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月4日是立春。“立春，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立”是开始的意思，“立春”就是春天的开始。民俗学家说，一年分为春、夏、秋、冬四时，相传始于神农。春即“蠢”，万物到此而出生;夏即“假”，万物假此而生长;秋即“就”，万物因此而成熟;冬即“终”，万物至此而终成。在二十四节气中，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被称为“四立”，各自作为起始之日，开启着春、夏、秋、冬的季节故事。
对于节气，中国人当然并不陌生，因为这是融入民族血脉的文化传承，然而如今又有多少人能准确说出二十四节气的名称，并能了解其中的丰富内涵?“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 冬雪雪冬小大寒。”二十四节气是我国古人在长期的农耕实践中创设的，战国后期成书的《吕氏春秋》中就有了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这8个节气名称;到秦汉年间，二十四节气已经完全确立，在《淮南子·天文训》中即可见其名称，汉武帝时制定的《太初历》正式把二十四节气编入历法。作为传统历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二十四节气根据太阳在黄道(即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轨道)上的位置来划分，能反映季节的变化，指导农事活动，影响着千家万户的衣食住行;同时，二十四节气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讲述气象变化的同时，也在讲述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更是在讲述人类生存的基本法则。人们总是在时间的交替中生活，随着季节的变化而改变着，因此，了解二十四节气知识，对于传承中华文化、服务百姓生活无疑有着重要意义。
2006年，“农历二十四节气”作为民俗项目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与二十四节气相关的“九华立春祭”“班春劝农”“石阡说春”等民俗项目也相继被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为此，在这个“东风解冻”的日子，我们邀请相关专家学者从历法、农耕、民俗、文学等方面对二十四节气做一个简略的解读，在之后的一年里，我们也将在每个节气来临之际与读者相约，共同走进流转的时光，感受万物的变化和生命的价值。
立春——一个充满想象的日子立春，是一年之始。立春之后，白昼开始逐渐变长，气温升高，降雨增多，大自然仿佛从休眠的冬天回过神来，伸一下懒腰，打一个哈欠，就要开始新一轮的创造了。立春并不是春天本身，寒冷的冬季，还将在这里与春天展开一场拉锯战。所以，立春更像是春天的序曲，它的象征意义在于：一个变动的、新生的、富有无限可能的季节就要到来。
【物候】
古人将立春的15天分为三候：“一候东风解冻；二候蛰虫始振；三候鱼陟负冰。”意思是说，立春后第一个五日，东风送暖，大地开始解冻；第二个五日，蛰居的虫类慢慢在洞中苏醒；第三个五日，河里的冰开始融化，鱼到水面上游动，此时水面上还有没完全消融的碎冰片，如同被鱼背负着一般漂浮在水面上。现代人总叹春天的短暂，而古人对于自然的洞察却如此细微。
【花信】
“风有信，花不误，岁岁如此，永不相负。”每年冬去春来，从小寒到谷雨的8个节气二十四候里，每候都有某种花卉绽蕾开放，带来开花音讯的风候。立春到来时“春之使者”迎春花率先开放，樱桃、望春紧随其后。
【民俗】
报春，现在在一些地区的农村仍保留着这种古老的习俗。即由一个人手敲着小锣鼓，唱着迎春的赞词，挨家挨户送上一张春牛图。这张红纸印的春牛图，被称为“春帖子”。送春牛图，其意在提醒人们要抓紧农时，莫误大好春光。
【禁忌】
由于立春这天寄托着人们的希望，在民间有一些特殊的禁忌，比如：在立春的时辰不可以躺着，因为这天是阳气开始起步、起升的时刻，应该站立或者坐着迎接美好的时刻。这一天不要有口舌之争，应该和和气气，欢度节日。立春之日不看病，如果看病就意味着一年都没有好运气。立春之日不理发、不搬迁。
【赏鉴】
祝英台近·除夜立春
吴文英（南宋）
剪红情，裁绿意，花信上钗股。残日东风，不放岁华去。有人添烛西窗，不眠侵晓，笑声转、新年莺语。旧尊俎，玉纤曾擘黄柑，柔香系幽素。归梦湖边，还迷镜中路。可怜千点吴霜，寒销不尽，又相对、落梅如雨。
这首词是作者有感于除夕立春在同一天而作，上阕描写的是寻常人家喜迎立春和除夕守岁的情景；下阕写作者客居异乡的孤寂和凄苦，只能在“归梦湖边，还迷镜中路”追忆过去的美好生活。
【养生】
一不“酸”：春天肝阳上亢，易导致肝气过旺，所以饮食应“省酸增甘”，宜食辛甘发散之品，如山药、韭菜等；不宜食酸收之味，如羊肉、虾、螃蟹等。
二不“静”：春天自然界阳气开始升发，人体应该借助这一自然特点，重点养阳，养阳的关键在于“动”，切忌“静”。这就要求我们要多参加室外活动，克服倦懒思眠状态，使自己的精神情志与大自然相适应。
三不“怒”：春属木，与肝相应。肝的生理特点主疏泄，恶抑郁而喜调达。在春季精神养生方面，要力戒暴怒，更忌情怀忧郁，做到心胸开阔，乐观向上。
四不“露”：春季气候变化较大，天气乍寒乍暖，由于人体腠理开始变得疏松，对寒邪的抵抗能力有所减弱，所以，初春时节不宜过快减少衣着，露出身体。《千金要方》主张春时衣着宜“下厚上薄”。（本报记者王学思整理）
节气与历法：时间如风，星移斗转萧耐园
二十四节气是我国古代历法的独特创造。世界文明古国，在天文学上都曾取得相当高的成就，但是仅有中国除认识到太阳周年视运动到达的4个特殊点：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之外，还确定了其他20个节气。历史上，随着中外文化的交流，二十四节气还相继流传到了日本、朝鲜和一些东南亚国家，在这些国家中也产生了很积极的作用。
时间如风，星移斗转。几千年来，历法中节气的设置不仅对我国农牧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同时围绕节气也产生了许多民间节日和民俗活动，体现了我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
我国的传统历法是阴阳历，即把阴历和阳历相结合形成的一种历法。单纯的阴历以反映月亮盈亏变化周期的朔望月为时间长度的基准。一朔望月的平均长度为29.53059日。阴历中历月分为大月和小月两种，大月30日，小月29日，一历年12个月的长度大约为354日至355日。然而，如纯粹使用阴历则将与四季变迁的步调不匹配，因为四季变化的周期是一回归年，它等于365.24219日。为了克服这一缺陷，古人想出了置闰的办法，即通过在若干年内加入一个闰月，使这一年（闰年）的历年长度增加为383日至385日，于是在若干年内的历年平均长度就接近于一个回归年。因此，现在每年农历的正月初一只是在公历的1月下旬和2月的上、中旬之间来回移动。古今中外普遍使用的方法是在19年中加7个闰月。我国最迟在战国时期就已确定了这样的置闰法则。
设置闰月使阴历与阳历结合起来了。也就是说，阴阳历中加入闰月是“阳”的成分。甲骨文显示，我国至迟在殷商时代就采用了这个方法，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农历。可是即便这样，由于具体的历年长度毕竟与回归年不符，因而历法上的月和日与农业生产的节令无法形成确切的对应关系。为了克服这个问题，中国古代独创了二十四节气。可以说，二十四节气是我国传统历法中又一种“阳”的成分。
我们知道，地球自转一周是1日；地球围绕太阳公转一周是1年，24个节气就是表示地球运动在公转轨道上24个不同的位置。一个节气，首先是指地球在绕太阳的轨道上到达这一位置的瞬间；其次，它又指包含这个瞬间的一日。所以，二十四节气与公历的日期有基本固定的对应性。
二十四节气是我国传统历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汉初年淮南王刘安偕其门人编撰的《淮南子·天文训》（公元前140年左右）中，有完整的二十四节气记载，其名称和顺序都同现今通行的基本一致。二十四节气的名称是根据地球在公转轨道上位置所反映的寒暑变化并结合相应的气象条件和自然现象（即物候）来命名的。其中春分、夏至、秋分、冬至，是季节的转折点。在北半球，一年之内，春、秋分日昼夜等长，夏至日白昼最长，而冬至日则白昼最短。
古人不知道地球环绕太阳运行，但是他们早就察觉了太阳在天空中相对于不动的恒星背景在移动，并定出了太阳在天空移动的轨道，把它称为黄道。在某一节气，太阳到达黄道上的一个确定的点。所以节气的安排取决于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我国古代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天体位置计量体系。古人把天赤道与黄道之间的恒星组合成二十八宿，每一宿中确定一颗星，称为距星。它们本身的坐标经过精密的测定，被作为计量其他天体坐标的基准。只要确定了某一天体（例如太阳）与一个距星在赤道上或黄道上的相对距离（称为赤道宿度或黄道宿度），就能确定这个天体的位置。我国最迟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一年12个月太阳所在赤道宿度的完整记述。
最初的二十四节气是把一回归年的日数等分成24份，例如在汉代人们认定冬至在赤道斗宿21度，我国古代把全天分成365度，自此每经一节气加一个平均值365/24=15度，即为各节气太阳所在的赤道宿度值。这相当于从冬至以后每隔15.218日，为一个新的节气。这种平均安排节气的方法称为平气。后世对于冬至的赤道宿度通过实测不断有所改正，但一旦冬至的赤道宿度确定，以后的各节气便由平均值累加而定。这种方式直到清代才有所改变。
西汉汉武帝元封七年（公元前104年）颁布了新制定的《太初历》，并宣布这一年为太初元年。首次把二十四节气完整地引进历法。《太初历》用的是平气法：从冬至开始，等间隔地依次相间安排各个节气；每月有一个节气，一个中气，如立春为正月节气，雨水为正月中气。由于两个节气之间的时间大于一个朔望月的时间，所以可能出现一个月内只有一个节气或一个中气的情况。因而《太初历》规定节气可以在上月的下半月或本月的上半月出现，而中气一定要在本月出现。如果遇到没有中气的月份，则定为上月的闰月。于是，从闰月以后的这月开始，将一直保持每月有一个节气、一个中气，直到两年多以后再一次置闰。这种置闰原则一直沿用至今。
北齐张子信经20余年的精心观测与潜心研究，在公元570年前后发现了太阳在天空中周年视运动的不均匀现象。地球在冬至后不久过近日点，在夏至后不久过远日点。过近日点时运行速度最快，在冬至前后两个节气间的日期差要短于平均值，只有14天多，之后逐渐减慢；直至到达远日点运行速度最慢，夏至前后两个节气间的日期差近16天，之后逐渐加快，所以他发现了各个节气之间的时间间隔是不等长的。
隋仁寿四年（公元604年），刘焯在他编制的《皇极历》中根据这种不均匀现象对二十四节气的推算提出改革。他把太阳运动的轨道——黄道等分成24份，太阳移行到每一等分点时就是每一节气的时刻，此法称为定气。他把太阳的运动看做等加速、等减速运动，用时间的二次函数拟合太阳运动。刘焯创立了二次差内插算法，并用这种算法计算太阳位置和定气时刻。
元朝初年，郭守敬和王恂等人编制了《授时历》。他们认为前人对于太阳运动的认识比较粗疏，太阳运行的度数不是时间的二次函数，而是三次函数，以三次差内插算法应用于太阳运行的计算。此外，郭守敬还创制了许多出色的天文仪器，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留存至今的登封测景（即“影”）台。郭守敬通过实测获得了许多精确的数据。《授时历》所采用的一些数据在当时几乎是最精确、最先进的。因此，《授时历》也成为我国历史上施行最久的历法，历时364年。
（作者系南京大学天文系教授、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客座研究员）
节气与农业：不知四时，失国之基张 苏 曹幸穗
在原始农业时期，农业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下，基本上都是“靠天吃饭”，因此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把“不违农时”列为农业生产的首要大事。不仅如此，不知四时，失国之基，就连国家政治生活、封建帝王执政，也都要依时而动，这样才能证明其统治的合法性。在中华文明早期，黄河流域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农业生产的中心。因此，二十四节气也主要是以黄河中下游的气候、物候以及农业生产为依据建立起来的。
节气与农业的关系
从二十四节气的名称上即可看出古人对于农业环境变化的关切，看出节气与农业的关系。对于农业种植而言，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水分旱涝和温度寒暑，因此，以此命名的节气出现最多。
黄河流域一般多见春旱，因此在春季之中，先后出现了雨水、谷雨的节气，体现了春耕春种时节，人们对于春雨的企盼。而到了初夏，黄河流域进入雨季，反过来需要进行防洪防涝的水利工程，于是在立夏之后，安排了一个带有警示性质的小满，意思是此时河湖陂塘开始涨水，出现“小满”了，要注意加固堤坝，防止大满时发生洪涝灾害。因此，农谚说：“小满小满，固堤厚坝忙到晚。”夏秋之际，天多暑热，出现三暑（小、大暑和处暑）并连的节气。此时要做好防暑保墒、培肥苗稼的田间工作。进入秋季，影响农业生产的关键因素是气温降低，因此节气的命名出现白露、寒露、霜降等反映低温的节气，提醒人们注意秋季作物的管理，防止冻害减产。秋天之后，“冬雪雪冬小大寒”6个节气都与冬寒有关，这时田间的农作物已经收获冬藏，需要注意的是耕牛家畜的防寒保暖，备足饲粮草料，确保年年“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由此可知，二十四节气是名副其实的“农历”，是中华农耕文化的重要遗产。
农业生产既要遵循严格的季节，又要适合特定的地区，要做到因时、因地、因物而异。我国地域辽阔，南北各地的物候表象和农业活动差别很大。二十四节气成为古代的官颁“皇历”以后，各个地区都根据当地的农业物种和生产季节做了相应的调整。例如，立春之后跟着是雨水，这在“春雨贵如油”的黄河流域意味着开始新的一年的农耕活动，要准备春种了，但是在北方的黑龙江流域雨水时节还是冰天雪地的隆冬；而在海南岛，一年三熟的冬稻正在抽穗扬花，它与春种的“雨水”相去更远了，因此有“小雪收晚稻，大雪栽冬麦”的农谚。
在历史长河中，二十四节气经过不断地传承和发展，又从黄河流域扩展到广阔的华夏大地，各个地区和各族人民对二十四节气做了地域性的季节安排，制定出符合当地气候和物产需要的“农事历”，从而使二十四节气具有了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具有了放之四海而皆得其宜的广泛适应性，为中华农耕文明的发展和积累，作出了重要贡献。
劝农籍田
我国古时以“春为岁首”，立春是开年元日。这一天，不论地处南北，时临寒暑，举国上下都要举行隆重而庄严的“祭春”活动。在京城，皇帝和皇后要携领文武百官到先农坛举行“皇帝亲耕、皇后亲蚕”的仪式，以示国家重农爱民，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在州府都邑也要举办各种春祭庙会活动，布达朝廷旨喻，传播农桑新法。根据《周礼·地官司徒》的记载，当时专门设置了“司稼”的职官，负责巡视全国农田的庄稼，辨别出各种谷物的种类，了解它们的名称，以及所适宜种植的土地。每年都在春祭庙会时，农官司稼就把收集到的嘉种植株悬挂在都邑的城门上，让老百姓观摩效法。这样的春祭庙会类似于今天的农业推广会和良种展示会，对于发展农业生产具有很好的示范和宣传效果。
敬授农时
前面说到，二十四节气是以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气候和农事特点来制定的，其他地区只能以此作为参考的时间制度。这里就要求各地州府根据辖地的实际情况来制定当地的“农事历”，以便百姓依历耕种，确保农业丰收。为了让百姓通晓明白，有时候还编成通俗的歌谣农谚，便于传唱传播。例如，关于农时节令的重要农谚有：打铁察火色，稼穑争季节；人误稼一时，稼误人一季。关于作物播种的季节，即使同样的作物，各地的播种时间都不相同。例如，在南方双季稻地区，就有“谷雨栽早秧，节气正相当”和“秋前插秧谷满仓，秋后插秧草盖房”的农谚。意思是，早稻栽秧必须在谷雨前完成，而晚稻栽秧则要在立秋前完成，过了立秋插下去的秧苗光长秸秆不结穗，只能收获稻草了。而在长江流域的单季稻地区，则有“过了芒种不种稻，过了夏至不栽田”的农谚，就是要求在芒种前播下稻种，在夏至前插完秧苗，这样才能获得好的收成。此外，还有一类授时农谚，是专门针对特定地区特定作物的。例如，华北地区有立秋摘花椒，白露打胡桃，霜降摘柿子，立冬打软枣；立秋忙打靛，处暑动刀镰；白露割谷子，秋分无生田，等等。这些谚语既是千百年来劳动人民的生产经验总结，也是维持传统农业传承发展的智慧源泉。
测天占候
在正常年份，每个节气的气候波动幅度不大。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有的年份或者有的节气会因为复杂的自然因素而发生剧烈波动，引发农业歉收甚至灾荒。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利用二十四节气的实践中逐渐观察到，当某些节气中出现异常的物候征兆时，常常就会引发后来更大的灾害天气发生。这些早期发现的物候异常就成为预报某种灾害的依据，形成了利用二十四节气进行“测天占候”的方法。有的占候谚语，即使在科学发达昌明的今天依然有着参考借鉴的价值。例如，“水淋春牛头，农夫百日愁”，这是指立春举行“打春牛”民俗仪式时下雨，则这年会发生春旱。有时候，同一个节气的同一种物候出现，在不同的地区会发生相反的灾害预警。例如，在陕西是“夏至加端阳，田里不打粮”，而在山东却变成了“夏至端午近，麦子满仓囤”，这是说，如果某年的夏至节和端午节日子相近，在陕西的预测结果是“田里不打粮”，而在山东的预测是“麦子满仓囤”，两地正好相反。总之，通过节气农谚作出的预警，可以使人们提前作出相应的防范，或者改变农田的种植方式，从而达到减灾防灾的目的。
有时候，利用二十四节气作出的预报，并不一定是灾害性的，只在作为一种天气物候的“中长期预报”，以便使人们能够提前作出相应的生产生活安排。它的作用类似今天的气象台的预报。在古代，这类预报有的是即时性的，说的是当天或当下的事情。如“清明钩钩云，一天落不停”，说的是清明节上午出现“钩钩云”这种云相，那么这天就会一直下雨。当然，对于天气观测，最有价值的还是“中长期”的预测预报。例如，“打雷惊蛰前，月半不见天”，这是黄河流域的天气预测农谚，如果惊蛰前出现雷雨，那么此后的一个半月都是阴雨天气。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实现了对天气和气候的中长期预报，二十四节气作为“农业历法”的功能正在逐渐退去，但是这并不影响二十四节气的传统知识、文化价值以及与此相关的民俗活动的传播和使用。二十四节气不仅指导农业生产活动，而且服务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传授天文、气象、物候的传统知识，继续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工作和行为习惯。因此可以说，中国的亿万人民都是二十四节气的传承人、使用人和受益人，也是二十四节气的始终不渝的实践者、推动者和创新者。正是由于二十四节气在中国人民心目中蕴藏着深厚的民族情感和悠久的历史记忆，它才能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川流不息、绵延至今。
（张苏系中国农业博物馆馆员，曹幸穗系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副理事长）
节气与民俗：文化时间，色彩斑斓萧 放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节气天时是一个个重要节点，围绕这些节点形成了一系列信仰仪式活动，人们通过仪式信仰的表达，取得了与天地的沟通，从而实现与社会人事和自然的协调。
二十四节气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时间体系，在其传承过程中，它已经发展成一种民族的文化时间，它是人们把握作物生长时间、观测动物活动规律、认识人的生命节律的一种文化技术。对人们而言，它具有生活节奏的提示与生活方式调节的指导意义，是一种关乎时间的生活情趣。传承二十四节气，不仅可以让人们自觉地尊重自然时间、尊重生命节律，更能够让人们从机械的钟表时间中解放出来，进而享受色彩斑斓的文化生活时间。
春
迎春与鞭春 立春，四季之首，是生命春天降临的标志，是农事耕种启动的重要时令。据《礼记·月令》，周天子在立春之前三天斋戒，立春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大夫，到东郊迎春。汉朝继承周制，在立春日，皇帝率大臣到东郊迎接春气，祭祀青帝勾芒。这天，人们穿青色的衣服，唱《青阳》之歌，舞《云翘》之舞。宋朝开始有鞭春习俗，当时北宋开封府，在立春前一天，“进春牛入禁中鞭春”。明代北京地方官员立春前一天，要在东直门外春场举行盛大的迎春、鞭春仪式。官员一律着红色衣服，簪花迎春，将春牛由春场迎入府内。清代立春日，有“进春”仪式，各省会府州县卫“遵制鞭春”。
“咬春”与清明茶 在大地回春之际，应食辛温食物，发散藏伏之气。所以古代的人们会制作春盘，也叫“五辛盘”，民间的五辛盘，一般盛葱、姜、蒜、韭菜、萝卜等，“取迎新之义”。五辛盘兴起于仙道信仰流行下重视养生护生的六朝时期，人们以5种辛辣之物，发五脏之气。萝卜也是立春的应节食品，明代北京人在立春这天无论身份贵贱都嚼萝卜，称为“咬春”。清明茶是饮食民俗中的佳品。饮茶的最好季节是春天，带露的明前茶是茶中珍品。“新火试新茶”曾是古代最流行的时尚。清明时节，无论家居还是出门在外的文人雅士，都以清明钻取的新火煮新茶。在天地澄净、春意醉人的时节，迎着拂面的温柔清风，擎起兔毫盏或白玉杯，那种心境和滋味，大约是品尝新茶最妙的境界。
夏
迎夏与度夏 立夏作为夏季的开始，自古受到人们的重视。周天子重视季节之首，在立夏前三天，负责天文历法的太史会亲自谒见天子说：“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于是斋戒。到立夏这天，天子亲率三公、九卿、大夫到南郊迎夏，回朝后，依从时气，颁行赏赐。在上古时代，人们的饮食起居要依从时令，夏季天子住在明堂南方的东室，穿着红色的衣服，佩戴赤玉，食用豆与鸡，出行使用朱红色的车马，打的自然也是赤色之旗。浙江一带有立夏上吴山的风俗，这天店铺、作坊都放假，三教九流纷纷上吴山游玩。夏至是气候转热的开始，夏至时节宜闭门静养，安然度夏。据宋代《文昌杂录》记载，夏至之日始，百官放假3天。辽朝夏至日妇女纷纷以彩扇、香囊相互馈送。彩扇能带来清风，香囊可以驱除汗臭，是两件特别实用的节令物品。
“健脚笋”与“夏至面” 夏天是高温潮湿的季节，为防止“疰夏”之疾，江南立夏饮“七家茶”，也称“立夏茶”。明人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中有载：“立夏之日，人家各烹新茶，配以诸色细果，馈送亲戚比邻，谓之七家茶。”浙江新昌人立夏日吃健脚笋，说这天食用鲜笋，会强健脚力。吃立夏蛋，也是民间立夏强身的风俗，俗谚“立夏吃蛋，石头都踩烂”。白居易在《和梦得夏至忆苏州呈卢宾客》诗云：“忆在苏州日，常谙夏至筵。棕香筒竹嫩，炙脆子鹅鲜。”这种夏至饮食在宋代发生了变化，京畿一带，夏至日要吃“百家饭”，以度过炎炎夏日。明清以来，民间夏至的食品是面条，俗有“冬至馄饨夏至面”之说。据清乾隆年间成书的《帝京岁时纪胜》说，当时北京人夏至日家家都吃冷淘面，各省到北京游历的人都说“京师的冷淘面爽口适宜，天下无比”。
秋
迎秋与秋色 在古代，朝廷要在立秋时举行盛大的迎秋仪式。立秋之日，周天子亲率三公、九卿、大夫到京城西郊迎接秋气。天子回朝之后会对有功的军人进行奖赏，并开始军事训练、整顿法制、征讨抗拒王命之人。为顺应秋天的服色要求，天子衣白衣，乘白色的大车，佩戴白玉，树立白色的旗帜，吃糜子与狗肉。这一季节，农人新收稻谷，进献给天子，天子尝新之前，先供给祖先。宋时立秋这天，宫内要把栽在盆里的梧桐移入殿内，等到立秋时辰一到，太史官便高声奏道：“秋来了。”奏毕，梧桐应声落下一两片叶子，以寓报秋之意。宋代有立秋戴楸叶民俗，人们在立秋日将楸叶剪成花样戴在头上，以迎节气。
“咬秋”与迎霜兔 立秋有“咬秋”民俗，人们在立秋这天要吃秋瓜、秋桃，以保健避疫。这也是古代《诗经》所说“七月食瓜”的遗意。《津门杂记》载：“立秋时食瓜，曰咬秋，可免腹泻。”清代北京人在立秋日阖家同食西瓜、茄脯，饮香薷汁，说这样秋后可免暑热痢疾之害。四川一些地区，在立秋时全家同饮一杯水，传说这样就能保证将积暑消除，不发生秋季腹泻。吞服赤小豆，也是过去立秋节日保健习俗。宋人《岁时广记》记载：“立秋日，以秋水吞赤小豆七粒，止赤白痢疾。”清代北方民间霜降期间会吃迎霜粽、迎霜兔。迎霜兔是野兔，明朝宫廷中结合重阳节，吃登高迎霜麻辣兔。
冬
迎冬与祭祖 古代帝王重视立冬，据《礼记·月令》记载，周天子从立冬开始入居玄堂左室，乘坐黑色的车子，驾黑马，竖黑旗，着黑色的衣服，佩戴玄玉，食用猪肉与黍米，总之一切以水色为尚。立冬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大夫到北郊迎冬。回转朝廷后，天子要“赏死事，恤孤寡”。后代帝王沿袭了立冬北郊迎气习俗。汉代开始庆贺冬至，六朝时代，称冬至为“亚岁”，媳妇给公婆进献鞋袜，给长辈祈寿。宋代官府冬至放假如同新年。明清江南吴越地区冬至仍然是民俗大节。冬至这天，士大夫家拜贺尊长，交相出谒；一般百姓，也必换一身新衣服，互相作揖祝贺，称为“拜冬”。清代的安徽、江西、湖南人在冬至节祭祀祖先，一般是合族聚会祠堂，祭祀历代祖先，然后宴饮。
“冬至盘”与藏冰 民间在立冬酿酒、腌菜、舂米，民间谚语：“立冬不起菜，必定要受害。”到了冬至，一些地区节俗的热闹场面甚至超过了新年，因此有“肥冬瘦年”的俗说。清代苏州人“最重冬至节”，冬至前一天，亲朋好友互相馈送节日食品，提篮担盒者满路，俗称“冬至盘”。苏州冬至的节令食品是冬至团，冬至团用糯米粉做成，中间包裹肉、菜、果、豌豆沙、萝卜丝等。大寒是一年四季最寒冷的时节，此时人们会取冰、藏冰，以备夏日降温之用。皇家有大型冰窖，明代北京的冰窖在安定门与崇文门外，现在北京西城地名还有冰窖胡同。明代藏冰的时间在腊八，先期将冰凿成方块，到腊八就藏于冰窖中，然后封固。清代大寒时节仍有藏冰的传统，江南苏州人在葑门外，按二十四节气建造了24个冰窖，严寒时特制冰块，贮存冰窖，以备夏日鱼类保鲜之用。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节气与诗词：春秋代序，辞以情发张 勃
二十四节气是我国古代对于时间的一种重要切分方式，与季节的转换以及气候、物候的变化紧密联系。因此，人们十分强调节气是指导农事活动的主要依据，然而二十四节气绝不仅仅关乎农业生产。试看一副对联的产生：传说明代江南有一位知府，一次到郊外游玩，恰逢一个农夫扶犁杖在道边出一上联求对：一犁耕破路边土，今日芒种。那位知府沉思片刻，便对出下联：双手捧住炉中火，明朝大寒。这是一个农民与一个官员的合作，不仅对仗工整，而且精妙地反映出节气不仅关乎生产，亦深系生活。
几千年来节气普遍存在和作用于社会生活和生产，以至围绕节气出现了民谚、民谣、对联、曲赋等多种文学艺术作品。诗词作为按照韵律要求，用凝练的语言、绵密的章法、充沛的情感以及丰富的意象高度集中表现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的文学样式，也与节气密切相关。因节气而写，为节气而写，写节气日之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的诗词为数众多，并不乏上乘之作。
状写物候，抒发时间与情感之变
每一个节气都有相应的气候和物候，比如雨水时“獭祭鱼，候雁北，草木萌动”，小暑时“温风至，蟋蟀居壁，鹰始挚”。 诗人的心灵无疑是敏感的，并有着更强的生命意识。在中国传统社会，风霜雨雪、草木荣枯、飞鸟去来，所有这些都会引起诗人的关注，他们通过描写气候物候来表现对于特定节气的感知。
气候物候不仅是时间的符号，更是诗人抒情言志的重要媒介。这在宋玉的《九辩》中已有很好的反映：“燕翩翩其辞归兮，蝉寂漠而无声；雁雍雍而南游兮，鹍鸡啁哳而悲鸣。独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时亹而过中兮，蹇淹留而无成。”在诗里，燕子和大雁的南飞、蝉的无声、鸡的悲鸣、蟋蟀的夜行等，都是标志秋天到来的物候，它们向人们昭示着一年的时间已经过了一半，也意味着个体的生命已经过了中年，从而形成自然物候与个体生命的对应关系。正是基于此，作者自然发出了“蹇淹留而无成”的人生感慨。
“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秋恨成。”（李商隐诗）通过描写气候物候之变抒发自己的所思所感，堪称中国古代诗词的传统。而这一传统遵循的逻辑，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已有很好的总结，所谓：“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所谓：“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不过，虽然“情以物迁”，但真正令诗人心动的其实是“时间”。
气候物候之变是节气推迁的表征，也是节气推迁的结果，而节气推迁的实质是时间的流逝。“不因时节日，岂觉此时衰？”（白居易诗）物候之变让诗人深刻地感受到季节的更迭、岁月的无情、年华的逝去和人世的变迁，并由此心生无限感慨。值得注意的是，一年之中，春秋两个季节更容易令诗人心动，时节诗更多表达的是惜春、伤春、谴春、悲秋、惊秋、感秋之情，因而，比之冬夏，春秋更堪称为“诗的季节”。
记述农事，诉说农民的苦与乐
二十四节气的产生得益于我国较早就发展起来的农业生产，形成后又成为农业生产的指南。“种田无命，节气抓定。”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不误农时，是农业获得丰收的基本保证，农民们则根据时节来安排生产和生活，用艰辛的劳作求得家庭幸福、衣食饱暖。对此，一些关心百姓疾苦的文人用诗歌体裁记述下来，其中最优秀的，莫过于《诗经》中的《七月》。这首诗以时间为线索充分展现了农民的生活与苦乐，其中的一个段落：“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译成现代汉语为：六月食李和葡萄，七月煮葵又煮豆。八月开始打红枣，十月下田收稻谷。酿成春酒美又香，为了主人求长寿。七月里面可吃瓜，八月到来摘葫芦……农民们月月做着各月应做的不同的事，并有着不同的心情。时间的节奏就这样决定着他们生活的节奏。
同样的诗在后代也不断出现，陶渊明、孟浩然、苏轼等诗人都曾留下佳作，而一些诗深刻地反映农民的艰辛和受到的盘剥。清人陈恭尹有首《耕田歌》云：“耕田乐，耕田苦。乐者乐有年，苦哉不可言……二月稻芽，三月打秧。五月收花，六月垂垂黄。再熟之田始有望。三月打秧，六月薅草，一熟之田九月始得获稻。上官不待熟不熟，昨日取钱今取谷，西邻典衣东卖犊。黄犊用力且勿苦，屠家明日悬尔股。”字里行间充满了作者对农民的深深同情。
描述节气里的礼和俗
中国传统节日的一个特点是与节气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这一方面表现在一些传统节日因吸纳了相关节气日的礼俗活动和文化意义而变得更加丰富，比如惊蛰对龙抬头节、春分对社日、夏至对端午节、秋分对中秋节都产生深刻的影响；另一方面表现在一些节气日如立春、清明、冬至等，本身就是官民重视的传统节日，它们有着十分多样的礼俗活动。这些礼俗活动也被诗人骚客看在眼中，转入笔下，化为诗行，成为诗词宝库里富有特色的一部分，也成为今人考察古代节日礼俗的重要凭依。
“一年之计在于春。”立春是春天来到的标志时间，至少从汉代起，一直到清代，政府都要举行隆重的迎春大典，后来更演化为鞭春、演春、送春、吃春卷等多种礼俗活动。苏东坡的《减字木兰花·立春》词，便描绘了宋代海南的立春情景：“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与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读来如有春风拂面，仿佛整个人都笼罩在春天的气息中。
又如清明。清明节气在唐代时发展成为节日，一直到今天仍然流行，扫墓祭祖与春游娱乐（如斗鸡、蹴鞠、荡秋千、放风筝等）是其主要习俗活动。清明节是将生死并置的节日，一方面慎终追远，感恩逝者，另一方面关心当下，珍爱生命；这种巨大的张力对有着强烈生命意识的诗人总会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因而历史上的清明节诗词颇为洋洋大观。柳永的《木兰花慢·清明》：“拆桐花烂漫，乍疏雨，洗清明。正艳杏烧林，缃桃绣野，芳景如屏。倾城尽寻胜去，骤雕鞍，绀幰出郊坰。风暖繁弦脆管，万家竞奏新声。”桐花绽放，杏花盛开，桃花灿若云霞，人们倾城出动，寻芳觅胜……柳永的长调慢词用光艳明媚的色调描绘出宋代人清明时节踏青出游的热烈场面。
中国文学史上关于节气的诗词是数量众多的，这既是二十四节气影响力的具体体现，也是二十四节气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没有二十四节气，不可能产生这样的作品，而对这些作品的阅读和传播，则进一步加深了二十四节气的影响力。“清明时节雨纷纷”“冬至阳生春又来”的千古名句，不断提醒着节气的存在，提醒着人们要珍爱二十四节气，因为它们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化的独特贡献。（作者系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