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本月21日，中央部署了城市未来发展路线图，《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近日引发，文件中提到“我国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一时间小区或拆围墙这一话题迅速引起关注，进入了公共视野之中。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试图梳理出围墙的历史演变过程，顺着时间与空间的脉络找到来路，也许这会为我们的去处提供一种更完整的思考方式。
围墙内的世界
几天前，中央部署了城市未来发展路线图，《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近日引发，这是时隔37年重启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配套文件。文件中提到“我国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解决交通路网布局问题，促进土地节约利用。”
国家纲领性文件对细节化问题提出具体的指导意见是十分罕见的，这一点也正体现出，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城市规划变得日趋重要了。根据已有的国家标准来看，居住小区是指“被居住区级道路或自然分界线所围合，并与居住人口相对应，配建有一套能满足该区居民基本的物质与文化生活所需的公共服务设施的居住生活聚居地。”这里的“围合”是自然的，而非人为的。但事实上，在中国，绝大多数的小区都会建造围墙。对多数中国人而言，围墙与小区似乎是天然连在一起的。
▲常见的中国小区
那么，事实却是如此吗？或者说，一直以来便是如此吗？
追根溯源，围墙源于人类最早的生存观。早期，人们的居所往往不在平原上。平原地区的地势形态无法抵挡寒风与沙尘，所以原始人常因山掘居，“上古穴居而野处”。
山体之“隔”给予原始人以温暖，他们对“隔”之安全感也越来越依恋了。当氏族、部落产生时，高大的山林更是成为了抵御外敌的天然屏障。随着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与日俱增，“隔”之美，“隔“之必要性也逐渐由实践经验转化成了一种本能的需要，追求“四面环山”的保护性空间已是共识，围墙的产生成为必然。
▲<穴居的原始人>
夏朝建国初期，除洪水为患外，还有异族部落侵犯的威胁，对此黄帝时期便采用“湖居环境”防范敌人，而大禹时则开始利用“城墙”与“沟渠”抵御敌人。“鲧作九仞之城，以障水”，这些利用砖土堆积的“城墙”，如同“人造山脉”，守护了民众生命与财产的安全。周朝时，周天子大兴土木，大小诸侯也在自己封地上营构都城，使城廓、围墙、宫殿等建筑空前发达。
最早记载我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的古籍《周礼考工记》中描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途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即城市布局呈方格棋局状,人们按照农业生产的编制进行分组居住。
春秋至两汉时期，先后经历了诸侯争霸与秦末农民大起义，汉代的统治者为了维护权利的稳定，开始运用里坊制控制人们的一切活动。里坊制可以说是如今住宅小区的雏形。“坊者方也,言人所在里为方,方者正”，里坊制实行初期，坊的四周都设有围墙,中间有一条十字街道,每个坊内仅开一门,晚上定时关闭坊门。而市也是由围墙所环绕,街道呈九字形,各市可以临街设店,即里与市的布局是相互独立的。西汉时期的长安城,则将整个都城的居住区划分为160里，恰如“室居栉比,门巷修直”。里坊制在这一时期逐步确定起来了。
到了北魏时，洛阳城的里坊制呈现出更多的新特点。内城、外郭城的创建，使外郭城得以大规模的开辟为规整的里坊区。按里坊制布局与管理，是北魏洛阳城的创举，也是中国古代都城建设史上第一次有计划的把都城居民的“里”建立起来。
唐代的长安城在全国实行封闭式的城市管理，里坊制度的发展达到顶峰。“千家千百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各里坊“棋布栉比,街衢绳直,自古帝京未之有也”。坊门定时启闭,实行夜禁制度，整个长安城到夜幕降临时，坊门关闭，街道上空无一人。封闭式的里坊制达到了顶峰。
▲唐代洛阳图。转引自程光裕、徐圣谟主编《中国历史地图》，台湾中国文化学院出版社
里坊制在我国唐宋时期开始走向崩溃。唐文宗时，左街使奏称：“伏见诸街铺近日多被杂人及百姓，诸军诸使馆健起造设屋，侵占禁街”。除了“侵街”现象，破坏“夜禁”的现象也常出现。长安坊门不得不“或鼓未动即先开，或夜以深犹未闭”。到了北宋时，政府不得不做出妥协，允许临街设店，标志这延续一千多年的里坊制迎来了崩溃。
不过，虽然封闭的里坊制逐渐被开放的街巷式取代，但“国有封闭城，家有封闭院”的传统观念仍然被保留了下来。在一座座城墙之内，中国人盖房子，也喜欢圈个院子，大户人家建成深宅大院，没钱的也羡慕着胡同里那些独门独院的宅子。
▲北京四合院鸟瞰图
20世纪的现代小区与围墙的继承
20世纪20年代，处在工业时代的欧美国家道路机动交通日益增长，车祸常常发生，也出现了交叉口太多，威胁到老人与儿童穿越街道等问题。现实情况要求在汽车交通开始发达的条件下，创造一个适合于居民生活的、舒适安全的和设施完善的居住社区环境。
1929年，美国人ClarencePerry创建了“邻里单元”的理论。他提出6个要点：根据学校确定邻里的规模；过境交通大道布置在四周形成边界；邻里公共空间；邻里中央位置布置公共设施；交通枢纽地带集中布置邻里商业服务；不与外部衔接的内部道路系统。邻里单元理论对30年代欧美的居住区规划影响巨大，成为了众多城市规划的基本框架之一。
▲邻里单元
1930年，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LeCorbusier）在著作《光辉城市》中提出了一个以工业时代为背景，效率最大化为目标的城市模型。他期望能为正处于转型过程中的欧美都会城市提供规划模版，使用他的城市模型去改造原有的以街道广场为核心的欧洲城市。
柯布西耶设计了一座能够容纳150万人的城市，每一个方块街区的大小都是400M×400M，每一座摩天楼之间以工业时代象征物“汽车”作为连接，为城市提供便利的交通网络。不同于曼哈顿的“拥塞文化”，每栋建筑物之间相隔400米，以达到使居住在塔楼中的人们享受新鲜空气与充沛阳光的效果。
▲<光辉城市平面图>
“光辉城市”的畅想震惊了当时的欧洲人与美洲人，没有任何人愿意将之付诸实践。荷兰建筑师雷姆·库哈斯（没错，就是设计央视大裤衩的那位）认为摩天大楼间隔排开的方式，排除了任何相互联络的可能性。
虽然柯布西耶的理念在欧美受挫，但却在共产主义阵营中得到了认可。苏联老大哥为了开发近乎荒芜的西伯利亚土地，以“光辉城市”的规划方式，一股脑建造了500个新工业城市，叶卡捷琳堡就是典型的例子。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要求兴建千篇一律的住宅。于是，五至六层的如火柴盒一般的“赫鲁晓夫楼”一时间飞速地扩张开来，此时居民楼的建造像极了流水线上的生产。
▲赫鲁晓夫楼
苏联在城市规划建设上一直影响与帮助着中国。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在苏联式“大居住小区”模式下，尚不知如何规划的北京城市，以对未来的无限热情幻想对城市进行着一番“现代化”的开发。
▲1973年北京市区整体规划方案
1976年前，中国的居住“小区”基于“单位”，成为居住的基本区域。单位负责职工的工作、住宅以及福利。单位也意味着围墙和大门所界定的空间区域，它包含着工作区、居住区和其他社会服务设施等。出于安全及便于管理的考虑，此时的单位社区向政府及规划部门提出围墙修建的申请，中国现代封闭式小区的序幕正式拉开。
单位社区其实就是现在我们常说的“大院”，70后是在大院中长大的一代人，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就是讲述他们的故事。
▲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讲述了一群大院孩子的故事
1978年，开放市场和市场经济的引入改变了城市的空间组织。国内外的私有开发商开始把“单位”转化成为私有化的“住宅小区”。此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空间与社会系统更加复杂化，小区也最终成为了独立私有领域和社会实体分化的代名词。
城市生活的另一种可能
边界不是某种东西的开始，而是如同希腊人所认识的那样，边界是某种东西的开始。
——海德格尔
1961年，时任《建筑论坛》助理编辑的简·雅各布出版了她的第一本专著《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雅各布认为城市是人类聚居的产物，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城市里，而这些人的兴趣、能力、需求、财富甚至口味又都千差万别。所以，无论从经济角度，还是从社会角度来看，城市都需要尽可能错综复杂并且相互支持功用的多样性，来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多样性是城市的天性”。
▲纽约第五大道
她犀利地指出，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将田园城市运动与勒·柯布西耶倡导的国际主义学说杂糅在一起，在推崇区划（Zoning）的同时，贬低了高密度、小尺度街坊和开放空间的混合使用，从而破坏了城市的多样性。而所谓功能纯化的地区如中心商业区、市郊住宅区和文化密集区，实际都是机能不良的地区。针对衰败的大城市中心，她又进一步提出，挽救现代城市的首要措施是必须认识到城市的多样性与传统空间的混合利用之间的相互支持。
《生与死》出版之后，在美国社会引起了巨大轰动。当时的当时美国规划界的“主流”认定这本书“除了给规划带来麻烦，其余什么也没有”。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城市规划师渐渐发现，正如雅各布所说，区域功能化的社区确实阻碍了城市的发展，旧有的规划理念已经不再适应如今的时代了。
同时期内，一位法国建筑师通过实践经验也产生了相同的想法。克里斯蒂安·德·波特赞姆巴克提出现代城市需要建设开放式街区(openblock)。
“所有的东西都在那里，人们打开窗户，为了迎接空气和光，街景与商业。街道上各式交通,地下则混合着供给日常的管道网。一层商业和各种服务设施,街道的立面上就有进入自家的大门,还有属于自己的门牌号码。”
▲克里斯蒂安的设计手稿
▲佛罗里达州Seaside小镇，开放型社区首个应用者
1977年，一群城市规划师相聚在秘鲁印加文明遗址马丘比丘签署了一份新宪章，即《马丘比丘宪章》。这份宪章的内容在今天看来，别有一番深意。
“在今天，不应当把城市当作一系列的组成部分拼在一起来考虑，而必须创造一个综合的，多功能的环境。人的相互作用和交往是城市存在的基本根据，城市规划与住房设计必须反映这一现实。同样重要的目标是要争取获得生活的基本质量以及与自然环境的协调。住房不能再当作一种实用商品来看待了，必须要把它看成为促进社会发展一种强有力的工具。”
编辑/ricky 文/钒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