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中国，不能忘记》醍醐灌顶之作（很多疑问就此得到解决） <?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当然应该理解当时中国独立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困难局面。也不能说与对方接触不包含权益之计而都是出卖与叛变。毕竟国民政府苦撑到了最后日本投降。毕竟抗日战争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面对一个帝国主义强国的战争。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讲话，1900字文稿6次提到“弱国”。当时所说的“弱”，是指国力弱，军力弱、装备弱，训练弱。至于精神弱、意志弱、心理弱、斗志弱，则未曾意识到，或者意识到了也不愿承认。8年抗战也好，14年抗战也好，直到“珍珠港事件”发生前，虽然有1928年6月“皇姑屯事件”、1931年6月“中村事件”、7月“万宝山事件”、9月“九·一八事变”、1932年1月“一·二八事变”、1935年5月“张北事件”、1937年7月“七·七事变”，但没有一个事变使国民政府痛下决心与侵略者彻底决裂、撕破脸皮正式宣战，始终没有放弃私下接触与调停，始终在寻找可能的妥协之道。再也没有人比中国人更想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战而退人之兵的了。直到美国对日宣战，才看到有胜利希望，最终鼓足勇气“对日正式宣战”。如果日本不偷袭珍珠港，如果美国不对日宣战，中日之间这场不宣而战的战争又该怎样了结？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警告美国人时讲过一段话：“我们决不能扮演中国的角色，要是我们重蹈中国的覆辙，自满自足，贪图自己疆域内的安宁享乐，渐渐地腐败堕落，对外部事务毫无兴趣，沉溺于纸醉金迷之中，忘掉了奋发向上、苦干冒险的高尚生活，整天忙于满足肉体暂时的欲望，那么毫无疑问，总有一天我们会突然面对中国今天已经出现的这一事实：畏惧战争、闭关锁国、贪图安宁享乐的民族在其它好战、爱冒险民族的进攻面前，肯定是要衰败的。”
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真实历史。真实历史之所以提供启示，就因为它是扎人的荆棘，不是妩媚的花环。
不能忘却之三：为什么抗战中出现集团性精神沉沦和人格沉沦？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中央宣传部长周佛海以下20多位中央委员、58位旅长、参谋长以上将官投敌，一些部队成建制哗变。整个八年抗战，协助日军作战的伪军人数高达210万，超过侵华日军数量，使中国成为唯一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的国家。这种状况，难道不是在显露一个国家和民族集团性的精神沉沦和人格沉沦。
伪政权内部矛盾丛生。而汪精卫与王克敏的矛盾，竟然起源于王克敏投降日本更早，在汪精卫面前摆老资格，不把汪放在眼里；汪精卫为此想方设法将王克敏管辖的华北地区实权悉数收回，用另一个大汉奸王揖唐去取代，弄得王克敏在周佛海面前大倒苦水：“我都快70岁的人了，快要入土了，管他什么汉奸不汉奸，反正当不了几年，到时候两眼一闭，呜呼哀哉。你看<?xml:namespace prefix = "st1"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smarttags" />汪先生，自己下水也就罢了，何必把一些年轻人也拖下水，跟着他当汉奸挨骂呢，他做的可是缺德事情呀！”这种局面让大汉奸周佛海也连声叹息：“处此残局，尚如此勾心斗角，中国人真无出息也！”这样一批人，把中国政治演绎到如此龌龊和猥琐地步，怎能不极大地助长侵略者灭亡中国的骄横和癫狂。
抗战期间中国出汉奸很多，为什么？
一是弥漫于统治阶层的失败主义。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就说：“战呢，是会打败仗的”；“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抵偿”。他问冯玉祥：大家都说抗战到底，“底”在何处？冯玉祥回答“日本投降”。汪精卫后来嘲弄说：“这简直是一个丘八的狂妄与无知。”像汪精卫这样无心抗日、谋求妥协的当时大有人在。
二是弥漫于社会中的妄自菲薄，精神上跪倒在别人面前。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周佛海就说过：中国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组织的要素，没有一种能和日本比拟，战必败。看自己一切都不好，看别人一切都好的心态，当时十分普遍。七·七事变后胡适向蒋介石推荐高宗武“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这个后来出任汪伪政权“外交部长”高宗武所谓“见识”，就是毫不隐晦地认为：只要中日开战，打不了三个月中国就垮。胡适本人就深为此观点所动。
三是自由主义思想侵蚀，只知个人，不知民族。例如周作人，面对日本侵略，很多知识分子在《救国宣言》上签名，周作人不签。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撤离北平，周作人不走。连劝诱周作人出任伪职的日本人都感到意外，原以为他不会放弃文人清高，出任伪职可能性只有百分之一，未料想他不但接过汪伪政权北大图书馆长聘书，后来竟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说过“就是死了许多文天祥也何补于事呢，我不希望中国再出文天祥”；但不做文天祥就可以做侵略者的陪衬和帮凶么？就可以不要民族气节么？
四是长期封建社会影响，只知小家，不知国家。清末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严复说：“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则一切与之俱亡。顾其所利害者，亦利害于一家而已，未尝为天下计也。”这段话极其深刻。以血缘和姓氏为核心的封建王朝从来是“家天下”，统治者只对家族、姓氏负责，不对国家、民族负责，全社会没有“天下为公”的理念和实践，怎么可能要求民众与你“万众一心”。
不能忘却之四：为什么日本侵略者以为短时间可灭亡中国？
以上几条，可以明白为什么日本轻视中国了。长期以来有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说法。准确的说，只有日军参谋本部《在华北使用武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要》中出现类似描述：两个月解决驻扎北平一带的宋哲元第二十九军，三个月击败国民党中央军。当然根据他们的逻辑，击败国民党中央军，就相当于征服中国了。
侵略者轻看中国，源于中国统治者阶层抵抗意志薄弱。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清政府为息事宁人，付50万两白银让日本退兵，默认琉球人是日本属民。当时英国人李欧尔卡克就说：“台湾事件是中国向全世界登出广告——这里有一个愿意付款但是不愿意战争的富有的帝国”。1875年日舰闯入汉江河口，朝鲜还击，日本派人来华试探态度。总理外交事务大臣奕訢告之：“朝鲜虽属中国藩属，其本处一切政教禁令自行专立，中国从不与闻”；不但将自己藩属国出卖，更为后来甲午战争全面爆发埋下伏笔。
侵略者轻看中国，还源于两国工业能力的差距。到1937年全面侵华前，日本年产钢铁580万吨，中国只有4万吨；日本年产飞机600架，中国一架也产不了；日本年产坦克200辆，中国一辆造不出来。1894年爆发甲午战争，北洋水师火炮口径和装甲厚度优于日本联合舰队，却在很短时间内全军覆灭。1937年中国与日本的国力差距比甲午战争年代更为巨大了。
侵略者轻看中国，更是看透了中国社会一盘散沙。被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的日本甲级战犯、“九·一八事变”元凶坂垣征四郎说过一番话：“从中国民众的心理上来说，安居乐业是其理想，至于政治和军事，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一种职业。在政治和军事上与民众有联系的，只是租税和维持治安。因此，它是一个同近代国家的情况大不相同的国家，归根到底，它不过是在这样一个拥有自治部落的地区上加上了国家这一名称而已。所以，从一般民众的真正的民族发展历史上来说，国家意识无疑是很淡薄的。无论是谁掌握政权，谁掌握军权，负责维持治安，这都无碍大局。”这个“中国通”的这番话，真正戳到了我们痛处。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另一个元凶石原莞尔，在中国搞化装侦察，穿着破烂扮作苦力，几次被当地警察扒光搜身，抄走最后一个铜板。石原从切身体验中得出结论：中国官府对民众苛刻，一旦有事，民众不会站到官府一边共同担当。此人一到东北就口出狂言：“我不用拔剑，只用竹刀就足以吓退张学良！”另一个也是“中国通”的侵华元凶冈村宁次，1932年“1·28事变”后描述自己赴上海参战的心情“恨不得长翅膀一下子飞到淞沪战场”，周围则是“怀着必胜的自信心，抢着同中国军作战的陆军兵将”。
这些人就是以这种心理状态，在中国大地上烧杀抢掠的。他们看透了中国国家内耗、政府腐朽、社会涣散带来的软弱，看透了民众与政府的游离与对立，看透了他们的对手不过是几个孤家寡人的首领率领一伙四分五裂的族群。“落后要挨打”在中国更多表现为“软弱挨打”、“内耗挨打”、“腐朽挨打”、“涣散挨打”。就如田汉、聂耳1935年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经唱出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