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明代的西北是兵库，盛产兵将，负责保家卫国；东南是文库，盛产江南才子，负责治理国家。正常情况下，武人通过打仗取得地位，文人则通过科举掌握政权，殊途同归。在不正常的情况下，武人通过造反取得山寨地位，文人通过结党成为无冕之王。在崇祯朝，西北的兵将带头造反，使西北成了贼窝，东南的文士结党乱政，使东南成为党派的基地。两者都从国家的栋梁变成了国家的蛀虫，一个从外部伤害国家，一个从内部腐蚀国家，哪个为害更甚？很难说。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来摅一摅。
西北成为贼窝与辽东战事有关：辽东要打仗，西北要出兵，打仗总失利，失利就送死，送死就不想去，不想去就要被处死，要想既不送死，又不处死，只有逃亡，逃亡没有饭吃怎么办？抢呗，于是就成了匪盗。
这是士兵造反的路线图。
东南结党成风与科举制度有关：
科举考试要做文章，文章写得好就会踏入仕途，踏入仕途就要参与政争，参与政争就要党同伐异；另一方面，文章做得好的就会名声大著，名声大著就会有很多人慕名前来交流切磋，交流切磋多了就会交很多朋友，朋友多了就容易形成圈子。党同伐异与朋友圈子一结合，就成为大规模的结党，无论在朝在野都能对朝政施加影响。
这是文人结党的路线图。文章、政治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如果再有一些有政坛失意人士，在民间潜心经营，打着以文会友的名义广交朋友，结党就像卤水点豆腐一样可以立就。
朝廷一点也不糊涂，对于文人结党的这种趋势早就心知肚明，并有所提防，《明史》记载：“（万历）七年春正月戊辰，诏毁天下书院”。
可见，文人以书院的形式影响朝政由来以久，而朝廷的打击也由来己久，顾宪成并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万历也不是第一个打击结党的人。万历七年，正是张居正当政时期，打击结党，不仅是万历、天启等“昏君”的行为，“圣明”如张居正者，也毫不手软，以圣旨的形式强令拆除书院。
张居正连书院这样隐蔽委婉的方式都不能容忍，务要将结党扼杀在萌芽状态，有些人以打击东林作为万历、天启等人昏庸的证据，岂不怠哉？！
到了万历末期，东林党出现并形成气候，万历采取了正确的方式进行扼制，但是由于措施不够铁腕，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为子孙后代留下了隐患。
泰昌和天启初年，新皇帝缺乏统治经验，被东林党人华丽的词藻和刻意拥戴的假象迷惑，以至于东林党由衰而盛，势力遍布朝野，天启初年，东林党人甚至把书院盖到了北京，在朝廷的眼皮底下活动。
泰昌死得早，没有机会认清东林的真面目，天启当了几年皇帝以后，对东林的危害逐步认清。于是他通过魏忠贤以铁腕的方式进行处理：对其骨干成员以外科手术式的方式定点清除，而对次要人员则让他们靠边站（罢免或落职闲住），最终以《三朝要典》的形式对东林进行定性、定案，此后国事向好的方向发展。
然而正在此时，天启突然病逝，明朝失去了中兴的机会。
崇祯上台以后，和他的父亲、哥哥刚上台时一样，缺乏统治经验，对东林党的实质认识不清，在其皇嫂的鼓噪下，对魏忠贤及其朋友充满了畏惧，于是一场大范围的清洗展开，同时销毁《三朝要典》，给东林翻案，东林党人再次如日中天。然而东林党人上台后送给崇祯的大礼却是己巳事变，东林党员辽东军事统帅袁崇焕一手导演城下之盟，东林党员的内阁大臣钱龙锡和兵部尚书王洽知情不报。此后，崇祯虽然改变了对东林的态度，让东林靠边，但他坚持让阉党入土，拒不为阉党翻案，拒不启用逆案名单中人。他启用孤臣的同时，也使自己成了孤君。
此后国事日坏，不仅辽东问题无法解决，还出现了严重的内乱，两个问题都一发不可收拾，越演越烈，最终导致亡国。一直到南明，两党的相互提防也影响了危难关头的团结一致和统一战线的建立，使得明朝失去了保持半壁江山的最后希望。以至于明朝全国人民当了三百年的亡国奴。从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凡是东林兴起的时候国事就每况愈下。
明朝的灭亡与皇帝没有正确处理党争密切相关，虽然崇祯后来启用孤臣是一个正确的思路，但是他前期大规模砍伐己经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他在用人思路上作了调整，但是他并没有改正之前大规模处理“阉党”的失误，这种调整显然不不足以挽回前期失误造成的损失。节选自：从万历到永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