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关键词]国际共运，中苏关系，美国，情报评估
[中图分类号]K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09)16—0005—14
冷战时期，美国中央情报局(以下简称中情局)曾集中搜集了众多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下简称国际共运)的情报，并据此对国际共运的发展态势及其前景等做过大量的评估。目前，至1960年代的相关评估已基本获得解密，总体看来，其研究结论大体与实情相符，有些分析甚至是不乏见地的，当然，囿于情报或材料的不足或是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偏见，某些建立在猜度基础上的见解在今天看来与事实亦存有明显偏差。本文将就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国际共运所作的预测与评估，以中苏关系的发展演变为主线，划分为中苏结盟与合作、中苏分歧与争论、中苏分裂与对抗三个时段，分别加以考察。
一、对中苏结盟与合作时期国际共运的预测与评估(1949—1957)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政治地图发生了重大改变。在欧洲，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等中东欧国家纷纷抛弃了原有的政治制度，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在亚洲，继越南、朝鲜先后确立了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国家政权之后，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历经近四分之一世纪的内战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此，连同苏联和蒙古，欧亚大陆上共有13个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拥有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和四分之一的土地，形成了与资本主义体系相抗衡的社会主义阵营。
在社会主义由一国向多国扩展的过程中，中国革命的胜利对于国际共运整体实力的壮大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约翰·刘易斯·盖迪斯(John Lewis Gaddis)将其同苏联核试验的成功并称为1949年这个标志着“冷战扩大”的年份中最具代表性的两个事件。如果说苏联拥有核武器加大了对美国的安全威胁、宣告了“以恐怖实施共同威慑”的新时代的到来并史无前例地造成了美国人自此之后将“必须在全部毁灭的魔影下生活”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则代表着国际共运对所谓自由世界进行军事和政治颠覆能力的增强，在美国人看来，其结果将会对世界权力格局和国际安全造成重大冲击。1950年，随着中苏两国同盟关系的确立，此种认识更是进一步得以加深。当时，美国朝野的一个主流观点即是：美国及其盟国正面对着一个铁板一块的“共产主义集团”。诚然，不可否认，在此主流之内亦有些人士对“铁板一块”的说法提出了某种质疑。比如，中情局第209号情报备忘录(IM N0，209)和国家情报评估第64号文件(NIE-64)中，均对中苏未来分歧的诱发因子、中国的民族诉求及其所拥有的相对独立性和领导亚洲共运的能力做出了被后来事实证明颇具预见性的评估。不过，在这样一些分析之后，结论往往又复归“正统”立场，即认为“紧密的意识形态联系”、欲将西方的影响“从远东清除出去”的共同目标、对传播共产主义和倡导世界革命的坚定信念，是双方保持密切协作并推动国际共运不断壮大的黏合剂。用20世纪50年代曾先后供职于兰德公司和中情局的研究人员雷蒙德·加特霍夫(Raymond L，Garthoff)的话来讲，如果认为1948年南斯拉夫同苏联两国两党关系的破裂在国际共运这块铁板中造成了一道裂缝，那么此后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则令这道裂缝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和潜能，无论是国家安全委员会还是中情局，都给予了非常积极的评估。以1952年底先后出台的国家情报评估第64号文件及其修改和补充版为例，两份文件均特别地指出了：从经济实力来看，苏联的经济产量不比美国，社会主义阵营的整体经济实力亦不可与北约同日而语，但由于其国民收入中用于军事支出的比例远远高出西方国家，使其现有军队及常规军力较之后者，拥有相当大的数量优势。据此，评估人预测：苏联集团有充分的能力在横贯欧亚大陆的广大区域同时发起大规模进攻。除此之外，报告还强调：除了军事进攻的能力外，集团的庞大规模(包括2000余万共产党员和遍布72个国家的共产党组织)、内部集权化的领导以及高度统一的意识形态等，为共产党人实施政治战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巨大的潜能，使其能够借助于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宣传的等多重手段，对“自由世界”及其政府构成严重的威胁和破坏。
其实，对所谓“苏联集团”坚如磐石的抽象认识和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势不两立的估计，自冷战格局形成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之后，很长时间里，一直在美国各界人士头脑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此种认识到了1953年斯大林去世继而朝鲜半岛停战之后，亦未能得以及时调整。现在我们知道，上述两个具有标志性的事件(特别是前者)对于当时以及其后的整个冷战氛围产生了极为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
1953年3月5日，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突然去世。十天后，在最高苏维埃第四次会议上，新的党政领导班子宣告成立：部长会议主席由苏共十九大时受斯大林委托做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的马林科夫担任，四位部长会议副主席分别为贝利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和卡冈诺维奇，赫鲁晓夫就任苏共中央书记，伏罗希洛夫则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会上，马林科夫就新政府的外交方针做了详细阐述，在这篇被西方称为“和平攻势”的著名讲话中，马林科夫指出，通过和平方式，在共同一致的基础之上，“没有什么争执不下或是无法解决的问题”，并称这一原则适用于处理苏联“同所有国家包括美国之间的关系”。苏联提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新方针，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一些实际考虑，比如：减轻由于美苏对抗特别是核武器的无限发展所带来的巨大的压力和危险，减轻由于军备竞赛所造成的过重的经济负担，以便将更多的注意力和有限的资源投入到维护和促进国家的稳定与发展等方面。遗憾的是，对于莫斯科抛出的橄榄枝，白宫领导人始终疑虑重重。在他们看来，共产党一向是不妥协的，而苏联人从来就是没有诚意的，斯大林继承人所谓之新方针无非是些“花言巧语的诺言”。1953年4月16日，就任不久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对马林科夫的上述讲话首次做出回应。在这篇名为《和平的机遇》的演说中，新总统对与苏联缓和关系开出了种种具体的条件：实现朝鲜停战，结束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共产党叛乱，同意联合国核查裁军进程；释放德国俘虏，促进德国统一并在此基础上经自由选举产生政府；签订奥地利国家条约等。一个多星期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其发表的政策演说《第一个九十天》中，亦称苏联外交的上述变化无非是麻痹西方的策略之举。然而，其后的事实表明，苏联新领导人的确在缓和的路上迈出了一些实质性的步伐，比如：他们主动宣布放弃对土耳其喀斯、阿达罕和阿尔特温地区的领土要求并暗示愿意放弃先前提出的苏土两国共管黑海海峡的要求；推动交战双方达成朝鲜停战协议，从而使一场耗时三年的热战宣告结束；建议西方国家吸收包括苏联在内的新成员加入北约，以维护欧洲安全；同意从奥地利撤军、与西方国家共同签署奥地利国家条约并承认奥地利中立地位；向联合国裁军小组委员会提出裁减军队、禁止核武器及消除战争威胁的动议并率先实现单方面裁军；对联邦德国予以承认并与其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等。
除了采取主动改善东西方关系之外，为缓和斯大林逝世前东欧各国业已出现的社会紧张，维护苏联对东欧的有效控制，苏联领导人还对斯大林时期的东欧政策做了某些调整，先后推动民主德国、匈牙利等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领域采取了一系列名为“新方针”的改革举措，用以纠正和解决苏联模式在匈牙利推行后暴露出的弊端和衍生出的问题，相关措施主要包括：改变党的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加强立法与行政机关的权力；健全法律制度，恢复社会主义法制，平反冤假错案；修改国民经济发展方向，降低重工业发展速度，提高农业和轻工业投资比例；鼓励发展个体私人经济，开放市场，促进城乡商品流通；以提高工资、降低物价、减少税收、增加住宅等手段改善人民生产和生活条件；调整知识分子政策，提高其政治、经济待遇；加大教育投入；对宗教事务保持宽容，等等。此外，1955年5月26日至6月2日，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等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南斯拉夫进行了访问，采取主动姿态恢复了双方自1948年以来中断了长达七年之久的国家关系。
然而，在斯大林逝世之初，美国情报分析人员却全然未料及这一切会发生，事实上他们所作的预测恰恰与此相反。以中情局1953年3月12日编发的一份名为“斯大林逝世与马林科夫升任苏联领导人可能出现的结果”的特别评估报告为例，其中便明确写道：“克里姆林宫对欧洲国家的控制是如此之牢固，我们认为，斯大林之死不会令此种控制力发生丝毫减弱……铁托与莫斯科的关系亦不可能因斯大林之死而有何改变……铁托在卫星国家或阵营外共产党中的影响不会有所增长。”字里行间透着十足的把握。不过，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此份评估对斯大林逝后中苏关系的可能走势却做出了大体合理的推断，报告撰写人称：“我们以为，斯大林之死不会立即对中苏合作或中共的对外政策产生影响。但是，由于斯大林的继承者中无人在亚洲拥有像斯大林那样的影响和声望，毛作为亚洲共产主义领袖和理论家的地位无疑将会上升，他在决定亚洲共产主义运动的政策方面也将会拥有更大的发言权……新的莫斯科领导人可能必须小心处理与毛的关系，若非如此，几乎必定会增加中苏间的紧张关系。”这一判断为后来的事态发展所证实。如果说苏联领导人的更迭，包括斯大林继承人之间此后数年的权力争斗，并未使苏联在欧洲共运中的权威受到严重损害的话，那么在亚洲，随着毛泽东威望和地位的相对上升，亚洲共运的格局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反过来对中苏关系的走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过，至少在斯大林去世后的三四年间，中苏关系从总体上看发展良好，在处理国际共运内部事务方面，双方保持了密切合作。中情局的研究人员也正确地看到了这一点，1954年3月通过的编号为10-2-54的国家情报评估对此分析道：“苏联和共产党中国至少在此评估期间，将依然保持密切的同盟关系。”报告进而对中苏两国保持合作的动力源泉进行了分析，其中写道：“苏联与共产党中国有着共同的意识形态，他们都把美国视作实现其亚洲目标的主要障碍，并且都认为，美国的政策与力量使他们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受到了威胁，不仅如此，各自目前均从同对方的结盟中获得了好处，共产党中国接受了苏联在政治、军事与经济方面给予的大量支持与援助，苏联意识到中国是一个对自己有价值的盟友：它在远东提供了军事力量与深入防卫，还是进一步在亚洲推进共产主义目标的一个基地，不仅如此，与共产党中国结盟，还可以使苏联在分化和扰乱非共产主义世界的时候，可以拿‘中国问题’作为一个价值不菲的政治和心理资本。”总之，在当时中情局分析人士看来，共同的目标是将双方“黏合在一起的力量”，而由此产生的互利结果则是促使双方保持并继续发展同盟关系的内在动力。
对于国际共运而言，1956年无疑是具有转折意义的一个年份，在这一年中，国际共运所经历的若干重大事件极大地改变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政治发展方向。首先是2月下旬召开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对世界形势出现的新现象、新特点进行了分析和概括，就国际局势的发展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等一系列理论观点和政策纲领。不仅如此，党的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在会议最后一天所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中，对斯大林严重违法、个人崇拜以及破坏民主和集体领导的行为进行了严厉批判。客观地讲，苏共二十大就其主要精神而言，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反映了时代发展的要求；就其结果来看，却如同一块引发山崩地裂的巨石，在国际共运内部激起了剧烈的震荡。美国、英国、荷兰、丹麦等国的共产党，由于内部思想混乱、意见分歧以及大批党员退党而发生了严重分裂。西欧两个资格较老的共产党意共和法共，则分别针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做出了不同反应。意共对苏共二十大总体上持欢迎态度，其领导人陶里亚蒂甚至提议未来国际共运应当奉行多中心主义，按他的话说，“整个体系愈益朝着多中心方向发展，在共产主义运动中，不能强调单一领导，而要强调走多样化道路以实现进步”。相比较之下，法共的反应则显得保守。它不仅对赫鲁晓夫“诋毁”斯大林形象的做法深感不满，还对意共提出的所谓“通向社会主义的民族道路”的概念和坚持议会道路的重要性等看法严加批判。较之上述欧美等西方国家共产党，东欧各国党的反应显得更为复杂：南斯拉夫发自内心地表示欢迎，民主德国给予了高调的支持甚至吹捧，阿尔巴尼亚采取了“两面派”的做法一表面赞同而背地里很是不满，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三国表现得茫然失措。至于波兰和匈牙利两国的情况，已不是“复杂”二字所能概括。在波兰，党的领导人贝鲁特在苏共二十大闭幕不久忽然逝世，整个党陷入了惊慌与混乱，同时，因二十大批判斯大林造成的思想真空，被一种结合了民族主义情绪、社会民主主义和人道价值观念的思潮所填补。在匈牙利，党的领袖拉科西非但不对二十大后党内外要求变革的呼声做出积极反应，且逆潮流而上继续在政治和文化领域实行斯大林时期的强硬路线。潜伏于民众中的普遍不满与种种压力下党和政府的权力弱化，最终于夏秋之季，在这两个国家引发了政治危机。
6月28日，首先在波兰南部城市波兹南，爆发了由上万名工人参加的游行和骚乱，结果造成5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323人被捕。1956年10月19日，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二届八中全会，会议拟选举前波党总书记、民主改革派领袖哥穆尔卡取代接替贝鲁特的奥哈布，出任波党第一书记。苏联领导人得到此信后极为震怒，当天即命令部队进入波兰境内，随后赫鲁晓夫率苏共中央代表团飞抵华沙，力图阻止哥穆尔卡的当选。面对如此情形，波兰领导人并未妥协，反而据理相争。后经双方长时间谈判，苏联领导人最终决定放弃干涉，返回莫斯科。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波兰事件尚未尘埃落定之时，在匈牙利，一场更大规模、更震慑人心的危机悄然上演。10月23日下午，由大学生组织的一场旨在声援波兰的静默游行，在短短数小时后，骤然转变为各阶层市民与国家安全警察之间的流血冲突。事件发生后，匈党中央紧急召开会议，对党和国家领导层进行重大人事变动，被迫将在示威群众中享有很高声望的纳吉选任为国家总理，主持政府工作。次日下午，在没有获得匈牙利政府正式邀请书的情况下，苏联军队展开了代号“行动波”的第一次干预行动，不料此举迅速激起了匈牙利民众反苏情绪的日益高涨。于是，一场原本以推动非斯大林化和改革匈苏关系为主要诉求的民主运动一步步偏离了最初的目标，危机中涌现出的大量政治团体出于不同目的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要求：撤走所有苏联驻军，恢复多党联合执政，实行自由选举，退出华约组织，宣布国家中立等，不一而足。面对国内外的沉重压力，纳吉政府处境异常艰难，无论其是进是退，终无法令各方满意。匈牙利局势持续恶化。在此情形之下，11月4日，苏联派遣17个师的兵力向布达佩斯发动了代号“旋风”的第二次军事行动，镇压了这一事件。
1956年苏联以武力方式干涉和镇压匈牙利事件，不仅在战后东欧史上留下了深刻烙印，并且对日后国际共运的发展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关系的变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举其要者而论：其一，它使东欧各国政权对激进式改革的后果、苏联的容忍底线和解决东欧危机的手段有了清醒的认识，并在其后几十年间成为东欧自治改革的基础；其二，它在阵营外各国共产党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共产党内造成了程度不同的混乱，其中又以意大利党最为严重；其三，它使社会主义国家一贯宣扬的正义、和平等理念受到了质疑。比如，在匈牙利事件期间及其后，在苏联和东欧其他国家都发生了声援匈牙利的盛大示威游行；其四，它不可避免地加剧了苏共二十大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力量的进一步分化，使得国际共运作为一个整体的力量受到了极大撼动；最后，它对于苏联作为国际共运领袖的道德和政治权威造成了损害，如此一来，便如同中情局其后的一份评估报告中所说，客观上造成了国际共运“政治和理论层面的权威性领导”的缺位。其后不久的事实日益清晰地表明，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有能力并有意愿填补这一空缺的，便是一直以来享有相对独立地位并在亚洲与苏联共同领导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国共产党。
其实，早在波匈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之中，中国已经以国际共运另一个权威和领袖的姿态，表现出一个亚洲社会主义大国对欧洲共运事务的关切和影响，并开始了挑战莫斯科在国际共运中领袖地位的历程。中情局分析人员认为，对中国而言，1956年的东欧危机“既是麻烦也是个机遇”。一方面，同苏联一样，中国希望尽快恢复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与稳定，但另一方面，它也试图“在苏联人犯了错误之后”，通过“帮助莫斯科恢复它在东欧遭到严重动摇的权威”来扩大和施展自己在国际共运中的影响力，并使其“在一个新的基础上”重新走向团结旧。以上分析人员甚至将中国对东欧危机的介入视为“另一个巨人时代”到来的标志，奠定了毛泽东“作为唯一健在并能领导社会主义革命不断取得胜利的英雄典范的地位”。此说虽然听起来有些夸张，但并非言过其实。1956年底至1957年春，体现了毛泽东本人思想的两个理论成果，即1956年12月29日刊发的由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和毛泽东亲自修改的《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简称《再论》)和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所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简称《正处》)的讲话，针对社会主义阵营出现的混乱局面，表明了中共对于当时国际共运中亟待解决的基本理论和历史问题所持的观点和立场，在各国党中引起了很大反响。1957年初，为了调解苏联同波匈两国的关系，周恩来连续出访上述三国，突出地反映了中国对于阵营内部事务的关切和在维护团结方面所起的特殊作用，赢得了广泛好评。在西欧，许多共产党人甚至由此认为，“北京已成为共产主义世界的外交及理论重心”。
不过，事实上直至1957年底莫斯科会议召开之前，虽然国际共运两个权威来源的前景已依稀可见，但中国并未对苏联在运动中的领袖地位发起真实挑战。1963年中情局一份特别报告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对此总结说：“中国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想要实现的目标还很有限。他们希望自己的观点能获得足够多的支持，以便对苏联的对外政策产生影响，因为在他们看来，苏联所推行的这些对外政策与他们自身的利益相悖。他们认为共产主义世界应当由一个国家来领导，并由其确立总的路线，但要做到这一点，它需要同社会主义阵营其他重要的成员进行协商。中国人视苏联为统帅，同时将自己想象为重要的智囊人员和政策制定的参与者。”
1957年11月16-18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暨十月革命胜利四十周年庆祝大会，可以算得上是自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以来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国际运动规模空前的一次盛会，出席会议的共有68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美国参议院小组委员会对国内安全法实施的情况调查报告中甚至将其称作“共产国际的复活”。在此次会议上，中共的角色发生了重大转变，开始显示出对国际共运所具有的影响力和与苏联分享运动领导权的潜能。虽然将南斯拉夫重新拉回社会主义阵营的会议意图最终落空，并且各国党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的看法和政策分歧依然存在，但无论如何，在中苏双方通力合作之下，社会主义阵营还是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大体恢复了团结与稳定。不幸的是，这种局面持续时间并不长，仅在莫斯科会议闭幕后半年，在团结和稳定表象之下潜伏着的脆弱与危机便无法抑制地显露出来。从那时起，中苏两党在有关国际共运战略方面业已存在的分歧，便通过一系列事件不断加深并最终得以爆发；与此同时，随着自身实力与影响力的增长，中共亦不再隐藏其内心深处对国际共运单一权威体制的不满，开始向苏联的领袖地位发起了挑战。中苏双方党际和国家关系的持续恶化，终于致使国际共运在战后发生了第二次分裂。较之1948年的苏南分裂，中苏关系的破裂无论在广度、深度还是持续时间方面，均远胜于前者，并对其后国际共运以至整个冷战进程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二、对中苏分歧与争论时期国际共运的预测与评估(1958--1964)
为便于描述起见，以下将就美国关于中苏分裂时期国际共运的情报评估进一步划分出两个时段，分别考察中苏关系破而未裂以及彻底破裂前后国际共运的总体趋势及其所受影响。
如上所述，分歧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是造成中苏关系恶化的直接原因，这些分歧主要体现在根本理论与基本政策两个层面。就前者而言，双方在关于时代的特征、战争与和平的问题、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与模式、国际共运的发展战略等问题上看法相异；具体到国内外政策层面：究竟谁的经济增长更快?谁的发展道路更能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对帝国主义究竟是要缓和还是斗争?在这些问题上，双方立场和观点甚至针锋相对。
客观地说，中苏分歧在双方关系发生恶化之前就已存在，甚至早在斯大林执政时期，中国对苏联领导人的某些政策与做法已心怀不满，不过，此种不满由“敢怒不敢言”发展到“直言不讳”，则是斯大林去世特别是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之后的事。当时中国虽然在公开场合继续肯定甚至维护苏联在国际共运中的领导地位，提出坚持“以苏为首”，但其潜台词却是：苏联党的这种中心地位是需要中国党的支持和肯定才能生效的。1957年莫斯科会议之后，由于双方在以上理论和政策层面的分歧有增无减并日益显露，中苏关系开始走出“蜜月”，迈向恶化。对于中苏分歧的肇始及其核心，国家情报评估第11-5-62号文件做了比较客观的分析，报告指出，中苏之间的“敌对和不满”其实“蛰伏已久”，只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才“发展成为一个尖锐而公开的问题”，虽然从表面看来，争论的都是些具体问题，但就其实质而言，分歧的焦点只有一个，即国际共运的领导权。不过，中情局并不认为，此时中苏关系中出现的摩擦与冲突会对双方同盟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在其看来，各自的国家利益以及国际共运的整体利益仍是双方保持同盟关系的强有力的纽带。
正基于此，1959年夏，就在中苏友好关系已明显趋冷的情形之下，中情局高级研究署的研究报告(CIA／SRS-11)对未来五至六年国际共运的前景做出了非常乐观的估计，声称：“如果世界在1965年之前逃过一场大战，苏联、共产党中国及其卫星国家的经济绝对会有巨大的发展……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力量的强大将必然增强苏联和中国这两个主要的共产党国家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也将可能扩大他们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影响……自由世界中许多民族国家的共产党无论在人数还是影响方面都会更为强大，并在某些国家中成为执政党或执政联盟的主要反对力量。”文件还指出，届时共产主义可能在世界上所有不发达地区特别是南亚、中东和拉美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同样，对于国际共运的领导权问题，主笔人写道：“我们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说，国际共产主义仍将控制在苏联共产党的手中。对于社会主义运动而言，不大可能有其他的可能性”，“任何削弱苏联共产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控制的企图都是不可能成功的，苏联共产党的‘领导角色’是国际共产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使得任何运动的‘民主化’都会是革命性的。任何一个党或党的领导人对此若有质疑，几乎必将招致被指控为修正主义，而在遵从正统的共产党人的眼中，修正主义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大的威胁。”虽然，该文件也曾考虑到国际共运处于苏中两党双重控制之下这一可能性，但随后举出大量论据，用以说明此种情形出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撰写人认为，作为“唯一可以挑战苏联权威的政党”，中共虽然对于培养和指导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怀有浓厚兴趣”，但就其对阵营团结的强调和对“以苏为首”原则所做出的表态来看，中共不至于对莫斯科的领袖地位发起挑战，原因在于：首先，维护阵营的团结对于中共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其次，中国不会让自己因此背负违逆正统、搞修正主义的骂名；再次，无论在内政还是外交领域，中国都迫切需要苏联给予支持与援助，这会使其继续支持苏联在阵营中的领导作用；最后，中国的任何挑战之举都很难赢得阵营外国家共产党的支持，因为后者不会“背着莫斯科，在中苏关系上捣鬼”。
除此之外，该文件以下观点也特别值得关注：第一，预测在未来五至六年间，南斯拉夫还会被各国党视作“修正主义的中心”并受到攻击；第二，强调尽管在社会主义阵营特别是东欧各国中，存在着偏离正统路线、尝试搞“民族共产主义”的迹象，但其严重程度不足以对中、苏两国的社会主义构成根本威胁；第三，认为凭借苏联的综合实力、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各社会主义国家和政党会“由先前的崇尚暴力转向力主温和”。从理论角度来看，中情局的上述分析符合逻辑，但实际情况却发生了重大逆转：自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以后，在国际共运中，何为正统、何为修正渐渐失去了明确和统一的标准。令中情局始料不及进而颇感费解的是，正统和修正之争并未像其预测的那样，发生在“所有国家共产党”与南斯拉夫共产党之间，却出现在就其看来意识形态最贴近“正宗”的中、苏两党之间。相应的，共产主义世界也并没有步调一致地实现从倡导暴力革命向苏共所主张的和平路线的转变，而是在意识形态分歧难以调和的基础上，催生出了两条彼此尖锐对立的总路线。
1960年，中苏关系的恶化日益走向公开。1960年6月5--9日，世界工会联合会理事会第11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作为东道主的中国放弃了此前的克制立场，向前来参会的各个代表团正式公开了与苏共在重大理论和方针问题上存在的分歧。针对中国的这一做法，莫斯科立即在随后召开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进行了反击。6月21日，就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后第二天、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召开前三天，苏共中央向出席大会的各代表团散发了长达50多页的情况简报，其中对中共在诸如时代特征、和平与战争等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的主要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赫鲁晓夫甚至出言，“只有疯子和狂人才谈论新的世界战争”。简报还指责中共利用世界工联等国际社会组织宣传自己的观点。此举一出，结果便如中情局国际共产主义高级研究署1961年春出台的一份报告中所说，“掀起了双方相互攻击、谩骂的高潮”。会上，各代表团中除了越南、朝鲜和阿尔巴尼亚之外，均站在了苏联一边谴责中国的立场和观点。用中情局分析人员的话来说，中国代表团被置于“一种受审的境地”。最后，根据各兄弟党的委托，苏共提议于11月各党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庆典之际，召开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辩论。此后直至莫斯科会议召开之前，中苏各方均表现得咄咄逼人、互不退让，致使双边关系严重趋紧，甚至表现出分裂之势。从某种意义上，布加勒斯特会议可以算是中苏关系和国际共运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使中苏分歧从两党之间延伸到了整个国际共运，并使表面看来铁板一块的社会主义世界出现了一种信仰、两种声音的局面。
对于中苏分歧给国际共运未来发展带来的隐患，阵营内各国党均深感忧虑，他们希望即将召开的莫斯科会议能够推动中苏双方通过协调停止论战，使国际共运的团结得以恢复。中共亦怀有同样的期待，并预先通过各种方式做出了明确表示。然而，11月初当各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之后，苏联却出人意料地向参会各国共产党散发了一份多达六万余字的信件，信中对中共展开了激烈的批评。如此，旧伤疤尚未愈合，复又被揭开。会议期间，中苏双方就时代特征、战争与和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国际共运的团结以及调整各兄弟党之间相互关系等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苏联力图使中共承认自己的领导权威和路线主张，而后者却坚持己见，只愿在战略层面做出让步，双方僵持不下。为使会议不至无果而终，经多方共同努力，中苏两党终于在反复磋商后达成妥协。12月1日，大会最后通过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即《莫斯科声明》。声明将中苏各方的观点加以揉合，通过一种妥协性安排，将分歧与争执暂且搁置或予以回避，并在此基础之上，使国际共运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新的团结”。只是，由于矛盾的症结并未化解，分裂的阴影也依然存在，此种团结显得异常脆弱并令人堪忧。
对于这次莫斯科会议，中情局在其后不久出台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做了专门的探讨。研究人员依据当时非常有限的信息来源(很大程度上主要参考的是像《莫斯科声明》这样一些公开发表的材料)，就莫斯科会议的意义、《莫斯科声明》对于国际共运的影响等进行了评估。
从总体上看，这份评估报告对于许多问题的看法同当时西方世界的普遍认识不相一致。该文件的基本观点是：无论从规模(共有81个共产党和工人党派代表团参会)、持续时间(长达四周)还是议题的重要性来看，1960年的莫斯科会议远非1957年的莫斯科所能比拟。此次会议恢复并且增强了各国党之间的团结，在一定程度上也显示了国际共运内部权力分散化和组织关系平等化的总趋势。在报告撰写人看来，为莫斯科会议画上了“圆满”句号的共同声明，可以称得上是“国际共产主义的一个新的纲领性文件”，是世界社会主义史上“一个真正的转折点”，它不仅“挽救了运动的团结”，并且推动其进入到一个“更有自信心、灵活性和力量的时期”。同时认为，由于声明“将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体系的进攻提升到一个新阶段”，大大增强了共产主义运动对自由世界的“威胁”，而伴随着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扩展，将催生出某种较之社会主义“集团”更为高级的类似于“联邦”或“共同体”的组织形式和决策机制，据其预测，“一种与联合国相抗衡的组织”随之将应运而生。不过，同期西方多数分析人士更倾向于将此次莫斯科会议看做是中苏“在彼此激烈对抗下发生的一场危机”，是“在中国人毫不妥协情势下俄国人的被迫摊牌”。即便如此，他们也承认，会议结果并没有改变一个基本事实，即莫斯科仍在国际共运中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除了中共这个“正在冉冉升起”的“新生力量”外，“其他小党仍将像过去一样继续听命于苏联共产党”，从而，运动中个别党比其他多数党“更平等”的局面并未改变。对于声明，他们的评价更为消极。在其笔下，声明被描绘为“矛盾大杂烩”、“胡拼乱凑的东西”、“掩饰巨石裂痕的一张薄纸”、“交织着共产党中国与苏联之间妥协和反妥协的杂什”、“徒有其表而无实质内容的一份和解书”、“一个各个不同的党派均可取其所需加以引述的文件”，等等；在其眼中，声明所呈现出的不过是“表面的团结”，它将使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分裂因素进一步强化而非减弱。事实上，以上两方的观点均有失公允，前者高估了运动中促进团结的力量，低估了中苏论战各议题对于国际共运意识形态所具有的战略意义，而后者则恰巧相反。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在该文件中有某些观点则颇显见地，甚至不乏真知灼见，很有启发性。比如，报告强调，对于彼此间日益加深的分歧和冲突，中苏双方均感烦忧，其实就其内心而言，无论中国还是苏联，谁都希望继续保持团结与协作，害怕两党、两国关系发生彻底分裂，如此便决定了中苏关系的未来发展将更多地表现出“沿线摇摆”的趋势。再如，文件对于导致中苏分歧的社会历史根源的分析很有新意，“如果我们假设一个巴掌拍不响，那么，中国人和俄国人，各自内心长久以来对彼此行为所普遍怀有的猜疑一定已是非常之深。这些情绪的真实根源很有可能在公开论战中根本未有触及……社会条件方面存在的差异，可能是造成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之间所有现实分歧和潜在矛盾的最深刻根源。中国传承了四千年的古老传统，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正在被连根拔除。在这些传统中，本有其自身对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理论和原则的衡量标准。相比较之下，苏联——特别是其欧洲斯拉夫部分一的文化传统要浅薄得多，与西欧有很深的渊源。所以，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将其苏联同志与暴发户等量齐观，认为他们缺乏完成历史使命所必需的‘高度坚忍’的毅力和决心，这也不足为奇”。
诚然，由于争论双方达成妥协，1960年的莫斯科会议避免了国际共运过早发生分裂，暂时缓和了中苏意识形态的论争。但就其实质而言，会议并未能达到切实改善中苏关系和恢复国际共运团结的目的和效果。同时，对中苏两党及其支持者来讲，谁都没有真正将这个各方都可以依据对已有益的原则拿来加以援引的《莫斯科声明》视为指导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平静了几个月后，中苏复开论战，口诛笔伐愈演愈烈，双边关系持续恶化。这时，中情局对于此次莫斯科会议开始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1961年8月8日通过的第10-61号国家情报评估中承认：会议其实并未化解争论，“重大分歧依旧存在”；中苏双方论争的焦点并非仅局限于政策或战术领域，而是直接涉及国际共运领导权这样一个“更具有根本性的问题”；苏联虽仍控制着大多数党并在至关重要的问题上继续享有最大发言权，但不得不放弃过去那种发号施令的方式，更多地通过谈判或协商等政治手段来维系自己的领导地位，与此同时赋予各国党对国际共运内部事务以一定的决策参与权。
以莫斯科会议为标志，各国党对中苏双方所持观点的态度开始走向明朗化。根据会议期间各国党的表现，绝大多数党继续站在苏联一边，支持中国的只有为数不多的一些党，如欧洲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亚洲执政的朝鲜、越南劳动党和非执政的日本、印度、印尼、马来亚、缅甸、澳大利亚共产党。不过，这只是一种看得到的“列队”情况，并不能完全代表各国党的真实立场。其实，仅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欧洲国家中还有一些党(比如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共产党)，对中国较莫斯科“偏左”的观点持同情立场。在拉美，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巴拿马、秘鲁等国共产党，在莫斯科会议开幕之时曾表露过支持中共的意思。以上各党后来所以选择倒向苏联，很大程度上受了非意识形态因素的驱动，比如对组织的忠诚感、慑于苏联压力、对国家利益的考虑等。不过，同时亦存在着另一种情况，即在支持苏联的党中间，有些虽然并不赞同中共的主张，但也不希望对中共展开意识形态的攻击，其中某些党(比如波兰、意大利、匈牙利党)甚至努力在中苏之间起某种平衡作用。以波兰为例，党的领导人哥穆尔卡在中苏论战中全力支持赫鲁晓夫的观点，但对后者采取孤立中国的政策却表示明确反对。
实际上，伴随着中苏论战的持续升级和国际共运内部力量的不断分化，中情局对此前所笃信不疑的“共产主义铁板一块”的观念已越来越产生出动摇和怀疑。比如，第10-61号国家情报评估曾坦言，“事实上，共产主义运动表面上的团结并不完全是因为不存在利益冲突，更多是因为慑于莫斯科的绝对权威……许多情况表明，有关共产主义政党之间的关系天然地处于融洽与和谐之中这样一种理论，不仅过分简单，而且充满谬误”。面对自身权威的弱化，苏联人持何种心态?文件对此做了细致的分析：“他们极不甘心看到自己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控制权遭到削弱。但同时他们也认识到，中共力量的上升、集团外国家共产党数量的增多，以及斯大林的强制手段内在的种种弊端，都要求他们用一种新的办法来解决共产主义运动的权威和控制问题。”鉴于中苏分歧难以短期内得以化解，双方无法“就领导共产主义运动达成某种稳定的安排”，文件认为，此种情况将对国际共运各行为体构成不同影响，同时预测，阵营内国家将会“受到骑墙路线的吸引”，通过在中苏之间进行讨价还价，或争得更多的自主权和独立的行动空间，或争取到更多的经济和政治支持，阵营外国家各党则将根据自己的现实需要，从中苏双方各自所代表的“时常尖锐对立的”战略主张中做出艰难抉择。对于各国党在中苏争论中的立场、态度及其动因，文件亦做了较为客观的分析和描述。
1961年10月17日，苏共召开了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继承并发展了苏共二十大的纲领路线，在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等一系列理论观点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确立了两个核心原则：首先，共产主义只能建立在生产力实际发展的基础之上，苏联必须成为一个科学导向的社会。会议提出，“不是为了生产而生产，而是为了人而生产”，并将其称为党和苏维埃国家的一切行动所遵循的神圣准则；其次，无产阶级专政已经结束，必须重新界定苏联的阶级性。大会提出，现在的国家是一个“全民的国家”，“无产阶级民主正在变为全民的社会主义民主”。在中国领导人看来，苏共的新纲领标志着苏联领导人从二十大以来逐步发展起来的修正主义最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会议还重提了反斯大林的话题，并对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为代表的“反党集团”展开了新一轮的攻击，其中明显蕴藏着影射中国的成分。特别是苏联领导人采取“打阿射华”的策略，携同与会多数党对曾在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和莫斯科会议上支持中共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展开抨击，谴责其“正在背弃国际主义立场，滚上民族主义的道路”，矛头直指中国鲫。就在赫鲁晓夫攻击阿尔巴尼亚不到24小时，中共通过当时一位正在地亚那出席阿尔巴尼亚妇联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发表讲话，公开声称：“建立在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之上的中阿友谊牢不可破，任何力量都无法将其摧毁。”同时在莫斯科，为示愤怒和不满，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提前离会回国。
10月31日，会议如期闭幕。一周之后即11月7日，阿劳动党领导人霍查在其公开演讲中对苏联领导人进行了严厉斥责，指称莫斯科的非斯大林化政策及其同铁托的交好，是对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巨大威胁。次日，中共发表声明，对霍查表示支持。与此同时，一场集中批判苏共二十二大和苏共纲领的活动在中国迅速展开。是年底，苏联宣布同阿尔巴尼亚断交，随后，中国一步步更深地卷入到苏阿冲突中，中苏关系的恶化由此愈演愈烈。
苏共二十二大以及其后中苏关系的日趋紧张，推动了国际共运内部的进一步分化。从总体上看，1962年前后，苏联虽然仍拥有多数党的支持，但较之1960年莫斯科会议时已有所减少，中国的支持者却相应有了增加。东欧各党仍然继续坚定地站在苏联一边，不过对于二十二大，他们看法并不一致，做出的反应和所受的影响亦各不相同。在波兰和匈牙利，党的领导人欲借苏联对斯大林的批判，继续巩固其寻求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卡达尔甚至明确表示，二十二大的决议对所有党并不具有普遍约束力。在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二十二大再度掀起的非斯大林之风，令党内出现了混乱与不安。在保加利亚，党的领导人日夫科夫则借机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清除了政治对手契尔文科夫。阵营外的欧洲各党以及中东、拉美等国的共产党，虽然在会议期间及其后仍表示支持苏联，但普遍对于后者攻击阿尔巴尼亚、将斯大林遗体迁出列宁墓等做法感到不满，会议最后通过的决议在这些党内也引发了思想混乱和广泛争议，甚至导致意共等个别党发生了分裂。在亚洲，蒙古国依然奉行追随苏联的政策，朝鲜则做出一些举动更加明确了支持中国的立场，越南党继续保持谨慎，努力避免开罪任何一方。苏共二十二大后，亚洲许多阵营外小党，比如缅甸、马来亚、泰国共产党，公开表明对阿尔巴尼亚和中国的支持，印度、印尼、日本这三个力量最大的阵营外亚洲共产党，则同西欧各党情况类似，在苏共二十二大和中苏论战的双重压力下，派别林立的情况更趋严重。中东、拉美、非洲各国共产党，立场较之此前一年无甚改变，苏联的影响力在此仍占主导地位，但在某些党(如巴西党)中间，较为激进的派别表现出支持中国的趋向。
对于苏共二十二大后中苏关系走势及其对国际共运的影响，美国国务院政策研究室曾于1961年12月完成了一份长达77页的报告，报告的核心观点是：社会主义阵营坚如磐石的团结与控制已不复存在，受中苏分歧尖锐化的影响，国际共运丧失了统一的指挥、至高无上的权威、一致的行动纲领和共同的思想理论基础。其后不久，中情局亦根据苏共二十二大后国际共运出现的新情况，对第10-61号国家情报评估做了重新修订。在这份于1962年2月21日通过的新文件(NIE 11-5-62)中，相关研究人员对中苏分裂以来国际共运的总体形势和未来发展做了当时最为翔实的评估。该文件开篇即指出，苏联党的代表大会上，各国党围绕苏共新纲领和国际共运内部党际关系这两大问题产生的政策分歧，“凸显了伴随着苏联国内局势日趋复杂以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愈益壮大和多样化而出现的矛盾”。文件强调，“苏联权威的传统资源一旦消损，国际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并非像其宣称的那样，能够在将各个强大的民族力量聚合起来的同时，确保其内部的统一与团结”，但是，中国的挑战并非是导致苏联权威消损的唯一原因，随着国际共运的不断发展和日趋多样，加之单个共产党参与或以不同于苏联道路的方式夺取国家政权越来越具有现实可能性，“听从苏联指挥的意义和必要性势必受到置疑”，如此就不可避免地对苏共在国际共运中的权威构成了挑战，使其传统领导地位“变得岌岌可危”。在此情形之下，苏联要想继续得到别国党的支持，就必须进一步放松共产主义运动的纪律，“向民族自治做出让步”，同时，在制定国际共运总的路线方针时更多地照顾到各成员党的利益和观点。但是撰写人亦特别指出，虽说苏联权威的下滑不应完全归咎于中国与其竞夺国际共运的领导权，但显然，由于各国党在需要和寻求外部支持时“有两个对象可供选择”，便使得许多党可能对此加以利用，“采取更加自主的行动，制定出更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路线和政策”，从而增大了运动失控的危险系数。除此之外，该文件对中苏关系的前景做了较之第10-61号国家情报评估更为冷静的预测。报告认为，要想从根本上化解中苏两党间的分歧已不太可能，双方破而不裂的这种状态顶多再维持一年左右，就可能发生“公开而彻底的分裂”。
事实上，苏共二十二大过后的两三年间，中苏关系未公然发生破裂，但此间所发生的一系列冲突或争执事件，比如，新疆中国边民外逃苏联的伊塔事件、苏联对中国发展核武器的消极反应、中苏在古巴导弹危机上的龃龉和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的斗争、中苏在非洲展开的激烈竞逐、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对外提出苏联侵占中国领土和主权的问题、苏联在相继召开的五个欧洲国家共产党会议上继“打阿射华”后发展到指名道姓地攻击中共、中国率先挑起的空前高亢激烈的国际共运大论战、中国对苏联与美英两国签署部分核禁试条约的指责与不满等，却使得双方间关系在一种时松时紧的震荡变化中愈加滑向了决裂的边缘。伴随着中苏矛盾益形恶化，国际共运内部各种力量分化重组并分别向苏联和中国这两大中心汇聚的速度亦大大加快了。截至1964年，中苏在国际共运中的力量对比较之苏共二十二大时发生了重大变化。总体上苏联仍享有国际共运中多数党的支持，但中国的影响明显获得了增长。1963年5月17日中情局出台的编号00592／63A的特别报告，对于1963年前后中国在国际共运中影响力增长的原因做了如下分析：报告认为，如果说中国人所以能够在亚洲打入楔子并占有一席之地得益于“人种”和“地缘”优势，那么它在亚洲之外的势力扩展则需归因于“对基本教条的解释”。这一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随着中苏两党意识形态论战的展开，国际共运中几乎所有党的内部都有毛泽东的追随者，同时，由于世界范围内左派力量的不断壮大，中国路线的支持者队伍呈现出同步增长的发展态势。
尽管此间国际共运作为一个整体的力量依然存在，但其内部已分别以苏联和中国为核心分裂为“两大阵营”：支持苏联的多数派阵营和站在中国一边的少数派阵营。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保加利亚中东欧六国和亚洲的外蒙古属苏联阵营的成员；亚洲的朝鲜、越南以及巴尔干小国阿尔巴尼亚支持中国反对苏联，另外两个国家——东欧的罗马尼亚和加勒比海沿岸的古巴，在中苏论战中持中立立场。在阵营外各党中，欧洲各主要政党(如法国、意大利、比利时、挪威共产党)基于国内政治现实，普遍赞同苏联所倡导的和平路线；远东共产党(如印尼、马来亚、泰国、缅甸共产党)多数身处落后国家，中国革命的道路往往对其更有吸引力，而个别相对发达国家(如日本、新西兰)的共产党，由于力量弱小，也往往倾向于通过暴力手段夺取政权；在近东、非洲、拉美等地，绝大多数党仍坚定地支持苏联，但其内部的左派激进力量通常赞同中国的路线和观点；另外，在共产主义国际阵线组织中，像世界和平理事会、世界工会联合会、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等主要组织，多数仍处于苏联控制之下，但由于中苏间的争论与竞夺，其有效性受到极大破坏吲。
当然，上述国际共运两大阵营的划分是非常粗略和概念化的。事实上，在此阶段，国际共运的分散化不仅表现在“铁板一块”向“两大阵营”的转换，还表现在其内部单个行为体的平等自主意识的增强和离心倾向的加剧，以及党内意见分歧和派系斗争的日趋激烈。第10-2-64号国家情报评估清晰地看到了这一点并且预测，如果此种权力扩散在国际共运内部继续扩大，而各国党“自主的和民族主义的行动”变得更加频繁，则国际共运的公开分裂将指日可待网。
三、对中苏关系走向彻底破裂时期国际共运的预测与评估(1965—1966)
现在我们知道，20世纪60年代，正是中苏关系一步步地恶化最终致使国际共运发生了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分裂。回顾这段历史，不免令人产生疑问：如果在中苏关系破裂前夕双方共同停下脚步，不再向分裂迈进，是否这一结局能够得以避免，从而国际共运可重新获得团结与统一?诚然，历史是不可以逆推或假设的，不过，理性的分析或许有助于我们对问题有更深的认识。事实上，在1965年前后亦即中苏两党关系公开破裂之前，双方弥合矛盾、停止冲突的可能性基本上是微乎其微的。如果说中苏关系发生龃龉之始，双方矛盾主要起源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而其后随着矛盾年复一年地加深，彼此间在党际和国家间关系层面的对立和冲突，已逐渐演变为意识形态主导下多种不同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两国间国家利益的冲突、最高领导人之间的分歧以及历史遗留问题等均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到此时，即使双方有改善关系的心意，已没有什么可以妥协的余地了。
1964年夏，正当中苏论战不可开交之时，苏共提议在1965年某个时候召开一次世界共产党大会，并建议先于是年10月15日召开筹备会议。苏联领导人此举意在加强国际共运内部的统一认识，进一步孤立和排挤中国。毫无疑问，中国领导人坚决反对召开这样的会议并对此提议给予了谴责。接下来的几个月，双方围绕着召开会议的必要性和具体时间等问题展开激烈争论嗍㈣。然而，就在苏联原定举行筹备会议的前一天，克里姆林宫发生政变，赫鲁晓夫被迫离职，勃列日涅夫接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中共抱着改善关系的愿望，派周恩来率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庆祝活动。但是，新领导人的公开讲话明确地宣布了苏联党和政府的态度和立场，即仍将坚定不移地用苏共二十、二十一、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所确定的路线作为指导未来内政外交的基本方针和原则。中情局报告对此曾有准确的预测。1964年6月10日通过的国家情估评估第10-2-64号文件这样写道：“赫鲁晓夫的继承者可能也会希望同中国达成暂时妥协，以便集中精力处理其他事务。不过我们认为，任何一个未来的继任者对于基本问题的看法，较之现任政权，不会有显著的差异……双方间的根本分歧，毫无疑问，会继续存在下去。”
1965年3月1～5日，苏共领导人不顾中共中央的一再反对，在莫斯科召开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共有19个党派代表团参加，获邀与会的另外7个党即中国、阿尔巴尼亚、越南、朝鲜、罗马尼亚、印尼、日本共产党，则拒绝参会。会议最后发表了《关于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的公报》，公报呼吁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停止公开论战，并建议召开一个由参加第二次莫斯科会议的81个党组成的预备协商会议共同讨论召开新的兄弟党国际会议的问题。对于莫斯科三月会议，中共做出了强烈反应。3月23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联合发表题为《评莫斯科三月会议》的社论，文章称三月会议是一个“苏共新领导继承赫鲁晓夫衣钵制造的分裂会议”，“充满着凄凉和零落的景象”，表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可以说，莫斯科三月会晤是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阵营正式分裂的标志。自此之后，中共再也没有参加过由苏共召集的兄弟党国际会议。此后一年，苏联向中苏边境不断增兵，并且向蒙古国派驻苏军，双方之间的裂缝不断加宽加深，直到1966年3月22日，苏共召开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中共决定不派代表出席，从此两党关系彻底中断。这样，至同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之时，中苏两国关系逐渐走向敌对，同盟关系名存实亡。
中苏关系在发生着上述演变的同时，国际共运格局亦相应的有了新的转变与调整。总体特征表现为：在整体实力进一步衰退、内部力量进一步分化的基础上，苏联影响力的一定恢复和中国支持者的急剧减少。这一局势的发展多少应验了中情局1963年所作的评估，当时相关分析人员即已指出，中国在国际共运中影响力的上升很可能只是暂时性的，“将来某个时候，也许目前那些认同此种解释的共产党会转而采取一种更加独立于这两大中心的姿态，甚至也许会重新回到苏联的怀抱”。三月莫斯科会议后，情势的发展确系如此。1965年春至1966年夏仅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原先所谓中国阵营的多数党已悄然离去，支持中国的只剩下阿尔巴尼亚、新西兰共产党和个别党内分裂出的小团体。中国影响力的急速回缩和下跌，使得此前关于国际共运“两大阵营”的划分已不再适用。1966年，中情局题为“中国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日渐孤立的特别报告”对此做了专门的评述，其中有关原因的分析值得关注。报告称，1965年以来中国在与苏联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上所遭受的重大挫折，很大程度上得从自身寻找原因，其中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僵化的理论和夜郎自大的心态。中共始终坚信自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正旗手”、“一切成功革命经验的源泉”，肩负着领导世界革命的伟大使命；毛泽东思想则长期以来被夸大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最高和最具创造性的代表”、“全世界革命者的行动指南”，是“被中国革命实践所证明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正是这种意识形态上的片面与生硬加之盲目自信，“把北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真正推向了孤立境地”。此外，报告还指出，苏联新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实施的战略调整，比如尽可能避免在公开场合与中国论争、不再鼓动各党孤立和排挤中国等，为苏联赢得了新的支持，同时动摇了中国在国际共运中的影响力。这些看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其实，大致从1961年以后，中情局对中苏关系影响下国际共运相关问题的评估总体上愈发显得客观了，但纵观此前的评估，却经常可以发现与其后实情不符甚至南辕北辙的情况。笔者认为，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此间始终有一个误断在主导着中情局分析人员的思考，亦即关于社会主义世界铁板一块的定见。上文曾经提到，自社会主义逐渐从一国向多国扩展，特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包括中情局在内的美国政、学两界的眼中，社会主义世界就是一个完全按克里姆林宫调子行事的牢不可破的统一体。这里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即在他们看来，共同的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共同的敌人(西方世界)，便足以将各种民族力量聚合起来在“社会主义祖国”苏联的旗下，并确保其内部的团结一致。今天看来，这一看法的根本缺陷就在于：以一种单一的冷战视角，把事物看得简单化了。事实上，这里的“社会主义世界”首先是一个充满了差异、色彩斑斓的世界，是一个聚合了各种民族、种族、语言、方言、宗教、文化、传统的万花筒，其中每一个体都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彼此间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历史前提和现实条件不尽相同甚至迥然相异。在这样一个如此纷繁而多样的世界里，即便有共同的理论基础、共同的信仰和追求，要想达到意识形态的绝对同一，其实是很难甚至可以说是完全不可能的。更何况，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正如同吉拉斯所言，事实上同时存在着多个有时甚至是彼此矛盾的层次。从某种程度上说，中情局同一时期对中苏分裂前景所作评估的滞后甚至失误，亦可从中找到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