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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中国抗战胜利是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共同奋斗的结果。不过，掌握了全国资源的国民党政权在正面战场的表现，的确大大有负国人的期望。而且正面战场越战越弱，敌后战场越战越强也是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然而这些年来，不少描写正面战场的著述和影视作品，坦率地说，或多或少脱离了历史的真相。
国民党军队的部分将领和大部分下层官兵的抗日精神，确实值得颂扬。他们的功绩，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给予了肯定。1950年《内务部关于革命烈士的解释》中明确指出：“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因参加抗日战争牺牲的国民党官兵（包括空军）确因抗日阵亡者也包括在内。”当然，在后来的落实过程中未能引起各级部门的足够重视也是事实，但共产党一直没有否定过国民党官兵的抗日贡献。特别是这些年，大陆各地的抗日战争纪念场所，都有正面战场的介绍。反观退守台湾60多年的国民党当局，却至今没有建立起一个抗战纪念馆，更不要说有肯定敌后战场内容的介绍。
但是，在肯定他们抗战贡献的同时，我们也不应该讳言一些重要的历史事实：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为首的20多名中央委员、58名将官投降日本，组成伪政权。同时还引发100多万国军投敌成为了伪军。抗战期间热血青年参加国军的并不多，大多是被强抓的壮丁，这不但对老百姓伤害极大，而且兵员质量很差。从1937年至1944年的7年间，共征壮丁1100万人（其中或有重复统计），实际到达战场者不足500万，其余都逃跑或病故。1940年海外侨领陈嘉庚回国慰问，在行程中“见路旁有两死尸，其一全身无衣服。据同行宪兵言：‘该尸系壮丁病死，衣服被押官取去，在途逢相当平民，就被拿去抵额，将衣服与穿。’”陈嘉庚还回忆说：“壮丁用绳索缚联，此为余亲见之。至于其他多样，如用铅线环于颈项，然后用绳穿在铅线，相联成对，与及铅线环于手臂，再用绳索缚之。”这样的军队的战斗力可想而知。国军不但官兵关系差，内部也是派系林立，互相提防，严重削弱了本就不强的整体战斗力。抗战后期的衡阳保卫战，守城官兵开始打得相当顽强，但奉命支援解围的数支部队，无一不是消极应付，最后守城指挥官方先觉只得率部投降。更糟的还有军民关系，以至于蒋介石在接到老百姓自发组织打国军的报告后哀叹，“我们的军队沿途被民众包围袭击，而且缴械！”
那些片面渲染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用的学者及其拥趸者，从来不敢提及上述事实。他们津津乐道的是打了多少大仗。当然，能坚持战斗本身就值得肯定，但不能成为神化这些大仗的借口。我们不妨看看国民党方面的资料，将领张发奎曾说，国军战史上22次大会战或者多少次大捷，全都是假的，每一次大捷实际上是日本攻打一个地方，无意于长期占领，占领几天就自动撤走，他一撤走，国军这边就说大捷了，赢了。
张发奎所言看似有些夸张，但确实不乏史实来印证。这两年关于“长沙保卫战”这样题材的作品不少，但实际上前两次长沙会战都很能印证张的说法。第一次长沙会战是在日军自行撤走两天后，国军指挥官薛岳才下令跟踪追击。会战后总结期间，重新拟定了一个《长沙会战的指导方案》，其战役名称由原先的“湘北会战”“湘北大捷”改为“长沙会战”“长沙大捷”。所谓在战斗中逐次抵抗，诱敌深入等等，都是事后虚构的。第二次长沙会战后，蒋介石在南岳军事会上尖锐地指出：“现在长沙得以保全，但不能算是我们打了胜仗。我们不但没有什么虚荣，而且要引以为耻辱！”为什么呢？蒋说：“这次长沙会战，敌人来了不能抵抗，敌人退了不能追击，几次战斗毫无俘获。”“像这次长沙会战，我们有这样雄厚的兵力，有这样良好的态势，我们一定可以打败敌人，一定可以俘获敌人很多官兵，一定可以缴获敌人无数的军械！即使没有一万俘虏，也应该有一千！一千没有，总要有一百！一百没有，少而言之，也应该有十人，但是你们连十个俘虏都没有！如何对得起自己的职守？”
正是由于国民党军虚报战绩严重，使得第二次长沙会战的敌我伤亡人数没有一个确切数据，当时的国民党军令部长徐永昌曾在日记中写道：因为第九战区在不同场合的宣传口径并不一致，如毙敌人数有“三万几千”和“四万一千”之说，俘敌人数有“八千几”与“二百四十七”之说。所以蒋介石才一气之下说出俘敌“应该有十人”这样的话。
研究国民党军队自身伤亡数字也成为一个难题，其主要原因是国军吃空额的问题。战争期间，下层军官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防止士兵逃跑，以至于晚上睡觉，他们要亲自站岗，但总有一些士兵逃了。士兵逃跑后出现的空额，军官则隐瞒下来继续向上边要军饷。这样，国军就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军纪差导致士兵逃亡，士兵逃亡就导致空额，军官就来吃空额。再加上一些指挥官军事素质不高，常打败仗也就不出乎意料了。
当然，国民党军队能坚持到抗战胜利，其功不可没。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在战争中后期的一些表现：在1944年的豫湘桂战役中，国军“一触即溃”令美国对其的信心“一落千丈”；就连当时的老百姓都在质疑，“难道抗战胜利完全依靠的是逃到中国腹地的国民党吗？”（见英国教授拉纳・米特（Rana Mitter）的著作《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
另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是关于日军投降的历史时刻。湖南芷江和江苏南京的受降画面经常出现在电视和图片展览上。回顾这段历史，却有一些场面令人非常憋屈。
1945年8月，中华民国代表、美国代表与日军代表在湖南芷江洽商，安排在中国16个受降区受降的具体事宜。芷江洽商时，民国决定派遣陆军副总参谋长冷欣率员赴南京做前期准备工作。但冷欣对安全很有顾虑，于是请求日军务必保证其人生安全，8月22日又要求日军以誓约文书保证其安全。这使得日方代表今井武夫“感觉奇怪”，今井认为“一位战胜国的高级将校竟然向战败国使节要求保证安全，既无意义又不自然，总觉得未免有些滑稽之感”。他也就不客气地反驳冷欣：“这种文件不但没有价值，而且没有必要，日军恭候阁下光临！”几经解释，冷欣依然坚持。最后，今井在无奈之下只好答应回到南京后用无线电代替书面保证。今井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关于这件事我认为，中国军对于迄今为止夸耀不败的日本军，觉得并非凭自己的力量战胜，而是依靠盟军在其他战场胜利的压力，才名列战胜国之一，因而他们自己并没有战胜的实感，对日军畏惧心理尚未消除。不仅如此，给我的印象是，作为军人（指冷欣――笔者注）在战场上有这类言行，总觉得有些不恰当。”顺便补充一下，据在场记者描述：“在会谈中，冷欣时而站立，时而屈膝而坐，身体晃动不已，人又瘦小，简直有一点象一只猴子。新闻记者们都认为他有失国格。”
9月9日上午，南京受降仪式举行。在仪式上，国民党陆军总参谋长萧毅肃中将将两份日本降书交冈村宁次阅看，其签名盖章后本应亲自呈递给对面的主受降官、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而他却派部下、参谋长小林浅三郎递交。何应钦非但不予追究，还主动站起来，躬身双手接过降书。这一瞬间被相机记录下来，结果就成了递交降书的比接受降书的形象还要挺直高大。后来有人解释，说那张桌子太宽，小林太矮，如果何应钦坐着，根本够不到。不过，这张照片却始终令国人看起来不大舒服。在这里，或许要感谢我们的画家，一副《南京受降图》的油画，终于使何应钦站直了，高大了！
我们的学者讲抗战史时，尽管可以避开那些敏感内容，但如果以不符合历史真相的方式来进行宣传，肯定是一种不负责任、不实事求是的做法。我们的后人一旦接触到历史的真相，他们又会怎样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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