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景芳,又名石玉琮,1912年生于山东省无棣县刘丰台村。自幼读书,明白事理,爱憎分明,富有斗争精神。1928年,他考入无棣县立第二高小读书。同学中有城里张、吴、郭三家恶霸子弟,他们经常合伙欺侮乡下来的穷学生。对此,农家的孩子们敢怒而不敢言,只好忍气吞声。石景芳入学后,对这种现象十分气愤,他把乡下来的穷学生组织起来,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把这些恶霸子弟狠狠地教训了一顿,打击了地主恶少仗势欺人的嚣张气焰,伸张了正气。从此,那些恶霸子弟再也不敢随便欺侮穷学生了。
1930年夏,石景芳考入山东省立第四中学。1933年夏,升入本校高中部四级。此间,他阅读了部分革命书籍,接受了进步思想的教育,经常在同学们中传播革命思想,揭露反动政府的暴政和腐朽的封建教育制度,使学校当局惊恐万状,坐立不安。当时,学校里成立了学生自治会,石景芳是自治会的领导成员之一。1934年初,校长冯培元将政府拨给学校修图书楼的一笔巨款捞入私囊后,又欲扣在校学生每人每年一元钱的预偿费。石景芳利用这两件事,以学生自治会的名义,发动学生与学校当局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他们组织学生罢课,向省教育厅发电报,要求校长下台,退还贪污款项,终于迫使反动校长低头认罪。但是,国民党惠民县长赵振泉得知此事后,大为恼火,非但不惩治反动校长,反而派兵包围了学校,把石景芳等63名学生抓去拘留。学校当局更加有恃无恐,随即宣布把这63名学生开除学籍。这次学潮,就这样被镇压下去了。石景芳被开除后,又考入北平宏达中学。1935年,由于日本侵华形势日趋紧张,石景芳被迫退学回乡。
石景芳回乡后,在本县吴店、小山等村任短期小学教员。他利用教书先生的公开身份,联络进步青年,串连革命师生,编写革命歌曲,印发抗日传单,呼吁广大人民起来抗日救国,足迹遍布全县。1936年,他与关星甫、于梅仙、丁涌生、徐尚武等人在刘丰台村组织了友谊读书会,会员发展到80多人,拥有进步书刊400多册。读书会的成员普遍受到了初步的马列主义教育,有不少的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读书会的大部分人参加了冀鲁边区抗日部队——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其中不少的人成了这支抗日武装的骨干分子,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937年2月,石景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积极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培养和发展了一大批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入党,壮大了党的力量。七七事变前夕,他不顾国民党地方当局的阻挠破坏,与关星甫、冯景恩等人组织起了无棣县抗日救亡会,会员发展到800多人,使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县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
1937年8月,根据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在鲁北特委的领导下,石景芳和关星甫等主动与津南特委冯景恩、于梅仙取得了联系,成立了中共无棣县工作委员会,石景芳任宣传委员。不久,经上级正式批准,任命石景芳为无棣县工委书记。这期间,石景芳与其他工委成员一起,积极发展党员,壮大党的组织,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国运动,并编印了刊物《斗争》,以教育党员和知识青年。
1937年秋末,日军沿津浦路大举南犯,国民党无棣县政府官员闻风而逃。一些汉奸势力借混乱之机组织起“维持会”,准备迎接日军。他们派出差役,到处征粮征款,经常抓派官车,群众怨声载道,怒火满腔。有一天,汉奸王延亭派人到水湾一带催逼群众出官车。共产党员张宁宁获悉这一消息后,马上找到石景芳商量对策。石景芳当即决定:以武力拦截这批官车。他借了两条枪,与张荣亭同志一起骑车到了洼杨家村后埋伏起来。等10多辆马车来到时,他们当即开枪射击,枪声一响,4个押车的差役吓得屁滚尿流,抱头鼠窜。10多辆大车也返还群众。这次行动,打响了无棣县武装斗争的第一枪,灭了敌人的威风,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
石景芳在任无棣县工委书记期间,根据党的指示,积极发展武装力量,开展武装抗日斗争。他利用从国民党县政府截取的教育经费,买了几十条枪,组织了40余人的武装部队,在无棣西部与敌伪展开了英勇的斗争。当冀鲁边区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成立时,他立即带领这批武装力量参加了救国军,壮大了革命队伍,为巩固发展抗日根据地做出贡献。
1938年8月,石景芳调任河北省东光县县长。在东光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大会上,他向与会人员宣讲了毛主席《论持久战》等光辉文献,揭露和痛斥了日军的侵华罪行,提出了“抗日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抗日”的口号,吹响了东光县“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的战斗号角。
东光县西靠运河和津浦铁路;南有顽固派张国基的“二路军”盘踞在吴桥、梁集一带,县内有李文成的第二旅驻防,还有一些地方实力派也在拉山头,扩充自己的势力,斗争形势错综复杂。在这种情况下,要树立起抗日的旗帜,争取群众,把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建立起巩固的抗日根据地,难度很大。对此,石景芳亲自带领一些干部按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一面积极教育群众,发动群众,扩建抗日武装力量,开展武装斗争;一面团结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打击顽固势力。他有时拜访进步的上层人士,有时召开士绅名流座谈会,阐明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统战政策,向他们指出只有坚持抗战才有出路。他敢于坚持原则,坚持斗争,伸张正义,成为执行统战政策的模范,深得东光抗日军民的赞扬和爱戴。由于他执行了党的统战政策,终于把国民党地方武装东光二旅争取过来,改编为一支人民的军队,使东光的抗战形势有了明显好转。局面打开后,石景芳进一步发动和组织广大民兵和群众,破坏铁路、公路,站岗放哨,反资敌通敌。在一望无际的边区平原上,挖成了纵横交错的抗日沟,建立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限制了敌人快速部队的活动,为抗日军民开展游击战争提供了方便。他不断地动员群众埋粮填井,实行坚壁清野,粉碎了敌人的频繁“扫荡”。他还经常组织精干的武装小分队,深入敌战区,打击日伪汉奸,镇压敌特,并组织了两面政权对付敌人。在石景芳的领导下,东光县很快成了一个有初步基础的抗日根据地。
1939年至1942年,石景芳任鲁北行政委员会主任、冀鲁边区一专署专员兼军分区司令员时,按照冀南、鲁中,晋冀鲁豫等边区的政策法令,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推行抗日民主政策达300多条,被评为推行政策法令的模范。1942年,冀鲁边区党组织每逢贯彻一项新政策时,总是先在他领导的一分区试行后,再行推广。因此,当时他享有“模范专员”的称号。
石景芳具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他任专员期间,无棣县的伪六旅头子张子良曾去信劝降。他当即将信撕碎,并回信怒斥了张子良的无耻行径。在冀鲁边区,他对邢仁甫大搞反党宗派和地方主义的做法甚为反感,经常在干部群众中揭露他们的恶劣行径。后来,邢仁甫叛变投敌的事实,证明了石景芳政治上的敏感和远见。石景芳不仅自己投身于革命,还动员父亲、哥哥参加了革命活动。在他的影响下,他的故乡刘丰台村也有几十人参加了抗日部队,并被称为“八路村”。在抗日战争期间,仅他家就有8口人抛家舍业,在冀鲁边区参加抗击日军的英勇斗争。
1942年5月,侵华日军华北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亲率5万兵力,对冀中开始了疯狂的大“扫荡”。6月19日拂晓,日军集结重兵分四路包围了一专署、一地委驻地大单家。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石景芳决定立即率部突围转移。但是,由于四周全被敌人占领,敌人强大的火力已封锁住各个交通要道。突围未成,只好顺原路边打边撤。在撤至寺后杨村附近时, 石景芳中弹负伤,从马上栽下来。警卫连长孙国栋背起他,他却对孙国栋说:“别管我!快去指挥部队!”石景芳忍着剧痛,继续组织机关、连队转移突围。这时,从西南又冒出一股敌人。敌人两面夹击,枪声像刮风一样响个不停。当抗日部队突围至赵家柳林村东时,又被敌人重重包围在一片开阔地上。这时,抗日将士已大部牺牲,子弹也几乎打光了。敌人端着枪嚎叫着冲上来,石景芳指挥同志们在开阔地的一个松树坟场中,与数倍于己的敌人展开了肉搏战。使用短枪的干部们子弹打光了,拾起砖头向敌人砸去;战士们的刺刀捅弯了,就用枪托砸……经过一场激战,由于寡不敌众,石景芳等全部壮烈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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