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与军科军史研究部及《红西路军史》作者商榷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及2011年出版的《红西路军史》，虽然间隔20余年，但观点一致，对西路军的叙述或论述，都意图与张国焘挂钩，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创立永凉根据地
《军战史》在第五章第五节“西路军转战甘西北”中写道：“在此期间，敌军毛炳文部于16日开始西渡黄河，拟向大靖前进。红军总部将此情况电告了西路军领导人，并指示他们‘兵力应相当集结，速打通远方为要着。’17日，西路军领导人向中央及红军总部报告了部队行动情况，并提出：‘我们决以打通远方与争取在甘、凉、肃地区建立根据地之任务，主力须速西进，迅取甘州’，‘再以五军出肃州’，‘如打通远方为主要任务，我在现地区创造根据地不能不居次位，如遇特别情况时，是否我们将去打通远方，请速详示。’18日，中央领导人复电西路军说：‘我们已告远方，但恐准备不及，运输也来不及，如使东面地区为毛炳文过早占去，红军回旋地狭小，不利’。指示他们，以一部控制古浪险要，远拒毛炳文部;部队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加紧军事训练，恢复体力，检查政治工作，与人民发生良好关系等。19日，林育英、朱德、张国焘、周恩来联名致电西路军领导人，指出：‘你们任务应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巩固根据地，以一部向古浪、土门方向活动，在有利条件下，消灭由古浪来敌，大部对付向凉州、永昌前进之敌;同时以一部夺取甘州、肃州至安西一带地区，并可以一部在民勤活动，迷惑敌人，使敌疑我西路军有由民勤经定远营配合陕甘主力企图。’”
此段行文，告诉读者：红军总部及西路军领导人主张西进，“打通远方”;而中央指示“留住一时期”，“创立巩固根据地”。《军战史》没有说清，似乎也不想说清，中央和红军总部为什么要西路军停止西进。难道仅仅是为了远方的物资“准备不及”?其实，准备不及并不要紧，西路军可以抓住战机，趁虚西进，接通新疆后再等取货物。河西走廊是马步青和马步芳的地盘，“二马”势在必夺，寸土必争。西路军屯兵那里，终日与敌鏖战，有耗无补，伤亡惨重。如此等待远方的货物抵达新疆，必要性何在呢?
《红西路军史》在第五章“创建永昌、山丹根据地”中说的比《军战史》更为直白：“党中央与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的看法是有分歧的。红军总部主张西进……”
西路军进至河西走廊后，就发现这里是一条“弄堂”，永凉一线地处走廊蜂腰部。这里南临终年积雪的祁连山，祁连以南又是大坂山、大通山、宗务隆山等大山;北依合黎山、龙首山和浩瀚无垠的巴丹吉林和腾格里沙漠。走廊平川几乎没有回旋余地，甚至没有护卫，仅有的屏障就是星星点点的土围子和战士的枪上刺刀和少得可怜的子弹、手榴弹。无论从地形、敌力和民情条件来看，大部队都难以久驻。11月17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洛(洛甫，即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国焘)：“我们决以打通远方……如遇特别情况时，是否我们将去打通远方，请速详示。”18日，洛、毛、周电告朱、张并复徐、陈;19日，林(育英)、朱、张、周电复徐、陈;20日、23日，洛甫、泽东电示徐、陈;口径一致，均要求西路军在永凉地区创造根据地，保持向东回旋余地。西路军奉命停止西进，创立永凉根据地。红九军古浪一战，遭受重创，西路军领导人已感到形势不妙。11月19日和21日，徐、陈致电林、朱、张、毛、周：“马敌虽受重创，但仍能集新锐之兵与我拼死战，我方过河后人弹消耗极大未得补充。九军渡河至今伤亡二千四百左右，干部伤亡极大，更难提起。”他们认为，如在永昌、凉州地区与马敌和追敌毛炳文部决战不利;不决战则很难立足，因此建议继续西进，出甘州、肃州、安西地区，争取取得接济再回师击敌。这时中央已经知道西面敌力空虚，“邓发从迪化来电，安西、敦煌两县仅有民团，且无枪，更无军人”，而西路军派人与马步青谈判，马亦暗示西路军“速进甘、肃、安西”(凉州是马步青的地盘，西面不是)，但中央一再电示西路军必须在永、凉地带坚持作战。“远方接济，三个月内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西路军根据中央指示，在永凉一线摆开，终日与优势敌人拼搏，试图站稳脚跟。徐、陈发表告指战员书，号召全军战胜一切困难，建立永凉根据地。
中央令西路军在现地留驻，根本原因在于，河东红军要执行11月8日的《作战新计划》。只要河东红军尚未东北出和东南出进行新的战略转移计划，西路军就暂时不能西进。西路军在现地与敌血战，意义有二：一是迷惑蒋介石，造成西路军与河东红军隔河相应的态势，“使敌疑我西路军有由民勤经定远营配合陕甘主力企图”，便于河东红军乘虚东出;二是拖住了河西“四马”(包括宁夏二马)的兵力，使之各图自保地盘，不敢向河东出击。蒋介石这时判断，陕甘主力红军将在黄河结冰时，突窜甘、新、蒙地区与徐向前部会合。于是严令王均和胡宗南部主力，以豫旺堡为扼制重点，沿海原至惠安堡、甜水堡一线，层层筑碉设防，令宁夏马鸿逵部加强东面的防御力量，共同控制西、北两个方向;并令已西渡黄河、布防兰州附近尾追西路军的毛炳文部也转向河东集结，以待陕甘红军西渡黄河时分段截击。这样，就给陕甘红军以乘虚东出的有利时机。
党中央将红军主力准备撤离陕甘苏区东出的计划，向张学良通报后，张要求红军暂在现地坚持一两个月，等待西北局势的变化。中央遂决定暂不行动，并紧急筹粮(数万红军已经到了缺粮断炊的地步)待机。徐、陈并不清楚河东红军的行动意图，于12月6日还向中央建议：“我们主张主力速来，黄河结冰迅速向甘北古、大、凉、民进。”当日，毛、周、朱、张电告西路军：“我主力在保卫苏区消灭胡敌的任务下，暂不西进。”西安事变发生，整个局势变化，河东红军才取消了东出进行战略转移的计划。由此可以看出，中央令西路军在永凉地区艰苦鏖战，创建根据地，是为了配合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
西路军问题也与西安事变息息相关。根据张学良的要求、陕甘红军放弃东出的战略转移计划，改为南下关中，援助友军抵抗亲日派的军事进攻;还拟令西路军东返，配合西安事变。西安事变是当时的大局，是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西路军配合西安事变，顾全大局，无可争议。西路军的行动，是党中央整个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12月底，西路军撤离永昌、凉州地区，再次西进，建立永凉根据地的任务结束。西路军鏖战永凉，肩负的是策应河东红军和友军的战略行动的千钧重担。
创立临高根据地
《军战史》在“西路军转战甘西北”一节的最后一段写道：“西路军在甘肃西部奋战了四个多月，毙伤俘敌共约2万人，给了马步芳、马步青所部以沉重的打击。西路军的广大指战员以有我无敌、不畏艰险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同敌人浴血奋战，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他们为革命英勇献身的精神，永为革命后人所敬仰。”
这里讲了西路军给马敌以沉重打击，西路军指战员浴血奋战、英勇献身。但是，《军战史》没有说，西路军是执行党中央和军委的战略部署和指示。如果不带偏见，把西路军的电报和行动全部研究清楚，承认其重要战略策应作用，才符合历史本来面目。
西路军转战甘西北，第一次西进，奉党中央和军委的命令，在永凉一带创建根据地，艰苦鏖战，是为了配合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西路军再次西进，又奉党中央和军委的命令，在临(泽)、高(台)地区创建根据地，浴血奋战，同样是为了配合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
西路军再次西进，以红五军开路，红三十军殿后，前攻后卫，边打边进。1937年元旦，红五军一举拿下高台;1月上旬，红九军一部围攻甘州未下，进驻临泽东南的沙河堡;总供给部、总部直属队和红五军一部驻临泽;总指挥部及红三十军驻倪家营子。
这时，河东形势又发生突变，内战乌云再次笼罩陕甘上空。蒋介石飞回南京后，囚禁了张学良，而且食言于“下令东路军退出潼关以东，中央军决离开西北”。顾祝同率37个师“讨伐”，其中15个师已进入潼关。东北军和西北军群情激奋，要同中央军拼命，要求放回张学良，要求蒋介石履行“诺言”。西安方面和中央军两军对峙，双方都摆成阵势，做出要打的姿态。红军坚决表示与东北军、西北军采取一致行动。1月2日，军委通电：“各兵团各驻原地集结待命，准备配合友军作战。”1月5日，军委主席团致电徐、陈、李及军政委员会：“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时勿再西进”。“全靠你们自己团结奋斗，取得胜利，不要靠任何外面的援助”。
由于军委没有告知西安事变后河东方面出现的曲折，西路军领导人不知道全局情况，对于军委又一次改变部署，要“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时勿再西进”迷惑不解。1月6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致电军委主席团：“近来各方情况此间甚不明，究竟整个战略企图如何，西路军基本任务怎样，据历次来电变更很大，致西路军遭受一些不可避免的损失，并影响到今后行动”。“负完成任务使命，但停此太久消耗实力，全靠自力不能解决‘二马’，奠定抗日后方。如必须先机或同时完成奠定抗日后方的任务，既不能希望任何外力援助，则建议四、三十一军归还建制，如何速示”。7日，军委主席团复电徐、陈：“军委并没有变更你们的基本任务，也没有要你们久停不进，仅要你们暂勿西进，暂在原地休整”。“目前你们只能依靠自己团结奋斗，不要依靠任何外力”。8日，军委主席团再致电徐、陈并军政会，指示进一步要求西路军在临、高地区创造根据地：“你们应从信赖本身力量，动员全军在临、高地带消灭敌人，来完成创造根据地的任务。因为消灭敌人创造根据地，正是接通远方，建立抗日后方的实际行动”。“依现时敌情、地理、经济、粮食、气候条件，西路军须全部集结临、高地带，执行上述任务，并求休补，现勿分兵去安西”。同日(8日)，徐、陈电告军委主席团西路军面临的困难，并“再次请求将四军、三十一军向凉州开进，以便彻底夹击此敌，不然，单靠西路军恐难完成任务”。同日(8日)，军委主席团又一次致电徐、陈，向他们通报：“蒋回南京后，违反条约，将兵撤出陕甘之计划不执行，重新部署逼迫陕甘”，“张、杨、红三方面团结很紧，决心抗战。”指示徐、陈，“创造肃、甘、安根据地”。9日，军委主席团又一次致电徐、陈，认为河东抽不出部队西援，令西路军“集中主力，坚决歼敌，才是出路”：“四军、三十一军路途三四千里，沿途阻塞，何能来援助你们。请勿作此想”。“你们集中主力，坚决歼敌，才是出路……部队应缩紧编制，每人能拿一样武器，刀矛也好，能人自为战，即可灭敌”。当日(9日)，徐、陈复电军委：“九、三十军今夜可全部集中主力在沙河堡，决在此灭敌”。西路军虽然久战疲惫，但总指挥部将红三十军、红九军集中于沙河堡，决心在此寻机歼敌。
徐向前元帅在回忆录中说：“多事之秋，变幻莫测。军委这时又令西路军停止西进，在甘州、肃州地区建立根据地。我们不了解上面的意图所在，左思右想，想不出一个所以然来。继续西进吧，没有中央的命令;留在现地吧，四面受敌，处境确实艰险。怎么办?我们电请中央派四军、三十一军来援，东西合力，夹击二马，争取灭敌主力一部，为建立甘、肃二州根据地创造条件。但是，军委认为，河东抽不出部队西援我们，令西路军团结一致，紧缩编制，人自为战，坚决歼敌，独立完成任务。张国焘也出面打电报强调‘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对西路军是充分注意到的’，‘如果还有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留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事情到了这般地步，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只有坚决服从命令，令部队就地坚持。”
西路军第二次西进，又停止西进，在临泽、高台血战，也是为了策应河东红军和友军的战略行动。可是，《军战史》却略而不提，避而不谈。
西路军的失败
《军战史》第一卷第五章第五节三的标题是“西路军的失败”，《红西路军史》第七章的标题是“红西路军的失败”。《军战史》概略介绍了西路军失败的过程，但没有谈及失败的原因;《红西路军史》也介绍了西路军失败的过程，并且引用了“历史当事人对西路军失败的看法”。
《红西路军史》写道：“毛泽东是最早谈到西路军失败原因的。他在1936年12月发表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写道：‘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毛泽东的此文，曾在红军大学作过讲演。
这篇文章的原注释说：“1936年秋季，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从西康东北部出发，作北上的转移。张国焘这时候仍然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同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1936年12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1937年3月完全失败。”
毛泽东的这个断语和这条注释的文字表达让人困惑，很有点费尽心思强作文章的味道。仔细查过史实，发现与史实不符。第一，1936年12月西路军并没有失败，虽然受到大的损失，但仍在艰苦作战，第二次西进就在12月底元月初;第二，1936年12月党中央还没有精力、时间和其他客观条件来集中解决党内高层的路线分歧，到1937年3月中央才召开批判、清算张国焘路线的会议并作出结论。据此，毛泽东不会也不可能于1936年12月在红军大学的这次讲演中，以一两句话来宣称张国焘路线已经破产了，何况这种宣称与西路军的失败相联系，而西路军这时还没有失败。我们断定，这个断语和注释不是演讲当时的话语和意思，行文上脱离了当时特定的历史时限，是后来加上的。今天以这些说法作为历史研究的依据，是违背历史真实而站不住脚的。国防大学教授丛进写的《对“毛选”中有关西路军的一个断语和一条注释的辨疑》一文，发表于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9期，对此已有详实论证，本文不再赘述。
这条注释，在1991年6月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修订再版的《毛泽东选集》中，改写为：“……10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1937年3月失败。”注释的改写，清楚地说明西路军这一历史疑案不仅大白于天下，而且得到党史界的认可，得到党中央的肯定。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必然结果。
《红西路军史》写道：“1937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延安召开，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指出：张国焘‘始终对于北上与中央会合是迟疑的，对于中央的路线的正确性是不了解的。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
西路军刚刚失败，中央即以此为由，开展清算张国焘路线的斗争，并致电共产国际请示。3月22日，由季米特洛夫签署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复电致“中共中央”：“对你们第64号电答复如下：我们没有十分准确的情报能够使我们对张国焘问题作出明确的表态。我们不相信，为了党的利益必须像你们所做的那样来审查西路军的地位问题。(俄文版原编者在此处加注：“指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西路军，中共中央企图将其失败的责任加在张国焘头上。”)我们认为，无论如何现在不宜就张国焘以前的错误作专门决议并就此展开讨论。要千方百计避免激化党内关系和派别斗争，时局要求团结党和红军的一切力量来对付敌人，并有必要准备齐心协力地反对无论来自何方的对红军的打击。”共产国际清楚地了解西路军形成的背景和西进河西的原因，因而不同意将西路军失败的责任加在张国焘头上，“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应该客观加以研究，吸取相应的教训，并采取适当的措施来帮助和保存这支部队的力量”。
共产国际有明确态度，但就在3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并于31日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仍将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此后，西路军便与“张国焘路线”长期捆在一起，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推翻了这一错误结论。
《红西路军史》的作者还援引了陈昌浩的《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节录)、《关于西路军失败的第二次报告书》。陈昌浩的两次“报告”都是当年在延安写的检讨。1937年8月，陈昌浩回到延安，被免去一切职务，接受了长达一年的审查。9月30日，他写完《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10月15日，又写了《关于西路军失败的第二次报告书》。《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现在只能见到中共中央秘书处1937年10月5日印发的第九章“渡河时期”(略去五、六节)和第九章“总的结论”，约1·7万字。中共中央秘书处对此说明：“昌浩同志的长报告共九章，约有六七万字，因太长，现将重要的第一章及第九章全部抄出，供大家研究。”
在第一次报告书中，陈昌浩作了自我检讨，承担了“最主要的实际执行的责任”。但是，他强调，“虽然西路军对于中央与军委指示执行的不充分，但西路军自成立之日起是站在党中央正确路线之上来努力的”，“坚信西路军一般政治路线，是执行中央的路线，绝不是继续与执行反中央的国焘路线的”;认为西路军西进是“当时中央军委的正确指令，与当时客观上之需要”，“西路军绝对是在中央领导之下”，“是为党(的)任务而斗争，指战员为命令而努力，这当不可否认的”。陈昌浩的第一次报告，几乎就是今天我们对西路军的评价。第二次报告书只有三千余字，简单、空洞，主要是上纲上线。诸如说：“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始终执行了国焘路线。”
1939年9月，陈昌浩跟随周恩来、邓颖超等去了苏联。这期间，他曾当过采石工、消防队员，还参加过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在苏联期间，陈昌浩曾多次给中共中央写信，要求回国，但未得到回复。直到1952年，离开了13年之久的陈昌浩才被允许回到了祖国。
徐向前于1937年6月回到延安，他回到延安的时间比陈昌浩早。他也写过检讨，只是毛泽东没有让他在大会上公开检讨。西路军乃至红四方面军的很多干部，后来长期笼罩在“张国焘路线”的阴影下。即便是徐向前本人，也经历了一段很微妙的“考察期”。抗战初期，徐向前在一二九师当了一段副师长后，被派到冀南搞平原游击战争;一年后又奉命赴山东，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一纵队司令员;他相继在两地打开了抗日局面。直到这时候，中央北方局才有一个电报，说“徐向前是可以信任的”。
检讨，任何人的检讨在许多情况下并不能“反映历史现象的本质”。徐向前对西路军的认识也是有发展有变化的。“西路军自始自终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行动的”，就出自他的回忆录。■
(作者为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