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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的人生三部曲(王凯)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12月15日11:04 来源：海南日报 王凯 (转自：中国作家网)
青年巴金巴金与萧珊巴金的《爱情三部曲》萧珊送给巴金的第一张照片，照片背后写着“给我敬爱的先生留个纪念，阿雯”。巴金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他的《激流三部曲》和《爱情三部曲》是几代中国文青的必读书目。改革开放后，历经磨难的巴金踏进了人生的第二个 春天，其反思“文革”的随笔集《随想录》以“敢说话、说真话”而著称，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今年11月25日是巴金110周年诞辰，在 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再次走进这位文学巨匠的世界，去梳理、体会他的爱，他的恨，他的情，他的人生，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创作
谈起巴金，很多人都会关注这个名字的由来。
巴金原名李尧棠，号芾甘，除此之外，笔名“巴金”。关于这个笔名的由来，最流行的说法是来自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其实真实情况并非如此，巴金在1957 年9月27日致前苏联作家彼得罗夫的信中对自己的名字作了注解：“一九二八年八月我写好《灭亡》要在原稿上署名，我想找两个笔画较少的字。我当时正在翻译 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我看到了'金’字，就在稿本上写下来。在这时候我得到了一个朋友自杀的消息，这个朋友姓巴，我和他在法国 Cha teau Thierry(法国城市名)同住了一个不长的时期。他就是我在《死去的太阳》序文中所说的'我的一个朋友又在项热投水自杀’的那个中 国留学生。我们并不是知己朋友，但是在外国，人多么重视友情。我当时想到他，我就在'金’字上面加了一个'巴’字。从此'巴金’就成了我的名字。”
众所周知，《激流三部曲》是巴金公认的代表作，而《家》又是其中思想和艺术成就最高的一部。小说以蜀中的一个大家族为背景，描绘了觉新、觉民、觉慧、瑞珏、梅表姐、鸣凤、高老太爷、冯乐山等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为中国现代文学画廊增添了一大批鲜活的文学形象。
《家》是巴金以自己的家族为原型创作的，大哥李尧枚给了巴金不少鼓舞和激励。李尧枚就是小说中大哥“觉新”的原型，是一位善良却又有些懦弱的知识分 子，1929年7月，李尧枚来上海探望巴金，兄弟俩谈及自己的家庭时，巴金说要写一部反映大家庭生活的长篇小说，大哥听了很赞成，后来他在给巴金的信中 说：“《春梦》(《家》的原名)我很赞成；并且以我们家的人为主人翁，尤其赞成。实在的，我家的历史很可以代表一切家族的历史。我自从得到《新青年》书 报，读过以后，我就想写一部书来，但是我实在写不出来。现在你想写，我简直喜欢得了不得。”
大哥的鼓励让巴金大受鼓舞，大哥一生受家族礼教的束缚，“读到我的小说，也许会觉悟，也许会毅然地去走新的路”，巴金这样希望。但就在巴金刚刚开始创作 时，大哥却服毒自杀了，据说是不堪生活的重压。巴金闻讯悲痛欲绝：“万不想大哥连小说一个字也没有能读到。……没有挽救他，我感到终生的遗憾。我只有责备 自己。”1933年5月，《家》由上海开明书店正式出版，巴金挥笔写下了名为《呈献给一个人》的序言，这“一个人”，就是大哥李尧枚。
1930年代初期开明书店还出版了巴金的另一部小说《死去的太阳》，这部小说以五卅惨案为背景，属于当时流行的“革命加恋爱”模式。对于这部小说，社会 评价整体不高，抗战时期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参事的陈克文先生曾经读过这本书，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读完了巴金的《死去的太阳》，这些所谓普罗文学，其实 并无可采之处。”陈克文的意见代表了当时大多数人的看法，这也是巴金一生创作的一个败笔。
爱情
长篇小说《家》出版后，深深唤醒了青年一代，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当时有不少青年人给巴金写信，探讨理想、人生等问题，其中一个署名“一个十几岁的 女孩”的女学生引起了巴金的注意。两人通信大半年了，但还没有见过一次面，后来女孩在信中说：“笔谈如此和谐，为什么就不能面谈呢？希望李先生能答应我的 请求。”信中夹着一张她的照片，戴着一顶圆边遮阳帽，明眸皓齿，清丽可人，照片背后写着这样一行小字：“给我敬爱的先生留个纪念，阿雯。”
这个活泼可爱的“阿雯”就是后来成为巴金夫人的萧珊，当时叫陈蕴珍，两人的这次会面也成了他们恋爱的起点，当时巴金32岁，萧珊19岁。多年以后，巴金 在文章中回忆说：“她是我的一个读者。一九三六年我在上海第一次同她见面。……我认识她的时候，她还不到二十，对她的成长我应当负很大的责任。她读了我的 小说，给我写信，后来见到了我，对我发生了感情。”
经过八年的恋爱长跑，巴金和萧珊在贵阳一个叫花溪的小镇结合了，他们的新房就在一家名为“小憩”旅馆里，巴金在文章中回忆了两人的洞房花烛夜：
我们结婚那天晚上，在镇上小饭馆里要了一份清炖鸡和两样小菜，我们两个在暗淡的灯光下从容地夹菜、碰杯，吃完晚饭，散着步回到宾馆。宾馆里，我们在一盏 清油灯的微光下谈着过去的事情和未来的日子。我们当时的打算是这样：萧珊去四川旅行，我回到桂林继续写作，并安排我们婚后的生活。我们谈着，谈着，感到宁 静的幸福。四周没有一声人语，但是溪水流得很急，整夜都是水声，声音大而且单调。那个时候我对生活并没有什么要求。我只是感觉到自己有不少的精力和感情， 需要把它们消耗。我准备写几部长篇或中篇小说。
两人在贵阳一带旅行了近一周的时间，后来萧珊去了重庆，巴金留在贵阳，此间他开始中篇小说《憩园》的写作——这篇小说的名字是不是与他们结婚的“小憩”旅馆有关？
巴金与萧珊的爱情是中国文学界的一个美丽童话，近三十年的岁月两人相濡以沫，心里装的都是对方。1972年萧珊孤独离世，而巴金正在接受“改造”，当她 的“李先生”(萧珊对巴金的称呼)穿着不整洁的白衬衫匆忙赶到时，萧珊已闭上了眼睛。“我记起了《家》里面觉新说过的一句话：'好像珏死了，也是一个不祥 的鬼。’四十七年前我写这句话的时候，怎么想得到我是在写自己！”巴金在《怀念萧珊》中的这段话让人欲哭无泪。
巴金把一生的爱都留给了萧珊，《怀念萧珊》、《再忆萧珊》和《一双美丽的眼睛》是他对她最好的纪念。
反思
改革开放后，巴金开始反思“文革”，他准备用真实的写作和思索，来填补自己的精神空白。1978年12月，巴金在香港《大公报》开辟“随想录”专栏，12月1日，巴金写下开栏第一篇文章《谈〈望乡〉》。
巴金的这篇随笔与当时的一场争论有关，1978年邓小平访问日本，作为中日文化交流的一项主要内容，当时在中国公映了三部日本电影：《追捕》、《望乡》 和《狐狸的故事》。其中《望乡》描写了妓女阿崎婆一生的悲惨故事，但在中国公映后却引起了争议，有人说这是黄色电影，应该禁演。在这种背景下，巴金接连写 了《谈〈望乡〉》和《再谈〈望乡〉》两篇文章，公开表示反对删剪电影，反对禁演电影，他在文中这样评价：“据说老年人对《望乡》持反对态度的多，我已经踏 进了七十五岁的门槛，可是我很喜欢这部电影，我认为这是一部好电影。”以此为肇始，巴金开始了用写作干预现实，反思历史的双重使命。
进入1980年代后，巴金又遭遇了“《苦恋》风波”。《苦恋》是以画家黄永玉为原型拍摄的一部电影，通过一个人的故事，演绎了归国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在 “文革”中的悲剧。1981年春夏之交，《苦恋》遭到严厉批判，一时间人心惶惶，甚至连“文革”也成了报刊上的敏感词。1981年9月，巴金去法国访问， 有国外媒体提及《苦恋》，巴金回答说：“我还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但是我认为一部文学作品引起不同的评论是正常的。虽然有些批判，这无关紧要。你永远可以进 行辩护。归根到底，只应有读者作出评判。”巴金的回答引起国内某些人物的不满，认为与上面的口径不一致，巴金满不在乎：“不管他，有意见就有意见好了。随 它去！”
从《谈〈望乡〉》到《苦恋》，巴 金以“说真话”的面目重新启程，他曾说过自己是“五四运动”的产儿，时隔多年后，老年巴金又开始了五四精神的回归。巴金后来在《随想录》合订本序言中说： “我最初替《望乡》讲话，只觉得理直气壮，一吐为快，并未想到我会给拴在这个专栏上一写就是八年。从无标题到有标题，从无计划到有计划，从梦初醒到清醒， 从随想到探索，脑子不再听别人指挥，独立思考在发挥作用。”
巴金的反思精神和“说真话”的态度也影响了一大批作家和艺术家，他的老友萧乾1980年代初在媒体撰文细述与叶君健几十年前的一段恩怨，巴金看到后先后 几次写信批评萧乾，他在信中写道：“来日无多，要善于利用，不要为小事浪费时光，我们已经浪费得太多，太多了。”在致戏剧家曹禺的信中，巴金更是坦率，他 对曹禺说：“你有很高很高的才，但有一个毛病，怕这怕那，不敢放胆去写，顾虑太多。你应当记住，你心灵中有多少宝贝啊。”
《随想录》是巴金晚年思索的结晶，也是他对社会和人生的深刻反省和忏悔。“我的《随想录》好比一只飞鸟，鸟生双翼，就是为了展翅高飞。”巴金在书中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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