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耶子按：
作为全面深受前苏联意识形态影响的我们这一代，我对前苏联的一切都有兴趣。这套书虽然只偏重中苏关系，但也可以窥一斑见全貌，无疑将会给中国人认知这样一个以后注定在人类历史上再也不会出现的国家和它的意识形态何以反人类做出一些贡献。
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5-1991)
1991年苏联解体后，大量苏共执政时期的档案文件解密开放，成为人们了解苏联历史、冷战内幕、中苏关系乃至中共党史的重要资料。
自 1990年代中期起，学者沈志华、牛军、杨奎松、李丹慧、崔海智等人着手搜集、翻译、整理、使用这批俄文档案，使中国学者得以打破语言、经费的限制使用一 手资料进行冷战史研究，受到广泛关注。尤其是沈志华，他曾以“学术个体户”的身份斥资百万赴俄、美购回大量解密档案，并向学者无偿开放，轰动一时。 2005年，他被聘为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冷战史研究中心主任，并利用这些解密档案推动了一系列学术研究。
近日，沈志华教授主 编的12卷本《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5-1991)》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2600余件解密档案得以向公众展露真容。在2月9日的出版座 谈会上，沈志华介绍了这套档案集的由来和内容，他表示：“这书(编了)20年了，有些档案是早在20年前就搜集翻译的，一直做到现在。”而除了将中苏关系 档案一网打尽，他还有一个更庞大的计划在进行之中。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国际冷战史中心主任沈志华
沈志华：12卷本《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不是结束，还有150卷档案要出
《俄 罗斯解密档案选编》收录俄罗斯解密档案730余万字，包括中苏高层领导会谈的俄方记录，苏方高层领导就中国问题的内部批示，苏方各级各部门提交的情报、汇 报及对策建议、双方的通信、电报及未公开的互换文件等珍贵档案。据沈志华介绍，选编出版的内容主要是1945年以后的，约占冷战史研究中心所收集的中苏关 系档案的一半。这些文件以高层档案为主，基层也选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比如苏联专家援华的感受——有说好的，也有说有意见的，每个人都写了，我们选了一 些”。
这是沈志华及其团队继《苏联历史档案选编(全34卷)》和《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8卷本)》之后翻译整理的又一大部头史料集。
“2002 年出版34卷本《苏联历史档案选编》时，只收录了跟苏联历史有关的档案;而2009年的《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体现的是美国对华政策，比如他们对中国建 国初期各方面情况的估计、分析，那是从外部对中国的观察。”作为参照，沈志华这样介绍《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的独特之处：“这是苏联和中国直接交往形成的 史料，如苏方领导人找中国领导人讨论问题，甚至后来关系不好写信骂战，中国高层怎么和苏联谈判等等，都更直接。它揭示了中方在建国初期重大事件上的决策过 程，所以这套档案涉及的中国问题，是内在的探究。”
《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5-1991)》，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
据 沈志华介绍，这三种文献集的出版都得到了国家支持，《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均有国家立项(后者系国家“十二五”重点出版规划项 目、国家出版基金2014年度资助项目和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然而在收集文献方面则几乎都是由个人出资和组织。
“我 们组织了一批高校的退休外文教师担任翻译，加上核心的学者团队共50-60人。”沈志华在会后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说。这批俄文档案文献中有大量手写批注， 了解其内容可以知道文件处理的结果，从而进一步了解苏联领导人或相关机构的倾向性意见。而如此重要的手写批注，处理起来也往往是最棘手的。对此沈志华表 示，编委会聘请俄国学者做学术顾问，专门处理手稿辨认、翻译中的疑难问题。
为了方便读者核对，《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刊出的档 案译文均可在华东师范大学文献史料中心(上海闵行)找到俄文复制件，免费使用。而关于这个文献史料中心，除了把档案电子化、提供目录供查阅以外，沈志华还 有更长远的打算：“希望将来引入客座研究员制度，邀请学者来看档案、做研究，吃住我们包，研究成果算华东师大的。目前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普林斯顿大学 高等研究院等知名研究机构都是这样做的。”
编辑推荐辞：
1） 史料珍贵，稀见，非常客观。收入本书的档案文献，长期秘藏于俄罗斯国家档案机构，即使解密以后，由于语言和经费等多种限制，世人仍难窥见。有些文件是世 界上仅存的孤本，此前几乎不为世人所知。此番经过中国学者搜集整理、翻译出版，打破了藏家垄断，有利于文献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2） 本书有利于推动我国多学科基础建设。历史研究离不开史料的发掘整理。本书虽然以“中苏关系”为主题，涉及的学科领域十分宽广，也为中共党史、国际共运 史、外交史、冷战史的研究提供文献史料的支撑。其中有些文献资料，对于破解历史谜团，进一步研究某些学科领域的重点难点问题提供了新的不可缺少的参考佐 证。
3） 本书出版有“以史为鉴、服务现实”的积极作用。历史无法割断，现实是历史的延伸。本书通过文献资料的整理展现了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后人通过科 学的研究分析，可从中获得历史的启迪，可以为当前的国际斗争和某些领域的实际工作提供有益的借鉴。综上所述，本书具有显著的社会效益，出版这样的书是东方 出版中心作为出版国家队成员的责任，可以提高出版社的学术声誉和文化影响力，也可以为出版社团结一批高水平作者。
4） 沈志华教授的研究团队完成了这一课题之后，继续开展“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档案研究”，其成果仍交我社出版。
在对俄国已经解密的前苏联档案进行研究的基础上，筛选其中涉及对华关系和两党交往的文件2582份，翻译成中文，按年代排列，编辑成册，加以必要的注释和点评。文件包括：
中苏两党两国高层领导之间会谈的俄方记录；
苏方高层领导就中国问题对其内部的指示、批示；
苏方各级各部门向最高层提交的情报、汇报及对策建议；
双方的通信、电报及未公开的互换文件。
时间跨度：1945-1991年。
出 版 社 东方出版中心
出版时间 20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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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部分内容简介，如：
1950年2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朝鲜战争是中苏同盟利益冲突的结果。
与 以往人们的理解不同，尽管中苏同盟的建立与朝鲜战争的爆发有紧密联系，但斯大林决心发动战争并非是认为有了强大的中国盟友就可以在亚洲反击以美国为首的西 方集团。恰恰相反，中苏同盟条约签订的结果使得苏联即将失去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为了保证苏联战后远东战略得以继续维持下去，斯大林很可能开始考虑 重新建立苏联在亚洲的战略基地，而朝鲜半岛是他选中的目标。也就是说，朝鲜战争的爆发，不是中苏同盟建立的必然要求，而恰是同盟建立过程中双方利益冲突的 结果。
赫鲁晓夫推动中苏同盟进入新阶段。斯大林去世后，中苏同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主要推动力是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因自 身在党内地位不稳，能力又有限，迫切需要中共的支持和帮助，而毛泽东面对战争硝烟散去后经济发展的难题，也不得不依赖苏共，全盘照搬苏联的经验。于是中苏 同盟在内部急迫的相互需求中迈上了一个新台阶。此时中苏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与此前单方面接受苏共援助不同，此时的中国也为苏联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帮助。大 规模的经济技术援助、苏联专家到来，为中国的现代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中共在“波匈事件”、苏共“六月事件”中对赫鲁晓夫的支持，则为维护社会主义阵营 和稳定苏共党内局面起到了重大作用。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
苏共二十大并非中苏同盟破裂的起点。 相反，在对内发展经济、对外寻求和平方面，苏共二十大与中共八大的方针路线完全是一致的。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毛泽东在内心是支持和欢迎的，搬掉了长 期压在中共头上的一块大石头。但同时他也为此感到不安，因为这毕竟“捅了娄子”，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了思想混乱。所以毛泽东主张对斯大林“三七开”，支持 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而不愿意在一般意义上反对个人崇拜。中共中央的态度为稳定社会主义阵营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在苏联的压力和影响下，中共八大不 再提毛泽东思想，则为日后毛泽东批判苏共二十大路线埋下了伏笔。
毛泽东与斯大林
毛泽东主张对斯大林“三七开”
中国史的视角：俄罗斯档案里的新中国成立和外蒙古问题
沈 志华在座谈会上介绍，这批俄罗斯解密档案，不仅涉及苏联史、国际关系史，还有大量与中国历史相关的内容。“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有一些特点。斯大林时 期，中国的高层决策事先都得和苏联商量、汇报，要征得苏联同意。到赫鲁晓夫时期，中国政治地位上升了，但还是两党之间在商量，(所以)很多事你能在档案中 看出来。”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景平认为，俄罗斯解密档案对于民国史、共和国史、中共党史的研究而言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在他 看来，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中央和苏联的往来文件和谈话记录稿大部分是首次公布，极为重要。“新中国的筹备过程是值得研究的，具体事务如何筹 备?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又是如何在各个方面推进的，中央领导经济的机构谁在牵头?苏联顾问是什么角色?这些档案体现了中共为人民共和国的创建和巩固而殚思竭 虑、反复擘画，留下的经验和教训都弥足珍贵。”
吴景平举了两个例子：“解放军进上海时流传着一种说法： 共产党军事10分、政治7分、经济0分 ，这话是谁说的?什么含义?过去我们将其解读为是资本家甚至敌对势力的预言和诅咒，但《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里有清楚的文本，上海解放前夕，民主人士在与 中共领导人座谈时指出，政治和军事是共产党的力量所在，但经济方面是弱点，这体现了当时民主人士对于时局的看法和判断。而中共方面当时也坦陈：我们了解自 己的弱点，不仅我们领导人没有领导经济的经验，我们整个党都没有;占领这些城市容易，但管理这些城市很难。中共起初考虑由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陈云代表将 来的民主政府，组成中央经济领导核心，当然，后来成立和运作的中央财经委，具体是由陈云负责的。”
解放军进上海时的景象。
甚至在支持中共建立新中国的过程中苏方和国民党的互动也是值得关注的。吴景平介绍，“《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有斯大林和宋子文、蒋经国的会谈记录，也 有前后驻华大使彼得罗夫和罗申与孙科、李宗仁、白崇禧、邵力子的谈话纪要。在1949年4月初国民党败局已定之时，驻苏大使傅秉常要离任回国，他向苏联外 交部副部长佐林探寻对双方关系的看法。佐林非常含糊地说，伟大的中国人民定能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但到南京解放之后，斯大林让科瓦廖夫明确转告毛泽东说， 中国已经没有政府了，中共中央不能称作政府，国民党政府实质上已经不能作为政府，这对内政策和国际地位都很危险，中共不能再拖延政府成立的日期，态度就非 常明显了。”
1945年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率团前往莫斯科谈判。
又 比如，关于战后的外蒙古问题、旅顺大连问题、北方四岛问题等，俄罗斯解密档案中关于宋子文1945年赴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的会议记录中看到相关记载，与宋 子文档案中的中方记录有所不同，两份档案记载的差异值得比对研究。“1945年外蒙古独立的问题，当时国人无不认为兹事体大，应力争保留，宋子文强调不宜 提出外蒙古问题，但斯大林却表示这不过是一个小小脓疮，去掉也罢。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信息。”吴景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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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这一条也在解密资料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