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僧格林沁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比较复杂的人物，史学界对他褒贬不一，争议最大的就是第三次大沽口之战，以及随后的英法联军侵入北京，最后导致圆明园的被毁。有人认为正是因为他对英国公使团成员的残害和自不量力的抵抗导致了英法联军对大清帝国的报复性掠夺，从而进一步加深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程度。其实，包括僧格林沁在内的满清王朝统治集团面对近代工业革命后西方列强的崛起浑然无知，依然沉醉在传统的“天朝上国”迷梦中，便决定了晚清王朝在反对西方列强侵略战争中的悲哀，僧格林沁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先胜后败的个人悲剧，不过是整个晚清王朝悲哀的一个缩影。
一、愚顽的晚清政府和固步自封的蒙古亲王
就当年的历史看，当时的国际形势已对清朝极为不利，英法已经结成侵华联盟，美国虽未出兵，但在外交上却是与英法联军沆瀣一气，俄国则正试图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来侵占更多的中国领土，可以说，面对当时世界上最强大四国联合侵华的严峻形势，腐朽没落的晚清政府并没有清醒的认识，依旧做着“天朝上国”的迷梦。
在对外政策上，清政府也依旧坚持着传统的宗藩体制，坚持“夷夏之辨”，即以对待藩属国的“羁縻”政策来对待与西方诸国的外交，认为“夷性犬羊”，总是提出无厌的要求，并且常常“虚声恫喝”，因此，需要“示以抚绥之恩，折其虚骄之气，俾不至更萌妄念，方为妥善”。其实，西方列强早已经不是中国传统王朝所面对的胡狄蛮夷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只是触动了一下清政府“天朝上国”的那根敏感神经，清政府并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在世界民族之林的落伍，也没有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强大，依旧想用对待藩属国的方式来处理与西方列强的关系，更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应对外来者的入侵。这在对待英美公使提出的“修约”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以现在情形而论，与其用柔而为所挟，转不如用刚而使有所忌惮也”，竟然想先发制人地采用强硬方式来使西方列强有所忌惮。
对近代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形势的重大变化，整个满清官僚集团的反应如此迟钝，如此的空想与虚幻，作为其成员之一的蒙古亲王僧格林沁更是一直沉浸在以往蒙古骑兵不可战胜的辉煌历史中，对拥有近代火器装备的西方诸国陆军的作战能力浑然无知，竟然固执地认为“夷兵不利陆战”。其实，当时西方列强的军队，除英国外，陆军是其军队的主体，而陆战就是其主要的作战方式。这充分反映出僧格林沁对英法军队的装备、战术和欧洲战史的惘然无知。这样一个愚顽不化的满清王朝，这样一位固步自封的蒙古亲王，就注定了由他们主导的对西方列强的外交或战争都必将成为一场悲剧。
二、无视近代西方陆军进步，迷信蒙古骑兵神话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军总共投入兵力102194人，英法联军总共投入兵力36876人;清军伤亡人数总共9986人，英法联军伤亡人数总共1189人，其中死亡138人，受伤1051人。清军在投入如此多兵力的情况下，并没有扭转失败的局面，充分说明近代战争的胜负已经不取决于双方投入兵力人数的多少，而是取决于双方军队人员素质、军事装备等因素。参与此战伤病救护的英法联军军医说：“中国武器的杀伤力很小，它的子弹微光一闪，掠过表皮，就失去效力了。”另一法国侵略者说，清军的火枪“打得一点也不准，这样，我们的损失就和我们所遇到的抵抗力成不了比例。”僧格林沁却对其蒙古骑兵依旧信心满满，认为英法联军“所恃究在船坚利炮，若使舍船登陆，弃其所长，用其所短，或当较为易制”。可见他认为陆地上依旧是蒙古骑兵的天下。骑兵，特别是蒙古骑兵在冷兵器时代的战争中确实曾无敌于天下，但是，骑兵的辉煌在近代炮火下便风光不再。在1798年的埃及金字塔大战中，埃及著名的马木留克骑兵就败在了拿破仑所统帅法军的攻城炮火之下。马木留克是阿拉伯语“奴隶”的意思，绝对忠诚于其主人，同时作战勇敢，马木留克骑兵在平定内乱和防御外敌方面都屡立战功，成为了阿拉伯诸国军队的中流砥柱。埃及更是将马木留克骑兵作为其国王直接指挥的精锐近卫军。但是，在拿破仑的枪炮声中，马木留克骑兵迅速溃败，他们称拿破仑为“炮火之王”、“上帝之鞭”。经此一役后，埃及元气大伤，一蹶不振。由此可见，在热兵器时代，原始的冷兵器是如此的不堪一击。这也就预示着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迷信蒙古骑兵的僧格林沁也难逃败亡的命运。
伴随着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进展，其成果首先使得西方列强军队的武器装备不断得到更新改良，而清军的装备则依旧落后。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英法联军已装备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如发射圆锥形弹丸的线膛后装步枪、线膛后装火炮以及便于浅水航行的蒸汽炮艇等。而清军的装备却仍停留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的水平，仍然是鸟枪、抬枪和发射球形弹丸的前装炮及冷兵器，加之炮台构筑仍是露天式的，经不起侵略军炮火的轰击。作战方法上，英法联军注意水陆协同作战，以强大炮火掩护陆军登陆，陆上战斗采取散兵战术，而清军则固步自封，墨守陈规，忽视陆地纵深防御，不懂散兵战术。清政府却对此浑然不知。
工业革命给西方军队带来的不仅仅是军事技术装备的改进，其军制、战术、军事思想都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发生了变革，研究军事学术的各种著作也大量问世。为培养掌握这些颇为复杂高深学问的军事人才，自十八世纪起西方各国就开始创办各种军事学校。而满清军官的产生依然是武举和行伍两种途径。武举考试分为外场和内场。外场考马射、步射、开弓、舞刀、举石。内场考试当初是根据武经七书写作文一篇。因为有冒名顶替现象，内场考试形同虚设。清军指挥人员的升迁，也多循例简用。而清朝政府奉行重文轻武的国策，视军官为莽夫，自然也就没有专门的军事学校。在这种情况下，清军指挥官的思想仍停留在封建的闭关锁国的时代，其战术思想仍停留在以冷兵器为主的时代，通观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军根本就没有具备近代军事素质的将领。僧格林沁可谓当时清政府倚重的优秀统兵官，但是，就是这样一位被晚清朝廷倚重的统帅其实也早已落在了时代的后面，他已经是不适应近代战争要求的指挥官了。这种从军事人员到装备的落后就注定了晚清王朝主导的抗拒外国列强入侵的结局之悲哀。[page]
三、从盲目乐观到败退京师
僧格林沁的愚顽首先反映在其无视《万国公法》的明确规定，反对公使驻京的国际通行惯例，尤其是对《万国公法》茫然无知上，他甚至想让士兵扮成乡勇袭击进京换约的英法公使团，使一次在近代国际交往中再正常不过的双边换约行为，演变成了异常残酷的军事斗争。根据《郭嵩焘日记》记载：咸丰九年八月“初八日。怡亲王至营……如夷人入口不依规矩，可悄悄击之，只说是乡勇，不是官兵。”“洎夷船入内河九日，僧邸不一遣使往谕。去衣冠自称乡勇，诱致夷人，薄而击之”。薛福成日记中也提到“己未年，洋人照议来换约，入京、入江两事，廷论无可阻止，乃密嘱僧邸开仗，洋人受创而去”。可见对《万国公法》浑然不知的不仅仅是僧格林沁，整个满清朝廷也都一样。因此，尽管《万国公法》规定：“国使至外国者，自进疆至出疆，俱不归地方管辖，不得拿问。缘国使既代君国行权，即当敬其君以及其臣，而不可冒犯。”但在僧格林沁他们眼里，外国公使不过是来朝拜天朝大国的外臣蛮夷，若不守规矩，就可以动用武力教训其一下。
僧格林沁指挥的第二次大沽口战役获胜，更增强了他在战胜西夷方面的盲目乐观与骄傲轻敌的“信心”，也成为加速其悲剧的又一因素。其实第二次大沽口战役中清军的胜利，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一方面在于僧格林沁战前的积极准备，但更主要的则是英法联军的骄傲轻敌所致。在战前，僧格林沁重建了大沽口防御体系：重建海口炮台，铸造、调拨火炮，改革大沽军制，调集京师、蒙古等处援军，设置拦河设施，加强临战训练。可英法联军方面却是正好相反，尤其是英法联军骄傲轻敌。其海军上将河伯战前就“认为他已稳操胜券，他满脸得意洋洋，神奇非凡，因为他的预见马上就要兑现了”。美国人也认为“那时还不知道中国人一丝一毫也不打算让我们到北京去(指从大沽口)”。其次，根据茅海建先生的考证，清军参战部队共计4454人，英军参战人数约1000余人，法军参战人数仅60人。可见，此战清军的获胜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但这偶然的胜利更坚定了清朝君臣拒英法联军于京师之外的决心。就连侵略者也一度感慨：“中国人开始学会了怎样打仗，至少在筑垒防守和炮火操作方面，今年来他们已取得了显著的进步。所有战役的参加者和目击者都认为，从战斗开始到结束，中国人在瞄准和操炮方面足以和训练有素的欧洲军队相媲美”。
但是被第二次大沽口之战的胜利冲昏头脑的僧格林沁马上就犯了盲目乐观与骄傲轻敌的严重错误，且一意孤行，听不进正确意见，加速了此后的失败。这在其与郭嵩焘的分歧上就可窥见一斑。郭嵩焘主张造船，僧格林沁却只想加炮。在防务上，僧、郭之间也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僧格林沁拟撤北塘之防，但郭嵩焘不以为然。在第二次大沽口战役后，“僧格林沁就于战胜之余不仅信心大增，而且日益骄横，郭嵩焘看在眼里，能不更加忧心?”第二次大沽口战役的胜利更强化了僧格林沁的虚骄之气，使其不仅轻视洋兵，迷信自己的蒙古骑兵，而且更加听不进郭嵩焘等汉官的正确意见，终于导致了第三次大沽口之战的溃败：先是由于北塘疏于防守，退兵通州，紧接着在张家湾和八里桥的阻击战中被他轻视的洋兵击溃。僧格林沁就在“酣战之际，自乘骡车，撤退而逃”。在战况紧急时刻，主帅遁逃，巨大地动摇了军心。僧格林沁不能坚定沉着地坚持抗击敌军，反而随军溃退，率先逃至北京城郊，终于将战火一路引到了京师。满清皇帝和他的朝廷更是惊慌失措地逃往承德避暑山庄。
为了教训愚顽不化的满清君臣，当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城后，英国公使额尔金一再提出一定要留下惩罚的痕迹，“在人们脑海里留下不易泯灭、永久保存的痕迹。”直接导致了号称万园之园的圆明园被劫掠和焚毁。
因此，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便指出：“作为一名统帅，僧格林沁证明是一个失败者，主要原因是他不能与其汉族同胞一起共事”。而汪荣祖在其名著《走向世界的挫折里》也多次提到僧格林沁的专制与一意孤行。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曾经与僧格林沁共事的郭嵩焘在其日记中对僧格林沁的民族偏见、专横跋扈、拒绝正确意见的情形也多有记录。通过僧格林沁在第二次大沽口之战中对外国使团“掩耳盗铃”的袭击，可以看出其在国家与民族利益上，没有做出正确的判断，在一个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都明显落后于西方列强的情况下，这么做无疑是给侵略者以扩大侵略的借口，并由于自己的骄傲轻敌、缺乏近代军事常识、指挥失当，终将战火引进了北京城，直接导致了圆明园的被毁。
四、余 论
僧格林沁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比较复杂和极富争议的历史人物，造成僧格林沁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先胜后败人生悲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有其所属的满清统治集团的愚顽落后，也有其无知、傲慢、专横、轻敌等个人因素，最关键的是他在第三次大沽口战役中溃退北京，将英法联军直接引到了北京。如果在第三次大沽口战役中，僧格林沁能够战死沙场，也许他的名字要比现在更为响亮。一个大清皇帝最为器重的蒙古亲王，一个率领三万军队与西方侵略者血战的将领，如果死在战场上，他将无比荣耀。其攻击英法公使船队的愚蠢，也就不值一提了。然而，他并没有选择战死沙场，而是在其军队作战失利时，失去了誓死抗敌的勇气，率部溃退了，留给历史的更多的只有圆明园的冲天火光。
我们更应该看到，僧格林沁的人生悲剧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更多的显示出那个时代晚清统治集团的悲哀。他们教训“英夷”的目的没有达到，反而不得不近一步割地赔款。第二次鸦片战争中，1858年6月，清政府被迫先后与英、法、俄、美四国签订《天津条约》。1860年10月，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后，以焚毁皇宫为要挟，又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英、中法、中俄《北京条约》，从中国攫取了更多的权益和通商口岸。特别是沙皇俄国通过中俄《瑷珲条约》更是从中国割去了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可以说晚清王朝统治者的愚顽及其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低能，更加刺激了西方列强贪婪的掠夺欲望，加速了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化。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上述卖国条约，则换来了晚清王朝与西方列强联手扑灭太平天国之火的合作良机，从此满清统治集团逐渐沦落为了依附西方列强的附庸。僧格林沁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个人悲剧，就这样成为了那个时代统治中国的满清王朝悲哀的一个缩影。
不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惨败，使晚清政府一些人的头脑终于清醒了点，他们搞了个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正式开始了与西方列强的近代外交，也打开了对外开放的一个窗口，1863年5月在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支持下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完成了《万国公法》的中文翻译，1864年初便以刻印本行世，而《万国公法》所带来的近代国际关系准则 ，对晚清外交的近代化发挥了特殊的指导作用。从此古老传统的中国加速了对外开放的步伐，后来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甚至孙中山领导的创建共和国的辛亥革命，呼唤民主、科学的五四运动都是这种对外开放的浪潮式推进。近代中国就是这样一面反帝反封建，一面向着世界民族先进行列追赶着曲折前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