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曾经说过，被人们称之为哲学的东西分为三类：赏玩型哲学，实用型哲学，探知型哲学。相应地，人类的文化也分为三类：
一是赏玩文化，如雕刻、绘画、音乐、诗词。
二是实用文化，如制陶、冶金、经世治用、升官发财之学。
三是探知文化，如寻找世界的本源、事物的规律，这方面包括古希腊的自然哲学、近现代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
赏玩文化是用本能的、感性的方式来满足人的生理和精神需要并塑造人，认知文化是用自觉的、理性的方式来满足人的精神和生理需要并塑造人，实用文化是运用经验来满足人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的生存需要、生理需要并创造相应的工具。
探知文化、实用文化、赏玩文化三者不是截然分开的，它们相互之间有渗透、有包容。很多探知文化的东西可以间接地付诸实用的目的，如科学发现就可以为技术所用，再由技术直接实现实用的目的；人们在解决了基本的吃、穿、住、行的目的之后，又会有赏玩的需求，满足赏玩需求也就成了人的更高的目的，只不过赏玩文化的东西对人的生存毫无影响，这是它不同于实用文化之处。把探知文化与赏玩文化相结合，是好玩并且玩得高超的人所喜欢做的事情。比如把科学、数学当做美的作品来欣赏，把哲学写得像朦胧诗一样供人们观赏和把玩，做智力游戏而不是努力揭示世界的真理。
在中国的历史上，实用文化一直不缺少，一向为人们所重视。儒法文化作为经世治用文化就不用说了，虽然技术被称为雕虫小技，但技术无论在民间还是官方都没有真正被忽视过，统治者的宫庭建筑、各种用具无不具备技术含量。
但是中国的技术发明很少是为探知事物的原理，通常是为眼前立刻见效的实用目的，更有甚者是为政治伦理的目的。《荀子》一书提到孔子在鲁桓公的庙里看到的一只器皿，所谓“宥坐之器”，就是君主把它放在座位的右边来警戒自己的器皿。这种器皿空着就会倾斜，灌满水就会翻倒，只有灌一半水才会端正。它用来提醒人做事既不要过分也不要不及。
赏玩文化在中国同样倍受重视。这不仅是清高的文人墨客的最爱，更为皇帝官宦所喜欢，皇帝兼画家、兼诗人的就有不少。
中国人读历史时，一些人是持赏玩的心态，看故事、看热闹；另一些人是持实用的心态，学习古人的权术，学习古人如何规划人生，如何进行个人奋斗。持探知心态的人却寥寥无几，极少有人打算从历史中寻找社会变迁发展的规律，所以中国有历史学但是没有历史哲学。
中国的人生哲学则是把实用的生活哲学与洒脱的赏玩文化结合到了一起，深受庄子、老子影响的文人就是这两种文化的追求者。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庄子?养生主》。中国人喜欢把道家的无为、非知奉为大智慧，其实这只是一种人生的态度，并不是什么智慧，算作个小聪明倒是可以，因为这样消极的人虽然得不到什么好处，但也不至于招致灾祸。
中国崇尚思考人、算计人，鄙视思考事物、算计事物。中国先秦诸子的著作以思考人、算计人的内容居多，儒家、法家的著作就是典型代表，兵家、纵横家也是社会的宠儿。中国有位当代名人说过：“中国不可能有思想家，只有谋略家。”这话确有道理。谋略家做的是零和游戏甚至负和游戏，他们不可能对社会整体有贡献，只可能造成损失。而思想家做的是正和游戏，他们是人类文化精髓的创造者，给整个社会以及后代所做出的都是贡献。
孔子对探知事物的原因、道理是极其轻视的。荀子也讲：“唯圣人为不求知天”（《荀子?天论第十七》）。“天”是指自然的过程和道理。这是中国古代特别是儒家的学术倾向。老子虽然说到世界本源问题，但停留在模糊、神秘的层次，绝无探究的打算。他甚至把模糊、神秘当作认识的目的。
墨家在探知文化上做出过努力，但毕竟只有一家一派，没能像古希腊那样形成探知文化的气候，没能发展下去。后来沈括等人做过努力，仍然是没有跟风者。所以在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之前，探知文化在中国只有个例，没有气候，始终建而不立、发而不展。古代中国对于事理的解释全部归于阴阳五行、止于阴阳五行，不能从逻辑因果关系、物质因果关系上深入细致地探究。
到明朝后期，传教士带来了西方文化。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与西方的利玛窦等传教士在使西方文化对中国产生影响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但仍然缺少响应者。
据说后来的清朝康熙皇帝喜欢做一做几何题目，我想他不过是持有把玩的心态，绝无探究的目的，就跟喜欢自鸣钟、喜欢下棋是一样的。如果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帝能够受西方文化影响产生探究的心态，那么他会致力于倡导并建立探知文化，同时也会引进西方的实用文化，就像俄罗斯的彼得一世那样，这对改变中国的文化生态环境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是，中国没有这样的皇帝。
赏玩类文化是具有地域性、民族性的，而探知类文化则是人类共同的（甚至可以说是宇宙共同的），牛顿发现的动力学定律、亚里士多德发现的逻辑规律在各个民族那里都是适用的。一个民族的哲学家或科学家发现的东西，另一个民族的哲学家或科学家也可以发现。但是在古希腊之后的漫长时间里，其他民族部落的人类在没有学习古希腊人的思想以前都没有做出独立的发现。
在古希腊，三种文化并存，那是一种良性的、有利于文明发展的文化生态。
哲学的性质、哲学的倾向性对整个文化生态有着特别重要的影响。在苏格拉底之前，古希腊的哲学基本上是探知性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对古希腊哲学的性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苏格拉底强化了哲学的经世治用的实用性，柏拉图除实用哲学外，还把哲学改造为可以赏玩的诗化哲学，这就使得哲学脱离了现实了。柏拉图甚至还打算把探知哲学的集大成者德谟克利特的著作搜集起来付之一炬。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却是极富理性的人，他又扭转了柏拉图的赏玩哲学倾向，对整个古希腊文化进行了全面理性的梳理，这为后来希腊化时代的文化繁荣打下了基础。
亚里士多德说：“哲学被称为真理的知识自属确当。因为理论知识的目的在于真理，实用知识的目的则在其功用。从事于实用之学的人，总只在当前的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事物上寻思，务以致其实用，于事物的究竟他们并不予置意。”源自古希腊的西方文化注重崇尚真理的理论知识，而中国文化则很少注重理论知识。我们注重实用之学，反倒实用之学并没有多大的发展，他们注重理论知识，不仅理论知识获得了巨大发展，实用之学也同样获得了惊人成就。急功近利反而得不到利，我们的所为恰恰符合了我们自己创造的这个贬义的成语。不去研究关于万物真谛的自然哲学和关于全体人福祉的社会哲学，而只研究和学习关注个人名利的人生哲学，不也是一种急功近利吗？我们每个人都爱读上几本教我们处世的人生哲学，但是我们都得到名利、得到幸福了吗？
三种文化是相辅相成的，探知文化是重要的基础，中国忽视了探知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阻滞了实用文化的发展，也局限了赏玩文化的传播和繁荣。
2. 人类文明的路线
从泰勒斯到亚里士多德，短短的二百年间，古希腊的哲学和知识得到了惊人的发展。从亚里士多德到希腊化时代的希帕克斯，也只是短短的二百年，希腊的科学又有了惊人的发展。
尽管亚里士多德之前的古希腊哲学家还没有找到科学的方法，但他们已经开始只从事物本身来寻找事物的原因，这与从神灵来寻找事物的原因相比，是一个伟大的飞跃。事实上，从神灵中来寻找事物的原因就等于没有去找事物的原因，这是人类认识的偷懒。可以说，古希腊的泰勒斯和亚里士多德分别完成了人类认识的第一次和第二次飞跃，第一次飞跃是认识根据的建立，第二次飞跃就是基本的科学方法和知识体系的建立。而人类认识的第三次飞跃是到了两千年后的十七世纪由培根、伽利略、笛卡尔、帕斯卡、波义耳、牛顿等人完成的。第三次飞跃是进行精确的条件限制性科学实验，进行严密的逻辑推导，减少和消除形而上学思维的影响，从而把亚里士多德建立的科学方法推向了严密、精确和实用的阶段。人类认识的第三次飞跃虽然完成于十七世纪，但是在公元前的希腊化时代，阿基米德等人就已经为之做了大量的先导性工作。
欧洲文艺复兴和十七世纪科学革命的前奏是古希腊文化的传入，特别是亚里士多德思想和希腊化时代文化的传入。古希腊思想文化的传入对基督教文化带来严重的冲击。基督教文化开始是对新传入的文化进行抵制，后来不得不采取接纳的态度，但又试图对其进行宗教化改造。不过，基督教对古希腊文化的宗教化改造并不成功，这是由古希腊文化的特征决定的。古希腊文化是开放型文化而不是像宗教文化那样的封闭型文化。开放型文化是以追求现实真理为目的、为动力的，是有生命的、活的文化，它不固步自封，不以教条自居，所以古希腊文化在欧洲落地以后，开始生根发芽，生出新的枝叶，产生新陈代谢，进行对自身的部分的否定，这主要体现在哥白尼对托勒密天文学说的质疑和哥白尼日心说的提出，伽利略、托里拆利对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质疑和伽利略开启的十七世纪科学革命。尽管亚里士多德的许多具体的物理学观念被推翻了，但是亚里士多德所创立的大量科学方法和“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哲学精神被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了。
为什么古希腊是现代文明的源头，下面的这个简单图示显示了人类主流文明的走向和过程：
古希腊是古代多个文明的汇聚点，又是近现代文明的生成点。希腊化时代的文明已经具有了近代文明的特征，它既是古希腊文明的一部分，又是近代文明的一部分。阿拉伯文明主要起了一个挖掘和传递的作用，自身产生的文明不是很多。东方的中华文明主要是自生的文明（但不排除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有渊源关系），在东方世界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但跟“古希腊 欧洲”这条文明路线相比显然不是主流，在多方面都不具优势。
公元前四世纪末到公元前一世纪的希腊化时代应该被称为第一次希腊化时代，这个时代可以说是亚里士多德和亚历山大开创的，一个依靠思想方法，一个依靠武力。而这个伟大的时代恰恰是以这两个人的离世来开始的。这是古希腊文明的第一次传播与发展，它的地域范围仅限于地中海周边亚历山大帝国曾经覆盖的地区。始于十四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十七世纪的科学革命则开始了波澜壮阔的、彻底改变整个人类的第二次希腊化时代，当今世界的绝大部分地区、绝大部分人类实际上都已进入了第二次希腊化时代。第二次希腊时代跟第一次希腊化时代一样，也是以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发现和传播来开启的。
第二次希腊化时代可以分为两大波段：第一个大波是十四、十五、十六世纪文艺复兴和十六、十七世纪科学革命，第二个大波是十七至二十世纪的西学东渐。实际上早在1607年，科学革命刚刚萌发、在欧洲尚未产生普遍影响力的伽利略时代，徐光启和利玛窦就完成了《几何原本》前六卷的翻译，同一时期李之藻和葡萄牙人傅汛际翻译了部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国人接触古希腊文明不能说太晚。四百年过去了，西方人在各个领域全方位地建立起一座又一座理论大厦，提出了一系列的定律、定理和公式，创造出无数个科学技术发明，在政治和经济上建立起不断完善的法律、政体、管理、贸易体系，把人类文明从低矮小丘推上了高山之巅，而我们现在仍然处于第二大波的“东渐”当中。
有人说在人类近代史上西方文明向东方世界的传播是基督教文明对东方文明的入侵。这些人似乎没有看到基督教作为宗教在近代史上是衰落的，与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相伴随的是对基督教的反思和批判，实际上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是以对基督教的反思和批判为基础、为前提的。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的本质是古希腊文明的复兴，是欧洲的希腊化运动。西方文明向东方世界的传播是古希腊文明和近现代欧洲文明（而不是基督教文明）向东方世界的传播，是全球性的希腊化运动，而基督教只不过在一定程度上对全球性的希腊化运动起了一个载体的作用，当然它也以其自身的开明和努力在这一场希腊化运动中分得了一杯羹。
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传入基督教社会以后，托马斯?阿奎那把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融进了基督教的教义；牛顿理论问世之后，基督教界也承认了万有引力。早在一百年前基督教思想界就已接受了进化论。英国科学史学家丹皮尔说：“宗教家明白了，一套刻板、完备、一劳永逸地传给圣徒的教义，很容易在历史上的发现的冲击下陷于紊乱，于是他们就采取另一种观点，认为宗教的观念也在进化之中，上帝在不断地向世人启示，在一定的时候，才有至高无上的表露，但从来没有停止向世人解释神的旨意。”（丹皮尔：《科学史》第418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对待科学，基督教徒们不仅仅能够接受，甚至还能够参与到科学研究当中去，在生物学史上其贡献不亚于达尔文的奥地利生物学家、遗传学之父孟德尔就是一位彻头彻尾的基督徒，他是奥古斯丁教派僧侣，25岁成为修道院的神父，46岁升任院长（值得一提的是，孟德尔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民科”，他的伟大发现之所以在最需要这个发现的那个时代被冷落了34年之久，主要是因为他所信任的著名植物学家内格里对他的刻意打压所致，而非受到宗教的刁难）。宗教都能与时俱进，都能跟着科学的步子走，而有些哲学家却还不如基督教那样地务实和开明，当他们感觉跟不上科学的步子的时候，就干脆割断跟科学的联系，把哲学跟科学、跟现实世界孤立开来。与这些哲学家相类似的还有衷情于所谓“国学”和古代神秘主义思想的国粹派们。
3. 希腊文明与其他古代文明的区别与联系
突变论的创始人勒内?托姆提出整个科学活动有两个极：一个极是理解现实，掌握对现实的知识；另一个极是对现实采取有效的行动，解决实用方面的问题。几个古老的文明民族，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古中国、古希腊等在解决实用方面都是做得很好的，但是在理解现实方面只有古希腊做得好，这是科学之所以起源于希腊的原因。古代中国人也曾试图理解现实，提出了阴阳、八卦、五行等学说，但是这种理解只限于模糊、神秘的水平上，没有深入和发展，在实际应用中充斥着附会的东西（以致于在现代人的嘴里“八卦”成了添油加醋、胡说八道的指代词）。墨家等学派虽触及到了逻辑和实证性的认识，但还未敲开科学的大门就止步了。其他的部落都是用神灵来解释现实，连对现实进行理解的企图都不曾有过。
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只有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和科学这种文明形态（自然的原理、规律、逻辑）是唯一的，其他的各个文明形态都不是唯一的，都有相似性。这些非唯一的文明大都发展出了宗教、神话、巫术、伦理、技术（农业、建筑、手工业、交通等）、艺术（诗歌、绘画、雕塑、音乐等）、商品交换、权力政治的层级系统，就是没有发展出科学。这样看来，科学在人类活动中出现，具有相当大的偶然性，其他文明形态具有很大的必然性。如果没有古希腊，很可能到现在人类还不具备系统的科学认识的能力，或者2000年后甚至10000年后都不能具备。但是其他文明形态在世界上普遍出现则是不可避免的。由于没有科学，技术一定是处于低层次上，而且发展缓慢，并且由于技术的限制，这些文明形态的普及速度也是非常缓慢的。
在古希腊，艺术活动十分活跃，而宝饰业却不怎么活跃。在其他的古代文明社会里却恰恰相反，宝饰业远比艺术活动活跃得多。这也是古希腊文明的独特之处，更不用说古希腊人对自然哲学的热爱远非其他文明社会可比。即使人类文明发展到了当今的21世纪，宝饰业也比艺术活动活跃得多。
古希腊民主政治产生于工商业经济这个社会基础。而中国在工商业兴起之后，产生的却是专制性的、不平等的、非公平贸易的帮会组织，我们没有从中见到多少民主、平等的东西。中国的这种带有暴力性质的工商业帮会不是公平贸易、平等协商的产物，而是欺行霸市的产物，是丛林法则的产物。
古希腊文明与其他古代文明不是同一层次的文明。第一层次文明出现的标志是文字和城市，第二层次文明出现的标志是科学、民主和市场经济。古希腊文明是第二层次的文明，是现代文明的开始。一个文明的社会系统是由三个子系统构成的：社会政治系统、社会文化系统、社会经济系统。民主是基于关联群系统的社会政治形态，科学是一种探知型的社会文化形态，市场是一种平等贸易的社会经济形态。
文字与城市的出现意味着人类大规模社会的产生。文字是大规模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沟通、文化信息可靠持续传播的基础。城市是大规模社会形态的标志。大规模社会出现之后，开始通常是以权力层次系统的形式即专制形式来维持其有序的。专制体制是一种简单的政治形式，不容易产生多元的思想、多元的文化，社会难以进化。而民主则是完全不同的群系统政治形式，在群系统中不同的思想不同的文化可以共存，可以在碰撞中产生新的思想和文化信息，群系统是能够进化的系统。
科学的出现是发端于哲学，这个要追溯到公元前六世纪的泰勒斯。科学基本结构的建立是由公元前四世纪的亚里士多德完成的，科学的基本特征是对分析、归纳和逻辑演绎方法的运用，对事物的物质因果关系和逻辑因果关系的探索。科学能够把经过实证的知识固化和系统化，并且能够在既有的系统化知识基础上获得新的认识，纠正既有知识中的错误，所以科学是一种进化的认知文化形态。
公平市场化交易经济是典型的群系统经济形态，这种经济形态中能够形成公平交易规则，并且在公平交易规则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与繁荣。市场经济群系统具有良性循环的特点，具有自我调节、自我完善的特点，所以市场经济是一种进化的经济形态。
由上述论述可知，第二层次文明的三大标志都具有进化性。
公元前六世纪、五世纪、四世纪这三个世纪是人类文明由第一层次向第二层次进化的关键时期。雅典民主政治也是出现并兴盛于这一时期，公元前六世纪的梭伦改革开启了雅典民主政治的进程，公元前五世纪的伯里克利把雅典民主政治推向了巅峰，并且在这一时期民主政治从雅典还传播到了希腊的其他城邦。这三个世纪是哲学诞生、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的时期，同时还是古希腊特别是雅典城邦的市场经济走向成熟的时期，这一时期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市场规则体系和司法体系。
古希腊在进入第二层次的文明之后出现了认识、技术和经济的高速发展，直至它的文明被强大的外来政治、军事、宗教势力所破坏和压制。欧洲在文艺复兴运动中进入第二层次的文明之后也出现了认识、技术和经济的高速发展。相比之下，那些停留于第一层次的文明则一直保持着停滞的状态，在对世界、对事物、对人自身的认识上停留于神秘主义的蒙昧的水平，在社会政治形态上保持着僵化的专制结构和一成不变的“暴力专制──暴力推翻──暴力专制”的恶性循环，在经济形态上固守着自给自足的封闭体系。东方的第一层次的文明社会在受到强大起来的第二层次文明的冲击之后，凡是向第二层次文明彻底转型的，也都进入了社会发展的快车道。
如果把赏玩型文化进行层次的划分的话，那么，宝饰文化、游戏文化属于第一层次的文化，文学、绘画、雕塑、音乐、建筑等艺术属于第二层次的文化。在赏玩型文化的发展程度上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大致是同步的，中国古代的诗歌、散文、小说早就居于世界领先之列。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尽管我们进入了二十一世纪，第二层次的文化发展了两千多年了，但是很多的人还是热衷于第一层次的宝饰文化、游戏文化，对于艺术仍然缺乏基本的修养。
近一百多年来中国接受了大量的西方文化。但是，为什么中国人能够学会和掌握西方的技术，而不能在基础科学方面与欧美人比肩，这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学习西方的哲学精神。我所说的西方的哲学精神不是基督教，不是黑格尔、不是海德格尔，而是爱因斯坦、牛顿、是伽利略，再归根到底就是古希腊。我说的古希腊不是柏拉图（当然，柏拉图也有巨大贡献），而是欧几里德、是亚里士多德、是泰勒斯。
古希腊的一些学者的思想能够不受宗教、巫术的制约和影响，而崇尚理性，这在其他民族中基本上是不可能做到的，这也是古希腊文明能够产生科学的重要原因（一个必要前提），他们能够从自然本身来解释自然现象，而不是用外来的不可解释的神秘力量来解释。一旦用了神秘力量来解释，人的思维就走到了尽头，不可能再进行下去了。“绝对权威”也跟神秘力量一样起着终结思维、终结认识的作用。
古罗马时代的希腊作家普鲁塔克在《论道德集》中说道：“在哲学观点上，为什么往往被其他人所持的关于事物的进程的观点所改变，而并不感到痛苦呢？亚里士多德本人、德谟克里特以及克吕西波就既无怨气也不烦恼，而是高高兴兴地放弃某些以前所持观点的。这是因为灵魂的思索和认识的部分没有相反感觉，所以非理性部分保持宁静无所活动，一旦真实出现理性就奔向它，毫不犹豫地放弃以前的谬误。” （《亚里士多德全集》第十卷?残篇，第90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 轴心时代之谜
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思想大爆发的时代被雅思贝尔斯称为轴心时代。从政治上来看，这个时代实际上是邦国时代，古希腊、中国、印度都处于列国并存的政治局面。这种政治局面给爱智者提供了自由地思想、写作、发言和交流的机遇，所以才有了人类思想的一次大爆发。邦国时代处于王国时代与帝国时代之间的难得的过渡时期。对于人类的整个文明发展历程来说，这个过渡时期真的是极其宝贵。
在这个宝贵的过渡时期，古希腊由于其农业条件的先天不足和航海交通的便利，它的工商业特别发达，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第二层次的文明──民主政治、科学文化、市场经济；古代印度和古代中国在探知文化上没有产生飞跃，前者在探知文化上进一步发展了宗教神秘主义，后者则强化了玄学神秘主义，而神秘主义是探知文化的终结形态，无法进步。同时中国的文化主要倾向于实用型（儒法的经世治用）和赏玩型（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不注重探知型。所以，虽然同是进入了轴心时代，但中国、印度因没有发展出民主政治、科学文化和市场经济，它们跟古希腊相比，在文明的层次上、进化性上、进步性上都不可同日而语。
这个过渡期是怎么来的呢？它是由部落发展到王国，王国因自身的腐败或自身的膨胀而无法维系自身，然后王权政治衰退或王国分裂而形成了邦国。尽管许多邦国的内部也是专制型的，但邦国之间的交流与竞争使得这种专制性大大地弱化了。为什么相距遥远的这三个地区几乎同时形成邦国？这当然是由于这三个地区的生产力发展的同步性造成的。由部落形成王国，这个过程史学家们早就做过大量的深入的研究，这里不再多说。王权为什么会衰退？王国为什么会分裂？从政治上讲，专制政权没有自我净化、自我修复能力，经过一定时间趋向自身无法克服的腐败，这是必然的。从生产力和技术水平上讲，王国膨胀到一定程度，由于交通发展水平和信息沟通发展水平的限制，不可能再维系自身。后来的帝国之所以能够维系自身，是因为一方面它在政治上加强了层级控制系统的建设，另一方面它的交通和信息沟通都达到了新的水平，这使它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在更大的地域范围内调动军队，在更短的时间、更大的地域范围内传达统治者所发布的信息和反馈民间舆情。而帝国的建立和维持所依赖的交通技术、信息沟通技术以及军事技术，则是邦国时代发展起来的。
至于为什么古希腊、印度和中国的生产力水平这样同步？我猜想这要归之于这三个地区在文化上的同源性，可能这三个地区的文化都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埃及地区。古希腊和古印度文明的起源已经比较清楚，中国古代文明最初的起源至今还是谜团，三星堆文化是有助于解开这个谜团的一个重要线索。从出土的三星堆文化和美索不达米亚文化的迹象来看，三星堆人跟现代的某些中东人种极其相似，而现代汉族人跟苏美尔人在头发、面部、身体特征上也有多有接近，而且中国商代的甲骨文还带有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的痕迹，很可能三星堆人和华夏人的祖先都是来自美索不达米亚或古埃及地区。古希腊文明由于距离人类文明的发源地较近，再加上海上交通比较方便，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稍显快一些，特别是其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较高；古印度尽管距离美索不达米亚也不太远，但因受巫术和宗教的影响太深，其生产力的发展就稍显慢一些。而中国这个地方距离地中海地区过于遥远，并且以小农经济为主体，华夏人在离开文明的发源地之后最终走上了封闭发展的道路。
5. 孤独与保守
古代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很孤独的文明民族，她跟地中海沿岸的众多文明民族大不一样，地中海沿岸的各文明民族相对独立，又相互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并相互影响。就连远离地中海的印度民族也不如中华民族孤独，印度人跟地中海周边的文明民族有着一定的联系，相互间影响不断。华夏地区的各部落文明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基本上融合为一体。此后近两千年的时间里，中华文明的周围几乎没有其他重要文明存在，中华文明跟印度文明之间也因高山的阻隔而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古代中国人更不知道地中海文明的存在。
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有一个很大的差异，一个严重影响了中国几千年来文化进步的差异，这就是中国人主要把人为规定的东西当作知识，比如把认识的字多的人、知道的风俗规定礼仪多的人、背诵的先人文句多的人当作知识渊博的人。西方源自古希腊的文化传统则把发现的东西（即非人为规定的、世界本身的东西，包括关于自然的和关于社会的）和人为规定的东西（人文的）都当作知识，而且更重视前一种知识。中国的知识观使得中国人注重向祖先学习、循规蹈矩，不求变革，不愿探索，在中国人看来搞变革的人通常都是无知的、无礼的，探索自然的人是不务正业的。中国人的知识观使得中国人把记忆能力作为主要的学术能力，而西方人把探索、思辨的能力作为主要的学术能力。
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越古老的越尊贵，越久远的社会越美好，古人比今人有贤德、有智慧，人类社会是世风日下的。这是退化论的观念。在这种观念的控制下，创新是很难做出的，但是却非常有利于家族统治和社会政治统治，统治者也不必绞尽脑汁去想出什么统治的办法，只需把祖先的东西摆出来、贡上去，人们就会服服帖帖。
在一个完全依赖祖先文化的民族里很容易产生这样的不良循环：越是自己没有创新就越感到祖先相比于自己之伟大，越容易产生祖先崇拜；越是有祖先崇拜，越会依赖祖先遗留的文化遗产，越不敢超越祖先，越不能创新。于是这样一个民族就会渐渐固化成古代文明的活化石。
6. 李约瑟难题
西方学者李约瑟等人曾提出一个所谓的“李约瑟难题”，讲的是在明朝以前，中国的文明是超前于西方的，为什么历史在十七世纪突然发生了逆转，只经过了几百年的时间，西方的文明就远远地把中国文明抛到了后面。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有问题的，问题本身带有肤浅的见解，提出问题的人对东西方人类的文明史缺乏深层的、本质的理解。一方面中国古代的文明被一些人故意抬高了，而一些外国人并不怎么了解中国古代的文明，有些人喜欢把不了解的遥远的东西理想化，中国人几千年来一直认为尧舜时代是极其美好的，西方也总有一些人把遥远的东方国度想象得极其美好，有的还甚至把一些岛屿上的部落社会想象的非常美好。事实上东方的古代文明除了艺术之外，基本上没有超出文明的第一层次，当然也不可能领先世界。另一方面，西方自文艺复兴之后的文明大爆发其实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埋下了爆发的种子，即第二层次文明的种子，只是由于帝国和宗教势力崛起，使古希腊文明的种子失去了萌发的土壤。
近代西方之所以迅速崛起，根本原因在于科学的崛起，科学有三个最重要的基础，一个是逻辑，一个模块层次律，一个是物质因果律（即通过观察、实验发现事物间的物质因果关系），这三者在古希腊都具备了，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和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奠定了逻辑思维的基础，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揭示了模块层次律，亚里士多德和阿基米德的研究工作中的观察与实验为近代科学实验提供了启示和示范，亚里士多德建立了一套分科研究体系，为后人的研究指明了道路。从古希腊城邦文明到希腊化文明，再到文艺复兴和十七世纪科学革命，这之间是自然而然的无缝衔接与过渡。
领先于全球的西方近现代文明不是在一片文化荒漠上建立起来的，它有其思想文化史上的根源。我们只看到了西方文化的果实和枝叶，没有看到西方文化的树干和树根。这个树干就是西方文化的整个历史变迁和走向，这个树根就是古希腊思想宝库，特别是亚里士多德以及他在希腊化时代的继承人留下的思想宝库。西方的文明无论从结构上还是从过程上都是一个整体。
从结构上讲，西方的文明包括认知、实用、赏玩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具体地体现在哲学、科学、技术、生产、政治组织制度、艺术等各个方面，这诸多方面相互联系，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但东方人对待西方文明往往是根据个人利益只取部分而拒斥其余，比如只取其技术与科学，而拒斥其哲学与政治制度；或只取政治制度的某些表面的东西，而拒斥其更为本质的东西；或只取其科学技术的成果而拒斥其科学的精神。这些标榜自己是“整体论”的人在对待西方文明时脑子里却完全是支离破碎的观念。
从过程上看，西方文明是源自古希腊的长期过程，绝不是从文艺复兴或科学革命才开始突然间就领先世界了。一些东方人不了解古希腊文明，更不了解古希腊文明的实质内容，使得他们妄自尊大，让一种虚妄的民族自豪感在自己体内膨胀，不能放下狂傲的身架、不能持以谦虚的态度，因此不能从根子上学习现代文明，当然这些人也就无法融入现代文明。
西方文明实际上是一个包括哲学、科学、技术、艺术、社会政治、经济方式等在内的巨大的系统工程，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系统工程，现在这个系统工程仍然处在进化和完善的进程中，并且这个伟大的系统工程早已不再只属于西方，它已经属于全人类。
7. 中国对主流文明的融入与排斥
中国的文化在清末和民国之初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转向，那就是由中国自身的文化河流转到源自古希腊的大文明河流，从第一层次的文明升级到第二层次的文明。发生这种转向的不只是中国，世界上大部分非西方国家、民族都在大致相同的时期、或早或晚、或快或慢，发生了这种转向。至于欧洲的国家和民族，早在古罗马时期即接触这条文化河流，但之后改道到希伯莱文化和基督教，直到中世纪后期又往希腊这条文化河流上汇合，到文艺复兴、特别是十七世纪形成巨流。这条河流具有强大的冲击力、影响力，到二十世纪便影响了全球，使全球绝大多数民族都进入这条巨大的河流，它们各自的原生文化有的被抛弃，有的融入世界巨流。有人提出要实现中国古代文化的复兴，其实这是不可能的了。如果中国古代文化真的有古希腊文化那样强大的生命力的话，就凭它庞大的社会规模，它早就形成巨流了，早就把世界的许多民族吞没了。但现实是它不仅在世界上被边缘化了，在中国也被边缘化了。它的一些艺术性的文化会有所保留，它的认知性的文化、它的传统政治形态和传统经济形态会被巨流中的认知文化、政治形态、经济形态所取代，各民族的情况无不如此。
我们看到，即使到了西方的现代文明传到中国之后的二十世纪，中国仍然没有出现一位进入世界一流行列的科学家、哲学家，没有一位能跟爱因斯坦、海森堡、罗素、希尔伯特、杜威、维纳等人相提并论，假如哪一位曾经做过这些人中的某一位的学生，甚至是学生的学生，来到我国就会被膜拜为大师。为什么埃及和巴比伦的文化到了希腊那片落后、贫瘠的土地上就能迅速长出枝叶茂繁的树木，希腊文化传到基督教和封建专制势力的双重统治下的欧洲，也能很快长出大树，培育出培根、达芬奇、伽利略、笛卡尔、牛顿这样的大人物，而欧洲文化传到我们这个文明国度，却不能创造出更新的文明呢？这只能解释为我们的本地的原生文明对外来的文明起着排斥、抑制的作用。这种排斥和抑制是从多个方面下手的，包括思想上、政治上、文化传统上。
佛教传入中国时，曾激起中国道教的兴起，这是一种以中国本民族宗教抵制外来宗教信仰的努力。佛教在中国呆的时间一长，中国人也就不再以排外情绪排斥佛教了，它拥有的信徒反而比本地宗教的信徒还多。十九与二十世纪之交，中国以同样的民族主义情绪排斥过西方近代文明，当时掀起过一股国学热潮；到了二十世纪末，中国经过了近一个世纪的动荡之后，源自西方的现代主流文明再一次冲击这个东方大国，以民族主义情绪排斥外来文化的一幕再一次上演，国学热又一次兴起。不过可以预见，随着现代文明对中国影响的时间的延伸，将来的中国人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排斥它了。
2014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