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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行何以发生专访张连红(上)：从南京保卫战到南京大屠杀
导语：南京大屠杀是人类20世纪历史中无法抹去的污点，回顾大屠杀发生的经过过程，深度思索其发生的原因，防止悲剧重演，是今人使命。为此，新浪历史专访了南京大屠杀研究专家张连红。本篇为访谈上篇，回顾从南京保卫战到南京大屠杀中，中国军民遭遇的种种不幸，这其中就包括罪名昭著的慰安妇制度的首次大规模推行。
张连红
(文/新浪专栏 新史记 受访人/张连红 采访人/董乐)
受访人简介：张连红，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兼任江苏省中国近现代史学会副会长、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副会长等职。主要从事中华民国史、抗日战争史研究。出版和发表有关民国史和南京大屠杀的著作、史料和论文80余篇部。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曾多次获省部级优秀成果奖。
新浪历史：您认为在南京保卫战中，中方的指挥官有什么样的失误？
张连红：南京保卫战是一场惨烈的战役。在南京保卫战过程中，从最高指挥官蒋介石到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均一直坚持誓死保卫首都，但是，由于日军推进速度超过蒋介石的预期，当他下达命令要求唐生智可以相机撤退时，唐生智已很难完成撤退任务了。其主要原因一是唐生智没有做任何撤退的准备，二是等到蒋介石下达撤退命令时，由于日军合围南京的包围圈已基本形成，南京守军最佳撤退时机已经失去，最后导致撤退部队陷入混乱，造成巨大损失。
蒋介石主要是从战略的角度思考要坚守南京。在国民政府上层几乎所有高级将领都认为南京不宜死守，最多可作象征性的抵抗。但是，从战术指挥上来说，你很难将战略意图明白告知部下特别是一线战斗人员，如果一线战斗人员已事先知道南京只进行象征性的抵抗，就会极大影响整个南京保卫战的士气。因此，作为最高决策者虽然明知“用空间来换取时间”、“不在一城一地得失”的道理，但在动员南京保卫战时却必须鼓舞士气，号召誓死守卫首都。如12月7日，当日军攻破句容后，进一步迫近南京之时，蒋介石亲到唐生智的寓所，召开师长以上部队长会议，要“大家有破釜沉舟的勇气和不成功则成仁的决心。”事实上，蒋介石在配置保卫战部队时，将作战实力最强和装备最为先进的部队都留在南京，如教导总队、74师、88师、87师、36师等，后来又从湖北调来徐元泉的第二军团参加保卫战，这些充分说明蒋介石保卫南京决心异常坚定，对南京的守城部队也抱有极大的期望。
作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也多次表示要把抵抗进行到底。11月27日唐生智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本人奉命保卫南京，至少有两事最有把握，第一，即本人及所属部队誓与南京共存亡，不惜牺牲于南京保卫战中；第二，此种牺牲必定将使敌人付出莫大之代价。12月7日，在唐生智的寓所百子亭召开军事会议时，唐生智用悲壮的语气表示要与南京共存亡，不惜为保卫首都而牺牲。会后，他送蒋介石夫妇上汽车时，表示要做到“临危不乱，临难不苟，没有你的命令我决不会下令撤退。” 中国政府发言人宣称：“一息尚存，一弹尚在南京，均必抵抗到底”，显示中国政府誓死抵抗日本侵略的决心，表示要抵抗日本之进攻到一枪一弹。12月9日，日军通过飞机投下劝降信，遭到唐生智的断然拒绝，并且以猛烈的炮击来答复日军的文告。对于日军动摇军心的心理战，卫戍司令部在9日晚上7点发布《卫参作字第三十六号命令》，“本军目下占领复廓阵地为固守南京之最后战斗，各部队应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尽力固守，决不许轻弃寸土，动摇全军，若有不遵命令，擅自后移，定遵委坐命令，按连坐法从严处理。” 还规定“各军所有船只一律交由运输司令部保管，不准私自扣留，着派第七十八军军长宋希濂负责指挥沿江宪警，严禁部队散兵私自乘船渡江，违者即行拘捕严办”。甚至到了12月12日，在接到蒋介石车撤退命令之后，他还让宪兵部队和36师在城内构筑工事，准备巷战。
唐生智没有给自己留下撤退的船只，也没有考虑过大军在南京失陷时的渡江问题，因为他要实现自己的诺言“与南京共存亡”。参加南京保卫战的官兵，在12月12日以前，士气十分旺盛，以顽强的意志抵抗日军优势武器的进攻，“守城的士兵抵抗极其顽强”。但是12日晚，当守城部队接到撤退的命令之后，一夜之间，“兵败如山倒”。官兵们接到命令后，大部分就只顾撤退了，失去了与日军拼杀到底的决心，有的甚至成建制的丢掉武器，向人数远比自己少的日军投降。没有渡江滞留在南京城的数万中国士兵，官走兵散，斗志全无，茫然不知所措，成为日军任意屠杀奴役的对象。
对于唐生智来说，在南京保卫战中，英勇指挥，一直坚持在一线指挥作战，全体官兵亦勇敢作战，进行了十分激烈的抵抗。但是，唐生智在面临日军迫近南京之时，他没有做好渡江撤退的工具和心理准备，一味强调严防死守，害怕承担责任，对于撤退时机把握上缺乏判断，下达突围命令过迟。到了12日下午，当日军攻打城门十分胶着的状况下，唐生智才下达撤退的命令，一方面官兵缺乏这种由“死守”到撤退的心理准备，另一方面由于中日对峙之中，撤退回旋的空间太少，根本无法进行有序撤退了。事实上，撤退命令也未能送达所有一线部队，当前线部队得知撤退消息时，几乎所有军队均向下关江边撤退，但是由于缺少渡江的船只，再加上日本海军已于当晚抵达南京长江沿线，最后导致渡江突围不成，绝大多数部队官兵在求生本能的支配下相互践踏，牺牲无数，最后除少数渡江外，绝大多数被日军残杀。
新浪历史：我们知道日军在南京还是遭遇到了中国军队的有力抵抗，您对南京保卫战中的中国军人有何评价？
张连红：由于南京是国民政府的首都，且是孙中山的陵墓所在地，蒋介石认为尽管从军事角度来看，南京易攻难守，但仍必须进行防守作战。由于中日军力差异悬殊，南京保卫战持续时间只进行了十余天，南京便很快失守。由于日军多路围攻，导致大量中国守军被围困在城内，最后遭到日军搜捕而集体屠杀，但在南京保卫战的过程中，中国守军面对强大的日军进行了十分英勇而激烈的抵抗，日本官兵的日记中也有不少这样的记载：
一是中国守军并非一触即溃，而是依托坚固阵地进行了英勇抵抗，日军推进十分艰难。如第六师团的金丸贞行在记载安德门阵地作战时说：“大队已经转为进攻作为第二防线阵地的安德门高地，阵地设有铁丝网、碉堡、战壕等障碍，敌军凭此进行着殊死的抵抗。特别是当夜，曾在第一防线负责进攻的第二中队破坏了铁丝网冲入阵地，夺取高地的一部分。但是由于中国军队的反击十分猛烈，整个晚上他们一直与多次反攻的敌军进行战斗。”又如在雨花台阵地，在中国守军的顽强防守下，日军攻城进展十分缓慢，最后“炮兵部队增援不断增加，空中的战斗机也一架接一架扫射敌方阵地。南京城四周是雷鸣般的炮击声和飞机轰炸声。”
二是中国守军并非不战而退，而是进行了英勇抵抗，日军也不得不佩服赞美对手。紫金山是南京保卫战中最为重要的防守阵地，当时进攻紫金山的是日军16师团，防守则是国军教导总队，日军第16师团步兵第30旅团长佐佐木到一在日记中说：教导总队“这支部队是蒋介石最骁勇的嫡系部队，因此，也是顽强战斗到底的最英勇的部队……和北支那的敌军不同，不愧是蒋介石嫡系军队，进行了数次反击，虽然是敌人，真值得佩服。”根据陆军省情报部编《大陆战史》记载在光华门的战斗时说：“敌人实施的是人弹战术和手榴弹战术，我军伤亡极大，突击队长伊藤少佐也牺牲了，双方都寸步不让。城上城下敌我双方都能听见对方的喘息声和说话声，战斗一直呈胶着状态。10日激战一直持续到11日。先后进抵各城门的各部队尽管都反复突击，但始终攻不下巍峨高大的城墙。”
三是中国守军并非不战而俘，而是血洒战场，牺牲惨烈。资料显示在7天的保卫战中，在战场上牺牲的国军官兵多达19000余人，其中有朱赤(72军88师262旅少将旅长)、高致嵩(72军88师264少将旅长)、易安华(71军87师259旅长)、萧山令(宪兵司令部少将副司令)、司徒非(66军160师少将参谋长)、罗策群(66军159师少将副师长)、李绍嘉(83军156师468旅长)、姚中英(83军156师少将参谋长)、李兰池(57军112师少将副旅长)、万策全(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第1旅少将参谋)、蓝运东(预备第十师少将参谋长)、刘国用(74军58师174旅少将副旅长)等少将以上军官有13人之多。另有7人是事后追赠为少将，他们是教导总队第1旅第2团团长谢承瑞、第51师302团上校团长程智、72军补充旅1团上校团长华品章、66军160师956团上校团长蔡如柏、66军159师949团上校团长黄纪福、中央军校教导总队3旅上校副旅长雷震、88师262旅524团上校团长韩宪元。其中12月12日这一天，在战场上牺牲的团长以上将领就有11人之多，可见战斗激烈之程度，这在整个抗战期间都极为少见。早在保卫战开始，川军145师师长中将饶国华于12月1日在广德一线战败自杀。当然，日军在攻击南京的过程中也付出了伤亡3893人(因第16师团资料缺，此数字不包括第16师团的伤亡数字)的代价。
南京保卫战最后失败，当然有较多的原因，但我们不能因为专注研究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而忽视国军英勇抗争和惨烈牺牲的历史事实。
新浪历史：南京沦陷前，南京的普通百姓是什么心态？能否根据您的研究为我们描述一下。
张连红：在日军占领南京前夕，南京市民的心态经历了较为复杂的变化，在不同阶段其表现形式也多有相同：
空袭不断，改变南京市民的日常生活：南京市民真正感到战争恐怖是从8月15日日机空袭南京开始的。空袭不仅给南京市民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而更为严重的是其对市民心理安全感的巨大冲击。南京城内接连不断的空袭警报声和飞机重型炸弹凄惨的爆炸声，此伏彼此，互相交错，而且城内还不时可以看到被炸市民的惨状，市民对战争的恐惧心理与日俱增。起初，人们对空袭警报声十分敏感，甚至远处轮船和火车的汽笛声也会使市民心惊胆战。 战争的威胁使许多市民被迫逃离南京，一些家境比较富裕的人大都坐船向长江上游的内地“跑反”，有些市民则前往苏北、皖北等地投奔亲友，还有一部分人则迁往南京近郊各县乡下暂避。 持续不断的空袭和空袭威胁严重破坏了市民的正常生活，甚至也改变了南京市民的生活态度。在正常情况下，“人们都会为阳光明媚的一天而高兴，但是现在我们却担心万里无云的晴朗天空。” 下雨天却成为人们祈求的“好天气”，因为只有阴雨天才能阻止令人讨厌的空袭。在紧张恐怖的环境下，穷人与富人的生命价值奇迹般地拉近了距离，出卖苦力的人变得比平常更有价值了，他们一天出卖苦力所得是平常的数倍。“过去他们工作一天时挣0.4美元，而现在是1美元”，而且所要干的活儿干不完。 在生死无常的情况下，有些人活得似乎也更加洒脱。一些冒着生命危险继续开业的酒馆业，其生意异常火爆，如“酒馆业中山北路之岭南酒家、中央商场之厚德福、夫子庙之别有天等则仍照常开门，多数不怕死而好吃之客人趋之若鹜。” 但更多的贫民百姓每天都在祈求和平的到来，“老百姓是多么希望和平和过正常的生活啊！许多人天真地问我和平何时能到来——仿佛我知道这一疯狂的举动何时会结束似的。” 魏特琳女士在日记中对此非常感慨。
战争来临，父母担心女儿意外，催生南京早婚风潮：在兵荒马乱的岁月里，中国人特别担心女孩子的安全。与往年相比，进入9月之后，南京订婚和结婚的人也突然增加了很多，在南京发行的许多报纸上，登满了结婚启事的广告，一些征婚广告甚至也在大报如《中央日报》、《新民报》上刊登，到了南京沦陷前夕，结婚的人更多。从11月21日起，在南京出版的中央日报因受国民政府西迁影响，一天只刊出一页两个版面，但仅有的版面中关于结婚、订婚的广告启事同往年相比显得特别多，据笔者统计，仅从21日到27日停刊的8天中，结婚和订婚的启事就有50条，其中结婚启事36条，订婚启事14条，而在1936年相同时间里，正常发行的南京中央日报所刊登的广告中，结婚和订婚的启事仅有11条。 结婚和订婚人员突然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许多家长都给已订了婚或成了年的女儿提早婚期，让他们安安全全地完婚，以免日军来了发生意外。” 而更多的贫民则连一些简单的仪式也没有举办，就匆忙将女儿嫁人，家境不好的丁家，尽管缺少劳动力，也只得将女儿丁荣声匆匆嫁给下关一个店铺的伙计。 幸存者戴兴锦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娶了一位由城区来乡区“跑反”的姑娘。
各种谣言纷飞，加剧市民紧张心态：当人们处在恐慌和无助的情况下，更希望得到和交换相关信息。到了10月份的时候，南京市内的许多报刊诸如《中央日报》、《南京日报》、《新民报》、《新京报》、《朝报》等大小报刊，尽管由于报纸原料紧缺的原因而不得不缩减篇幅，仍十分畅销，“有很多卖报人在街头叫卖，销路良好”，而且可邮送。 除了通过新闻媒体获得相关信息外，人们更热衷于交换也许并非事实的小道消息，尽管政府曾多次禁止传播谣言，但效果并不显著，相反随着许多报刊的相继停刊，正当途径来源的消息越来越少，从此谣言便开始充塞整个南京。“我们生活在一个'谣言’时代，四周充满了最惊险离奇的传闻。” 有些谣言会带给人们生存的勇气和希望，但在日军迅速向南京推进的情况下，更多的传闻却是负面消极的，它无疑加剧了人们的忧虑和恐怖程度。
日军迫近，市民到处寻找“安全”：随着11月20日国民政府的迁都、机关公务人员的撤退、日军向南京的快速推进、有关日军残暴的传说、沪宁线及城郊地区难民的涌入等等，南京城中的市民已开始真切地体验到了战争的氛围，恐慌与不安渗透了每个人的心中。在大路上到处可以看到心神不定四处寻找“安全”的人，“城北的百姓往城南搬，城南的百姓往玄武湖搬，玄武湖的百姓往乡下搬，乡下的百姓往城里搬。搬来搬去，好像他们离开原来地方就可以得到无上安全保障似的。” 在市民最为恐慌的时候，留京外国人士所成立的难民区成为人们寄托生存希望的唯一场所。人们对中国军队能否击退日军而固守南京，已开始失却信心。从11月底开始，就有人到处打听“安全区”下落，“我不断碰到一群群妇女和儿童在寻找'安全区’。她们依稀听说了安全区的事情，想确定一下它的位置。” 12月4日，有一些难民开始陆陆续续搬进安全区。12月8日上午，当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正式发布《告南京市民书》宣布启用难民区的数小时内，“平民移入难民区者不下三万人”。 人们似乎十分相信只要住到由西方人士管理的安全区，就一定会十分安全，“安全区的街道上已经挤满了人，他们对炮击的轰鸣声已经不介意了，他们比我更加相信'安全区’。” 当12日晚唐生智下达从南京突围的命令后，无法逃离南京的士兵也扔掉武器换上便衣躲进了安全区。
幻想破灭，难民纷纷涌入安全区：但是，在中国人的传统文化里，人们如不是万不得已，决不肯背井离乡。在我们采访幸存者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在日军进城之前仍有相当部分市民留在自己的家中，从现已出版的幸存者证言集里，此点也可得到充分印证。 人们也许对日本兵抱有相当幻想，认为他们不会伤及平民，但是，日军进城之后疯狂的烧杀淫掠，彻底击碎了市民的侥幸心理，人们再也无法留在家中，纷纷逃向安全区，在日军进城之后的10天中，南京城内再次出现市民涌向安全区的高峰，金女大难民所在日军占领南京前夕只有难民1000余人，但是仅12月15日一个晚上，一下子就涌进3000余人，到22日时，难民人数已达10000人了。 只有市区面积八分之一的难民区，在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却容纳了20余万难民。
新浪历史：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开始正式大规模推行慰安妇制度，但是日本政府一直否认是军队强征行为，认为是商业行为，当时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有没有观察到日军这一暴行？
张连红：当时留在南京的西方传教士有20余人，他们耳闻目睹了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历史事实，留下了许多珍贵的书信日记。尽管当时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根本不可能深入调查，但仅从他们所留下的所见所闻，我们从中可以大致得出如下判断：一是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慰安妇”来源完全是强制掠夺的，根本不是所谓自愿的商业行为。二是在慰安所的妇女过着非人般的生活，随时有生命危险。三是日军在南京推行的“慰安妇”制度极大地伤害了南京逐渐建立起来的现代道德文明。
关于日军强征“慰安妇”的方式
在日军占领南京前夕，在南京的西方传教士发起成立了南京国际安全区，以保护战时难民。在南京大屠杀期间，西方传教士人身自由受到极大限制，他们基本上只能留在只占南京城区八分之一的南京安全区内，尽管他们无法了解日军占领南京所发生暴行特别是推行“慰安妇”制度的全貌，但仅就他们所留传下来的书信日记，我们大概可以发现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几种方式：一是日军通过大肆抢掠强迫中国妇女充当临时慰安所中的“慰安妇”。日军在攻占南京初期，到处搜捕妇女进入日军临时慰安所的案例非常普遍，当时南京安全区所报告的日军暴行几乎天天都有大量的案例。实际上，到了南京大屠杀后期，日军到处搜捕妇女的暴行一直没有停止。时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的传教士约翰·马吉在1938年1月30日致夫人的信中说：“就在今天(也许是昨天)，那位不愿为日本人做事而被抓走杀害的学生的年轻妻子以为现在安全了，到安全区外的明德中学买些东西，这时一辆卡车在她身旁停下，把她抓上去，车上还有其他20多名妇女，她们被带到城南的一所房子里，那儿有日本军官，她们将供他们'使用’。” 为了能够挑选年轻貌美的女性充当“慰安妇”，日军还通过妇女难民的登记之机进行强行搜捕。南京周边农村地区的妇女也是日军掠夺的对象，她们当中有许多人成为日军慰安所的牺牲品。到了1938年2月中旬，仍有许多妇女也被日军强行带到慰安所。 二是有组织地到各大难民所强行征召。1937年12月24日上午，也就是圣诞节前一天，日军专程到收容妇女难民的金女大难民所，向难民所负责人魏特琳提出要挑选100名妓女到慰安所去。同时，日军还强迫南京自治委员会设立为日军服务的“慰安所”，到各难民所招募“妓女”，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史迈士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自治政府委员会’的第一职责，在日本人12月22日召集之时，就是为日本军队建立三家妓院。”三是日军通过招募洗衣工等谎言，欺骗中国妇女而被迫沦为“慰安妇”。如鼓楼医院外科的威尔逊医生记载，在1937年12月31日，有6名中国妇女“被从难民营里带出去，诡称让她们为几名军官洗衣服……在白天她们洗衣服，到了晚上她们就被强奸了。她们中的五个每晚要接受10到20次的凌辱，而那第六个因为年轻漂亮要接受40次左右的蹂躏。”
关于“慰安妇”的悲惨生活
在日军占领南京初期，慰安妇遭受非人待遇。为了不让她们逃跑，不给她们衣服穿。年龄较大的妇女每夜被轮奸10次到20次，年纪轻的和面貌漂亮的每夜多被轮奸40次。 威尔逊医生在1938年1月8日的日记中说：“两天前我接待了一名病人，她22岁，结婚4年了。她和其丈夫在日本人进城那天进了安全区。她的丈夫当晚就被抓走了，再也没看见。她那天晚上也被抓走，带到了城南的某个营房，在那儿她每天要被强奸十几次，一共呆了38天。到此时，她已经身患两边化脓性腹股沟腺炎、列性淋病和大面积阴道肿大性溃疡，因此她就被送出来了，因为没用了。” 许多姑娘在慰安所最后得了十分严重的性病，事实上，在日军慰安所中慰安妇的性病比例很高。“自从日本人进城后，性病的比例从15%上升到80%。军队要大量妓女，不断有人从周边农村抢走妇女，把她们送进城以满足需要。而且因为她们对性病毫无防御力，很快就会染上重病。在这种行当里不再有使用价值，所以就不断地要求新的妇女来补充。” 除了性病，日军慰安所也是交易和吸食毒品的场所。据金陵大学历史系教授贝德士调查研究，到了1938年11月，“在过去几天，一家日本和韩国的慰安妇机构，就买进80箱鸦片。” “有时日本士兵用鸦片来支付妓女和在军需物资供应站干活的劳工。”
西方传教士对日军“慰安妇”制度的批判
西方传教士对日军在南京违背人类良知、公然四处设立慰安所、强征慰安妇的恶劣行径给予了猛烈的批判。日军声称为了担心性病传染，防止影响士兵战斗力，成立了统一管理的慰安所。马吉对此则从日本文化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他在写给夫人的信中说：“日本人似乎是一个没有性道德的民族，在这个国家，一个女子为了经济方面帮助父母而当几年妓女被认为是孝顺的行为，然后再结婚。当然在这方面他们有自己的道德规范，我们与之打交道，这些日本人根本不认为强奸是什么罪行。” 贝德士针对在南京大街上出现的慰安所广告，讽刺说这是“代表装点南京街道之一种象征模式”，成为日本“东亚新秩序的政治工具”。贝德士写道：“南京居民常常回想，在国民政府治理下这里是不允许有有伤风化的淫秽展示的，市政当局严禁各种恶行。现在他们正在了解日本首相宣言的意义，他的国家'必须尽最大努力把中国提升到日本的文化水准’。……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一直致力于现代社会风尚的建立，特别是从1935年开展新生活动运动以来，南京娼妓已基本绝迹，而日军占领南京后推行的慰安妇制度，贝德士认为无疑是对南京处世态度的“彻底革命”。
专访张连红(下)：南京杀戮暴行何以发生
新浪历史：您曾致力于对大屠杀幸存者的访问，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什么突出的感受？
张连红：在同幸存者接触交流的过程中，我最突出的感受就是：相对于物质生活状况而言，幸存者精神创伤更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他们更很少得到有针对性的社会治疗。幸存者战后的生存经历各不相同，因此，在精神创伤上的表现也有很大差异，除了部分自我治疗能力较强的幸存者外，许多幸存者则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些精神疾病则日益明显加剧。
首先，大屠杀经历使幸存者无法摆脱恐怖的记忆。南京大屠杀对于每个幸存者个人而言，日军的残暴、恐怖与丧失人道的恶作剧永远也无法从他们的记忆中遗忘消失，每个幸存者都有一个相似而又不同的悲惨记忆，在他(她)们的记忆中那恐怖的一页永远也无法抹掉。家住头条巷的张秀红在其丈夫去世之后，经过多次犹豫还是第一次向笔者讲述了她12岁时为保住爷爷的性命而被迫遭受日本兵强奸的痛苦经历；幸存者张玉英老人尽管在晚年精神一直处于分裂期，但她却能清晰地讲述她的父亲被日军用刺刀刺死倒靠在她身上的那一幕悲剧；在常志强老人的记忆中，刻骨铭心的痛是，她的母亲被日军刺刀刺得全身鲜血，但在临死之前还挣扎着解开衣服为同样受伤不满周岁的弟弟喂奶，乳房旁边伤口的鲜血还在不停地往外流，他的父亲则被日军刺刀刺死而僵硬地跪在不远处的墙角，当时只有10岁的常志强不知他的父亲已死，一把拉他起来去救妈妈的时候，他的父亲却倒了下去再也没有起来。……
其次，幸存者在大屠杀之后的生存经历以及无望的期盼更是一份沉重的精神枷锁。因南京大屠杀而失去丈夫的妻子、失去父母的孤儿、失去妻子的丈夫、失去儿女的父母和成千上万被日本兵糟蹋后心中永留伤疤的妇女来说，他(她)们劫后生存经历虽然不是战争创伤本身，但是这无疑也是他们精神创伤的主要内容。杜秀英在其12岁时在孝陵卫遭到一名日本兵的强奸，从此之后她再也没有能够摆脱恶梦般的阴影，三次嫁人都以失败告终。 在大屠杀中，常志强、姜根福、倪翠萍等人都失去了自己的父母亲人，作为大屠杀的孤儿，他们都有属于自己永远无法忘记的生存经历。我在1999年采访中最令人心碎的一例是笔者采访一位84岁高龄的韩秀英老人，1937年12月日军进城时，她已有孕在身，在日军进城后的一天晚上，她的丈夫肖直刚突然被日军抓走了，从此之后，她几乎每时每刻都在期盼她的丈夫回来，儿子生下来后也一直在期盼见到自己的父亲。到笔者采访她的时候，她一直和她的儿子住在一起，终身未再改嫁，我们无法想象失去生活依靠的她，是如何将自己的儿子拉扯长大的，我们更无法想象她是如何熬过这么多苦难的日日夜夜的，漫漫60多年2万多个日日夜夜的等待啊！
第三，由于幸存者年龄越来越大，体质越来越弱，大部分幸存者均未能摆脱过去的阴影，年轻时的精神创伤开始“复活”，他们经常为恶梦惊醒，他们言行开始日益偏离日常生活习惯，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精神疾病的表征越来越明显。据笔者调查观察，幸存者的精神创伤至少有下列3种类型：精神分裂型、自我封闭型、神经质型。精神分裂型的典型代表以张玉英最为代表，她到了晚年之后，精神完全分裂，整天到大街上去捡垃圾过日，尽管她的退休工资足以度日，显然她捡垃圾的目的并不为了去换钱，而是出于对社会不节约的不理解，她所捡垃圾全部堆在自己的一室一厅的家中。她见人整天提起她在战争年代里的生活多么艰苦以及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救命恩人美国传教士华小姐。自我封闭型的幸存者较多，这些幸存者并不愿意将自己的苦难记忆告诉人们，包括试图希望通过搜集资料为历史作证的调查者，甚至包括他(她)们的亲人，他(她)们在心中祈求这种恶梦一样的过去再也不要停留在自己的记忆之中，在他(她)们在内心中，他们不愿别人去触及这一根伤痛的神经。在调查中，笔者为幸存者拒之门外的例子并不少见。他(她)们一直在试图远离甚至躲避任何有可能引起其悲惨记忆的一切导因。有些幸存者的精神状态一直处在高度警觉之中，有一次我去采访下关一位老奶奶，在她讲述了她的大屠杀经历之后，再三叮嘱我千万不要给她拍照，因为她担心日本人会来报复她，这是很典型的神经质型幸存者的案例。
当然，也有部分幸存者通过自我修复，走出了过去的阴影。一些幸存者如李秀英、夏淑琴、姜根福等人愿意接受国内外媒体和爱好和平人士的采访调查，为历史作证。在她们内心深处，她们也试图希望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们来共享她们悲惨的记忆。还有许多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由于无法忍受日本右派对历史事实的挑衅，主动打电话要求讲述他们在大屠杀中的遭遇与经历。下关区安乐村的夏瑞荣和屈慎行夫妇是主动打电话给报社要求接受采访的，他们告诉笔者，看到日本右派的言行，他们再也忍不住了，他们觉得有责任将自己在大屠杀期间的经历告诉年轻人。常志强老人在1997年则主动跑到纪念馆讲述自己一家的悲惨遭遇，而在这之前他没有向其他人包括他的家人讲述过大屠杀恐怖的历史。 还有一位前文提及的张秀红老人，笔者去采访她时，她已从过去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其中主要原因，一是她的丈夫非常能够理解她精神痛苦，二是她总认为虽然自己不幸遭到日军强暴，但这却因此救了爷爷的一条命。
新浪历史：在南京大屠杀研究过程中，中方和日方的学者有什么样的分歧？有什么样的共识？
张连红：我想从如下三个主要方面简单介绍一下：
一、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概念”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名称：南京大屠杀是指1937年—1938年间侵华日军在南京所进行烧、杀、淫、掠罪行的总称。但最初发生之时，并无统一专指名称，大多用“日军暴行”、“京敌兽行”、“南京大屠杀”等。战后经过东京审判和南京国防部军事法庭审判基本确定了“南京大屠杀”的名称。但在日本，学术著作中对南京大屠杀的称呼往往有两种：一是南京大虐杀或南京虐杀，其意等同于中文的南京大屠杀，在90年代之前学术著作中较多使用，特别是大屠杀派核心人物洞富雄一直坚持使用；而虚构派则拒绝使用这一名称，如使用时则加上引号。二是“南京事件”，最近几年来日本学者使用“南京事件”一词的频率越来越高。“南京事件”是一个中性的名词，它可以指在南京历史上发生的重要事件中的任何一件，当然它也可以专指南京大屠杀的事件。但毫无疑问，尽管在大屠杀派的著作里“南京事件”所指日军暴行的性质并没有变化，但是使用“南京事件”还是不可避免地弱化了“大屠杀”这一事件的性质。这一变化并不仅仅是文字本身的变化，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学术界对南京大屠杀认识上出现的细微变化。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时空概念。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厘清南京大屠杀的时空概念显得十分重要，因为这个问题直接关联到南京大屠杀的规模。中国方面学者在80年代时，由于刚刚开始调查研究南京大屠杀，对南京大屠杀时空概念并没有专门阐述，一般概念的表述是：“1937年12月13日，日军侵占南京后，在六个星期中，屠杀了无辜市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30万人以上，无数妇女遭凌辱，无数住宅、商店、机关、仓库，被抢劫、焚烧和破坏，全市约三分之一的建筑物和财产化为灰烬。” 这里的时间概念是从1937年12月13日开始到日军占领的六个星期，也就是说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1月底。从研究专著的内容来看，区域范围专指南京市，即包括7个城区和5个乡区。但是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早在日军占领南京城之前，也就是说在向南京进攻的过程中，在南京城郊的乡区甚至包括紧邻南京的江宁、句容等县日军暴行就已经非常严重，而且各种资料显示，直到1938年3月，日军在城、乡各区的暴行仍然相当严重。因此，中国方面的有些学者近几年来认为南京大屠杀上限时间应该定位12月上旬，以日军进入南京地域范围为起点，下限时间应为1938年3月。在地域范围方面，有学者认为考虑到暴行的时间相同、施暴部队相同、发生地点邻近等各方面的因素，“似以在南京市区12个行政区的基础上，外延至与市区直接相邻的江宁、江浦、六合为宜。” 但大多学者在研究南京大屠杀时还是以当时南京特别市的辖区(即7个城区和5个乡区)为讨论的基点。
日本方面，大屠杀派以笠原十九司为代表，认为南京大屠杀时间上限为日本大本营下达攻略南京命令、中支那方面军进入南京战区的12月4日；下限应为1938年3月28日“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成立。他认为尽管南京攻略战结束的日期是1938年2月14日，但南京日军的残虐行为仍在继续。关于区域范围，他认为应包括南京特别市行政区域及其周边六个县(江浦、六合、江宁、句容、溧水、高淳)。目前，尚未发现虚构派方面的专门论述，一般他们将“南京”的概念限定在南京城内(甚至将南京城区同南京安全区混淆)，由于他们一般不承认南京大屠杀，所以更少明确大屠杀的时间概念。
二、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
在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中，南京大屠杀的遇难者人数争论最为激烈。在中国，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人数也经过了一个不断求证和确认的过程。在战后国民政府所进行的各种社会调查过程中，对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有29.5万、39万、50万等多种过程性的数字。 1947年南京国防部战犯军事法庭在《军事法庭对战犯谷寿夫的判决书及附件》中判定：“我被俘军民被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并焚尸灭迹者，有单耀亭等十九万余人。此外零星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埋者十五万余具。被害总数达三十万人以上。” 1948年1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南京的暴行》的判决书中称日军在南京屠杀20万人以上。80年代以来，在人数问题上，中国学者基本上依据南京军事法庭的判决书，同时辅以新发现的资料进行论证研究。其计数方法有两种：一是将集体屠杀的遇难人数195000人和分散屠杀的77000余人相加，再考虑到其他未统计的数字，遇难人数已达30万人左右。二是根据慈善机构、私人、伪政权和日军掩埋的尸体数，得出遇难人数在30万人以上。在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中方主席步平也明确表示，只要承认南京大屠杀的事实，牺牲者的人数不会成为共同研究的障碍。
在日本，对于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却有不同的看法。据2001年日本《诸君》杂志2月号对大屠杀派、中间派和虚构派的问卷调查， 在接受调查的23人中，认为死亡人数无限接近于零或因史料不足无法回答者有11人，这些人都是一直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虚构派重要成员，如渡部升一、铃木明、阿罗健一、田中正明、松村俊夫、藤冈信胜等。中村粲、冈崎久彦、樱井等4人认为死亡人数在1万人左右，原刚认为死亡人数在2~3万人。此5人同上述11人有一定的区别，他们承认日军在攻占南京期间，曾发生过小规模屠杀中国平民和放下武器的俘虏。中间派代表人物秦郁彦没有参加这次问卷调查，但他一般认为死亡人数在4万人左右。
参加问卷调查的大屠杀派代表人物如藤原彰、江口圭一、井上久士、姬田光义、笠原十九司、吉田裕、高崎隆治等都承认南京大屠杀的事实，但对死亡人数也有不同的选择，除井上久士选择30万人以上(但作了补充说明称至少10多万)，其他大都认定在10数万人到20万人之间。不过笠原十九司回答尚留有余地，笠原说：“从现有的研究和资料能推测是十几万到二十万人前后上下，随着今后资料的发掘、公开和研究的进展，被屠杀者数有可能增加。” 笠原的这一观点在他的《南京事件》和《南京事件与日本人》等书中一直都非常明确，其表述前后没有发生过变化。 不过笠原十九司认为，中国官方一直强调30万以上数字的绝对性反而为日本否定派所利用，导致大多数日本国民认为南京大屠杀是中国方面的虚构和夸张。
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从无限接近于零到10多万、20万、30万人以上，其数字悬殊如此巨大，这在历史学研究中可能是亘古未有的。造成这种奇特现象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是第一手历史资料的欠缺，大部分资料均为战后调查的证人证言或战犯口供。其次是在讨论死亡人数问题时，对于处死被俘士兵是否合法有不同的观点。日本虚构派认为日军攻占南京城后，大量便衣兵藏匿在难民区，失去了交战资格，逮捕和处死这些便衣兵是合法的战斗行为，不能将这一数字计算在大屠杀死亡的人数中。 而肯定派和中国学者则认为，不经过审判程序、屠杀放下武器且丧失战斗力的中国俘虏是违反国际法的，而且日本兵在搜捕俘虏的过程中，只是根据外貌、口音等进行甄别，导致许多普通百姓也被当作俘虏处死。
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原因
探讨南京大屠杀的原因对历史学者来说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过，近几年来，随着学者们研究的不断深化，对南京大屠杀的成因有了更多的历史解释。
中国学者在分析南京大屠杀原因时各有侧重。高兴祖著文重点论述了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有预谋的恐怖政策，其主要表现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大肆宣传种族优越论，蔑视中国和亚洲的其他各民族；在战场上无视生命的尊严，无视国际法准则，下达了“应全部杀掉俘虏”的指令；发表“膺惩暴支”声明，企图用暴力手段消灭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 论文强调了南京大屠杀发生的必然性。王卫星则从日军官兵战场心态视角进行了分析。他说：日军士兵因中国军民在战场上的反抗产生了报复心态；由于无条件执行上级命令而产生大肆滥杀的心态；在紧张枯燥的战争中形成了以杀人施暴取乐的心态；由于军国主义宣传，士兵们形成了以杀人越多越“光荣”的畸形心态。上述士兵的战场心态，导致了南京大屠杀的发生。孙宅巍则综合了各种因素后认为南京大屠杀是由多方面的复杂因素所决定的：基本原因是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残暴和对中国军民正义抵抗的疯狂报复；直接原因是首都南京的特殊政治地位；唐生智不成功的撤退，使遇难同胞中增加了9万名军人；另外，南京大屠杀的发生还与某些战场条件及日本军人的复杂心态有关。
日本肯定派学者也对南京大屠杀原因进行了研究，一部分学者认为南京大屠杀是日军官兵有组织的行为。原先那种认为“是由于失控的士兵造成的”主导观点已被修改。“现已认定那些犯罪的士兵当时并没有处于无序状态下。抢劫、纵火以及部分强奸是有组织地进行的。屠杀战俘、脱离部队的士兵以及非战斗人员，则是根据现地指挥官的命令执行的。” 笠原十九司在深入考察南京大屠杀前后发生的日军士兵大规模强奸事件后，也得出同样的结论，他认为：日军上级军官对强奸的士兵采取“默认”、“放任”和“不处罚”的态度，这种不被处罚、默认的“了解”和“同意”，也是一种集团的行为，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就是有组织的犯罪行为。 笠原在另一篇专门探讨南京大屠杀原因的报告中还分析了另外两大原因：一是历史原因，即日军蔑视中国人的意识、歧视女性、日军中非人权的特质、效忠天皇而丧失人性等；二是直接原因，即日军战争初期形成的“膺惩暴支”战略、南京作战缺乏充分准备、中支那方面军司令部攻占南京后的失职等。 还有学者从日本大众思想构造的角度探讨了南京大屠杀的根源，认为“天皇崇拜和基于此的圣战思想与蔑视中国乃至中国人的思想结合在一起，加上平民利己主义，大屠杀在士兵个人的精神上便被日常化了。”
虚构派一方面不承认有南京大屠杀的事实，但另一方面，他们将日军占领南京期间产生人员死亡的原因归结为下面几个方面：一是中国守城司令唐生智指挥无方，贪生怕死，置大批守城部队不顾而只身逃离南京，从而使中国士兵群龙无首，因而失去了俘虏的资格。二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并未遵守诺言，容纳了大批中国士兵进入难民区，并藏匿了许多中国高级军官，这些留在难民区的便衣兵威胁日军的安全。三是中国便衣兵在难民区伪装日本兵实施强奸抢劫，而向国际委员会诬告是日本兵所为。 还有的虚构派成员认为，在攻占南京过程中发生的少数日军抢劫、强奸和杀人的行为是战争中不可避免的，不值得追究。
新浪历史：当时日军的暴行在国内外有没有被正确报道并激起反响？为何当时日本国内民众不知道？
张连红：在日军攻占南京初期，尽管日军当局要求所有西方人士都必须离开南京，但还是有5位西方记者留在南京报道战争的进展。这5位记者分别来自美、英两国，他们是：《芝加哥每日新闻》的阿奇博尔德·斯蒂尔(Archibald T.Steele)、《纽约时报》的德丁(Frank Tillman Durdin)、美联社的耶茨·麦克丹尼尔(C.Yates Mcdaniel)、英国路透社的史密斯(L.C.Smith)和美国派拉蒙公司的门肯(Arthur Menken)。由于日军当局的禁止西方记者留在南京，15日，斯蒂尔、德丁、史密斯、门肯等4人登上停靠在长江岸边的美国炮舰“瓦胡”号，驶往上海，美联社的耶茨·麦克丹尼尔也于16日离开南京。
由于处在战争期间，对于西方记者而言，南京城内并没有向外拍发新闻的条件。在瓦胡号上，斯蒂尔通过特殊关系立即把日军攻占南京暴行的稿件拍发出去。第二天，《芝加哥每日新闻》(美国当地时间15日，此时中国已是16日)以目击者叙述沦陷城市“四天地狱般的日子”、街道上尸体积有五英尺高的主题作了详细报道，这是南京沦陷后西方记者第一篇现场对南京的报道：“屠杀犹如屠宰羔羊。很难估计有多少军人受困，遭屠杀，也许在5000至20000之间。由于陆路已切断，中国军人通过挹江门涌向江边，挹江门迅速堵塞。今天经此城门过，发现有在积有5英尺高的尸体堆上开车才能通过城门。已有数百辆日军卡车、大炮在尸体堆上开过。城里所有街道都遍布着平民百姓的尸体和被遗弃的中国军队的装备与军装，许多没有找到船只过江的军人径直跳入长江，十之八九遭溺毙。”
与此同时，美国《太阳报》、《每日邮报》分别以“地狱般的南京沦陷，记者离开时看到的残酷的大屠杀”和“我看到300人被屠杀”为题，刊登了报道。斯蒂尔到上海后，又给《芝加哥每日新闻报》发回了多篇关于南京暴行的报道，如：《记者描绘战争屠杀场景》(1937年12月17日)、《在南京的美国人见义勇为》(1937年12月18日)、《揭示恐怖残暴的场面》(1938年2月3日)、《在南京屠杀惊恐的中国人》(1938年2月4日)等。美国《时代周刊》1938年2月14日还专门发表了题为《目击者》的报道，介绍了《芝加哥日报》资深记者斯蒂尔关于南京暴行的描述，文章说：
从日本占领南京之时起，留在南京的记者斯蒂尔便试图将这些残酷的细节传给外界。他写道：“所有(中国)都知道，被发现拥有军装或枪支就意味着死亡。摔坏的步枪被扔在街上，并堆成垛以便烧掉。街上满是丢弃的军装和军需品。……日本人致力于血腥屠杀。直到杀掉所有他们能找到的中国士兵或是官员他们才得到满足……一位日本士兵站在不断增大的尸堆上，将步枪子弹倾注在任何还能动弹的尸体上。对日本人来说这也许是战争，对我来说却是谋杀。最准确的估计是日本人在南京城处决了2万人，在上海—南京阶段杀死11万4千名中国士兵。这个阶段日本人损失了1万1千2百名士兵。”
《纽约时报》的德丁、美联社的耶茨·麦克丹尼尔、美国派拉蒙公司的门肯和英国路透社的史密斯到达上海后也向都立即发回报道，如德丁发表了《攻占南京肆意屠戮》(《纽约时报》1937年12月18日)和《南京陷落日军施暴》(《纽约时报》1938年1月9日)等。门肯在1937年12月17日《芝加哥每日论坛报》上发表了《目击者描述中国军队溃退时南京的巩怖景象》。1937年12月18日《芝加哥每日论坛报》发表了麦克丹尼尔的报道《战地记者的日记描绘恐怖的南京》。1938年1月14日在《世界日报》上发表了史密斯的报道《南京陷落的经过——路透社史密斯记者的目击报道》。除此之外，西方各国驻上海的记者也根据这五位现场记者和南京西方传教士所提供的资料对日军在南京暴行也进行了许多报道。据张生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使馆报告》一书收录的英文新闻报道就有40多篇。
2006年12月，我在英国国家报刊图书馆查阅时，发现英国《曼彻斯特卫报》、《泰晤士报》也等都刊有日军南京暴行的报道，特别是曼彻斯特卫报还配发了非常罕见的反映日军暴行的图片。
中国方面的报刊在得知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后进行了全面报道。日军进攻南京之时，国民政府于11月20日开始西迁。由于受到战争的影响，上海、南京等地报业几乎全部停业，中央日报于1937年12月13日停刊，次年3月在长沙复刊。申报(上海版)于1937年12月15日停刊，次年1月15日在汉口复刊。但撤往大后方的各大媒体仍然十分关注沦陷后的首都。国民党中央社于1937年12月22日发出日军入城后进行有组织的劫掠、强奸、屠杀的电讯。12月23日《汉口中西报》等以《南京五万人被日军屠杀》为题进行了报道。内容称：“日军入城，听任军队从事有组织的劫掠，并任意强奸妇女，继复大事屠杀，四日中被杀者约五万人。日军并侵入难民区，而将所有壮丁借口谓系中国士兵，悉数加以枪决，目前尸骸，堆积如山。” 其后，汉口的有关报纸连续不断的对南京日军暴行进行了报道，如仅以汉口《大公报》为例，从1937年12月24日起到1938年3月28日期间，发表有关日军在南京屠杀、抢劫、焚烧和掠夺的新闻与社评就有22篇。
由于无第一线中国记者，因此各大报刊在初期所刊载的中央社讯大都从香港或上海等国际通讯社所获消息。最初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其内容并不完整系统，对南京大屠杀的全貌也可能全部掌握。但从有关报道中，还是能反映南京大屠杀的概况，如12月25日《大公报》报道：“敌军占据南京后，奸淫掳掠，无所不为，我国难民中四十岁以下男子被惨杀者达五万人之多。”1938年1月22日转载字林西报21日社评：“驻京日军军纪驰荡，任意屠杀市民，迄最近遇难者已逾万人，自十一岁之幼女，以至五十三岁之老媪，均不免玷污，被强奸者大概有自八千至二万之数，抢劫事件更不胜述，在一星期内尚有此等事件发生，故未可诿为一时现象。”后来，由于有部分幸存者侥幸逃出南京到了大后方后，许多报刊开始刊载他们身陷南京所见所闻的访谈，如李克痕的《沦京五月记》、蒋公谷的《陷京三月记》、郭岐的《陷都血泪录》、林娜的《血泪话金陵》等等， 南京大屠杀亲历者的回忆更加真实、具体，因此这些文章在当时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但是，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日本国内民众却较少知道。一些日本的报刊却不断刊登南京迅速恢复和平的报道。如1937年12月14日，《朝日新闻》以《妇女从公开防空洞里爬出来》为题，刊登了日军官兵引导南京妇女陆续从防空洞里走出来的大幅照片。12月20日以《复苏之南京》为题，以半页篇幅刊登四幅照片，反映居民围观在货摊买东西的士兵、农夫播种施肥、居民络绎不绝返回城内、胳膊上缠着太阳旗袖章的理发师为日本兵理发等情景。又如12月25日，以《南京在微笑——城内特写》为题，围绕南京城内的孩子，刊登了“和孩子们一起玩玩具坦克的日本兵(位于南京中山路)”、“战火一停，炸坏了马车也成了孩子们的游乐场(于南京住宅区街道)”、“皇军卫生班积极治疗，加强日中亲善(于南京难民区)”、“沐浴和平之光，中国教堂的赞美歌(于南京宁海路)”等。
但当时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是如何认识的呢？这里我只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当时金女大难民所的负责人金女大教授美国传教士明妮·魏特琳曾认真辨别了一篇日方关于南京城内状况报道的消息，这篇题为《日本部队安抚中国难民，南京出现令人欣慰的和谐气氛》发表在日军控制的上海《新生报》上，虽然不是发表在《朝日新闻》上，但从中可以窥见一斑。魏特琳说这篇报道全文共有25句话，其中只有4句是真话，即关于太阳的一句、鼓楼的一句、有关宪兵的一句和日本国旗位置的一句；有一句话一半是真的，另外19句全是假的；还有一句魏特琳还无法确定。魏特琳对此十分感慨地记道：“在'是非题’的测试中，这一得分可不高啊！” 为了能让后人共赏此篇“佳作”，特将此文转载于下：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日本国内媒体报道所呈现的南京当时都是一片“祥和”呢？据学者们研究发现在中日战争开始后，日本内务省、陆军省都曾专门发布法规，实施战时新闻控制的条令。这些法规条文表明：“一、战时日本官方对新闻实行严格控制；二、反映日军暴行的记事和照片的发表受到严禁——所谓'不许可’；三、不仅严禁反映日军的暴行，反而必须宣传日军的'仁慈’；四、突出'支那兵的惨虐行为。也就是说，不仅是严加控制，而且还歪曲宣传。” 事实上，战时日本对各类新闻的控制十分严格，例如日本每日新闻社随军记者所拍摄的照片，大部分以航空寄到总社，总社必须加洗4张送审，其中3张分别由陆军部、海军部、情报局审批，另一张是在审批后退回，盖有“检阅济”印记的可以发表，盖上“不许可”印记的则严禁泄露和发表。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许多不符合新闻控制条令的许多真实新闻都因为“不许可”而胎死腹中。据《出版警察报》统计，被禁的有关文章仅1938年头3个月就达182篇。 一些“漏网之鱼”被查出后则要受到严惩，如石达川三因在《中央公论》杂志1938年3月号发表了反映南京日军暴行的作品《活着的士兵》而被判刑四个月徒刑，缓期三年执行。其罪名是：“记述皇军士兵掠夺、杀戮非战斗人员，表现军纪松懈状况，扰乱安定秩序。”
在日本，不仅国内媒体报道日军占领南京的内容受到严格控制，而且当时凡涉及南京日军暴行的国外报刊的进口也受到严格审查，据日本战时内务省警保局主办的《出版警察报》第111、112号中列出被禁止在日本国内流传的报刊就有数十份之多。另外，当时在上海的西方记者通过无线电台拍发新闻稿的电文中，凡涉及日军在南京暴行也一律遭到扣发，如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的记者田伯烈称他发往《曼彻斯特卫报》的电报稿，由于涉及南京日军暴行而被日本当局驻上海外文电报局的书信检查官扣压，理由是“这些内容过于夸张”。
新浪历史：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来自美国的魏特琳女士保护了上万名中国妇孺难民，但在1941年她在返回美国后自杀身亡，您认为她为什么会自杀？
张连红：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现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是当时专门收容妇孺的难民所，金女大难民所曾收容妇孺难民13000余人，负责这个难民所工作的便是美籍教授明妮·魏特琳女士(Minnie Vautrin，中文名华群，亦称“华小姐”)。明妮·魏特琳1886年出生于美国伊利诺州的西科尔镇。1912年，她在伊利诺大学毕业后，前往中国合肥办学传教，曾任合肥三育女中校长。1919年9月至1940年5月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教务主任和教育系主任，并曾代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长。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及其之后，魏特琳一直留在南京，她冒着生命危险，挺身救护了成千上万名受难妇孺，使她们得以勉遭日军性暴力的摧残。在南京大屠杀之后，魏特琳则在金女大校园里继续收容那些失去丈夫和父亲的年轻姑娘，开办职业班，授以生活技能；并救济了无数家破人亡的妇女，使她们能够重新生活。由于魏特琳挺身保护和救济妇孺难民的善举，当时难民咸称之为“活菩萨”、“观音菩萨”。1938年底，国民政府为此曾秘密给她颁发最高荣誉的采玉勋章。南京大屠杀期间，魏特琳女士在保护中国妇孺难民的同时，还以惊人的毅力为我们留下了一部“反对战争和恐怖、呼唤和平和人性”的珍贵遗产即近60万字的《魏特琳日记》。
为了竭力帮助南京难民，魏特琳却没有时间来照顾她自己的身体。日军在南京城中的暴行使得魏特琳的精神与肉体受到了创伤，在南京大屠杀结束后不久，魏特琳的精神彻底崩溃，她不得不回到美国接受精神治疗。但是，在美国治疗期间，在魏特琳的潜意识里，她总认为自己给别人带来的负担太重，她也认为自己病愈的希望很小，因此，她总是想自杀，以此来减轻别人的负担。1941年5月14日，当魏特琳一个人在联合基督教传教士办公室里时，她突然想得自杀，于是立即仓促地草拟一份并不完整连贯的遗书：“我在中国的传教失败了”，“与其受精神错乱之苦，不如一死为快。” 然后，她打开了厨房里的煤气开关……。
著名报告作家张纯如女士说：魏特琳的去世，是一名英雄之死，她也是一名南京大屠杀的牺牲者，她为了拯救成千上万人的生命而最终也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正如美国基督教传教士联合会宣布魏特琳死讯时说的那样：“我们认为，像在战场上倒下去的士兵一样，魏特琳女士也是在战争中牺牲的。”
魏特琳自杀其病因主要是由于精神抑郁症引起的，但是造成精神抑郁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受到日军在南京的暴行的刺激。我十分赞成日本著名南京大屠杀研究专家笠原十九司教授的观点：
战争的灾难并不限于人类肉体的伤害和死亡，由军队的战斗和占领带来的残酷的非人道的行为，对于直面这种恐怖的人们的神经，更是一种打击和摧残。
造成明妮·魏特琳神经错乱而自杀的，正是日军对南京的攻击和占领，她身处日军攻击和占领下的南京，体验到那种恐怖和冲击，这些都对她的神经造成严重伤害。这种伤害随着日中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的扩大而加深，造成她精神的错乱，并产生破坏作用，最终导致她以自杀结束生命。从这个意义上说，她也是日本侵华战争的牺牲者之一。
新浪历史：由您与孙宅巍先生主编的《南京大屠杀研究：历史与言说》刚刚出版，关于这本书，您有什么想说的话？
张连红：最近十余年来，国内学术界在研究南京大屠杀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重要成果，特别是72卷《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陆续出版，极大地推动了南京大屠杀研究的深入。此次我和江苏省社科院历史所的孙宅巍教授共同主编的《南京大屠杀研究：历史与言说》一书，是一部运用最新搜集、整理的国内外档案史料和多学科方法研究南京大屠杀的最新成果，该书具有以下几个主要显著特点：
其一、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基于批驳日本右翼荒谬言论为目的，其学术成果体现了情感性强、对抗性强、政治性强，而且资料不足。但最近十年来，国内学术研究摆脱了这一格局，特别是本书研讨的问题完全摆脱了与日本右翼的纠缠，开始主动引领学术研究方向，学术视野开阔，大多数研究者能够突破民族国家身份限制，从人类文明的视角来思考南京大屠杀暴行。该书是本领域近几年来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之一。
其二、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研究南京大屠杀比较强调日军暴行本身，研究主题较为单一。而该书侧重研讨了南京大屠杀期间中外慈善组织和机构的人道救援、战时中美日不同媒体的宣传、战后南京大屠杀的社会调查和法庭审判以及战后中日两国民众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与记忆等许多学术前沿热点专题，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
其三、该书通过引入新闻学、法学、社会学和统计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围绕新闻表达、法庭控辩、财产损失、人口结构、社会记忆、影视空间仪式等主题展开了富有创意的研讨，提出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学术观点。可以预见该书的出版，在首个国家公祭日活动的催动下，必将掀起南京大屠杀学术研究的新一轮讨论高潮。
本书是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基金课题项目的研究成果，得到了旅日华侨中日友好促进会林伯耀先生和南京铭心会南京代表松冈环老师的大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