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人会否认德国人在总体上是勤勉而守纪律的,认真和干劲都达到无情的程度,对于他们所执行的任务是忠诚和专心致志的;他们有一种强烈的纪律与责任心,而且严格服从当局;他们在遇到身体上的危险时,时常表现出自我牺牲的决心和大无畏的精神。
所有这一切把德国人造就成完成指派任务的有效工具,并且,在旧的普鲁士邦和普鲁士大统治的新的帝国中,他们就是这样被细心地培养起来的。
人们时常认为“典型的德国人”所缺少的个人主义美德是,宽容和尊重其他的个人和他们的意见,独立精神,正直的性格和维护自己的意见而不为上级所左右的那种意愿,德国人也常常意识到自己缺乏这一点,并把这叫做“刚直不阿”;还有对于弱者和衰老者的体恤,和只是个人自由的古老传统才创造出来的对权力的极度鄙视与憎恨。
他们似乎还缺少大多数很细小的、但很重要的品质,就是在一个自由社会里会促进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的那些品质:和蔼和幽默感,个人谦逊,尊重别人的隐私和对邻人的善意怀有信任。
在以上这些言论之后,我们再说,这些个人主义的美德同时也是重大的社会美德,便不会使人惊奇了,这些美德减少社会交往中的磨擦,使从上至下的控制更无必要而同时又使这种控制更难实现。
哪里存在着一个凌驾一切的共同目标,哪里就没有任何一般的道德或规则的容身之地。
在战时,我们自己曾在有限的限度内亲身经历过这一点。
但在英国,就是战争和极大的危险也只是造成在一定程度上近似于极权主义的局面,几乎不会为了一个单独的目的而将其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搁置一旁而不顾。
但当几个特定目标支配着整个社会的时候,不可避免的就有下面的情况发生,残酷有时可以变成责任,违反我们的情感的行为,例如枪毙人质、杀害老弱等,竟被看成仅仅是权宜之计;强迫迁移数万人口竟成为差不多除了受害人以外每个人都赞成的一种政策措施;或者像“征募妇女以作传宗接代之用”之类的建议也会受到认真考虑。
在集体主义者眼中,总是有一个上述行为为之服务的重大目标,并且,照他看来,这一目标使这些行为具有合理性,因为对一个社会的共同目标的追求,可以无限制地忽略任何个人的任何权利和价值。
一切宣传都为同一目标服务,所有宣传工具都被协调起来朝着一个方向影响个人,并造成了特有的全体人民的思想“一体化”。
……如果所有时事新闻的来源都被唯一一个控制者所有效地掌握,那就不再是一个仅仅说服人民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灵巧的宣传家于是就有力量照自己的选择来塑造人们的思想趋向,而且,连最明智的和最独立的人民也不能完全逃脱这种影响,如果他们被长期地和其它一切信息来源隔绝的话。
对真理的无私探讨在极权主义制度里是不可能得到许可的,而对官方意见的辩护却成了唯一目标。
德国最有名的物理学家之一,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莱纳德用了《德国物理学四卷》这样一个书名来概括他的毕生事业。
斥责任何只为活动而活动,没有远大目标的人类行为,这是完全符合极权主义的整个精神的。
为科学而科学,为艺术而艺术,是同样为纳粹党徒、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和*******人所痛恨的。
每一个活动都必须有一个自觉的社会目标来证明它是正当的。
绝不能有任何自发的、没有领导的活动,因为它会产生不能预测的和计划为做规定的结果。
它会产生某种新的、在计划者的哲学里未曾梦想到的东西。
大多数人很少能够独立地思考,在大部分问题上,他们所接受的意见都是现成的意见,他们无论是生来具有还是受人哄骗而接受这套或那套信仰,都同样感到满意,这些都是真实的。
在任何社会里,思想的自由可能只对很少的人才有直接的意义。
……使精神自由对知识的进步起主要推动作用的根本之点,不在于每个人都有能力思考或写点什么,而在于任何人对任何事由或意见都可以争论。
只要异议不受到禁止,就始终会有人对支配着他们同时代人的意见有所疑问,并且提出新的意见来接受辩论和宣传的考验。
使思想获得生命的,是具有不同知识和不同见解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
理性的成长就是一个以这种差异的存在为基础的社会过程。
这种成长的本质,就是它的结果难以预测,并且我们不能知道哪些意见有助于这种成长和哪些意见不会有助于这种成长——总之,我们不能用我们目前持有的任何意见来支配这个成长而同时又限制它。
给思想的成长或者这一方面的普遍进步定出“计划”或进行“组织”,这种说法本身就是词语上的矛盾。
认为人的思想必须“自觉地”控制它自己的发展这种见解,是把个人理性,即单独能够“自觉地”控制一切的那个理性,同个人相互之间的过程,即产生理智的成长那个过程,混为一谈了。
如果我们试图对它加以控制,那我们只会阻碍它的发展,我们迟早一定会引起思想的停滞和理性的衰退。
私人垄断很少是完全的垄断,更难长时期地存在下去,或者私人垄断通常不能忽视潜在的竞争。
而国家的垄断则是一个受到国家保护的垄断——保护它不致受到潜在的竞争和有效批评。
目前那些大声地宣布他们已“一劳永逸地铲除那个疯狂的竞争制度”的劳工领袖们,正是在宣布个人自由的毁灭。
道德不仅必定是个人行为的现象,而且只能存在于一定范围之内。
在该范围内,个人有为自己作出决定的自由,而且被要求自愿牺牲个人利益来遵守一个道德规则。
在个人负责的范围以外,就既没有善,也没有恶,既没有机会获得道德评价,也没有机会通过为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事物牺牲个人欲望来表明个人的道德信念。
只有当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利害关系负责并且有牺牲它们自由时,我们的决定才有道德价值。
我们没有权利以他人的利益为代价来博取自己无私的美名,而我们要是在没有选择自由的情况下做到了无私,在道德上也不足以称道。
如果社会成员每做一件好事都是别人使他去做的话,他们是没有权利受到赞赏的。
正如弥尔顿所说的那样:“如果一个成年人所做的每一件好事或坏事,都是在薄施小惠、授意和强迫之下做下的,那么美德岂不徒有虚名?善行还值得什么赞美呢?持重、公正或自治还值得什么钦佩呢?”
在物质环境迫使我们要做出某种选择时有决定自己行动的自由,以及对依照自己良心安排自己的生活可以自行负责,这两者是道德观念能够赖以培育、道德价值在个人的自由决定中赖以逐日再造的唯一氛围。
不是对上级而是对自己良心的负责,不是用强力所威逼出来的责任心,这种决定在个人所重视的事物中应该为他们牺牲哪些事物的必要性,以及对自己所做决定的后果负责——这些才是任何名副其实的道德的实质。
诚然,那些现在较少得到尊重和守持的美德——独立,自力更生,甘愿担当风险,愿意顶住多数的意见而坚持自己的信仰,愿意和邻人自愿地合作——这些实质上都是个人主义社会据以运作的基础。
集体主义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代替这些美德,而且,在它把这些美德消灭之后,它所流下来的那个空白,除了要求个人服从并强迫个人去做集体认为是好的那些事情之外,没有任何其它东西可以填补。
英国人所持有的、在很大程度上比其他大多数民族——除了诸如瑞士和荷兰等少数几个较小的国家以外——守持得更好的这些美德,就是独立和自力更生,一个人的首创性和地方的自我负责,成功地依靠自愿的活动,不干涉邻人事务和宽容异端,尊重风俗习惯和传统,以及对权力和权威的适度怀疑。
要对理想和价值标准差异很大的人民的经济生活进行管理,就是要承担起一种使得一个人有必要使用强力的责任。
它等于僭越一种地位,处于这种地位的人,即使是最为心地善良的人,也不能不使他们被迫按照一种对某些受影响的人说来必定显得高度不道德的方式来行事。
让较贫困民族依靠自己的努力去建立他们的生活,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并让我们尽一切可能去帮助他们。
如果一个国际性的主管机构仅限于维持秩序并为人民能改善自己生活而创造条件,它就能够保持公正和对经济繁荣做出巨大贡献。
但是,如果由中央配给原料和配置市场,如果每一个自发行动都得由中央当局“同意”,如果没有中央当局的批准就什么事也不能做的话,中央当局就不可能保持公正,就不可能让人民按自己的意愿安居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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