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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历史上多少惊涛骇浪，往往涌起于看似平静的会议桌旁。在中国共产党90余年的历史中，已召开过17次党的代表大会。党代会召开的时间间隔，从建党早期大致每年一次，到17年、11年、13年、4年1次，再到党的十二大后固定为每5年一次，党代会的地址，从上海、广州、武汉，到莫斯科、延安，最后到北京--这种时空变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党从小到大、从幼稚到成熟的光辉历程。党代会是党的发展历程中标志性的事件。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的前夕，我们有幸邀请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正在各地热销的《党代会现场：99个历史深处的细节》（党建读物出版社）一书的作者李颖博士，再为我们解密党代会生动的历史细节。
细节六：周恩来和刘少奇彻夜商议八大文稿；邓小平曾婉拒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一职中共八大的整个筹备工作紧张繁忙，但是中央很注意发扬民主，坚持集体领导，走群众路线。党章修改工作是很费力的，大家反复进行认真的讨论，字斟句酌。同志们思想上没有顾虑，畅所欲言，可以提出任何意见，气氛很活跃。当时，刘少奇负责起草《政治报告》，周恩来负责起草《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邓小平负责起草《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他们经常互相提供材料、交流思想。有时碰头开个小会，有时通电话谈个问题，通报点情况。
据刘少奇的秘书刘振德回忆，周恩来的作息时间和刘少奇比较一致，所以经常午夜两三点钟以后还打来电话。有一次凌晨两点多钟，总理打电话问：“少奇同志还在办公室吗？”秘书回答说：“他刚进卧室。”总理知道刘少奇进卧室后有坐在床上继续看东西的习惯，便对秘书说：“我和富春同志马上去一下。”秘书立即报告刘少奇，刘少奇说：“就请总理他们到这里（指卧室）来吧。”周恩来下车后，一边疾步走着，一边还借着灯光拿着材料看。上楼梯时，跟在后面的李富春看见总理还那样专心看手中的材料，便提醒说：“你要看楼梯，不要看文件了。”周恩来回头朝李富春一笑，说：“没关系，我的眼睛比你的眼睛还好。”秘书把周恩来和李富春直接领到刘少奇的卧室。这时，刘少奇正坐在床上看材料。他们没说半句客套话，周恩来就近坐在刘少奇午休用的躺椅上，李富春坐在放衣服的凳子上，开门见山谈问题。工夫不大，他们谈话结束了，先后下到一楼。走在前面的李富春迷了路，这时，周恩来也下来了。李富春回头一本正经地说：“糟糕，我迷失方向了。”周恩来哈哈大笑，并风趣地说：“今天打破你的常规了，通常这时正是你做梦的时候，来，我做你的向导。”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邓小平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彭真、王稼祥、谭震林、谭政、黄克诚、李雪峰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邓小平一向做事谨慎。对于这个总书记，开始酝酿的时候，他一直是婉拒的。
刘少奇的秘书刘振德曾回忆说，八大会议期间，有一次政治局常委开碰头会。他怕刘少奇找他要文件，就坐在会议室门口准备着。常委们里面说话，他都听得清楚，内容是动员邓小平出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当时邓小平的声音比较大，一再推辞：“我不行，我不行，我的威望和能力都不行，怕难以胜任，还是让别人当吧！”邓小平的态度诚恳而坚决。“我们是医生，书记处是护士，你是护士长，还是我们的助手嘛！”毛泽东那浓重的湖南口音传到门外。接着是周恩来的声音：“毛主席比喻得很形象！”毛泽东又补充说：“其实，还是你那个秘书长的差事！”其他几位常委也帮着动员邓小平。这时，刘少奇说话了：“主席，我看就这样定了吧！”“好，定了！”毛泽东一锤定音，其他常委也异口同声地说：“定了！”邓小平于是没有再推辞。在中央决定邓小平做总书记时，他曾向毛泽东提出，书记处还是作为政治局的办事机构，负责对军队和国务院的文件呈送。毛泽东不同意，强调书记处是党中央的办事机构，什么事都要管，中央的事都由书记处做，发文用中央名义。这实际上是赋予书记处重要责任，也是对邓小平的信任。在以后书记处的工作中，对承办军队和国务院的文件，一般按照邓小平的意见转出去。书记处成立后第一次开会时，周恩来参加了，邓小平让周恩来主持会议，周恩来一再说他不宜主持中央书记处的会议。由于书记处要管党政军各方面的工作，面很宽，以后又增补了国务院和军队的同志，有李先念和罗瑞卿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