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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变革中国副标题：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作者：科斯 / 王宁 译者：徐尧 / 李哲民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内容简介：一个外国经济学家眼中的中国改革。为了挽救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改革却在不经意间为中国带来了市场经济，但中国必须创造自由的思想市场才能更进一步
因他对中国有一丝真诚的好奇 ——为科斯教授102岁生日所作 文/李华芳 经济学者 1991年，罗纳德·科斯因对产权和交易费用的研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那时我家人开始在一个落后小岛上兴办社会主义养鸡场。十多年后，我在浙大的课堂上听周其仁教授讲述科斯其人其思想，对界定清晰的产权对人产生激励的说法，完全没有隔膜。2011年，我在芝加哥寓所当面访问科斯教授，论及中国商品市场的成功和思想市场的匮乏，感慨的恰是他对中国那一丝真诚的好奇。 最近两年来，我重读了不少科斯的文章，屡有新的所得，也陆续写了一些感悟和介绍。关于科斯与中国，在2010年，科斯百岁生日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和科斯一道已经讨论和小结过了。而往前数两年，在科斯的支持下，芝加哥大学举办了讨论中国改革三十年成就及原因的会议。那次会议的重心是要解释为什么中国经济自1978年以来获得了成功。这是亚当·斯密写作《国富论》以来，经济学上长盛不衰的重要议题：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而有的国家贫穷。那么，中国做对了什么，从而走上经济成功之路？ 1双轨结构
这个问题，科斯和王宁用《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一书作答。这本书的英文名叫《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不太好直译，理由还是“思想市场”的匮乏。不过，在评论此书英文版的时候，我使用了“中式资本主义”一词，现在看来，接受度还不错。这个“中式资本主义”，概而言之，就是“双轨结构”和“边缘革命”。 所谓“双轨结构”，是说中国经济的成功离不开自下而上的“边缘革命”，但如果忽视了自上而下的政府作用，恐怕也无法切实理解中国改革的真实过程。科斯和王宁很好总结了过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解释，一方面讨论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者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领导作用；另一方面则批评了将经济成功只归因于党的领导的偏见，而不少“中国模式”论支持者就犯了这个毛病。 当然，与张五常和周其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解释不同，科斯和王宁的说法更为全面和客观。2008年的芝大会议上，张五常提交了名为《中国的经济制度》的论文，较为系统和完整阐释了他最近几年重新发现的“地方竞争”推动经济发展的思路。而周其仁提交的文章是《邓小平做对了什么》，重在指出中国的成功大体上还是经济学普遍原则起作用的效果，尤其是确立产权和减少交易费用，阐释了科斯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但这放在“双轨结构”中去看，就还不够了。 科斯和王宁重提了四项自下而上的“边缘革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个体户、乡镇企业、和经济特区。这些确定“产权”的活动，其实苗头都出现在1978年之前，而且各地都已经偷偷摸着石头过河了。这本书中的历史经验考察也表明，改革并不是一个上层突然施加就能成功的活动，而是有一定的延续性。试点推广，渐进改革，这都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说法了。 但将地方实践慢慢推广，也并非易事。科斯和王宁此书的另一个出彩之处，是将制度变迁的过程分解和细化了，尤其是解释了改革过程中“邓小平-陈云”的双寡头结构及其产生的影响。某些地方实践之所以推动较慢，并不是邓深思熟虑的结果，而是邓的激进主张往往招致陈的反对，不得不妥协的结果。这显然有助于我们理解“摸着石头过河”和“渐进改革”的真含义。 与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一样，科斯和王宁对邓小平改革的评价不低。傅高义更强调邓的务实是为了维系党的统治，“发展是硬道理”也不过是邓采用的手段。而科斯和王宁则强调邓的“不争论”和“去意识形态化”，这种务实当然还是与“邓-陈”双寡头结构有关，去意识形态化则可以有效避免与陈云的冲突，推进邓实际想做的事情。 2地方竞争
对“地方竞争”进行分析，或许有助于理解科斯和王宁想说的中式资本主义的“双轨结构”，尽管作者们并没有刻意强调这一点。“地方竞争”这一概念经张五常的传播而广为人知，大意是说地方政府就好比是税收承包公司，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交了中央的之后所得的更多份额可以留给地方，这就促成了地方追求经济增长的激励。 所以各地都有追求经济增长的积极性，而一份好看的GDP或也有助于地方行政长官的升迁。尽管很难说经济绩效决定了所有官员的升迁，因为这还同样取决于中国传统中深嵌的人际关系网络以及共产党长期累积的但并不透明的干部培养制度，但地方经济差的官员被提升的机会将大大减少。这样一来，不同地方之间就展开了竞争，从整体上来看，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 为什么说“地方竞争”是理解“双轨结构”的好例子呢？因为“经济特区”在华国锋和谷牧时起源到邓小平批准，听起来很像一个行政计划。而且这一“计划”得自对外学习的经验，所以乍一看，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从经济特区到沿海经济开发区再到后来的保税区、工业园区和产业园以及新区等，这逐渐成为了各级地方政府向上级及中央政府争取政策支持的一个利器，因为一旦计划被批准，就意味着政策和税收的支持，而对于当地政府来说也多了一个可以招商引资进而提高当地经济指标的利器。这是中央计划下非意图的政策后果，地方之间的竞争自发开始将此作为一个竞争策略了。 但事实上，深圳特区却是地方先开始实践，然后寻求中央支持，并非一个自上而下的故事，恰恰是一个相反的过程。我对本书作者之一王宁教授有一个访谈，王宁提到：“地方对改革开放的呼声都要远远高于中央。不仅袁庚在蛇口建立的工业区是一种地方性努力，而且吴南生、习仲勋、杨尚昆等推行的深圳特区也是地方性举措。”而之所以寻求中央政策支持，乃是此类地方改革实践需要一颗定心丸，获得国家法律的保障以增强确定的预期，对抗未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地方努力争取改革的例证。 王宁还提到一个例子，浦东新区是在朱鎔基主掌上海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时候地方竞争的故事也不完全是地方求改革，而是中央也有意去推动。尤其是1989年到1991年，改革陷入停滞，邓想再在沿海地区通过设立特区来推行改革，但陈云一直反对在长三角搞特区。这个故事集中体现了我前面提到的自下而上的边缘革命（地方求改革）和自上而下的政府作用（中央想进一步推行特区）的“双轨结构”，也同时展现了“邓-陈”的双寡头模式。对后者的脚注是，邓在1992年南巡的时候表示了对上海“开放”太晚的歉意。 从蛇口走到如今正在酝酿的上海自由贸易区，繁荣背后又是无数实际的细小的边缘革命，这些往往是企业家自发活动的结果。但这在地方试点中央认可的格局中，变成了自下而上的改革影响自上而下的政策。从一开始竞争相同的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到目前的各地差异化竞争道路，中国地方政府在改革中起到的作用还没有被完全讨论，甚至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但这个故事的确是中国改革过程中的精彩华章。 尽管地方竞争的故事能体现双轨结构，但值得指出的是，像张五常那样把地方竞争当成中国经济增长成功的唯一因素，恐怕也是不恰当的。因为在经济增长下滑的国家，例如美国，同样可以观察到这种激烈的地方竞争。 中国地方竞争的故事还忽略掉的一点是不同的地方其实竞争的规则很不一样，生产性努力和分配性努力配置资源的方式会截然不同。张五常的得意之见是县与县之间的竞争推动了经济的强势增长，但这个故事如果细分一下，就会发现张的论述过于粗放，很显然“百强县”和“贫困县”之间并不一定构成通常意义上的竞争，百强县自然有激励寻求更高的经济增长，但对于贫困县而言其目标是最大化中央的转移支付，因为这个往往比自己寻求增长来得直接和有效。考虑到官员的任期制不长，那么追求较为长期的经济增长往往不合算，短期内争取转移支付就成了首选。而要争取到转移支付，那么维持贫困县身份甚至越来越贫困才可以最大化转移支付。维持贫困县身份的竞争同样很激烈，但这一规则却不如GDP等指标衡量的竞争那么明显，这涉及到大量的暗箱操作和人情，因此会产生“贫困县花巨资维持贫困”的古今奇谈。这些所谓的“竞争”并没有改善资源配置的效率，反而是被浪费了。地方竞争产生的区域间市场壁垒问题，同样也需要考虑。 3思想市场
与探究中国的改革一样，在地方竞争的故事里，也应该用更加细致的视角，将时间和过程引进去，让里头的细节亮出来，这才真正有助于理解中国的改革。也就是说，必须面向真实世界进行研究。 对科斯而言，他对中国的好奇始于阅读马克·波罗。尽管科斯并没有来过中国，但他的思想早已在这个国度发芽。科斯的分析视角和其研究采用的方法，也特别适合中国人“讲故事”的传统。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发生的一切，是可以应用科斯的理论得到部分解释的。科斯也相信面向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会在中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但他对中国那份真诚的好奇心远不止于此。2012年初，科斯在《财经》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只是起步》，批评了中国缺乏思想市场。这有两层含义：一是提醒中国的经济学家要研究“真实世界的问题”；二是批评政府对言论的管制导致思想市场的匮乏。 科斯一直是“黑板经济学”坚定的反对者。刚刚度过102岁生日的他，不久前在《哈佛商业评论》发表了一篇小文章，谈到了经济学面临的两个问题。一是经济学脱离实际，不象以前一样讨论实际生产过程，无法满足企业管理和企业家的需求。二是由于经济学的专业化，对经济系统的运行缺乏系统性的调查研究。现代社会由于交易的扩展，需要对交易网所嵌入的社会制度进行研究。如果忽视了历史、文化、社会和政治对经济运行的影响，经济学无异于自杀。对中国的研究者而言，回到真实世界的提醒是及时而必要的。 与此同时，中国的决策者也必须意识到之所以目前的决策质量低下，与思想市场发育不足、竞争不充分有很大的关系。而思想市场之所以匮乏，又恰是因为对思想进行了严格管制所致。经济增长依赖资本、禀赋要素例如土地等、还有劳动力。而在资本和要素投入边际收益递减的情况下，附着在劳动力身上的人力资本拓展，却能够带动经济的新增长。尤其是其中企业家精神的发挥，更是熊彼特器重的“创新”的源泉。创新要被激发出来，要形成持续不断的创新，源头必须有活水，而思想恰是这源头活水。 也因此，我辈唯有不断努力，尽快消除对思想的管制，鼓励思想的竞争，促成思想市场的发展。唯其如此，面向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才会有持久的生命力，也算是给这位对中国有一丝真诚好奇的老人，献上份薄礼。
笼中之鸟：社会主义下的市场经济改革
第四章书摘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经济改革其实是一个二元经济的故事：发展停滞的国营经济和飞速增长的私营经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边缘革命中，活力四射的私营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的外围诞生了。对于充满雄心的创业者来说，寻找未曾开发的经济机会简直易如反掌。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几十年来对重工业的过度倾斜，中国最基本的消费品和服务都十分匮乏。但这种局面很快就会被改变。80年代初，创业者们开始填补这些长期未被满足的需求，而事实证明，这种商业活动利润非常丰厚。例如，自营的理发店每天获得的收入比医院里的外科医生还高，路边卖茶叶蛋的比造原子弹的挣钱还多。小卖部和小餐馆的店主和一些小商贩，在此之前很多都是所谓的“待业青年”，却在80年代成为收入最高的人群之一。毫不意外，家庭作坊和个体户的数量从1978年的14万增长到1979年的31万，到1980年的80.6万，到1981年，已经增长到了惊人的260万。
农业生产，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最薄弱的环节，现在有了显著的增长。1979年到1984年间，农业产出年均增加了6.7%。到1984年，粮食产量从1978年的3.05亿吨增加到了4.07亿吨。此外，随着1980年政府对包产到户限制的放开，中国农民逐步摆脱了集体农业的枷锁，并且自土地革命以来，第一次享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由。1980年6月18日，四川省一人民公社第一个宣布解散。到1982年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在全国80%的农村地区普及，包括毛泽东时代人民公社的楷模——大寨。一年之后，这个比例达到了95%，中国农业成功地完成了去集体化。
与此同时，乡镇企业成为整个8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部分。农村劳动力在乡镇企业的受雇人数比例从1978年的9%上升到了1984年的14%。到8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的产值不但占据了全国农村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甚至达到了全国工业总产出的1/4。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政府自1978年来的工作重心——重新振兴国营企业的改革计划——却没有顺利实现。改革的初衷是给国营企业更多经营自主权，同时允许企业留有一部分收益自由支配，从而提高管理层和工人的积极性。但是企业本身必须同主管部门协商他们所得的权利，以及自己可以留下的利润。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政治和其他非经济因素往往会压倒经济规律。这导致很多高收益的企业将大部分收益交给了国家，而亏损的企业却持续接受政府的补贴。久而久之，效益好的企业并不能继续增长，而效益差的企业也不会破产。此外，国营企业仍然受到各种来自国家的干预，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原则，同时也被众多的“婆婆”盯着。更为严重的是，这些改革继承了毛泽东所提倡的分权化的管理结构，导致地方政府制造了各种贸易壁垒以保护本地企业，以此换得自己控制企业运作的权力。从全国来看，地方保护主义几乎将中国推向了各自为战的封地经济。
二
为建立一个涵盖整个中国经济的共同市场，中国政府付出了巨大努力。在市场经济中，定价机制协调经济中的资源流动；它首先告诉我们资源有多种用途，相互竞争，也告诉我们每种用途的回报率，随之而来的便是引导资源流向回报率或利润最高的地方。市场之所以能够扮演这样的角色，是因为所有的企业都在共同的市场法则下运行，并且产品市场上的竞争保证生产要素得到高效利用。然而，当一个企业的生死存亡并不取决于其在产品市场上的表现，当消费者无法决定企业的命运时，这个体系就会崩溃。在分权的中国经济中，地方政府的积极干预和混乱的定价体制让市场力量备受挫折。最严重的后果之一，就是导致了国民经济的碎片化，阻碍了原材料和产品的自由流动。一旦生产要素不能随价格而自由流通，定价体制受到抑制，经济资源就很难找到带来最高收益的用途。企业不能在市场上自由地销售产品，消费者被剥夺了自由选择的权利，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瘫痪。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让生产得以继续，整个经济不得不依靠国家的“看得见的手”。
1986年3月23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动横向经济联合若干问题的规定》，鼓励跨地区、跨部门的企业互相联合。横向经济联合此后被视为经济改革中消除经济碎片化带来的贸易壁垒的关键。从3月31日到5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四篇社论，强调横向经济联合的重要性，并为之出谋划策。在市场经济体制缺失的情况下，这些企业间的横向经济联合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资源的有效利用。
为了支持横向经济联合，中国政府同时启动了人事管理上的改革。终身受雇于一个雇主的社会主义“铁饭碗”体制开始改变。合同工被引入企业并被迅速推广，许多地域性劳动力市场开始逐步发展壮大。1986年12月，国务院允许国营企业在总工资水平不变的条件下，根据员工的效绩调整工资与福利。由于劳动力市场变得更加灵活，这些改革措施促进了国营企业之间的整合过程。
与此同时，国营企业的整合带来了额外的收益，国营企业获得了在合同责任制下无法获得的自主权。横向经济联合带来的普遍结果是股份制企业的诞生。市场经济下的企业并购中，发起收购的一方往往会完全买断被收购方。但在中国情况却并不是这样，双方会互相协商彼此在新成立的母公司中所持股份的比例。尽管最初政府明令禁止股权转让，但从很多其他方面来看，这与现代化的股份制企业非常相似。后来，股份制公司取代合同责任制，成为国营企业改革的另外一种选择而被广泛采用，推进了工业改革的进程。1984年4月，北京的一个国营百货商店获准向公众发行股票募集投资。同年11月份，上海飞乐音响公司开始同时向公众和自己的员工销售股票，成为中国第一家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司。到1986年底，中国已经有超过6 000家股份制企业。由于具备公开募集资本和多地运营的能力，股份制企业有效地削弱了地方政府的控制力，显著提升了中国企业自主权。
三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国政府出现了一系列严重的失误，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要解释这个过程，我们需要从银行业的改革入手。1978年以前，中国只有中国人民银行一家银行，由中央政府所有，接受财政部的监管，其主要职能是为国营企业的生产计划提供资金支持。由于在中央计划经济下，个人手中几乎没有储蓄，国营企业也没有信用额度，中国经济对银行业并没有太大的需求。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1978年中国家庭储蓄只占全国储蓄总量的3.4%，其余的部分中有43.4%属于政府，53.2%在国营企业手中。改革伊始，银行业的局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到90年代，中国家庭储蓄有了明显的提高，占据了全国储蓄总量的1/4到一半的份额。银行业改革在最开始就建立了双层银行体系。中国人民银行成为中国的中央银行，同时四家国有银行接管了逐步发展的存贷款等一般银行业务。1979年2月，负责处理农业相关业务和农村地区业务的中国农业银行恢复成立；同年3月，负责对外贸易与投资的中国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分离出来；1979年8月，负责处理固定资本投资的中国建设银行脱离财政部的管辖，自立门户；1984年，中国工商银行成立，负责处理其他三家银行未涉及的所有商业交易。
新的银行体系终结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垄断，中央银行因此与四大专业银行相分离，四家专业银行将按照商业银行的方式运作。四家专业银行相互公开争夺企业与个人的存款，但在贷款方面有着属于自己的受保护的市场，因为每家银行都被国家指派了特定行业的客户。因此，四大专业银行在筛选和检测贷款质量的基本职责上几乎没有什么压力，投资方向和金额都听从国家的指挥。在分权化的管理体制下，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分配的总投资金额被地方当成了公共金库，导致了地方各部门对投资份额和银行贷款额度的激烈竞争。在地方部门的需求之下，中央政府往往会做出让步，要求银行发放投资配额之外的贷款。除此之外，地方政府经常会对国有银行的本地分行施压。长此以往，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常见的“投资饥渴”成为中国面临的一个经常性问题。
然而在中国，地方政府投资的积极性远高于国营企业，形成了中国独特的国情。因此，随着中国管理权力的下放，“投资饥渴症”随着地方政府权力的增加而愈演愈烈。自从50年代开始，中国一直以农业补贴工业化进程。一种常见的补贴方式是强行压低农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同时提高工业产品的价格。随着改革的开始，虽然工业与农业产品的价格差逐渐缩小，但不平衡的价格体系依旧让工业生产比其他产业更加有利可图。因此，无论地方政府还是企业，尤其是非国营企业，都对工业投资充满积极性。
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之后，第二轮银行业改革开始了。改革的目标是给四大专业银行在发放贷款方面更多的自主权，提高银行业的自主性与竞争力。作为改革的第一步，中央银行规定每家银行每年的贷款额度，然后由银行自行决定发放贷款的具体形式。中央银行计划1985年放贷额度将参照1984年实际放贷情况。而这个消息在1984年第四季度被泄露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银行都尽最大可能地发放贷款。 更糟糕的是，与此同时，劳动部正在筹划工资改革。劳动部决定将1984年的工资作为此后几年工资增长的基数，因此国营企业纷纷向银行借钱涨工资，而此时各银行正抓紧一切机会发放贷款。最终，12月的银行贷款发放数量比1983年12月增长了50%，而国营企业向员工发放的奖金增长了100%，工资总额因此增长了38%。仅1984年第四季度，货币供应量增加了160%多。从全年来看，货币供应增幅比1983年超出50%，比经济计划中设定的数额超出了45%。投资与消费同步增长，通货膨胀的条件已经全部具备。
由于有充足的银行信贷，投资在接下来几年中持续增长。工业迅速扩张，尤其是乡镇企业增长迅猛。在中国最大的乡镇企业集中地江苏无锡，1985年前两个月的产出翻了一番。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的压力不断加大。到1985年，通胀率已经从1984年的2.8%增至9.3%。之后的1986年和1987年，通胀率依旧居高不下（分别是6.5%和7.3%），并且终于在1988年达到了两位数。当时，中国政府认为，适度的通货膨胀是经济增长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因此并没有采取相应措施。
在承包责任制下，国营企业管理者对短期收益高的项目充满了积极性，将长远的问题留给了他们的下任，最终将所有的问题推给了国家。80年代中期，国营企业职工享受着稳定的工资增长，国家却不得不持续地增加投资，以维持国营企业的正常运转。到1987年，投向国营企业的政府补贴已经占到政府开支的1/3。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着手启动物价改革，期望帮助国营企业摆脱在价格双轨制下面临的困境。然而，改革的时机可谓糟糕至极。1988年，当中国政府宣布价格体制改革时，通货膨胀迅速加剧。物价指数从1月的9.5%，增长到6月的16.5%，7月的19.3%，最终在8月达到38.6%。这是共和国历史上闻所未闻的状况。1988年2月，恐慌性购买已经在全国主要城市中蔓延。根据报道，武汉的一个消费者购买了200公斤食盐，南京则有人买了500盒火柴。在这种情况下，物价改革在政治上风险太大，而不得不被束之高阁。物价改革的失败带来了广泛的冲击，经济改革全面停滞，甚至有些方面还有所倒退。9月，政府提出了经济紧缩计划，中国经济因此进入了长达四年的“治理整顿”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