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已有“图书文字”和“象形文字”了。有了文字自然会有专门传授和学习的机构,当时称为“成均”,这就是学校的最初萌芽。
到了夏代,则有了正式以教为主的学校,称为“校”。孟子说:“夏曰校,教也。”到了商朝,称为“庠”,到周称为“序”。
西周是奴隶社会鼎盛时期,学校组织比较完善。当时分为国学与乡学两种。国学专为贵族子弟而设,按学生入学年龄与教育程度分为大学、小学两级。乡学主要按照当时地方行政区域而定。因地方区域大小不同,亦有塾、庠、序、校之别。一般情况下,塾中优秀者,可升入乡学而学于庠、序、校;庠、序、校中的优秀者或升入国学而学于大学。
西汉初期,官学系统不够健全。汉武帝实施“独尊儒术”政策后,引发了对学校教育的高度重视,使西汉的学校教育系统趋于完善,并为整个封建社会的学校教育制度奠定了基础。汉代特别重视发展官学,重点是太学。自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创太学设置博士弟子50名,至汉成帝时增至3000人,质帝时太学生增至3万余人。汉代太学规模之宏大,世界罕见。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局纷乱,官学时兴时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学校教育,总的说来是官学时兴时废,变幻无常,教育事业的延续主要是依靠私学、家学,但以尊儒读经为唯一内容的汉代教育体制被打破之后,学校教育与教育管理上也呈现多元化的特征。
隋唐以前,国家教育制度是学校与选举并行;自隋唐以后,则变为学校与科举并行。隋文帝开皇年间,奖励学术,重儒兴学。隋炀帝于大业年间设科举,但学校内容,继汉魏之旧,且历时短。唐代的学校教育异常兴盛,除儒家学校外,还设立玄学,研究老,庄学说。除经学属于文科外,还设立有律学,算学,书学,而且对医科学校尤为重视。教育行政机关也有系统可寻,较前代进步。
唐末五代时期,由于连年战乱,官学废弛,教育事业多赖私人讲学维持,宋初的统治者仍在忙于军事征讨,无暇顾及兴学设教,于是私人讲学的书院遂得以进一步发展,形成影响极大、特点突出的教育组织。北宋时期书院曾一度衰落,这是由于统治者为了更直接地控制教育,一方面大力兴办官学,一方面推重科举。读书士子就学门路增多,而且非经科举,难得入仕之途,因而不愿长守山林对书院失去了兴趣,以至“书院至崇宁末乃尽废”。
南宋书院发达同理学的盛行有密切关系。书院成为研究和传播理学的重要基地。朱熹对南宋书院的复兴起了重要的作用,并对后世书院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朱熹所作的《白鹿洞书院学规》对中国封建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宋有四大著名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 嵩阳书院, 应天书院。
元代官学体制自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时已基本建立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以汉文进行教学的儒学教育机构──国子学;二是以少数民族文字进行教学的教育机构──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学;三是专业技术教育机构,如:司天监、太医院等政府专职机构下属的专业学校。期间科举制度亦有所废弛。
到了明清两代,学校轻而科举重,当时国家全部教育差不多为科举所垄断,虽设立较多
的教育机构,如中央的国子监宗学、武学、医学,地方的府学、州学、县学等,但政府以科举入仕为奖励,社会人士趋之若鹜,于是学校等于虚设,名存而实亡了。由此看来,中国有了学校制度就有了科举制度,两千年的教育史就是一部科举史。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学校教育一直以儒家学说为中心,儒家经典为教材的旧式教育,直到中国步入近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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