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关键词：公众；政府；信任；稳定；和谐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12-0260-05
自20世纪的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开启关于信任问题的研究以来，信任问题得到了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多个学科的普遍关注。多数学者认为，信任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心理态度和心理机制，是人们在一定条件下对符合自己利益和愿望的他人或组织予以相信并有所预期的一种心理倾向性。“所谓政府信任，就是社会公众对政府及其行政人员行使权力从事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活动的一种信任心理。”[1] 表现为公众对政府及其行政人员的认可、支持、赞许等正面评价和合理期望。所谓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就是指政府的公共行政管理活动不能满足甚至损害到公共利益，与公众的普遍愿望和要求背道而驰的时候，公众对政府及其行政人员的疏远、抱怨、指责、抗议等负面评价。我们以往一般认为，只有资本主义制度下才广泛存在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问题，但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国接连发生了诸如贵州瓮安、甘肃陇南、云南孟连、湖北石首等多起重大群体性事件以及“虎照门事件”、“三聚氰胺事件”、“俯卧撑”、“躲猫猫”事件、“邓玉娇案”、“湖北宜城最年轻市长”等等热点事件，其社会影响巨大，所造成的损失和负面效应是前所未有的，频发的群体性事件和网络热点事件凸显出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表明公众对于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信任正在流失。看来对政府的不信任问题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社会主义制度下也会发生。伴随着社会转型，中国社会已经进入矛盾凸显期，如果不进一步深化制度改革，中国公众对地方政府的不信任问题还有加剧的可能。因此，深入、客观、科学、综合地审视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公众对政府尤其对地方政府的不信任问题，对于保持社会政治稳定及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流失及其危害
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这是因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是政府有效履行职能的基本前提；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是良好的社会秩序的基本保障；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是降低管理服务成本的有效途径。如果政府失去了公众的信任，“如果信任危机不能得到解决，政府和社会之间所积累起来的矛盾不仅不能得到化解，甚至会公开化，从而导致执政和治理危机，这些年来趋于频繁的针对地方政府的社会暴力行为已经说明了问题是何等严重。”[2]所以，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流失不是一个简单的心理学问题，而是一个严重的社会学问题、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一）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流失严重影响了党的形象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将为了人民群众的解放和利益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是共产党的根本工作方法之一，是共产党取得政权的最重要原因。革命战争时期是如此，和平建设时期亦是如此。因为我们深知，民心向背是夺取政权的基本因素。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而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普遍认同和称赞，这是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主要来源。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伟大形象，已经深深地根植于人民群众心中，这是通过几十年的革命和建设累积起来的，来之不易。然而，进入本世纪以来，公众对大量的政府行为及其行政人员，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据人民论坛问卷中心的调查，超过一半以上的受访者对政府的信任度是50%以下的[3]。来自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的全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结果也显示，公众对中央政府信任度最高，接近很信任，而对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的信任度最低。越接近公众的政府，越不能获得公众的信任[4]。这不仅破坏了公众心目中政府的形象，而且将破坏党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进而影响党在公众心目中的崇高威信和执政合法性。因为，中国的历史选择了共产党一党执政、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政治制度，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应当贯彻党的方针和中央政府的政策。如果在此过程中，离公众最近的地方政府、基层政府未能将党的方针、中央政府的政策执行到位，失去了公众的信任，那么，这种不信任就会或迟或早传递到党和中央政府的身上。因为，在公众看来，共产党是执政党，地方政府、基层政府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地方政府、基层政府。所以，我们不能因为现在公众对党和中央政府非常信任，就放任公众对地方政府信任流失问题的关注程度。
（二）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流失将严重影响政府的执行力。
提高执行力是提高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绩效的重要手段和基本途径。政府的政策制定、实施过程是政府绩效的重要体现。良好的政府绩效意味着政府以较低的“投入”取得了较高的“产出”。由于政府掌握的资源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是有限的，因此，政府必须在一定的价值理念的指导下，确定一定时期内各种社会资源的流向和优先顺序。也就是说，一定时期内，政府的政策不可能满足所有阶层的需要，有时甚至会暂时牺牲某些阶层的利益，这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尤其明显。但这种社会资源流向和顺序的确定，“必须在内容和程序上具有公正性，不特意偏向和保护某个强势阶层或集团的特殊利益，才会得到社会各阶层成员的信任和赞同”[5]，在此情况下，即使部分利益受损的社会成员也能理解、支持政府的政策。这就为贯彻实施政策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心理基础，从而大大提高政府的执行力和管理绩效。“否则，政府的公共政策要么在喋喋不休的争论中陷入僵持，要么在互不信任的气氛中陷于流产。”[5]从个人角度，德国社会学家卢曼曾经说，当一个人对社会完全失去信心时，早上甚至会没有办法从床上爬起来。从民族国家角度看，“一个缺乏信任的民族没有希望，一个缺乏信任的国家没有未来。”[6]从政府的角度看，一个缺乏公众信任的政府没有权威，一个缺乏公众信任的政府没有执行力。（三）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流失会大大增加社会管理的成本。
“从契约论的角度看，公众和政府间的关系是一种典型的‘委托—代理’关系。公众通过代议机构将行政权委托给政府行使，同时根据自身的利益需求和愿望对政府的地位、性质、角色和作用及其行动方式等投以主观期待，期望政府能够创造更多的公共价值，满足公众和社会的利益需求。当政府的行政行为与公众的期许相一致时，公众就会对政府活动予以积极认可和赞同，自然也会信任政府。”[1]由此可见，相互信任是履行这一契约的核心和关键。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增加了政府在这一契约关系中的安全感，减少了政府对公众的提防，同时也表明公众对政府能力的一种信心。“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信任的经济意义在于它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从而节约一定的经济成本。”[7]无论从契约论还是从经济学角度看，公众与政府之间都是一种平等合作的关系，平等的合作需要双方之间的相互信任，否则达成合作协议及监督合作协议实施的经济成本、社会成本就会非常高。“合作者之间是否相互信任以及相互信任的程度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合作效率的高低。”[7] 在政府与公众之间如果信任度低，行动双方就会相互猜疑、相互对立，大量精力都用于搜集、处理对方的所谓“问题”信息，并通过各种途径来防范对方的可能侵害，这必然增加社会管理的成本。不仅如此，信任还具有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功能，从而有利于降低双方的各种交易合作成本，“信任强化现有的认识和简化复杂的能力，强化与复杂的未来相对应的现在的状况。信任增强了对不确定性的宽容，从而增加了人们行动的勇气和可能性。”[8]对政府而言，信任的简化功能，能使公众在多数情况下以积极的态度接受并执行政府的政策，使其能够以较低的执行成本和监督成本贯彻方针政策。最近这些年来“不信任、不相信政府的人绝不在少数，而不被信任和相信的官员也不在少数”，出现了一个公众对政府“老不信”的心态[9]，从而增加了社会管理的难度。在公众对政府“老不信”的情况下，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迅速”化解矛盾、平息事态，“不得不”以高昂的经济代价、政策代价实现“维稳”目标。这一事实说明，没有信任就没有合作。信任度低，合作和契约履行的成本就高，反之亦然。
（四）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流失将阻滞公众参与改革的热情，容易产生各种谣言，诱发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稳定
改革需要广大公众的广泛参与，前三十多年的改革之所以取得重大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广大公众高度关注、关心、支持改革。这些年随着改革向深层次推进，特别是当相当多的公众对地方政府失去信任之后，他们参与、支持、关注改革的热情也在下降，对改革采取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这种“漠不关心”并不是真正的不关心，而只是一种暂时的逃离，是一种不满的表达。一旦“时机成熟”就会爆发出来；一旦具备了条件，就会将这种不满发泄出来。“有人曾一度这样讲‘风声雨声读书声，我不做声；家事国事天下事，关我屁事。’这种情况叫‘社会冷漠’。‘社会冷漠’就是这些日子议论比较多的‘精神懈怠’的一种表现。‘哀莫大于心死’。社会的冷漠是很可悲的。随着‘社会冷漠’而来的，可能是很可怕、很危险的‘于无声处听惊雷。’”[10]从改革的复杂性上讲，处于转型中的社会出现一些群体性事件并不奇怪，但奇怪的是每起群体性事件发生过程中，都伴随着公众始终不相信政府公布的事实真相和解释，而宁愿相信铺天盖地的许多不真实的谣言与“小道消息”，从而放大了事态，最终酿成了群体性事件。例如贵州瓮安、湖北石首等群体性事件发生后，当地的老百姓大多不相信当地政府所作出的解释，“政府无论怎样辟谣，人们的态度总是质疑，加之长期累积的民怨与借机发泄的心理动机则推动了事件的恶化和升级。”[11]这说明，公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流失虽然与群体性事件之间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却是群体事件得以爆发的直接诱因或“助燃剂”。群体性事件的形成，无不以公众对政府的不满和不信任为心理基础。可怕的不是群体性事件，而是深藏于其中的对政府的不信任。因为，“当政府失去了公众的信任，为了提高强制行政能力，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图，政府势必大量增加行政预算，不断充实机构和人员，甚至可能动用警察、军队等强制力量去推行它的公共政策。但是，强制力量的运用会遭到那些切身利益受到损害的个人、群体或集团的强烈抵制，有事甚至会引发严重的社会冲突和政治动乱。”[6]
（五）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流失将加剧社会信任问题。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始终强调并有效发挥了党员干部的带头作用，这是我们的各项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毛泽东同志曾经讲过的，干部作风好了，我们的群众就会向他们看齐，社会风气就会好。我们的绝大多数党员干部确实也是这么做的，党员干部在中国社会中起着引领风气的作用；在广大公众的行为方式选择中，已经形成了向党员干部学习的习惯。其实，干部好的作风群众会学，少数干部坏的作风群众也会学。在推进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道德的整合不到位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许多社会信任问题。因此，如果部分政府部门及其管理者的诚信受到公众的质疑，一些群众就会因为少数干部不诚信而“理直气壮”地选择不诚信的行为方式，从而加剧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感和社会信任问题。
二、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流失产生的原因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阶段，既是“黄金发展期”，又是“矛盾凸显期”。随着市场化、工业化、信息化、国际化的深入发展，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剧烈变化，公众利益也在不断分化，社会矛盾会不断增加。只有将公众对政府尤其是对地方政府的信任流失置于这个特殊的背景下，才能深入解释公众对政府信任流失的特点和根本原因；只有客观、科学、实事求是地而不是遮遮掩掩地弄清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流失的根本原因，才能很好地回答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中国也会出现对政府的信任流失？归结起来看，这种信任流失的产生既有历史、文化的根源，也有现实的因素；既有宏观层面的原因，也有中观和微观层面的因素；既有组织行为的原因，也有个人行为的因素。（一）从宏观上看，中国社会传统文化的糟粕、20世纪50年代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养成的不良风气、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形成的分配不公、官员腐败日趋严重等是导致公众对政府信任流失的主要根源
1.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的关于人际关系中不完全信任他人的教诲，客观上为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提供了文化基因。中国传统文化丰富多彩、博大精深，具有明显的二重性，即既包含适应现代化建设的积极因素，也包含有阻碍现代化建设的消极因素。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特征是以亲情关系为基础形成的“差序格局”，其流动性极小，人们基本上生活在一个熟人圈子里，是一种典型的“熟人社会”或“乡土社会”。为了维系这样一个“熟人社会”的人际关系和处理矛盾纠纷，中国传统伦理一方面突出“民无信不立”、“官无信不治”，强调信任、信用、信誉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又反复劝告人们“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有钱道真语，无钱语不真”、“山中有直树，世上无直人”、“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在这样一种传统伦理文化的长期熏陶下，人际关系包括人与人之间、家庭成员之间、民与官之间、官员之间的关系，必然呈现出一种复杂性：谁都希望能获得他人的信任，但自己又不能完全信任他人。这种信任关系的复杂性，必然反映到当今中国社会公众与政府的关系中来。
2.20世纪50年代的“浮夸风”、“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的遗毒，为政府信任危机的产生提供了社会历史资源。由于极“左”思想的影响，50年代中后期，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浮夸风”，为了体现所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革命豪情，许多地方“放卫星”、虚报粮食产量，为此我们付出了沉重代价，但那些弄虚作假的干部在当时并未得到应有的处理。到了“十年内乱”中，一大批正直、诚实、坚持真理的知识分子和干部被搞得身败名裂、家破人亡，而一些欺上瞒下、弄虚作假的人直上青云、名利双收。在极“左”的政治压力下，虽然一部分人不惜个人重大牺牲，坚持真理而不悔，但更多的人则放弃原则、是非，甚至也学会了弄虚作假以图自保或升迁，从而形成了恶劣的社会风气，所以，邓小平讲：“四人帮确实把我们的风气搞坏了……他们弄得我们党内同志不敢讲话，尤其不敢讲老实话，弄虚作假。甚至于我们有些老同志也沾染了这些坏习气。”[12]虽然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对这一段历史进行严肃的反思和总结，但这种不良风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清除，它或多或少会在当今社会政治生活中体现出来。公众对这种风气自然是不满的，对有此类行为的政府官员自然是不信任的。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改革开放前已经确立了成熟稳定的社会信任。从逻辑上讲，如果改革开放前果真建立了稳固的社会信任关系，并有坚实的制度给予支撑，也不至于在改革开放之后突然感受到社会信任滑坡的情形。”[13]
3.贫富差距过大、社会分配不公，为政府信任危机的产生提供了经济土壤。贫富差距过大、社会分配不公现象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的一个客观事实和重要特征。“资料显示，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贫富差距程度）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不仅超过了国际上公认0.4的警戒线，也超过了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的水平。”[14]公众对此极为不满。但公众的不满主要还不是贫富差距本身，核心问题是导致这种差距的原因。在他们看来，这种差距过大，不是他们能力太差、工作态度不端正等因素导致，而主要是“政策倾斜”不公、发展机会不均等所致。城市下岗失业人员和低收入群体、农村贫困人群、农民工群体等弱势群体，在现代化建设中为改革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也因此享受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实惠。从纵向上看，他们的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客观事实；但在与其他获利更多的中上层群体的横向比较中，他们觉得从改革开放中享受到的成果相对较少，从而产生严重的相对剥夺感和不公平感。这些因政策倾斜而利益受损的弱势群体，很难对政策的公正性表示认同，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也就大大降低。
4.官员的腐败行为并未得到根本遏制是政府信任危机产生的最直接原因。邓小平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指出，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控制，党和政府就会失去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要取信于民，必须从根本上遏制腐败，否则会亡党亡国。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反腐败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15]。腐败行为在一些领域仍然易发多发；党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现象依然严重；一些腐败案件涉案金额巨大，社会影响恶劣；一些腐败分子同时具有多种违纪违法行为，集政治上蜕变、经济上贪婪、生活上腐化于一身；窝案、串案、案中案明显增多；违纪违法日趋复杂化、隐藏化、智能化。这说明官员的腐败问题尚未得到根本遏制。而这是最可能使公众对政府形象产生怀疑，进而严重影响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甚至会威胁到执政的合法性的因素。调查数据显示，82.6%的受调查者在问到政府哪些行为最伤百姓时选择了“贪污腐败”，高居所有选项榜首[3]。最让公众不能接受的是，这些年查处的腐败官员往往是部门、地方的“一把手”，作为反腐倡廉的第一责任人，在台上大讲反腐的重要性，而在台下却大肆贪污腐败。公众觉得受到了欺骗和愚弄，不再信任官员的言行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所以，腐败不除，难以重构公众对政府的信任。
（二）从中观和微观上看，司法不公、政府行为不透明、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官方或半官方机构弄虚作假、新闻媒体的不实报道等，加剧了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
1.司法不公是公众对政府不信任的“助推器”。“司法是任何社会基本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这道防线如果失守，那么基本社会正义就会荡然无存。”[2]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贯重视法制建设，提出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但在司法实践中，却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大量存在司法不公的问题：政府领导直接干预司法；打“官司”就是打“关系”；同一法律条文在不同的地方出现两种完全不同的判决结果；贪污受贿十几万判十多年，贪污受贿一百多万甚至数百万还是判十多年，如此等等。给人的印象是法律好像是根“橡皮筋”，掌握它的法官可以随意缩短或拉长，法律的权威性、公正性大打折扣。“人民不相信司法、不服司法，往往通过其他政治化的方式来求助问题的解决，例如集会、游行、抗议、暴力等等。政府一旦面临这种情况，也就难以用法律去解决问题。这样，你来我往，法律就成为谁也不认同其权威的一纸空文和儿戏。”[2]公众如果连司法都不信任了，也就不可能信任政府。他们在对司法不公的质疑中大大加剧对政府的不信任。2.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在政府机关及其行政人员中广泛存在，拉开了政府与公众的距离，是公众对政府产生不信任的温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进行多次行政管理改革，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解决人浮于事、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问题，虽然有一些成效，但问题仍然很严重：一些政府部门衙门作风严重，老百姓办事难、难办事，特别是一些政府官员高高在上，独断专横，习惯于把个人意志当作政府决策强制执行，但对造成的损失却一推了事；一些官员热衷于表面文章，做事讲排场、比阔气，不顾实际情况，大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结果是劳民伤财；一些政府监管部门、执法部门缺位、越位、不到位，社会上出现了诸如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环境污染等，却找不到政府监管部门的身影，政府监管部门形同虚设。与此同时，对有收费、罚款等好处的行政监管却多头执法，甚至采取“钓鱼执法”手段。如此等等。所有这些行为都严重侵犯了公众的利益，极大地伤害了公众的感情，损害了政府形象和声誉，消蚀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
3.政府行政行为不透明或半透明，是公众对政府产生不信任的“催化剂”。随着市场化、民主化、国际化、信息化进程的加快，公众的参与意识在不断增强，知情权已经成为公众的一项基本权利。所以，加强政府行政行为的公开透明，一直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实际上许多政府部门也作出了有益的尝试，但囿于传统思维和运行方式的惯性，加上信息公开透明方面的法律并不健全，也有许多政府部门对事关公众利益的信息没有公开或掐头去尾公开“无关痛痒”的部分。这种信息不透明、不对称、不完全除了产生公众对政府的误解和不信任之外，不会有更多的意义。实践证明，政府对事情越是捂盖子，越会制造猜测和不信任，越会导致事情复杂化。许多群体性事件的最终形成，都有政府一开始就对事情的真实性遮遮掩掩、欲言又止的情况，才使不明真相的公众由旁观到不满，最终参与其中，使事态恶化。
4.官方、半官方的机构和官员个人公开造假，是公众对政府产生不信任的直接推手。统计的真实有效是其生命所在，是科学决策的前提，是十分严肃的事情。但在现行体制下，统计部门不可能有“只对真实”负责的独立性和超脱性，结果必然是，“官出数字”而非“统计出数字”。“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指出的，‘一些地方领导干部随意修改统计数据、作假现象严重’。如GDP统计，长期以来，它的层层注水情形，便一直十分明显。2011年全国31个省区市GDP总和为51.8万亿元，比国家统计局数据多出4.6万亿元。而失业率、人均工资、房价等重要统计，也几乎不同程度存在作假的情况。”[16]难怪当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发布大学生就业数据后，就被大学生网民嘲讽为“被就业”；当国家统计局宣布收入增长数据后，也被网民讽刺为自己的收入“被增长”了；当CPI数据公布后，又被网民讽刺为物价“被下降”了。官方的“权威”数据屡屡遭到公众怀疑。政府官员个人档案造假，更是直接刺痛了公众的神经。“薛新民事件”的主角，多次进行年龄学历造假，不但未受到追究，反而多次提拔[17]。“郭美美事件”、“尚德诈捐门”等一系列与公益慈善有关的事件，使中国红十字会、中国慈善总会等半官方机构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直接导致了对慈善机构信任降低。由于这些机构在中国都具有很浓厚的官方色彩，所以公众也会将这些半官方机构的不信任转嫁到政府身上。
5.新闻媒体的不实报道，是公众对政府产生不信任的“助燃剂”。新闻媒体存在的价值在于真实、客观、及时、准确向公众传达事情的真相。公众对新闻媒体寄予极大的希望，将其视作监督政府和个人行为的重要外在力量。中国的新闻媒体在此方面应该说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赞誉。但也有一些地方媒体为了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采取虚假宣传手段欺骗群众，其在公众心目中地位和信任度大大下降。由于中国的地方新闻媒体大都是地方党委和政府举办的，因而，公众也会将对新闻媒体的不信任转嫁于地方党委和地方政府。
三、结语
建立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是一个漫长的累积过程，非常难；流失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却非常容易。要重构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是更加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但是再难也必须在转型过程中逐渐重构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因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关乎民心向背问题、关乎社会和谐稳定、关乎政府执政的合法性问题，不能容许我们有别的选择。
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流失，政府应该承担主要责任，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是中国政府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性质决定的。因此，我不同意那种把社会信任问题作为政府信任流失原因的观点，恰恰相反，社会信任问题是政府信任流失的结果。正因为政府信任流失才导致了社会信任问题。所以，要重构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地方政府必须从自身找原因、必须从制度上找原因，必须在新形势下探索获取公众信任的新模式。除此以外，政府也别无选择。
按照学理逻辑，在这里应进一步提出重构公众对政府信任的对策措施。但我不准备这样做：一是因为重构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是一篇文章所能叙述清楚的；二是因为对策措施实际上已经潜在地包含在原因分析中，找到了“病因”难道还不好“处方”吗？如果非要在此给出一个所谓的对策，看似逻辑完整了，实在有点“无病呻吟”的感觉；三是本人学功不深、学识不厚，即使提出对策措施，无外乎从治本的角度看，要深化经济体制特别是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政治体制特别是干部选用体制和监督体制改革；从治标的角度看，要建立责任政府、透明政府、法治政府、服务政府等。这些措施当然是对的，已成为大家的共识。问题是如何在实践中去探索重构公众对政府信任的具体路径、具体方法。这不是本文所能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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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吴 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