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说明的是崇祯勤政是有的,但要说爱民那就扯了。事实上勤政并非必然会爱民,如满清皇帝大多勤政,但他们爱民吗?也许他们爱旗民(其实他们是在害旗民,让其变得除了吃饭生孩子玩乐之外什么也不会做),但他们根本不爱其他“大清子民”。事实上皇帝过于勤政,反而不是什么好事,等于是事事亲为了,过多关注细节而不是大方向,这说明了什么呢?一种情况是说明了手下的大臣变成唯唯诺诺的奴才了,只会根据皇帝的话去办事,不会主动思想主动替皇帝分忧了;第二种情况就是皇帝根本不再相信大臣,因为大臣都在欺骗他了,他需要自己干了,那么你一个人精力有限,怎么可能都顾得过来。第一种情况出现在清代,乃是因为清帝需要的是听话的奴才,否则会影响自己统治,这个在于其“异族”(在当时看来确实如此,否则不会喊出反清复明的扣好了,那个明都让人吃不饱饭逼得人造反了,可见那个明不是什么好东西,而既然不是好东西了,还要去复,只能说明至少在当时传统华夏士人和百姓看来他们不仅仅是亡国而是亡天下了——剃发易服就让当时人有这个感觉)政体先天性的缺陷,而且其又不具备当年鲜卑那样因为打仗等原因人口锐减而出现积极融入,虽然在清后期由于西方列强来了,开始学习当年鲜卑那样要融入但他们的步子太慢了——连辫子都没有明确规定可以不留可见其相当顽固,而且时间来不及了,最终喊着民族和民主革命、但事实上底下民众更多是反对八旗特权而自动产生的民族革命情况下推翻了清朝。前面讲的第二种情况就是发生在崇祯身上,年轻的崇祯被东林党为代表的明大臣忽悠了,搞掉了能制衡那些文官集团力量的阉党后,崇祯越发难以做事了。所以崇祯只能更加勤政,自己事事亲历。这与其说崇祯有多高尚,不如说多么无奈。
再反过来说崇祯,虽然崇祯最后自杀,而且死前什么留言“误伤我百姓一人”。如果有此断定说什么崇祯爱民,那是扯淡,如果崇祯真的爱民,怎么会加税收加到已经税赋压力巨大的农民头上,而李自成等之所以屡剿不灭,就是因为你崇祯收税太重,让农民活不下去了,这是爱民的表现吗?而税收少的可怜的商人,这些人稍微增加一点点税收,完全足够辽东对付后金的军费,为何不去做?不要说什么狗屁的商人有东林党等在背后支撑和什么崇祯年轻被东林党欺骗之类的。都在骂天启帝不干正事,恰恰天启知道阉党能制衡口头上仁义道德满嘴、实际上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东林党,而魏忠贤的阉党在位期间,西北的局面一直勉强维持着,而各地军费也勉强维持着,阉党完了,自称忠君爱国的东林党上去后呢?形式完全逆转,最可气的是如果你仅仅是吝啬自己的财产,那么为何后来满清军队来了,一个个都投降呢?而被你们嘴里大骂的阉党余孽,反而大多是反抗呢?可见崇祯不仅没有眼光,而且根本不爱民。完全是一个彻底失败的政客。大概崇祯到了最后李自成包围京城,大臣一个没来,最后陪伴自己死的是太监,才回想自己所作所为,估计他那时后悔杀了魏忠贤铲除了阉党,也后悔不该听东林党给农民加税,而是应该大力下决心给商人加税而减少农业税,如东林党反对就在拉起来一个阉党制衡之,因此有感而出正是自己不够爱民,所以希望自己后任者能做到爱民。而李自成则走了另外一个极端,那就是过分打压乡绅了,以严谨著称的历史学家顾城在其的南明史等书里面早就讲到了,李自成之所以失败不是什么进京后军纪败坏,一方面是对后金重视不足,山海关之战根本就是10万大顺军包括其中3万没什么战斗力的投降明军和5万吴三桂的精锐打了一天疲惫之时,被6-7万八旗精锐骑兵从背后突袭而败——更为严重的是产生了恐辫子兵的病态,加上那些无耻汉奸文人的鼓吹,搞得好像后金八旗天神一样无敌,连那些留了辫子的伪军都一扫之前跟清军作战时的颓废,打起南明抵抗势力来凶残无比,一直到李定国击毙满清亲王尼堪,才算是治好这个病态,后来吴三桂敢于反清,一方面固然是被康熙逼得无奈,另一方面也是通过多年战争知道了满清八旗的实力根本没有吹嘘那么强,李自成大顺军主力分散在各地,如果当时集中所有大顺军主力,吴三桂和八旗联军根本就胜不了。另一方面是过于打压乡绅,走了另一个极端的“爱民”——爱农民。
都说明亡始于万历,这个话本身就不对,最初是那些后来投降满清的东林党文人编写明史的时候整出来,大概一方面为了推卸自己责任,另一方面也为了迎合满清主子心态——看你大明不行所以被大清取代,我大清代替你大明是天意。那些当汉奸的无耻东林党人,将明亡归于万历皇帝,他自己不去想想,要不是你东林党在瞎折腾,不让加一点点商业税,一方面说什么皇帝不该开矿与民争利,一方面自己不断吞并农民土地逼迫农民造反而且还霸占商业矿业搞官商一体勾结。倒不如说明亡与万历时期的东林党猖獗起来了。但后来有了阉党制衡,称不上什么中兴,但也算是勉强维持局面,如果西北稳定,然后不断让彪悍的西北兵去辽东跟后金持久耗下去,情况怎么样还真不好说。然而,崇祯的铲除阉党让东林党独大的白痴行为无疑是帮助了后金,倒不如说明亡的根源还是在于东林党,跟崇祯的白痴行为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