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二战以后，由于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和传统信仰的缺失，美国年轻人的迷惘和其与日俱增的社会责任感产生了激烈的碰撞，在摇滚乐的催化下，年轻人开始融合在这个矛盾中，并最终形成了那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现象：嬉皮士、摇滚乐……愤世嫉俗——嬉皮士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自二战以来最为深刻严肃的历史时期，由于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和传统信仰的缺失造成了年轻人的迷惘和其与日俱增的社会责任感产生了激烈的碰撞，在摇滚乐的催化下，年轻人开始融合在这个矛盾中，并最终形成了那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现象——一种完全自发而纯粹精神性的运动：嬉皮运动。伴随着这个运动，“嬉皮士”产生了。
嬉皮士音译自英语hippie，指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出现的不满现实的带颓废色彩的青年。嬉皮士，嬉皮笑脸之士。一群玩世不恭的青年跃然纸上。音译与意译的和谐能达到如此程度，真是令人拍案叫绝。嬉皮士这个名称是通过《旧金山纪事》的记者赫柏•凯恩普及的。嬉皮士不是一个统一的文化运动，它没有宣言或领导人物。嬉皮士用公社式的和流浪的生活方式来反映出他们对民族主义和越南战争的反对，他们提倡非传统的宗教文化，批评西方国家中层阶级的价值观。他们拒绝遵循长辈的教诲，立志寻求一个别样的文化，有特异生活方式和激进信仰。他们的确构建了一个自己的文化，组成了一个如此激进的社会，并且在历史上牢固地刻下了自己的名称——嬉皮士。
嬉皮士运动从旧金山发端，蔓延开来，横跨美国，传过加拿大，进入欧洲。美国和欧洲的城市里，青年学生纷纷举行集会示威。鲍勃•迪伦和披头士的歌声交互回响在大西洋两岸上空。不过嬉皮士运动的最大影响还是在美国。美国嬉皮士来自许多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背景，全都是年轻人，多数出身于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他们离开家庭有各自的原因。有的是抗拒父母的观念，有的只是想离开、想放逐。他们发现自己只能融入嬉皮士这个群体。有人说，这些孩子是被宠坏了，虚度宝贵的生命。但他们自己认为这是一种生活方式，没人能挡他们梦想和野心的路。嬉皮士聚集在旧金山市中心的一个地区，就是海特街和阿什布瑞街的夹角那一带。就是在这儿，人们头一次见识了这个独特非常的群体。
海特—阿什布瑞区可以说是嬉皮士的圣地。但是今天这地方很宁静，不知道的人很难把它和40年前的那场运动联系在一起。1965年至1966年，嬉皮士占领了海特—阿什布瑞区，整个地区都弥漫着他们的迷幻药生活主题。1967年4月，美国著名游览巴士公司Grayline甚至开办了海特—阿什布瑞区嬉皮观光游，有人称这是美国大陆范围内唯一的出境游，因为嬉皮士们太特异了，简直就是外星人。海特—阿什布瑞区有两个所有嬉皮士都了若指掌的公园，其中最著名的是金门公园。他们在金门公园举办过一个最重要的活动，这个长达一个星期的热闹活动名叫“行旅节日”，由此嬉皮士一举成名。所谓行旅，指的是服药后灵魂出窍，整个活动就是为了庆祝这样的迷幻药体验。除这个节日以外，许多其他事件也发生在金门公园，有的是免费音乐会，由“感恩的死者”、“杰斐逊飞机”之流乐队演出，有的是嬉皮士政治领袖主持的反战集会。另一公园是布埃纳•维斯塔公园。它之所以闻名是因为嬉皮士们晚上在此睡觉，白天在这里社交。
1969年8月，40万人聚集一处，在三天迷狂里悉任欲望横流，听着摇滚乐和蓝调，穿着奇怪的衣服或者什么都不穿，谈话，歌唱，舞蹈，拍手，痛饮啤酒，抽大麻，做爱，但是最主要的是一遍又一遍地激赏大家的相聚。这场狂欢发生在纽约州北部一个叫伍德斯托克的小城，这个事件后来也就以伍德斯托克之名而传说满天下。纽约市的嬉皮士们在市内的格林尼治村也有一个地方，每星期天都有成群歌手带着班卓琴和鼓，一起庆祝他们的年轻的生命。
嬉皮士运动的根本基础之一就是臭名昭彰的吸毒行为。嬉皮士使用过很多种药品，最多的是大麻。从1960年到1970年，尝试过大麻的美国人的数量从几十万升到了八百万，大多数是12岁到大学高年级这个年龄段的人。对一些嬉皮士而言，药和音乐是他们生活的最重要的方面。流行在嬉皮士当中的另一种药物是LSD。一些嬉皮士认为LSD会“使你和你的环境融为一体”。有时候他们会用次品LSD，进入的就是“差的旅行”，表现“出乖露丑”，甚至走上了不归之路，回不到挚爱他们的人身边。次品LSD很普遍，在伍德斯托克就有人经历了“差的旅行”和“出乖露丑”。可即便次品LSD到处都有，人们还是用它，甚至到了企图从中制造一种宗教的地步。大量使用药物和奇装异服等怪相一样，都是嬉皮士运动的组成部分。
LSD泛滥的浪潮里，有一个名叫梯莫西•黎瑞博士的人，他是哈佛的心理学教授，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有很多关于LSD的独特想法，而且，据他自己称是属于研究。他说：“LSD是西方的瑜伽。所有东方宗教的目的都和LSD的目的相类似，根本上都是制造兴奋，扩张你的意识，找到其中的销魂和觉醒。”梯莫西•黎瑞博士反复地被捕。1966年他又一次被判入狱30年，但是不知什么原因他并没呆在监狱里，同年9月他在纽约宣布成立“精神发现团”，并开始每晚举办讲座。1970年2月他再次被判入狱10年。这回真进监狱了，但是9月他就在一个地下组织帮助下越狱成功，跑到了阿尔及尔。此人1996年去世。
另一个LSD布道人是个作家，名叫肯•基赛。他开着一辆迷幻药巴士在各地旅行，他称之为魔幻巴士之旅，发放LSD给任何愿意接受的人。他也不止一次被捕。
嬉皮士还因为他们的不同寻常的音乐而骇人听闻。音乐是嬉皮士运动的一面旗帜，是聚会的缘由。许多嬉皮士自己就是音乐人，用音乐表达思想和念头。那时最有影响力的音乐人中的一个是鲍勃•迪伦。歌曲“就像滚石”的歌词表达了许多嬉皮士的想法。歌里唱：“感觉怎么样，感觉怎么样，没有家，就像完全默默无名，就像一块滚动的石头。”这些歌词表达了迪伦对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的想法，同辈年轻人也觉得自己“像一块滚动的石头”。他的简单但却意味深长的歌词使得他大受欢迎。许多嬉皮士把迪伦视为他们信仰的发言人。
药物也是许多乐队的歌曲中的主题。“露西在天空带着钻石”是披头士的一首歌曲，唱的是关于LSD。吉米•亨得瑞克斯在歌曲《紫雾》里唱：“行动怪异我不知为什么，当我亲吻天空原谅我。”感恩的死者乐队的《卡西•琼斯》里也有“驾着列车，迷醉在可卡因”这些句子。由于种种原因，药物已经被融入了某些音乐的创造中，包括20年代和30年代的蓝调和爵士乐演奏者也都服药。但是，嬉皮士让药物第一次传播的范围这么大。
除了音乐和药物，嬉皮士还做出了另外一些和他们的奇装异服同等奇异的事情。海特—阿什布瑞区的嬉皮士经常往街边的停车计费表塞进五美分硬币，然后在地面铺好毯子，躺下，享受自己这个停车位的半小时，公众见怪不怪，不以为意。电视节目和电影的策划者倒是眼睛发亮，拿这种逆反文化寻开心，搁进故事里逗乐。一部名为《总统分析师》的电影极其成功，题字献给“生命、自由和对发生的追求”，情节就建立在嬉皮士的古怪滑稽行为上。
全美国都为这些人多么奇怪而癫狂，同时也因他们而爆笑或流泪。虽然远观嬉皮士很具有娱乐性，但现实是他们毁坏了美国人的家庭，因为他们把这个国家一分为二。那个时代的成年人是保守的，努力工作，关心的主要是金钱，但嬉皮士对这些都不在意。他们是聚会动物，许多人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工作，他们从不上教堂，也不在乎婚前保持童贞。他们什么都敢干，就是不干保守的事，因此被自己的家庭拒之门外。
不过如果仅仅因为他们的这些做派，就认为嬉皮士都是醉生梦死的混蛋，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当遇到政治话题时，嬉皮士的随和态度和取乐游戏的生活方式就扔到一边了。政治在嬉皮士运动的存在和发展当中无可置疑起到了教唆者般的强化作用，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对越南战争和民权运动最为敏感。嬉皮士为了把自己的信条昭示于世，采用了很多种方式，包括疯狂的音乐表演，也包括默默的静坐示威。但他们的行动中最多被人看见和听说的，是抗议和集会。嬉皮士们知道越战中的士兵们生命垂危，想让世界听见他们的意见，就自己行动起来。他们组织了很多次大规模抗议活动，参加集会的不只是嬉皮士，还有各地的学生、知识分子、激进主义者，各阶层的市民也都来参加了。有时抗议集会的参加者有几十万之多。数以百计的反战集会起了作用，到60年代末，美国人里有65%已经持有与嬉皮士相似的反战观点。1969年美国总统答应了他们“让军队回家”的要求。
嬉皮士对种族主义和意识形态迫害也独有所感。他们参加了民权运动，当肯尼迪总统试图通过民权法案但是没能成功时，嬉皮士越发激扬了斗志。一些嬉皮士还身体力行，建立了自己的公社，那里没有种族歧视，没有意识形态迫害，他们相信自己正为反抗这个充斥了污染、战争和贪婪的白人至上社会而战。嬉皮士公社在美国各地出现，但是没能获得普遍认可，其中大多数几年后就失败了，但是到90年代初期还有存在着的。那里没有私人财产，人人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当然这个“需”是按美国社会普遍接受的基本生活水准来衡量。
当60年代结束时，一些对种族平等有助益的新法律开始实行了。这些社会进步，倘若没有嬉皮士投身奋战是不可能轻易发生的。他们用另类信仰和实践惊呆了美国的保守中产阶级，对美国和世界造成了巨大影响。今天，嬉皮士付出的努力和促成的进步仍然能被感觉到，为今天和今后的年轻人做出了榜样。
但是这个让人既爱又恨的团体非法吸毒、唱摇滚、到处集会示威、充分享受生命的年轻人的运动所产生的根本原因又是什么呢？若要恰如其分地了解嬉皮士运动，我们需要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在那之前的30年间，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经济大萧条，这些都促使美国人反思既有的社会现实和背后的价值观念系统。二战后，开始出现一个反抗既成现实的运动。诗人阿兰•金斯伯格也许可以被视作这场运动之父，还有其他一些诗人、作家。他们写出他们的困惑，抗议他们眼睛里的世界出现的毛病。这些诗篇不只用来朗诵，也经常通过音乐来表演。到50年代，街上咖啡馆多起来了，敏锐的诗人们在咖啡馆聚会，交流思想。就是今天也还有很多咖啡馆里可以朗诵诗篇。爵士乐俱乐部也是一个聚会场所。从这些地方，冒出了“Beatniks”这么一类人，他们的典型外貌是穿着破旧的衣裳，蓄着夸张的胡子，无论什么时候都戴着墨镜。这些人拒绝妥协。60年代初，Beatniks衰微了，那以后就开始了嬉皮士时代。
嬉皮士把这场运动带出了咖啡店，带到了遍布全国的校园。旧金山近旁的伯克利成为运动的中心，抗议示威纷纷举行。他们为美国存在的种族歧视、贫穷、妇女权利缺乏这些不公平而愤怒。抗议活动升温，有的地方学生占领了学校，很多人被捕，有的学生被军警打死。那时候美国社会的动乱是全面的动乱，而不仅是嬉皮士的吸毒行为，不仅是拒绝上越南战场，也不仅是黑人要和白人一起平等乘车，这是一场全面的社会反思，也是觉醒，这些都在摇滚歌曲里有反映，主题常常是哲学、爱情、和平、自由、行动、迷幻药……嬉皮士的摇滚乐从以往的民间音乐得到了自己的根。鲍勃•迪伦等一大批歌手把民间音乐带进了60年代。音乐节到处举行，比如新港民间音乐节这样的盛会，他们不仅享受音乐，还分享共同理想。许多地方当局取缔这些音乐节，因为害怕发生什么乱子。那些疯狂、肮脏、抽麻醉烟的嬉皮士，谁知道他们会做什么？1969年8月15日到17日那三天的音乐节回答了这个问题，40万年轻人一起创造了历史。伍德斯托克大概是嬉皮士运动的高峰点，证明了人们对世界的悲观失望是错的。三天，所有这些疯狂的嬉皮士在一起，生活在和平与和谐中。
70年代以后，嬉皮士运动萎缩淡化，原因可能是民权和妇女权利运动取得了成果，可能是因为越南战争落幕了，也可能是因为人们认为战斗已经结束。到90年代，原先的嬉皮士很多已成了社会中坚，当上了CEO、教授甚至总统。老嬉皮士们谈起那个时代都颇多怀旧情感，他们认为，里根执政的80年代发生了一些倒退，当初争取到的一些权利又开始丢失了，时代已从“我们代”（we generation）转向“我代”（me generation）。有一个老嬉皮士写道：“我看到了什么呢？整家整家人住在街头，无家可归；种族主义再次抬起丑恶的头；三K党再次活跃；光头党甚至耀武扬威出现在乡村；环境保护署的权威遭到削弱。我高兴地发现嬉皮士运动并没有死去。仍然有很多老嬉皮士怀着我们以前有的理想和希望。”
当然也有一部分嬉皮士们没有浪子回头，随着岁月的消逝，当他们发现自己的魅力消失了以后，就相互转告，于是他们成百上千地辗转来到亚洲山国尼泊尔，有的在加德满都，有的又跋涉到了印度果阿的荒凉山区。虽然还有人宣称要寻回失去的幸福，但是他们已没有兴致追求那东方的神秘，只不过是为了得到便宜的毒品而活着。
这些当年满腹怀疑的冒险家，今天成了精神失常的堕落男女。现在他们身体虚弱，生活必需品极端缺乏，正在骇人听闻的条件下苟延残喘。他们蜷缩在陋室或阁楼里狂吸毒品，组成“上帝之子协会”，在毒品断档的时候，结伙成帮地出去诈骗，时常铤而走险，拦路打劫。
有一位美国医生前去调查，看到了一个生了病的男青年躺在路边，48小时都没有人过问，最后还是这位医生设法喂了他一点东西吃。
已经有历史学家注意到人类社会进程中这一现象。有人观察，他们一天生活的基本内容是：睡到中午起床，闲坐几小时，设法弄钱，策划和吵架，然后是胡闹嬉戏，到河中浸水，黄昏躺在地上吸毒，唱歌和弹吉他。法国来的朗•阿皮诺说：“我们成了可悲的一代，彻底地失败了。”
他们做生意也失败，大部分嬉皮士出身贫穷，得不到家庭的资助，更多的家庭早已和他们失去了联系，或者在经过长年累月苦口婆心的规劝之后，对他们早已死了心，不愿承认他们是家族的成员。他们带来的钱已花光了，也不肯受雇于人，只有做黑市买卖和搞非法勾当一条路。有人专营欧洲恤衫和美国牛仔裤，有人卖小首饰和各种假货，有人偷卖枪支弹药，但是货源极难保证，当局常加调查及限制，居民怀疑他们的货源来路不正，以致绝少成交。
一对美国兄弟，叫西蒙的，摆了一个地摊卖古董，其中倒有几件中国极品，居然三个星期做不成一宗生意。这些嬉皮士青年流落到印度和巴基斯坦北面的深山峡谷中，情况更糟糕。他们想仿效尼泊尔人，跟印度山民做生意，但是语言风情不谙，往往把一点老本亏光，落到一无所有地步，只得坐在公路旁行乞。
美国姑娘露茜的经历更让人伤心。她出身于利物浦一个船厂职员的家庭，父母早年把她当珍宝般疼爱。可是她没读完中学，在13年前只留下一张字条就离家出走。5年前她来到尼泊尔时，已经满身是病。
她堕胎共8次，两度因肺炎和疱疹送入医院急救。如今，她躺在加德满都一条陋巷的墙旁，下面只垫一条毛巾，许多虫蜷伏在这肮脏的毛巾上晒太阳。她说，她也许活不过今年冬天，她现在想写一封信给她的母亲。
许多人比露茜先走一步，他们或死于饥饿，或死于吸毒和疯狂。有13人因为极端缺乏生活用品而自杀了；有的人狂笑着从悬崖上纵身跳下；还有人吞服一种会引起幻觉的叫做“曼陀罗”的植物，它能致人疯癫，最后自杀。
不是没有嬉皮士流露悔意的，有些人怀念家乡，也有人在夜半暗暗落泪。他们知道，无论如何，喜马拉雅山谷不是他们的家，但是，几乎没有人有勇气重返他们早已抛弃的社会。一位满脸胡子的嬉皮士伤心地说：“社会蔑视我们，昔日的朋友把我当作怪物，现在已经没有我们立锥之地了。”
但无论好坏，嬉皮士仍然代表了美国梦想。它的最出色之处在于，将大众文化中种族的流动看作就是真正的美国，正如威廉•伯勒斯说，美国的变革始于书本与音乐，再就是政治运动。
垮掉的一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出现了一个新的文学流派，这就是对后来美国精神影响很大的“垮掉的一代”。美国“垮掉的一代”的理论家劳伦斯•李普顿曾指出，“垮掉的一代”的特征：“坚持自发性，即兴创作，重视及时行乐，纵情声色……轻视神圣感，赤诚坦率。”“垮掉的一代”敢于经常冒荒诞可笑的危险，多用疯狂的非理性的主题，正如艾伦•金斯堡在《嚎叫》的开头写到的：“心理困境是精神启蒙的必需前提”，人们“获得嬉皮感”，体验到三味，就觉醒了。“垮掉青年”对战后美国社会现实不满，又迫于麦卡锡主义的反动政治高压，便以“脱俗”方式来表示抗议。他们奇装异服，蔑视传统观念，厌弃学业和工作，长期浪迹于底层社会，形成了独特的社会圈子和处世哲学。50年代初，他们的反叛情绪表现为一股“地下文学”潮流，向保守文化的统治发动冲击。多数垮掉派文人来自东部。著名的有杰克•凯鲁亚克、艾伦•金斯堡、威廉•巴罗斯、格雷戈里、柯尔索、约翰•克莱伦•霍尔姆斯、塞缪尔•克雷姆和加里•斯奈德等。其中尤以杰克•克鲁亚克、艾伦•金斯堡、威廉•巴罗斯最有代表性。
杰克•克鲁亚克出生于马萨诸塞州劳厄尔镇一个工人家庭，具有法国和加拿大血统，所以在学英语前他说一种法语方言。他在家中排行最小，9岁时他哥哥杰拉德死于风湿热，让他很伤心。他是个热情又严肃的孩子，爱他的妈妈，和许多男孩子建立了珍贵的友谊。很小他就爱编故事，常听一个叫“阴影”的神秘色彩的广播节目，后来又喜欢上了托马斯•沃尔夫的小说，这影响了他一生的创作，他所有的小说都是用第一人称写的。
劳厄尔曾经作为新英格兰的纺织中心而兴盛过。但当克鲁亚克出生时，它已经萎缩变得很穷了。克鲁亚克的父亲是个印刷业者，在当地还有点名气。他也开始遇到资金困难。年轻的克鲁亚克希望通过获取橄榄球奖学金来上大学。他如愿以偿进入了哥伦比亚大学，因为在中学他是橄榄球明星，曾获取过不少辉煌的战绩。他父母也随他到了纽约。
不久，事情变糟了，克鲁亚克与他的教练发生了矛盾，因为后者不让他上场。他父亲的事业也垮了，成了个酒鬼。年轻的克鲁亚克很灰心地从哥伦比亚大学退学了。二战开始后，他参军了，但不能适应军队的生活。后来他开始跑船，不在船上时与一帮人在纽约闲荡：哥伦比亚大学学生艾伦•金斯堡和露西安•卡尔，住在市中心的年长一点的古怪而有学识的威廉•伯罗斯和一个来自丹佛的快乐的路痞尼尔•卡萨迪。那时克鲁亚克已经开始在写一本小说，风格像托马斯•沃尔夫。小说讲他的疯狂的城市生活与传统的家庭观念的冲突带来的痛苦。他的朋友们喜欢它，金斯堡请求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们帮忙找地方发表。这本小说成为克鲁亚克的第一部小说，是他唯一的一部传统的小说——《小镇与城市》。这虽然确认了他作家的身份，但没有给他多带来多少名气。
再一次发表作品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有段时间他一边写小说，一边和尼尔•卡萨迪一起横穿了美国。当他试图把这些旅行写下来时，开始尝试一种更自由的形式，这部分受卡萨迪书信的启发。爵士乐也给他很大的触动，他喜欢爵士乐，喜欢它的随意性，在他的小说里到处有爵士场景的描写。这就像60年代青年沉醉于摇滚乐一样。该怎样就是怎样，不做修饰，甚至不停下来想，后来他把这种方式称为“自发写作”。当他把《在路上》手稿——一长卷纸，交给他的编辑时，编辑并不像他一样感兴趣。
50年代初他写了一部又一部没能发表的小说，背着它们在北美大陆来回漫游。后来他跟金斯堡和卡萨迪到了伯克利和旧金山，在那儿他与年轻的禅宗诗人加里•斯奈德成了好朋友。克鲁亚克跟着他习禅，好像还从中得到了启示。他也需要通过佛教来解他满腔的沮丧。
他的落魄的同伙慢慢地开始引起大众的重视，被称做“垮掉的一代”（这个词是他几年前和小说家约翰•霍姆兹聊天时“创造”的）。1955年举行了“第六画室诗歌朗诵会”后，金斯堡和斯奈德成了旧金山的地下知名人物。由于他们和他们的朋友们常常提起，克鲁亚克是他们中最有天分的，出版商开始对克鲁亚克背包里的手稿表示兴趣。《在路上》终于在1957年发表了。
突如其来的成功让克鲁亚克很不适应。多年的闷闷不乐，一下子成了大众明星，但他比人们期望的要老得多，伤感得多。评论家们嘲笑他的作品，认为垮掉派只是一种时髦，克鲁亚克觉得他的作品不是。他变得很忙，频繁出现在电视节目里，给杂志写文章，还录了三盘专集。但他再不能像一个严肃的作家那样工作了。他养成了酗酒的习惯，这可能是为了与他在《在路上》中的疯狂形象保持一致。他在他的艺术里直露地表达了他的不快乐，但没人认真看待。
后来，他离开旧金山到长岛与他母亲一起住，以后再也没有离开他母亲。他还写一点东西，虽然常常酒醉，但心智还清楚。大部分时间他呆在屋子里，玩一种自创的游戏：用纸牌玩棒球。他喝廉价的葡萄酒，Tokay或者雷鸟，就跟酒鬼一样。他越来越信仰天主教，带点佛教味的天主教。头40年他一直没能与女人维持一种较长期的关系，为了他妈妈年纪大后有人照应60年代中期他又结婚了，与家乡的劳厄尔旧相识Stella Sampas。1969年他因酗酒死在家中，47岁。虽然他是个“垮掉派”，但政治上是很保守的。当50年代的垮掉派让位与60年代的嬉皮士时，他以反对嬉皮士的观点为乐趣。
从成就和影响来说，金斯堡是“垮掉的一代”的翘楚。金斯堡1926年6月出生在新泽西州纽瓦克市的一个犹太家庭。父亲路易斯当中学英文老师，崇尚传统文化，时而写点诗。母亲诺姆•列维是俄国移民，信奉马克思主义，患有歇斯底里症。父母对儿子后来激进思想的产生和对文学的爱好有过不同程度的影响。
1943年，金斯堡进入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初学经济学，意在将来“为劳工运动说句话”。但他对诗歌兴趣更浓，不久即改学文学。父亲得悉此事后，担心他走向斜门歪道，警告他绝不要写任何“有实验倾向”的诗歌。可是，他自有主张，没有听从父亲的劝告。他很快结识了高年级同学凯鲁亚克和从哈佛来的巴罗斯。他们意气相投，又都是同性恋者，就在格林尼治村合租一套公寓同居，整天谈论新的文学创作问题。他后来回忆说：“自从结识凯鲁亚克和巴罗斯之后，我才认识到，我以前只是用一个空脑壳在讲话，没有想自己所应想，写自己思之所得。”1945年，他因受卡尔的一桩杀人案的牵连被迫退学，先后当过电焊工、厨工、搬运工、船工，广泛接触下层社会。1947年春，他重返哥伦比亚大学，根据自己的经历着手写小说。他父亲看到小说的部分章节后非常生气，认为主人公干的那些事情太缺德。金斯堡则认为，整个美国社会都腐化堕落，没有必要对此加以掩饰。1948年，他大学毕业，找不到理想的职业，就到处打零工。他因撞车坐过牢，因言行异常接受过精神治疗。无论在何种艰难、窘迫的情况下，他都没有放弃诗艺的探索和诗歌的写作。
1955年，金斯堡辞去在纽约一家广告公司的工作，离开正统学院派势力较大的东部地区，前往西海岸“呼吸更自由的空气”。他在旧金山结识了一些有相似思想倾向的文学青年。他们在一起酗酒吸毒，并由此找到“新的诗的灵感”。他的一首有13个打字页的诗作在一次聚会上朗诵后，由意大利裔诗人劳伦斯•弗林格蒂办的城市之光书店出版，立即引起轰动。这首题为《嚎叫》的诗一开始这样写道：“我看到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毁于疯狂，饿着肚子歇斯底里赤身裸体，黎明时分拖着脚步走过黑人街巷寻找一针来劲的麻醉剂，头脑天使一般的嬉皮士渴望与黑夜机械中那繁星般的发电机发生古老的天堂式的关系……”
这首诗以松散的形式、毫无藻饰的粗卑语言，对美国社会视为圣洁的一切进行了无情的讥讽与揭露。它一出版就在美国文坛上掀起一场轩然大波。有人斥之为“淫秽之作”，甚至就此告到司法当局。旧金山警方和海关将这部作品扣留。出版商弗林格蒂受到传讯。但是，一些开明的评论家持有不同看法，认为《嚎叫》是“对社会的一种严厉批评，具有拯救社会的价值”。一年后，法院将此案撤销，宣布弗林格蒂无罪。这样，这场在美国轰动一时的文案，不但使名不见经传的金斯堡立时名闻遐迩，也使他及其朋友们的同类作品出版合法化。这不啻正式宣告了“垮掉的一代”作家堂而皇之地登上美国文坛。
《嚎叫》一诗后来被一些评论家称为“美国新崛起的文学流派‘垮掉的一代’的经典之作”，发行近40万册，风靡美国和西欧。金斯堡深受鼓舞，诗兴一发而不可收。1961年，他发表长诗《祈祷》。据说，这首献给母亲的挽诗是他在注射吗啡陷入幻境时所作。他在诗中追忆自己的童年、描述母亲的病痛、申说家庭的无奈，隐含着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迫害犹太人罪恶行径的谴责。这首诗以意识流手法写成，想象丰富奇诡，被称为金斯堡的“最优秀诗作”。从此，他跳出自我，扩大活动范围，诗界进一步开阔。他到美国和世界各地漫游，并到处朗诵自己的作品。有时，为表示自己的率真，他在成千上万人的集会上赤身裸体进行朗诵。他积极参加民权运动和反对越南战争的大游行，成为美国群众运动中一名活跃人物。同时，他信佛参禅，耽于幻觉沉思，鼓吹性解放，宣扬同性恋，他“把自己的这一切经历、一切信仰、一切失望、一切激愤都倾注到自己的创作中去了”。他先后出版有诗集《现实三明治》（1967）、《星球消息》（1968）、《飞机上的梦》（1968）。1973年出版的诗集《美国的堕落》中，有不少反对美国侵越战争的诗作。次年，这本书获得美国全国图书奖，他本人成为美国文学艺术院成员。通过这些作品，金斯堡进一步奠定了他作为“垮掉的一代”的代言人地位，受到美国和国际文艺界的广泛关注。
威廉•伯罗斯是“垮掉的一代”的作家中资格最老、活得时间最长的。他于1914年出生在圣路易斯市一个园艺之家。父亲种植花卉，母亲爱好戏剧，并出版有三本花卉种植学著作。威廉•伯罗斯从小受到母亲的影响，喜欢阅读法国作家莫泊桑、法朗士、纪德、波德莱尔的作品。1936年，他在哈佛大学获英语博士学位，后来一度研究人种和人类学。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无心从事研究工作，投笔从戎。不久，他因为心理素质不佳被迫离开军队。他来到芝加哥，当起酒吧侍者、私人侦探，浪迹社会底层，有时与盗贼为伍。
1943年，他移居纽约，同凯鲁亚克和金斯堡结识，倡导“实验性”文学，成为他们思想和创作上的启蒙人，“垮掉的一代”的教父。1946年，他带着情妇琼•沃尔莫移居得克萨斯州，在那儿置地开办农场。他认为，战争已使合法与犯罪之间的界限消失。因此，他不但吸食而且公开种植毒品。1949年，他受到当地警方的警告，不得不移居墨西哥。1951年的一天，一向喜欢摆弄枪支的威廉•伯罗斯吸毒后沉湎于幻境，开枪误将沃尔莫打死。他因此受到指控和审讯，被宣布为“行为邪恶的外国人”。他后来在自传《文学歹徒》中回忆说，这一事件是“我人生的转折，它促使我塌下心来认真开始文学创作”。
1953年，威廉•伯罗斯根据自己的吸毒经历写出“垮掉”风格的小说《瘾君子》，开始引起美国文学界的注意。此后，他先是到摩洛哥的丹吉尔一家男妓馆隐居，不久又跑到南美洲几个国家搜寻毒品。1955年，他重返丹吉尔，租住一间民房，一年不洗澡，不换衣服，潜下心来写小说。他边写边扔，边扔边写。4年之后，他将一箱子乱糟糟的手稿交给巴黎的奥林匹亚出版社出版。作品原题《赤裸的情欲》（Naked Lust）。金斯堡阅读原稿时，因字迹太潦草，误读为《裸体午餐》（Naked Lunch）。他俩都认为这个题目“更惬意”，就定下来了。这本小说主要讲述的也是作者漫游、吸毒、性爱、同性恋等经历，内中充满肉体虐待的描写、猥亵不堪的细节、卑俗下流的语言。有的批评家将它斥为“一堆不知所云的垃圾”，“一片精神病态的呓语”。波士顿等城市一度以“淫猥”为名禁止这本书出版和发售。但是，另一些人认为，这本书“以幽默的形式抨击社会的伪善，探寻人们心灵荒唐的一面”，“富有深刻的道德内涵”，“是一部古怪的天才之作”。这样，争论了近两年时间，这本小说才于1962年在美国出版，随后被译成16种文字出版发行。
威廉•伯罗斯从此名声大振。美国和西欧的一些通俗期刊和廉价小报纷纷向他约稿。他顺势推舟，“毫无计划、毫无准备地进行创作”，“优哉游哉，信笔所之，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他有时还采用所谓“剪接法”，即一边写，一边将手头的报纸、期刊、书籍上的大段文字剪下来，打乱顺序，重新拼接，胡乱塞到自己的作品中。他认为，只有这样“搅乱个人、社会、政治之间的界限，才能表现事物的真”。70年代以后，随着美国社会生活情况的变化，凯鲁亚克的逝世，伯罗斯移居伦敦，“垮掉的一代”渐趋衰微。1981年，伯罗斯返回美国，又写了小说《死路之地》（1984）、《西域》（1987）、《机会渺茫》（1991），但采用的是传统的写作手法，因为这时他已觉得“垮掉”手法不时兴了。巴罗斯对暴行、堕落、吸毒和犯罪等的描写在“垮掉”作家中首屈一指。他同时又在语言和小说的形式上进行大胆实验，用“剪裁法”拼凑和改变小说的结构。以后的作品如《诺瓦快车》（1964）、《柔软机器》（1966）和《爆炸的火车票》（1967），也采用了真实与梦魇相混合的手法，全面、冷酷地表现作者厌恶社会的冷酷的幽默感，后来有人因此把巴罗斯列入“黑色幽默”小说家行列。他同金斯堡在晚年把主要精力投到演艺界，同美国一些流行乐师和歌手合作，创作了一些歌曲。伯罗斯晚年还演过电影，作画出售。
由上述三个“垮掉派”代表的人生经历中可以看出，“垮掉派”人生哲学的核心是个人在当代社会中的生存问题。在政治上，他们标榜自己是“没有目标的反叛者，没有口号的鼓动者，没有纲领的革命者”。在艺术上，据雷克思罗斯在《离异：垮掉的一代的艺术》（1957）中宣称，他们“以全盘否定高雅文化为特点”。凯鲁亚克发明的“自发式散文”写作法和查尔斯•奥尔逊的“放射诗”论，在“垮掉文人”中被广泛奉行。
“垮掉文学”运动，虽然昙花一现，而且掺杂大量不健康的因素，仍在美国文学史上留下了一定影响。大量“垮掉诗”因具有大众化和反象征主义倾向，长期在青年中流传。
朋克时代——摇滚乐的经典当年的美国老朋克说，“我是一个反叛者，我为之感到兴奋。”现在的美国新朋克说，“我是一个反叛者，我为之感到时髦。”当J•G•Ballard在1990年写下《朋克历史》时的这个简短开头就像是美国朋克的墓志铭，涵盖了漫长的岁月，夹杂着他复杂的个人情感，最终重重地跌入尘埃。这显然不是他想要的结局，二战后出生的优越一代，凭借汽车、毒品、性解放、可口可乐这些美好的玩意儿和时代开了一个玩笑——没什么是正确的，没什么是值得遵循的，别理会什么传统和教条，改变它、蔑视它、毁灭它，用嘈杂的朋克摇滚和叛逆危险的态度。正如Misfits（不适者）在1978年时唱的那样，“你有点该死的态度，我不相信你对我说的一切，如果你不闭嘴，你将会被打翻在地”。打翻在地，朋克全部的思想精髓都在这了，甚至包括打翻自己。朋克用简陋的音乐把他们露骨的叛逆行为提升到了哲学层次，在主观能动性和否定之否定的理论下创造了一种扭曲的责任感和边缘文化现象。嬉皮士们带着“乌托邦”式温和美好的理想主义走到了尽头，而随后的新一代则走向了截然相反的极端，与其祈祷上帝，不如让上帝屈服。今天人们提到更多的是朋克摇滚的内在思想，于是他们说，“焦点访谈是朋克、尼采是朋克、鲁迅是朋克、频频死机的电脑是朋克……”
美国朋克在历史上并没有太多噱头，和英国相比，他们更加注重生活和自身的感受。当时的英国朋克评价说，美国从来就没有真正的朋克，原因很简单：美国没有像英国那样经历过大国衰落的国民，他们缺乏那种愤怒失落的情绪。果真如此？前朋克阶段60年代中期美国正处在“地下政治温床”和“底特律骚乱”时期，美国车库摇滚中已开始出现日后朋克的雏形。当MC5、the Stooges（助手）在底特律演出时，他们简单粗糙的吉他、露骨的嬉笑怒骂已经和后来的朋克基本一样了，只是那时的乐队过于地下，也没有太多可以被唱片工业利用的卖点。当时的乐队并不像后来的朋克那样喜欢通过过激的言行、充满噱头的装扮达到目的，他们的反叛精神不够明显，挑战传统显得不够积极，他们只是出于一种自发自觉的摇滚动机。
当时的地下演出、另类诗歌、街头涂鸦反映的基本上是一种健康的黑色幽默感和嘲讽。The Velvet Underground（地下丝绒）在60年代末的出现逐渐改变了这种情况，他们更加倾向于剖析社会现实，并且用粗糙的摇滚乐表达出来，这是当时《Fuck You》、《Fusion》这样的地下文化杂志所不能比拟的。在The Velvet Underground简约主义思想的感召下，越来越多的乐队选择了毫无修饰的原始效果，纽约成了当时这种运动的中心，Proto punk（前朋克）运动由此拉开了序幕。那时模糊的前朋克文化只是作为摇滚乐的副产品偶尔满足叛逆青年过剩荷尔蒙的需要，尽管当时许多摇滚乐队或多或少对此都有所体现，但几乎没有什么人把它作为一项“神圣的使命”来完成。虽然也有一些像“Heroin（海洛因）”这样被认为极其不道德的、惊世骇俗的作品，但The Velvet Underground的作品其实更多的是在艺术和概念上进行一种探索，同后来的所谓的“真”朋克相比，他们显得比较保守内向，比较艺术化。
70年代初，来自波士顿的Jonathan Richman（乔纳森•里奇曼）和Modern Lover（现代情人）充当了美国朋克助产士这一角色。他们在其短暂的摇滚生涯中虽然未出一张专辑，但他们还是应该得到后人的敬意，他们将年轻一代的真实感受融入了简朴的摇滚乐形式，为70年代中期的美国朋克的最终形成打下了基础。不过，真正为美国朋克签发出生证的还是New York Dolls（纽约妞）。New York Dolls的失败和重要性在今天看来都像是一种革命，无论从音乐角度还是最原始的思想动机。他们不是什么巨星，甚至根本算不上一支二流摇滚乐队。他们没有高深的技术、没有任何专长，只是偶然地从相反的方向走进了摇滚世界，用业余的摇滚素质挑战权威，但那时谁也没有意识到“纽约妞”所做的一切正在酝酿着一场日后席卷摇滚乐的革命。New York Dolls最初只是一支普通的地下华丽摇滚乐队，一切都是滚石乐队的邋遢翻版，糟糕的“邋遢”音乐再加上他们大不敬的反叛思绪，从一开始就注定不会有任何前途，于是New York Dolls在发扬光大滚石乐队叛逆精神的反主流摇滚道路上越走越远，并将它带入一个新的几乎彻底否定了主流摇滚的危险阶段——The Sex Pistols （性手枪）时代。
不合时代的思想，灰暗生涩的情绪，漏洞百出的音乐——在留下两张失败的专辑后，New York Dolls匆匆退出了摇滚舞台，但许许多多的乐队在他们身上感受到了一种粗糙原始的力量——反叛、嘲讽和质朴的新鲜摇滚乐。这种情况同时出现在当时的英美两国。在英国，New York Dolls当年的拥护者Malcolm McLaren总结了New York Dolls的经验教训，结合了英国反主流音乐思潮和The Sex Pistols 危险的政治论调，并最终使“性手枪”扬名天下，肆虐的朋克运动也由此开始爆发。
在美国本土，New York Dolls的影响依然在蔓延，New York Dolls蠢笨呆板的音乐开始得到纽约一些地下乐队的极力推崇，以Patti Smith Group （帕蒂•史密斯乐队）、The Ramones（雷蒙斯）为代表的朋克乐队发扬光大了New York Dolls的“糟糕音乐”，他们用简朴的声音试图摧毁主流摇滚的根基，但有趣的是，这些当时主流摇滚的掘墓人最终也取得了商业成功。1975年的时候，美国朋克运动的中心集中在纽约一个名叫CBGB的俱乐部，当时Patti Smith Group 、The Ramones 、Talking Heads（头部特写）、Blondie（金发女郎）、Television（电视）和The Heartbreakers（伤心人）都曾在这里驻唱。这个时期正是摇滚乐青黄不接的时候，那些温和抒情的摇滚乐被称作狗屎，Aerosmith（阿罗史密斯）、Kiss（吻）的重摇滚也未能满足年轻一代躁动不安的心灵，在这种情况下，纽约朋克冲出重围，暂时扮演了救世主的角色。
同信仰“爱与和平”的老嬉皮相比，朋克摇滚显然更加适合当时“物质极大丰富，思想极大匮乏”的美国二战后出生的一代的空虚心理。他们露骨的反主流思维，在试图否定一切“权威、被美化的虚伪、约定俗成”的过程中逐渐成为时尚。首当其冲被否定的就是主流摇滚，朋克们认为用华丽包装、炫技和假大空的社会责任感这些表面文章来哗众取宠的主流摇滚是不折不扣的垃圾，所以在演奏技巧和音乐思想上，朋克倾向于简单实用、爆发力、速度和更为一针见血的生活、生存的态度。后来以称伊丽莎白女王“不是个东西”而一举窜红的The Sex Pistols在音乐上不过是New York Dolls、The Ramones的衣钵继承者而已。CBGB时代的朋克在对传统摇滚乐宣战的同时，内部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尽管朋克运动得到了年轻人的大力支持，但在坚如磐石的生存现实和商业社会面前，朋克一样显得虚弱无力。虽然他们公开否定传统摇滚乐，但在CBGB俱乐部的演出曲目上依然经常可以看到像“Hey Joe”、“Surfin' Bird”、“1-2-3 Red Light ”这些摇滚的经典歌曲。13th Floor Elevators、Al Green在朋克中间也享有崇高的威望，这看上去有点奇怪，但商业规律迫使他们不得不在演出中加点讨好大众的“破烂玩意儿”，生存的重压也一直威胁着他们，尤其是一些没有丝毫名气的朋克乐队。朋克们开始形成各自的特色，但风格的分歧并未改变美国朋克“改变摇滚乐，重建摇滚乐”的初衷，虽然朋克运动最终并未使摇滚乐彻底改头换面，但至少朋克文化为日后的许多新摇滚风格的发展扫清了道路，并继续汇入摇滚乐的发展，成为摇滚文化最重要的思想精髓之一。
遗憾的是，美国朋克运动虽然对日后的英国朋克大爆炸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在美国本土却从未真正形成气候。它仅仅停留在了一种较低层次的摇滚风格创新，而没有像英国那样成为一种强有力的文化现象。CBGB俱乐部里的很多朋克乐队日后都成了朋克巨星，但他们在英国的知名度却远比他们在自己的祖国要大得多，The Ramones、Talking Heads在英国被视为神一般的摇滚英雄，这一点再次证明了为什么英国朋克后来居上的原因。
“美国朋克？请来纽约！”当时的情况可以用这样一句调侃来描述。不管朋克们有多么不情愿，朋克在当时的美国没有市场是事实，像Electric Eels、Devo、Pere Ubu、Suicide、The Dils、The Germs、The Avengers、The Dickies 这些乐队因为缺乏长期的商业操作而一直处在自生自灭的状态。
美国朋克真正的黄金时期还是在80年代初的硬核时代，从音乐角度来说，硬核不过是更加极端的朋克摇滚，更加脏乱、吵闹、僵硬。但这个时代的乐队，第一次把朋克音乐扩展为一种全面爆发的运动。他们的影响也比CBGB时代要深远得多，它的审美方式也被后来的激流金属、速度金属、死亡金属、碾核、垃圾乐、另类金属、朋克复兴运动乃至整个另类摇滚乐界发扬光大，并最终促成了90年代垃圾乐、朋克复兴的主流化。Black Flag（黑旗）无疑是当时最出色的代表。他们不仅保持了朋克一贯的冲劲，而且结合了爵士乐、重金属、噪音摇滚等风格，创造出更加丰满的音乐氛围，成为美国朋克史上第一支具有深远影响的硬核朋克乐队。他们不仅界定了自己的硬核审美观，而且在朋克和重金属之间找到了完美的结合点，为日后的激越金属和朋克金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Black Flag复杂的音乐元素、波西米亚风格的试验色彩、诗化的歌词在80年代名噪一时，成为当时地下音乐最具哲人风采的硬核乐队。1981年Black Flag因对Unicorn（独角兽）唱片公司以“内容过于危险、粗俗”为由封杀专辑《Damage》的行为大为不满，一怒之下成立了他们自己的SST公司，并发行了这张硬核经典。结果是，乐队在专辑被惊叹为“地下世界的曙光”的同时被独角兽公司告上法庭，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乐队甚至被禁止在此阶段使用乐队的名称和标志。不过这件事对Black Flag毫无影响，他们在两年内疯狂巡演，在高峰时期甚至还秘密发行了一张粗糙的精选双专辑《Everything Went Black》。
1983年，独角兽公司宣告破产，这场官司最终不了了之。或许是想追回以前的时间，乐队从1984年起开始变得难以置信的多产。到1985年共完成了《My War》、《Family Man》、《Slip It In》、《Live '84》、《Loose Nut》、《The Process of Weeding Out》等九张专辑，Black Flag的事业达到了巅峰。这个时期Black Flag不仅在音乐上取得了空前的成功，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SST公司为推进硬核摇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SST的空前成功导致了乐队元老Greg Ginn在1986年突然决定解散Black Flag，以便把精力更多地投入到公司事务当中。他的决定当然有他的道理，一切革命都需要有领导者，而SST正是硬核革命领导者的最佳人选。SST最辉煌的时期旗下拥有一批重量级的硬核乐队——Black Flag、Husker Du 、Meat Puppets（肉偶）、Descendents（世袭）、Minutemen（民兵）、Bad Brains（坏脑）、Fire Hose（消防水管）、Buffalo Tom（布法罗•汤姆）、Sound Garden（音响花园）、Sonic Youth（音速青年）、Screaming Trees（尖叫的树）……这些乐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他们的影响力一直延续到今天，为日后非主流、独立摇滚的指明了方向。这段时期的乐队体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创造力和艺术感染力：Husker Du的优雅、Bad Brains的超级速度、Sonic Youth的噪音试验、Minutemen的爵士乐风采、Meat Puppets的乡村味道……没有什么遗憾，没有黯然神伤，尽管这个辉煌的时代最终在90年代左右随着SST公司的明星乐队相继解散或加入主流大唱片公司而结束，但他们已经赋予了这个时代最真实的声音和最危险的激情。
“涅乐队”是美国朋克时代最有典型性的一个乐队，它是融合了朋克、后朋克、独立摇滚的摇滚乐，不经意地成为了主流摇滚的宠儿，摇滚乐的一切都由此得以改写。涅的思想意识来源于独立摇滚，但旋律却是流行的。事实上，他们从一开头就具备了另类和主流的两重身份，在混乱无序的音乐外表下描写着美好的声音，但这种美好是污浊不堪的，也许它理应如此。80年代末，连续上演着另类摇滚击败重金属这样的事实，The Pixies（小精灵）便是代表。深受The Pixies影响的“涅”把白噪之音和流行旋律结合起来，逐步形成了自己脏乱的音乐伴奏、跌跌撞撞大起大落的情绪、优美的流行气息，这些都成为日后Grunge（格朗基）的主要特征。涅的音乐是矛盾的，他们向往美好事物，又幻想着彻底毁灭一切。这在他们的音乐中一览无疑，各种情绪繁杂的结合在一起，扮演着从天使到撒旦的所有角色，它只以自己为中心而不去理睬别人的感受，没有什么是值得牵挂的。
“涅乐队”的主唱柯特•科本是乐队里的灵魂人物，他被认为是上世纪90年代摇滚乐唯一的神话式人物。1967年2月20日，柯特•科本出生于美国西北部小城阿伯丁，父母的离异给他的童年蒙上了阴影，悲惨的生活埋下了他性格中反叛的根芽。1985年，柯特和好友奎斯组建了自己的乐队，鼓手几经更换选定了戴夫•格罗尔，两年后乐队正式命名为“涅”，开始在公共剧场和大学校园里举行演出，签约“地下流行”公司之后，“涅”先后发行了第一张单曲唱片《情话/大人物》和首张专辑《漂白》，他们的音乐吸引了一大批主流硬摇滚歌迷，以至于许多评论将“涅”误认为金属乐队，但主唱柯特•科本并没有改变初衷，他仍然试图走出一条非主流的道路。
1990年以前，“涅”分别在全美、全欧及北美西海岸成功的做了数次巡演，亿万的摇滚乐迷又多了一个为之疯狂的偶像。1991年4月30日，“涅”乐队与大唱片公司“格芬”签约，同年录制了革命性的专辑《别介意》、《少年心气》等旋律经典、情绪激昂疯狂的佳作，在美国甚至把迈克尔•杰克逊挤下了台，坐上了公告牌排行榜的第一把交椅。巨大的商业成功改变了另类音乐不能带来利润的现象，带动了大批非主流乐队纷纷转入地上。
在成为超级偶像的同时，柯特•科本遇上了一生中的挚爱——朋克乐队“洞穴”的女主唱科特妮•洛芙，1992年秋天他们的女儿弗朗西丝降生，夫妇二人因为吸毒一度失去了对女儿的监护权，本来就处于成功的巨大压力之下的柯特•科本，受到丑闻和严重胃病的困扰，已经很难在音乐创作中享受到乐趣，甚至尝试过自杀。专辑《在母体中》和《乱伦》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诞生的。
1993年12月16日，“涅”和MTV频道录制了一场经典的“不插电”演唱会，原汁原味的木吉他和轻松温柔的演唱，展现出柯特•科本的另一种魅力，也改变了许多人对摇滚乐的偏见。尽管事业还在蒸蒸日上，柯特•科本还是变得越来越极端，越来越愤世嫉俗，台下疯狂叫喊的歌迷，甚至他深爱的妻子和女儿，都无法挽回他内心的绝望，1994年4月5日，柯特用一颗子弹结束了生命。4月8日，他的尸体被人发现，他自杀的死讯传向全世界。柯特•科本在遗书中写道，我已经没有任何激情了，所以要记住“与其苟延残喘，不如从容燃烧”！他终于像乐队名字“涅”一样，超越了生死的境界，十几年后的今天，他27岁的生命，依然是摇滚乐神坛上不死的神话。
麦卡锡主义——欺骗与谎言的代名词麦卡锡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帝国主义妄图称霸世界，对外扩张、侵略和对内反共、反民主政策的特殊产物，它是对美国传统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反动。麦卡锡主义的泛滥，说明美国垄断资本统治集团的右翼企图变换统治手法，在美国实行法西斯主义。然而麦卡锡主义的极端措施，既让美国人民深受其害，也有损于垄断资本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这是美国垄断资本统治集团最终摒弃麦卡锡主义的原因。麦卡锡主义得以在美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滋生，说明它也是垄断资本统治集团的一种统治手段。
二战后的美国，战争的阴影还没有消失，冷战的恐怖气氛又接踵而至。美国一方面在国际上与苏联对抗，另一方面在国内清除所谓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打击进步势力。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掀起了以“麦卡锡主义”为代表的反共、排外运动，涉及美国政治、教育和文化等领域的各个层面，其影响至今仍然可见。
1945年3月，美国众议院以207票赞成、186票反对，将其臭名昭著的“非美委员会”改为常设机构。与此同时，由于美国国内通货膨胀指数急剧上升，在短短的一年中发生了3.47万次罢工，共有450多万工人走上街头。众院非美委员会借机指责工会“已被共产党渗透”，极力煽动公众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迫害进步人士。
1945年3月11日，美国联邦调查局借口当年1月26日出版的《美亚》杂志上有一篇文章与他们掌握的一份秘密材料在内容上相似，伙同战略情报局的特工人员一起闯进了《美亚》杂志编辑部，并声称“从办公室搜出1700多份机密级和其他密级的政府文件”。6月6日，联邦调查局再次查抄《美亚》杂志编辑部，声称“搜查出1069页政府文件，其中有504页是保密性质的”。同日，美国司法部以“偷窃政府绝密文件”的罪名逮捕了曾在美军驻延安观察组长期工作的国务院官员谢伟思等6人。
事后查明，《美亚》杂志所使用的文件是谢伟思私人保存的发自延安的报告的副本，并非什么“绝密文件”。这些报告中的观点，大部分是谢伟思等人在延安的近一年时间里，通过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交谈和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成员的实地调查得出的真知灼见。如在1945年2月中旬，谢伟思在为即将回国的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魏德迈将军所写的备忘录中，建议美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奉行类似盟国对南斯拉夫的铁托游击队所奉行的政策——即像英国首相丘吉尔一样，根据一切党派在对德作战中的表现，而不是以它们的意识形态来判断提供援助与否；希望美国政府在制定其中国政策时从自身角度考虑，不要支持蒋介石政府打内战等。谢伟思被捕后，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将这一事件看作是“中美关系的分水岭”。
尽管联邦大陪审团在8月份宣布因证据不能成立，谢伟思无罪开释，但在《美亚》案的影响下，杜鲁门政府还是从1947年12月17日起开始对联邦政府、武装部队和国防订货承包商实行所谓“忠诚调查”。其调查对象的范围扩大到了荒谬可笑的地步。在帕萨迪纳，有个3岁的小姑娘为商店当广告模特，她的母亲接到通知书，小姑娘必须签署忠诚宣誓书后才能领取报酬。据统计，在“忠诚调查”期间，总共有2000多万美国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审查。在“忠诚调查”的影响下，美国的社会舆论也随之右转，教授社会科学的教师如果不在课堂上大骂苏联和共产主义就会被解雇，辛辛那提红色棒球队被迫更改了名称，甚至参加角逐美国小姐的候选人都必须陈述她们对卡尔•马克思的看法。恰在此时，威斯康星州参议员麦卡锡的一篇演说，将这一运动推向顶点。
1908年11月14日，约瑟夫•麦卡锡生于威斯康星州北部一个爱尔兰裔小农场主家庭。1939年，麦卡锡虚报年龄参加威斯康星州第七区巡回法庭法官的竞选，成为该区历史上“最年轻的法官”。从此，麦卡锡开始了充满欺骗与谎言的政治生涯。有人这样评价麦卡锡：“无比的大胆和某些方面的巧妙撒谎，使他的手法与一般的颠倒黑白有天壤之别。”
1946年，从军队中退役的麦卡锡参加参议员的竞选。从未上过战场的麦卡锡向公众宣称自己曾经数次“光荣负伤”，从腿上取出“10磅弹片”，凭借如簧之舌，于这年的11月当选威斯康星州参议员。在参议院任职的前四年中，由于行为不检点和进行大豆期货投机交易、赌博和酗酒，他的声望一落千丈。人们常说，“在麦卡锡参议员的公文包里经常装着一瓶威士忌酒”，他的“一大堆不同性质的事实和经不起验证的数字，把参议院和整个美国搞糊涂了”。尤其是1949年秋天，麦卡锡居然为屠杀美国士兵的纳粹党徒辩护，舆论哗然。因此，在这一年的民意测验中，麦卡锡被评为当年“最糟糕的参议员”。此时，他太需要有一根救命稻草来帮他保住在国会的位子了。
1950年2月9日是美国第十六任总统林肯的诞辰年纪念日，麦卡锡决定在这一天“把炮弹打向国务院”。在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安排下，他从华盛顿飞往西弗吉尼亚州的惠林市，在俄亥俄县的共和党妇女俱乐部发表了题为“国务院里的共产党”的演讲，声称在他手中，有“一份205人的名单”，“这些人全都是共产党和间谍网的成员”。“国务卿知道名单上这些人都是共产党员，但这些人至今仍在草拟和制定国务院的政策。”麦卡锡的演说有如晴天霹雳，令美国上下一片哗然。此前如履薄冰的麦卡锡则一夜之间成为声震全国的政治明星。
惠林演说之后，麦卡锡又相继飞往犹他州的盐湖城和内华达州的雷诺市，重复他在惠林的演讲。略有不同的是，此时的麦卡锡手中还挥舞着一张小纸片，这就是所谓的“间谍名单”。但是，按照他这时的说法，名单上的人数变成了57人。
2月11日，得意忘形的麦卡锡特地打电话给总统杜鲁门和国务卿艾奇逊，要求他们对他的演讲公开表态。收到电报后的杜鲁门恼羞成怒，愤而提笔回信道：“我确信，威斯康星州人民极其遗憾，他们的代表竟是像你这样一个没有责任感的人。”但是，在写完信后，杜鲁门并未将其发出，而是将其列入“归档”，他另外责成国务卿帮办普里福依打电话给麦卡锡，希望他“把名单公布出来”。
但是喜形于色的麦卡锡没有理睬杜鲁门的询问，又在参议院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所谓“揭露和清查美国政府中的共产党活动的浪潮”。朝鲜战争爆发后，麦卡锡更是借口杜鲁门政府中有人暗中“私通苏联”、“出卖了蒋介石集团”、“帮了共产主义的忙”，将民主党执政的20年称为“叛国20年”，并将锋芒直指杜鲁门政府。
1951年6月14日，麦卡锡借杜鲁门撤换朝鲜战争中的美方总司令麦克阿瑟之机，在国务院发表了平生最长的一次演说，直接指责杜鲁门政府对外政策重要制定者，曾经担任驻华特使、国务卿和国防部长，被杜鲁门称作“现今最伟大的人物”的乔治•马歇尔将军。在这篇6万多字的演说中，他将“叛徒”甚至“谋杀者”的罪名安在马歇尔头上，说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极力反对在巴尔干开辟第二战场，使得苏联先于西方盟国到达东欧；在雅尔塔会议上蒙蔽罗斯福，使苏联在领土等方面获利；在担任杜鲁门总统派驻中国的特使调停国共两党冲突期间暗中支持共产党，“出卖国民党”；在任职期间制定了对蒋介石集团不利的政策，“帮助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等。后来，麦卡锡还让他的助手编印了《美国从胜利后退：乔治•马歇尔的故事》一书出版，并广为散发。同时受到麦卡锡无端指责的，还有在战时和战后参与美国对华事务的欧文•拉铁摩尔、费正清、谢伟思、柯乐布以及时任国务卿的艾奇逊等人。1951年冬天，在麦卡锡的无端指责和谩骂中，马歇尔不得不主动辞职，回弗吉尼亚州里斯堡农场养老。
从1953年起，麦卡锡将魔掌逐渐伸向外交领域。是年4月，麦卡锡在两名年轻助手的协助下，开始对美国设在海外的大使馆藏书目录进行清查。在这次清查中，美国共产党领袖威廉•福斯特、左翼作家白劳德、史沫特莱等75位作家的书籍全被列为禁书，甚至连著名历史学家小阿瑟•史莱辛格和幽默作家马克•吐温的作品也被列入“危险书籍”之列。据估计，被剔除的书籍总数有近200万册。在此影响下，美国国内一些城市和学校的图书馆也纷纷查禁甚至焚毁“任何可疑的书籍和杂志”。被贴上“可疑”标签的书籍包括关于雕塑、精神病、酒类、托幼和建筑的专著以及侦探小说，甚至还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连一本介绍苏联芭蕾舞的书也因为提到了“苏联”而被麦卡锡主义分子付之一炬。
在“麦卡锡主义”最猖獗的时期，美国国务院、国防部、重要的国防工厂、美国之音、美国政府印刷局等要害部门都未能逃脱麦卡锡非美活动调查小组委员会的清查。同时，美国的左翼力量也受到空前的打击。仅1953年一年，麦卡锡的委员会就举行了大小600多次“调查”活动，还举行了17次电视实况转播的公开听证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麦卡锡的活动越来越激起公众的反对。在欧洲，人们更是将麦卡锡直接比作希特勒。国务卿杜勒斯更是向总统艾森豪威尔表达了这样的忧虑：“许多欧洲领导人似乎认为我们（美国）正在麦卡锡的领导下走向美国式的法西斯主义。”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甚至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在美国外交政策方面，究竟是艾森豪威尔的权力大，还是麦卡锡的权力大？在美国国内，有人发出这样的感慨：共和党已经是“一半属于麦卡锡，一半属于艾森豪威尔”了。
1953年7月，麦卡锡的助手马修斯在《美国信使》撰文，指责美国耶稣教会牧师中“受到了共产党的严重渗透”。教会立即将电话打到白宫，抗议马修斯的诽谤。艾森豪威尔立即回信，并通过电台向全国广播，谴责马修斯“不负责任的攻击”，并迫使麦卡锡解除马修斯的职务。这一行动被视为麦卡锡在1953年的“唯一引人注目的挫折”，同时，这也是艾森豪威尔准备向麦卡锡“摊牌”的标志。
在1954年的“陆军—麦卡锡听证会”上，麦卡锡遭遇了他的“滑铁卢”。当陆军部公布了麦卡锡的种种越权和违法行为，揭开了麦卡锡调查活动的黑幕时，麦卡锡则施展东拉西扯和哗众取宠的惯用伎俩，并当着全国电视观众的面，滥用参议院的议事程序，刻意干扰听证调查。当麦卡锡竭尽胡搅蛮缠之能事，肆意攻击在场的陆军部律师约瑟夫•韦尔奇的一名年轻助手时，一向和蔼的韦尔奇忍无可忍，一怒之下拍案而起，质问麦卡锡道：“参议员先生，你还有没有良知？难道你到最后连一点起码的良知也没有保留下来吗？”
1954年12月1日，在全国上下的一片声讨声中，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决议，对麦卡锡进行谴责。1957年5月2日，麦卡锡饮酒过量引发肝炎和神经炎，一命呜呼。以麦卡锡命名的时代终于结束了。
从麦卡锡主义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出，区区一个参议员之所以能有一种倒海翻江的能耐，是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再加上美苏关系紧张的大背景、“冷战”的大背景、“院外援华集团”的撑腰和国内民主党、共和党的政治斗争等原因才使得这位前海军陆战队队员如此猖狂了5年之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