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神秘文化 神秘文化 中国神秘文化_神秘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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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文化五行背后的中国文化密码(组图)

五行是指木、火、土、金、水五种元素,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五行学说肇始于夏商之际,完善于春秋战国,影响持续至当今社会。它虽隶属于中国古代自然哲学的范畴,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却广泛地渗透到中国的社会制度、思想文化、自然科学与语言文字等各个领域。庞朴《稂莠集》认为:阴阳五行“迷漫于意识的各个领域,深嵌到生活的一切方面。如果不明白阴阳五行图式,几乎就无法理解中国的文化”。因此,探讨五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具有追本溯源的意义。

古人认为,万物由五种相关的基本物质构成,这就是五行

最早记载“五行”学说的是夏商时期的《尚书·洪范》,其上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革,最早出现在金文,用刀剥兽皮之意。后指剥下的兽皮。如马革裹尸、皮革等。由革组成的字,如靴、鞋、鞭等多由兽皮作成),土爰(引出)稼穑。润下作咸,(水为咸,因盐出自海水);炎上作苦,(火为苦,因火焚物变焦,则现苦味);曲直作酸,(木主酸味,凡木结之果实,初皆为酸味,尤其是中原地区);从革作辛,(金为辛味,‘辛’的甲骨文字形为,本指平头刀具,与‘革’近,延伸指辛辣之味),稼穑作甘,(土为甘,土所生作物之百谷、瓜果,其味皆甘)。”这里不仅提到了构成万物的五种基本物质,还介绍了它们所具有的特点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五种味道。

至春秋时期,古代思想家们进一步探索这五行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五行相克”的理论,即五行中的某一行可以战胜、克制另一行。其内容是: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水克火、土克水。到战国时期,继五行相克理论之后,又提出了五行相生。所谓五行相生,是指: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

五行的源起有五种不同的观点

五行的产生源自古人对中原地带五时气候特点和生化特点的抽象。这一观点目前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与认可。

关于五行学说的产生以及五行的本质含义,历代学者一直仁智互见,认识不一。主要观点有以下几种。

1.源自五种构成世界的基本物质

五行物质说的产生依据是《尚书·洪范》的相关记载,此书记载的五行就是自然界五种最基本的物质。另外,汉代《尚书大传》解释说:“水火者,百姓之所饮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兴作也;土者,万物之所资生也。是为人用”。《左传·襄公27年》载“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左传·昭公25年》载“生其六气,用其五行”,《国语·鲁语》载“地之五行,所以生殖。”均从五种实际物质来认识五行。而这五种物质之间又存在相生相克的关系。如相生关系:木生火,这是尽人皆知的常识;火燃烧以后会留下灰烬,就是所谓的土;金属矿藏大多埋在地下,所以说土生金;对于金生水,通常解释为:金属在高温下可以融化为液体;而所有的植物生长时都需要水,所以说水生木。相克关系:植物种子最初埋在地下,当它发芽生长时就会破土而出,或一般的农耕工具均为木质,可以松土,意味着木战胜了土;用金属可以制成锋利的工具,用来砍伐树木,是金克木;金属矿石虽十分坚硬,可一旦在火上高温加热,便会熔为液态,这便是火克金;水能灭火,这是水克火;堆土可以挡住水流,就是土克水。

五行物质说在历史上一直占据重要地位。在近代,由于西方文化的传入,特别是唯物论的普及化,这种学说的影响愈加深入而广泛。但这种观点目前在学术界受到空前的质疑,一则由于五行并非构成自然社会的五种必需物质,如金,属于可有可无之物;二则,以五种物质解释五行之间的生克关系,亦存在一定的牵强之处,如木生火,需燃木或钻木后才能生火;金生水,解释为遇高温加热则金属变为液态;这种需要外力的加入才存在的五行关系,不符合自然规律,且五行相生的“水”,又存在此“水”非彼“水”的问题,属于概念的偷换。因此,关于五行的起源与涵义,又有以下几种观点。

2.源自殷商时期的五方观念

“行”在甲骨文中代表着方位,所以,有人认为,五行的原始涵义是指五方。时间和空间是人类认识万物的基本形式。按东、南、西、北、中五方划分空间和方位的观念至少可以追溯到殷墟卜辞。河南安阳挖掘的殷墟墓的平面图及上古明堂宗庙平面多半呈字形,这种字形的构造,建造起来不仅费力,而且费时、费料。因此,有人认为取这一形状构成某些建筑,是有象征意义的,这种意义,应是早期对方位空间的膜拜。

最早,五方原本只是四方,张其成教授认为即东、南、西、北,逐渐地四方变成五方,因为四方观中已经蕴涵了五方观,要确定四方,必须首先确定中央,《诗经·商颂·玄鸟》中就有“古帝武汤,正域彼四方”,即从中央看四方。因此,说四方,就已经意味着五方。与此相关的,五时最早也只有四时,即春、夏、秋、冬,只是为了与五方“门当户对”,故在四时之外画蛇添足地生造了一个“长夏”,用来和“中央”之位匹配。因此,有人认为五行的“五”起源于古代先民对五方的崇拜。

3.源自天之五星

在生活单纯、对自然界缺乏足够认识的人类早期,变幻而神秘的星空非常容易引发人们的关注,伴随着星象的变化,大地出现的季节、气候、农作物的生长,亦进而使人们对天象、星象产生膜拜心理,因此,“占星术”一直占据着古代先民生活的重要位置。近代学者顾颉刚认为,“五行”一词的最初含义是指五星的运行,是人们对天空中呈现的不断变化的五大行星的描述。“五星”即九大行星中肉眼可观测到的水、金、火、木、土星。由于五大行星在天体中是有规律运行的,所以古人又把五星称作五行。当时的劳动人民根据天象来定季节、律历,总结探讨四季时令气候变化的规律,为生活和生产实践服务。

4.源自手指的计数

郭沫若先生则认为,五行之“五”与人身的手足之数相同,因此,他提出五行源自古人对人体的观察。在他的《甲骨文字研究释五十》中指出:“数生于手,古文一二三四作,此手指之象形也。手指何以横书?曰,请以手做数,于无心之间,必先出右掌,倒其拇指为一,次指为二,中指为三,无名指为四,一拳为五,六则伸其拇指,轮次至小指,即以一掌为十。”这个说法符合汉民族“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观物取象”认知把握客观世界的方法。

5.源自五时气候特点和物候特点的抽象

北京中医药大学高思华教授提出,五行的产生源自古人对中原地带五时气候特点和物候特点的抽象。这一观点目前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与认可。《素问·五运行大论》曰:“候之所始,道之所生”。即认为气候的变动,伴随着规律的发生。高思华教授认为五行学说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黄河中下游流域,这一范围内的气候特点是四季分明而夏季尤长于其他三季。通过长期观察,古人发现春季气候温暖,且万物皆由春温之时而生发;夏季气候炎热,且夏热之时万物长大繁茂;长夏气候潮湿,且万物多在雨湿之时变化结实;秋季气候干燥,万物收敛凋零;冬季气候寒冷,万物闭藏。根据这一特点,古人便以木、火、土、金、水这五种概念来取象比类,以木的升发的特性来代言春天温暖的气候特点和万物多于此时而生机勃发的物候特点;以火的炎热向上的特性来代言夏季炎热的气候特点和万物多于此时而长大茂盛的物候特点;以土的孕育变化万物的特性来代言长夏之季湿的气候特点和万物多于此时由禾而变为秀实的物候特点;以金的沉降清肃的特性来代言秋气凉燥的气候特点和万物多于此时而收敛凋零的物候特点;以水流于何处必然会渗藏于地下的特性来代言冬气寒冷的气候特点和万物多于此时闭藏的物候特点。由此可见,这里的木、火、土、金、水并不是什么物质的名称,而只是春、夏、长夏、秋、冬的气候特点和生化特点的一个抽象用语。正如《尚书·洪范》所说:“木曰曲直,火曰炎上,土爰稼穑,金曰从革,水曰润下”。

从这一角度来说,五行中的木,表达的是春季的气候特征,火是夏季的气候特征,土是长夏,金是秋季,水是冬季的气候特征。五行的相生,是四时五季气候的自然转换,如春温变生夏热,夏热生长夏湿,长夏之湿生秋凉,秋凉变生冬寒,冬寒变生春温。而五行的相克,则是异常的气候相互制约:木克土,是风气对长夏之湿的制约;土克水,是湿对冬寒的制约;水克火,是寒冷对夏热的制约;火克金,是热气对秋凉的制约;金克木,则是燥气对风气的制约。五时气候通过相生,完成气候的自然转化,通过相克,完成气候的制约。



中国古代文化对“五”的注重

五行概念出现后,以“五”来规范认识自然万物以及人事制度等就变成一种模式。《尚书》所载的典章制度大多以五为律。从尧典开始就有五品、五典、五服、五礼、五刑等记载。

五行概念出现后,以“五”来规范认识自然万物以及人事制度等就变成一种模式。

《尚书》所载的典章制度大多以五为律。从尧典开始就有五品、五典、五服、五礼、五刑等记载。我国最古老的军事著作《孙子兵法》多处出现以五计数的条目。古人习惯把事物分成五类、五个等级、五个方面等。如《尚书·皋陶谟》有“弼成五服,至于五千,洲十有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尚书·尧典》有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五品指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五种人际关系)”。《尚书·吕刑》有“两造具备,师听五辞。五辞简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简,正于五罚。五罚不服,正于五过。”(五刑是指墨、劓、腓、宫、大辟,均为肉刑)

其他方面还有:占卜有“五行”,方位有“五方”,古有“五帝”,史有“五代”、“五霸”,天有“五星”,地有“五湖”,山有“五岳”,人伦有“五常”、“五福”,人体有“五脏”、“五官”,诗有“五言”,粮食有“五谷”,药有“五毒”,音乐有“五音”等等。在这些“一分为五”的事物中,为首的“五行”显然是纲,其他的都是比照“五行”推演而成的。

《黄帝内经》以五行理论规范自然界事物与人体生命的方方面面,按照性质、属性相近以及存在联系的法则,归纳为五大系统,这五大系统之间,又按照五行的生克法则相互联系,从而组成了人体与自然界相互贯通的整体系统。可以说,五行理论是组成中医学“天人相应”整体观的基本构架。

人体内外相应系统结构表

五行:木火土金水

自然界方位:东南中西北

气候:风热湿燥寒

五味:酸苦甘辛咸

五色:青赤黄白黑

五音:角徵宫商羽人体

五脏:肝心脾肺肾

五窍:目舌口鼻耳

五体:筋脉肉皮骨

五声:呼笑歌哭呻

五志:怒喜思忧恐

病变:握嚘哕咳栗

五行之中“土”为主导

正如近代思想家梁启超所言,五行思想形成以后,“建以万斛狂澜之势,横领思想界之全部”。因此,了解五行的源起、内涵,即是从这种角度来认识中国文化。

中国是农耕国家,土地孕育生命、长养万物,是中国人安身立命之本。因此,“土”的地位在五行观念形成以后一直高于其他四行而占据主导位置。战国时期的著作《管子·四时》说:“中央曰土,土德实辅四时入出,……春赢育,夏养长,秋聚收,冬闭藏。”认为四时生化之气生、长、收、藏皆为“土”助益的结果。到西汉时期,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五行对》则明言:“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贵于土。土之于四时,无所命者,不与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义,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贵者也,其义不可以加矣”。认为“土”不仅像阳热之火一样在万物的生化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土”之品行宽缓、温和,是儒家某些核心范畴,如“忠、孝、仁、义”等的精髓所在。因此,在五行作为哲学范畴规范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方方面面的事物之后,归属于“土”行的事物便被凸现出来。五行重“土”思想在中国文化中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在方位中重“中”

重“中”的意识萌芽于人类早期方位的观念。

对“中”的重视可以追溯到人类文化的最早期阶段。在殷商时代,方位的观念便逐渐形成。人们对方位最初的定位是先有东、南、西、北四方,其后逐步出现五方的观念,即东、南、西、北再加上“中商”。据甲骨文记载,殷人把商朝领域称为“中商”。胡厚宣认为,当时的甲骨文中已反映出,观察四方风最重要的是是否对中央的“商”有利,重视“中商”甚至导致了“中国”称谓的出现。“中”的甲骨文为“\rr”,是一杆旗帜,上下有流苏。旗帜是军队的中心和住所所在,是权力的象征,以旗帜的形象表示“中”,表达了“中”的主导地位。从商代就出现的“中国”一语,表达了我国古代先民唯我独尊的思想意识。

这种重视方位中“中央”的意识出现后,便始终影响着意识领域。殷商时期的重要卜筮书《周易》中便出现了以“中”为上为顺的思想,如张其成在《易道主干》中谈到:“《彖传》采用‘中’、‘中正’‘刚中’‘当位’等术语,从爻德位次关系上解卦义。如《讼·彖》‘利见大人,尚中正也’。《临·彖》‘说而顺,刚中而应’。《观·彖》‘大观在上,……,中正以观天下’”,“《易经》卦爻辞在确立吉凶时,一般是看该爻是不是得‘中’得‘正’,‘中’比正更重要,如果得‘中’,一般为吉。可以说整部《周易》始终都贯穿了尚‘和’崇‘中’的思想”。

重“中”观念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哲学思想中得以发展。

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冲气”即是“中气”之意。其后,文子在《文子·上德》中进一步发挥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和居中央。是以木实于心,草实于荚,卵胎生于中央。”强调中央之位是所有生命活动、生命之气产生的本位。同时,《文子·道厚》曰:“古之三皇,得道之统,立于中央,神与化游,以抚四方。”认为三代时的三皇五帝因立中央之位方得安抚四方,并加以类推,认为所有的事物立于“中”才是立于本,并将之推延到人体生命。《文子·上德》曰:“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废,中能得之则外能牧之。中之得也,五脏宁,思虑平,筋骨劲强,耳目聪明。”在同时期的其他许多哲学著作中,这种思想均有呈现。如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孔子更是将重“中”的思想进一步提升,提出了著名的“中庸之道”,认为在解决矛盾时应“执两用中”,无过无不及。《礼记·中庸》云:“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认为能否中庸是划分君子与小人的依据之一。其弟子子思又将这一思想提高到世界观的高度,《中庸·第一章》曰:“中也者,天下之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即将“中”看作是宇宙最根本、最普遍的法则。《庄子》提出养生的重要思想是“缘督以为经”。“督”是督脉,行于背部正中;“经”是经常。这一思想在《管子》、《吕氏春秋》等亦有体现。中、中庸、中道均为同一含义,意为不偏不倚,恰如其分。

2.五色以“黄”为贵

自然界的色彩本来有多种,五行规范之后,通常提到的色彩就有五种,即青、赤、黄、白、黑五色。同样,受五行思想的影响,黄色的地位一直高于其他色彩。

在《汉书·五帝本纪》中有“色上(尚)黄,用五数”的记载,在《吕氏春秋》中有“凡帝王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蚓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中华文明的始祖是黄帝,这一名称的由来亦包含有五行重土的思想色彩。

在五行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人眼中的颜色是有等级之分的:黄色最尊贵,因为黄为土色。其次是红色,因为火生土,红色为黄色之母,这叫母以子贵。在秦汉时期,文武百官上朝的服饰还没有级别差,秦始皇喜欢黑色,刘邦喜欢青色。但从隋唐开始,文武百官服饰的颜色就有明显的区分了,黄色成为皇家的专用色,只有皇帝、皇后、太子们可以使用。清朝的官服中有一种“黄马褂”,一般由皇上赏赐给有功的官员,穿上黄马褂,意味着是皇帝身边的人,因此,文武百官均以得到黄马褂为荣耀;而一般百姓,是不得随意使用黄色的。

三品以上官员则穿紫色、红色服饰,所用的车马、家中的门扉也多涂成红色、紫色。唐朝有一篇神童的《劝学》诗,说:“少小勤努力,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杜甫也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作。这种观

念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因为,在传统文化里,黄色、红色就是尊贵、吉祥的象征,中国民间喜欢红色,如婚礼、新年、开业等,均以红色作为主色调,也是这一原因。

隋唐时期以至其后的年代,七品官员穿绿色服饰,九品官员则穿青色服饰。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后,就是九品官职,所以他在这一时期写的《琵琶行》里就有“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的句子。宋朝时,福建人韩南通过乡试后几十年未取功名,比范进还不如,直到70多岁参加科考,依然一无所获,皇帝看他年事已高,开恩赏赐了一个职位,一下惊动了四乡,十里八乡的媒婆以为韩南是年轻人,蜂拥而至给他说媒,韩南无奈,只得在门上题诗一首,说:

读尽诗书一百担,老来方得一青衫。媒人却问吾年级,四十年前三十三。

从衣服的颜色来看,皇帝赏赐韩南的官位并不高,最多是个九品小吏。

当然,到了元明时期,青色也慢慢成为某些低下职业的专有色。元明时期规定,凡乐工、优伶甚至卖淫者,均要身着青绿色衣饰,或以青色头巾为标志,乃至于后世一般把妓院称为“青楼”,把妓女称为“青楼女子”,我们现在习惯于把女人偷情说是给丈夫带“绿帽子”,这一说法也是从这种文化背景发展来的。绿色在中国人的眼里,地位总是高不上去,股市全线下跌,就称为“全线飘绿”;某人紧张、恐惧过度说是“脸都绿了”。绿色在西方国家其实是和平、自然的象征,比如有“绿色和平组织”、“绿色环保组织”等,但绿色在中国人眼里,总是一种在正式场合无法使用的颜色。

同样地位不高的还有白色,唐朝时为一般百姓和无功名者的服饰颜色,刘禹锡的《陋室铭》中就有“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之语。至元明时期慢慢就成为丧事的专用色。

黑色则带有歧视之意。古代之“墨刑”,即在犯罪者的面部刺字后用墨汁涂黑,成为一种耻辱的标志,以至于现代依然有“抹黑”一说。近年来流行的黑心、黑手、黑五类、黑社会、黑手党等类词汇,亦是这一含义的延伸。

我们再来看食物与人体的关系,也是与在整个传统文化中黄色地位尊贵相一致的。按照《内经》的要求,饮食应该五味均衡,什么都吃一点,但是黄色、甘味的食物可以作为主食,多吃一些,所以中国人,尤其是中国文化产生的源头地域中原地区,吃的食物主体的色彩是黄色的,农作物如小麦、玉米、小米、土豆、红薯、南瓜、黄豆等;肉类如黄鸡、黄鱼等;同样,对人体有明显补益作用的药物,也多是黄色的,如人参、党参、桂圆、大枣、枸杞子、山药、蜂蜜、甘草等。

3..牲畜中以“牛”为尊

在古代,牛、羊、鸡、犬、豕(猪)是人们主要的肉食来源,但这几种肉食,不仅存在性味、作用的不同,在古代人们的眼中,也存在地位的差异。

地位最高的是牛肉。郑玄注《周礼·庖人》曰:“始养之曰畜,将用之曰牲。是牲者,祭祀之牛也,而羊豕亦以类称之。”“牲”的本义指祭祀用的牛,后来泛指祭祀用的牲畜。我们现代所用的“牺牲”一词,本来是指用于宗庙祭祀用的毛色纯净而体全的牛羊,一般纯色毛的称为“牺”,体全的称为“牲”。韩愈的一首诗中就有“孤豚眠粪壤,不慕太庙牺”之语。现代借用这个词汇,指为某项神圣的事业舍弃生命。一般而言,只有贵族才有资格和机会吃到牛肉,而低层百姓则难以问津。因为中国是农耕国家,牛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生产力,不得随意屠杀。并且,牛的养殖、生长周期长,成本大,所以,在很多朝代,国家一般都明文规定不许随意杀牛,这样牛肉的价格就很高。唐代孟诜的《食疗本草》上就说:“牛者稼穑之资,不多屠杀。”古代祭祀活动频繁,在祭祀活动中,用牛、羊、猪三种牲畜作供品较多,但一般的祭祀活动,仅仅用羊、猪作供品,称为“少牢”,只有在很隆重的祭祀活动上,比如祭祀天神,或有皇帝出场的祭祀,才会用到牛、羊、猪三牲,称为“太牢”。《庄子》上有庖丁解牛的故事,说的是庖丁宰牛时,文惠君在一边观看,并通过一系列的对话,表达了中国文化中的养生思想,说明在古代,杀牛是一件比较重大的事情。如果像我们现在一样,宰杀牛这样多,我想,一国之君断无前去观看的可能。

猪的饲养非常早。在距今4000多年前,已经有了在家中圈养猪的记载,如甲骨文中出现的“家”字,写为“\192.16rr”,这个字由上为房、下为“猪”的形状构成,代表了古人把猪养在下层,人住在上层的房屋结构,或者家家有猪的含义。“溷”字为猪圈之意,在春秋时期的书籍中已经出现,表明人类养猪的历史非常久远。虽然中国人养猪的历史很长,但在羊与猪之间,中国古人更偏爱羊肉,这从很多汉字构成就能看出。我们看很多与吃、食物有关的汉字,多数都与“羊”有关,如表达食物美味的“鲜、美”二字,均是由“羊”构成,说明古人以鱼、以羊为“鲜”,以羊为“甘美”;“珍馐”的“馐”字,“膳”、“羹”等,亦由羊字构成。除此之外,表达补养、哺养的“养”字,同样也是由“羊”字组成,说明古人已经认识到,羊肉的补益之性、长养之性均是很大的,至少要大于猪肉。

这种牲畜中以“牛”为尊,以“羊”为主的文化,其实也是五行思想在祭祀、饮食文化中的一种体现。

4..甘为百味之王

由于甘为百谷之味,百谷生于土中,所以在酸、苦、甘、辛、咸五味中,甘味对人体补益作用最强。我们中国人的主体食物为五谷,五谷皆生于土中,为甘味之品,大家都有一个体会,小麦、大米、小米、玉米等谷物做的食品,咀嚼到最后均会出现淡淡的甜味。同时,具有补养作用的药物也多是甘味之品,如人参、桂圆、大枣、山药等。中国人的日常饮食以五谷为主,亦即是以甘味食品为主体的,其原因就在于甘味对人体补养性强。相反,我们很难在辛味、苦味之中发现补益药。

5.五脏之中尤重脾胃

五脏即心、肝、脾、肺、肾,是人体功能活动的核心,五脏与五行的配属是肝—木,心—火,脾—土,肺—金,肾—水,人体之精、之神均由五脏所主。但在五脏之中,《黄帝内经》又尤为重视脾胃的特殊地位,认为脾胃为五脏之本,五脏的气血均源自脾胃的功能活动,脾胃一病,则外而四肢,内而五脏,上而头面七窍,下而前后二阴无所不病;对于任何疾病,呵护脾胃都是最重要的一环,如外感发热性疾病,《黄帝内经〉提出“食肉则复,多食则遗”,应以清淡、少量饮食为主;对于内伤性疾病,应以观察胃气的状况作为判断疾病预后的标志,“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言“粥浆入胃泄注止则虚者活,身汗得后利则实者活”等等;在以脉象为主对疾病的诊断与预测上,脉象有无“胃气”是判断疾病严重与否、预后是否顺吉的关键。脾胃为后天之本的思想,可以说贯穿于《黄帝内经》理论的方方面面,从生理机制的运转,疾病的发生,诊断、治疗,以及预后、养生等无不体现着这一重要思想,这是五行中重土思想在医学中的延伸。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历代学者对五行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虽然褒贬不一,但均无法否认它对中国文化的规范与影响。正如近代思想家梁启超所言,五行思想形成以后,“建以万斛狂澜之势,横领思想界之全部”(《古史辩》)。因此,了解五行的源起、内涵,即是从这种角度来认识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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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学术思想阴阳家与五行(图)

  五行的相生相克是阴阳家解释世界的重要基础阴阳家 是流行于战国末期到汉初的一种学派 齐人邹衍是代表人物 《史记》称其:"深观阴阳消息 而作迂怪之变。"《吕氏春秋》则直接受到邹衍学说的影响。大体而言 邹衍的阴阳家思想表现在将自古以来的数术思想与阴阳五行学说相结合 并试图进一步的发展 用来建构宇宙图式 解说自然现象的成因及其变化法则。

阴阳是古人对宇宙万物两种相反相成的性质的一种抽象,也是宇宙对立统一及思维法则的哲学范畴。中国贤哲拈出"阴阳"二字,来表示万物两两对应、相反相成的对立统一,既《老子》所谓"万物负阴而抱阳"、《易传》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易经》便是讲"阴阳"变化的数理和哲理。

其基本思路:阴阳交感而生宇宙万物,宇宙万物是阴阳的对立统一。阴阳学说是在气说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并在气说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天地,日月,昼夜,晴明,水火,温凉等运动变化中一分二的结果,这样就抽象出来"阴"和"阳"两个相对的概念。阴阳是抽象的概念而不是具体事物,所以"阴阳者,有名无形"(《灵枢·阴阳系日月》)。

阴代表消极、退守、柔弱的特性和具有这些特性的事物和现象,阳代表积极、进取、刚强的特性和具有这些特性的的事物和现象。阴阳学说的基本内容可用"对立,互根,消长,转化"八字括之。

《尚书·洪范》"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古人认为,宇宙万物就是由这五种基本物质构成的。它也是关于宇宙社会属性及其变化规律的范畴系统。五行的"行"字,有"运行"之意,故五行中包含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便是变动运转的观念,也就是"相生"与"相克"。

五行学说并非言木火土金水五种具体物质本身,而是指五种不同属性的抽象概括。它以天人相应为指导思想,以五行为中心,以空间结构的五方,时间结构的五季,人体结构的五脏为基本间架,将自然界的各种事物,按其属性进行归纳。凡即具有生发,柔和特性者统属于木;具有阳热,上炎特性者统属于火;具有长养,发育特性者统属于土;具有清静,收杀特性者统属于金;具有寒冷,滋润,就下,闭藏特性者统属于水。将人体的一生命活动与自然界的事物现象联系起来,形成了联系人体内外环境的五行结构系统,用以说明人体及人与自然环境的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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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神秘文化——五行.



为人多学小成,有始无终,心性暴躁,幼年见灾,孝顺你母,兄弟骨肉小靠,男人妻大,女人夫长,可谓伶俐聪明贤能之命。以上是传统属学对金鼠的评价。今天看来,这类属鼠人自我意识强烈,对外界十分敏感。在思想方面着重主观体验。感情方面也波澜起伏,是一名不错的说客和演讲天才。这种外显的性格会给人造成一种快乐、迷人的印象,并将其脾气暴躁、容易忌妒、愤怒的情感掩饰起来,尤其是属鼠人天生的共性--占有欲、自私也会被掩盖。这类人爱财、重物质,但存钱却不如其他属鼠人。如果可能,他会把储蓄花光。他喜欢引人注目,比如把居室搞得宣丽堂皇,喜欢到热闹场合。如果能适当掏暴怒的脾气和占有欲,金鼠是前途无量的。



为人机敏,有权柄及谋略,早年平平,中年有成就,晚景大好,作事按机,女人饶舌絮聒之命,言多必失,安分安分,幸福才来。这类鼠决非传统评价的那么简单,公谋和权柄表现为良好的思考力和高智商。在具体行动中,水鼠趋于保守,宁愿随波逐流,也不愿逆流而上。这正是他们善于计算的机警过人之处,也是运势较佳的奥妙。不过,过于机警小心使他宁愿独处,这会失去朋友,对自己不利。



为人伶俐聪明,精通文武,早生儿女依附,迟生保平安。夫妻和顺,有益财之命,晚年大兴旺相,女人贤良,发达之命。传统评价是精到的,火鼠聪明机灵,精明能干,是一种善于社交的人。他们喜欢一切活动,不管是为和道义精神还是物质实惠,火鼠类人士都会十分投入。他们有骑士风度和侠义心肠,是一类慷慨豪爽的人。但是缺乏纪律观念,喜欢用感情代替思考,对约束和管制深恶痛绝,宁愿自收无拘,不肯安稳受束。对这类独立性极强的人来说,从事作家、大众传播和某些艺术性职业是十分合适的。当然,这类人的性格也导致了他们在事业,财产上时常有较大的起伏。



为人尊重安稳,一生衣禄无缺。主妻贤明,持家有权柄,遇事能通达,遇凶能化吉,贵人提拔。女人兴旺,兴家之命。土鼠人是幸运的,因为稳重的知足常乐的性格会使他们一生衣食不缺,康乐融融,再加上属鼠人共有的坚强适应性,更能便他们的一生平和安乐。他们总是十分现实的,梦幻只是一种调节,因此,他们一般不会去赌博,也少去投机,这会使他的财富逐渐增加,他们信守诺言,并希望同他打交道的人也这样。不过,过分注重现实会使人觉得他们有些自私,并有些小气。他们常自以为是,用自己的标准和观念来要求别人。



为人幼年有难,中年衣食足用,男招好妻,身闲心苦,多喜多忧,兄弟少力,六亲冷淡,凡事自作自为,女人贤能之命。传统的木鼠诗人似乎过于悲观。事实上,这类人独立自尊,不趋炎附势,是一类受人尊敬的人,这也造成了两个方面的结果:一是在官场不易攀升,一是大众关系好,人缘好,在物质方面不愁,家庭十分融洽。他们通晓制度法规,遵守传统观念,群体观念强,尽管他们有时显得自私,但也显得随和,也会关心别人,因为他十分看重自己的人格和形象。在遵守原则的同时,为达到目的也会十分灵活。他们喜欢生活中有安全感,并且常有忧虑感,这是他们为什么努力工作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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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神秘文化——太极图





黑白二色,

代表阴阳两方,天地两部;

黑白两方的的界限

就是划分天地阴阳界的人部。

白中黑点

表示阳中有阴,

黑方白点

表示阴中有阳。

太极图是研究周易学原理的一张重要的图象。太有至的意思;极有极限之义,就是至于极限,无有相匹之意。既包括了至极之理,也包括了至大至小的时空极限,放之则弥六合,卷之退藏于心。可以大于任意量而不能超越圆周和空间,也可以小于任意量而不等于零或无,以上是太极二字的含义。

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就是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阴阳化合而生万物。

宇宙有无限大,所以称为太极,但是宇宙又是有形的,即有实质的内容。按易学的观点,有形的东西来自于无形,所以无极而太极。太极这个实体是健运不息的,即宇宙在运动,动则产生阳气,动到一定程度,变出现相对静止,静则产生阴气,如此一动一静,阴阳之气互为其根,运转于无穷。

自然界也是如此,阴阳寒暑,四时的生长化收藏,即万物的生长规律,无不包含阴阳五行。就人部阴阳而言"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阴阳交合,则化生万物,万物按此规律生生不已,故变化无穷。这些内容提出了立天之道,立地之道,立人之道三纲领,也就是三才之道,所谓"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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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神秘文化——周易





《周易》是我国最早的卜筮专著。它以特殊的体系和表达方式,为我国术数学的建立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周易》产生的年代,过去许多学者一致认为是在商末周初, 由于商末周初时的卦有数字卦和画卦两种, 基本上可以确定《周易》诞生的年代, 最早只能在周昭王之后,或西周中晚期, 而绝不可能是在商末。

《周易》记载的八八六十四卦,是在商周的数字卦及画卦的基础上产生的。构成易卦的基本符号有两个:“—”和“--”,是我国迄今发现的第一部带有繇辞的卜筮书。

现在通行的周易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称为易经, 即易的本身,包括六十四卦、卦形、卦名、卦辞、爻题、及爻辞。第二部分称为易传,包括彖、象、系辞、文言、说卦、序卦、杂卦七个题目十篇文章。

周易六十四卦的排列顺序有三种, 一是现通行本的顺序, 一是京房易传的八宫顺序,一是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周易顺序。

通行本周易顺序,古人有一歌诀:

乾 坤 屯 蒙 需 讼 师, 比 小 畜 兮 履 泰否;

同 人 大 有 谦 豫 随, 蛊 临 观 兮 噬 嗑贲;

剥 复 无 妄 大 畜 颐, 大 过 坎 离 三 十备。

咸 恒 遁 兮 及 大 壮,晋 与 明 夷 家 人 睽;

蹇 解 损 益 夬 姤 萃,升 困 井 革 鼎 震 继;

艮 渐 归 妹 丰 旅 巽,兑 涣 节 兮 中 孚 至;

小 过 既 济 兼 未 济,是 为 下 经 三 十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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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与天象

太阳沿星空黄道运行,周而复始,年复一年。

公元前2800年前后,是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在那个时代,每当1月上下旬之交,太阳躔于二十八宿之危宿,此时立竿测影,将会发现正午时分的日影达到一年中之最长。按后世二十四节气之说,是时值冬至。

此时,在黄河流域的新郑一带,即东经113°43′、北纬34°24′地区,晚17:30分日落。日落之后,一年中最亮丽的星空便渐渐呈现。在东南到中部天区有全天第一亮星天狼星、第六亮星参宿四、第七亮星五车二、第八亮星参宿七、第九亮星南河三、第十三亮星毕肩五、第十七亮星北河三,西北天区有全天第五亮星织女星、第二十亮星天津四,北斗七星高悬于正北方,真可谓群星璀璨。不过,先民特意关注的,却未必是这些星象,而是全天第二十一亮星轩辕十四,它在日落之后,刚好升起于东方。《史记·天官书》曰:“南宫朱鸟,权、衡。……权,轩辕。”《尔雅·释诂第一》曰:“权,始也。”轩辕十四为冬至之星,标志新一年之开始,故又称权星。

按西方星座划分,轩辕十四属于狮子座,称为狮子座α星,星等为1.35。按中国古代星座划分,轩辕十四隶属轩辕星座。轩辕星座由十七颗星组成,轩辕十四是其中最亮的星,即主星。

轩辕之名,与黄帝有密切关系。根据《史记》记载,黄帝名轩辕,乃有熊国国君,是上古东方姬姓部族的首领,他和炎帝一起,被认为是炎黄民族的祖先、华夏文明的创始人。古人以冬至为重大节日,《周易·象传》曰:“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其中的“至日”,即冬至和夏至。后世之春节,盖由古冬至节演变而来。古人观象授时,作为历法,在轩辕黄帝时代,每当冬至节来临,明亮的狮子座α星便于初昏升起于东方地平线,于是这颗星便成为冬至节的节日天象,继而成为轩辕黄帝时代的天象标志,故称之为“轩辕”。

《史记·五帝本纪》曰:“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龙乃上去。”又曰:“黄帝已仙上天,群臣葬其衣冠。”我们知道,神话传说是以特别扭曲的方式记载历史事件,其源本事实大都已不可考究,黄帝乘龙上天的故事,隐隐反映着黄帝与龙图腾的某种关系。轩辕星座盘曲呈龙形,隐隐与黄帝乘龙上天的传说呼应。天上诸星之间,本来没有连接关系,古人构想一轩辕星座,特意择取大小不等的十七颗星,连接起来,使其盘曲如龙,大概就是为着反映轩辕黄帝与龙的关系吧。按五行理论,黄帝为五帝之一,位居中央,五行属土,其色黄。《史记·天官书》曰:“轩辕,黄龙体。”称轩辕星座为黄龙,也折射出这个星座与黄帝的某种关系。

《周易·系辞传》曰:“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所谓“观象于天”,即是说《易经》卦象和爻辞与天象有关。具体地说,《易经》乾卦爻辞,就是与轩辕星座密切相关的。

乾卦爻辞曰:“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九四,或跃在渊,无咎。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上九,亢龙有悔。用九,见群龙无首,吉。”一卦六爻,初、二、五、上四爻皆言龙,所以乾卦诸爻与龙大有关联。乾卦之龙,诸家以为是东方苍龙七宿,然其说多有不通之处,强为之通,终属勉强。其实乾卦之龙,乃指轩辕星座。以轩辕星座为龙,不但形名相符,而且潜龙勿用、见龙在田、或跃在渊、飞龙在天、亢龙有悔、群龙无首诸象,均可得到合理解说。此问题由于所涉甚广,论说过于冗长,在此不便赘述。

从乾卦看,阳爻称九,故有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用九等名目。这个“九”,也与轩辕星座有关。甲骨文九字写作,似是轩辕星座的象形。九即是龙,龙即是九。颇疑为龙字之初文,后用为数字之九。上世纪七十年代出土的马王堆帛书《周易》有一篇《易之义》,其中写道:“键(乾)也者,八卦之长也。九也者,六肴(爻)之大也。为九之状,浮首兆下,蛇身偻曲,其为龙类也。”即是以九为龙。

从形象看,轩辕十七星当中,从轩辕一到轩辕十三为黄龙身躯,轩辕十五、十四两星为黄龙之角,轩辕十四为黄龙之首。在公元前2800年前后,每当夏至,太阳就躔于轩辕星座,此时轩辕十四与太阳相遇,正是龙首衔日之象。后世“龙戏火珠”之传说,盖即发源于此。夏至前后,轩辕黄龙与太阳相伴,龙首衔日,白昼经天,但由于日光甚强,此时轩辕星座是看不见的。不可见之黄龙白昼经天,此即《周易》乾卦九五爻所云“飞龙在天”。

春节大约是冬至之遗风,端午节大约是夏至之遗风,所以春节和端午节有舞龙、赛龙舟的习俗。后世天子称“九五至尊”,其图腾用龙,龙又常常以口衔火珠的形象出现。这些都与2800年前的天文星象有关,可见中华文化真是渊源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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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周易》看中国复兴

用复兴来描述中国的发展态势要更加贴切,因为它更符合历史与现实情况。中国当前的复兴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对此,作为“群经之首”的《周易》可资借鉴。《周易》对于事物的发展进程与不同阶段进行了形象而深刻的阐述,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其思想精髓实可为21世纪中国复兴所用。

《周易·乾卦》通过对龙所处不同状态的生动描写,将事物发展划分为由低到高的六个不同阶段,分别是:一、“潜龙勿用。”在潜伏时期还不能发挥作用,须坚定信念,隐忍待机,不可轻举妄动;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在崭露头角时期,实力还很有限,应以诚信接近民众,积蓄力量,方能站稳脚跟;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在成长时期,应奋发图强,励精图治,与时偕行,自强不息,充实力量。同时还须加倍小心谨慎;四、“或跃在渊,无咎。”在实力已壮大时期,应巩固民众基础,审慎把握最有利的时机,争取成功;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在抱负得以施展的极盛时期,应当一本初衷,选贤与能,造福民众,使之各安其位、各得其所,这也是事物发展的最佳状态与境界;六、“亢龙有悔。”指因亢奋过度导致盛极而衰,强调物极必反与过犹不及,主张居安思危,留有余地,凡事不走极端。

与《周易》对龙不同处境及状态的刻画类似,中国的复兴也可划分为几个不同阶段,并在不同阶段采取相应措施。中国复兴的进程还包含了中国的统一,复兴与统一均非一朝一夕之事,不可能一蹴而就。大致上,中国的复兴进程可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一、在中国实现“基本复兴”之前,将主要精力用于国内经济社会与政治发展,同时坚决反对“台独”。二、在2020年之前实现中国的“基本复兴”,即国内生产总值在2000年基础上再翻两番,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三、在21世纪中叶使中国的经济发展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实现中国的“完全复兴”。

当前,中国的复兴正处于从第一阶段迈向第二阶段的过渡期,即在战略机遇期内走向“基本复兴”。在此期间,我们内有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历史重任,以及“台独”分裂活动的不断挑衅,外有美日军事同盟对中国复兴的遏阻防范,要想如期完成“基本复兴”的目标有不少困难。这类似于《周易·乾卦》中的“见龙在田”、崭露头角与“终日乾乾”、励精图治两个阶段,离“或跃在渊”即“基本复兴”还有较大距离。

实现中国的复兴是21世纪全体国人的神圣使命,在当前这一关键阶段,我们应认真吸取《周易》中的处世哲学,务必有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长期坚持艰苦奋斗,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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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学“天人合一”与现代宇宙观

如何看待易学在中国科学史上的作用?如何理解中华文明在科学之旅中的落伍?如何让古老的易学为创造人类新文明作出贡献?日前在国际易学论坛?易学思维与科技研讨会上,与会的易学学者围绕上述话题展开研讨。

易学思维与科学思维互补

当代人类面临着三大挑战:生存环境的恶化、高技术评估的困难和科学与人文发展的不平衡,这是否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科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呢?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学者董光璧认为,种种迹象表明,科学有可能不再完全沿着17世纪确定下来的路线前进。

董光璧说,尽管对易学在中国科技史上的作用迄今也没有达成共识,但在如何构建后现代科学的话题中,中国传统文化被国际上许多学者所关注。由于生活在当代工业文明中的人类,处在技术崇拜和技术恐惧的张力之中,人们感受到了现代技术的反传统性,也认识到科学理性的缺陷。于是一些思想家开始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智慧。比如,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序言中就反对把中国传统科学视为失败的典型,认为它保存着“内在而未诞生的最充分意义上的科学”。

董光璧认为,人类世界所作出的这种价值选择,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历史转折时代的传统回归,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将会重新获得其生命力。

怎样解读“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是易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但对于“天人合一”概念的含义,学者们的意见也不尽相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李申从《四库全书》中找到200余条明确表示“天人合一”的资料,他发现“天人合一”中的“天”字包含着以下的内容:1.天是可以与人发生感应关系的存在;2.天是赋予人以吉凶祸福的存在;3.天是人们敬畏、侍奉的对象;4.天是主宰人、王朝命运的存在;5.天是赋予人仁义礼智本性的存在。但今天的人们把“天”理解为自然界,认为“天人合一”就是“人与自然合一”的内容,一条也没有。

董光璧则认为,“天人合一”是以“天―人关系”为中心思考宇宙和人生问题,它是一种世界观和宇宙观,是一种思维方式,代表一种值得追求的人生境界。比如哲学家冯友兰把精神境界分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而自觉作为宇宙一员的天地境界是人生最高境界。再如历史学家钱穆认为,“天人合一观”是整个中国思想之归宿。

如何理解中华文明在科学之旅中的落伍?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文化研究所学者韩增禄认为,综观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长河,先进与落后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国智慧与西方科学的相互结合,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相互渗透,易学思维与科学思维的互相补充,将会在未来科学技术的发展中,为人类开拓新的思路而提供有益的启示。

北京大学朱伯教授则认为,易学的理论思维不仅影响了中国科技史上的历代著名学者,而且其中具有永恒价值的部分在当今仍有其生命力。但那种将现代科学成果填入古老易学图式之中的做法,是没有说服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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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理解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天人合一”是易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对于“天人合一”概念的含义,在《四库全书》中有200余条明确表示“天人合一”的资料,发现“天人合一”中的“天”字包含着以下的内容:1.天是可以与人发生感应关系的存在;2.天是赋予人以吉凶祸福的存在;3.天是人们敬畏、侍奉的对象;4.天是主宰人、王朝命运的存在;5.天是赋予人仁义礼智本性的存在。但今天的人们把“天”理解为自然界,认为“天人合一”就是“人与自然合一”的内容,一条也没有。

“天人合一”是以“天—人关系”为中心思考宇宙和人生问题,它是一种世界观和宇宙观,是一种思维方式,代表一种值得追求的人生境界。比如哲学家冯友兰把精神境界分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而自觉作为宇宙一员的天地境界是人生最高境界。再如历史学家钱穆认为,“天人合一观”是整个中国思想之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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