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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郁达夫是个风格独特的作家。在他不长的文学生涯中，创作出大量的诗歌、散文、小说、评论文章。其生前好友刘海粟先生在评价他的文学成就时说：“诗歌第一，散文第二，小说第三，评论文章第四”。但使郁达夫享誉文坛的不是其诗歌、散文而是凭借大胆真率的小说。其小说的这一鲜明的特色的形成一方面取决于他的真率的个性，另一方面又得益于被他批评的自然主义文学尤其是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包括私小说)对他的影响。
1935年，郁达夫曾这样回忆自己留学日本时的文坛的状况：“我的初读短篇，是二十年前在日本做学生的时候：那时自然主义的流行虽已经过去，人道主义正在文坛上泛滥，但是短篇小说的取材与式样，总还是以引自然主义的末流，如写身边杂事，或一时的感想等者为最多；像美国那么的完整的短篇小说，是不大多见的。虽则当时在日本，每月市场上，也有近千的短篇小说的出现；其中也有十分耐读的作品，但不晓得怎么，我总觉得他们的东西，局面太小，模仿太过，不能独出新机杼，而为我们所取法”。他也明确地反对过自然主义作家的以“客观”的态度创作、不重个性的观点，他说“客观的态度，客观的描写，无论你客观到怎么样—个地步，若真的纯客观的态度，纯客观的描写是可能的话，那艺术家的才气可以不要，艺术家存在的理由，也就消灭了。左拉的文章，若是纯客观的描写的标本，那么他著的小说上，何必要署左拉的名呢?他的弟子做的文章，又岂不是同他一样的么?他的弟子的弟子做的文章，又岂不是也和他一样的吗?”。“自然主义者的所谓科学的描写方法的失败，就在这一个地方。他们主张完全灭却作者的个性，他们主张把观察的事实，毫无遗漏的报告出来。这种以科学者的态度而制造出来的作品，对于现实的把持，也许是周到得很，但是人生的真理，决不是从这些肤浅的表面观察所能得到，正如一个人的灵魂，你不能从他的外貌服饰来猜度的一样”。“它(自然主义)的宿命观，它的没有进取的态度，不能令人痛快地发扬个性。”
他认为“自然主义”主张的纯客观的态度，根本错误就在于排斥艺术创作的特殊性，忽视了作为艺术创作主体的人的个性。也就是说，郁达夫主张尊重个性的主我主义的文学观。他批评自然主义(当然包括从中脱胎出的私小说)文学的局面太小、模仿太过、不能独出新机杼、无个性、无进取。认为人类进步的动力在于人的内驱力，而这种内驱力使得人类常常不满足于现状，希望改变现有环境，创造出崭新的自我，从而促使人类不断地进化。同时，人类的自觉意识又可以不断调节人的生存环境的和谐，以适应人类向更高要求发展的需要。所以他断定自然主义作家所倡导的人生观是宿命的，是出发点错误的人生观。他也曾在《雪夜——自传之一》一文用贬损的口吻说及“自然主义派文人的丑恶的暴露论”。从他的这些批评自然主义的言论，很容易得出郁达夫不喜欢自然主义文学，亦不会受其影响的结论。以至于长期以来，国内学者多承认郁达夫受日本私小说影响，但直言郁达夫受日本自然主义影响的不多。殊不知，私小说最早就是出自自然主义作家之手，是从自然主义文学脱胎出来的一种文体。而且当我们去考察郁达夫的文学观、解读他的文本时，发现他的小说(《银灰色之死》、《沉沦》、《南迁》、《风铃》等)、他的文学主张(如尊重一己体验、主张赤裸裸地暴露、忽视技巧等)又明显表现出自然主义文学的痕迹。要解释郁达夫文学中的这一矛盾的现象，就不能不从日本文坛对欧洲自然主义文学的误读开始。
19世纪60年代，以左拉为代表的法国自然主义代表作家直接把生理学、遗传学、临床病例学、解剖学等自然科学的观念引进文学中，主张文学观念上的科学主义倾向。要求作家尽可能少地介入，重在表现人的生物本能，注重对人的生理因素的分析，客观反映外在的、社会的真实。把社会和人的丑恶、情欲展示在物欲横流的社会面前，借以警示人们，所以法国的自然主义文学的作品具有更明显、更直接的社会特征与时代特征。而欧洲浪漫主义者观照现实的出发点是以“自我为中心”，认为对自我的肯定与张扬是浪漫主义时代的一种普遍信念。“主张‘精神’是很重要的创造因素，……强调诚挚、自然、热情的价值，反对艺术模式所要求的收敛和修养(精雕细琢)”。应该说，日本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是由留德归来的森鸥外兴起的。留德期间，森鸥外深受西欧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回国后创作了不少带有浪漫主义气息的小说，如《雁》、《舞姬》等。北村透谷、岛崎藤村、马场孤蝶、上田敏、田山花袋、柳田国男等作家也聚集在杂志《文学界》(1893年1月创刊)周围。他们以此为舞台，以爱默生、拜伦为榜样，开展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创作了大量充满浪漫色彩的诗歌、小说。他们借助作品表达自己要求个性解放、意志自由的愿望，也表现出这群文学青年重感情、轻理性的特点，其文中始终贯穿着一种对于日本近代化的反正统的批判精神。他们在重视精神革命，强调文学的主观性及文学应促进国人内心的自觉性方面具有共同的特点。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自由民权运动失败，大逆事件后天皇制政府对知识分子的言论严加限制。浪漫主义作家领袖北村透谷的自杀，标志着日本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夭折。在这种情况下，原本属于浪漫主义文学阵营的田山花袋、岛崎藤村、国木田独步等纷纷转向自然主义文学阵营。但他们从一开始就以浪漫主义的眼光理解(或者说曲解)西方自然主义，将左拉所指的“客观科学的自然”理解为“主观的自然”。把浪漫主义文学中自我扩张、自我表现的抒情倾向变成了自我审视，自我剖析的写实表现。他们所说的“真实”是一种对自我的绝对忠实，客观的自然不是观察的对象，而是基于主观经验的自我体验。他们在作品中尽情地抒写人生体验中的各种复杂的情绪，使作品蒙上一层感伤、忧郁、迷惘、悲观的主观情调，大胆露骨地描写自身不可告人的秘密，包括丑恶。明显表现出对环境与社会因素的忽视，强调“无解决”的文学观。把日本自然主义发展成了貌似自然主义实质却是浪漫主义的一种文学思潮。尤其是日本自然主义作家只重视将主人公即作者的实际体验如实表达，使得作者和主人公之间变得毫无距离，使得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演变成作者自己吐露心声的工具。
明治维新是一场不彻底、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在越发集权的高压政治下日本市民(包括作家在内)往往表现出对感觉、感情的倾心，而且陶醉其中。这也使得主张“露骨描写”、“直言”的自然主义文学与个性张扬和希望在国家权力下得到解放的浪漫精神不仅没有背离，而且表现出统一的倾向。
对生性崇尚自由、追求个性、强调自我、富有诗人气质、强调“作家的个性”及“真”与“情”的郁达夫来说，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无疑是非常适合他的口味的。在自己的文学生涯中，他确实创作出了《风铃》、《沉沦》、《迷羊》、《南迁》、《迷羊》等多篇带有自然主义文学特征的作品。尤其是《风铃》和《沉沦》二篇，更是非常明显地借鉴了日本自然主义作家田山花袋的小说《棉被》和《乡村教师》诸多细节。限于篇幅关系，对这两位作家作品的具体分析，笔者将另文专述。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郁达夫虽然批评了自然主义的纯客观和科学的描写方法及局面太小、模仿太过的特点(前两点是指西方自然主义文学的特点，后两点是指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特点)，但我们又分明看到他总是不自觉地在小说创作中运用了田山花袋等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注重个人自我审视、表现人的生物本能、自我暴露、不重技巧的写实的方法，同时也继承了西方自然主义文学的关注现实的特点，常常从人物内心的探索开始，既大胆地抒写人的性苦闷，又抒写人的生之苦闷。从个人的、表面的不幸中，力求寻找社会根源，将个人不幸升华为人类不幸，乃至伸展到对社会的控诉，使小说具有强烈的社会意义。也就是说他对西方自然主义和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是各有取舍的，只是这种取舍意识对他自己来说还没有意识到而已。由此也有理由推断：郁达夫到写以上那些批评文字为止，是没有明确地分辨出日本自然主义和西方自然主义的区别所在的。
郁达夫喜欢并借鉴日本自然主义私小说作家花袋的作品的原因可以从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的角度来解释。
郁达夫留学日本的十年正处于日本大正时期。从时间上来说，日本大正时代大致相当于中国“五四”前后；从思想方面来看，这也正是要求“两性解放”的呼声日益高涨，世纪末的各种文艺思潮此消彼长、竟相争妍之际。关于那个时候日本的时代风貌，他曾这样叙述道：
“当时的名女优像衣川孔雀，森川律子辈的妖艳的照相，化妆之前的半裸体的照相，妇女画报上的淑女名姝的记载，东京闻人的姬妾的艳闻等等，凡足以挑动青年心理的一切对象与事件，在这一个世纪末的过渡时代里，来得特别的多，特别的杂。伊孛生(今译易卜生)的问题剧，爱伦凯的恋爱和结婚，自然主义派文人的丑恶暴露论，富于刺激性的社会主义两性观，凡这些问题。一时竞如潮水似地杀到了东京，而我这一个灵魂洁白，生性孤傲，感情脆弱，主意不坚的异乡游子，便成了这洪潮上的泡沫，两重三重地受到了推挤，涡旋，淹没，与消沉。”
这一时期，对于郁达夫来说，已是生理、心理发育成熟的时期，也是“自我”意识张扬的时期，两性的认识更明显更精细，自然表现出对异性的向往和性欲的冲动。但弱国子民的地位，加之独处异国的孤独和寂寞，使他更加渴望异性的关爱。作者也曾毫不避讳地回忆起那个时期自己的痛苦：“谙熟了日本的言语风习，谋得了自己独立的经济来源，揖别了血族相连的亲戚弟兄，独自一个在东京住定以后，于旅舍寒灯的底下，或街头漫步的时候，最恼乱我的心灵的，是男女两性间的种种牵引，以及国际地位落后的大悲哀。”欲望不能满足时也只能选择压抑，由压抑而生出无尽的苦闷，“二十岁的青春，正在我的体内发育伸张，所以性的苦闷，也昂进到了不可抑制的地步。”他是把人对异性的要求当作极其正常的事情看待的，认为这种欲望是爱情、婚姻、家庭、社会得以存在的基础，所以他才会在作品中毫不讳言性的问题。
从心理学的角度讲，一个人心中积蓄太多的苦闷，会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必须寻求其它途径的宣泄方式。生理学、心理学的经验也表明，人压抑的苦闷如果不能正常宣泄，则势必向内发泄，并且产生一种深切而持久的内在感觉，最终可导致精神病或更严重的后果。如果得到及时的宣泄，就会回归平静，趋向健康。一般的人会采取不为人知的办法，比如把痛苦与不快写入日记；也有人选择向朋友、亲人等倾诉的方式。心理学上把这种向他人倾诉的方式称之为“自我暴露”。“自我暴露”一词最早是由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西尼·朱拉德(sidney Jourard)提出的。按照朱拉德的观点，自我暴露既是健康人格的表现，又是成功的自我调节方法。对于具备作家气质又喜好自我暴露的郁达夫来说，苦闷激发了他的心理能量，成为他创作的最大动力。他选择了大胆、直白的暴露方式，将他的满腹苦闷书写进作品。把源于个人体验的性苦闷所产生的病态的心理、对性满足的渴求，全部表现出来。也通过这种自我暴露、自我展示的方式缓解了心理压力、使得难以承受的苦闷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脱。在《戏剧论》中，在言及个人对社会的反抗是人的意志对于外部生活的反抗等问题时，郁达夫这样说道：“这一意志若转而向内，则变成个人的灵魂与肉体的斗争，或人与神秘的威力(死)的斗争，从这些内心的斗争里发出的苦闷，才是绝对的苦闷哩。”这是曾经饱受此类精神苦闷折磨的作者的心声，是个体生命体验与心理欲求的真诚表白。《银灰色之死》、《沉沦》、《南迁》、《风铃》、《茫茫夜》等作品大半都是在这种苦闷中写成的。难以排遣的性的苦闷就像恶魔一样伴随着这些作品中的人物。郁达夫本人也通过苦闷的书写，达到自我疗伤的目的，这也正验证了自古希腊哲学家、文学家亚理士多德所提出的悲剧“净化”说开始以来、古今中外的不少学者所提出的艺术具有治疗作用的结论。不管是对于书写者还是对于接受者，文学都具有治疗作用。郁达夫的阅读及书写当然都具有这样的作用，这也符合文学是人的生存状况的反映的观点。
郁达夫没有过分地拘泥于技巧和措词，而只是忠实于自我感情的流露。在《银灰色之死》、《沉沦》等作品中通过“他”的眼写出了把“他”逼近绝路的忧郁和屈辱以及让“他”感受不快的日本学生、中国留学生等。作品带有浓厚的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描写方法的痕迹。这里要指出的是，虽然日本自然主义文学也重视描写人的本能欲望即人的动物性的一面，但作家田山花袋没有让作品中的人物成为自然欲望的奴隶，而是让他们在受自然欲望的支配中又试图摆脱其支配。《棉被》的主人公时雄就一方面受着欲望的折磨，一方面又受到以家为核心的伦理道德的束缚，这是田山花袋比岛崎藤村等作家进步的地方。岛崎藤村等作家往往只是一味地描写主人公受本能驱使的种种行为，而不涉及伦理道德问题。和田山花袋一样，郁达夫小说中的人物也是一方面为本能欲望所驱使，另一方面又难逃传统及道德的羁绊，所以人物总在沉沦与不甘沉沦中挣扎，或者在痛苦中苟延残喘地存活，或者在绝望中走向死亡。
郁达夫反对自然主义作家的以纯客观的态度客观描写外部世界的主张，也指出自然主义作品的局面太小、描写太过等缺点，但又非常认同日本自然主义私小说作家田山花袋的文学主张，并在创作方面运用田山花袋式的大胆暴露、忽视技巧的描写方法，是因为田山花袋等日本自然主义作家为了追求“真实”而忽视作家与作品中人物之间的距离，把自我心情直截了当地抒写出来的方式与郁达夫的气质、处境、心理都非常吻合。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郁达夫为什么批评了自然主义，又偏偏借鉴田山花袋等自然主义作家的作品，于是也就自然地得出批评与借鉴之间的非矛盾的结论。从另一个角度说，郁达夫对自然主义作家的作品虽然有这些微词，但在不自觉中又受其影响，这与他一方面难忘在日本所受的屈辱，另一方面又赞赏日本的文化并表示出怀念的微妙心理是一样的，因为人的爱憎感情有时是难以截然分开的。同一时期对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思潮表现出这种复杂心理的中国作家还有沈雁冰，他也是有时候极力推崇自然主义，提倡自然主义的“客观真实”，有时候又严厉地批判自然主义“所见的都是罪恶”，“缺点更大”。所以他在《子夜》等小说中曾自觉地实践过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客观真实”的主张，但在《蚀》等作品中又情不自禁地运用了自己曾批评过的自然主义性描写的方法，表现出文学批评和创作实践之间的微妙复杂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