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一百个写作者说小说可能，一百个写作者说小说不可能。加缪这种二元对立论的涵义，我仅能以母亲为例作一点盲人摸象式的揣摩。
母亲是个贫穷的农妇，养育了7个儿女，活到91岁安然离世。按平均寿命，她可能占有了别人的份额。70多岁，她抚养孙辈。80多岁，孙辈都进了学堂，她不能劳动了，靠子女养活。对此，她心存愧疚，没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打江山坐江山的理直气壮。余华小说《在细雨中呼唤》中写了一个失手打破饭碗害怕儿子责骂嫁祸孙子和装死的“爷爷”。那个“爷爷”酷似母亲，读得我泪水盈眶。母亲老成一棵枯芦，一个人在五楼“囚禁”了11年。孤独和无以倾诉的日子，比中年时代因偷窃生产队红薯关进劳教所还难受。子女们偶尔来看她，她就拽住我妹妹的手，要求给她弄一点毒药。有一次，我妹妹就预先在兜里藏了一小袋奶粉，母亲再一次求她弄毒药时，便悄悄掏出来撕开，说，“弄到了，我喂进你嘴里。一点都不痛苦，一场瞌睡就醒不来了。”母亲说，“不！不！还等一段日子吧。还等等。”母亲在等待什么呢？有可能吗？
外公重男轻女，两个儿子都读到了县里的秀才，女儿却只能纺纱织布采茶，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兄弟们能背下四书五经诗词歌赋，她也能背。我的儿子长到两岁，母亲就教他念《三字经》、《诗经》、《琵琶行》，只是一句都不懂。不幸的是，两个秀才都被日本人杀了，外公后悔得要死，早知如此，不如送女儿读书。母亲出嫁前没有等到外公送她读书的那一天，但她始终在等待。我想，那两个秀才如果活着，肯定是级别不低的官僚，那么，外公外婆晚年就有可能不会咀嚼“五保户”的凄凉；或者如果外公舍弃儿子，送女儿读书，那么，母亲当个女市长未必不称职；还有一种假设，如果满清王朝早垮台50年，中国军事实力堪与美国比肩，日本人打不过卢沟桥，那两个秀才断然不会被杀。作为现实生活，那些假设都没有可能。作为小说，都有可能。
父亲是个识字的农民，兼做小商贩。母亲辛辛苦苦摘一季茶叶，加工烘干后装入木箱。父亲挑着几箱子香气扑鼻去了汉口，母亲就在家里等待。结果，等来的是丈夫两手空空。茶叶肯定是卖掉了，而且价钱不错。钱却馈赠给了汉口的赌场。母亲唠叨，“我辛辛苦苦种一季茶，给你抚养7个儿女，也该给我一点零花钱吧？”父亲说，“遇到土匪，抢了。你又不认得钱，也不懂货币交换，要钱干什么呢？”我们兄妹长大后，对父亲无比痛恨。父亲就说，“假如我赌博赢了一百万银洋，你们就是贵族了；幸好我输个精光，不然土改必然划成地主，那么，一家人就跟着倒大霉！你们应该感激我。”父亲的诡辩虽然荒谬，而放在小说里，都是可能的。一旦解除想像翅膀的羁绊，小说便会丰富多彩，险象环生。恰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马尔克斯的可能，如同索尔仁尼琴，来自于放逐。
父亲嗜赌，常输得家里无米下锅。有一次，武昌某个赌友上门讨债，父亲指着地上一堆儿女说，“钱，委实还不起，挑个儿子抵上吧。”那赌友正愁后继乏人，就挑了一个准备抱走。母亲像一匹凶恶的母狼扑上前，揪住那赌徒拼命，硬是夺回了儿子。那个儿子就是我。我十四岁因“文革”回家种田，父亲抱怨母亲，“你好没见识，若是老六成了大城市人，肯定考上大学做官了。”母亲说，“老六，你要发狠，我等着你……”我爱上小说后，便不要命地写，六月天把双腿泡在水桶里躲蚊子。我深知我和母亲都在等待。等待那种生活中的不可能与小说的可能。等待让我们度过了最艰难的日月。有时，我也不免循着父亲的思路推演，我若真的成了那个富人的儿子，大学是要考上的，然后呢？――有可能做官当寄生虫；但也有可能插队西双版纳，成为叶辛的素材，欠下某个傣族姑娘的孽债，溜回城里来混个人不人鬼不鬼。命运不可知，惟有小说可能。所以，尤利西斯把小说比作魔方。可能是粘着香饵的鱼钩，有时可能钓上一条大鱼，有时可能钓上密封的魔瓶。
《苦菜花》里有个英雄母亲。假得肉麻。我的母亲倒是个真英雄。叔叔参加地方游击队，常把日本哨兵捅死。日本人几番上我家捉拿。叔叔早就跑了。日本人就在堂屋里堆起晒垫、斗笠、干柴，预备点火烧房子。日本兵一擦燃洋火，母亲就冲上前将洋火捻熄，连续三次。日本兵推了母亲一掌，再次擦燃洋火，还用刺刀挡住。母亲歇斯底里冲上去，又一次捻灭了洋火。荷枪实弹的日本鬼子似乎奈何不了一个手无寸铁却不顾生死的农妇，居然放弃了烧屋，悻悻地走了。我看多了写日本鬼子的小说、电影，觉得母亲捻洋火的细节难以置信。母亲却说是真的。村里所有老人都出面证明属实。我对母亲有了敬畏。在那种兵荒马乱的年代，母亲也仍然在等待。等待和平与安宁。我进一步思考，日本鬼子杀人不眨眼，两个秀才舅舅被杀就是明证。而母亲那次，确实震慑住了杀人魔王。那座房子得以活到1958年大跃进，应当与那个日本小队长的禀性善良有关。日本人是很看重勤劳创业的，一个中国农妇如此豁出去保护自己的家产，无疑他被感动了。他不忍下手。就此写成小说，离人性的真实可能挨得更近。那个小队长是文学中的“这一个”。作为小说，有可能。
还有，我那个引来日本人烧房子的叔叔，捅死了七八个日本兵，我曾经对此表示怀疑。他说，“是真的。有一次遇上个大块头高个哨兵，一下把我扑倒在身下，掐住了我的喉咙。我憋着气，悄悄掏出匕首，从下往上戳进他小腹。他的手松了，一泡尿射在我身上。”这个细节证实他没有撒谎。我特别注重细节。细节不能虚构，只能发现。后来，叔叔被国民党的一个团长带去了南京，当上了文书，多次与日军血战。但是，他没有跟那个团长去台湾。这恐怕不完全是故土难舍，极有可能与他娶了金陵大学一个漂亮女生有关。岳丈是个资本家，不让独生女儿远离。叔叔舍弃不了爱情，就领着她回了故乡。照理，一个抗日英雄，从没和共产党军队打过仗，应当受到整个民族的尊重。然而，一顶历史反革命分子加右派分子的帽子却戴了三十多年。生活的可能如此，小说不可能。突然，“海外关系”成了香饽饽，某市有个中学穷教书匠，一弄清其父是国民党军队驻金门马祖前线总司令，一个早晨当上了副市长。现实中的可能，反过来开了小说一个玩笑，让小说感受到了简单与游离的悲哀。
小说为何遭遇如此尴尬呢？仍然只有马尔克斯有资格回答。他活到37岁就写出了百年孤独，是在流亡结束后得到的诺奖。可能的代价是如此高昂。沈从文写出《边城》后，躲进了故宫，回避了小说的可能。而精神放逐的最终归属只能是“能理解我”。面对可能身后的追杀，少有写作者不望而却步。
母亲以偷窃遭祸。上个世纪60年代70年代，农民生活之苦，难以想像。要把7个子女养活，除了偷窃，别无选择。她颤着三寸金莲出工，锄地，修京广复线，修水库，晚上回家总要拖回一大捆柴禾，悄悄解开。里面藏些红薯、豌豆之类。村支书和生产队长则是明偷，他们把持保管室仓库钥匙，可以深更半夜进去背回几袋谷子或挑回几担红薯。母亲跪在地上挨斗，说，“支书队长可以明偷暗抢，我刨几个红薯养命为什么不行？”队长抽了母亲一巴掌。母亲摇摇晃晃站起来，也伸手抽了队长一巴掌。母亲被送进磨子山劳教所。她在里面等待了半年。我和13岁的哥哥去探监，在岳阳的南郊找了整整一天。母亲说，“等一阵，我就出来了。等你们大了，就好了。”母亲说话总是少不了“等待”二字。她的等待可能吗？
那阵，村里常饿死人，有个叫翁××的老汉死时趴在公共食堂发了霉的空饭甑上，人们怎么用力都没法把他扳下来，只能找来剪刀撬开，指头都撬烂了。翁××恰恰是那个抽我母亲一巴掌的队长的父亲。队长老婆姿色出众，夜里社教工作队长一进门，他就主动让床，这才弄到保管室钥匙，得以明偷暗抢，却又忍心父亲活活饿死。极权、自私、无耻、伪善、残忍，是生活的可能，是小说的不可能。至少中国的小说落后现实一个世纪。可能变成不可能，是对小说的反讽。
我研究过有关马尔克斯的资料，他在写作中放弃政治的主题，并非心甘情愿；他选择文本和叙述方式的创新，绝非初衷。应当说，他的成功很伟大，至少引来中国无数小说写作者模仿复制，但用“歪打正着”概括，也不能算以蠡测海。两个写作者拥有同等天赋，成功可能偏重勇气与坚毅。
我十五六岁开始小说习作。有人笑我，“打草鞋，卖草鞋。今天去，明天来。”意思是稿子上个月投出去，下个月退了回来。尽管如此，我还是在等待。母亲说，“终归有一天会结果的。”母亲对生活的向往与执著，赋予了我坚毅的遗传基因，而旷日持久的等待，则让我陷入孤独。小说更多的时候是一次又一次失恋后的自慰。母亲是个不自觉的理想主义者，荒谬是她的可能的酵母。
母亲有个亲密邻居，人们叫她陈��。她有6个儿子，全是文盲。某一天，他们在一块水田来禾。区长来到田边叫，“翁老四，你上来！”老四就上来了。区长说，“把脚洗干净。”老四就去溪里洗净腿肚上的泥巴。区长说，“6兄弟，唯你没有成家。跟我走吧。”老四就跟着去了区公所，吃了一餐饱饭，换了一身衣服，当晚就上了火车，第三天深夜到了丹东，火车停靠二十分钟，给发了一杆三八大盖。接着拉去了朝鲜。三年过去，志愿军陆陆续续回来了。老四没有回来。陈��就天天坐在村口等待，母亲也陪着她等待，从50岁等到70岁咽气，陈��也没有等来她的老四。母亲给她的朋友送终，朋友托付她，“帮我等我的老四啊。等到了，就让他在我坟头放一挂鞭……”“文革”中，那个很老了的区长剃了阴阳头游街。我14岁，上前问了他关于老四的消息。他说，“被临时叫上火车拉过鸭绿江的人死得太多，美国人机枪一扫，人像倒麻将牌，连名字都来不及造上册子，除了毛岸英烈士，我一概记不得了。”我朝他丑陋的脸孔狠狠扇了一巴掌，说，“为了陈��的等待……”母亲78岁那年还给我说起这件事，问我老四是否还有活着的可能。1992年冬，我去朝鲜旅游，看了那个主体思想塔，特意拜谒了志愿军烈士陵园。纪念碑上有许多名字，我找了足足两个小时，没看到翁老四的名字。回家告诉母亲，“您朋友托付的事，您可能完不成了。”
母亲是个愚氓，但又是个朴素的哲人。她充分相信活着的可能。史铁生20世纪末的迷惘，她在20世纪初就有了明晰的答案。她晚年跟我住了21年，常积攒一点零花钱，偷偷送给某个日子略逊我家的儿子、孙子、外孙。而且家里的一些衣物也不知不觉出现在其他兄妹家里。她的平均主义和缩小贫富差距的宏观调控手段，与国务院总理有异曲同工之妙。她无时无刻不在等待着兄妹、孙子、外孙找到饭碗的消息。等待几乎成了她生活的全部内容。当然谈不上什么精神坐标和和价值向度之类。但这并不妨碍它是另一种意义的崇高。即便它没有形迹。可能还是存在。
我曾经和几个北京朋友一起去看贝克特的话剧《等待戈多》。“二战”结束时世界的饥馑和心灵的荒疏让人惆怅绝望。世界的那一极，人们在等待虚拟的戈多；世界的这一极，人们一边高唱没有神仙皇帝的国际歌，一边在倾力打造神仙戈多。结果，那一极似乎有了等待的结果；而这一极，却碰上了西西弗斯的巨石，把希望一次又一次砸得头破血流。这让我想到加缪的《西西弗斯的神话》。
由母亲想到戈多，由戈多到加缪，再到西西弗斯，我既感到了等待的可能，也感到了等待的不可能；既感到了小说的可能，又感到了小说的不可能。在没有过文艺复兴洗礼的国度，小说有太多的不可能，不得不接受放疗化疗。那种可恶细胞固然杀灭了一小部分，但大伤了元气。惟剩一具缺铁性贫血的干瘦躯体躲在被窝里自慰，因短暂的快感大声哼哼。这种来自象牙塔中自慰的快感和哼哼，用刘再复的话说（见刘再复博客），伪文本主义是其中最主要的一种。刘氏的批评可能吗？
当人们深感等待戈多是如此艰难时，我们无法不为某种失落感到惆怅；人们等待的，寻找的不是五谷杂粮，不是金钱财帛，而是一种精神的错位，基本价值的缺失。但是，我们如果只认识到了《等待戈多》中的绝望和虚无情感――这是我们一贯的认识，我们就会忽略等待戈多的潜在情感，那是一种“上帝信仰”的根深蒂固的宗教情感，这种情感与“信仰――拯救”的文化模式有关。因为在这种信仰模式中，人生同样有可能被视为等待的过程。小说可能吗？
母亲有着类似西西弗斯的执拗。复杂性在于，母亲的等待一方面暗示了希望的虚无，另一方面又翘首期盼希望哪怕是姗姗来迟的脚步。因此21世纪的小说身处中国社会转型期变迁史中的一个特殊点上，在这一点上，日暮苍茫，“虚无”和“信仰”执手相看，无语凝咽。人对生存在其中的世界，对自己的命运一无所知，又深感无能为力。然而，无论“戈多”将会是谁，理应从我们的小说中看出，他的到来，将会给等待中人带来希望的可能，带来小说的可能。母亲是不幸的人对于未来生活的呼唤和向往。是当今社会人们对明天某种指望的代表，象征着“希望”、“憧憬”。肃立沈从文墓石前，我觉得我理解了他――无论社会呈现的状态怎样强大，实施惩罚的只能是人自己；人有自己选择生存态度的权利。
2007年12月10日 匆草于岳阳南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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