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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自幼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1891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1898年，回京参加“戊戌变法”。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反对袁氏称帝，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参加反袁斗争。袁世凯死后，梁启超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同年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回国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
梁启超（任公）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极为独特而又杰出的风云人物。他既是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又是活跃的社会家，同时也是成就斐然的学者和学术大师。早年，梁氏的政治和学术著作一经发表，常常风行一时。诗人黄遵宪曾称梁氏文章“惊心动魄，一字千金”。
梁启超是个典型的“趣味主义者”，他说的每一句话，几乎都是一针见血，耐人寻味。他曾经打过一个生动的比喻：“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元素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仅有个0了。”更有趣的是他留给儿女们的自画像：“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初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至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
梁启超手书李商隐《无题》
梁启超认为，“凡属趣味，我一概都承认它是好的”，但趣味的标准不在道德观念，而必须是“以趣味始，以趣味终”，“劳作、游戏、艺术、学问”都符合趣味主义的条件，赌钱、吃酒、做官之类则非。就他的标准而言，麻将显然也是种“趣味”的游戏。因此可以说，梁启超提倡的是趣味主义的人生观。
梁启超在清华讲学时，曾经说过这样一句名言:“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可见，打牌（即麻将）对梁启超的诱惑之大。据说，梁启超的很多社论文章都是在麻将桌上口授而成的。1919年，梁启超从欧洲回国，有一次，几个学术界的朋友约他去讲演，他却说:“你们订的时间我恰好有四人功课。”原来，梁启超是约好了麻将局。
梁启超 晚年主要致力于讲学。他曾说，儒家道术千言万语，各种法门，最后归结为“内圣外王”，“即专注重如何修养健全人格。人格锻炼到精纯，便是内圣。人格扩大到普遍，便是外王”。
1914年，梁启超因喜欢清华幽静的环境而住在工字厅西客厅，取名“还读轩”，并在那里完成了《欧洲战役史论》一书的写作。
1914年11月5日，梁启超来到清华大学，在同方部以《君子》为题演讲。他勉励清华学子树立远大理想，培养健全人格，要做“真君子”。他说：“乾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推本乎此，君子之条件庶几近之矣。”又说：“乾象言：‘君子自励犹天之运行不息，不得有一暴十寒之弊。’坤象言：‘君子接物，度量宽厚，犹大地之博，无所不载。’”他希望：“清华学子，荟中西之鸿儒，集四方之俊秀，为师为友，相蹉相磨，他年遨游海外，吸收新文明，改良我社会，促进我政治，所谓君子人者，非清华学子，行将焉属？”他还对清华学子寄予厚望：“崇德修学，勉为君子，异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砥柱。”梁启超的字字箴言，后来便成了永远镌刻在清华人心中的信条，也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梁启超行楷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一句中，“天行”指天的运行或天运行之规律，“健”即刚健不屈。意为：天的运行不受人世的兴衰治乱的影响，按自身的规律，永恒不止地前进。因此，将刚健视为天的高尚品格。《易传?乾文言》盛赞这种品格：“大哉乾乎，刚健中正。”天具有刚健的高尚品格，因此企盼人效法天，刚健不已，自强不息，胜而不骄，败而不馁，不因艰难而阻，不因险境所挡，一往无前，努力进取，永无止境。
在清华的日子里，梁启超与学生们朝夕相处，“感情既深且厚”，“觉无限愉快”。自1920年12月开始，梁开始在清华以《国学小史》为总题系统讲学，并于1922年2月正式受聘为清华学校的讲师。1925年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当时，著名作家梁实秋还在清华念书。他听过大师梁启超的一次演讲，印象十分深刻。梁实秋回忆说：“他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他的极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话，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然后，开讲中国古代韵文的美学价值与艺术特色，说到兴奋处，不禁手舞足蹈。在场的听众，包括梁实秋在内，也都随之如痴如醉。
像梁启超这样的国学大师，在学术上一言九鼎，语出惊人，可是在婚姻生活中也有驾驭不了的时候。
梁启超的原配夫人叫李蕙仙，是梁启超乡试主考官李端棻的堂妹。李蕙仙比梁启超大几岁，出身富贵人家，个性豪爽泼辣。婚后，梁启超处处容忍、谦让她，因此落得个“惧内”的名声。
这事还得从头说起。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1899年底，梁启超应康有为之请，赴美国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一日，檀香山一位加入保皇派的侨商设家宴招待梁启超，引来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纠葛。
梁启超进入何家大院，出迎的除主人外还有一年轻女子。她是侨商的女儿，叫何蕙珍，芳龄二十，从小接受西方教育，16岁便任学校教师，于今已有4年，英文极好，因今天有西洋人参加宴会，由她做梁启超的翻译。
启超夫妇和孩子们 宾主落座，何蕙珍便挨着梁启超坐下，不时有一股淡香飘入梁启超的心腑。多年来，除了妻子李氏外，他还没有与一个女子这样接近过。席间，何小姐颇为活跃，她广博的学识，不凡的谈吐，尤其是她对梁启超著述的熟稔，使在座者大感意外。整个宴会仿佛成了何小姐与梁启超的对语，而他们两人，也如相知多年的忘年交一般。
席将罢，何小姐又将她在报上替梁启超辩护的文章原稿拿来给他看，并说：“这是我代先生笔战起草的英文中译稿，请先生惠存并予指教。”接过何小姐的手稿，梁启超吃了一惊，他多日的疑惑顿时冰释。原来，梁启超刚到檀香山时，到处奔走演说。清廷驻檀香山领事馆买通了一家当地的英文报纸，不断写文章攻击梁启超。梁启超心中不服，苦于不懂英文，不能回击，只好置之不理。
不料此后不久，竟出现一桩怪事，另一家英文报纸上连载为梁启超辩护的文章，文字清丽，论说精辟。显然，作者对梁启超的经历和著述了如指掌，但文章未署作者姓名。今日真相终于大白，原来那些为自己辩护的文章，竟都出自眼前这位华侨小姐之手。临别时，何蕙珍含情脉脉言道：“我十分敬爱梁先生，今生或不能相遇，愿期诸来生，但得先生赐一小像，即遂心愿。”
数日后梁启超践约将照片赠与何小姐，何小姐亦投桃报李，回赠亲手织绣的两把精美小扇。梁此时已坠入情网，几近痴迷。
不久，一位好友前来拜访梁启超，婉劝梁娶一懂英文的女子做夫人，说这样会给他的事业带来极大的帮助。梁启超沉思片刻，随即言道：“我知道你说的是谁。我敬她爱她，也特别思念她，但是梁某已有妻子，昔时我曾与谭嗣同君创办‘一夫一妻世界会’，我不能自食其言；再说我一颗头颅早已被清廷悬以十万之赏，连妻子都聚少散多，怎么能再去连累人家一个好女子呢﹖”
又过了数日，何小姐的英文教师宴请梁启超。席间见到何蕙珍，梁启超心情极为复杂，不敢触及敏感话题。倒是何蕙珍落落大方，谈吐自如。分手之时，何小姐说：“先生他日维新成功后，不要忘了小妹。但有创立女学堂之事，请来电召我，我必来。我之心惟有先生。”
梁启超扇面
世上难道还有比这更直接的表白吗﹖梁启超心醉了。他不忍再呆下去，轻轻说了声“珍重”，便连忙离去，其情景有如逃奔。
他在理智上克制了自己，但内心深处的感情却不能自欺。这期间，他陆续写了24首情诗，以记述对何蕙珍的赞美、思念和无奈之情，把对何蕙珍的深深爱慕融入诗篇之中，其中有一首这样写道：
颇愧年来负盛名，天涯到处有逢迎；
识荆说项寻常事，第一知己总让卿。
梁启超不愿把这件事绕开自己的结发妻子。他在1900年5月24日的一封家书中，把檀岛奇遇说与李蕙仙知。在信中，他煞费苦心地讲述着对何蕙珍的态度，表示自己忍痛做出“万万有所不可”的决定。李蕙仙读了梁启超的信，自然气恼，她给梁启超写了一封回信，大意是说：你不是女子，大可不必从一而终，如果真的喜欢何蕙珍，我准备禀告父亲大人为你做主，成全你们；如真的像你来信中所说的，就把它放在一边，不要挂在心上，保重身体要紧。
李蕙仙要把问题交给梁启超的父亲梁宝瑛去处理，因为她知道梁父是决不会同意他娶小的。夫人此举让梁启超着了慌，他急忙复信，求妻子手下留情，并再三向夫人表白，对何蕙珍已“一言决绝，以妹视之”。信中说：
此事安可以禀堂上﹖卿必累我挨骂矣；即不挨骂，亦累老人生气。若未寄禀，请以后勿再提及可也。前信所言不过感彼诚心，余情缱绻，故为卿絮述，以一吐胸中之结耳。以理以势论之，岂能有此妄想。吾之此身，为众人所仰望，一举一动，报章登之，街巷传之，今日所为何来﹖君父在忧危，家国在患难，今为公事游历，而无端牵涉儿女之事，天下之人岂能谅我……任公血性男子，岂真太上忘情者哉。其于蕙珍，亦发乎情，止乎礼义而已。
梁启超最终以理智锁住情感，结束了这场苦恋。促使他做出这种选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内形势急剧恶化，斗争十分残酷，他已没有时间沉溺于儿女私情。
梁启超隶书
后来，在梁启超任民国司法总长时，何蕙珍又从檀岛来北京，欲与之结秦晋之好。但梁启超只在总长的客厅里招待何蕙珍，她只好怏怏而返。李惠仙病逝后，何蕙珍也从檀岛赶来，但梁启超仍然婉辞。
梁启超的这一做法，对何蕙珍来说似乎有点薄情，以至何蕙珍的表姐夫、《京报》编辑梁秋水也责备梁启超“连一顿饭也不留她吃”。
李蕙仙与梁启超结婚时，还带来了两名丫环，一个叫阿好，一个叫王来喜，王来喜即王桂荃。阿好脾性不好，又不听使唤，不久便被梁家赶出了家门。而王桂荃则聪明勤快，深得梁氏夫妇的喜欢，家中事务甚至财政都由她掌管。1903年她成为梁启超的侧室。
对于这桩婚事，大概是考虑到有悖一夫一妻制的主张，梁启超从不张扬，尽量讳避。他在信中提到王桂荃时，多称“王姑娘”、“三姨”或“来喜”。只是在1924年，李蕙仙病重，王桂荃又怀上小儿子思礼，适值临产时，梁启超在写给好友蹇季常的信中，首用“小妾”之称。
但是，梁启超所有的孩子对王桂荃的感情都非常深，他们管李惠仙叫妈，管王桂荃叫娘。
梁思成后来回忆他小时候的一件事时说，有一次他考试成绩不好，李蕙仙气急了，用绑了铁丝的鸡毛掸子抽他。王桂荃吓坏了，她一把把梁思成搂到怀里，用身子护着他。当时李蕙仙还在火头上，收不住手，鸡毛掸子一下下地抽在了王桂荃的身上。事情过后，王桂荃拉住梁思成，用很温和、很朴素的话教育他，让他好好读书。
在复杂的政治激流中，梁启超的思想经历了巨大的转变，他头脑中描绘的政治蓝图也由君主立宪制完全转变为民主共和制。1915年袁世凯复辟后，他又站出来反对帝制。梁启超始终追随着时代的步伐，肩负起天下兴亡的重任。而使他始终无后顾之忧的，则是在他背后默默支持他的两位夫人。在李惠仙、梁启超去世后，留给了王桂荃9个孩子。
梁启超楷书
在这之后的岁月里，王桂荃一人照顾全家上下，梁家的孩子们从王桂荃的身上学得了更多的勤奋。梁氏的9个子女多从事科学工作，并涌现出三位院士：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在1948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首届院士，航天专家梁思礼1993年也当选为中科院院士。
1968年，85岁的王桂荃，在“文化大革命”中与孩子们四散分离，最后在一间阴暗的小屋中与世长辞。她是中国寻常女性的缩影，但她又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女人。
“文革”后，梁家的子女们，在梁启超与李惠仙的合葬墓旁种下了一棵母亲树，立碑纪念这位培育了数名栋梁之材的平凡母亲。
1923年后，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得病多年，家人屡劝就医，总嫌“费事”。直到1926年初，尿毒症加剧，小便中时常带血，才去协和医院治疗。协和当时是中国最好的西医医院，却在梁启超身上进行了一次失败的手术。最初的检查中，医生发现其右肾有一黑点，诊断为瘤，遂以手术割除，但仍未好转。之后才发现，手术割掉的是健康的左肾，这是导致梁启超早逝的最重要原因。
手术失败后，舆论一片哗然，反对西医的声音越来越大。梁启超写了一篇题为《我的病与协和医院》的文章，详述了自己手术的经过，公开为协和医院和西医辩护：“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沒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
1929年1月29日，梁启超在协和医院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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