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金钱侵占了我们的生活，甚至我们的大脑
让这位哲学教授担忧的是，在严肃的讨论开始之前，人们已经将金钱视为所有事物的天平。它不仅主导了世界上大部分的交易，甚至还主导了人们的思维。这种“钱的思维”会颠倒传统意义上的对错。比如，有钱人就会模糊惩罚和费用的区别。桑德尔听说，按照中国的生育政策，超生一个孩子要缴纳20万元左右的罚款，“这对于普通工人来说是个吓人的数目，但对于有钱的商人或者明星却是小菜一碟”。
于是，这个美国教授在新闻里读到，广州的一对夫妇“大摇大摆”地闯进当地计生办公室，挺着大肚子的孕妇像是在商店买东西一样，把一大叠人民币扔在桌子上，振振有词地说：“这是20万，我们还要照顾宝宝呢，你们以后别来烦我。”这让桑德尔意识到，当钱可以购买一切，越来越多的人会像商人那样思考，用收支平衡来考虑事情，不管在何种处境，他们的问题只有一个：“多少钱?”
就连参与辩论的女嘉宾斯黛芬尼也承认，面对自己家的孩子，她有时候也不由自主地用上这种“钱的思维”：“跟孩子讲大道理没什么用，所以我有时候会用巧克力去换他乖乖听话。这种用物质交换来的教育，到底是对是错呢?”
事实上，“钱的思维”不仅早已攻占许多思维高地，甚至登上了爱情的领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加里·贝克尔在上个世纪就曾提出从经济学角度出发的“婚姻公式”。
这个公式是这样的：“当结婚所带来的收益大于保持单身或者继续寻找更合适的伴侣时，这个人就会选择结婚。同理可得，当恢复单身或者嫁给另外一个人所带来的收益大于从这段婚姻中结束所带来的损失时，这个人就会终结当前的婚姻，选择离婚，而离婚的损失包括跟孩子分开、分割共有财产、相关的诉讼费用等。鉴于当下许多人都在寻找伴侣，这个婚姻‘市场’显然存在着。”
在这位冷静的经济学家看来，凡事都可以用经济学来解释，嚷嚷着这样不浪漫的人都是“被多愁善感混淆了清晰的思路”，“全心全意关注收入和价格因素，才是社会科学最坚实的根基”。但这种“钱的思维”同样有副作用。以色列曾有一项实验，为了避免接学生的家长总是迟到，学校设立了惩罚机制，迟到的家长需要支付罚款。在此之前，他们会主动付一笔类似于小费的钱给学校，罚款金额就与这笔钱相当。
结果，引入金钱杠杆后，迟到的家长反而变多了。事实上，这项措施在实施了大约两周后，迟到家长的数量翻了一番。“在此之前，家长掏钱是出于愧疚，他们觉得违背了准时出现的义务，给学校带来了麻烦。而当它变成罚款以后，这种愧疚感就随之消失了，这完全变成金钱交易行为，他们的迟到也就变得理直气壮。”桑德尔这么分析道。
更有趣的是，当学校取消罚款制度后，家长迟到的情况仍不见好转，“这说明一旦金钱交易侵蚀了道德义务，原有的责任感就难以恢复”。
“虽然市场可能有很多问题，但无可否认，这是目前维持社会运行不最差的选择。”斯黛芬尼辩解说。
但桑德尔忧心的问题是，这种“不最差”的思维方式却日渐涌入越来越多的伦理禁区。在哈佛大学的课堂上，他对台下的年轻人提问：“企业用20万美元的赔偿金来衡量一个人的生命，这是对的吗?”
大部分人举手表示不赞同。角落里，名叫沃泰克的学生大声地补充说：“因为还没考虑通货膨胀呢!”
桑德尔似乎被这样单纯的经济学思维懵到了。他停顿了一下，依然笑着问道：“好吧好吧，那加上通货膨胀呢?这件事情发生在35年前，考虑通货膨胀率，这个人的生命值多少钱?”
“200万美元吧，200万美元还行。”脖子上挂着白色耳机的沃泰克说，“我也不太确定这个数字啦，但给生命贴个价格，这件事绝对可行。”
没过多久，另一个叫做劳尔的学生也站起身说：“我觉得为了大部分人的经济利益，总得有人作出牺牲。”
“你可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者。”桑德尔盯着他的眼睛说。
“好吧，就算是吧。”劳尔耸耸肩，“总要有人作个决定，难道不是么?”
我们的社会从拿市场经济做工具，变成被市场价值所操控
桑德尔今年59岁。面对自己所经历的“钱的时代”，他有很多问题想不明白：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发生了两次严重金融危机，为什么如此惨痛的遭遇都没有让人认真反思，市场本身究竟有什么问题?尤其是最近的一次，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几乎击垮了华尔街。当公司纷纷宣布破产，每天都能看到穿着白色衬衫的年轻人抱着一大纸盒东西从摩天大厦里走出来，他们失业了，金融危机甚至让他们倾家荡产。
曾领导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长达18年的艾伦·格林斯潘不得不公开表示，他对自由市场的信心陷入“震惊的怀疑之中”。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封面上画了一本陷入泥潭的经济学课本，标题写着“经济哪儿出错了”?可是，桑德尔发现，即便是面对这样切身的损失，大多数人也只是对着电视抱怨两句。当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在电视节目中说，“正是金融机构不良操作和人性贪婪，造成了如今的恶果”，他们就跟着嚷嚷两句，批评金融机构贪婪，批评政府监管不力。
“然而，在过去30年里最致命的改变并不仅仅是贪婪的蔓延，而是市场以及市场价值的扩张，市场思维侵入了许多它们本不该存在的领域。”桑德尔争辩道。
在他看来，金融危机并没有激发人们对于市场的彻底反思，反倒是引起对政府的大规模不满。2011年9月，示威者带着帐篷，举着大字标语，脸上涂着颜料或是戴着面具，聚集在纽约曼哈顿，在曾经金融精英来往的路上喊着抗议口号，试图“占领华尔街”。
“只有抗议的声音，关于市场的公开讨论却迟迟没有到来。”在圣保罗大教堂，桑德尔一字一顿地说道，“我们的公共舆论体系空洞、浅薄，正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道德真空、缺乏有效公共讨论的时代里，才让金钱钻了空子，占了上风。”说这话的时候，坐在桑德尔身边的主持人盯着他，抬手几次想要打断他。按这位性格温和的教授平日里的习惯，他会停下来，谦让地请女主持人讲话，但这一次他却坚持继续争辩。
“我们的社会从拿市场经济做工具，变成被市场价值所操控。市场填补了公共舆论的真空，它提供了一种看似有意义的方式来界定事物的价值，而事实上，它往往会加重这种公共舆论的空洞性。”他就像是严厉的老师在斥责学生一样，严肃地说，“我们需要每一个人不止是抱怨两句，叹息自己运气不好，而应该认真反思，严肃地辩论。”
他说的跟我没啥关系，我学经济，他讲社会公正什么的
在圣保罗大教堂的辩论即将结束的时候，现任英国独立监督委员会主席的彼特·塞尔比站起身说：“桑德尔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教授，但是我对他的新书有一点担忧，它让你有种错觉，仿佛厘清思想就能够改变行为，但事实上，往往是行为影响着思想。我很怕今天的讨论让大家心安理得地认为问题已经解决，却没有实际行动。”
这种担忧恐怕已经成真了。虽然被桑德尔极富感染力的演讲折服，一位在英国主修经济学的中国学生在回国后回忆起当天参与讨论的情形，却如同重述看过的电影一样，仿佛在讲另一个世界的故事：“哦，那个教授挺能说的，但他说的跟我没啥关系，我学经济，他讲社会公正什么的。”
作为桑德尔的学生，斯黛芬尼也有类似的担忧。“我们总是要在碰上新一轮的经济危机时，才会想起来市场并不可靠，可一旦风波过去，我们像是把这些事情忘得一干二净。”
“你当然可以说，市场将会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胸前挂着十字架的彼特扶了扶眼镜，“但是首先你要意识到，正是市场本身产生了这些问题。”
不过，桑德尔本人却充满信心地认为：“只要构建起坚实的公共讨论机制，我们不仅可以决定市场在社会中的定位，还能在以后更多的社会事务上加强公共辩论。”
尽管总在努力说服人们严肃反思这个“钱的时代”，但是“有钱就能买”这件事，还是在桑德尔身边继续着。朋友家的孩子也曾给他寄来过一张写着“谢谢你”的纸条，当然，这是那个朋友花了1美元“买”来的礼貌教育成果。
“不过我光看笔迹就知道，这个‘谢谢你’写得很不情愿，像是受着某样东西的胁迫。”桑德尔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