的日益深重引发的行动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喷薄而出”。
义和团的社会相
接触社会相这个词，我其实还是比较晚的，大约是明说1644年的时候当时的社会状况千奇百怪，笔墨难以形容的社会相，无所无有。才在心中存了这个词。什么是社会相，社会的面貌？还是指一种复杂的
社会状况？权且作这种解释。
义和团的源流有三种说法：义和团衍生于八卦教之一的离卦教，而八卦教处于白莲教，是说义和拳是白莲教的支流；国外多有认为是团练组织变化而来；是一种论拳习武的民间秘密会社。众说不一，十分复杂。
“近代中国，人口的压力和时势的动荡造就了布于南北的种种秘密组织。这是下层社会的一种特色。”P187
这个话重要。解释了社会的一种人员形态。义和团无疑组织发展与此有关，但是他之所以有别于这种秘密组织，就在于它的“反洋”，这种“意念”使义和团突出一般的历史现象。
“它激烈而又执着地反洋人、反洋教，以此吧自己通下层社会的其它组织区别开来了。当民族矛盾激生的爱国主义使义和团成为一场反帝群众运动的时候，它已经远远地离开了自己的原始形式。”P188
“但义和团是在西方和东方的资本主义势力深入中国城乡的各个方面之后爆发的。它所抵抗的，是一种渗入自身，，而又盘根错节枝叶相连的异己之物。……洋教是一个突破口，由此宣泄出来的仇恨包含着多重历史内容。”P188
经典。义和团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爆发？虽然我们看到义和团的反洋，但它反洋的本身就是一种洋渗入的表象同时也是一种回应。为什么是洋教呢？宗教的作用是一种信仰上的问题，虽然中国社会没有一种鲜明的宗教色彩，但是自有一种社会思想体系，西方宗教无疑威胁到这种价值观念；另外，伴随西方的侵入，就的社会政治经济的日趋瘫痪，无所适从的民众是最受其苦，因而对这种接触得到的教（教堂总是要寻找信仰者，反向也是普通民众可以接触到的苦难的来源，西方的一角）。
“暴烈的排外主义行动中蕴藉着经济意识……对于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来说，这个过程具有原始积累的性质。但原始积累的血污同压迫民族对被压迫民族的掠夺又是合一的。”P189
这种合一，其实就是同样的，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积累的一部分就是压迫别的民族以获得利益，先生所谓的原始积累的血污和民族压迫其实是统一的。
“?仇教?中蕴结着传统的民族文化心理。在近代中国，洋教比商品和大炮更多地输来过?西学?……它曾是中西文化交汇的中介之一。”P189
为什么洋教比商品带来的西学多？我认为，这里就是“人”传教必有人，人可以影响人，比物品甚。
“当旧式小生产者自发地充当民族斗争主体发时候，他们不能不在代表民族的同时又代表传统。矛盾不是主体选择的结果，而是历史规定性的体现。旧的生产力只能找到中世纪的社会理想，也只能找到中世纪的精神和物质武器。”P194
“爱国主义永远是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但从爱国主义出发走向近代化和从爱国主义出发回到中世纪，确乎并不同义。它们区分了近代爱国主义的两种不同发时代内容，并显示了历史的多面和错杂。”P197
半殖民地的深化
自《南京条约》，中国社会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庚子和辛丑表现为半殖民制度的确立。先生说，这种形态下，旧式的民族反抗已然难以改变中国的命运。《辛丑各国和约》12款和19个附件。
武力震慑下的变化。辛丑条约使得使馆区武装化。驻兵中国。
经济制裁。
心理征服。公使赴往各国谢罪，停止文武科考5年，“永禁军民人等仇视诸国各会，违者问死”。 此后的中国社会失去了这种传统精神的支持 。“在她（西太后）身上，民族战争的失败同时又意味着民族抵抗意识的全部丧失。西太后经历了八国联军之役以后的心理变化，代表了一个王朝的变化。因此，奴颜和谀态并不是一种个人现象。联军入京之时……?鼓乐燃爆竹，具洋酒以迎师?……”P2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