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执浩,诗人,小说家。现居武汉。主要作品有诗集《苦于赞美》、《动物之心》、《撞身取暖》,小说集《去动物园看人》,及长篇小说《试图与生活和解》、《天堂施工队》、《水穷处》等。
我一直在惊叹一个人衰老的速度,几乎是风驰电掣,又雷同于一片雪花的消融:童年遥远,踮起脚尖也未必能够看清;少年摇晃不定,像被狂风刮出泥巢的黄蜂,嘴歪眼斜,面容模糊;而青年只是广场上空腾涌起来的一束束焰火,转眼间灰飞烟灭;中年是臃肿的,固然漫长,却因为单调乏味而被忽略;老年呢,你气息奄奄,徘徊于墓室的门前,靠无聊的回忆打发更为无聊的生活……在这样的人生总结中,“活着”肯定是无意义的,因为一切都没有展开。人在时间中就像鱼在水里,不是鱼在游,而是水在动,水带动了生命之源,让鱼感到了喜悦和惊恐。记忆里总有这么一幕挥之不去的景象:渔民在清晨的薄雾中担着鱼苗来到池塘边,他要将鱼苗放进水池。只见他用木瓢轻舀着翻涌的水花,便有成千上万条细小的水柱涌进池塘,在经历了短暂的慌乱之后,迅速消逝在了水池平滑的母腹。不久池面复归平静,一层明艳的阳光铺洒过来,仿佛神赐的养料在悄无声息地喂养着这些大地上的事物……小时候,我常常想,这么多的鱼苗一旦长大,岂不会将这座有限的池塘挤破?然而,直到隆冬降临,我终究没有看到鱼池破裂的场景。捕获那天,渔民在池塘撒了层层鱼网,奇怪的是,打捞上来的鱼的数量竟然少得可怜。那么多的鱼苗到哪儿去了呢?我陷入了与渔民一样的困惑里。现在,我似乎明白了,当年渔民放进池塘里的其实只是一些固态的水珠,而他们后来打捞上来的应该是这些水珠的总和。于是,我也懂得了个体生命在集体命运之中所处的位置,如同水珠回归池塘,以另外一种方式报答池塘的宽容和哺育之恩。
多年以后,我面对长江这条难以驯服的大河,一次次散步到江畔,手扶生锈的栅栏,眺望飞旋的江流,仿佛有人在江底铆足了力气搅和着,不然的话,江面上何以能够花团锦簇呢?人在江畔,耳朵里尽是擂响的战鼓声,直到暮色沉沉,你才会隐约听见一声发自肺腑的叹息,这叹息声宣告了又一天的终结,也吐出了压迫在时光胸口上的一团淤积的恶气。而夜色中的江流只是一味地喧哗,喧哗,因为你看不见它,因此它丧失了速度。我曾留意过一位友人家的石英挂钟,没有秒针,也没有分针。他告诉我,他把它们都拧断了。它们让人心慌,他说。他还说,对于一个追求心境平和的人来讲,时间只是一种虚拟的事物,完全没有争分夺秒的必要,甚至可以取消它。
而写作中的时间却是现实生活中的时间的无限延宕。有时,为了人物和事件的需要,我们常常要将时间暂时取消,通过空间的转移来遏止时间的奔豸,此刻,写作者恨不得拿一把词语之锹将时间的痕迹完全掩埋掉——
“……枪口朝赫拉迪克集中,但即将杀他的士兵们一动不动。军士长举起的手臂停滞在一个没有完成的姿势上。一只蜜蜂在后院地砖上的影子也固定不动。风像立正似的停住。赫拉迪克试图喊叫,发出声音,扭动一下手。他明白自己动弹不得。他听不到这个受遏制的世界的最轻微的声息……他的脸上仍留有那滴雨水;地砖上仍有蜜蜂的影子;他喷出的烟仍浮在空中,永远不会飘散……。”(博尔赫斯《秘密的奇迹》)
这段文字是博尔赫斯对时间的一次蓄意谋杀。他干得真是漂亮啊。
然而,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时间绝不会因为写作者的谋杀而消亡,再高明的杀手一旦跨出语言的围栏,就成了被时间通缉和追杀的对象。1986年6月14日,博尔赫斯死于日内瓦。这位终生躲藏在语言的迷宫中与时间周旋的人,最终也不得不以一具朽败的肉身结束了自己长达八十余年的亡命生涯。
如此看来,时间,也只有时间,才是一个人生命的停泊地。时间可以延展,空间可以虚拟,但一个人的生命必须最终找到它的入口和出口,在这两端之间,他安营扎寨,开始了一场永远没有结果的探索。当时间向前推进时,空间总是往后撤;反之,亦然。童年时代无边无际的旷野将被青年时期有所取舍的远足所取代,随后是中年的审慎和老年的保守——空间就在这样不间断的后撤过程中,在似乎是不经意的状态里变成了墓穴——仿佛与子宫为邻,又像是在与子宫作对。时间给予一个人的全部所有是任何一处空间都无法贮存的,所以,置身于空间状态里的人在语言的挤兑下,要么会失声喊叫起来,要么沦落为哑巴,而这两种角色都背离了人之为人的初衷。
“让子弹再飞一会儿”,这句台词之所以精彩,就在于我们明知无论什么子弹终有停下之时,但仍旧寄望于意外的出现,惟有意外才能激发我们对命运无休止的幻想,惟有幻想才能让你我身处蚁穴,却仍然心系天下。所以,我理解,那些在雨季中疯狂地从泄洪通道里拼命游向另外一片陌生水域的鱼儿们,它们应该是我早年见过的那些晶莹的小水滴,它们不会接受把鱼池撑破的命运,哪怕鱼池安稳,而外面的世界只有颠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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