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天才和精神病之间：天才还是疯子 作者：余凤高
爱因斯坦的大脑(1)
1955年4月18日1时15分，当阿尔贝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在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医院的病床上于睡眠中去世时，在他的桌上留着一份未写完的庆祝以色列独立日贺词，其中有一段写道：“我所追求的只是用我绵薄的力量，为真理和正义服务，即使冒着触犯每一个人的风险，也在所不惜。”
爱因斯坦1939年在普林斯顿的确，尽管这个出生于德国符腾堡的犹太人自觉是一个孤独的旅行者，但是，一种“强烈的社会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使他一贯都能发出支持和平、自由和犹太民族主义的呼声；当然还有他提出的引发科学和哲学领域掀起一场革命的相对论和万有引力论，这些都无可辩驳地说明他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巨人，一位最富创造性的知识分子，一位世界少有的天才人物。
爱因斯坦死后，尸体被火化了，但大脑被人偷偷地保存了下来。
有关是否该留存这位伟人的大脑，有几种不同的看法。多数人认为，爱因斯坦自己在生前也许已经预见到对他一生的评价，因而在他亲手写的一份遗嘱中表示自己的愿望是死后重归“神秘之土”，将他的尸体火化，然后把骨灰撒在人们不知道的地方，只是并没有强调需“完整火化”。这也就被人认为他是默认在他死后可以让他的躯体，特别是他那富有创造性的大脑为开发人类的智力提供帮助。爱因斯坦的传记作者卡尔·西利格（Carl Seelig）甚至肯定地说爱因斯坦是希望他的大脑被用作研究的，因为在去世的前几个月，爱因斯坦曾写信给他，表达了他希望把自己的身体捐赠于科学事业的想法，只是未能留有明确的指令。但他的遗嘱执行人奥托·纳坦（Otto Nathan）却否定这一说法，认为是否留存大脑得由他儿子作最后决定。最新的看法是卡洛琳·亚伯拉罕在她2002年出版的《占有天才：爱因斯坦大脑不寻常的艰难旅程》（Carolyn Abraham: Possessing Genius:The Bizarre Odyssey of Einsteins Brain）中的解释：“爱因斯坦不反对研究他的大脑，但不希望将任何研究发现公开。”
总之，不管人们的看法如何，大脑被留了下来已成为无可更改的事实。那是爱因斯坦去世当天早晨负责检查和解剖他尸体的医生、普林斯顿医院的病理学家托马斯·哈维医生（Thomas Stoltz Harvey,1912—）悄悄收集的。爱因斯坦的家人于第二天读到《纽约时报》报道他的死讯之后在为死者装殓时才发现尸体的颅骨已被开启，大脑已失踪。不仅如此，连奥托·纳坦也不知道出过这种事，尽管尸检、解剖时他都在场。哈维却认为他有权这样做。在家属向他提出质疑时，哈维就以对在医院病逝的人都得进行脑部检查作为搪塞。
哈维将爱因斯坦的大脑切成240片，记录下每片的位置并贴上卷标，保存在堪萨斯州中南部威奇托城（Wichita）他家的几个玻璃瓶中。几年后，他将其中的几片分别送给几位研究者，包括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玛丽安·戴蒙德博士（）、亚拉巴马大学的布里特·安德逊博士（）和安大略哈米尔顿麦克马斯特大学的桑德拉·威特逊博士（）。以后的岁月中，哈维不管到哪里，总是要把这些大脑切片带在身边。最后他回到了新泽西，把留着的几片大脑送给普林斯顿医院的病理科主任埃利奥特·克劳斯博士（）。
虽然美国的法律没有先例能要求哈维必须将爱因斯坦的大脑交出，但哈维以研究为由始终不让大脑离开自己身边的行为却极受人们的关注，尤其是媒体。20世纪70年代中期，《新泽西月刊》（New Jersey Monthly）的记者史蒂文·利维（Steven Levy）作了长时间的调查后，于1978年发表了他的调查结果，说大脑仍在哈维当时居住的位于威奇托城的家里。许多人都认为这是一种居心叵测的行为，有人甚至把哈维看成是一名“盗脑者”，他的声誉受到极大的影响，以致不得不放弃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职务。在以后的四五十年里，他曾经到几家精神病人收容所和科研中心工作，还不得不去西部的一座联邦监狱和一些小机构行医，四处迁徙，行踪飘忽。在一次从业资格考试失败、丧失了行医的身份之后，他甚至流落到进塑料工厂做一名普通工人，但他继续保护着这颗20世纪最伟大的大脑。
爱因斯坦的大脑(2)
80年代中期，在拒绝了各种人类学博物馆、野心勃勃的富翁或企业家高价购买的要求后，哈维重新开始对爱因斯坦的大脑进行研究。他把一些切片分送给委内瑞拉、中国、日本、阿根廷等国的科学家；也有一些科学家通过不同途径跟他联系，希望参与研究，他也提供给他们，只是申明仅仅是出借，而不是出售。据称直至1997年，研究过爱因斯坦大脑的科学家不下于一百人，其中有些人定然有所发现，只因种种原因，也许是遵照卡洛琳·亚伯拉罕说到的爱因斯坦的遗言，未能公开发表研究报告。
1997年，八十四岁高龄的哈维经过几次婚姻破裂之后，正与他六十四岁的女友在新泽西州过着隐居的生活，这时，有一位年轻人来找他。
迈克尔·帕特尼提（Michael Paterniti）原是《外界》杂志（Outside）的高级编辑，曾在《滚石》（Rolling Stone）、《纽约时报杂志》（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消息》（Details）和《绅士》（Esquire）杂志上发表作品。现在和他的妻子、孩子一起住在缅因州西南部的波特兰。
帕特尼提注意到，有关爱因斯坦大脑的下落一直是网络上热烈谈论的话题，不但科学家对它相当好奇，爱因斯坦迷们也都在不断地探寻，人们传来传去，给事情增添了不少的神秘色彩。英国有位导演还拍摄过一部纪录片，希望揭开这个谜团，但是没有能够作出定论。一天，帕特尼提在与房东闲聊时，随意提到了这件事。恰巧这位房东认识哈维住在堪萨斯州中南部威奇托时的一位作家邻居，于是给他提供了哈维的地址。帕特尼提抱着姑且一试的心理与哈维联系，经过多种方式尝试之后，教授终于答应和他见一次面。
在与帕特尼提会面时，哈维教授告诉他，说他正想去一趟加利福尼亚州。
人们不免感到疑惑：哈维所在的新泽西州紧靠大西洋，加利福尼亚则濒临太平洋，一个在东经七十四度美国的极东，另一个则在东经一百三十度美国的极西，两地相距四千多公里。为什么要如此长途跋涉？教授说，爱因斯坦在病中曾对他说起，想作一次横贯美国的东西之行，但是忙于研究工作，这个愿望未能实现。他现在要带着爱因斯坦的大脑，实现他这个遗愿。另外，他还想让爱因斯坦在伯克利的孙女伊芙琳·爱因斯坦（Evelyn Einstein）和他的一个年迈的老朋友看一看这些脑切片；最后返回新泽西，将大脑送回伟人1913年起就在那里工作直至去世的普林斯顿大学，交由普林斯顿医院保管。
早在哈维教授获得爱因斯坦的大脑那天起，苏联的克格勃组织就对它有非分之想，只是未能如愿。美国政府也早已得知爱因斯坦的大脑成了哈维的“私有财产”，由于没有法律依据，不能要求他把大脑“贡献”出来。因此当发现哈维由三十多岁的帕特尼提驾着一辆别克汽车，要将这保管了这么多年的“稀世珍宝”带着离家出走时，联邦调查局大吃一惊，连忙派人秘密跟踪。哈维不知道，他从东到西走了四千多公里，联邦调查局的特工竟也跟踪了他四千多公里。
在帕特尼提陪同哈维教授十一天的共同旅程中，两人成了一对好朋友，并顺利地完成了教授的任务；而帕特尼提自己也受惠甚多。他的第一个收获是《驾车送阿尔贝特先生：与爱因斯坦大脑一起旅行》（“Driving Mr. Albert: A Road Trip with Einsteins Brain”）在《哈泼斯杂志》（Harpers Magazine）上刊载，后获1998年的“国家杂志奖”（National Magazine Award）。此文2000年以《驾车送阿尔贝特先生：与爱因斯坦大脑的一次穿越美国之旅》（Driving Mr. Albert: A Trip Across America with Einsteins Brain）之名由纽约戴尔公司出版成书。最重要的还是他得知了一些不为人知的事，其中包括一盘解剖爱因斯坦遗体的录像带和一封爱因斯坦的一个儿子签名的信，此信授予托马斯·哈维对爱因斯坦大脑的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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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的大脑(3)
大脑送回普林斯顿医院后，医院方面很快就收到几份希望探究的申请报告；随后陆续有一些研究成果发表出来。其中麦克马斯特大学精神病和行为神经科学部的桑德拉·威特逊、德布拉·基加（Debra ）和托马斯·哈维（Thomas Harvey）共同署名于1999年发表在世界著名的医学杂志、英国的《柳叶刀》（Lancet）上的论文《爱因斯坦异乎寻常的大脑》（“The Exceptional Brain of Albert Einstein”）尤其引人注目。
威特逊教授领导的研究组将爱因斯坦的大脑与他们的大脑收藏库中的三十五位正常男性和五十位正常女性的大脑进行比较，测定爱因斯坦的大脑左右半球的顶下叶区域异常发达，比普通人这一部分的平均厚度多出一厘米，宽度超过百分之十五。他们认为爱因斯坦大脑后上部的顶下叶区发达，为神经元提供营养的细胞浓度高，这会对人的数学思维、想象力及视觉空间的认知发挥重要作用，因此他的思维独特、才智超人。
威特逊的研究组还发现，爱因斯坦大脑的另一个特异之处是，他的大脑从两侧到下部的沟回，比一般人多得多。他们坚信，这一特点可能为神经元提供更多的空间，也为神经元之间的联系创造更好的条件。因此他们得出结论，爱因斯坦大脑的这些特点是独一无二的。
但是，布里特·安德逊和托马斯·哈维两人合作于1996年发表在《神经科学通讯》（Neuroscience Letters）上的论文《阿尔贝特·爱因斯坦大脑前区皮层厚度和神经细胞密度的改变》（“Alterations in cortical thickness and neuronal density in the frontal cortex of Albert Einstein”）对爱因斯坦大脑的描述说，它的重量仅有一千二百三十克，甚至不到一般成年男性大脑大约一千四百克的平均值；皮质中神经元的数量也与对照组无大差别。这使人想起最早的一篇论文，玛丽安·戴蒙德、阿诺德·希贝尔（Arnold ）、格里尔·墨非（Greer ）和托马斯·哈维1985年发表在《实验神经病学》（Experimental Neurology）杂志上的《一位科学家的大脑：阿尔贝特·爱因斯坦》（“On the Brain of a Scientist: Albert Einstein”）中说的，他们检验四块爱因斯坦大脑的皮质，与十一位正常人大脑作比较，发现在爱因斯坦大脑的左顶叶，神经元与神经胶细胞的比例都要小得多。不过安德逊和哈维合作的论文强调，爱因斯坦大脑神经元的密度较高，这表明他大脑皮质有较佳的传讯效率，可以解释爱因斯坦的超卓天才。
有关爱因斯坦大脑的最新研究，罗杰尔·多布森（Roger Dobson）2006年6月4日在英国《星期日独立报》（The Independent Sunday）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窥视爱因斯坦的大脑》（“A Peek into Mind of a Genius”）的文章。这是美国和阿根廷的科学家们完成的。
文章说到，在最新的研究中，科学家将爱因斯坦和四个差不多年龄的男性大脑进行对比，证明他们之间在结构上有明显差异，发现他大脑中的有些部分比其他人的大，如以前发现的，脑细胞也更多。研究者发现，爱因斯坦大脑的多个神经元都含有更多的胶质细胞，表明他的大脑需要并可运用更多的能量。胶质细胞的作用是为神经元提供支持和保护，从而会增强处理问题的能力。
研究者发现，爱因斯坦大脑一个区域中的沟回具有不同寻常的模式，这被认为与数学技能有关。它比其他人的大脑宽百分之十五，这种不同可能起着更好地联结与数学能力有关的神经细胞的作用。
但是文章最后提到，“研究者们说，爱因斯坦大脑的结构也许并不是唯一的，其他的人也可能有类似的大脑，只不过从来没有机会使用罢了。他们说，也许拥有‘特殊’大脑和思想的人比想象的要多。他们之所以没有受到注意，或许是由于社会文化条件的关系，或者是被早年不佳的健康状况，或妊娠期和幼年期遭遇变故，或童年时成长环境不够好所抵消（糟蹋）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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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的大脑(4)
看来，通过研究天才人物爱因斯坦的大脑，对于大脑与天才到底有些什么直接的关系，似乎仍然得不出重要的结论。不久前，加利福尼亚大学实验室的马克·利思戈博士（Dr. Mark Lythgoe）和吉姆·阿尔—卡利里博士（Dr Jim AlKhalili）两人一起合作摄制了一部影片《爱因斯坦的大脑》（Einsteins Brain）。他们原本也想通过调查、采访、拍摄，对这位巨人和天才的大脑作深入研究，来探究大脑对天才的创造性的作用。最后，利思戈也只好感叹说：“虽然科学家和哲学家们作出了最佳的努力，但还是没有人解释得了人类头脑中天才的真正本性，或爱因斯坦惊人的科学创造性的秘密。”
研究仍需继续。
1、大脑研究简述(1)
有那么多的人关注爱因斯坦的大脑，又有那么多的科学家一心希望通过各种途径，有机会对爱因斯坦的大脑进行切实的研究，是因为人们历来相信人的大脑与他的资质有密切关系，甚至认为脑量的多寡即意味着人的天赋的大小。
不错，从进化发展史看，大脑作为进化的产物，人类的大脑不仅是低等脊椎动物的管状脑所无可比拟的，也大大不同于其他高等脊椎动物。首先是脑量增大了。在猴子到人类的进化过程中，黑猩猩的脑量一般是四百毫升，南方古猿是五百毫升，晚期猿人就多到一千毫升，智人和现代人则达一千四百毫升，脑量几乎增加了三倍。另外，大脑皮层也达到了最大的面积和分化，不但技能定位精细得多了，而且言语区和手的运动区更是大大地发展了。此外，还出现新的皮层结构部位，即额叶运动区前方广阔的额前区，等等。就是由于这些进化和发展，使大脑成为人类身体前端神经组织集中的结构，用以整合感觉信息并指导运动应答，从而使人在生命所必需的本能活动中起到极为积极的作用。因此，大脑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在人们实际的思想观念中，大脑也始终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不仅是史前时期的许多部落中的原始人，甚至现代的某些原始人，都存在颅骨崇拜（skull cult）的风俗，把颅骨同人体骨骼的其余部分分开加以保存和膜拜，相信持有颅骨的人能够得到颅骨主人的保佑。进入文明时代之后，几乎每一个科学家、每一个哲学家都把大脑看成是一个最能对人的心理和精神发挥重要作用的器官。
古希腊的数学家和哲学家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公元前约584—前约500）认为脑是心灵和理智的住所。被称为古希腊三大哲学家之一的柏拉图（Plato, 公元前427—前347）也有类似的看法。亚历山大城的解剖学家非常相信毕达哥拉斯的这一学说，甚至更进一步对大脑作特殊的定位，如公元前3世纪的希腊医师和解剖学家埃拉西斯特拉图斯（Erasistratus of Ceos），有人还把他看作是生理学的创始者。埃拉西斯特拉图斯以研究循环系统和神经系统而闻名，已经能够区别感觉神经和运动神经，他相信人的感觉位于脑膜，运动则位于脑的实体之内。古罗马的名医加仑（Galen,129—199）证明了埃拉西斯特拉图斯的看法，认为指挥人生活的“生命元气”（spiritus vitalis）即精神，便是由脑室流入心脏，再由动脉管分布全身的。此后的学者越来越重视大脑的定位，有时认为脑的前部是感情的位置，有时认为脑的后部是记忆的位置。瑞士生理学家阿尔勃莱希特·冯·哈勒（Albrecht von Haller, 1708—1777）撰写过百科全书式的八卷巨著《人体生理学原理》（Elementa physiologiae corporis humani,1757—1766），被认为是实验生理学之父，此书对身体各部分的生理知识都作了系统的叙述。他认为感受性是神经的特性，它在脑髓中有一个共同的回合点。托马斯·威利斯（Thomas Willis,1621—1675）是17世纪英国第一流的医师，曾任牛津大学自然哲学教授，以详尽研究神经系统及其多种疾病而著名，所著《脑的解剖学，兼述神经及其功能》(Cerebri Anatome,cui accessit Nervorum descriptio et usus,1664)一书对神经系统作出了当时最完整、最精确的描述。他把人的记忆和意志定位在脑的沟回内，把某些情绪定位在大脑的基部，同时对想象和感官知觉也作了相应的定位。
医生、生理学家和解剖学家注意的是心灵，即精神，哲学家注意的是灵魂。法国的勒内·笛卡儿（René Descartes,1596—1650）主要是一位哲学家，他的研究被认为是标志了近代心理学实际的开端。笛卡儿认为，灵魂是分布全身的，但它的中心点则是在脑中的松果腺。笛卡儿是这样思考的：脑是成双的，左右各一，并细分为更小的结构，对称地排列在两侧，松果腺深深埋在它的中央。笛卡儿相信，这松果腺一定是灵魂的所在。他在1650年写的《灵魂的感情》（Les Passions de lme）中说：“这松果腺受灵魂的种种影响——把围绕着它的元气（spirits）驱向脑的微孔，脑的微孔通过神经再把元气发射到肌肉。”这就是说，笛卡儿把灵魂的位置定于松果腺，其作用是将肉体的刺激传导给灵魂，并把灵魂的冲动传导给肉体，让灵魂与全身发生联系。鲁道夫·赫尔曼·洛采（Rudolf Hermann Lotze,1817—1881）是德国一个学过医学的哲学家，著有《心理学教科书》、《小宇宙》、《普通生理学》等作品，还为一部《生理学辞典》撰写了“生命与活力”、“本能”、“心灵与心灵的生活”等三章。他在1852年的《医学心理学》（Medicinische Psychologie）一书中也谈过与笛卡儿类似的看法。
1、大脑研究简述(2)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才有了加尔对大脑更精细的定位。
弗朗茨·约瑟夫·加尔（Franz Joseph Gall,1758—1828）生于德国巴登蒂芬布隆附近。他最初在斯特拉斯堡学习，随后前往维也纳，在维也纳大学由奥地利女王玛里亚·特蕾西亚的御医格哈德·范·斯维滕（Gerhard van Sweieten,1700—1772）任院长的医学院就读，于1785年获博士学位后，开始行医。最初，加尔从理论上对大脑进行定位，认为“灰质是神经系统的活泼而必不可少的工具，白质只是联系的链条而已”。后来，他琢磨自己从做学生的时候起就形成的一个深刻印象，就是觉得同学们的面貌与他们的心理内涵之间有明显的关系，如眼睛明亮的人，通常都有极好的记忆。他后来一直都有这样的认识，继续进行观察和研究，并就对人相学（physiognomy）产生了兴趣。他先是观察牢狱和疯人院内的各色人等，因为这些人的精神已极度异常，据此就完全可以窥见他们的心理特征。随后他又去探究他的朋友和他熟悉其心理特征的人的头颅。不过加尔很快就对这种方式觉得不满意了，甚至对颅骨学（craniology）都感到不能满足，因为在他看来，“颅骨不过是脑外部表面的忠实模型”。于是加尔转向于研究大脑生理学。加尔收集了大量的颅骨和颅骨的模型，逐渐得出结论，创立了一门他称之为“颅相学”（phrenology）的新学说，一种通过分析人的头颅的轮廓来测定人的气质、智力、才能、性格特征、宗教信仰甚至犯罪倾向的“学问”。这种学说的主要原理是：大脑是思想的器官；人的智力可以分解为一些独立的功能；任何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才能和心理特征都可以由大脑及其功能的遗传发展而定；这些特征的变化逐渐地会向大脑表面的某些部位施加压力，并压迫颅骨，使它发生改变，出现一个个“隆起”；因此，只要触摸颅骨，对这些“隆起”部分进行仔细研究，就可以探究和分析出人的才能天赋和心理特征。据此原理，加尔把头颅表面按“感情的官能”和“理智的官能”分为三十五个区，前者分“倾向”和“情操”两类。倾向类包括破坏性、多情性、慈爱性、友情、乡土情、好斗性、秘密、贪得、建设性等九个区；情操类包括谨慎、认可、自重、仁爱、尊重、坚决、良心、希望、惊异、理想、愉快、模仿等十二个区。后者又分“知觉的”和“思考的”两类。知觉的官能包括个性、外形、大小、重量及抵抗力、颜色、地位、次序、计算、结局、时间、音调、语言等十二个区；思考的官能只有比较、因果两个区。如他认为，天生的罪犯大多都长有像啮齿类动物一样的门牙，下巴后倾，又大又平，胡子很少或者根本没有胡子，年轻时就长出皱纹，眉毛浓重，双眉交错，或向两边挑起，一副残忍刻毒的相貌，等等。另外，意大利犯罪学家切萨雷·隆布罗索（Cesare Lombroso,1835—1909）还有很多这类说法，如说骨隆突起是贪得无厌官能的符号，是扒手的特征。
加尔开始在演讲中阐述他的这些原理，引起人们很大的注意，有一个时期甚至被广泛接受，以致触摸颅骨的“隆起”很快就在法国、英国和美国时髦起来。他也因此有了不少忠实的信徒，其中有一位叫约翰·卡斯帕·施普茨海姆（Johann Caspar Spurzheim,1776—1832）。他在成为加尔的弟子后，与加尔密切合作多年，不但跟随他演讲，还协助他写出他的主要著作《神经系统及脑部的解剖学和生理学，及以人和动物头颅的形状测定其智力和道德的品性之学》（Anatomie et physiologie du système nerveux en général,…）。只是好景不长。
弗朗茨二世（FrancisⅡ,1768—1806）原是神圣罗马帝国的末代皇帝，后连任奥地利皇帝和匈牙利、波希米亚的国王，是一个专制主义者。他看到加尔有关颅相学的演讲引起极大的轰动，感到十分吃惊，便亲笔给司法官写了一封信，抱怨说“许多人都因这颅相学而丧失了理智（双关语，又有‘丢掉了脑袋’之意，因为脑袋被加尔收集去作研究了——笔者注），它使他们陷入唯物主义，并且与伦理和宗教的首要原则似乎也有抵触。”
1、大脑研究简述(3)
于是，司法官于1802年明令禁止加尔继续讲演。三年后，加尔离开了维也纳，由施普茨海姆陪同去德国和临近几个国家继续作旅行讲演，并于1807年到达巴黎后定居了下来，直到去世。在这里，他得到因实施“放血疗法”而曾名噪一时的法国医师弗朗索瓦·布鲁塞（FrancoisJosephVictor Broussais，1772—1838）、实证主义哲学创始人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和最先从临床上证明言语中枢位于大脑前部的法国医生让·巴蒂斯特·布约（Jean Baptiste Bouillaud,1796—1881）的支持。看来，“颅相学”永远不乏它的信仰者，甚至在今天也有相信它的人。
后来的解剖学研究证明，一般说来，颅骨并不如加尔所说的是脑外部表面的忠实模型，而且颅骨或粗或厚的变化、位于两侧眼眶上方的额窦的大小以及形状的不同等等，都属正常的生理情况，主要并不是气质、智力、才能、性格特征的外射。因此，加尔遭到科学家、尤其是生理学家们的反对，被看成是一个江湖骗子。但是，不仅哲学家中有他的支持者，一般公众更赏识并赞扬他这虚构的理论。
古希腊帕尔纳索斯山低处陡坡特尔菲（Delphi）的阿波罗神庙正面大哲学家柏拉图的题词“认识你自己”，作为历史悠久的古训证明，人最难了解的确是人自己。任何一个人，最不易了解的是他自己，其次才是别人。颅相学好像为人提供了一句打开神秘之门的隐语，使他们相信从人的头颅上，不仅可以看出他的心理和性格特征，还可以看出他的气质、智力、才能，甚至判断出他是一个天才还是一个白痴。这虽然有些荒谬，但颅相学也有它的可取之处：颅相学把脑看成是“心灵的器官”，以及它对脑机能的定位，认为脑的各部分都有不同的生理上的或心理上的机能等等，从总体上说还是正确的，这激发了生理心理学家们对大脑的进一步研究，从而促进了科学思想的发展。
2、不确切的定论(1)
“由脑观人”、“大脑发达是天才的表征”,这样的想法一直根深蒂固地留存在一般人的心目之中。
1917年俄国革命后领导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在1924年去世后，他的大脑也被取出。苏维埃政府请著名的德国神经科学专家奥斯卡·福格特（Oskar Vogt,1870—1959）来研究这位巨人的大脑。福格特花了两年半的时间研究，最后于1929年发表了一篇论文，说列宁大脑皮层第三表层上的某些神经元非常的多而且又大，认为这确是一个天才的大脑。
抱有这一看法的还有法国的夏尔—玛丽—居斯塔夫·勒邦(CharlesMarieGustave Le Bon,1841—1931)。
勒邦先是学医，后来专注于心理学研究，是一位以研究群众心理特征而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他的著作十分丰富，涉及的面也很广，包括《表面死亡和仓促埋葬》（La mort apparente et les inhumations prmatures,1866）、《流行的马术及其原理》（Lquitation actuelle et ses principes,1892）、《历史哲学的科学基础》（Bases scientifiques dune philosophie de lhistoire, 1931）、《人和社会》（Lhomme et les socits,1881）、《民众发展的心理学规律》（Les lois psychologiques de lvolution des peuples,1894）、《群众心理学》（Psychologie des foules, 1895）、《社会主义心理学》（Psychologie du socialisme,1896）、《教育心理学》（Psychologie de lducation,1902）、《政治心理学》（Psychologie politique,1911）、《看法和信念》（Les opinions et les croyances,1911）、《法国革命和革命心理学》（La Rvolution franaise et la psychologie des rvolutions,1912）、《历史哲学的科学基础》（Bases scientifiques dune philosophie de lhistoire,1931）等，其中一些已被看成是经典。
勒邦曾对二十六位法国天才人物的颅骨进行细致的研究，其中包括当时法国文学评论界的泰斗尼古拉斯·布瓦洛（NicolasDespréaus Boileau,1636—1711）、拿破仑帝国的元帅儒尔当伯爵（Count Jourdan,JeanBaptiste,1762—1833）和笛卡儿。1882年，勒邦的研究论文发表在《科学评论》（Revue Scientifique）上。他的研究认为，这些名人中大多数人的颅骨平均容积为一千七百三十二立方厘米，而现代巴黎人的颅骨容积平均仅为一千五百五十九立方厘米。他的对照统计表明，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只有百分之十二的巴黎人颅骨的容积达到一千七百立方厘米，而在名人中，则有百分之七十三的人超过这个容积。因此，在勒邦看来，头颅大的确是天才人物的特征。
那么是不是绝对就是这样呢？
大脑研究的历史表明，的确有不止一位专家的研究认为天才人物的大脑要比普通人的大，但并非都是这种看法。也就是说，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形成一致的确切定论。
差不多与勒邦同时，有两位德国学者也对几位著名的天才人物的大脑作了切实的研究。
鲁道夫·瓦格纳（Rudolf Wagner,1805—1864）在他1860年发表的题为《脑量》的论文中提到这么几位生活在德国哥廷根的科学家的大脑数据：
彼得·狄利克雷（Peter Gustav Lejeune Dirichlet,1805—1859），数学家，在数学的许多领域如数论、分析学以及“狄利克雷问题”等方面都作出了至今仍与他的名字相联系的出色贡献。他五十四岁去世，他的脑量是一千五百二十克。
莱昂哈德·富克斯（Leonhard Fuchs,1501—1566），植物学家和医生，他写的《植物志》以其论述的精细和条理性以及术语的准确，被誉为博物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他死于六十五岁，脑量一千四百九十九克。
大名鼎鼎的卡尔·高斯（Carl Friedrich Gauss,1777—1855）,因“高斯定理”而为人所知，与阿基米德和牛顿两人一起，被并列为历史上最伟大的数学家。他以七十八岁高龄去世，脑量为一千四百九十二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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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确切的定论(2)
还有哲学家赫尔曼（Hermann），死时五十一岁，脑量一千三百五十八克；矿物学家豪斯曼(Hausmann)，死时七十七岁，脑量一千二百二十六克，等等。
另一位姓毕绍夫（Bischoff）的人在研究报告《曾在慕尼黑居住过的大学者的脑量》(Hirngewichte bei Münchener Gelehryen)中提供的数据包括：
乔治·居维叶（Georges Cuvier,1769—1832），建立比较解剖学和古生物学的法国博物学家，六十三岁，脑量一千八百二十九克；
威廉·萨克雷（William Thackeray,1811—1863），以《名利场》等作品而闻名于世的英国小说家，五十二岁，脑量一千六百六十克；
弗雷德里克·冯·席勒（Friedrich von Schiller,1759—1805），德国最伟大的戏剧家、诗人和文学理论家之一，四十六岁，脑量一千五百八十克；
尤斯图斯·冯·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1803—1873），对有机化学早期的系统分类和将化学应用于生物学等方面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德国化学家，七十岁，脑量仅一千三百三十二克；
毕绍夫的例证中还有几何学家赫尔曼（Hermann），六十岁，脑量一千五百二十克；诗人梅尔希奥·迈尔（Melchior Meyer），六十一岁，脑量一千四百一十五克；历史学家法尔梅赖尔（Fallmerayer），七十一岁，脑量一千三百四十九克；生理学家蒂德曼（Tiedemann），七十九岁，脑量一千二百五十四克；化学家哈莱斯（Harless），四十岁，脑量一千二百三十八克。
从这些统计学材料可以看出，同是天才人物，脑量却相距那么大。而且瓦格纳和毕绍夫在论文中还重点研究了十二位德国天才人物的大脑，发现其中八人的脑容积非常之大，而另外四个人的脑容积又非常之小。这样的情形不限于德国，还有它的普遍性。
正如人们在他的画像上所看到的，英国大诗人波西·比希·雪莱（Percy Bysshe Shelly, 1792—1822）的脑袋就非常小；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意大利的但丁·阿利吉耶里（Dante Alighieri,1265—1321）的大脑也不大，容量只有一千四百九十三克；生于希腊的意大利大诗人和小说家于戈·福斯科洛（Ugo Foscolo,1778—1827）的大脑更小，容量为一千四百二十六克。可见同是天才和名人，大脑的大小可以相差悬殊，有的，如巴伐利亚王室科学院院长约翰·约瑟夫·封·多林格尔（Johann Joseph Ignaz von Dollinger,1799—1890）的大脑以及德意志帝国最重要的议员之一、德国民族自由党的倡导组织者爱德华·拉斯克（Eduard Lasker,1829—1884）的容量仅有一千三百克的大脑，简直与普通人的大脑差不多，甚至更小。由此可知，脑大并不能作为天才的唯一标志。
既然很多人都把大脑看成是衡量天赋的标志，那么，保护这天赋的隐藏所当然就无比的重要了。但是，许多学者对天才人物的大脑的研究却揭示出，天才中不少人的这个隐藏之处，有的仿佛还没有达到一般人的进化高度；有的则发育不正常，或者呈现畸形；有的甚至曾经受到过严重的袭击和伤害。但是这些似乎都没有侵犯和影响到他们的天赋的施展，他们仍旧成为伟大的天才人物。
罗伯特·布鲁斯（Robert Bruce,1274—1329）从1306年起成为苏格兰的国王，号罗伯特一世，直至去世。他的天赋自然可能来自遗传，但他这个王位却并不是继承而来，而是他完全凭着自己的智能——虽然是遗传的智能——获得的。
罗伯特的祖先是盎格鲁—诺曼人的布鲁斯家族，12世纪初来到苏格兰，后同苏格兰王室联姻。他的祖父于1290年要求取得王位，但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却将王位交给了约翰·德·巴利奥尔（John de Balliol），后来发现巴利奥尔的侄子科明（John Comyn）可能想继承王位。1306年，罗伯特和他的追随者杀死科明，夺取了王位。爱德华一世把他看成叛乱分子，派兵对他进行镇压。在斗争中，罗伯特两次战败，他的妻子和众多支持者被俘，三个兄弟被处决；他本人得以逃脱，避居爱尔兰北部沿海的拉斯林岛。有个流传很广的传说，说有次罗伯特被英军追赶得走投无路后，对斗争几乎完全失去了信心，但他看到一只蜘蛛在织网，虽然一次一次的风雨将它织出的网打破，它仍旧一次再次不屈不挠地重织新网，于是重新燃起了希望。最后罗伯特终于在1314年把英格兰的军队打败，迫使英格兰承认他为苏格兰的合法国王并完全放弃对苏格兰的宗主国要求，苏格兰取得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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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确切的定论(3)
像罗伯特·布鲁斯这么一个伟大的军事家，想必他的大脑定然会显示出天才的特征吧？说起来可能令人失望，因为他的头颅就像生活在十万年前尚未进化到文明时代的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颅骨小，颅腔长、低而宽，后部也偏低，脸部的眉嵴又突得很出，根本不像一个天才人物。
伯里克利（Pericles,公元前约495—前429）虽然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大批地产，成为富人，但他能被人们认为是古代雅典最伟大的政治家，则完全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从厄菲阿尔特（Ephialtes）在公元前461年被暗杀、由他接替成为民主派的领袖之后起，伯里克利的天才就得到了发挥。他在科林斯湾的海战中指挥雅典军队，打败了好战的亚该亚人，并把蛮族逐出色雷斯的切尔松尼斯半岛。他召集希腊城邦联合会议，商议重建被波斯人焚毁的希腊神庙。他又竭力扩大雅典的殖民体系，为日益增长的雅典人口提供新的土地和资源。他还修筑雅典的“长墙”，加强了雅典和比雷埃夫斯港的防卫，使雅典随时可以成为一个安全岛。在卫城的所有建筑落成之后，他使雅典娜女神的庆典举行得一次比一次盛大。伯里克利在外交方面也非常出色。他以十分谨慎的态度，使雅典保持道义上的优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伯里克利不单是军队的统帅，而且是国家主要的司法和行政首脑。由于他的杰出贡献，从公元前461年直到他去世的这段时间被史学家称为“伯里克利时代”，这是雅典司法系统发展到最完善的时代，也是雅典民主政制的全盛时期，西方行至今日的陪审员制度，就是起于他这个时期。所有这些成就，使伯里克利得以连续地，甚至一度被免职之后，仍然能够当选为首席将军或称将军委员会的主席，具有极高的威望。
伯里克利是否有一个天才的大脑呢？从外形看，也十分令人遗憾。他根本没有硕大的头颅，他的头既小又长又细，而且头盖骨生得也不像常人那样的对称，以致不止一位古希腊作家，包括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普鲁塔克（Plutarch,46—119）在《伯里克利传》（Life of Pericles）中，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叫“海葱头”（ακιρκεφαλο,英语译作“squillhead”）。
还有一位马库斯·克拉克（Marcus Andrew Hislop Clarke,1846—1881）。他生于伦敦一个律师的家庭，幼年时母亲就去世。 十七岁父亲死后，他移居澳大利亚，在牧场打过工，又做过银行职员和编辑。他年少时曾被一匹马狠狠地踢了一脚，脑部受了重伤，脑壳甚至都碎了。但这并没有影响他长大后成为一位著名的小说家。他凭着阅读大量有关流放犯人的材料和对监狱的参观，便写出一部故事生动曲折、线索错综复杂的著名长篇小说《无期徒刑》（For the Term of His Natural Life），另外还写有三部长篇、数十篇短篇小说以及大量的报道和评论，对澳大利亚著名作家亨利·劳森等产生过重大影响。
这类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如名著《君主论》的作者、著名的意大利政治家和作家尼科洛·马基雅弗里（Niccolo Machiavelli,1469—1527）的头很小，头骨有些偏斜。福斯科洛的头，腭部极度前凸，多达六十八度。但丁的头盖骨也生长畸形，额骨上还长了两个骨瘤。居维叶的大脑明显患有水肿病。李比希的大脑前额部位有不正常的硬脑膜。富克斯脑回沟的表面有裂缝。拉斯克的大脑有充血症状。还有两位法国的伟大天才，哲学家和浪漫主义的先驱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的大脑曾患脑膜炎，且有膨胀性水肿；哲学家和散文大师布莱斯·帕斯卡（Blaise Pascal,1623—1662）的大脑左半球曾受过严重损伤。……
这样看来，尽管不少天才人物确实有一个远远大于常人的大脑，但同样也有相当多的天才人物的大脑不但一点也不比常人的大，相反比一般人的大脑都要小，而且不正常，如有的发育不正常，有的甚至留有病患的痕迹。可见，大脑或者脑的容量大显然不能作为天才的唯一标志。
2、不确切的定论(4)
大脑的大小可能是天才成长的一个要素，甚至可能还是天才人物的标志之一，但是对于天才来说，肯定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甚至或许是更重要方面尚有待于去研究和揭示。其中有一些，说起来也许会使人感到吃惊。例如，自古以来就有很多人认为、坚信并论述过病态，尤其是精神病态，是天才的重要标志；不正常的或者畸形的、甚至是有病的大脑，反而会导致才能或天才的发展。有关天才的基本答案或者答案的大部分也许可能就在这里。因此，需要对有史以来有关天才的研究作一个比较系统的考察，特别要对其中认为天才与病态，尤其与精神病的关系进行透视，看这样的认识是否能够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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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历史(1)
好奇心是人类共同的天性。纵使是一个刚出生的婴儿，一睁开眼睛，眼珠便要转个不停，往四处看望，探究他所不了解的事物。的确，每个人都喜欢探究事物的存在并查问其发生的原因。但是当不能发现其真正的原因时，人往往就以虚构的原因来解释它，以满足心理的渴求。神话和宗教就是这样产生的。所以，神话和宗教里的故事往往既有它现实的基础，反过来，往往又可以用来解释现实中事物的存在和发生。
宙斯（Zeus）是古希腊神话和宗教里的主神。古代的希腊人相信，不但雷、电、风、雨都是宙斯发送出来的，还认为他是城市、财产、异邦人和恳求者的保护神；同时，宙斯又以好色而出名。他多次爱上女神甚至凡人，并以变换形体来满足自己的情欲。如他化作杜鹃和天鹅，以达到接近赫拉和勒达的目的，他还通过变成公牛，把欧罗巴抢走，等等。这些故事，在古希腊人中家喻户晓，并信以为真，以致史书记载，在那个时代，一个女子如果未婚生子，“她只需声称宙斯化作天鹅、公牛或金雨把她覆盖过了，或者说她不敢违抗显成人形的河神的进攻”，便可以搪塞过她的父亲或未来的丈夫了。
在不能揭示事物发生的真正原因的时代，类似这种神秘的解释是很自然的。当在同一个学园里，基本上是一样的家庭和社会背景，其中一人却明显地表现出远远超出他人的聪明才智时；或者某一位诗人，完全不像别的搜索枯肠的写诗者，能一挥而就，便创作出不同凡响的诗篇时，人们会怎么想呢？显然，靠父母特别的培育，或者接受了技巧的训练，都是说不通的。除了像品达罗斯（Pindaros,公元前518或522—前约438）说的，还有什么更令人信服的解释呢？在《奥林匹斯颂》中，品达罗斯声言：“什么也比不过天赋的才能，可是有些人却想单凭学到的本领来争取名誉。如果没有上天的禀赋，一切都是徒然，还不如默不作声的好。”在《颂歌》中，这位古希腊最伟大的抒情诗人又再次说道：“诗人的才能是天赋的，没有天才而强学作诗，喋喋不休，好比乌鸦呱呱叫，叫不出什么名堂来。”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那么这“天赋”是谁赋予，又是怎样“赋予”人的呢？古希腊的两位哲学家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答复是有神力的凭附。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69—前399）断言诗人写诗并不是凭智慧，而是凭一种“天才的灵感”；因此，他们创作的时候，“就像那种占卜或卜课的人似的，说了很多很好的东西，但并不懂得究竟是什么意思。”（朱光潜译）柏拉图明确提出是“有神力凭附着”，还强调说是诗人受神力的控制下、失去理智、陷入疯狂状态之时的所为。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是柏拉图的学生，虽然也相信诗创作是“天才的事业”，但不同意老师说这天生的才赋是来自于外界神力的作用的看法；而认为要归功于诗人本身的“天性”，使有关天才的认识，摆脱这种神秘不可捉摸的神力说，开始输入唯物的观念。
罗马在军事上征服了希腊，但是在文明上，从来都不能与希腊相媲美：在罗马，处处都可以看到希腊文明的痕迹。贺拉斯（Quintus Flaccus Horatius,or Horace,公元前65—前8）以他的主要诗作《歌集》表明，他是罗马最伟大的诗人，也是希腊抒情诗人的继承者。有关诗的创作，贺拉斯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苏格拉底、柏拉图、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影响。贺拉斯在他给皮索父子的诗体信简、通称为《诗艺》(The Art of Poetry)的著作中，也像这几位希腊哲学家那样肯定天才对于诗人的作用。贺拉斯声称诗人是神的“代言人”，“诗神把天才，把完美的表达能力，赐给了希腊人”；“神的意志是通过诗歌传达的”。他在一首讽刺诗中甚至提出：“除非他有天生的才华，非凡的心灵，／高尚的吐属，才不愧有诗人的命名。”
但在这个前提下，贺拉斯认为，即使对一个天才诗人来说，磨炼技巧仍然是十分重要的。他指出：要创作出一首好诗，“苦学而没有丰富的天才，有天才而没有训练，都归无用；两者应该相互为用，相互结合。”由于他对天才和训练有比较全面的认识，所以他看不惯某些只是以“天才”自居、完全不愿学习的诗人，讽刺他们不但不肯磨炼自己的技巧，“居然不剪指甲不修容貌，／流连于幽僻之地，回避浴场的尘嚣。”他讽刺这些所谓的“诗人”，“仿佛只要他永远不请理发匠代劳，／给他剃光三剂妙药治不好的头脑，／他就必定赢得诗人的光荣和雅号。”（缪灵珠译）
1、历史(2)
那么，是外界神力的作用使一个人成为天才，还是某一个人自身的什么原因？天才与技艺的关系又是怎样？自古至今，有关天才问题的研究，总不能不涉及这几位古希腊哲学家已经论述到的这两个问题。一般情况是，早期的研究比较轻信于神力的神秘作用，越是后来科学越发达，对人体越是有正确的认识，就越是能够从人本身去认识天才的发生机制，摆脱对神力的迷信。
《论崇高》（De Sublimitate）的作者，对于天才和训练或技巧的关系，看法大致与贺拉斯一样。
只因现存《论崇高》的最早手抄本索引上写的是“狄奥尼西奥斯或朗吉努斯”，使这部未完成著作到底是谁写的问题一直出现不同的看法：长期以来人们都相信是公元3世纪的希腊哲学家朗吉努斯，但又有人认为是公元1世纪时的一位无名作家，以致只好以“伪朗吉努斯”（Pseudo Longinus）称之；比较明确的是，这是那个署名朗吉努斯的人对公元1世纪的西西里修辞学家凯基利乌斯（Caecilius）的一篇作品的回答。后来的研究认为作者是卡西乌斯·朗吉努斯（Cassius Longinus,约213—273）。
卡西乌斯·朗吉努斯是伟大的哲学和宗教天才人物柏罗丁（Plotinus,205—270）所创建的新柏拉图主义学派的修辞学家和哲学家。他先是在雅典讲学，后来成为罗马所属殖民地帕尔米拉（Palmyra）的女王芝诺比阿（Zenobia）的咨询官（counsellor）。
现存最早的朗吉努斯《论崇高》手抄本是公元10世纪的，但一直被学者们忽视，直到1554年，才由弗朗西斯·罗伯特罗（Francis Robertello）在瑞士的巴塞尔编辑出版。
在美学或文学评论中，“崇高”是指伟大的作品所特有的崇高的思想、感情和精神。朗吉努斯（Longinus）给崇高下的定义是“优美的语言”、“伟大精神的表达”和能激起“狂喜”的力量，并坚信崇高这一文艺的最高境界是先天赋予的，崇高的基础就是天才。朗吉努斯认为，崇高的主要来源有五：尽管次要的三个——藻饰技术的运用、高雅的措辞和结构的堂皇卓越，可以从技巧得到助力，但第一个，也即最重要的“庄严伟大的思想”，和第二个，“强烈而激动的情感”，这两个崇高的条件，“主要是依靠天赋的”。（钱学熙译）朗吉努斯甚至推崇天赋的崇高不但使天才人物不同和超越于常人，还能将他们提高到“近乎神的伟大心灵的境界”。
但值得注意的是，朗吉努斯不像苏格拉底、柏拉图那样，对天才的“天赋”作用说得那么的绝对。他只说天才“主要是依靠天赋的”，所以他还有另一面的说法。朗吉努斯特地在《论崇高》第一篇“绪论”的第二章专门以“崇高的技巧”为题，谈了技巧对天才的助力作用。
朗吉努斯不同意“崇高的天才是天生的，不能传授，而天分就是唯一能产生崇高的技术”的看法。因为在他看来，“虽然自然是万物的主因和原型，但是决定程度之强弱，机缘之是否适当，乃至训练和使用的准则，乃是科学方法的能事。况且，激昂的情绪，若不以理性控制，任其盲目冲动，随波逐流，有若无舵之舟，定必更加危险。”他特别提出：“天才常常需要刺激，也常常需要束缚。”（缪灵珠译）所以就有赖于训练和技巧的作用了。
《论崇高》可说是一篇天才的颂歌，它除了论述崇高的产生来之自天赋、是天才所专有之外，还涉及天才与社会环境、天才与技巧等问题，对后来文艺复兴、启蒙主义、浪漫主义艺术家的天才观都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
一般说，中世纪是一个宗教扑灭人性的黑暗时代，人的自觉性、创造性是难以被承认的。所以有一部重要的美学著作称这是“一个没有‘美的艺术’的形式美、没有自觉的思想和行动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相信一切崇高、伟大、美的东西，都只有创造万物的上帝才拥有；因此，正确认识天才的产生完全是不可想象的，因为纵使认为天才来自于上帝的赋予，也不能相信这些天才人物具有创造力，尽管实际上像其他任何一个时代一样，那时也出现了不少天才人物。直等到度过中世纪的漫漫长夜，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兴起、人的个性和人的价值获得尊重，人性及其成就成为研究对象之后，天才的研究才可能得以重新被提起，自然，有很长一个时期里都会深深烙上上帝作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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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历史(3)
文艺复兴时代最重要的画家丢勒阿尔勃莱希特·丢勒（Albrecht Dürer,1472—1528）是文艺复兴时期德国最重要的油画家，与他的同时代人莱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一样，多才多艺。丢勒认为天才具有“天生的特殊才能”，这种才能是不可捉摸的、无穷无尽的，而且他的影响也是经久不衰的。平庸的人决不会认识到，即使在一张小小的、粗糙的草图中，这些“奇妙的天才”也会出色地表现出来。例如一个画家，有“天生的灵感附身”，他就可以用不到半天的时间，做完别人用一年时间所做的工作。天才人物不仅属于他那个时代，他的著作常常是他前后许多世纪都无法比拟的。丢勒强调，无疑是“上帝赋予某些人以伟大的天才”！这不但与达·芬奇相信艺术天才“可以说是上帝的儿子”一样，也与比他晚两百多年的德国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大师哥特霍尔德·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 1729—1781）说的一样：天才“不是来自这个真实的世界”，而“肯定属于另外一个世界”。
而德尼·狄德罗（Denis Diderot,1731—1784）虽然也相信“天才有如神灵”，“是纯粹的天赋”，但他并不认为是有神灵的凭附。作为一名唯理论者，这位法国哲学家坚信人的天才也与人体中的其他功能一样，是“结构决定功能”，也就是取决于生理结构。具体地说，主要是内分泌中的某种结构的作用。这就彻底摒弃了前人对天才发生的神秘观念。
可是什么样的表现才算天才呢？狄德罗回答说：“广博的才智，丰富的想象力，活跃的心灵，这就是天才。”他认为正因为有这样的才智、心灵和想象力，才使天才人物具有不同于一般常人的特点：他们“极端敏感”，“对一切都有强烈的感受”，“能接受大量的新印象”。但狄德罗提出，天才人物都“很少遵循论证的逻辑性”，而且会去“打碎”束缚他的所谓“标准”和“法则”，犯出一些“光辉的错误”；而正是这一点，才使天才人物能够始终“走在世纪的前面”，将批评他的人“远远抛在后面”（桂裕芳译）。
狄德罗为《百科全书》写的“天才”条目虽然不是很长，却全面论述了什么是天才、天才的特征、天才发生的范围以及天才与社会环境的关系等问题，可算是最先在天才研究方面提出理论体系的人。
在观察天才人物的时候，人们不能不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天才与普通人最大的不同之处是什么？三位德国大哲学家和大作家认为，这最大的不同就是创造性——天才人物具有一般人所无可比拟的创造性。
启蒙运动重要哲学家康德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作为启蒙运动最重要的思想家和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天才，对于一直困扰人的天才问题自然不会不感兴趣。康德虽然没有为天才写过专题论文，但他在他最有创造性的著作之一《判断力判断》中分析“审美的判断力”时，有相当篇幅论述到天才的问题。
康德说，“天才就是那天赋的才能”，即是“天生的心灵禀赋”。他这里说的“天赋”是指“自然赋予它以法规”，即“是大自然在创作者的主体里面给予法规”，排除了神秘的“神力凭附”说。康德这里所谓的“主体”是指天才人物机体里的某种起作用的因素，认为是它使天才人物与生俱来就具有与众不同的“想象力和悟性”这一独特的心智能力。为了阐明自己的天才观，康德特别总结出四个特点来规范天才人物，其中的前三点分别可以称之为天才的独创性、天才的典范性和天才的非理性，尤其是第一点创造性，或者叫“独创性”，康德是这样说的： “天才（一）……对于它产生出的东西不提供任何特定的法规，它不是一种能够按照任何法规来学习的才能；因而独创性必须是它的第一特性；（二）……天才的诸作品必须同时是典范……它自身不是由模仿产生，而它对于别人却须能成为评判或法则的准绳。（三）……它是一个作品的创作者，这作品有赖于作者的天才，作者自己并不知晓诸观念是怎样在他内心里成立的，也不受他自己的控制，以便可以由他随意或按照规划想出来，并且在规范形式里传达给别人，使他们能够创造出同样的作品来。”康德强调独创性是构成天才的本质部分，它与模仿是完全对立的，因为，他说：“人不能巧妙地学会作好诗，尽管对于诗艺有许多详尽的诗法著作和优秀的典范。”同样，即使有“最大的才能、学问，作为学问，终究仍不能算作天才。”康德所谓的“典范”指的是，虽然天才本身不是由模仿产生，“对于别人却须能成为批判或法则的准绳”。康德在解释天才本人“并不知晓诸观念怎样在他内心成立”这种非理性时举例说，不论是荷马还是德国洛可可时期的大诗人马丁·克里斯托夫·维兰德（Martin Christoph Wieland,1733—1813）这样的天才，他们连自己也说不出“他们的幻想丰富而同时思想富饶的观念是怎样从他们的头脑里生出来并且集合到一起的，因为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因而也不能教给别人。”（以上译文的译者分别为宗白华和邓晓芒）康德对天才的这些特点的论述，对后人是有启示的，为他们的研究提供了思考的途径，这使康德在天才研究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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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历史(4)
德国诗人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德国诗人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被公认是世界文学的巨人，一个伟大的天才。他在自传《诗与真》和晚年与他的助手和挚友约翰·彼得·爱克曼的谈话中对天才的论述，以自己亲身的艺术感受来切入，使人感到亲切而具体。
由于时代的限制，歌德对天才的认识虽然还不能完全越出“神力”说的窠臼，但他对什么是天才的认识，甚至与最新的科学研究都非常一致。
在歌德看来，天才的标志也是创造性，即他所说的“创造力”。他说：天才就是“成就见得上帝和大自然的伟大事业的那种创造力”（朱光潜译）。歌德的这一看法，与近代以来的研究所公认的见解很接近，这见解认为天才应具有并非由于他的出身而应该是通过他自己直接所作出的实际成就所反映出来的高度独创性和创造性。从创造力这一基本观点出发，歌德提出：
一、 一个人是否具有天才的创造力，“不能只凭他的作品或事业的数量”来衡量，而是要看它是否产生持久的影响。他批评有些诗人，诗集一卷接着一卷地出版，但这些诗，既无生命，又无持久性，因此他认为，实际上，“这种人应该被看作最无创造力的”。相反，如著名小说《威克菲尔德的牧师》的作者、英国的奥利弗·哥尔德斯密斯，他写的诗主要只有《荒村》，“数量上不值得一提”，但歌德强调，“我还是要说他是最富于创造力的，正是因为他的少量诗有内在的生命，而且还会持久”。
二、 由于天才的标志就是创造力，所以歌德认为某一个人是否天才，“与所操的是哪一行哪一业无关”，重要的是看是否属于具有“发生长远影响的创造力”。歌德相信，并不是只有诗人、艺术家才可能是天才，像洛伦兹·奥肯（Lorenz Oken,1779—1851）和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t,1769—1859）这两位德国自然科学家和腓特烈大帝、彼得大帝、拿破仑这三位政治、军事家，都无愧是天才，“关键在于有一种思想、一种发明或所成就的事业是活的而且还要活下去”。
三、 歌德认为创造力有来自于上界的和来自于尘世的两种。前者如每一个最高级的创造、最重要的发明或产生重大影响的伟大思想，在他看来，“都不是人力所能达到的，都是超越一切尘世力量之上的。人应该把它看作来自上界……看作纯是上帝的婴儿……”而后者是“服从尘世影响、人可以更多地凭自己的力量来控制的”创造力。歌德这里所谓的“凭自己的力量来控制”，实际上就像前人说的，涉及技巧对天才的助力作用。
歌德的这些观点，虽然不是作为专门的理论，而是随便谈出，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另外，歌德还以自己和他人的实际事例论述了健康和青春对天才创造力的影响，也很有启发性。
德国哲学家弗雷德里希·黑格尔格奥尔格·威廉·弗雷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im Frierich Hegel,1770—1831）作为近代哲学体系的伟大奠基者之一，虽然被认为是一个绝对唯心主义者，但在当时有关天才问题争论不休的时候，他的辩证法使他没有陷入片面性，而能够作出比较切实的判断。
黑格尔认为：“天才是真正能创造艺术作品的那种一般的本领以及在培养和运用这种本领中作表现的活力。”（朱光潜译）黑格尔这里所谓的“活力”，也就是康德和歌德说的“独创性”和“创造力”。黑格尔认为这种活力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资禀”，但他同时强调指出，仅仅依靠这种先天“与生俱来的资禀”，是不能达到天才的创造的，还得在后天“再加上教育、文化修养和勤勉”。
对天才所必须具备的先天和后天方面，黑格尔是这样解释的。
黑格尔说，任何一个真正的天才艺术家，内心“都有一种天生的自然推动力”。这是天才艺术家无需费力便能以他独特的感受和知觉方式，非将自己的情感思想马上表现为艺术形象不可的“一种直接的需要”，如音乐家以乐曲来将他胸中鼓动的最深刻的东西表现为一个曲调，画家将他的情感马上变成形状和颜色，诗人将他的情感马上变成表象等。但是黑格尔指出，艺术家的这种能力不仅是一种想象力、幻想力和感觉力，“而且还是一种实践性的感觉力，即实际完成作品的能力。”因此，各门艺术的艺术家都“需要广泛的学习、坚持不懈的努力以及多方面的从训练得来的熟练”。这两方面在真正艺术家的身上是结合一起的。这也就是先天的才赋和后天的技巧的结合，两者是“携手前进的”：“天才和才能愈卓越，愈丰富，他学习掌握创作所必需的技巧也就愈不费力”；而这种经过充分练习所达到的“高度的熟练”“仍然是一种天生的资禀，否则只靠学来的熟练决不能产生有生命的艺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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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历史(5)
黑格尔不但以他自己独特的语言把先天的禀赋和后天的努力或技巧解释得相当透彻，还论述了天才的民族性、天才与想象、天才与灵感的问题；他有关天才艺术家的自然推动力的看法，与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哈罗德·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1908—1970）在论动机和人性所能达到的境界时所说的“高峰体验”差不多，却比后者早一二百年。
与康德、歌德、黑格尔一样，另一位德国大哲学家叔本华也把“创造性”看成是天才的标志。但是他像意大利的隆布罗索一样，着重揭示天才与精神病的关系。
意大利精神病学和犯罪学家切萨雷·隆布罗索意大利的切萨雷·隆布罗索(Cesare Lombroso,1836—1909)从进入维也纳大学和帕维亚（Pavia）大学学习起，就对病理学发生浓厚的兴趣；先后在帕多瓦、维也纳和巴黎从事精神病学的研究，于1862年成为帕维亚大学精神病学教授，随后任佩萨罗（Pesaro）精神病院院长、都灵（Turin）大学的法医学和精神病学教授。在七十多年的岁月里，他写出了大量著作，其中如《天才与疯癫》（Genio e follia,1877）、《犯罪的人》（LUomo delinquente,1876,1889）、《天才的人》（LUomo di genio,1888）、《犯罪的妇女》（La donna delinquente,1893）、《犯罪原因和补救》（Le Crime;causes et remèdes, 1899）在西方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被认为“犯罪学之父”。
隆布罗索对天才，尤其是天才和精神病的关系，作过深入的研究。他的这部厚达四百页的学术著作《天才的人》，基于对有文献记载的文学、艺术和其他许多领域中数以百计的天才人物的追索，不但考察了天才的特征，还研究了天才的成因，列述气象、气候、种族、遗传和疾病等各种因素对天才成长的影响。隆布罗索此书的主要论点是认为疯癫是天才人物的主要特征。他可谓19世纪中最先检验天才与疯癫有联系的学者。
隆布罗索说：“事实是，不要说有众多的天才人物在他们一生的某个时期，都是妄想幻觉的人或者精神错乱的人，或者像（意大利哲学家）维科（Giambattista Vico）那样伟大的一生都是在发狂的人，还有多少的大思想家，他们的一生都表明他们是偏执狂或妄想狂。”隆布罗索特别举了叔本华的例子，说他“向我们表现出是一个十足的疯狂的天才”。他就叔本华的妄想狂症状说：“他总是住在低层，以防发生火灾；不放心让理发师为他理发；把金币藏到墨水瓶里，把信压在床单下。他害怕拿起剃刀，害怕不属于他自己的杯子会传染某种疾病……”叔本华的一位传记作者证明说：“坚信‘天才和疯狂相互为邻’的叔本华本人并不反对隆布罗索把他列入天才与疯癫者之列。”
德国哲学家阿图尔·叔本华德国著名哲学家阿图尔·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是反理性主义的唯意志论者，又是“生命”哲学的先驱者。他对天才的问题非常关注，不但在他最主要的著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有重要的论述，还专门写了《论天才》的论文。
叔本华对天才的论述相当全面，论述了天才的本质和性能，指出天才具有“双重智力”，还涉及天才与想象力、天才与面相、天才与时代、天才与遗传，特别是他对天才与非理性、也即天才与疯狂的关系的论述，是叔本华最深刻、最有见地的观点。这是叔本华与隆布罗索对天才研究的重要贡献。
叔本华声称，天才“常表现出一些真有点接近于疯癫的弱点，天才的性能和疯癫有着相互为邻的一条边界，甚至相互交错”。他不但说到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有关天才与疯狂的论述，说到“天才与疯癫直接邻近的事实可由天才人物如卢梭、拜伦、（18世纪意大利诗人）阿尔菲耶里（Vittorio Alfieri）的传记得到证明”；他还以自己的亲身见闻为例，说：“在参观疯人院时，我曾发现过个别的患者具有不可忽视的特殊禀赋，在他们的疯癫中可以明显地看到他们的天才，只不过疯癫在这里总是占有绝对的上风而已。”
1、历史(6)
虽然叔本华以柏拉图《斐多篇》中的“没有某种一定的疯癫，就成不了诗人”的论述为经典，但不像柏拉图那样，认为天才是由于有“神力凭附”。在叔本华看来，天才的发生完全是因天才人物本身的生理结构，即他说的“‘天才’的异于常人的素质”的关系。对于这个问题，叔本华有他自己的解释。
叔本华说，在生理学中有所谓“由于不足的异常”和“因为位置变动的异常”两种，天才的本质就是在于“智力的异常剩余”，这“异常剩余”表现在，如果一个普通人是由三分之一的智力和三分之二的意志所组成，那么天才则是由三分之二的智力和三分之一的意志所构成。在这种情况下， “智力忽然摆脱意志的羁绊而自由奔放，也就是说智力不再为意志服务，而且也不是陷于不活动或松弛的状态，在短暂间能够完全独立自发地活动。这时的智力有最大的纯洁性，犹如反映世界的一幅明镜。因为那时的智力已完全脱离自己的根源——意志，而集中于一个意识，形成‘表象的世界’，在这一刹那间，所谓不朽作品之‘魂’便附于其上。”叔本华说，这就是所谓“天才的激发”或“灵感的来临”。相反，在故意思考的场合下，因为“智力受意志的领导，由意志指定方向，智力完全不得自由”，就不可能出现什么“灵感”或“天才”。但是这样一来，“人的智力每超出通常的限度，作为一种反常现象就已有疯癫的倾向了”。所以叔本华认为，主要是“天才特有的意志和智力的分离”，才使“天才与疯癫非常接近”，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在天才研究史上，英国的弗朗西斯·高尔顿（Sir Francis Galton,1822—1911）是一个重要人物。高尔顿不但在什么是天才的问题上特别指出，一个天才人物应具有由杰出的实际成就反映出来的高度创造性；而且在具体研究上，一反以往先验的哲学思辨的方法，而运用有相当可信度的统计学数据，来证明天才是可以遗传的，并据此创立了他名之为“优生学”（eugenics）的一门学科。他的这种统计学的研究方法以后经常被人用于对天才人物的研究和其他的研究上。
从20世纪初开始，美国的心理学家刘易斯·马迪森·特曼（Lewis Madison Terman,1877—1956）就对天才的问题作了长达数十年的研究，他的有关天才的一个重要指标——智商——的看法曾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
德国的恩斯特·克雷奇默（Ernst Kretschmer,1888—1964）1913年从蒂宾根大学学完哲学和医学毕业后，第二年即以发表一篇躁狂抑郁症妄想的论文开始他精神病学的研究生涯。这方面进一步的进展是他最有名的著作《体格和性格》（Krperbau und Charakter, 1921；英译Physique and Character）与1926年成为马尔堡大学精神病学和神经病学教授之后撰写的《天才人物的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Men Genius,1929）。前书认定某些精神疾病在特定的体型中较为常见，如身材细长的人大多具有一种内向的气质，这类人也容易患精神分裂症；而粗矮丰满型的人则有躁狂抑郁症气质，等等。
在《天才人物的心理学》中，克雷奇默认同天才具有遗传性。他从精神病学研究出发，一方面指出躁狂抑郁症不仅常见于天才人物，也常见于天才人物的其他家庭成员；同时还肯定躁狂抑郁症与天才人物的创造性的关系。不过克雷奇默并不是笼统地肯定这种关系。他说，躁狂症犹如是创造期，抑郁症则犹如是孕育期，只不过严重的抑郁症是反创造的，只有比较温和的抑郁症才有助于创造性。因此，克雷奇默的结论是：“天才的心灵……并不是放纵无约束的、绝对的力能，而是严格服从血液化学和内分泌腺的生理学规律的。”
在中国，历来也承认天才的存在，如认李白为“诗仙”即是。北齐的颜推之在他的《颜氏家训》中说：“但成学士，自足为人，必乏天才，勿强操笔也。”这与品达罗斯说的差不多。鲁迅也承认天才，他在《坟·未有天才之前》一文中明确说：“天才大半是天赋的”，虽然他强调后天的重要性。崇尚浪漫主义的创造社作家郁达夫更服膺欧洲浪漫派的天才观。鲁迅在他1907年的《摩罗诗力说》中的说到的“性解”时，特地在这个词的后面用括号注明英语“Genius”，也就是“天才”。日本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伊藤虎丸指出：鲁迅在这里“使用的‘性解’（Genius）或‘天才’一词，其语义还含有它本来含有的‘魔’（神魔）的意思。是……属于‘文艺复兴人的理想’的‘天才’的谱系，它具有‘独创的、创造的、建设的、行动的性格’。”而创造社所说的天才，“则意味着具有早熟的性格和富有灵感的‘敏锐感觉’，从而能先于一般群众而敏感到时代的苦闷的先进人物。”（孙猛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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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历史(7)
回顾天才研究的历史只能让人感到这是一个使人普遍关心、引发人们浓厚兴趣的问题，重要的是要进一步深入考察：怎样的人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天才？而这天才又是怎样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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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天才和“潜在天才”(1)
的确，许多天才都有丰满的脑量，但有些天才的脑量并不丰满，而有些普通人尽管有丰满的脑量，又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是天才。这就如许多学者说的，天才的最重要的标志是富于创造性：有些天才人物从小就显示出这种创造性，有些则要到晚些才显示出来，另外还有一些人，小时候看起来像是富有超人的才性，似乎长大后定然是一个天才人物，但最后终究也没有显示出这种极大的创造性来，因而仍旧算不上是一个天才人物。
小提琴家的儿子沃尔夫冈·阿马德乌斯·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1756—1791）从小就显示出卓越的音乐天才，三岁即能辨认拨弦琴键上奏出的和弦，四岁能弹短小乐曲，五岁还会作曲，把曲谱信笔涂写到纸上。不到六岁，他父亲把他和与他同样富有音乐才华的姐姐玛丽娅·安娜带往慕尼黑，在巴伐利亚宫廷演奏；数月后，又去维也纳，在奥地利帝国的皇宫以及贵族宅邸献演；后来还扩大到在公共场合和教堂即兴作曲演出。就在1762年的10月13日，莫扎特穿上一件镶金丝花边的淡紫色外套，由父母带着来到申布伦宫（Schonborn,亦译“美泉宫”），坐到钢琴旁演出，受到玛丽亚·特雷西亚女王的觐见。1767年或1968年的9月，莫扎特又由家人陪同再次去维也纳，并在宫中指挥了自己的一部作品。在这里生活的十五个月中，莫扎特接受德国医生、现代催眠术的先驱弗朗茨·安东·梅斯梅尔（Franz Anton Mesmer）的邀请，用德语写了一部独幕歌唱剧《巴斯蒂安与巴斯蒂安娜》（Bastien and Bastienne），于当月在梅斯梅尔的花园里进行首场演出。第二年，少年作曲家即被任命为萨尔茨堡宫廷名誉指挥……
仅仅以此来说明莫扎特是一个成就卓著的天才是不够的。
音乐能力是最具独立性、也是最富先天性的智能，它只需很少的外界刺激便能显示出来。一个人如果有一副先天具有的好嗓音，情感激发之时，随便哼哼，也就可能哼出一段旋律相当优美的或者异常深沉的曲子。不像文学，非得要有相当的生活积累，才可能写出一篇生动的小说或者一首好诗。这就是为什么在音乐领域最容易看得到少年天赋的原因。在古典音乐家中，不少都像莫扎特那样，在少年时就天赋外射。德国作曲家、钢琴家和指挥家费利克斯·门德尔松（Felix Mendelssohn,1809—1847）甚至比莫扎特还早就成为一名演奏能手，童年即作有大量乐曲，包括五部歌剧、十一部弦乐与交响曲、协奏曲、奏鸣曲和赋格曲。现代小提琴大师、美国的耶胡迪·梅纽因（Sir Yehudi Menuhin,1916—1999）四岁开始学琴，七岁公开演奏门德尔松的协奏曲，引起轰动，十多岁广泛巡回演出，以其娴熟的技巧获得赞赏。
例子还可以一直举下去，但仅这些已经足够使人觉得，天才一个个都是超人，他们天资卓绝、悟性过人、才能非凡、成就辉煌，同时还可以看到他们往往又是个性特异、行为怪癖，常常像是一个疯癫的精神病人。莫扎特就是一个循环性精神病患者（cyclothyme）。而所有这些，又都是与生俱来的。因此，对这些人，人们就充满神秘之感，必欲一究其风采，探求其生理、心理的奥秘；甚至对天才本身，即什么是“天才”，或者说什么样的人才称得上是“天才”的问题，也讨论得很多。
不错，说“天才”首先是指超常的智力，或者具有超常智力的人，这在学术界是比较一致的看法。但是怎么看待这所谓的“超常智力”，却有不同的理解。特曼的看法可作为一种代表性的意见。
刘易斯·马迪森·特曼（Lewis Madison Terman, 1877—1956）是美国的一位心理学家。他于1902年毕业于印第安纳大学，1905年获克拉克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10年起在加利福尼亚的斯坦福大学任教，六年后升为教育学教授。就在这年，作为对法国人比奈—西蒙智力测验（Stanford Revision of the BinetSimon Intelligence Tests）的修订和补充，他发表了专著《智力测验》（The Measurement of Intelligence）。随后，从1922年至1942年，他一直任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系主任至退休。他另外著名的著作还有《学龄儿童的智力》（The Intelligence of School Children,1919）、《天才的基因研究》（Genetic Studies of Genius,1925—1930）和与人合著的《性与人格》（Sex and Personality,1936）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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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天才和“潜在天才”(2)
阿尔弗雷德·比奈（Alfred Binet, 1857—1911）被认为是他那个时代法国最伟大的心理学家。早在1889年，比奈就与友人一起，在索邦创建了法国第一所心理实验室，六年后又创办了法国第一种心理学杂志《心理学年报》（Lannée psychologique），进行儿童研究和实验教学。他还用标准化测验记录个体差异的方法，研究了许多作家、艺术家、数学家和棋手等智力卓著的人物，并经常观察他们的体型、笔迹等特征，以补充正式的测验。根据这些经验，他写成了他的重要著作《智力的实验研究》（LEtude expérimentale de lintelligence），于1903年出版。随后，他在1905年与友人一起，第一次设计编出了测试学校儿童智力的量表，后来于1908年和1911年又作了修订，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比奈相信，儿童的智能会随着他生理上的成熟而增加，因此必须为不同的年龄规定常规，这个年龄常规就被称为“心理年龄”。
特曼和他的合作者在修订比奈的量表时，把表中的比例改称为智商（intelligence quotient,IQ），这个公式数十年来一直为标准公式。特曼的智商是以经过标准化测验测出的“智力年龄”除以“生理年龄”，再乘以100，来表示一个人智力水平的数值：IQ——智商为100的人，被认为智力均常；IQ在100以上者被视为天才，低于70以下被认为智力发育不全。特曼认为这IQ要相对稳定。不过对他的这个看法，也有人提出质疑，如《实验心理学史》的作者、当代美国心理学史专家埃德温·G·波林（Edwin G. Boring）就觉得，这“似乎是说一个成人的智力可由儿童早期、也许甚至在初生时就可以预测出来”。
但特曼的确是这样认定的。特曼相信，按照他的测验计算，既可以确定天才，也可以确定白痴。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特曼设计出第一个著名的团体智力测验，以防止低能不合格的人混进部队。这个测验被认为是成功的，影响所及，当时普遍的观点都认为，人的智力是先天生就的，“除了青少年期成熟时所有自然的变化之外，智力水平上的巨大变化是不会发生的”。特曼在1921年又发起一个研究天才的综合长期计划，对加利福尼亚州一千五百二十八名IQ在140以上的高智商儿童，或者说是有高天赋的儿童进行了医学、人类学、心理学方面的检查，并描述他们的兴趣、学业成绩、读书和游戏范围。这项研究使特曼和他的合作者写出了三卷本的巨著《天才的基因研究》。研究所取得的资料证明，天才儿童往往比一般儿童更健康、更稳定。特曼原来计划将研究进行到2010年，可惜他在进行了三十五年后便去世了，计划自然只好中止。
特曼以他的研究所形成的天才观，不仅得到某些同行的认同，《近代心理学史导引》的作者、美国心理学史家加德纳·墨菲和约瑟夫·柯瓦奇从历史的角度也帮助证明：“按照早期的看法，智力完全是我们‘生来就有的’，它是人性的一个固定特征，而每一个人的智力水平是一个就像胎记那样的固定特征，它反映着一定的基因结合所能产生的东西。”（林方等译）只是，是否仅仅单凭智商就能够肯定一个人是不是天才呢？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倾向于认为，标准化智力测验中成绩突出者，只是意味着智力水平高，这只不过是一种潜力，而不是成就。或者说，他们只能算“潜在天才”，还不能说这类人就已经可以被看作真正的天才人物了。前几年，有一条新闻被谈得很多：台湾少年虞乃嘉五岁时在智力方面就显示出与一般的孩子显著不同。他十四岁，身高不到一米二，却以惊人的超高智商进入全美十大高等学府之一的斯坦福大学，并于2000年从电脑硕士班毕业，获得了学位。专家估计，像虞乃嘉这样智商高达194的人，全世界可能还不到五人。有趣的是虞乃嘉的十二岁的妹妹智商也高达189。但一般人都承认，从目前来看，虞乃嘉还只能算是一个“潜在的天才”，因为他还来不及以杰出的创造来表明他是天才。而且既然根据有关智商测验的统计学研究，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智商都在70—130之间，百分之十五的人智商在85—115之间，人们认为特曼把智商在140以上的儿童称为“天才”，即使他们只约占总人口的千分之四，这个标准也是定得太低了，应该只占千分之一、甚至更少才差不多。更重要的是，如今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天才不能只看智商，而应该是一些具有由杰出的实际成就反映出来的高度创造性，并能以超常的智力，而不是由于家系背景的关系，在艺术、科学或其他方面作出无论在他生前或者在他死后都具有极高价值的创造的人物。特曼与朋友梅里尔（）一起于1937年对比奈的量表进行最新的修订时也说：“一个人的工作能否证明可以尊称为‘天才’，除了IQ之外，还需要许多其他因素来决定——如特殊技能、能力、动机和其他个性因素。”天才研究的历史中，很多学者都表达了这样的看法。本身也是天才的启蒙运动最重要的思想家伊曼纽尔·康德以其伟大哲学家和思想家的思维，相信“天才是天生的心灵禀赋”，“天才就是天赋的才能”，而这“禀赋”和“才能”得要由其实际成就体现出来。康德在一本研究“人作为自由行动的生物”其自身之所作所为的著作《实用人类学》中论述人的“认识能力的独创性和天才”时，就强调“天才”应具有实际的伟大的“独创精神”，例如他说，具有发明和发现的才能固然可以被称为天才，“不过人们总是只把这一称号给予一位艺术家，也就是一位懂得制造出某种东西的人，而不给仅仅是了解和知道许多事情的人；此外，也不给予一位只会模仿的艺术家，而给予一个首创性地生产出作品的艺术家；最后，也只给予一个使其作品成为典范式的、值得大家模仿的榜样的艺术家。所以一个人的天才就是（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说的——笔者注）‘才能的典范式的独创性’。但人们也把一个对此具有禀赋的人物称为天才，这样一来，这个词不光用来指一个人的自然天赋，也用来指这个人本身。在许多领域都成为天才，这就是一个博大的天才（如列奥纳多·达·芬奇）。”（邓晓芒译）
2、天才和“潜在天才”(3)
法国思想家、启蒙主义的代表人物德尼·狄德罗说得好：“想给天才下定义的人，对他的感受多于对他的认识。应该由天才来介绍他自己。”这用在高尔顿身上是最合适不过的了。近百年来更为流行的关于天才应具有由杰出的实际成就反映出来的高度创造性的观点，就来源于这位英国人类学家。的确，对高尔顿来说，研究天才不但是他的兴趣所在，也有他的优异条件。
弗朗西斯·高尔顿（Sir Francis Galton, 1822—1911）出身于英国伯明翰一个在动产、实业方面都大有能量的公谊会世家，从小就显露出他的学术上的前景：四岁那年，他就能做加减乘除法，能读懂任何英语读物，能流利地讲拉丁文，还能说几句法语。有专家说，如果让他接受智力测验，他的智商或许可达200，属于最高智力者中的一位，可以和19世纪伟大的德国自然哲学家约翰·米勒、德国大诗人约翰·沃尔夫冈·歌德和德国大数学家和哲学家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兹等人相媲美。
不论是最初入金·爱德华学校，还是在伯明翰总医院做一名医学生，或随后进伦敦国王学院和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接受正规教育，高尔顿都一次次显示出他的超常才赋。一方面，他兴趣广泛，气象学、地理学、指纹学和心理学等都无不喜欢，他所发表的九部专著和大约二百篇论文，内容涉及指纹的应用、相关微分学、双胎、输血、犯罪行为、不发达国家旅行技术和气象学等各种问题；另一方面，他成绩突出，就学时就获过解剖学、化学、法医学的最高奖，三十一岁和三十六岁分别被选为皇家地理学会会员和皇家学会会员，他的研究在许多方面都为后人开辟了新的领域，表明他实实在在算得上是一个天才。
高尔顿是彻底把变异、选择和适应的原理应用于人类个体和种族研究的第一个人。
以往的工作已经表现了高尔顿以后具有毕生献身于统计学和遗传学的基本优势，他自己的经历更加深了他研究遗传和天才的热情。
1853年8月，高尔顿与露易丝·巴特勒结婚。露易丝的父亲乔治·巴特勒原是剑桥大学高年级数学考试一等奖获得者，后来还担任了创建于1571年的著名学府哈罗公学的校长，最后成为彼得保罗大学的校长，不用说，是一位颇有成就的人物。作为他的子女，不仅露易丝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少女，她的四个兄弟无一不是富有才智的人，他们都曾获得第一等的学位，而且个个都成为公立学校校长或律师。这一家族的智力，使高尔顿觉得是对他以前曾经思考过的把动植物的遗传应用到人的设想的有力支持。他的表兄查尔斯·达尔文在其《人类和动物的表情》中认为人的身体得之于动物祖先的遗传，提出了动物和人之间是否有连续性的问题。高尔顿由此立即联系到心理的遗传。于是，他便重新开始思考智力遗传、双生、优生这些方面的问题。正如高尔顿在一部著作的“序言”中说的：“我从思考我的同时代人在中学、院校和晚年的气质和成就开始，发现才能似乎常常都是继承而来的。后来我对各个历史时期大约四百多名杰出人物的血缘关系作了一次粗略的调查，结果和我的看法一样，除了有限的尚需进行研究外，完全可以确定天才就是遗传这一理论。于是我开始搜集了大量周密选择过的传记材料。”
不过不同于特曼，高尔顿研究的不是那些仅仅具有高智商的“潜在天才”——儿童，而是已经显示出杰出的成就和创造性的真正的天才。
高尔顿相信，量的测量是成年科学的一个标号，于是他采用比利时统计学家和社会学家阿道夫·凯特尔（Adolphe Quetelet,1796—1874）将统计学和概率论应用于社会现象的常态律，把天才产生的次数化作天才的程度的测量来研究。
高尔顿就以这种量的方法来研究他精心选择的、在智力、才能和身材、眼睛的颜色以及疾病等方面都富有特征的贵族、军人、诗人、作家、画家、牧师、音乐家、裁判官、政治家、科学家和划桨能手、摔跤运动员等著名人物的家庭，确定一个字母分级的量表，一方面由刚出于“中才”之上的A，上溯到G和G以上的X各级；另一方面由位置于“中才”以下的a，下降至“白痴及愚笨”，如f、g及x。这样，经过四十年严肃认真的统计和研究后，他写出了被认为“关于各家天才遗传的一种审慎的传记研究”《遗传的天才》（Hereditary Genius,1869）以及《英国科学家》（English Men of Science,1874）、《人类才能及其发展的研究》（Inquiries into Human Faculty and Its Development,1883）等几部重要著作，得出的结论是，智力的特征和体力的特征同样传自祖先，其信念之强足以形成其个人的宗教哲学；证明无论是天才或者是白痴，都是先天遗传的。
2、天才和“潜在天才”(4)
高尔顿曾经深入研究过二百八十六名裁判官的亲密家系，发现这些人，九人当中就有一人是另一个裁判官的父亲、儿子或兄弟，并且都是些“精力旺盛、机敏伶俐、注重实际、乐于助人的人”；而同是这些裁判官的另一些近亲，又都是医生、主教、诗人、小说家或最高级的陆军军官。比较间接的亲属，有卓越成就的比例就比较低。他对一百名皇家学会会员所作的类似研究也获得同样的发现。根据这样的研究，特别是这些统计学材料，高尔顿肯定了聪明才智的遗传作用，相信在每一个例证中，那些人物不仅继承了天才，像他们一长串的先辈人物所显示的那样，而且还继承了先辈的才华的特定形态，认为优越的智力才能往往以一种特别的形式，例如在科学、法律、艺术或者实业方面重现于家庭中，后裔智力才干在家庭中的比率超过以数学或然率所计算的比率。高尔顿用如下公式来表示这一比率： “父母两人对后代的遗传是按比例二分之一或继承总数的（）；祖父母是四分之一，或（）2；曾祖父母是八分之一，或（）3，依此类推。因而祖先遗传的总和，是｛（ ）＋（）2＋（）3等等｝的级数表示，总体为1。”
例如，高尔顿说，优秀的人常比任意挑取同数量的一般人有更多的优秀亲属，而且一位杰出的法学家或者律师往往出身于一个显赫的家庭，尤其是法学界的显赫家庭。如一个能干的裁判官，他的儿子就要比普通的人成功的机会大五百倍……可能有人会不同意他的这个结论，说那是因为他有一个成功的父亲帮助他获得成功，对此高尔顿反驳说，他的统计材料还表明，正如裁判官有一个能干的儿子一样，他也常有一个能干的父亲，难道能说这儿子会有很多的机会去教育和栽培他的父亲吗！于是就把反对者的口封住了。当然，天才是极其稀罕的，高尔顿举出的数据是，一百万或一百多万人中，大约只有二百五十人的智力称得上属“优秀”，而只有一人称得上是“杰出”，另一方面则大约有二百五十人是属于毫无希望的低能或白痴。
犹如高尔顿从查尔斯·达尔文的著作中得到了启发，达尔文也受益于高尔顿的著作。达尔文在他划时代的著作《人类的由来与性选择》（1871）中承认：“通过高尔顿先生的令人钦佩的工作，我们现在知道，天才也倾向于遗传，所谓天才就是高度才能的异常复杂的结合；另一方面，同样地，疯狂以及退化的心理能力肯定也在一些家族中得到遗传。”事实上，达尔文最初读了高尔顿的《遗传的天才》后就曾给高尔顿写过信，说：“在一定意义上讲，你已经使一个持异议者改变其信念，因为我一直坚信除了资质最低下的人们之外，一般说来，人的禀赋不相上下，只是由于热情与勤奋程度不同而成就各异。”
现在，天才的遗传已经受到更多的人的关注和重视，相信没有先天的禀赋，后天的“热情和勤奋”只能起有限的作用，难以甚至根本无法达到天才所能达到的创造高度。但是，光有遗传的、“潜在的”天赋，仍然算不上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天才。以“潜在的”音乐天才来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艾伦·温诺（Ellen Winner）在《创造的世界——艺术心理学》（Invented World： The Psychology of the Arts,1982）中指出：“幼年的非凡悟性，父母的培养训练，以及本人的自觉的刻苦学习，这三者对于一个作曲家或演奏家的成长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尽管神童们的音乐才能出现得很早，但没有严格的管教和正规的训练，它是不会成熟的。”
1840年5月27日，当“小提琴之王”尼科洛·帕格尼尼（Niccolò Paganini,1782—1840）在法国尼斯去世的时候，著名的匈牙利音乐家弗朗茨·李斯特怀着无限悲痛的心情在讣告上写道：“我毫不犹豫地说，再也不会有第二个帕格尼尼了。”李斯特的话也许过于绝对化，但是就帕格尼尼所从事的领域来说，把他看成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天才，这一点也不过分，至少至今还没有一个人达到像他这么高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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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天才和“潜在天才”(5)
对帕格尼尼的天才，当年的《巴黎评论》（Revue de Paris）曾这样评述他在巴黎的一次演出： “帕格尼尼是艺术领域中一个绝无仅有的现象……他有着非常发达、非常灵巧的手指、手掌和腕关节。他的手像闪电一样在乐器上飞速地移动着，而他的乐器就像是飘浮在空中，能够自己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对帕格尼尼的弓子与提琴的最好的比喻是把它们比作魔棍，比作一根能使整个世界处于其控制之下的魔杖。”
确实，帕格尼尼的演奏天才只能使人想象是一支魔杖在挥动。不妨以他自己写的《无穷动》（Moto Perpètuo）为例。这是一支非常难懂的曲子，直到今天，就连最优秀的小提琴家也极少能够演奏此曲；即使能演奏，也得花三分三十秒钟。而帕格尼尼只需三分钟就够了。这就意味着帕格尼尼每分钟必须奏出一百二十六个节拍，即一千零八个音符，这是多大的难度啊！更主要的是帕格尼尼以完美的音色把曲子解释得十分明了，正如德国小提琴大师路德维希·斯波尔(Ludwig Spohr)说的：“他连拉得极快的时候都非常和谐！”帕格尼尼还喜欢以奇特的方式来炫耀技巧。他常在音乐会上才华横溢地即兴演奏，有时故意弄断一两根琴弦，然后在剩下的琴弦上继续演奏；他还经常仅仅靠下巴而不是用左手支撑，就让小提琴牢固地保持恰当的姿势，熟练自如地进行演奏，而且演奏时，能够毫不费力地把拇指往后翻到不寻常的地步，并不需活动整只左手，就使它各个指头的第一指骨作奇妙的屈曲动作，轻易、准确又敏捷……这使他的私人医生弗朗西斯科·本纳蒂（Francesco Bennati）惊叹不已，并说：“一定是造物主让他在实践中完成这种构造特性的。”
说得对。小提琴是最难以驾驭的乐器之一，帕格尼尼却以他无与伦比的技巧，打破了音乐史上的一条“准定律”：不朽的伟大只有作曲家才能获得。作为一个著名的例外，帕格尼尼不是因为创作出多少名扬乐坛的小提琴曲，而是由于他的演奏，才赢得永久的称颂。他是以他在实践中学习、培养和训练，才使自己先天的才赋获得充分的发展。
从五岁起，当帕格尼尼的父亲发现他的儿子具有不平常的音乐禀赋后，就把他关在房间里，也有人说是关在地牢里，逼着他开始练习演奏，每天连续十个小时以上，只有在六岁那年一次因麻疹或猩红热之类的疾病出现“强直性昏厥”几乎死去才中断过几天。随后帕格尼尼即师从剧院管弦乐队的小提琴手安东尼奥·塞尔维托(Antonio Cervetto)和热那亚第一流的小提琴家贾科莫·科斯塔(Giacomo Costa)，正式学习小提琴。后来，他又去意大利北部的帕尔玛向小提琴大师亚历山德洛·罗拉（Alessandro Rolla）求教。此后，不管在什么时候，尽管他生活放荡不羁，也从未停止过技巧的探索。在他去世的时候，人们发现他个人竟拥有二十二把极有价值的乐器：其中七把小提琴、两把中提琴和两把大提琴，都出自安东尼奥·斯特拉迪瓦里（Antonio Stradivari, 1644—1737）之手，后者被人们公认为最著名的意大利小提琴制造家，他使小提琴制作工艺达到极为完善的地步。另外，有两把小提琴是来自于意大利著名小提琴制造业家族阿马蒂家族（Amati family）；四把来自于意大利另一个著名小提琴制造家族瓜奈里家族（Guarneri family）；特别有一把他最喜欢的，是瓜奈里家族中最伟大的小提琴制造家瓜奈里·德·哲苏（Guarneri del Gesù, 1687—1745）1742年制作的。从这也可以看到，帕格尼尼甚至对他所使用的小提琴也那么注意，他是多么希望自己的技艺，在各方面都达到完美啊！
帕格尼尼的实例充分说明了一个“潜在天才”是怎样成为一个真正的天才的。莫扎特也是以他在所有音乐体裁中创作出的伟大作品，证明他是从一个神童成长为一个所有作曲家中最高的全才和西方音乐史上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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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神力”说(1)
尤维纳利斯（Juvenal,约55—127）是古罗马最有影响的一位讽刺诗人，以所写的十六首文辞优美、充满警句的《讽刺诗》而闻名，这些诗篇不但为意大利的乔万尼·薄伽丘、法国的尼古拉斯·布瓦洛和英国的乔治·拜伦等著名诗人所模仿，诗中的那些警句，两千年来还一直被人引用，如他的著名警句：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全的躯体(Mens sana in corpore sano)，历来就被很多人奉为至理名言。不过，它也受到一些人的质疑。做医生的俄国作家安东·契诃夫在他的《手记》中就说到：有一对夫妇，到了临死的时候，开始怀疑起自己毕生奉为生活准则的这个学说，暗暗自问：“所谓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全的躯体之说，或许是谎话吧？”
“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全的躯体”到底是一句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真理，还是一句令人怀疑的妄断？历史上就有很多有病的、甚至病残的人，他的精神不但十分健全，甚至可以说比一般的健康人都更完美。如果说古希腊两部最伟大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荷马是盲人，可能只是传说，那么英国大诗人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的闻名于世的长诗《失乐园》、《复乐园》、《力士参孙》都作于他双目失明之后，则完全是事实；而且雅典政治家、公认是古希腊最伟大的演说家狄摩西尼（Demosthenes,公元前384—公元前322），原本也是一个体质纤弱、天生口吃的人。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这使日本当代文艺理论家、玉川大学的教授浜田正秀相信，与健康的肉体相比，“精神健康更显得可贵”；并进而宣称：“病弱的肉体中寓有健全的精神才称得上是天才。”
当然，像这样肯定“病弱的肉体中寓有健全的精神才称得上是天才”，把天才与疾病联系在一起，或者说天才来源于疾病，并不是浜田正秀的首创，也不是今日才提出来的，而是一个自古以来就被广泛认定的观念。
是的，在有关创造性的研究中，尤其是像诗歌、音乐等的精神创造、艺术创造，古今中外，历代的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几乎都无一例外地强调先天才性的决定性作用。中国三国时代曹操的长子曹丕（187—226）在他那可谓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经典之作《典论·论文》中强调，这种作用是天才人物所独具的：“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即是先天而非遗传。古希腊三大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同样异口同声地宣称：“诗人的才能是天赋的”，“如果没有上天的禀赋，一切努力也是徒然”；“荷马的本领并不是一种技艺，而是一种灵感”。“诗的起源仿佛有两个原因，都是出于人的天性。”
可是天才人物所独有的这种天赋才性是怎么获得或者怎么形成的呢？遗传有时果然可以作为一种解释，但遗传无法解释第一个天才的才性，也解释不了并无才性的祖辈如何会有天才的后裔。于是，最早出现的是一种神力作用的理论，这理论可以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这两位古典哲学家的论述为代表。
苏格拉底说，天才诗人的“本领并不是一种技艺，而是一种灵感”。这灵感是怎么来的呢？苏格拉底认定，那是因为“有一种神力在驱遣”。苏格拉底自己主动没有写什么，他的一些言论都是由他的学生们记下来的。在柏拉图《对话录》的“斐多篇”里，柏拉图说苏格拉底说过这么一段话：“……有一种迷狂是神灵的禀赋，人类的许多最重要的福利都是从它来的。就拿德尔福的女预言家和多多那的女巫们来说吧，她们就是在迷狂状态中替希腊造了许多福泽，无论在公的方面或私的方面。若是在她们清醒的时候，她们就没有什么贡献。再比方说西比尔女仙们以及一般受神灵感召而能预言的人们，对于许多人们都预先指出未来的路径，免得他们走错。像这类事情是人人都知道的，用不着多举了。”（朱光潜译）
上述的“德尔福”和“多多那”，原文为Delphi和Dodona，现译“德尔斐”和“多多纳”，是古希腊阿波罗神庙所在地和位于伊庇鲁斯的宙斯神殿，两处都被认为是神谕的发布地。德尔斐的女预言家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多多纳的女巫就是女祭司，还有传说中的女预言家西比尔（Sibyl），据说都在迷狂状态中占卜吉凶，以自己清醒时就不知道的语言给人“指出未来的路径”，“替希腊造了许多福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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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神力”说(2)
在这段话里，朱光潜先生译为“迷狂”的这个词，希腊文的原文是μανικε。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1980年出版的五十四卷本《西方巨著》（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第七卷柏拉图卷的《对话录》里，把它译为madness；朱光潜先生的译本将它译为mania。因此，这个μανικε的意思应该是带有精神病学术语意味的“疯狂”或者“疯癫”，而不是完全中性的“迷狂”。苏格拉底不但说到预言家、祭司这类人是在迷狂即疯狂或癫狂状态中为人占卜吉凶、指引迷津，还明确肯定她们的这种才性是出于神力的作用：“有一件事实是值得印证的，古代制定名字的人并不把迷狂（mania）看成耻辱，或是可以拿来骂人。若不然，他们就不会拿这名字加到预知未来那个最体面的技术上面，把它叫做‘迷狂术’（manike）。他们所以这样定名，是因为把迷狂看成一件美事，是由神灵感召的。……”
这就使人毫无疑问地感到苏格拉底相信，像这些能够预知未来的天才人物，是由于她们所侍奉的神使她们失去了理智，在疯癫的精神恍惚状态下，凭附到她们身上，才获得这种天才禀赋的。
柏拉图自己对于天才也持这样的看法。在《对话录》的“伊安篇”中，他这样说到天才诗人创作的本领：“凡是高明的诗人，无论在史诗或抒情诗方面，都不是凭技艺来做成他们的优美的诗歌，而是因为他们得到灵感，有神力凭附着。科里班特巫师们在舞蹈时，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心理都受到一种迷狂支配；抒情诗人们在作诗时也是如此。他们一旦受到音乐和韵节力量的支配，就感到酒神的狂欢，由于这种灵感的影响，他们正如酒神的女信徒们受酒神凭附，可以从河水中汲取乳蜜，这是他们在神志清醒时所不能做的事。抒情诗人的心灵也正像这样……因为诗人是一种轻飘的长着羽翼的神明的东西，不得到灵感，不失去平常理智而陷入迷狂，就没有能力创造，就不能作诗或代神说话。诗人们对于他们所写的那些题材，说出那么多的优美词句，并非凭技艺的规矩，而是依诗神的驱遣。……假如诗人可以凭技艺的规矩去制作，这种情形就不会有……神对于诗人们像对于占卜家和预言家一样，夺去他们的平常理智，用他们作代言人，正因为要使听众知道，诗人并非借自己的力量在无知无觉中说出那些珍贵的词句，而是由神凭附着来向人说话。”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两人的意思一样，都强调“诗人只是神的代言人”，因此，他所写的诗，“本质上不是人的而是神的，不是人的制作而是神的诏语”；写的时候，不但不存在什么技巧的问题，就连诗人自己也不知道他究竟写了些什么，不是如苏格拉底说的，“像那种占卦或卜课的人似的，说了很多很好的东西，但并不懂得究竟是什么意思”；就是如柏拉图说的，像“科里班特巫师们在舞蹈时，心理都受到一种迷狂支配”，“在无知无觉中说出那些珍贵的词句”。
那么，一个人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得到神的“凭附”，或者受“诗神的驱遣”，成为一个天才诗人呢？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生活的古希腊时代，人们的心目中普遍存在有“万物有灵论”的观念，相信每一个水泉都有一个仙女，每一座森林都有一个山精；奥林匹斯山的宗教明显地带有神人同形同性的色彩，希腊神话中的许多神都与人间的男女来往，甚至发生性关系；而且现实中的女子也可以以神与她亲近来解释自己的婚外情，而不受丈夫的指责。有九位掌管诗词、歌曲、舞蹈、历史等的缪斯的存在，更是诗人、哲学家和其他人一致的信念。如果不是“莫须有”，今日的人简直无法理解“不信神”怎么可以成为苏格拉底的一条罪状。权威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写道：
“苏格拉底显然是一位性格令人难以理解但却极为虔诚的人。他认为，包含着关于天上诸神的种种荒唐而猥亵的故事的神话其实纯粹是诗人的虚构之说。但他又认为，就实际行为而言，一方面，他自己可以对作为世界统治者的天神怀有强烈的信仰，另一方面，这种信仰的礼拜方式又可以遵循‘城邦的老规矩’行事，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是很容易的。在他看来，‘神的存在’不仅可以用上天安排的自然界森罗万象的秩序以及他自己内心中无处不在的对神的信仰来证实，还可以通过梦、征兆和预言所给予的警告和启示而表现出来。人的灵魂带有神性，而且正如柏拉图在《斐多篇》中所提出的，苏格拉底相信灵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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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神力”说(3)
苏格拉底、柏拉图更是对神的存在怀有虔诚的信念。他们都相信天才的发生来自于“神圣的疯狂”，认为“神对诗人们像对占卜家和预言家一样，夺去他们的平常理智，用他们做代言人”。这就是说，神是在诗人陷入疯狂之时，将自己的“神力”依附到他的身上，让他来做自己的代言人。
这当然是一个无法重现、更无法证明的命题，但却可以找到大量被认为可信的记述来做它的佐证。
从原始时代起，直至近代文明社会，仍有很多人相信祭司、巫师、萨满等人具有超自然的力量，他们不但会治病，还能占卜未来。这些人的这种天赋才能是怎么来的呢？这是方志学家和人类学家们十分感兴趣的事，如对于萨满，他们的著作中就有很多详细的记载和描述。
萨满（shaman）可以说是人类所知的奥秘经验中最古老的一种，这是许多民族类似宗教体系中被认为能与世外世界沟通的人，他不但主持社团祭祀，还会占卜、治病、预见未来，寻找失落的人和物，据说甚至能护送死者的灵魂去往世外世界。他的这种才分，像天才人物一样，一般是世袭遗传的，如果没有遗传的机遇，要想获得，只有经历一番类似于濒临死亡的过程之后才有可能。如：有这一要求的人必得独人居住、定时禁食和祈祷；随后往往要以自我摧残来折磨肉体，有时还要越过大火、洞穿木板、沉入水底；这样，随着激情的增剧，在他们病态无意识的精神恍惚中，才可能有神鬼附身。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罗伯特·F·墨菲（Robert F. Murphy,1924—）在他的《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中提到这些人情况常常是
“采取自我鞭挞的方式用以诱发意识的极端状态来感受幻觉。有些人不吃不喝静坐在树木残枝上，另一些人割下一节手指以引起精灵的同情。在折磨中，追求者一般陷入像是着迷的状态，正是此刻一个精灵会对他说话并把自己认作此人的保护人。在着迷期间，精灵也用据信具有内在力量和一致性的符咒保护其他崇拜物件的准备来教导见幻象的人。”（王卓君等译）
20世纪最杰出的医学史家、瑞士出生的亨利·Ｅ·西格里斯特（Henry E. Sigerest）在出版于1951年的巨著《医学史》（A History of Medicine）中，也曾根据史料描述俄罗斯远东地区科里亚克民族（Koryak）的土著萨满，在经过种种自我摧残之后处于这样一种濒死状态：
“即将成为萨满的人会交替出现极度疲惫衰竭和突然全身发作惊厥状态。他们会不饮不食、一动不动地在那里躺两三天。最后，他们又躺到荒原野地里，在那里忍受饥饿和寒冷，以准备接受（神鬼的）召唤。”
美国当代著名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在他的《文化人类学》一书中，还曾引用里约热内卢国立博物馆出版的1943年第3期《人类学杂志》中的一篇文章对一名萨满取得超自然力量过程的详细描述，并强调萨满是在通过一系列的追求，“开始是身体僵硬，全身出汗，呼吸沉重，接着便失去了神志”，终于陷入“变态”、“着魔”的“失神状态”之时，才获得这种力量的。
中国乡间有一些女巫，被认为会施行“招魂术”。她们在亲人报出死者死亡的年龄和日期以及坟墓的地址和朝向之后，据说也能将死者的灵魂招至他的子女跟前，话说在他死后家中的种种遭际和事故，使听者无不信以为真。而这些人大都也是在某次病得几乎死去、陷入沉迷、重新活转过来之后，才据说是因有神鬼附身，使她获得这种妖术的。
柏拉图在《伊安篇》中说到的“科里班特巫师”，情况也很相似。
“科里班特的巫师”（Corybantian reveller）是古代东方和希腊—罗马世界所崇拜的众神之母的众侍者之一。“众神之母”（Great Mother of the Gods），又称赛比利（Cybele），是古代东方和希腊—罗马文化区传说中的一个半神半妖、野性十足的精灵，她爱上童贞女娜娜（Nana）因怀里放了石榴而受孕生下的儿子、年轻貌美的牧羊人司草木之神阿提斯（Attis）。对赛比利或阿提斯的崇拜，礼仪中的一项主要内容是狂欢、狂舞，在这种场面中，巫师们甚至一般的观客，“心理都受到一种迷狂支配”，失去了理性，相信或被认为他自己“有神力凭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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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神力”说(4)
天才的发生，如天才诗人的作诗，情况也与这些巫师受狂迷所支配一样，以致德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弗雷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在他1878年的格言式作品《太有人性的人》中，干脆就把诗和艺术的创作说成是“作为招魂女巫的艺术”。尼采在他的第一部著作《悲剧从音乐精神中诞生》（1872）中，是这样描述这种天才／艺术的发生的。在这部著作中，尼采以日神阿波罗和酒神狄奥尼索斯来作为艺术的起源、本质和功用以致人生意义的象征。他指出，酒神状态是一种癫狂状态。像是古希腊的酒神节一样，在古代，从罗马到巴比伦，几乎在所有的地方，都有酒神节。“这些节日的核心都是一种癫狂的性放纵”：“人轻歌曼舞，俨然是一更高共同体的成员，他陶然忘步忘言，飘飘然乘风飞扬。他的神态表明他着了魔。……超自然的奇迹也在人身上出现：此刻他觉得自己就是神，他如此欣喜若狂、居高临下地变幻，正如他梦见的众神的变幻一样。”
“酒神的兴奋能够向一整批群众传导这种艺术才能：看到自己被一群精灵所环绕，并且知道自己同它们内在地是一体。……这里，个人通过逗留于一个异己的天性而舍弃了自己。而且，这种现象如同传染病一样蔓延，成群结队的人们都感到自己以这种方式发生了魔变。……
“魔变是一切戏剧艺术的前提。在这种魔变状态中，酒神的醉心者把自己看成是（半人半羊的森林之神）萨提尔，而作为萨提尔他又看见了神，也就是说，他在他的变化中看到一个身外的新幻象，它是他的状况的日神式的完成。戏剧随着这一幻象而产生了。”（周国平译）
尼采在这里试图以心理学的原理来阐明这种灵感爆发的情景。
不仅是尼采，相信天才确有神力或者魔力依附，大有人在。由于生活飘逸不羁、创作神速而被称为“诗仙”的唐代诗人李白（701—762）“五岁诵六甲”，不到十二岁即凭想象写出一篇洋洋千言的《大猎赋》，大有司马相如的风格，以致被怀疑是这位西汉辞赋大家《子虚赋》的仿作。从此，这个少年便被认为有神思、有奇才。以后，他从二十五六岁开始出蜀，“一生好入名山游”，“浪迹天下，以诗酒自适”，并喜欢隐居山林、求仙访道和炼丹服药，希冀成为一个超脱尘俗的隐士神仙。他好像随时都能够招致灵感，一挥而就。他的诗，虽然散失不少，但从至今尚存的九百多首来看，大多为内容丰富多彩、可以传颂千古的名篇。如被人转述或改编得最多的说他创作《清平调》的事，就非常富有传奇色彩：唐玄宗刚说罢“朕对妃子，赏名花，有名曲无新词，李爱卿为朕填来，让李龟年歌之。”李白应了一声“臣下这就作来。”立即就草成《清平调》三首：“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面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可谓千古绝唱。李白的这种天才，使人们不相信他是一个凡人。《新唐书》记载说，李白未盛名时去见诗人贺知章，“知章见其文，叹曰：‘子，谪仙人也！’”意思是，世上有这样的人，除非是被谪降到人间的神仙。至于想象的故事，那就更多了。如说他的母亲在生他的第一天晚上，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天上的长庚星，也就是太白金星，突然从空中往下坠，钻进了她的怀抱中。第二天清早天一亮，母亲醒过来后不一会儿，就生下了他，于是就给他取名为“白”，字“太白”。不但是有关李白的“生”的传说，还有他“死”的传说。虽然一般相信他是在家中病逝的，但广泛流传的是说他的死也是很奇特的，如一种说法称他在今日安徽的当涂醉酒泛舟时，误认江中之月是天上之月，他要俯下身去捉这月亮，不幸溺水而亡；另一种说法是，他确曾捉月溺水，但并未溺水身亡；“谪仙人”入水是为了骑鲸升天，人们相信他的确是骑着巨鲸飞到天上成仙了。
1、“神力”说(5)
除去一般的常人，甚至一些医学家对天才也有这样的看法。奥地利女王玛丽亚·特蕾西亚的御医、兼任维也纳大学医学院院长的医学权威格哈德·范·斯维滕（Gerhard van Swieten,1700—1772）曾写到，说他亲眼见过一个女人，她在疯癫发作的时候，所说的话全是极其熟练又极为卓越的诗句，虽然健康的时候她未曾表现出一丝一毫的诗才。1839年巴黎出版的一部专著《疯癫史研究》（Trélat: Recherches historiques sur la folie）对这种疯癫的天才说得更为奇异，竟说在疯狂或精神错乱中，“一个无知无识的农夫会写出拉丁文的诗篇；另一个突然会说出一句成语典故，这成语他以前从来没有学过，其中的字，他在病体恢复之后一个也不认识。（在疯狂或精神错乱中，）一个妇女会一首一首地唱她全然不知的拉丁文赞美诗和诗篇；一个头部受伤的儿童会用德文演绎三段论法，而他病好时，这种语言就一句都不会说了。”
这些生动事例的诱惑，使许多人难以摆脱对天才有“神力凭附”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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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体液”说(1)
“灵感”对于天才诗人创作的重要作用，不仅在古代的希腊、罗马，就是在今日，也是一个相当流行的看法；而且一直来，人们还坚信这些天才人物总是带有几分疯狂，以致有些自以为赋有天生才性的人，也往往不修边幅、行为古怪、纵情酒色，装出一副狂狷的模样。但是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之后的亚里士多德，他虽然与他们一样，相信天才与疯狂有密切的关系，但对这天才怎样会在疯狂中发生，却与他们的看法不同。
在他的美学著作《诗学》中，亚里士多德声称：“诗的艺术与其说是疯狂的人的事业，毋宁说是有天才的人的事业。”据此书中文译者罗念生的注释说：“一般校订者把这句话解作：‘因此诗人要有天才，或者有几分疯狂’……”表明亚里士多德相信，疯狂对于一个天才诗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不过亚里士多德不像柏拉图，他没有把这天才的发生看作是在疯狂中有神力凭附，而认为是“出于人的天性”，因为在他看来，“那些自始即有天赋的人，逐渐予以发展”之后，便能“兴之所至，出口成诗”。那么亚里士多德这里所谓的“天性”指的是什么呢？
亚里士多德出身医生世家，他父亲任马其顿国王阿敏塔斯三世的御医，是以医神阿斯克列皮俄斯为名的学会的会员。医学是古希腊某些家庭的世袭领地，子承父业也是当时的惯例，因此亚里士多德从幼年时代起便学习行医的基础知识，并开始阅读西方医学之父、希腊最著名的医生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约公元前460—前377）的著作，使自己日后在医学的基础学科生物学研究中显示出极高的才华。
亚里士多德被认为是一位古代知识的集大成者。他的知识体系博大精深，包含了当时的绝大多数科学和多门艺术，涉及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动物学、植物学、心理学、政治学、伦理学、逻辑学、形而上学，还有历史、文学理论、修辞学等。当然，他同时也是一位哲学家。在他死后的数百年间，还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对知识有过如此系统的考察和全面的把握。
希腊医学发展到以希波克拉底为代表的柯斯（Cos）学派的时期，可以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威廉·C·丹皮尔在《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中就这一学派指出，“他们坚决主张进行精微的观察和周密地解释症候”，“因而具有现代精神”。由此可见，家庭的医学背景使亚里士多德比起柏拉图来，较少受“万物有灵论”思想的影响，而较多地接受由“具有现代精神”的希波克拉底学派所奠定的希腊医学和生物学的概念和实践。虽然从他的著作中看，亚里士多德常常从抽象出发，相信自然界的任何行为都有一个“最后因”，但是具体到对某些事物的看法时，很多方面仍然是物质的。希波克拉底承袭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观念，认为世界上一切的本质都可以在热和冷、湿和燥这四种不同而相反的本原中找到；正是这四种性质的两两结合，才形成土、水、气、火四种元素，再经由土、水、气、火这四种元素按不同比例，组成不同的物质。亚里士多德还相信希波克拉底学派的理论，认为人的躯体也是由四种元素——他们称之为“体液”（humours）——组成的。
在希波克拉底（事实上当然不是他一人所写的）《论人类的自然性》的第四章中这样说： “人的身体内有血液、粘液、黄胆汁、黑胆汁；这些元素构成了人的体质，通过这些元素便有痛苦的感觉或享有健康。这些元素的比例、能量和体积配合得当并完善地混合在一起时，人就有完全的健康。当某一元素过多或缺乏时，或一种元素单独处于身体一处，或与其他元素不相配时，便感到痛苦。当一种元素离开其他元素而孤立时，不仅仅是它原来的地方要闹病，就是它所停留的地方也要闹病；因为过多就造成痛苦和疾病。事实上，当一种元素流出体外超过所应当流出量时，这个空虚处便酿成疾病。另一方面，假如体内发生这种空虚，即当某一元素移动或离开其他元素时，依上面所说，人一定感到双重的痛苦：一在该元素所离开的地方，一在元素所流到的地方。”
2、“体液”说(2)
希波克拉底“体液”学说的基点是：相信构成人体的血液、粘液、黄胆汁、黑胆汁这四种体液，分别与火、水、气、土有关，同时还受到各个星球作用的影响；人体的健康是由于体液的结合和谐（crasis），患病则是由于体液不调（dycrasis）；而且这些体液的组合不仅影响到人的肉体的健康或患病，还影响着人的精神，包括人的气质、情感、行为和个性特征。如一个人的血液过盛，此人就属于多血质气质，若是粘液质、黄胆汁、黑胆汁这三种体液过盛，那么他们便分别属于粘液质气质、胆汁质气质和抑郁质气质。多血质气质的人一般都性格快活、乐观、温柔、仁爱；他们满怀希望，贪求享受，但为人轻信，遇到挫折也容易灰心失望、郁郁寡欢。这种气质常常是王子和恋爱的幸运儿所固有的。粘液质气质的人，特点是平静、冷漠，不易激动，怯弱胆小，愚钝呆笨，倔强执拗，好色淫逸，其中受到金星作用的被认为是妇女、儿童和银荡子所固有的，受到月亮作用的则是属于傻子和蠢人所固有。胆汁质气质的人骄横急躁、鲁莽易怒、气量狭窄、妒忌任性、报复计较，其中受到太阳作用的是统治者和任性女子所固有，受到火星作用的则属士兵、酒鬼和爱喧闹的人所固有。抑郁质气质的人总是郁郁不乐、心情沮丧、冥思妄想、情绪反复、喜怒无常、尖酸刻薄，甚至往往患躁狂抑郁性精神病。
亚里士多德就承袭了这一“体液”理论，认为是这四种“体液”的组合，决定人的天性，使某些人具有天才的素质。在《论灵魂》和《问题》等文中，亚里士多德举例说到，与“大部分诗人”一样，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公元前490—前430）、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之所以成为天才诗人和哲学家，就是因为他们体内那像酒一样迅速流动的“黑胆汁”在起作用。亚里士多德相信，黑胆汁不仅会使人经常显得不安静、容易激动、喜怒无常，甚至有一种精神错乱的倾向，但它同时也是激发一切天才人物的天性的火种；体内有适量黑胆汁的人是天才，而黑胆汁过多的人则是疯子，所以随着黑胆汁组合的变化，天才便常常陷入疯癫状态。由此，亚里士多德就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所有在哲学、政治、诗歌和艺术上有非凡天才的人都明显地是忧郁症患者。”这就是说，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天才果然与疯癫密切相关，但是天才的发生并不是人在疯狂之时有神力依附，而是在于人体内体液组合的作用。
希波克拉底和亚里士多德有关体液对人的天性包括引发天才或疯癫的作用的观点，影响十分深远。著名的希腊传记作家普鲁塔克（Plutarch）在写作《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时，就常常按照这一学说的尺度来选择和猜测他笔下的政治天才，他可以说是第一个从这一学说获益的人。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这一学说就变得更为时髦了。
马尔西利奥·菲奇诺（Marsilio Ficino,1433—1499）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他先是在佛罗伦萨研究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和医学；在接触了柏拉图的著作和新柏拉图主义者作品的拉丁文译本之后，他用整个后半生致力于柏拉图和柏拉图学派的著作的翻译、解释和宣传工作，是把柏拉图著作全部译成西方语言的第一人。菲奇诺吸取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两人对天才认识的精华。他承认疯癫在天才人物身上的普遍性，但排除了神力作用的臆测，而相信有一些人，如亚里士多德说的，由于体内那抑郁质的气质，使其性格抑郁、情绪沮丧，并不时爆发成躁狂抑郁性精神病。他曾以自己这一有关天才的认识，同时参考了当时盛行的占星术，对佛罗伦萨著名的梅迪契家族的儿童们的才性进行考量。他看到乔万尼·德·梅迪契（Giovanni de Medici,1475—1521）在年幼时被锁在不同的大教堂和小修道院里，心情显得抑郁而反复无常，但仍表现出非凡的才性，七岁被任命为修道院院长，十一岁那年接管了圣本尼迪克在罗马东南面卡西诺山建立的意大利最著名的隐修院，并在十三岁时成为教廷内阁成员，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内阁成员，于是便预言说，小乔万尼将来有一天必然会做教皇。果然，乔万尼于1513年在教皇尤里乌斯二世死后，被选为教皇，称列奥十世。因此，美国耶鲁大学艺术学院的D·雅布罗·赫什曼（）和耶鲁—纽黑文医院的精神病学家朱利安·利布 (Julian Lieb)在他们1988年出版的《天才的奥秘、躁狂抑郁症和创造性的生活》（The Key to Genius, ManicDepression and the Creative Life）一书中称赞菲奇诺“把亚里士多德的忧郁症天才的概念与柏拉图的疯狂灵感的思想结合起来，因而是将天才和今天被认为是抑郁性精神病联系起来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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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体液”说(3)
“体液”学说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影响，在戏剧家们的创作中可以看得十分明显。那时，剧作家克里斯托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1564—1593）和本·琼森（Ben Jonson,1572—1637）兴致勃勃地以“体液”理论来创作出了他们一系列的所谓“体液喜剧”（comedy of humours），批评家约翰·德莱登（John Dryden,1631—1700）也借用这个理论来分析戏剧中的人物性格；特别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的人文主义代表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他的那些不朽悲剧中的人物，就都是以这“体液”理论为根据来塑造的。正是基于体液组合对天才和个性的影响，莎士比亚才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把“智慧的疯狂”这两个似乎矛盾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在《威尼斯商人》中指出“脑子可以给血液制定出法律，但热烈的脾性会越过冷酷的法令”，在《仲夏夜之梦》中说“疯子、情人和诗人”一样“都富于混乱的思想和成形的幻觉”。在《哈姆莱特》中，莎士比亚对天才的发生更是谈得很多，如什么“神经有了毛病”，是“病态的结果”，甚至特别借哈姆莱特之口，进行了这样的病理分析： “……由于品性上有某些丑恶的瘢痣：或者是天生的——这就不能怪本人，因为天性不能由自己选择；或者是某种脾气发展到反常地步，冲破了理性的约束和防卫……”简直就像是在解释为什么体液会引得人陷入疯癫。
时间过去了几百年，但是由希波克拉底学派开创的，认为天才决定于人的生理构成的理论，至今在总体上仍得到有关学者的广泛认同，尽管在具体的方面可能还会有某些不同的解释。
16、17世纪，甚至到18世纪上半叶，唯理论都非常盛行。这是从毕达哥拉斯的“一切都是数”和亚里士多德的演绎逻辑学继承下来的一种理论，相信实在本身具有内在的逻辑结构。法国的医生和哲学家朱里安·奥弗鲁·德·拉·梅特里（Julien Offroy de La Mettrie,1709—1751）就从这唯理论出发，对精神现象作出解释，为心理学上的行为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梅特里从自己和病人身上观察到，心灵状态对肉体状态有紧密的依赖性。这种观察使他相信，精神现象与头脑和神经系统中有机的变化有直接的联系；人的生命和感觉能力完全附属于构成整个人体的元件，心灵不过是有机体的一种功能，尤其是脑的功能。因此，在他看来，一个人就好像是一部机器，并据此写出了《人是机器》（Lhomme machine,1748）这么一部著作。
在《人是机器》中，梅特里写道：“有多少种体质，便有多少种精神、不同的性格和不同的风俗。……只有医学才能借改变躯体而改变精神、风俗和习惯。这是真的，是黑胆、黄胆、粘液和血液这些体液按照其性质、多寡和不同方式的配合，使每一个人不同于别人。”（顾寿观译）
看得出来，梅特里这里说的就是希波克拉底的“体液”学说，是指由于体液的组合，才既会使一个天才变得愚蠢，又会使一个病愈的白痴成为非凡的天才。
另一位著名的唯理论者、法国哲学家德尼·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对天才有很多精辟的论述。
在他作于1761年和1774年间的小说《拉摩的侄儿》（La Neveu de Rameau）中，狄德罗以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悲剧作家若望·拉辛（Jean Racine）为例，热烈赞扬天才人物纵使在一千年后还仍然“是大地上所有地方的人们崇敬的对象”；并表示同意“没有一个伟大的心灵不带一粒疯狂的种子”的观点。
《拉摩的侄儿》虽说是一部小说，但书中的主人公却确有其人，他是法国作曲家、弦乐演奏家让·菲利普·拉摩（Jean Philippe Rameau,1683—1764）的侄儿让·弗朗索瓦。他生于1716年1月30日，是耶稣会学校的学生，他非常懒惰，只对音乐有兴趣。二十岁时他去当兵，两年后离开，进了修道院，后来又还俗了。向他叔叔求援遭拒绝后，他就到处流浪，以教授歌唱和钢弦琴为生；然后回到巴黎，有幸招收到一些上流社会的少女做学生。让·弗朗索瓦头脑有些不正常，情绪也反复无常，曾因在舞台上辱骂歌剧院经理而被关进主教法庭；在咖啡馆里，他的男低音常与摔杯子或敲桌子的声响交织在一起。后来他终于得到帮助，在1756年出版了《六组各种特点曲调的新钢弦琴曲》等作品后，于第二年雇来全巴黎的女性手摇风琴演奏者，为他的婚礼助兴。他对新娘说：“你就是美德的化身。”可是婚姻仅持续了四年，他又过起流浪生活。后来他写过两本书，卖掉他的提琴以乞讨为生，使人们对他感到十分厌恶，最后死于一所修道院。
2、“体液”说(4)
一位了解弗朗索瓦·拉摩的人说：“这个人物是我所认识的最不同凡响的人。他生来就天然禀赋着远远不止一方面的才华……”拉摩的侄儿的非凡才华，使他对音乐有一套精辟的见解，并能像有神灵启示似的将歌唱的美表现得淋漓尽致。总之，他是一个既有一定的天才、又带有相当精神病态的人。
作为一位唯理论者，狄德罗自然不相信柏拉图那天才起于神力的凭附的思想。他甚至曾经因为发表《给有眼人读的论盲人的书简》、宣扬唯物主义的无神论而遭到三个月的监禁。狄德罗涉猎过医学和生理学，尤其对感觉器官、神经、大脑作过认真而切实的研究，写出了《生理学基础》（1774—1780）一书，被认为“创立了现代心理生理学”。狄德罗的这本书里有一句名言，说“结构决定功能”，这话的内涵，借用研究狄德罗思想的法国学者亨利·勒费弗尔（Henri Lefebvre）的话来说，是指一个人的生理结构能够“决定人的官能和需要”。在这本《生理学基础》中，狄德罗还说到，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生理上是完美和极为健康的，好像是直接针对尤维纳利斯“健全的思想寓于健全的躯体”这句格言而发的。在理解了狄德罗的这两个看法之后，对他有关天才发生的看法，大致也就不难可以猜到几分了。
在为他和数学家达朗伯（Jean Le Rond dAlembert）共同主编的《百科全书》撰写“天才”这一条目作准备的一段笔记中，狄德罗写道：“有天才的人：诗人、哲学家、画家、音乐家，都有一种我无以名之的特殊的、隐秘的、难以下定义的心灵的品质；缺乏这种品质，就创作不出极其伟大、极其美丽的东西来。是想象力吗？不是。我见过一些美丽而丰富的想象力，它似乎大有可为，然而却毫无成就，或成就甚少。是判断力吗？不是。判断力强的人写出的作品松散无力而又乏味，这是屡见不鲜的。是风趣吗？不是。风趣的人说话漂亮，做的事却微不足道。是热情、机灵、甚至狂热吗？不是。热情的人激动了半天，什么有价值的也做不出来。是敏感吗？不是。我见过一些人，他们的心灵动辄被深深地打动，听见崇高的故事，就不能自制，兴奋、沉醉、疯狂起来；听见动人的词句，就要落泪，然而无论是说话还是写作，都像孩子一样结结巴巴。是情趣吗？不是。情趣与其说创造美，不如说弥补缺陷；这是可以或多或少地培养的才能，而不是天赋。是头脑和脏腑的某种构造，内分泌的某种结构吗？我同意，不过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必须承认，无论是我还是任何人，对这一点都没有确切的概念，此外还得添上观察力……”（桂裕芳译）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在狄德罗心目中，一切什么想象力、判断力或者风趣、热情、情趣等，与天才的关系都不是最主要的，而认为天才是“天赋”的“一种我无以名之的特殊的、隐秘的、难以下定义的心灵的品质”；并特别强调是由于“头脑和脏腑的某种构造，内分泌的某种结构”的缘故才发生的。至于他所说的“观察力”，则是指这种天赋可以“不必费劲、不必专心致志就能起作用；它不注意瞧，却一览无余；它无师自通，不下工夫就知识渊博；它记不住任何现象，但现象却使它深受触动；现象给它留下的，是其他人所没有的一种感觉；这是一种稀有的机器，它说，这事能成……果然就成；那事不能成……果然不成；这个对那个错……果然一一应验。无论在大事或小事中，它都显现出来。”这段话可以被看作是发表于1757年《百科全书》第七卷中“天才”这个正式条目里与此有关的详细论述的提要，但恰恰前面那段没有被写进这个正式条目，使人觉得狄德罗仿佛还对七年前的监禁心有余悸似的。而可贵的正是前面这段对天才与想象力、判断力或者风趣、热情、情趣等的关系，并像希波克拉底的“体液”学说那样，从生理学出发，指出天才的发生是起于人体的构造和结构，或者说是起于这些构造和结构的变化；至于不必费劲，不必专心致志，就能怎么怎么，则不过是指天才人物的人所共知的才性而已。
3、“激情”说(1)
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期这段时间里，一股与个性、主观、非理性、想象、情感等融为一体的巨大势力，横扫整个欧洲的文明。这就是浪漫主义运动。在这个主要产生于文学和音乐、绘画等艺术领域里的反权威、反传统、反对古典模式的伟大运动中，涌现出一大批最最卓越的作家、艺术家。不用说，他们大多都是天才人物。
英国哲学家贝特兰·罗素指称浪漫主义的主要特点是“善感性”（la sensibilité），并解释说“这个词的意思是指容易触发感情……的一种气质。”对于这种感情，法国浪漫主义女作家乔治·桑（George Sand,1804—1876）认为，那是“非理性的”感情。德国浪漫主义领袖、诗人约翰·沃尔夫冈·歌德索性说到底，说“浪漫主义是病态的”。对于这种“病态的”、“非理性的”特点的起因，英国学者查尔斯·H·黑尔福德在《华兹华斯的时代》中说，是因为“敏感的想象力异乎寻常发达”的缘故；另一位学者利里安·弗斯特在为英国梅休因公司出版“批评术语”丛书所写的小册子《浪漫主义》里，则更直接地提出“超乎寻常的抑郁气质”这么一个明显具有病理学内涵的用语。这使人最简捷地明白了，就是这种抑郁的气质和敏感的天性，决定了某些人必定成为天才和浪漫主义者，而不可能成为别种类型的人。
1998年，美国有两位精神病学家特地为非专业人士写了一本被誉为“精神病学圣经”的书（Allen France & Michael B. First: A Laymans Guide to the Psychiatrists Boble）。此书提到抑郁或抑郁症（melancholy）的主要症状是“感到悲伤、忧郁、闷闷不乐、神情沮丧。任何芝麻点的小事都会使他号啕大哭……”最后会导致“认知扭曲”，最严重的时候甚至会“想办法自取性命”。这种抑郁症，不论是间歇性的严重的抑郁症，还是长期持续的精神抑郁症，都属于精神病里的一种。18、19世纪的浪漫主义者自然不可能像今日的生理学家和医学家们那样，认识到此病的发病机制是由于脑内神经介质的功能紊乱；他们只相信这种精神疾患对他们作为诗人和艺术家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美国耶鲁大学艺术学院的艺术家兼小说家D·雅布罗·赫什曼（）和耶鲁—纽黑文医院的精神病学家朱利安·利布 (Julian Lieb)在出版于1988年的专著《天才的奥秘》（The Key to Genius）中总结浪漫主义的天才观是：“没有躁狂抑郁症那无穷的无法忍受的情感力量，就不会有天才。”浪漫主义作家、艺术家当然已经从他们浪漫主义朋友那种病态的情绪中觉察到了浪漫主义天才的这一天性的特点。所以乔治·桑要说：“天才和疯狂之间的距离还不到一根头发丝。”乔治·桑所表述的激情、敏感、抑郁、疯狂在天才人物身上的这种关系，不但浪漫主义的前驱，英国诗人约翰·德莱顿和亚历山大·蒲柏都在诗中写过：“天才都和疯狂结下了不解之缘，两者之间很难划出一条清楚的界线。”“大智与疯癫，诚如亲与邻；隔墙如纸薄，莫将畛域分。”甚至在古希腊时代，这一特点也已为人所熟知。亚里士多德早就说过：“在哲学、政治、诗歌或艺术方面超群出众的人，似乎都是性情忧郁的。”西塞罗（Cicero）把这句话浓缩为“所有的天才都是忧郁的”。歌德也曾经这样说到他的亲身感受：“在我遇到幸福、心情愉快的时候，我的诗才的火焰非常微弱，相反，当我被灾祸胁迫时，诗的火焰炎炎燃烧——优美的诗文，像彩虹一样在雨后阴暗的地方出现。唯其如此，文学的天才都喜好忧郁的因素。”比浪漫主义早三百年、拒绝思考超验事物的法国天主教徒米歇尔·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1533—1592）也有过同样的感触。这位大散文家在一篇题为《雷蒙·塞邦赞》随笔中写道：“心灵的激动是不是也会扰乱和挫伤心灵本身？心灵的力量在于灵活、尖锐、敏捷，然而是不是也因灵活、尖锐、敏捷而使心灵困扰，陷入疯狂？是不是最精微的智慧产生最精微的疯狂？犹如大爱之后产生大恨，健壮的人易患致命的病；因而，我们的灵魂激动愈少愈强烈，养成最出奇、最畸形的怪癖；旋踵之间给予可以从一个状态转入另一个状态，我们从失去理性的人的行动中可以看出，我们用脑过度必然产生疯狂。……柏拉图说忧郁的人是最可塑造和最杰出的人，因而也是易陷入疯狂的人。多少英雄志士都是毁在他们自身的力量和聪明上。塔索是意大利最明事理、最聪敏的诗人之一，作品透剔晶莹，古意盎然，长期来其他诗人都难望其项背，但他就因为天才横溢，思想活跃，最后成了疯子。……”（马振骋等译）
3、“激情”说(2)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哲学家乔治·桑塔亚那要在他的名著《理性生活》中说“极高的智慧必定是野性的”了。
浪漫主义者在自己和同类的天才人物的身上，对疯狂实在见得太多了，也了解得太多了。那是他们先天固有的本性所导致的。
出身艺术世家的波兰作曲家和钢琴家弗里德里克·肖邦（Frédéric Chopin,1810—1849）还在襁褓里的时候，便能对母亲和姐姐的钢琴声产生一种奇特的敏感反应。随后，他六岁即能将他听到的声响再现出来并自己编造曲调；七岁开始学琴，一年后，他第一次在一个慈善音乐会上公开演出；三年后甚至在首都华沙为沙皇亚历山大即兴演奏，从而被众人看成是一名“神童”。不仅仅是演奏，肖邦七岁那年就曾写出了一首《G小调波洛内兹》并印刷出版；不久，他的一首进行曲得到康斯坦丁大公的赏识，并被改编为军乐队曲在阅兵式上演奏。此后就不用说了，他的演奏，包括应邀到土伊勒里宫为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的演出，还有创作，使他被归入不朽的音乐大师之列。没有人会怀疑他是一位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天才。
崇尚浪漫主义的女作家乔治·桑这是一位浪漫主义的艺术天才，从外形到心灵都放射出浪漫主义的光芒。
肖邦天生有一双纤细的手和一对忧郁的眼睛，并一向讲究衣着、风度优雅，绽出一抹甜润的微笑，显示出一副贵族的浪漫气派。这一切，与一个取男人名字、穿一身黑色的男人服装、打扮成男人模样、还要像男人那样习惯抽烟而又放荡不羁的乔治·桑，似乎完全是两种不同的个性。是激情和敏感的天性使他们在浪漫主义的情绪下结合到了一起。
差不多一个世纪前，法国医学家弗朗索瓦·索瓦热（Francois Boissier de Sauvages）就曾提出激情会导致疯癫的作用： “我们头脑的错乱是我们盲目屈从我们的欲望、我们不能控制和平息我们情感的结果。由此导致了迷狂、厌恶、不良嗜好，伤感引起的忧郁、遭拒绝后的暴怒，狂饮暴食、意志消沉以及引起最糟糕的疾病——疯癫的各种恶习。”
浪漫主义艺术家情形正是这样。肖邦和乔治·桑从1836年认识和相爱，直到1848年；在这以后，关系虽然决裂，两人仍然怀着浪漫主义的炽情互相思念。1849年10月17日，肖邦躺在病榻上奄奄一息之时，还在对一位朋友喃喃地渴念说：“乔治·桑对我说过，我只在她的怀抱中死去。”他的这位情妇则始终为他曾经给她带来的痛苦辩解，说“当一颗可怜的心受到戕害的时候，他是意识不到自己的狂乱的”；并一直记得“他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都在呼唤我、怀念我”。
带给乔治·桑痛苦的便是肖邦的激情、敏感和狂乱，一个对天才人物来说简直是无法摆脱、甚至是难以自拔的激情、敏感和狂乱。
激情和敏感作为肖邦的天性，人们从他小时的演奏中便感觉到，他不但对大自然具有敏锐的感受，并能以异常纤巧的触键把这感受传达到钢琴上。专家认为，肖邦的这种敏感性还能使他具有窥识人类心灵奥秘的睿智和洞察钢琴神奇新音响的特殊能力。是他的天才使他产生这种激情和敏感呢，还是他的这种激情和敏感触发起他的这种天才？
肖邦的浪漫主义朋友、匈牙利钢琴家弗朗茨·李斯特曾经这样说到他的天才的激情和狂乱：“肖邦是……一个最易受激情支配的充满活力的人。……每天早晨，他都要重新开始一项艰巨的工作：设法压制他的粗暴的怨怒，他强烈的憎恨，他无尽的关爱，他揪心的痛苦，他极度的激动，通过一种使他深陷其内的迷狂状态，暂时停滞这些情绪……来寻求一种痛苦的快乐。”
如果说李斯特在这里对肖邦这种由激情引起的狂乱只是作了笼统的归纳，那么乔治·桑则是以自己的亲身体验，详情地记述了她这位天才情人的忧郁激情和癫狂状态。
1838年是这两位情人认识两年之后感情达到最炽热的时刻。秋天，他们借口健康不佳，带着女作家的十五岁的儿子和八岁的女儿去地中海西部的旅游胜地马霍卡岛过冬。住在岛上的巴尔德摩萨隐修院。虽有爱情的欢乐和呵护，但是生活上，尽管乔治·桑竭尽全力亲自操劳，仍使她的情人感到不便。于是钢琴家与生俱来的激情所引起的忧郁症便严重爆发了。乔治·桑在她的自传《我的生活史》（Histoire de ma vie）中抱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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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激情”说(3)
“没有哪个人的脾气像他那么变化无常；没有哪个人的精神像他那么疑心重重、那么狂热兴奋；没有哪个人会像他那样随时随地火冒三丈；也没有哪个人的愿望像他那样无法满足。……他的精神被活生生地剥下了一层皮，一片玫瑰花的叶子碰一碰，一只苍蝇叮一叮，都会使他流血不止。”（王聿蔚译）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仅仅是由一些非常细微的小事激起的脾气都不是偶尔发生，而是持续性的：“他会整天整天地、甚至一连几个星期为一个毫不相干的人所干的蠢事，或者为实际生活中所碰到的一点点微不足道的挫折而感到气恼。而令人奇怪的是，一种真正的痛苦对于他的折磨甚至还比不上一种微小的苦难给他带来的烦恼。”乔治·桑特别指出，肖邦的这种怪脾气可不是由于现实中的某些重大事件导致的，而是“他生性如此，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是这样”。乔治·桑与肖邦是他天性和气质中的激情和抑郁症造成的，现实中的小事只是爆发这种忧郁症的触媒。女作家还进一步像一位精神病学家那样总结说：“所有那些神经系统发育得过了头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和命运。”意思是，不仅是肖邦，所有浪漫主义者都是这样。说得太对了！
除了这些之外，肖邦的这种天性，表现得最突出的是由于他的激情和敏感所引起的癫狂症，特别是疯狂的幻觉。
常常是晚上，乔治·桑和孩子们去外面散步或买日用品，肖邦一个人留在家里时，他就不时会产生各种各样病态的幻觉：“在他的眼里，院子里到处都是幽灵，阴森可怖”；看到乔治·桑她们回来后，他会“大叫一声站起来，以非常奇怪的声调，神色恍惚地说：‘啊！我心里非常清楚，你们已经死了呀！’”
“当他的神志清醒过来，看到我们站立在他的面前，便想起我们经历过的种种危险，他的心里很难受。但是接着他又直言不讳地说，他在家里等我们的时候，便已经在梦幻中看到了我们经受过的这一切，不过他分辨不出这究竟是现实还是梦境，他让自己平静下来，便动手弹起琴来，好像这么一来就可以松一口气似的，于是他确信自己也已经死了。他看到自己沉溺在湖水之中……”
肖邦就是这么一个激情、敏感和抑郁的人。但乔治·桑说：“就是在这段日子里”，在他躁狂抑郁症发作的日子里，这位作曲家“谱写出了他那最美妙的短小的篇章……这是一批不朽的杰作”。了解音乐史的人都知道，肖邦这个时候创作的《夜曲》、《降B小调奏鸣曲》等著名作品，至今一直是艺术的瑰宝。让人不得不相信，正是这种激情，引发出一个天才的创造性，并将疯癫和天才连接了起来。
德国浪漫主义诗人和剧作家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1777—1811）也是这么一个疯狂的天才。
这是德国浪漫主义产生的两位重要剧作家中的最杰出的一位，一个最出类拔萃的天才。他这天才，使浪漫主义前辈诗人约翰·路德维希·乌兰德（Johann Ludwig Uhland）在听了他朗读他的剧作《罗贝尔·居伊斯卡》（Robert Guiskard）之后断言说，即使埃斯库洛斯、索福克勒斯和莎士比亚的精魂联合起来写一部悲剧，一定也不过同它差不多，只要全剧都能像他所听到的一样好。但是克莱斯特的性格，据他的传记作者说，就像歌德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中的主人公维特，“心灵上总有一种阴郁的不满，气质冷淡，为人孤僻傲世，想象活跃，惯于沉思穷究，抓住苦恼不放，性情浮躁凌厉。”他的强烈的激情使他在德累斯顿与一位因失恋而悲伤的少女见面时，就劝告她让她拿一把手枪去把他们射死；他后来还经常用这样的话来劝告他的其他男女朋友。请不要怀疑他说这话的真诚，因为在他看来，因爱而死是无比美好的。
克莱斯特出版于1808年的《彭忒西勒亚》（Penthesilea）是一部关于阿玛宗国女王热恋阿喀琉斯的悲剧。此剧的冷酷的情节和炽热的情感，使剧作家在德国诗人当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剧中，女主人公彭忒西勒亚有这么几句台词：“有许多女人，搂着情人的脖子，往往说／这样的话：‘我爱他，爱得那么凶，／为了爱，几乎可以吃掉他’：／但事后谁要照着做，那真是傻瓜！……”丹麦文学史家格奥尔格·布兰兑斯在论述“德国浪漫派”时评论说：“在这里跟在《克特卿》中一样：凡是在别的女人身上不过一句空话的事情，在这两部作品中都变成了现实。许多女人说，她们为了爱想把情人吃掉，但是彭忒西勒亚却当真做到了。”这是因为“克莱斯特把他自己的气质赋予了阿玛宗国的女王”，因此，克莱斯特的一位朋友亲眼看到，克莱斯特在写完彭忒西勒亚之死后曾经坐在那里哭泣。他问克莱斯特是怎么回事，剧作家回答说：“我最内在的自己就在这里面。”克莱斯特对爱与死，的确是像彭忒西勒亚那样认识，而且也是那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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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激情”说(4)
1811年，克莱斯特经他的朋友亚当·米勒的介绍，认识了福格尔夫人，即亨里埃特·福格尔（Henriette Vogel）。她也是一个赋有才华的女性，也像他一样有火热的情感。他称呼她为“我的小耶特”、“我的小天使”、“我生命的太阳”；她回应他是“我的维特”、“我的塔索”、“我的护卫”。但这种过于强烈的爱情，使两人的理智都受到了损害。她也像他一样，患有忧郁症，只是她把它看得过于严重了，以为患的是不治之症。因此她提醒他说，他曾经答应过她，不论什么时候，只要她提出要求，他都会尽最大的友情为她效劳。他回答说，他随时准备实现他的诺言。于是她说：“那么，杀掉我吧。我太痛苦了，再也活不下去了。……当然，你是做不到的……”
克莱斯特可是一个有着彭忒西勒亚那种气质的人。于是，在这年的11月20日，他和亨里埃特一同驱车前往波茨坦附近万塞湖（the Wannsee）畔的一家小旅店。他们整天打趣逗乐，很有兴致，一直等到下午，两人一起走到湖畔的一个僻静处，三十四岁的克莱斯特以准确无误的两枪，先射穿了情人的左胸，然后射中的自己的头颅。这位浪漫主义的天才和他同样赋有浪漫气质的女人事先就给米勒的妻子写好信，说在这样的时刻仅给她而不给其他的人写信，是因为在他俩“千百次快乐的时刻，都要想起”她，而且想象“如果你看见我们一起在这绿房间或红房间里，你一定会满怀好意地发笑”。并声称，他们“竟然相爱到这样亲密，最好的证明就是我们现在正准备一起死去”，现在，“我们的灵魂像两个飘飘欲仙的航空家”，“展开肩头的长翼在阳光里翱翔”，“去作伟大的发现之旅……”
这就是激情到了顶峰、达到疯狂的浪漫主义。
许多浪漫主义艺术家不仅在理论上赞赏热烈、抑郁的情绪，相信它是陷入躁狂、发挥创造力的前提；他们还身体力行，设法让自己“进入”这种疯狂境界。
贝特兰·罗素写道：
“浪漫主义者的性情从小说来研究最好不过了。他们喜欢奇异的东西：幽灵鬼怪、凋零的古堡、昔日盛大的家族最末一批哀愁的后裔、催眠术士和异术法师、没落的暴君和东地中海的海盗。菲尔丁和斯摩莱特写的是很可能实际发生的情境里的普通人物，反抗浪漫主义的那些现实主义作家都如此。但是对浪漫主义者来说，这类主题太平凡乏味了；他们只能从宏伟、邈远和恐怖的事物领受灵感。”
可是有什么办法能“从宏伟、邈远和恐怖的事物领受灵感”呢？
查尔斯·兰姆这样告诫比他年轻两岁的朋友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说：“除非发疯，柯勒律治，别指望从想象中会体验到宏伟和蛮荒。”
浪漫主义者大多都懂得这条捷径。被认为是德国浪漫派的卓越领袖的弗雷德里希·冯·施勒格尔（Friedrich von Schlegel,1772—1829）一次把一个剧本写失败后说：“我要再吸过鸦片之后来写它。”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乔治·拜伦声言：“人处在理性的时刻得马上去醉酒。只有沉迷才是最好的生活。”不过对于柯勒律治来说，他不需要兰姆的教导。他喝酒、服用各种药物，甚至不惜借饥渴和患病来平息他的理性，麻痹他的意识，以激发灵感的产生。浪漫主义者相信，通过种种办法压制理性，使自己处于近于疯狂的无意识状态下出现幻觉，是艺术家创作的最佳状态。因此，据记载，经常“坐到桌子跟前，一边吸鸦片一边写作”，就成了柯勒律治的写作习惯。他这方面的一次最生动、最著名的实践曾被记入了文学史。
1797年秋的一天，柯勒律治与他的浪漫主义朋友、诗人威廉·华兹华斯及其妹妹在乡间散步回家后，就服下了鸦片。然后，他随手翻开一本书，那是由英国游记编纂者塞缪尔·珀切斯（Samuel Purchas,1577—1626）于1625年编辑出版名为《朝圣》（Pilgrimage）的四卷本游记。柯勒律治在《朝圣》中读到中国元朝的第一代皇帝元世祖“忽必烈汗下令在此建立宫殿，并在其中修筑富丽堂皇的花园，于是把十英里的肥沃土地圈进了围墙”时，鸦片发生了作用，使他沉入了睡乡。在梦中，诗人追求的景物果然从意识底层呈现出来了。他在梦中随手将这种种幻象记了下来，足足有两三百行诗句。这些景象竟是那么的清晰，甚至在醒来之后诗人仍然记忆犹新。可他在朦胧中正把这些记忆笔录下来的时候，大约写了五十行，据他自己说，就“被一位有事从珀洛克来的人打断了”；而等到这位来客离开、他意识清醒之后，再回到写字台前准备继续笔录时，却什么都记不起来了。后来，受到大诗人乔治·拜伦的怂恿，柯勒律治才在1816年将当时记下的这部分发表，这就是今天人们读到的这首被诗人称为“片断”（A Fragment）的五十四行《忽必烈汗》 (Kubla Khan)。格奥尔格·勃兰兑斯评述说：“在《忽必烈汗》这种在梦的灵感触发下写成的东方狂想曲里，我们听到了柯勒律治的笛声和歌声，如同最甜美的夜莺的啼声那样悠扬悦耳。”这虽然还是未完成的“片断”，却不影响它被公认是英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中的瑰宝。
3、“激情”说(5)
在西方是如此，中国的浪漫主义作家也一样，创造社的郁达夫就相信：“文艺是天才的创造物，不可以规矩来测量的；……天才的作品都是古怪反常的（abnormal eccentric），甚至有非理性（unreasonable）的地方，以常人的眼光来看，终究是不能了解的。”
激情、疯狂、天才就这么生动地交叉、纠缠到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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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压抑”说(1)
文明是社会进化的象征，在知识、技能、文学、艺术、信仰、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一切由社会成员个人所获得的任何能力和习惯上体现出来的进化方式和进化阶段，都象征了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的进化使人类在保护自己不受自然界侵犯方面取得日益巨大的成就，这成就越高，从总体上说，给社会成员带来的利益也会越大，两者成正比例发展。但精神文明的进化，情况却完全不同。由于精神文明的进化要求每一个社会成员也要能以进化了的文明的方式，在思想、情感、观念、行为诸方面都表现得与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相适应，因而就不能不使隐藏在社会成员个人思想、情感、观念、行为后面的感官情欲和心灵情欲即心理的力能无法获得充分的满足和自由的抒发，相反的，定然会在某些方面或在某种程度上受到阻碍，甚至要作出重大的牺牲。所以，与物质文明的进化一定会给人带来感官上的享受不同，精神文明的进化，在教人摆脱愚昧的同时，反而会给人在精神上带来更大的困惑和痛苦。这就是为什么那些过惯了平庸的物质生活的人，远比追求精神享受的知识精英在心灵上容易得到满足的主要原因。当个体的人与社会、国家、人际关系的整体人类环境不相一致时，是让个人服从社会环境、适应社会环境，还是让社会环境适应个人、迁就个人？在这个长期存在、永远无法避免的矛盾冲突中，个人始终是一个受损害的失败者。为求个人的生存、种族的繁衍，在与人类社会环境的冲突中，人除了克制自己，长期处于受压抑的痛苦和呻吟之中，还有什么别的办法使自己的力能获得释放吗？
“心理分析”学说的创始人、奥地利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回答说：“避免痛苦的最有趣的方式是对自己的有机体施加影响。”在《文明及其缺陷》（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中，弗洛伊德提到几种可达这一目的的方法。
“致醉作用”。当有些异样物质出现在人体组织和血液中时，会直接引起快感，这些物质还可以改变人体感觉能力的条件，使人感受不到不快的冲动。弗洛伊德说到：“我们至少知道一种病症即躁狂症，在没有施用任何致醉药物时，就出现了与醉状相同的情况。”
“转移利比多（libido）”。弗洛伊德解释说：“我们的神经器官是允许这种转移的；通过这种转移，利比多的作用就获得了很大的灵活性。现在的任务是用上述方法使利比多本能的目的发生变化，让它们不再受到来自外部世界的挫折。这就要借助于本能的升华。”（傅雅芳等译）如艺术家从创作和塑造他幻想的东西中得到快乐，科学家在解决问题和发现真理中感到快乐，就属于是这类转移利比多的升华。但是弗洛伊德告诫说，这种释放力能的方法有一个弱点，就是不能广泛应用，“它只适用于某些人，它的先决条件是具有特殊的性格和能力；从实绩角度说，它是高层次的。”换句话说，它只“适用于”某些高层次的人才。
“割断与现实的联系”。弗洛伊德认为，既然把现实看作是一切痛苦的根源，为求得到幸福，就必须断绝与现实的一切联系，其办法就是“试图再创造现实世界，建立另一个世界来取代原来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现实中最不堪忍受的东西被消除了，取而代之的是人所希望的东西。但是这样做，因为“绝对轻蔑现实”，便注定会“在某一方面表现得像一个患妄想狂的人”，甚至完全陷入“疯狂”。
弗洛伊德虽然是就普遍的人类而言，但所说的情形更符合比一般常人更富敏感性、更具激情的作家、艺术家等天才人物。应用异物致醉是柯勒律治、施勒格尔、拜伦等浪漫主义艺术天才惯用的手法；从白日梦妄想到妄想狂发疯也常见于许多天才作家和艺术家的生活。越是富有敏感和激情的天才，越是容易陷入这一境地，并往往在这个时候显露出灵感的闪光、创造的萌芽。说起来，其实这种现象早就为人所知，虽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完全不明白它发生的生理机理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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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压抑”说(2)
还在一千五百年前，中国南朝梁时的文学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中解释东汉辞赋家冯衍的天才说：“敬通雅好辞说，而坎壈盛世；《显志》、《自序》亦蚌病成珠矣。”这话的意思是心灵受到外界的刺激，犹如一只河蚌，因掉进了沙尘等异物，在郁积、冲突中，才结出一粒粒珍珠。钱锺书先生1980年去日本早稻田大学讲学时考证，刘勰之所言可以说是古今中外很多文论家们的共同看法。不但中国北齐的文学家刘昼说过“蚌蛤结疴而衔明月之珠”，外国的作家、学者也大有这样的说法，如被认为19世纪奥地利最伟大悲剧作家的弗朗茨·格里尔帕策就曾说：“诗好比害病不作声的贝壳动物所产生的珠子”；法国著名作家居斯塔夫·福楼拜也说：“珠子是牡蛎生病所结成，作者的文笔却是更深沉的痛苦的流露”；德国诗人亨利希·海涅同样也说：“诗之于人，是否像珠子之于可怜的牡蛎，是使它苦痛的病料”；近代的英国诗人阿尔弗莱特·爱德华·豪斯曼说的也是这样的比喻： “诗是一种分泌，不论是自然的分泌，像松杉的树脂，还是病态的，像牡蛎的珠子”……说的都是艺术家体内的能量，也就是弗洛伊德指的所谓“里比多”从压抑—到释放—到创作的事。
中国战国时代的屈原（约公元前339—前278）是一位诗人，又是一位政治家。从屈原来看，可以这样说，正是他那政治家的遭遇，即在政治上的受压抑，才促使他成为这么一位伟大的诗人。
屈原以其卓越的才华，二十七岁时就做上楚国的“左徒”这么个高官。按他的传记作者司马迁的说法，屈原“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付诸侯，王甚任之。”只是在与内政上的保守人士和外交上的亲秦派的冲突中，受到以稚子子兰为代表的贵族集团的排挤，被昏庸懦弱的怀王放逐。怀王的长子顷襄王继立后，以其弟子兰为令尹，掌军政大权。令尹对秦完全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再次诬陷屈原。于是，襄王怒而迁屈原于江南。
屈原是一个富有雄心的人，他一意想要改革政治，联齐抗秦，振兴楚国，争霸中原。但因“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致使“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怒”。受到这样的打击，并被放逐，流离辗转汉北、江南、长沙等地十二年。就在这心理压抑异常沉重的岁月里，这位天才人物一方面渐渐陷入精神病患的境地，同时也就在他意识恍惚中，喷发出创作的灵感。
还在西汉史学家司马迁为屈原作传的时候，就曾提到屈原是在“忧愁幽思”、“疾痛惨怛”的情感迷妄中写出《离骚》的。随后，东汉文学家王逸在他对《楚辞》所作的最早的完整注释《楚辞章句》中，更详尽地描述说： “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川泽，经历陆陵，嗟号昊旻，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泻愁思。”
这些都表述了这位诗人在激烈的精神冲突下释放能量的创作状态。楚辞学专家黄灵庚教授在1988年的“中国楚辞学会年会”上强调了王逸所说屈原在“被谗邪”、“放江南之野”之时，因“忧心烦乱，不知所愬”而作《离骚》，“忧心罔极，故复作《九章》”；并指出他《涉江》中的“迷不知吾所知”，“意犹迷惑，不知所之”；《哀郢》中的“眇不知其所蹠”，“远视眇然，足不知当所践蹠”，都是属于这种癫狂状态的表露。黄灵庚先生还应用现代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具体细致地分析了大诗人这一濒临癫狂的精神病症状，肯定他在幻觉、幻视、幻听状态中创作出他的不朽诗篇。
从屈原的作品来看，《离骚》内容充满虚无缥缈的幻梦，尤其是后半篇描写自我往观四方的追索过程，倏忽变化、不可捉摸。诗篇不但写到诗人在流窜汉北途中望着北山涕泣沾襟，对着流水叹息痴呆，写到自己神思恍惚，在白日梦中“狂顾难行”；诗人甚至想入非非，一而再、再而三地遣役媒理，大胆地向古代神女求婚，如郭沫若曾经指出的，“心悸亢进的症候，在他的诗里是屡见的”。屈原在强烈的意识冲突中，常感到“恍兮惚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便正是这种恍惚的精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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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压抑”说(3)
“开春发岁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将荡志而愉乐兮，遵江夏而娱忧。”可见是对美景的感受与心中潜伏的忧郁的激烈碰撞，使他产生视觉的迷狂。“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他在“观南人之变态”时，感到同一种芳草，既幻化为正直、忠贞的人士，又幻化为反复无常的小人。完全是一种幻视。
《离骚》中叙述了屈原曾就去或是留在楚国的问题，不仅向“灵氛”、“巫咸”，同时还向“女媭”求教。诗人写到他感知女媭“孰云察余之中情”，“夫何茕独而不予听”；“女媭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予”，就是说，他听到女媭一字一句的申申詈骂。一两千年里，许多学者曾对《离骚》里的女媭究竟是谁作过种种猜测，都不能有令人满意的解答，这是肯定的。因为这只是精神病天才屈原幻听中才有的声音，而不是现实生活中真的有一位女媭在对他说话。
不少文学理论家都说过，病态对作家是不幸的，但对文学却不啻是一件幸事。往往正是在精神病态中，作家的能量获得释放，才迸发出创作的灵感。屈原便正是在这种精神病态中，创作出《离骚》这部离奇瑰玮的浪漫主义诗篇。对艺术家的创作来说，情况也是一样。
法国后期印象派著名画家保罗·高庚（EugeneHenriPaul Gauguin,1848—1903）也是在绝望地挣扎于原始的野性和文明人理性的约束之间，于压抑中迸发出天才火花的。
高庚的母系背景常引起一些研究者的注意。画家的外祖母、生于秘鲁的克里奥尔人（Creole）弗洛拉·特里斯坦，是一个狂放不羁的女性。高庚很为有这样的血统感到骄傲，总爱称自己是“幼稚而粗鲁的野蛮人”。法国象征主义运动领袖、诗人斯蒂芬·马拉梅对他的界定，说他是“原始人的最高的典型”，可说是更为确切地揭示出了他的本性。
高庚先天就孕育着艺术的才华。还在小学里念书的时候，人们便发现他总是与人格格不入，而爱独个儿郁郁寡欢地待在一处；要不，就喜欢躺在胡桃树下沉思，或者用他“修长的、神经质的双手，在树上刻下许多图案”。因此邻人和老师都相信这孩子“绝不是平庸之辈”，“日后必成为一个艺术家”。
正是这种艺术天赋，使高庚后来在他教父居斯塔夫·阿罗萨（Gustave Arosa）处看了他所收藏的柯罗、德拉克洛瓦、米勒等人的画作后，激发起强烈的兴趣，于1883年决定“每天画画”；两年后甚至决心不顾一切，放弃年收入高达四万法郎的股票经纪人的工作，先是业余、然后就专门从事绘画创作。认识印象派画家卡美尔·毕沙罗后，高庚有信心想在印象派的画家群中获得认同。
但印象主义是一个反传统的流派，它力图客观描绘视觉现实中的瞬间片刻，表现变化中的光与色的效果，多年来一直不为人们所理解。画家们作品卖不出去，生活潦倒不堪。毕沙罗曾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告诉高庚，在我三十年绘画生涯以后……我正囊空如洗。让年青一代记住吧。”毕沙罗的一个孩子可说是死于饥饿。另一位画家克洛德·莫奈，他的模特在饥寒交迫中因患病不治而死。高庚也一样。约翰·雷华德在《印象派画史》中写道：“高庚很快就感到幻灭。什么画也卖不掉，靠他的积蓄过活，他眼看着钱迅速地减少下去。他的妻子满怀不乐并且极度绝望，她想不通她的丈夫为什么放着一个富裕的商人不干，而宁做一个不成功的画家。”
高庚的妻子、出身于中产阶级、过惯平稳生活的丹麦女子梅特·索菲·盖德（Mette Sophie Gad）是一个非常注重实际的人。她虽然爱高庚，但更爱一份富裕的生活。她所想的只是希望高庚做一个好丈夫、好父亲，想不通他为什么要发狂似的购置那些当时被报刊攻击得一无是处的印象派绘画，而且自己也发疯似的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去；她也反对丈夫把女模特带进家来，怀疑这两人单独在一起不知会干出什么对不起她的事来。她根本不能理解潜藏在高庚心中对艺术的狂热。梅特的家人和亲戚也一样，认为高庚是一个没出息的男人，总是表现出对他十分厌恶，不但时时投给他责备的目光，还常讽刺挖苦他。这使高庚内心受到极大的压抑，感到非常的痛苦。高庚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倾吐说：“六个月来，我没能说一句话，我完全被孤立了。家里人都把我看成是不会赚钱的怪物，他们就是这么看人的。……梅特对我也不好，总是站在与我对立的一边。她完全为哀愁和虚荣心所腐蚀。就因为我现在不是一个有钱的经纪人，而是一个穷画家，就得忍受她的种种责备……我真是受够了。”这一切，让高庚对他当时所寄居的丹麦的哥本哈根、甚至整个丹麦都产生憎恨情绪，而决心抛弃一切，离开这个环境回巴黎。
4、“压抑”说(4)
可是到了巴黎，高庚发现自己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他的作品，照样没有人赏识；他的朋友们，本身的情况也与他一样，因此，不但在经济上帮不了他的忙，甚至想让他们帮助安排一份工作都做不到。饥饿和绝望使高庚体力不支，情绪沮丧。一本记述高庚的传记作品《超越自然》描述说：“这一切使他在一年之间的性情完全改变了，他变得愤世嫉俗、神经质和暴躁。”一次，一位医生甚至“认为他患了躁狂症。”
高庚确实在生活和艺术、现实和理想的冲突中陷入了疯狂。但正是这疯狂，是艺术家释放能量的一条途径。
高庚的天性是倾向于自然和原始的。法国印象主义先驱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PierreAuguste Renoir,1841—1919)有一句名言：哪怕是自家花园里的鲜花，也可能激发我们去追求原始的和野蛮的风格。对高庚来说，情况正是这样。早在1881年，法国著名艺术评论家若里斯—卡尔·于斯曼(JorisKarl Huysmans,1848—1907)就已经从高庚那幅《裸体习作》中看出他这方面的天才，称颂这幅“独创一格”的画“显示着一个当代画家的无可争辩的气质”。高庚自己也说得很对：“原始艺术从精神出发并利用大自然。而所谓精炼的艺术却从感觉出发并为大自然服务。大自然是前者的仆人和后者的女主人。”这使他从心灵深处向往原始和野性，而义无反顾地脱离文明社会。他于1886年去了远离巴黎的法国西北布列塔尼半岛（Brittany），并在蓬阿旺（Pont Aven）住了下来；第二年又前往加勒比海东部的马提尼克岛（Martinique）；在两次去了南太平洋中部的塔希堤岛（Tihiti）后，1891年起在马提尼克岛北面的多米尼加岛定居下来，直至去世。
《超越自然》的作者说，这些地区的天然景物“与高庚的天性十分相近”。它的那种“充满原始方式的冲动，唤醒了高庚体内野性的一面”。正是在这些“远离文明的”地方，高庚的另一位传记作者、意大利的列奥奈洛·文杜里说，他“重新获得了平静、人性和快乐”。也就是在这些地方，高庚找到了释放能量的途径，不但创作出了《四个布列塔尼女人的舞蹈》、《黄色的基督》、《在海滩上的塔希堤女人》、《野蛮人的故事》等不朽之作，甚至改变了画风，用“平涂”来再创真实场景，以代替印象派的点彩法。高庚曾在一封信中这样描述他1897年创作他最著名的油画《我们来自何处？我们是什么？我们向何处去？》说：“……我再也画不出更好的、有同样价值的画来了。在我临终以前我已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这幅画中了。这里有多少我在种种可怕的环境所体验过的悲伤之情，这里我的眼睛看得多么真切而且未经校正，以致一切轻率仓促的痕迹荡然无存，在画上看见的就是生活本身……整整一个月，我一直处在一种难以形容的癫狂状态之中，昼夜不停地画着这幅画……”
他的这段话很好地表述了他通过创作使压抑获得释放的心境。这也就是高庚自己所体验到的：“文明使你痛苦，野蛮却使我返老还童。”
对于能量压抑和释放与艺术创作的关系，弗洛伊德自己也曾以莱奥纳多·达·芬奇、米开朗琪罗和俄罗斯作家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Федор Достоевский,1821—1881）等人为例，进行过具体的分析。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做医官的父亲，性格多疑、自负、暴躁而又专横跋扈，并带有严重的忧郁和病态。这一切，作为基因，对未来的作家本就产生过遗传作用；而他所造成的一场“家庭悲剧”，更是极大地影响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灵和他的创作。
作家的母亲是一个温顺而贤惠的女性，她爱她的孩子，也爱她的丈夫，她甚至表示，为了丈夫，她“不仅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平静，而且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可是这些仍得不到丈夫的欢心，反而无端遭他的怀疑，猜忌和责难她对他不忠；因此在长期抑郁之中，最后在作家少年时代便死于日益加剧的肺结核病。这一悲剧使未来作家在潜意识中产生了对母亲的深切的同情和爱以及如弗洛伊德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中说的“对他父亲的憎恨和要可恶的父亲死去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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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压抑”说(5)
由于意识领域中的“超我”的作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种憎恨和愿望只好被压抑在潜意识的底层，因为弗洛伊德说，“如果现在满足了这些被压抑的愿望，那是很危险的”。于是他从少年时代起，内心就产生出一种深深的负罪感：这种负罪感的产生，与其说是弗洛伊德所谓的他“以父亲自居”，不如说是因为他觉得自己的无能为力，在可怜的母亲跟前是有罪的。但是长期的、严重的压抑会导致精神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病——精神病中的一种，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开始萌发，以后再逐渐加重发作。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他的癫痫的发作，是释放能量的一种途径；另外，不但他对负罪感表示出惩罚性的作用方式，他的赌博和创作，也都是释放能量的途径。弗洛伊德写道：“……人们都把赌博看作肯定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病态激情的发作。……正像神经病人身上经常发生的那样，他的罪恶感以债务负担的明确形式表现出来……他知道他主要是为赌博而赌博。他凭冲动作出的荒诞行为的所有细节，都显示出这一点，还显示了另外更多的情况。他不肯罢休，除非输掉所有的东西。对他来说，赌博也是自我惩罚的一个方式。他一次又一次向他年轻的妻子发誓，或用他的名誉许下诺言说他不再去赌博了，或者在哪一天不再赌博了；但是，结果正如他妻子所说，他总是失信。当他输到他和她处于极其拮据的境地，他便从中获得续发性病理上的满足。事后，他在她的面前责骂和羞辱自己，要她蔑视他，让她感到自己嫁给这样一个惯犯而伤心。当他这样卸掉了他良心上的负担后，第二天，他又会重新开始这一切。他的年轻妻子习惯了这种循环，因为她注意到一件事提供了挽救的真正希望：他的文学写作，当他们失去了所有的钱，典当了他们所有的东西，他的写作就会进行得十分出色。当然，她并不理解其间的联系。当他的罪恶感由于他加在自己身上的惩罚而得到满足，那加在他写作上的限制就变得不那么严厉了。于是他就让自己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向前迈进几步。”
确实，能量的压抑和释放的这种关系，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尤其如他的小说《卡拉玛佐夫兄弟》的创作。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那么《卡拉玛佐夫兄弟》这部伟大的巨著，说的就是一个弑父的故事。
弗洛伊德说到：“《卡拉玛佐夫兄弟》中的父亲的被害，同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父亲的命运之间的联系，引起不止一个写他的传记的作者的注意。”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从童年时代起就产生“对他父亲的憎恨和要可恶的父亲死去的愿望”，但是他不能公开地实现自己的这一愿望甚至不能坦率地表达这个愿望，因为法律和舆论，甚至自己的理性都不允许他这样做，所以他一直压抑着。这压抑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即使在白日梦中实现这个愿望，也会产生负罪感。可是这压抑又要求获得发泄，他的能量需要得到释放。对作家来说，创作正是一条适当的途径。于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潜意识中，通过在创作《卡拉玛佐夫兄弟》时以杀死费多尔·卡拉玛佐夫的德米特里·卡拉玛佐夫自居，就如同实践了他自己“要可恶的父亲死去的愿望”，这样一来，作家自己既能因能量得以释放而获得了心理的平衡，从而避免了负罪的内疚，读者又意识不到他的弑父的用心。这正是天才作家最理想的发泄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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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还是疯子全文阅读 作者：余凤高 《天才还是疯子》由www.aIhUaU.com集整理于网络，如文章内容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或者是侵犯了其他的法律法规，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考虑删除天才还是疯子全文阅读页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