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罗杵增
已明学诗宜从七律入手，且须先具备一个“诚”字，便可以谈实实在在的事情。接下来面临的，将是平仄、格律与押韵等问题。
平仄最难点在于辨别入声字。至于格律，本是半小时能说清的事，而押韵须押《平水韵》，也如同下象棋“马走日、象飞田”一般。这三点自然而然，在古人看来都不是难题。徐晋如先生的《大学诗词写作教程》（又名《禅心剑气相思骨》）一书已经说得明白透彻，拙文不再展开。这里要说的是下一个步骤：记诵工夫。
譬如一颗树的成长，记诵工夫对应储备养分。这一环节在种下“想学诗”这粒种子时，就开始了。贯穿萌芽至大树枝繁叶茂的一生，养分不够，不足以长成。学诗，当然要以不断写出好诗来期待自己。对初学者而言，平素的诗词积累是不够的，无论多寡，都缺少系统训练。记诵、尤其是专门针对学诗的记诵，重要性不言而喻。
记诵工夫 宜专且精（资料图 图源网络）
何之谓“专门的记诵”？此是对应“博采众家之长”而言。广泛去翻阅各大家的名作，背诵其中的名句，并理解借鉴之，化用在自己的作品里，这当然好。若等到至少能写出三五首合格律、对仗工稳的习作时，再来考虑这个问题，效果会更好。
初学伊始，宜专且精，尤忌博杂。“博杂”是对有一定基础的人而言，一开始没有圭臬的概念，就容易泥沙俱下。既明须从七律入手，则专注精研一家的七律，可以最大程度避免这个问题。而且必须找法度严明、有章可循的名家作品，深入来读，背进骨子里面去，如此方不失学诗之要。
以这个原则来看，七律属于近体诗，一般认为自唐杜甫时开始成熟，因而很多杜甫之前的名家都可以先排除出去。至于唐之后，今日多误解王国维说的“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列举唐诗、宋词、元曲等，演化到今日，居然成了耳熟能详的“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流弊至极时，多觉得唐后无诗，可供选择来记诵的似乎不多。
古今学者多有唐宋诗孰高孰下之争，正说明了二者足够相提并论，宋诗丝毫不逊色于唐诗这一事实。及后蒙元虽无多可取，但明末、晚清民国时，大诗家层出不穷，且多擅七律。如民国岭南诗宗黄节先生，其七律卓立诗坛，鲜有匹者。若人云亦云，信从流俗所说，那么及宋之后的大诗家将会被漏过，多令人遗憾。
这么看来，选择点似乎又多了。近代朱庸斋先生在《分春馆词话》中曾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话，全文抄录如下：“余授词，乃教人学清词为主。宗法清季六家（蒋、王、朱、郑、况、文）及粤中之陈述叔，祧于两宋，对于唐五代词，宜作为诗中之汉魏六朝而观之，此乃所持途径使然。故凡学词者，如只学宋周、史、姜、吴、张等，学之难有所得。惟一经学清词及清季词，则顿能出己意。此乃时代较近，社会差距尚不甚大，故青年易于接受也（清季词多结合时事，益易启发学者）”。这段话大可借鉴于学诗，从近代名家入手，再反溯而上，也是明路。
以作品水平高超 便于初学熏习为要（资料图 图源网络）
但需要注意，朱庸斋先生言明是“授词”，有师徒传承讲授的过程。近代有名的诗家，如陈三立、陈曾寿、郑孝胥、黄节先生等，大部分人鲜有听过，他们的集子也暂缺乏好的注本，对自学的人来说，一开始接触便要求深入理解，有一定难度。
再者，七律到了近代，变化多端，脉络隐得更深，没有唐宋七律那么清晰。再举黄节先生的例子，人称先生的七律有“唐面宋骨”，何之为“唐面”，何之为“宋骨”？对唐宋作品不熟的话，不容易觅得津梁。
可选作七律记诵的大家集子，当以作品水平高超、便于初学熏习为要。窃以为唐之杜甫、李商隐，宋之黄庭坚、陈与义等，都是较好的选择。一方面，七律可谓在杜甫手中迸发出无穷的生命力，李商隐更是接过这个宝藏，深入发掘，留下诸多七律名篇。黄、陈二公亦踵武杜甫，入而能出，七律各有面目。另一方面，他们都有一定数量的七律留存下来，题材多样，历代亦不乏注者，大致已足够初学时用来记诵模仿。
一般情况下，可先翻阅以上数家集中的七律，再从中挑选自认为最喜欢的一家。至于具体的注本，杜甫以《杜诗镜铨》为简要得当，李商隐、黄庭坚，则推荐陈永正先生选注的本子为最优。此外黄庭坚的话，还可以参读潘伯鹰先生的选注本。潘先生专力学黄庭坚，他的注本自有妙处所在。而陈与义的七律，则可自白敦仁的注本中挑选。
如能坚持不懈，背下二三十首，再下笔时，自然会顺畅很多。谁都不希望投入时间精力去学一样东西，结果只得其皮毛。进行专门的记诵，不单止是储备养分的过程，同时也能让人一开始便有较高水平的审美眼光，进而对自己的习作有所要求，知道我们与前贤的差距在哪里。方向定了，才有行进追随的机会。
诗有大美，而审美关乎天性，也并非无高下之分。但我们可以通过浸渍在优秀作品中的方式，让诗感染自我，徐徐化之。这种乐趣，要怎样才能解释清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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