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元代的易图并没有什么独特的发展，只是在宋人的基础上变换花样而已。就其内涵方面来说，因为衍图之本有问题，所以衍出之图不但问题依旧，而且还存在新的问题。吴澄的“河图”与“洛书”就是一例。
上图是吴澄变换朱熹黑白点《河图》、《洛书》所出的“马背旋毛河图”与“神龟甲坼洛书”。
吴澄的“马背旋毛河图”与“神龟甲坼洛书”传至明代即更名为“古河图”与“古洛书”。清初高雪君《易经来注图解》所采之《古河图》与《古洛书》原载章潢《图书编》卷一。
章潢曰：“龙马出于河，马身旋文具五十五数，一六下，二七上，三八左，四九右，五十中。圣人则马身旋文画为河图，然各点皆圈而旋转者，亦取其象之圆而圈之，故名为图也。如分开生成之数以补四隅，则其象方而非图之义矣。此图与世所传之图异，故名古河图云。”由此可知，是章潢将此图命曰“古河图’’，又渭朱熹黑白点数'’河图’’是圣人则此旋毛图而画。如此所谓“圣人则之”，就不是直接则龙马之图而画卦，而是先则马图画成黑白点数“河图”，然后再则黑白点数图去画卦。其说“古洛书”曰：“灵龟出于洛，龟身甲坼具四十五数，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而五居中。圣人则龟身之坼文画为洛书，然各点皆直如字画者，亦取其象而画之，故名为书也。其点数亦圈而圆，则非书之义矣。此书与世所传之书异，故名为古洛书。’’由此可知，是章潢将此图命曰“古洛书”。又谓朱熹黑白点数“洛书”是圣人则此龟坼图而画。如此所谓“圣人则之”，就不是直接则神龟之图而列卦，而是先则龟图画成黑白点数“洛书”，然后再则黑白点数图去列卦。此种荒唐之说皆因有“旋毛河图”与黑白点“河图”、“龟坼洛书”与黑白点“洛书”同时存在而发，章氏试图于二者之间弄出一个“圆满”之说。
其实，所谓“古”者并不古，而是元吴澄为解决黑白点“河图”与“洛书”载体问题而臆造出来之图。《易纂言外翼》曰：“'河图者，羲皇画卦之前，有龙马出，而马背之旋毛有此数也……以背毛之旋文如图星者之圆圈，故名曰图”、“洛书者，大禹治水之时，有神龟出，而龟甲之坼文有此数也……以背甲之坼文如书字者之横画，故名之曰书。”《易纂言》注“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曰：“河图者，羲皇时河出龙马，背之旋毛后一六，前二七，左三八，右四九，中五十。以象旋毛如星点而谓之图。羲皇则其阴阳奇偶之数以画卦生蓍。洛书者，禹治水时洛出神龟，背之坼文前九后一，左三右七，中五，前之右二，前之左四，后之右六，后之左八。以其坼文如字画而谓之书。”对宋代以来所传“河图”、“洛书”为什么“皆作圆圈”之事，吴澄则巧言辩解曰：“三代以后，图书隐晦千有余年，幸而方技家藏之，得不泯绝，至宋复出，亦天之不爱道也。然方技家之所取用，不过以其数之多寡而巳，故传写洛书与河图通作圆圈，取其省易也。”此则近于瞽者说象，一味臆说。
《易数钩隐图》卷下“河图第四十九”，是以黑白点九数之图为“河出龙图”，其“洛书”有“洛书五行生数第五十三”与“洛书五行成数第五十四”二幅图。又曰“或问曰：洛书云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则与龙图五行之数之位不偶者，何也？答曰：此谓陈其生数也，且虽则陈其生数，乃是已交之数也，下篇分土王四季，则备其成数矣。且夫洛书九畴惟出于五行之数，故先陈其已交之生数，然后以土数足之，乃可见其成数也。”由此分析，这里所谓之“河出龙图”并非《易纂言外翼》所列十簇旋毛“河图”，而其所谓之“洛书曰”之“洛书”却是指《洪范》而言，并明确指出“洛书九畴”是“先陈其已交之生数’’，其后以土数五“足”之，方有成数图。显然，即不同于朱熹十数“河图”，又不同于其九数“洛书”。至谓“与龙图五行之数之位不偶”之“龙图’’，则又是指有五行数之位图而言。自其“河图天地数第五十”与“河图四象第五十一”二图看，其所谓之河图(或龙图)是无十数之图，而其位则可六居下、七居上、八居左、九居右，又与朱熹“河图”六、七、八、九之位同。由此可见，但谓刘牧臆见而“易置图书”，却是蔡元定之偏见。而吴澄本《易学启蒙》十图九书之说，又独出心裁要解决黑白点图书载体之问题：一片之图、一卷之书，如何能从黄河、洛水里浮出？于是因郑礁《通志序》“河出图有自然之象，洛出书有自然之理”之说，而杜撰出“龙马旋毛河图”与“神龟坼甲洛书”。明初朱升《周易旁注前图》录之，至杨时乔《周易全书》亦录之，并曰“窃意据《通志》，则此图自古而有’’，又衍出十多幅“旋毛”与“甲坼”小图。至章潢则命之曰“古河图’’、“古洛书’’，高雪君《易经来注图解》卷末“周易采图’则采其图与说。
清胡煦《周易函书约存》亦列此“古河图”与“古洛书”，图右注：“旋毛龟坼志古也”、“此郑氏通志所定”。胡氏谓二图为郑樵所定，是源于明末方孔炤《周易时论合编.图象几表》：“潜老夫曰：图、书一理，皆《易》道也……马毛、甲坼，郑渔仲载之，蔡元定言之。”
为此，笔者曾反复遍查《通志》，结果并不见“通志载之”，而是发现郑氏以“河出图”、“洛出书”为祥瑞，并斥以“洛书”明《洪范》五行之说，为“欺天之学’’。如此，郑氏怎会以“洛书”为龟甲坼文？郑氏于书中多引汉代纬书《河图》之文，足见其十分明白汉代所言之“河图”是什么货色。吴澄望风扑影之说，似乎要从《通志.昆虫草木略》中去找“根据”：郑樵释《尔雅》“五曰文龟”曰：“文龟，甲有文彩者”；释马名“騴駺馰”曰：“音晏郎的，又曰回毛……回毛，旋毛也。”郑礁曰：“隋家藏书富于古今，然图谱无所系，自此以来，荡然无纪。”如此，其书岂能载有“古河图”与“古洛书”？
吴澄的“马背旋毛河图”与“神龟甲坼洛书”是朱熹列于《易学启蒙》之《河图》与《洛书》的衍图。朱熹之二图则是易置了北宋李觏《删定易图论序》中的二图。李觏二图则是“删定”刘牧《易数钩隐图》而来（合刘牧二幅“洛书”图为一）。刘牧以黑白点臆造“河出图”与“洛出书”，朱熹宗之而不过互易二图之名而已。至元吴澄则进一步充“妄人中之妄人”，把黑白点数改造成“旋毛”与“甲坼”的图画。这似乎可称得上“真正”的图，然而因其初既是刘牧妄造，则无论如何“改造”，终究还是“伪易图”。
——胡一桂的《文王十二月卦气图》
胡一桂(1247一？)，字庭芳，元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幼承父教，颖悟好学，尤精于《易》，得朱熹学派之正，学者称双湖先生。《元史》入儒林传。易学著作今存《周易本义附录纂疏》十五卷、《易学启蒙翼传》四卷。
上图即《易学启蒙翼传》所列《文王十二月卦气图》。此图本孟喜十二月卦说而来，只是其图采用朱熹以黑白块替代卦爻原本符号的方法而作，所以视其阴阳消变化颇为直观。明人韩邦奇准之衍出“维天之命”、“圣人之心”二图；来知德准之衍出“梁山来知德圆图”等许多图。胡-桂以十二辟卦说卦气，其父则以《先天图》六十四卦圆图说卦气.其图其说自然与父说不同。
韩邦奇《易学启蒙意见》之图
来知德《易经集注》之图
朱熹以黑白块替代卦爻原本符号的方法作大小二横图，是受到杨时的启发。《朱子语类》卷六十五有这样的记载：“龟山过黄亭詹季鲁家，季鲁问《易》。龟山取一张纸画箇圈子，用墨涂其半。云这便是《易》。此说极好，《易》只是一阴一阳，做出许多般样。”杨时是二程的弟子，而二程又曾师事周敦颐。周敦颐《太极图》的第二层图式就以黑白弧形块表示阴阳。阳白阴黑，似受到白昼与黑夜的启发。然而，用黑白块替代卦爻原本符号“—”、“——”作易卦图，则是自朱熹始。朱熹主“理一分殊”之理学思想，他所谓的“仪”、“象”、“卦”全是阴阳的“加一倍法”。胡一桂此图以黑白块替代卦爻原本符号而为之，阳生于子，阴生于午，《复》卦一阳生，至《临》卦二阳，至《泰》卦三阳，至《大壮》四阳，至《夬》五阳，至《乾》六阳，至《姤》一阴生，至《遯》二阴，至《否》三阴，至《观》四阴，至《剥》五阴，至《坤》六阴，周而复始，阴阳消息，与我国地处北温带年年四季二十四节气循环往返相符。这便是“卦气”图。
有了胡氏此图的启发，后人以之衍出诸多“黑白块”易图，这就不足为奇了。《梁山来知德圆图》并非自所谓“古太极图”中间挖空而出，把韩邦奇之图的内圈缩小即得之。
宋后多有新奇易图出现，然而易图的演变必有其源流。胡一桂此图就是韩邦奇、来知德、胡煦、黄元炳等人所衍易图之源，而究其本则皆因朱熹以黑白块替代卦爻元本符号作易卦图而来。林至的《太极三变图》、俞琰的《先天图》等皆以黑白块为之，其本皆出于朱熹黑白块大小二横图。以十二辟卦衍出空心无“鱼眼”之图，以黑白块八卦圆图衍出有“鱼眼”之“古太极图”、“龙马真象图”等。
——雷思齐的《河图》
雷思齐(1231一1302)，字齐贤，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宋亡弃儒服为道上，居乌石观，遍览云笈，深究玄学。晚年应道教三十六代天师礼请为玄学讲师，布道于广信山中，学者尊称为空山先生。易学著作今存《易图通变》五卷、《易筮通变》三卷。
《易图通变》作于元大德庚子(1300年)。卷首列《河图四十徵误之图》(见下图)，还有《参天两地倚数之图》、《参伍以变错综数图》和《参两错综会变总图》等图。雷氏主“河图”为四十数说，曰：“河图本数兼四方四维共四十，圆布为体，以天五地十虚用，以行其四十，故合天地之数五十有五。”谓此四十数《河图》出于伏羲之前，为圣入则之画卦之具。雷氏以数配卦，用九宫数虚中之八宫数配《说卦》八卦方位：天一配坎、地八配艮、天三配震、地四配巽、天九配离、地二配坤、天七配兑、地六配乾。
雷思齐的《河图》
其“河图辨徵”谓亲见陈抟《龙图》一书，内有形九宫的“本图”和五十五数的“形洛书”二图，至刘牧宗之衍出五十五图，而李觏“元不识此之三本之则一，妄析以为三”。曰：“至其甚者，以五十五数之图乃妄谓之河图，而以图南所传之河图反谓之洛书。颠倒迷谬，靡所底止。”斥刘牧、李觏以《洪范》九畴五行之数为“洛书”，“盖其之妄也”，斥朱熹、蔡元定“以书为图，以图为书者，又妄人中之妄人也”。雷氏主“洛书”不可画作点数图，曰：“余特谓图则有数可通，而书则有畴类可数，而不可布之以为图也。”
实际上，雷氏的四十数黑白点配八卦之图，是归纳刘歆‘‘河图”即为八卦说和刘牧黑白点九数《河图》及朱熹虚中为“太极”说，重新演绎所出之图，是“河图”发展史上一幅花样翻新的图而已。以所谓“河之出图羲前，既得以则而画卦，因及于洛之出书禹后，复得以则而叙畴尔”的“比类而互言之”之说，释《系辞》“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之义，在当时看来似乎近正，然而今天以《易传》并非全为孔子作的共识来分祈，无论如何解释都是没有意义的。此已足见封建社会里文人受“圣入”言语羁绊的无可奈何心态。雷氏既不认为《系辞》此说是“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又不主刘牧的九数《河图》说和朱熹的十数《河图》说，如果仍要图释《系辞》“河出图，洛出书，圣入则之”，也只有归纳诸说，从而演绎出新图和新说的一条路可走。
《易图通变》的“河图辨徵”为易图学史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龙图》--书是否为陈抟所著？
据雷氏说，“考图南之为龙图，虽自谓得于孔子三陈九卦之旨而作，然其序曰‘龙图者，天散而示之，羲合而用之，孔默而形之’，且明称‘始图之未合，惟五十五数’，则是谓《大传》天数二十五、地数三十合而言之。”由此可见，雷氏所见《龙图》一书有序和正文。而“三陈九卦”云者为正文中文字，“天散而示之”云者为序中文字。此即与今见于张理《易象图说》中的《龙图序》中有“于夫子三陈九卦义探其旨，所以知之也”之文不合。《道藏曋芤淄肌酚小冻率先戮咆酝肌分迹妓？“希夷曰：龙图，天散而示之，伏羲合而用之，仲尼默而形之。三陈九卦探其旨，所以知之也。故履德之基明用十，谦德之柄明用十五(亦明五用在干谦)，复德之本明用二十四也。故三卦属上经，明乾之用统于坤，六卦属下经，明坤之用兼于乾也。斯则天三三地二二之义耳。”比较之后可知，《周易图》所引似为当时《龙图》一书本文，而雷氏所见又有所不同，至于张理则仅一序言而已。虽三人所见者皆有“三陈九卦”与“天散而示之”之文，却分属三种不同的书中。个中的问题的确需要辨析。
雷思齐之前的冯椅于《厚斋易学曄热逯觥分屑？“《中兴书目》‘易龙图一卷’，本朝处士陈抟撰。”冯椅之前，朱熹尝曰：“龙图是假书，无所用。”(《朱子语类》卷六十七)朱熹之友吕祖谦取当时内府及士大夫所藏诸家文集凡八百家，编《皇朝文鉴》(明代改称《宋文鉴》)内收《易龙图序》(即张理所引之文)，而朱、吕之前，郑樵于《通志曇瘴穆浴肪嘁淄疾考恰傲家痪怼？无作者之名，于《通志曂计茁浴贰凹怯小敝屑恰傲肌薄ⅰ俺孪Ｒ囊淄肌？其“龙图”之记仍无作者之名。可知，既然“记有”，则郑樵当时见有此《龙图》一卷之书和一幅“龙图”，如果真为陈抟之书之图，郑樵不会故意隐去其姓名。
《周易图》所引陈抟“用五”、“用十”、“用二十四”之说，旨在阐述“三陈九卦”之德，而不是说圣人则“龙图”画卦。至雷思齐所见，则正文内有“形九宫”和“形洛书”二图，其“龙图”为九数之图，至张理则唯有“天散而示之”的如贯珠的五十五数之说，其“龙图”又非九数。既然《龙图》为假书，则雷思齐所见当为依刘牧说而出，而张理所见当为依朱熹说而出。清初胡渭《易图明辨》对此辨之甚明，引元代刘因说：“龙图之说未必出于刘牧之前，吕伯恭从而误信之，犹张敬夫为戴师愈所欺也。希夷未闻有书，今观其序之荒谬，则有不可胜言者。未合之数以为探三陈九卦之旨而得之，夫三陈九卦于河图之义有何干涉？此拟不论，殊为可笑。”又曰：“若龙图本合，则圣入不得其象，故天必先散而示之。夫以圣人之智，天即合而示之，圣人岂不能见其所分？且使天合而圣入果不能见其所分，当其散也圣人又岂能合而用之邪？”又引黄宗羲说：“《龙图序》见于《宋文鉴》，以十为河图。朱子辨刘牧九为河图之非，不取此为证者，以其为假书也。序之为说，固不能无疑，谓河出未合之图，伏羲合而用之，是伏羲画卦又画图矣。”
我们从所谓“龙图”之书或序的前后演变过程中看到，是《易数钩隐图》卷下突出“龙图其位有九”之一语而后伪成“龙图”之书与图（当时却不属之陈抟，故郑樵“记有”不属作者），至朱熹“龙图为假书”之一语而后伪成“易龙图序”(吕祖谦为当时士大夫所欺，误以十数河图出于古而录之)。至雷思齐则不辨其伪而用以驳陈抟、刘牧、李觏之非；至张理则亦不辨其伪而用以推说朱熹《河图》、《洛书》之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说到底，所有的黑白点河洛图皆非真正易图。而我们于易图学史中用大段文字叙述这些并非真正易图之图，也正是因为这些图大量地充斥于历代的易学著作之中，不得不言之而已。雷思齐斥刘牧为“妄人”，斥朱熹、蔡元定为“妄人中之妄人”，实际上是从根本上否定了自宋初至宋末的“河洛说”。自立一说的目的则在于证明，如果要用黑白点数来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则不仅仅有刘牧、朱熹的两种答案，第三种答案也是存在的。特别是他“‘洛书”不可画为点数之图的主张，更是鲜明。如果我们注重其有关“河图”辩证的大量文字，则不失为攻伐有宋一代“河洛说”的好文章。一个道教人士难得有此作为。
——俞琰的《先天图》
俞琰(1253一1314)，字玉吾，吴郡(今江苏苏州)人。自号林屋山人、古吴石涧道入，学者称石涧先生。宋亡入元，隐居著书。易学著作今存《周易集说》四十卷、《读易举要》四卷《周易参同契发裤》九卷、《释疑》一卷、《易外别传》一卷。
《正统道藏》太玄部“若”字号收《易外别传》一卷。是书撰于至元甲申(1284年)，自序：“易外别传者，《先天图》环中之秘，汉魏伯阳《参同契》之学也。”俞琰此种观点则本朱熹“康节自是易外别传”、“其书与易自不相干”、“《先天图》直是精微，不起于康节，希夷以前元有，只是秘而不传，次第是方士辈所相传授底，《参同契》中亦有些意思相似”之说而来。
朱熹本邵雍《观物外篇》而作《易学启蒙》，则不知如何又为此说？
俞琰序《大易会要》(即《周易集说》)曰：“琰幼承父师，面命首读朱子《本义》，次读《程传》。”则知其学宗于朱熹。
俞琰曰：“图之妙在乎终坤始复，循环无穷。其至妙则又在乎坤复之交一动一静之间。愚尝学此矣，遍阅云笈，晓其一二。忽遇稳者授以读《易》之法，乃尽得‘环中’之秘。反复求之吾身，则康节邵子所谓太极、所谓天根月窟、所谓三十六宫靡不备焉，是谓身中之易。”观俞氏此说则见其《易外别传》之所以作。
《易外别传》首列一○“太极“之图，曰：“朱紫阳曰，太极，虚中之象也。”次列《先天图》(见下图)。
这是一幅本朱熹之说将《先天图》内六十四卦方图“拿出放外”，并用黑白块替代卦爻原本符号所作的六十四卦圆图，其中间“虚处”标以“太极”，《乾》、《姤》之上标以“月窟”二字，《坤》、《复》之下标以“天根”二字。图说：“《参同契》云：‘终坤始复，如循连环。’康节诗云：‘自从会得坏中意，闲气胸中一点无。乾遇巽时观月窟，地逢雷处看天根。天根月窟闲往来，三十六宫部是春。’”按，《参同契》是以孟喜十二月卦说炼丹火候，“周旋十二节”起“朔旦为复”，历“临炉施条”、“仰以成泰”、“渐历大壮”、“夬阴以退”、“乾健胜明”、“姤始纪序”、“遁世去位”、“否寒不通”、“观其权量”、“剥烂肢体”以至“归乎坤元”，而后总之云“终坤始复，如循连环”。俞谈则将此说套用到《先图图》象天的六十四卦圆图之上，并曰：“三十六宫都是春，谓和气周流乎一身也。”其实这已不是邵雍诗的本意。又曰：“《先天图》者，环中也。愚谓人之--身，即先天图也，心居人身之中，犹太极在先天图之中。”邵雍所谓之“环中”，是本庄子《齐物论》“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之说而来，“环中”是指道之枢纽而言，并非以《先天图》之中心为“环中”。邵雍以圆图象天，方图形地，以“天地相函”的方圆六十四卦七百六十八爻全体象“太极”，根本没有什么“图中虚处”。有之，是自朱熹改造《先天图》将方图“拿出放外”而始。所以，俞琰此说不合于邵雍的“先天之学”，而是出于朱熹的“先天之学”。俞琰此图与林至《易裨传》“太极六变”之图虽然外形相同，但是于内涵方面却截然相反。林至是以一○“太极”的内部六变而出图，图中并没有“虚处”，自然不会以“图中虚处”为“太极”。
俞琰此图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明清之际有人把所谓的“古太极图”植入“图中虚处”，以替代其中“太极”二字，则又衍成一幅新的“先天图”。(清代李调元所编《函海》中集张行成《翼元》一书，其中于“先天图浑天象也”之说后即插入这样的图。)
俞琰还列有《先天六十四卦直图》，是本朱熹《卦变图》整理而出之图。此外还有《地承天气图》、《月受日光图》、《先天卦乾上坤下图》、《后天卦离南坎北图》、《乾坤坎离图》、《天地日月图》、《八七九六图》、《木火金水图》、《乾坤交变十二卦循环升降图》、《坎离交变十二卦循环升降图》、《屯蒙二卦反对一升一降图》、《既济未济反对一升一降图》和《周易参同契金丹鼎器药物火候万殊一本之图》(依彭晓《明镜图》增衍之图)。其中《乾坤坎离图》为以四卦示天、地、日、月之图，对后世亦有一定的影响。(后世有以“古太极图”外标此四卦之图，如仅见韩国国旗上的图案一样。)
俞琰虽然推崇朱熹易学，但他却是一位黑白点数河洛图的反对者。其《周易集说》注《系辞》“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有“非图书有天生之数，而圣人就取之也”、“夫五十五数，《易》数也”、“四十五数者，……在《易》则圣人无一语及之，盖非《易》数也”之说。其《读易举要》“河图洛书之附会”一节，又有“非图书有天生之数，而伏羲就取之”、“若谓伏羲画卦本于河图，则夫子但曰‘河出图，圣入则之’可矣，乃兼洛书而并则之，何哉”、“河图自《易》言之，吾又于《顾命》见之矣，不过曰‘天球河图在东序’，又于《论语》见之矣，不过曰‘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又于《礼运》见之矣，不过曰‘河出马图’，未尝有所谓五十五数，亦未尝有所谓四十五数”等说。俞琰斥先后出黑白点河洛图书者是“以谬攻谬”，皆是“以妄习妄”，此可谓至论。虽朱子亦不能逃此谬妄。
俞谈曾有《易图纂要》、《易图合壁连珠》、《六十四卦图》等易图学专著，可惜今皆不传。有些易图散见于《读易举要》中，有《刚来柔来上下图》、《八卦主爻图》、《十二卦主爻图》、《阳无十阴无一图》、《九宫纵横斜十五图》、《九宫纵横斜十八图》、《乾坤首上篇屯蒙以三男继乾父坤母图》、《上下篇终皆以坎离继二长二少图》。其中的《刚来柔来上下图》是以反对言卦变所出之图。以反对言卦变者，先见于朱震《汉上易传》，而俞琰于其易学著作中言之尤详。
俞琰《易外别传》所出易图，发挥朱熹之说，将邵雍的《先天图》及“先天之学”同《周易参同契》的丹道之学挂钩连结起来，并且是从外丹转向了内丹养生的修练。这种转向同南宋时期道教内丹养生学的发展有一定的关系。从邵雍、朱熹到俞琰，所谓“先天之学”及《先天图》的发展演变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本属“洵粹然儒者之言”以天道而及于人事的邵子之学，到了宋末元初之际竟演变成“石涧道人”的内丹“养生之且务”。从中可见异族统治下的儒生，由“经世治用”向“修身养性”转化之一斑。
——王申子释《周子太极图》之图
王申子，字巽卿，邛州(今四川邛莱)人。隐居慈利州天门山，垂三十年成《春秋类传》和《大易缉说》二书。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行省拟王申子充武昌路南阳书院山长，王申守志不出，反复沉潜二书，愈见明白。今见《四库全书》本《大易缉说》十卷，卷首有王履作于大德辛丑(130l)序和程文海作于大德七年(1303)序，书后有进士李琳作于延佑三年(1316)之跋和承直郎田泽所作《续刊大易缉说始末》。
《大易缉说》卷一列《河图》、《先天》、《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希夷先天卦图》、《演极》、《演极后图》、《洛书》、《后天》、《后天卦位》、《倍乘重卦之图》、《往来顺来逆图》、《衍数》、《倚数》、《反对》、《揲蓍》和《取策》十九图。卷二列《周濂溪太极图》及其衍图三幅。
王申子所出易图的特点，虽然图本朱熹易图衍出，但是图说却与朱熹多有不同。特别是对周敦颐《太极图易说》的疏解，较之朱熹更近于周敦颐本意。
王申子把十数《河图》“分作三宫看”，以中宫天五、地十为“太极”，又合下之一、六与上之二、七，以奇数一-、五、七为天(乾)，偶数二、十、六为地(坤)，谓此“是生两仪”，又“独取五以生四象”，以中宫之五配一、二、三、四，得六为老阴、七为少阳、八为少阴、九为老阳，谓此为“两仪生四象”。又列《河图》十全数，以一、三、五为乾，二、十、六为坤，三、十、五为离，十、五、四为坎，五、七、八为兑，五、六、八为震，十、九、六为艮，十、九、七为巽，谓此为“四象生八卦”。“分河图为三宫，而三画之象明，错综其奇偶，而八卦之位定”，这就是王氏所谓的“伏羲仰观俯察远求近取，得其法象文理于心，及见河图与心默契，于是则其象以画八卦”的过程。至于九数《洛书》之用，王氏则曰：“先天卦止见易之体，而用有未周，禹治水时，神龟负文复出于洛，其数有九，九则奇也。其象纵横皆十，十则偶也。文王于是取之，以错综河图重位八卦，然后阴阳奇偶亭当不偏，而易之体用始备，是为后天易，故曰“河出图，洛出书，圣入则之”。“此图中圆者河图，外方者洛书也。盖文王取洛书之奇数偶象，错综河图之偶数命象，以重位八卦”。这即是王氏所谓的文王则《河图》、《洛书》全体用的河洛观。王申子以朱熹《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大横图衍出《倍乘重卦之图》，谓此为《易》之用“后天横图”。将朱熹所列《伏羲八卦方位》图中加一“九”字，称之为《希夷先天卦图》，又本《先天图》六十四卦圆图出《演极》、《演极后图》。王氏主伏羲画八卦、文王重卦说，故不以六十四卦圆图为“先天图”或冠以“伏羲”图名。
王氏所列《周濂溪太极图》，虽然引用了经朱熹改造过的《周子太极图》，但其对《太极图易说》的分段疏解，却较之朱熹高出一筹。如解“无极而太极”曰：“无极者，厥初未有太极、两仪之先，己具个生生不穷之理，虽无象可象，无名可名，然其理则至极而无以加也，故曰‘无极’。“太极者，理气象数所以为万化之根本者，全体己具，浑然而未分也。虽浑然未分，然举天地万物生生化化，尽无以出于此，亦无以加于此，故曰‘太极’，‘无极而太极’者，谓有是理而后有是气也。”对于《周子太极图》的五层图式所表达的《易》义，则列一图(见下图)，曰：“《易大传》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此言先天易也，此图实尽之。”
王申子对河洛、先天、太极三大图系，都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在与家传易学渊源于朱熹的玉井阳氏反复设问中，表达了对朱熹易图学观点的意见。曰：“先生未免泥汉儒相为表里之说，故一一合图与书而并言之，不思其说之非也。”认为朱熹的《河图》虚中不用之说，是“太极自是太极，两仪自是两仪，而非太极生两仪也。”对于朱熹一阴一阳叠成的大横图，则曰“逐节生去之说，以画后天横图则可，若以画先天圆图，则巽五又居乾一之后，则又逐节生不去矣”、“逐节生去之说，决不可以画先天卦也”。对于朱熹的“太极一理”说，则驳之曰：“若太极止具其理，则是初无一物，既无一物，则《大传》曰‘太极生两仪’，不知一阴一阳于何处突然生来便分为两？岂有是理哉！濂溪图说又不应便道‘太极动而生阳’。何则自古及今天地间，物未有止具其理，空空虚虚而有可动者。其动也必是气存焉。”又对朱熹把“无极而太极”五字标于一○之上的做法，提出了反对意见，曰：“周子之图，其上止有一圈，图之名止曰‘太极’，而图之说则曰‘无极而太极’，是周子分明于太极上说出无极以示人。谓凡物之有，不生于有，必生于无。况既曰‘无’又曰‘极’，与下‘太极’字并言，是虽一物，而有个至极底道理在也。晦庵乃曰○此所谓‘无极而太极’，混‘无极’、‘太极’于一圈，己非周子图意。”又针对朱熹“若论先天，一卦亦无”之说，曰：“画前，则是未有画也，明矣。皆非谓伏羲有画之易也。愚谓通于天者河也，龙马负图而出于河，伏羲因之画八卦于先，是为先天，中于地者洛也，神龟负书而出于洛，文王取之重位八卦于后，是为后天。羲先文后，岂不易简，岂不明白欤？”
今天看来，王申子的圣人则所谓的黑白点数河、洛图书画卦、重定卦位说，虽然有发先儒所未发处，但是并无什么可取之处。其对“先天”、“后天”的“非先于天后于天之谓”之议论，虽然可立一家之言，但也不得邵雍“先天之学，心也”心法论的本指。其可取之处则在于对周敦颐《太极图易说》的疏解，难得在朱熹之后百余年有此至论。周子《太极图》问世后至南宋中期经朱熹之改造，则顿失其原本之义，至元初经王申子著《大易缉说》方晦而复明。惜乎王氏本朱熹改造之图，而不取朱震所列周敦颐《太极图》本图，故其解说仍有不达周子建图立说本意之处。王申子把周敦颐的《太极图易说》同“河图洛书之易并伏羲之画、文之重、周公之爻、孔子之系”并列为“六易”，可见其对周敦颐的推崇程度不一般。为什么要从“古今说易七百余家”之中独取《周濂溪太极图》为六易之一？实是因此图能尽《系辞》“易有太极”一节之义。王氏对周敦颐《太极图》的态度及其高于朱熹的疏解，将益于后人从内涵和渊源两方面对《周子太极图》的讨论。
——李简的《先天则河图》
李简，里贯未详。《学易记·原序》：“壬寅春三月，予自泰山之莱芜，挈家迁东平。……己未岁承乏倅泰安，山城事少，遂取向之所集学易记观之，重加去取焉……它日必有能辨之者。中统建元庚申秋七月望日信都李简序。”
“中统建元”乃忽必烈改元1260年，前之“壬寅”为蒙古乃马真后元年(1242)。完颜氏金朝亡于1234年，其时山东已在蒙古统治之下。据“之莱芜挈家迁东平”语考之，李简似为山东莱芜人。又“己未”(1259年)当蒙古宪宗蒙哥执政末年，而清代四库馆臣谓“己未为延佑六年，盖仁宗时人也”，将李简退后六十年，本误。
《学易记》九卷，采《子夏易传》逮刘肃易学著作凡六十四家之说，仿李鼎祚《周易集解》和房蕃权《周易义海》之例而成一书。其中卷首“学易记图说”本刘牧《易数钩隐图》、《道藏.周易图》和朱熹《易学启蒙》、《周易本义》之图列有本图或衍图。有九数《河图》、十数《洛书》等多幅易图。曰：“朱文公曰，近世说易者，于象数全然阔略，其不然者，又太拘滞支离，不可究诘……文公此说甚惬愚意，然仆所取之图，则亦不能尽同也。”
李简的《先天则河图》(见下图)，是一幅与前人不同之图。
朱熹本邵雍“乾坤纵而六子横”说所出《伏羲八卦方位》图，是“天地定位”的乾南坤北，东南方之兑与西北方之艮相对为“山泽通气”，东方之离与西方之坎相对为“水火不相射”，东北方之震与西南方之巽相对为“雷风相薄”。而李简则就图而曰：“先天乾一位在南方，兑二位在东南，离三位在东方，震四位在东北，巽五位在北方，坎六位在西北，艮七位在西方，坤八位在西南。《系辞》自‘天地定位’至‘坤以藏之’，明先天也。”
李简此图所配八卦数与朱熹相同，然而由于变更了巽、坎、艮、坤四卦的方位，李简图数为一○形，就与朱熹图数为∽形不同。
《学易记》又列《后天则洛书》图，曰：“后天八卦出于洛书，以震代离，盖取木之生数也，故‘万物出乎震’，东方又有木之成数，故巽得次震而代兑也，以离代乾，火之成数七也，以兑代艮、以乾代坎，取四、九金生成数也，以坎代巽者，水生成之数在北也，以艮代震，取土生成之数，位乎东北，终始万物也。六子从乾变易方所，独坤居西南不动者，亦阳动阴静之意也。”还列有《易有太极图》（为采《道藏·周易图》之《太极图》，即杨甲所谓的“旧有此图”）、《伏羲八卦图次序图》（为采朱熹《伏羲八卦次序》黑白块图），图说：“其法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其叙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首乾尾坤，以阴阳先后为数也。”）、《重卦图》（为将朱熹《伏羲六十四卦次序》黑白块图分为八宫之衍图）、《洪紫微迈六十四卦生自两仪图》（图说：“八卦之中分列五十六卦，亦皆首尾相错。夬与复相错，睽与革相错，其余相次至于谦、剥，皆相错。又非只此也，乾与坤相伏故相对，夬于剥相伏又相对，其余相次至于复、姤，悉皆两两相伏。阳根与阴，阴根于阳，阴阳之精，互藏其宅。洪紫微此图，其自然之理盖出于伏羲八卦次序图，因而重之而为六十四也。此图传世始于洪迈邪？其亦有所受也邪？是因见尧夫乾南坤北之先天，遂更而为此图邪？）、《六十四卦方图》（此图本前《先天则河图》之八卦方位，又“八卦之中分列五十六卦”，用以说“相错”与“相伏相对”之意。
李简所出衍化易图，有其本身的特点，即其所谓的八卦“先天卦位”是本朱熹的《伏羲八卦次序》小横图直接首尾相连围成圆图，所调的六十四卦“先天方位”亦是本朱熹《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大横图直接首尾相连围成圆图，而不是中分‘‘拗转’’后围成大小二圆图。他又把邵雍《先天图》中的六十四卦方图“取出放外”，谓“六十四卦方图盖因推广河图而得之也”。李简如此作为，皆是本朱熹之说而来。朱熹有“先天图曲折”、“方图则一向皆逆，若以圆图看，又只一半逆，不知如何”、“圆图自有些子造作模样，如方图只是据现在底画便是，就这中间拗作两截，恁地转来底是奇，恁地转去底是偶，便有些不甚依他当初画底”等说(见《文公易说》)，又曰：“若论他太极，中间虚者便是，他亦自说图从中起。今不合被
横图在中间塞却，待取出放外。”(见《朱子语类》卷六十五)。时至元初，李简完成了朱熹未竟的事业。特别是“拿出放外”的六十四卦方图，由李简从“河图”中找到了出图的“根据”。这一六十四卦方图是绝无仅有的，虽称为“六十四卦方图”，但其中却寓有八卦圆图，
与邵雍《先天图》中的六十四卦方图不同。
李简《学易记》集有六十四家之说。今天，其中许多家之原本著述已不可见，能得赖于《易图说》而了解这些家原说的本义，应该说这是李简的功劳。其“学易记图说”归纳刘牧、邵雍、朱熹之说，又有取于汉代易学家京房的飞伏说，从而演绎出有自己独立见解的易图和图说，由此可见其独立思考的学风。他不取《周子太极图》，而采出于《道藏》的《太极图》和洪迈《六十四卦生自两仪图》，可见其主朱熹“子在母外”以图中虚处为太极的观点。
李简生活于金、元相接的历史时期里，从其所引江南郑东卿、袁枢、朱熹、张栻、杨万里、王宗传、真德秀、魏了翁、郑汝谐等诸家之说来看，当金、宋和谈相安之际，大江两岸还是有文化交流的。李简的易图大体上是宋代易图（特别是朱熹的易图）的继承和演变，只是他的演变并不新奇，又有后来朱熹易学立于学官的形势的限制，所以对后世的易图学发展并没有产生大的影响。
——陈应润的《易有太极图》
陈应润，天台人，元代延佑年间起为郡曹掾，至正年间调桐江宾幕。始末未详。主要《易》学著作为《周易爻变义蕴》。是书自序曰：“乾之用九，坤之用六，爻交之蕴也……汉魏以来，诸儒注释奚啻数百余家，往往皆于本卦取义，而用九用六之说不明。好奇过高傅会舛凿玄妙者，则涉乎庄老，衍虚无者，则流乎异端。《太玄》拟《易》也，而《易》为之破碎，《潜虚》拟《玄》也，而《玄》为之散灭。甚则假老子之学，以创无极太极之论，变妒火之术，以撰先天后天之图。自是以来，谈太极者，以虚无为高，讲大衍者，以乘除为法，强指阴阳老少为四象，而四象之说不明，妄引复姤逆顺为八卦，而八卦之位不定，《易》之蕴愈晦矣。由是谈玄之士，承讹踵謬，画图累百，变卦累千，充栋汗牛，初无一毫有补于《易》。”由此而言，陈氏似乎是一位反对易图书学之人，然而他却列十数《河图》与九数《洛书》，曰：“‘河图洛书有象而无文，不图不可也。”又列《八卦方位图》(准《说卦》所言八卦方位)，曰：“伏羲所画八卦方位本如此，文王因之，夫子系辞，然后言其方位，使人易晓。”列《易有太极图》(见上图)，曰：“周濂溪作太极图，不言两仪、四象、八卦之名，又加‘无极’二字于太极之上，杂以老子之学，失《大传》之本旨，故其图不容于不改也。”又出“爻变之法”和“顺逆图”，曰：“古无此图，因说《易》者不知爻变之义，故此图不容于不作。”陈氏谓“《易》之有图，尚矣”，原来他只是不满意周敦颐、邵雍之原图而已。其《易有太极图》以乾坤为两仪，其实是本是邵雍之说，又以四季为四象，亦不出周敦颐图之外。至于以“二十八宿，分布于四方”为“在天成象”，亦是出于汉儒之悦。显然，陈氏所出《易有太极图》是以周敦颐《太极图》合朱熹《文王八卦次序》》图衍出。
《四库全书总目》为是书作提要，一说曰：“盖自宋以后，毅然破陈抟之学者，自应润始。”虽陈应润曰“流乎异端”，然却列所谓传自陈抟的“河图”与“洛书”，并谓“不图不可也”；虽批评周敦颐《太极图》“杂以老子之学”，然却本其图衍出新的《易有太极图》。所以，谓“毅然破陈抟之学者，自应润始”，是不实之词。何况宋代即有人“破陈抟之学”，如欧阳修于《易童子问》中就斥“河图洛书为怪妄”。
——《天地自然河图》
上图见于明朝初年赵撝谦《六书本义》。此图的出世年代当在元代，是从八宋代以来流传的《伏羲八卦图》演变而来。其演变的前提是必须把八卦的原本符号用黑白块替代，然后以“∽”曲线中分巽之初爻、坎之中爻、艮之上爻、兑之上爻、离之中爻、震之初爻，再以巽初爻之半黑补震初爻之半白、离中爻之半黑补坎中爻之半白、兑上爻之半黑补艮上爻之半白，最后把离初爻与坎初爻的扇形块变画作“鱼眼”状，并抹去八分线及内二圆周线，即得此“天地自然河图”。如果要演变得与此图重合，关键则在于内一圆的半径应该是外一圆半径的二分之一，而中一圆的半径则是外一圆半径的四分之三。
胡渭《易图明辨》引明初宋濂说：“新安罗端良（罗愿字端良）作阴阳相含之象，就其中八分之以为八卦，谓之河图。”很可能就是指此图而言。
《天地自然河图》原本是《伏羲八卦图》的衍图，待其出世之后，即故神其说，本末倒置地谓八卦由此图而出。以黑白块替代八卦原本符号而作“易图”始于南宋的朱熹，没有以黑白块替代卦爻原本符号之举，就不会有这样的演变易图问世。成书于南宋末的《周易图》一书中无此图，至明初于《六书本义》中始见此图，则知此图出世的时间当在元代。
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易图问世之初并不叫作“太极图”，而是称之为“河图”。之所以有“河图”之名，是本《系辞》“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之说而命之，为的是说“圣人则之”这样的图而“画八卦”。到了明代中叶，章潢于《图书编》中始改称此图为“古太极图”。之所以要加一“古”字，为的是要与周敦颐《太极图》有所区别。
这样易图黑白分明，阴消阴息的变化一目了然，与汉代以来流传之“阳生于子，阴生于午”说有合。这大概就是此图一经出世之后即被人们接受并不断“神化”的缘由了吧？
严格说来，朱熹以一黑块为阴、一白块为阳，作《伏羲八卦次序》图时以之为“两仪”，到“两仪生四象”时，又把白块“一分为二”、黑块“一分为二”，“四象生八卦”时，又把白块“二分为四”、黑块“二分为四”，则乾三白为四分一白块所得；坤三黑为四分一黑块所得，这就违背了邵雍所谓“独阳不生，寡阴不成”、“阳得阴而生，阴得阳而成”、“阳不能独立，必得阴而后立，故阳以阴为基；阴不能自见，必得阳而后见，故阴以阳为唱”诸说的本义。更何况卦爻原本符号“——”是不能“一分为二”的呢？可见，由先见于两宋间人朱震、王湜、杨甲等人所列之《伏羲八卦图》而演变作《天地自然河图》，就必须承继朱熹黑白块《伏羲八卦次序》图中所隐含着的舛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